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双路径的理论思考.pdf

年 月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第 期 总第 期 性别与教育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双路径的理论思考杨菊华（中央民族大学，北京）摘 要：教育成就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甚至政治资本都密切相关；它既是自致性向上流动的主要阶梯与通道，也直接影响初婚年龄等婚姻行为。教育时间的延长必然挤占或缩短个体生命事件的其他时间。通过分析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之间的理论关联可以发现，教育经由相互纠缠的直接和间接双重路径形成校园禁闭、改变婚姻品味、降低婚姻收益而作用于初婚年龄。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也越高。这一理论发现可为理解中国人口婚育行为的转变提供一个补充视角。关键词：高等教育；初婚年龄；性别逆转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作为个体经济潜力的表征、社会分层的“筛选器”以及自致性向上流动的主要阶梯与通道，是重要的个体禀赋变量。婚姻缔结被视为成人的标识，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生命事件，且在中国依然是形成家庭的基本前提。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与众多其他国家一样，经历了高等教育的扩张和初婚年龄的推迟。就婚龄而言，中国人的初婚年龄从 年的 岁，经过 年的 岁、年的 岁，到 年达到 岁；两性的初婚年龄都在增长，但女性的增速更快，性别差距缩小。面对初婚年龄的持续上升，学界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扩张、婚育家庭观念的变迁、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政策的提倡等多个角度进行阐释。其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最受关注；现有研究一致发现，高等教育对婚龄推迟具有确定效应，对女性的影响更大。初婚年龄的推迟带来连锁效应。从个体角度看，初婚年龄关涉女性的初育年龄和黄金生育期，进而作用于终身生育率；从家庭的角度看，初婚年龄关涉家庭的形成及此后每个阶段的家庭生命事件，故它不仅仅是一个时点事件，更是个体“成人”和家庭生命历程的起点，起点之别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生命演进轨迹。既有研究多以定量模式从不同侧面观照教育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单个研究都较深入，但得出的结论难免存在“盲人摸象”的碎片局限，系统讨论高等教育与初婚年龄的理论研究更为不足。那么，从理论上看，初婚年龄与女性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理论关系？有着怎样的关联路径与机制？这些理论问题依旧值得细致与深入的思考。本文围绕上述问题，以女性的高等教育为切入点展开研究。聚焦女性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虽然教育水平的改善和婚龄的推迟在男女两性中都存在，但鉴于年轻群体高等教育差异的消失甚至性别收稿日期：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时空特征、机遇挑战与路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作者简介：杨菊华，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人口学研究。逆转（女性超过男性），高等教育对女性婚龄的影响可能更大；另一方面，生理因素使得初婚年龄对女性的意义更为重要：在中国，初婚年龄决定初育年龄，甚至终身生育水平，即高等教育更会挤占女性的育龄时间。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中国高等教育和女性初婚年龄的变动趋势，进而从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系统阐解二者之间的理论关联，最后对未来二者关系的经验研究提出初步思考。无论以法定的初婚年龄为标准，还是以约定俗成的晚婚年龄为标准，教育年限的增加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的提升必然导致晚婚。在年轻群体高等教育性别比发生逆转的情景下，在个体婚姻家庭观念发生重大转变、依旧普婚但生育意愿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环境中，婚姻这一私人行为的公共色彩愈浓，不仅直接影响个体和家庭的生命轨迹，而且也与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全面三孩政策落地、人口与经济社会长期协调发展、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现有相关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但聚焦高等教育与初婚年龄之间理论关系的讨论还很少见。因此，从学理上对高等教育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门探索，并以一种归纳的方式，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是本研究的一个学理贡献。当然，该分析框架是否合理、有效，文中提出的三条机制链条是否真实、能否成立，尚需后续经验研究予以验证与厘清。