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导向、现实困境与教育调适.pdf

41陕 西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41陕西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41陕 西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导向、现实困境与教育调适胡彩霞 檀祝平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摘 要:高技能人才培养是推进我国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关键要素，在迈向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家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政策导向体现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推进高职教育引领、支持企业积极参与、扭转传统社会观念等层面。高职教育肩负优化教育结构和人才结构的双重职责，基于当前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在本体认知、价值辨向、实践效用等层面面临的现实困境，高职教育可以通过培育工匠精神、改进教育教学模式以及深化产教融合对其进行调适，从而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关键词：高技能人才；技能形成；高职教育；教育调适一、问题的提出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和战略。同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强调“以培养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先导，带动技能人才队伍梯次发展”。同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弘扬工匠精神，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2022年4月20日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也突出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建设技能型社会”。同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技艺精湛、素质优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高技能人才队伍”。毋庸置疑，这些政策突显了国家立足新发展阶段对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必然趋向。高职教育肩负优化教育结构和人才结构的双重职责，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高职教育的现代化水平和服务能力得以提升，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了重要人才支撑。“高职教育”自1996年的职业教育法出台确立其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法律地位以来，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通过国家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双高计划”等工程的持续推进，在基金：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代高职教育促进江苏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研究”（编号：2020SJA1302）,主持人：胡彩霞；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江苏乡村振兴路径研究”（编号：C-b/2021/03/31）,主持人：胡彩霞；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新时代高职教育现代化建设研究创新团队”成果。职业教育这盘大棋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引领着职业教育体系由规模型向质量型转变。新时代的高职教育进入提质培优的高质量发展期，在国家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政策红利下克服自身发展短板，提高适应能力。培养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是时代赋予高职教育的使命担当和意义所在。二、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政策导向高技能人才培养离不开政策的牵引与调控，而政策本身就是国家对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21世纪以来，国家不仅在战略行动纲领中体现了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视，各个部门也都在相应阶段颁布了与高技能人才培养相关的诸多政策文件，在政策演变过程中，体现了国家对高技能人才培养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推进高职教育引领、支持企业积极参与、扭转传统社会观念等层面的牵引与导向。（一）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导向从21世纪初至今，我国共制定了五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反映了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政策调控（详见表1）。从各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所呈现出的时代特征、战略思想以及关于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表述，可以反映高技能人才培养承载着服务国家战略导向的重要使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目标与导向根据国家对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制造强国等发展战略的实施及强化，在不断更新与变化。在不同国42 陕 西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42 陕西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42 陕西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家战略背景下提出的“较高技术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统筹推进包括高技能人才在内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人才质量，优化人才结构，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建设包括高技能人才在内的规模宏大的人才队伍”等表述，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强调从数量与规模到质量与结构、从关注高技能人才所带来的经济目标与效益到关注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及待遇。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而发布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是个重要分水岭，文件对“高技能人才”的描述频次达22次，之后的政策文件也体现出更全面地落实高技能人才培养及保障。国务院在2015年后发布的关于高技能人才的工作文件，如：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2018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2019年）等，相较于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2003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2006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等2015年之前的文件，对高技能人才培养机制、培训基地建设、保障制度等都提出了更加系统的指导性意见。