一、高等教育和初婚年龄的演变趋势推进性别平等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水平是中国持之以恒的目标。改革开放后，生育政策和义务教育等制度要素，经济体制改革、高等教育扩张、家庭结构嬗变等结构要素相互交叠，使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得到巨大改善，由此对其婚姻观念及行为带来直接和间接的连锁反应。（一）高等教育的性别逆转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施行；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面向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全面开始高校扩招。年，全国高等教育录取人数仅为 万人，录取率为；年高校招生数为 万人，毛入学率仅为；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年，中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为 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比 年提高了 个百分点，高校招生人数（万人）是 年的 倍；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有 亿人拥有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占总人口比重的；年，中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毛入学率达到，在学总人数超过 万人，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同年，接受高等教育人口达 亿人，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年，劳动力人口的素质结构得到巨大改善。高等教育的发展并非仅是规模与数量的增加，而且也是结构的变化，如人口性别比的下降。尽管在不同出生队列中，教育的性别差距依然存在，但总体而言，因原有起点较低，故在后续义务教育阶段，女性的教育改善与获得情况更为凸显；在低龄群体中，高等教育的性别模式出现逆转。年，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中，男性占，性别比高达；年，两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均大幅增长，且女性的涨幅超过男性，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中，女性的比例升至；年，两性高等教育人数分别为 万人和 万人，年分别进一步升至 万人和 万人，性别比由 年的 进一步降至 年的。细分高等教育层级可知，年，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人口的性别比分别为、和，但 年，三者的性别比均显著下降，分别为、和，两性比例渐趋平衡。从普通高校在校女生比例的变动趋势来看（见图），年，本专科在校女生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不到；年，该比例达到，比 年提高了 个百分点，比 年提高了 个百分点；相应地，女研究生占研究生总数的比例已达，比 年提高了 个百分点，比 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双路径的理论思考年提高了 个百分点，女性的高等教育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年轻人口群体中高等教育性别模式的反转，无疑是中国社会千百年来最显著的变化之一，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中国政府经过 多年的努力，使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得到根本性改善。更多女性拥有更高的正规人力资本，可更好地参与社会劳动，更加独立、自信、自立、自强。与此相伴，女性对工作和家庭的偏好也随之嬗变，从而使得她们在职场和家庭领域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表现。图 普通高校本专科及研究生在校女生比例的变动趋势资料来源：普通高校研究生在校女生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网址：；本专科在校女生数据中，年及之前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址：；年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网址：。年 月 日查询。（二）女性初婚年龄的演变 年，男女两性的初婚年龄分别为 岁、岁。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初婚年龄的变动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规范调整和经济制度变革的客观结果。在小农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接受教育主要是男性的权利；婚姻在主观上并非仅仅局限于两性的欢愉，而是被赋予了实现家国之需等社会功能：国家借由家庭的早婚传统达到增加人口、扩大赋税徭役来源的目的；家庭通过儿子的早婚早育来实现血脉的继替和日常生活的安全保障，而女性则通过早结婚、多生子来获得并巩固自己的家庭与社会地位。为此，很多朝代都对两性的初婚年龄予以明确规定，且多具早婚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方面面颠覆性的变化打破了男女不平等的枷锁，女性逐渐获得了平等接受教育和婚姻自主的权利。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了婚姻包办等传统陋习，自由婚恋的观念得以广泛传播，女性日渐成为自己婚姻的主人。世纪 年代初，配合人口控制计划，国家提出晚婚、加大生育间隔、少生的家庭计划，但法律对晚婚并无明确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视男性年满 周岁、女性年满 周岁的初婚为晚婚，这种约定俗成式的晚婚并非法律强制，而是鼓励性、提倡性的。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扩张，人们的初婚年龄持续推迟，晚婚已成为中国普遍的婚姻缔结时间模式。图 展现了 年中国女性初婚年龄的变动趋势。此图呈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总体而言，年以来，女性的初婚年龄保持波动式上升趋势，从期初的不到 岁升至期末的近 岁；二是在过去 余年的时期内，女性初婚年龄并未呈现出单调的变动模式，而是具有“一降低、二缓升、二跃升”特征。“一降低”是指在 年，初婚年龄明显降低；“二缓升”（初婚年龄缓慢增长）见于 年前、年间；“二跃升”（初婚年龄跳跃式上升）出现于 年、年，前者在 年间增长了 岁，后者在 年间增长了 岁多。女性初婚年龄变动模式的多样化特征，透视出各自时代的政策制度与结构禀赋。比如，年，配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年第 期图 女性初婚年龄的变动趋势资料来源：年前的数据来自路遇、翟振武：新中国人口 年，中国人口出版社，年，第 页；其他数据分别来自 年和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合“晚、稀、少”的家庭计划，国家提倡“晚婚”，最低结婚年龄高于婚姻法规定的最低结婚年龄，由此带来在 年女性初婚年龄的第一次跃升；然而，年颁布的新婚姻法，虽然依旧强调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但对晚婚并无强制规定，由此出现了 年代初婚年龄的回落。但是，年国家多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婚姻管理 制止早婚早育的意见，计划生育与婚姻管理工作又得到加强；同时，年代末人口流动的加剧与高等教育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摆脱传统束缚与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故初婚年龄在世纪之交再次回升；年后，婚育家庭观念的变化使平均初婚年龄尤其是女性初婚年龄进入快速提高阶段，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增长了 岁。（三）高等教育与初婚年龄关系的实证研究初婚年龄的变动，尤其是女性初婚年龄的快速提升无疑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与个人禀赋有关，也与婚姻市场有关，包括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口流迁及婚姻成本的上升。聚焦于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发现，现有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受教育程度对初婚年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层次越高，婚龄推迟越久，初婚年龄越晚，女性尤其如此。国内关注女性初婚年龄变动的研究始于 年代中期。时安卿通过分析中国五城市调查在上海徐汇区一个调查点的数据发现，无论是女性的教育程度还是其配偶的教育程度，都与其初婚年龄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年全国 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从人口控制的角度出发，查瑞传认为，普及初中教育对推迟结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年全国 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结果进一步显示，农村、郊区、镇和城市四类地区女性的教育水平与初婚年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和 ，展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研究还发现，教育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且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若把女性视为供给方，男性视为需求方，高等教育的扩招使得供给曲线右移和需求曲线左移，致使“市场价格”下降，在此背景下继续维持传统婚配模式的高学历女性婚配失败的可能性更高。年，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初婚年龄为 岁，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初婚年龄为 岁；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初婚年龄推迟了 岁，超过同类男性的 岁；而且，高等教育每增加一个层级，初婚年龄增加 岁：大专、本科、研究生的初婚年龄分别为 岁、岁、岁。在 年间，研究生的平均初婚年龄为 岁，而文盲人口的仅为 岁。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初婚年龄与教育层级之间并非线性关系。就全国层面而言，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无论性别，受教育程度与平均初婚年龄的关系均呈现先略微下降再上升的趋势。