（二）推进高职教育引领导向国家制定的促进高职教育发展相关的政策与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倡导紧密耦合，高职教育对高技能人才的引领作用伴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历程而愈加凸显。从21世纪以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磅级政策文件来看（见表2），可以发现：职业教育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地位和作用愈加凸显，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定位更加清晰。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从表2中“对职业教育地位的强调”一栏可以看出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对职业教育地位的定位描述，尤其是2019年将职业教育定位为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2021年强调了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突显了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提升。伴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历程，国务院出台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文件对职业教育的层次和类型更加明晰化，对于高职教育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层次和作用，从强调与中职教育及其他教育类型的沟通，到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再到通过“提质培优”引领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现了高职教育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上的重要引领作用。除此之外，教育部也在相应阶段制定了系列文件落实高职教育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彰显出高职教育对高技能人才培养从规模扩展转向内涵建设。从相关文件的命名来看，从教育部单部门发文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2006年）、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2011年）等宏观指导意见，到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发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等分年度项目引领式行动计划，逐渐趋向于通过问题导向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旨在通过高职教育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益。（三）支持企业积极参与导向通过企业参与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是国家强化人才强国战略及推进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导向，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高技能人才培育的内在要求。从二十年来国务院发布的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文件来看，对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主要呈现出两个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是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发布。该文件提出“健全企业参与制度，深化产教融合，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相较于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充分依靠企业举办职业教育，强化自主培训功能”、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企业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培训制度”，意味着校企之间从浅层次优势互补“合作”转向了深层次协同育人“融合”。第二个分水岭是2017年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的发布。这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第一个专门关于“产教融合”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通过拓宽企业参与途径等多种渠道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在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上作了具体部署，构建了校企合作长效机制。为此，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紧扣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提出“校企合作实行校企主导、政府推动、行业指导、学校企业双主体实施的合作机制”。之后的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工作的通知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试点建设培育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工作方案的通知以及2021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都对支持企业积极参与高技能人才培育的目标任务、形式内容、质量保障等作出了重要导向。（四）扭转传统社会观念导向为了扭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重普轻职”等传统社会观念，国家对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氛围营造从政策上积极引导。二十余年来，国家在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系列文件中都强调营造技术技能型人才社会氛围，从倡导弘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社会风尚，到促进形成“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专门发布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分别于2020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2021年发布“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等，从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待遇水平、社会地位、贯通机制、精神弘扬等多个层面营造技能成才的良好氛围。2022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43陕 西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43陕西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43陕 西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又明确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大力宣传技能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进一步营造重视、关心、尊重高技能人才的社会氛围，形成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这将大大扭转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认知偏差，增强高技能人才的职业文化自信。