未上过学的男性与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较大，男性的初婚年龄低谷出现在小学、初中教育层级，女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双路径的理论思考性则出现在扫盲班与小学层级，此后，初婚年龄随着教育程度的上升而持续升高。年，这组关系的基本趋势得到延续，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低谷出现在小学层级，此后，随着教育层级的提升而迅速升高。从地区层面来看，在北京，无论性别，初婚年龄最低群体均为学历为“技校 职高 中专”之人，与北京相近，上海市宝山区的男女两性初婚年龄低值同样出现在高中（中专、技校）层级。而且，从该层级开始，两地的初婚年龄随教育程度的上升而提高，其原因在于理性选择：即接受更高教育之人往往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的收入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先立业后成家”观念影响下，婚龄顺势推迟。尽管技校 职高 中专 高中本质上属于同一教育层次，但北京的研究发现，高中的初婚年龄却显著高于其他三类教育者。这可能是因为，与瞄准考大学的高中生不同，选择技校 职高 中专的人通常有明确的就业导向，毕业后也更易确定工作，故成家也较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尝试从不同角度分解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独立效用。研究发现，大学扩招政策将初婚年龄推迟了 岁，可解释 年女性初婚推迟的。不过，在不同教育层级，教育的作用并不一致：若不考虑内生性，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男性的初婚等待时间将增加，女性的将上升 ；若考虑内生性，两性的等待时间分别上升 和 ；完成初中教育的女性，其初婚等待时间比仅完成小学教育的女性增加，而完成高中教育的比小学教育者的等待时间增加了。同样，在不同时期，教育作用于初婚年龄的斜率亦不相同。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下降了 岁，而教育程度提高带来了平均初婚年龄 岁的增长；但在 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增长了 岁，其中教育程度变化带来平均初婚年龄的增幅达到 岁。这主要是因为，尽管在 年，九年义务教育制开始推行，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的占比显著提升，且教育日渐成为最为重要、相对最公平的上升通道，但因初中及以下教育的人的年龄大大低于婚龄规定，故教育的作用较小；而在 年间，高等教育的扩张，接受高等教育的时间与法律规定的结婚年龄交叠，故在这一期间，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影响作用增大。不同受教育程度对初婚年龄延迟的贡献率也存在差异。以女性法定结婚年龄 岁为标准，年女性初婚年龄延迟了 岁，年延迟了 岁，年则延迟了近 岁。二、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的理论链接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的实证研究表明，二者之间的确存在内在联系。但是，它们之间又是如何发生联系的呢？基于对国内外文献的系统分析、归纳、总结和理论思考，笔者认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途径、多条具体路径影响初婚年龄。图 展示了二者之间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具体来说，高等教育与初婚年龄通过密切勾连、相互作用的校园禁闭、婚姻收益、婚姻品味等要素而发生关联。需要指出的是，图中的各类要素并非完全独立或互斥；相反，部分因素之间也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婚姻收益和婚姻品味因素之间即是如此。下面对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理论链接的各个要素进行更加详细的解释和说明，从理论上分析各个因素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一）校园禁闭校园形成一个封闭的社会系统，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就与婚龄的关系而言，学校生活形成禁闭效应，通过结婚的时间门槛、学生与配偶角色身份的互斥、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婚姻市场的漏斗效应等四条路径，直接影响女性的初婚年龄，该效应具有客观性和一定的被动性。第一，因学习时间延长带来的“婚龄门槛”。在校就读时间的延长必然带来初婚年龄的推迟。一般情况下，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无疑会推迟初婚年龄，带来晚婚。传统中国社会多强调早婚，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强调但不强迫晚婚，男性 周岁、女性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年第 期图 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的理论链接注：本文仅关注图中的实线关系。周岁即可结婚。但是，如前所述，年，中国人的平均初婚年龄超过 岁，年，该指标接近 岁。初婚年龄的提高，无疑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教育在其中起到核心作用。平均意义上，人们在 岁之前就已完成了高中教育，但是，一个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女性，可能很容易就会在超过法律所规定的年龄结婚。完成大学本科教育的年龄约为 岁，完成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年龄约为 岁，而拿到博士学位之人，可能至少已经 岁，甚至可能超过 岁。换言之，在校时间越长，学历水平越高，“禁闭”的时间就越长，结婚的年龄门槛就越高。第二，因角色身份难以兼容带来的“互斥效应”。结婚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既有物质的投入，也有时间、情感和心力的投入。在现代社会，女性同时扮演多重角色。在求学阶段，个体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学生。接受教育做合格学生这个公共身份与结婚成为妻子这个私人身份之间具有一定的不兼容性。尽管从 年 月 日起，教育部取消了对大学生结婚的限制，只要符合法定要求即可成婚，且的确越来越多的博士研究生于在读期间结婚，但总体而言，在校生结婚的现象并不普遍。这是因为，一方面，学生的天职是好好学习；学校教育对学生有先赋预期，学业要求高，一个“理想学生”需全身心投入学业；而且，顺利完成高等教育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婚姻缔结要求女性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维持夫妻和家庭关系，完成社会对自己的家庭角色期待，经营家庭、生儿育女。可见，学生身份和家庭角色之间相互排斥，故先完成学业再进入婚姻市场既是一种普适性的期待，也是个体的理性选择。第三，因经济尚未独立而形成的“捉襟见肘效应”。结婚意味着婚姻中的人都要担负起家庭生计的责任。然而，虽有各种经济补贴与资助，但多数在校学生经济上尚无法自立；除博士研究生外，其他学生不仅难以履行养家糊口的责任，而且还需要依赖父母的经济支持才能完成学业，故高等教育不仅延长了学生的“禁闭”时间，也会制约他们学习以外的时间和精力，限制他们的经济独立性，在难以兼顾学业与家庭的情况下，他们通常选择完成学业之后再去承担家庭责任，这客观上推迟了初婚年龄。在现代社会，女性也是家庭经济的主要贡献者，是养家糊口的“半边天”，加之女性的家庭责任往往更重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详见下文的分析），高等教育对女性初婚年龄的影响可能更大。第四，因婚配机会错失带来的“漏斗效应”。如果说上面三个要素主要局限于校园的话，婚配机会的错失则突破了校园边界，将高等教育对婚龄的影响延伸到婚姻市场。高等教育提高了女性的人力资源禀赋，但这不仅可能未改善她们在婚姻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而且可能增加她们搜寻配偶的难度，从而使得女性可能错过最佳婚龄期。中国自古就强调“门当户对”的同质婚和“男向下”“女向上”的婚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双路径的理论思考配模式。教育层次的提升具有既定的层级路径和前后递进关系，且每一教育层级都会对低一层级的受教育者进行筛选，故教育水平越高、人口规模越小，择偶时备选的异性也越少。当下，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其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已难持续，但是，在现实中，男性更倾向于地位低于自己的配偶而女性更倾向于寻找“强”于自己的婚配对象，这种传统格局并未彻底改变。故此，高学历男性的婚姻市场不断扩大，但高学历女性配偶搜寻的时间更长、匹配的难度更大。换言之，这种婚配模式与高等教育比例性别逆转的叠加，使得女性的择偶范围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而不断收窄，能与之“般配”的男性更少，形成“漏斗效应”，一些女性可能在不觉之中就错过了适婚年龄。（二）婚姻收益教育除直接影响初婚年龄外，也通过市场效应或婚姻收益间接影响婚龄。婚姻收益既具有客观的结构性，也具有主观的意愿性。女性在校时间的延长、高等教育性别比例的逆转，改善了女性的非农就业机会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然而，因女性依旧是家事的主要承担者，结婚生育会提高她们社会参与的门槛，甚至可能中断其市场参与，进而弱化其正规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故她们可能主动推迟结婚、延长市场活动时间与活跃度，以巩固和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第一，城镇化与婚姻替代和干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多聚集在城市，受教育水平越高，在城市居住和工作的机会就越大。城镇居住具有观念更开放、生活更丰富、行为更自由（如远离原生大家庭的压力）、视野更广博等特征，这些特征给婚姻带来更大的替代效应，即婚姻的效用可（至少部分地）被外在物品替代。单身的收益既在于有更多时间追求职场发展，亦可在婚姻市场上获得更多异性的信息，有助于提升婚配质量。研究发现，城镇化进程 如人口的地域流动 会推迟流动者的初婚年龄。在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居住证暂行条例推行之前，流动对初婚年龄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比如，在上海，外来农村妇女群体中流动后初婚者的初婚年龄明显大于流动前初婚的妇女；在北京，平均初婚年龄最低的是本地户籍人口，而流动女性的初婚年龄及增长幅度最大。其中，既有流动过程形成的障碍因素（迁移活动本身需要过渡和安顿的时间，如先要解决住房、工作等生存问题以及因社交圈变化带来的心理适应问题），也有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其他影响：如拓宽了个体社会阶层的晋升渠道，增加了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故较早作出配偶选择和结婚决定无疑增大机会成本。此外，大规模的人口流迁，使得男女双方都有可能接触、选择来自不同地方、具有不同观念、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故他们在婚姻选择上拥有更多的自由，初婚年龄也可能更大。中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发生行为先行、观念滞后的婚龄超前推迟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一步推进，初婚年龄将仍有较大推迟空间。第二，非农就业机会与婚姻的挤出。婚龄时间不仅是人们进入婚姻市场的重要时间，也是个体事业发展、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断取得成功的时间，故初婚年龄的上升，也与女性非农就业机会普及后对婚姻形成的挤出有关。概而言之，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的社会参与机会显著改善，在劳动力市场上越可能有更好的表现，由此带来一连串的反应。比如，更多和更好的经济社会参与提升了女性自身的经济独立性，使其能够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贡献者。这就消解了她们对未来配偶的依赖，消除了为未来寻找经济依靠而过早结婚的必要性，提高了婚姻之外的收益与婚姻的可替代性，从而自然而然地延长了从初始就业到初婚的时间。研究发现，女性是否参加工作以及职业状况均对初婚年龄有很大的影响。又如，非农就业也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和更好的纵向社会流动机会，但传统的家庭角色与家庭责任可能制约她们的社会流动，即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和社会性别分工，使得结婚可能对女性的职场发展带来惩罚效应，故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潜力越好，结婚也就越晚。换言之，女性可能借由推迟结婚，主动延迟这一惩罚效应的发生时间。再如，收入改善与婚姻成本。教育赋予个体更多样的职业选择、更高的职业声望与成就感，从而可能抬升婚育时间的影子价格，促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削减投入婚育的时间，驱动个体为事业发展而牺牲交友约会的时间，减少婚姻投资。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年第 期反过来看，步入婚姻意味着减少用于事业发展的时间，由此产生工作技能、薪资收入、职位晋升等方面的损失，在已婚男性的工资收益明显超过女性，而已婚女性的职场发展和收入水平都会受到更大制约的背景下，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已婚女性将遭受更高的机会成本。显然，高等教育削弱了婚姻效用，经济上已经独立的女性无须依靠配偶维持日常生活或改善生活水平，由此降低她们对婚姻的预期收益。为避免或减轻婚姻给收入带来的惩罚效应，女性可能会主动地放慢进入婚姻的步伐。（三）婚姻品味婚姻行为都会深受所处时代婚姻制度和性别角色期待的制约。婚姻成本的提高、收益的降低、替代性的增强，直接改变了女性的婚姻品味和性别角色观念，成为婚姻观念变迁的根本动力，进而推迟初婚年龄，构成教育影响初婚年龄的另一条间接路径。如前所述，传统社会实行“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当前，虽然“男主外”的传统被女性打破，但“女主内”的模式依然普遍存续，妻子仍承担绝大多数家庭事务，生育、哺育、养育、教育依然需要花费她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方面，不公平的家庭责任可能消解女性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和信心，构成她们组建家庭的无形障碍；另一方面，婚育家庭生活可能削减她们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成为其职场发展的现实阻碍。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角色身份和责任形成冲突，由此推动了她们婚姻观念的变迁。第一，性别角色观念的改变。性别角色观念反映社会文化体系对两性的不同期望和规范，包括两性所持的不同态度、情感、价值取向和社会行为模式，如婚姻市场的“男高女低”，社会分工的“男主外、女主内”等。当下，中国人的性别角色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教育正是改变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主要原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赋予女性更多的角色身份，她们被并入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既是女儿、妻子与母亲，也是学生、员工、同事与领导。新的角色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参与机会与能力，她们可更多地从事私人领域之外的有酬劳动，且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和经济社会地位随教育程度的提升而增强，过去可能仅由家庭角色带来的成就感和效能感被削弱，从传统婚姻中获得的收益与婚育激励也不断弱化，而由新的社会角色带来的自我价值相应提升，由此减弱了她们进入婚姻的动力。婚姻动力的减弱与追求职场发展和增强经济独立性、避免家庭责任对职场带来的负向溢出效应的渴望，相交织，驱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主动推迟婚龄。第二，婚姻价值认知的转变。在小农经济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婚姻是女性人生的必然选择，也是其长大成人的具象标识，结婚、生育、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是女性的重要人生目标。进入工业社会后，加速演进的现代化进程，使得婚姻从个体和社会生活的必需品转为选择品。在小农经济时代，婚姻具有明显的交换属性，并通过婚姻制度加以固化：男性是家庭面包的提供者，女性则通过生儿育女和经营家庭换取生存的资本，故婚姻对男女两性尤其是女性具有保护作用；即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婚姻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夫妻双方共享财产和收入、共担家庭支出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降低疾病等意外事件带来的负面冲击。同时，在社会文化生活比较单调的年代，婚姻还可提供其他途径无法获得或难以获得的归属感与情感寄托。然而，教育具有自我引导性，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体的视界就会越开放和多元，越可能摆脱世俗成见，形成更加独立自主的观念意识和更为尊重个性、尊重自由的婚姻家庭观念，进而更易摆脱传统婚育观念的影响，改变婚姻目标。同时，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国家通往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其走向普及化的背景下，其对于人的现代性的潜移默化效用也不容忽视。“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办事讲究效率”“重视有计划的生活和工作”“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等现代人的特征，深刻融入高学历人群的行为处事之中。于是，女性拥有了更加自由地作出基于自身理性思考之决策的机会，由此更易因选择的过程而延迟初婚年龄。此外，受教育水平作为个体经济社会地位的起点，给人们带来一连串的溢出效应：职业声望更高、经济独立性更强、个人条件更优越，故这样的女性对婚姻更难将就，希望持续搜寻各方面都“门当户对”甚至优于自己的婚配对象，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延婚龄，甚至可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双路径的理论思考能导致难以婚配。而且，个体主义的兴起，增加了人们对一些非传统家庭行为的接受度，同居比例的上升就是如此。作为一种过渡的“家庭形式”，同居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婚姻的替代，也构成影响女性推迟进入婚姻的因素之一。第三，工作家庭关系观念的嬗变。当受教育程度很低时，女性往往只有“家”没有“业”，其人生活动舞台主要局限于家庭边界内。而在受教育程度大大改善的背景下，家庭与职场就成为她们人生两个最重要的场域，故也就有了“成家立业”或“立业成家”的权衡。究竟是“先成家后立业”还是“先立业后成家”，这一决定既受到城镇化、就业、收入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也受制于个体对待工作家庭的态度和观念。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仅会提升女性对自己的期望，而且也会提升她们对家庭、孩子的期望。一般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的眼界更高、视域更开阔、资本禀赋更多样，也更希望利用人力资本积淀而不断优化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甚至政治资本，从而提升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这样的职场期待可能驱动女性在职场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在职业发展的初期阶段（而此时也正是步入婚姻的黄金时期），在职业与家庭的天平上，她们更可能倾向于职场。不仅如此，这样的女性对孩子的期待也会更高，更看重子女的质量而非数量。过去，她们需要通过早结婚、早生子来获得、稳固并提升自己在（大）家庭中的地位。当下，养育出一个优秀的孩子不仅能获得家庭地位，也能极大地提升自己的效能感。为保证孩子的质量，她们首先必须打牢自己的经济基础。无论是对自己的期待还是对子女的期待，这样的女性都更可能变通传统的“成家立业”模式，而选择先立业后成家。上文从一条直接路径和两条间接路径，分析了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的关联机制。图 展示了高等教育与初婚年龄之间的现实关系。通过分教育程度的女性初婚年龄变动趋势，可以直观且清晰地展示高等教育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作用。以小学学历为界分，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女性初婚年龄保持稳定的上升趋势。其中，高等教育群体长期处于前三位，研究生大学本科大学专科的初婚年龄模式基本稳定，且随时间的推移三者的差距持续增大，从 年的 岁扩大至 年的 岁。这与上述关联机制的分析形成了呼应，理论分析很好地填补了实证数据的解释空白，中国女性初婚年龄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通过校园禁闭、婚姻收益、婚姻品味及三个要素间的相互勾连，被赋予更大的提升空间。图 分教育程度的女性初婚年龄变动趋势资料来源：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三、总结与思考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非农就业机会的改善，性别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女性也获得了更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义务教育的推行、高等教育的扩招，从根本上扭转了教育的性别模式，由此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中包括对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的影响。本文从理论上梳理、分析了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建构了二者关联的路径与机制。教育时间的延长，对个体包括初婚在内的其他生命事件的时间形成挤压，会推迟其他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年第 期生命事件的进程。高等教育经由相互纠缠的直接和间接双重路径，通过形成校园禁闭、降低婚姻收益、改变婚姻品味，共同推迟女性初婚年龄。首先，高等教育通过禁闭效应直接影响婚龄。在客观上，高等教育挤压了女性的适婚年龄，推迟了女性承担家庭角色和拥有经济独立性的时间，挤占了她们的婚姻市场，使她们难以在黄金婚龄期步入婚姻。在传统“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下，受教育程度越高，适合女性婚配的男性人数越少。实际上，高等教育带来双重挤压：来自男性的挤压和来自低龄女性的挤压，从而可能延长女性的婚姻搜寻时间，推迟其结婚年龄。其次，高等教育通过市场效应或婚姻收益间接地影响婚龄。女性在校时间的延长、高等教育性别比例的逆转，改善了女性的非农就业机会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优化了她们的职业与收入，而传统性别角色规范的延续，又使得她们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经营家庭。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的不兼容，弱化了婚姻的收益，提高了婚姻的成本，故她们可能通过推迟婚龄来延长市场活动的时间与活跃度，降低婚姻带来的职场“惩罚效应”。可见，婚龄推迟的背后是工作与婚姻的权衡与博弈。再次，高等教育还通过改变婚姻品味间接地提高婚龄。婚姻成本的提高、收益的降低、替代性的增强，成为婚姻观念转变、婚姻年龄推迟的根本动力，而这些改变又可归为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与性别比例的逆转。传统分工模式中“女主内”模式的普遍存续，使得婚育家庭生活与工作责任很不兼容。结构性因素的变化，改变了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改变了接受高等教育女性的婚姻价值认知与人生目标，也改变了她们对待工作与家庭关系的态度。最终，这些变化传递到初婚行为，带来初婚年龄的推迟。当然，本文仅仅讨论了一个平均人，且仅仅是女性平均人，未考虑性别差异，亦未考虑城乡、代际等人群差异。毫无疑问，男女两性的婚姻都在推迟，且经济越发达、人口越年轻，初婚年龄越晚。同时，笔者也未考虑教育与婚龄关系随时间与年龄而变化的可能性。现实情况是，在高等教育持续扩张、年轻一代高等教育成为常态之时，性别之间的教育差异越来越小。尽管中国人的普婚传统并未改变（岁及以上人口的非婚比例很低），但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仅仅 年，进入普及化阶段的时间更短。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高等教育对婚龄的作用尚不充分且可能存在滞后效应。本文仅从理论的角度，为理解中国人口婚育行为转变提供了一个补充的视角，而现实情况究竟如何、二者关系究竟如何变化，这些问题都还需使用经验数据、借助时期与队列方法进行比较，并通过模型建构，对本文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予以检验。参考文献 贺光烨，张瑶，吴晓刚教育程度越高，结婚就越晚吗？婚姻市场上本地户口的调节作用社会，（）：张银锋，侯佳伟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人口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中国青年研究，（）：葛润，黄家林大学扩招是否影响了结婚与生育？经济学报，（）：刘伯凡，刘叶高等教育的婚姻效应：推迟结婚还是选择不婚？来自合成控制法的新证据上海财经大学学报，（）：朱州，赵国昌上大学会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基于 模型的估计人口学刊，（）：胡湛，彭希哲中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趋势分析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考察社会学研究，（）：许琪外出务工对农村男女初婚年龄的影响人口与经济，（）：潘丽群，李静，张少华流动经历、流入城市与流动人口的婚姻推迟经济学动态，（）：彭大松人口流动与初婚机会：福音还是梦魇？基于 数据的分析人口与发展，（）：李建新，王小龙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与初婚风险 基于 年调查数据人口学刊，（）：王鹏，吴愈晓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的研究社会，（）：杨菊华生命周期视角下的中国家庭转变研究社会科学，（）：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双路径的理论思考 董鲁皖龙扎根中国大地 奋进强国征程 新中国 年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历程（）：教育部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部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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