三、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尽管21世纪以来国家在各个领域的政策对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都作了积极的引导，但从我国目前技能劳动者的层次结构上来看，技能型人才结构现状与技能型社会建设对人力和技能支撑的需求还不匹配。“十三五”期间，我国新增高技能人才超过1000万人，但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人才总量的28%，这个数据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1。综观我国当前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笔者认为主要存在本体认知、价值辨向、实践效用等层面的桎梏。（一）本体之“歧”：“技术导向”下的“精神”枯竭何为“高技能人才”以及为何进行“高技能人才培养”，是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面临的前提性问题。长期以来，随着技术本身的现代性发展，“祛魅后的现代技术在给人类带来丰富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类精神的匮乏以及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2。各界对“高技能人才”的内涵理解也因时代变迁下对技术的不同理解而存有争议，反观当前学术界对“高技能人才”的概念界定，依旧存在诸多分歧，主要有以下几个代表性观点：一是从对技能掌握维度将“高技能人才”界定为“只有掌握精湛技术、能够解决实际难题的技术人才”3。此类观点过于注重技术的娴熟度，忽视劳动者综合素质，造成对高技能人才的内涵理解片面化。二是从职业资格维度将“高技能人才”定义为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为代表的、拥有精湛技艺的、具备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的高级人才4。此类观点从技师的职业分类角度对高技能人才进行定义，窄化了高技能人才的职业范畴。三是从区分于一般技能人才的维度将“高技能人才”定义为“人才基础层次中的技能型人才类型，具备精湛技艺以及解决复杂性、关键性和超常规实际操作难题的能力”5。此类观点从对技术的分类分层界定高技能人才的特殊性，过于关注劳动者岗位领域的工作内容。可见，关于对高技能人才“是什么”的概念表述各有侧重点，但总体反映其“技术导向”的本质，而忽视了高技能人才培养是一种教育活动，其前提是培养“人”的活动，是“深入我们的心灵、长久地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并且催人向善的事物”6，起着引领性灵魂作用的“精神”本质在教育活动中消散的话，将会导致受教育者“精神”枯竭而沦为技术的奴隶。（二）价值之“迷”：“技以致用”下的“兴趣”缺失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价值视角来看，可以分为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强调对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展所达到的“技以致用”功效。内在价值关注主体本身的身心发展、职业成长、兴趣满足等个体价值实现。可以说，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有机统一、不可偏颇。尽管国家对职业教育地位的政策强化有目共睹，然而，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现代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前众多青年依旧将职业教育视为“低人一等”“差等生”的“技以致用”教育类型，职业院校是考不上普通高中、考不上普通本科院校的无奈之选，即便经历几年的职业院校培养，也难以转变他们对技术技能“苦脏累”的价值转换，他们择业时也会对技术技能型岗位“望而却步”或者将其作为短暂的过渡。正如有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现象：“那些在技术技能提升上倾注大量时间与精力的技术工人抱有学技术为了不再做技术的心理，他们为提高技能水平的最终目的是脱离技术岗位”7。因此，技术技能型人才对“技术”或“技能”的价值处于“迷失”状态，再好的激励政策、再好的培训平台都难以激发职业情感，这种对技术的“兴趣”缺失严重影响其职业热情而阻碍技术技能水平的提升。再者，从职业院校机构和企业的角度，“教育之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性被“教育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所遮蔽8，院校和企业在国家政策对高技能人才的重视导向下正在努力探索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质量”培养，但对教育对象内在“兴趣”激发的关注日渐式微。（三）实践之“阻”：“各自为营”下的“系统”割裂技能形成是一个既关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制度构建与完善，又关乎国家、企业、教育之间合作制度构建与完善的宏观战略问题9，技能形成离不开国家制度框架下的多方支持系统。从上述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政策导向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近年来国家出台了方方面面关于推进高技能人才培养相关的政策制度，从高技能人才发展的激励与保障、高技能人才教育供给制度、高技能人才企业培训制度、高技能人才社会氛围营造等多层面支持高技能人才的技能形成。正是因为技能形成不仅关涉国家经济利益、社会稳定，也涉及高技能人才个体价值及幸福指数，这就需要技能形成支持体系充分地耦合、协同。但是我国目前高技能形成的支持体系还存在着以下两方面的难题：一是促进高技能人才技能形成政策体系难以形成整合统一的系统。尽管关于高技能人才培养在国家战略实施、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技能提升、产教融合等各个领域的政策文件中均有表述，但由于政策发布主体、政策目标指向、政策目标群体等都存在差异性，各个领域的政策文件也就形成了“各自为营”的话语体系，导致政策体系成零散状态而缺乏系统性。二是高技能人才技能形成的知识体系与经验体系难以融合。技能形成过程主要包括发生在学校的技能知识学习和发生在车间的技能经验积累6，毫无疑问，此过程既强调了技能习得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的结合，也突出了院校培养与企业实践的融合。然而，产教“两张皮”现象依旧是影响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问题，职业院校所存在的“重就业率、轻就业质量”、企业所存在的“重技能使用、轻技能培训”等“各自为营”现象及做法不44 陕 西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44 陕西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44 陕西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利于高技能人才的技能形成。四、基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高职教育调适高职教育因其跨界性的先天优势，也因其“姓高”“姓职”的双重属性，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作用发挥上可谓是“大有可为”。基于当前我国高技能人才培育的政策导向及其面临的现实困境，笔者认为高职教育可以通过培育工匠精神、改进教育教学模式和深化产教融合对其进行调适，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高技能人才培养。（一）培育工匠精神，筑牢高技能人才精神内核高技能人才培养作为“使人成为人”的教育活动，离不开“精神”的感召力量，工匠精神是激发高技能人才实现自身价值的精神驱动力，是筑牢高技能形成的精神内核。工匠精神不仅能够从精神层面提升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综合素质，适应未来职业发展，更是高技能人才之“高”的精神要核和重要内容。在高职教育阶段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应注重以下几个层面的素养提升：首先，高职学生要对从事的专业技能高度自信，清晰认知高职教育与学科型本科教育同等地位、不同类型，只要发挥自身的技艺专长就一定会受人尊重、受人敬仰，即“职业无贵贱，术业有专攻”。其次，高职学生要在技术技能活动中精益求精，在技术专业实习实训过程中，对技能过程或技术产品秉持“精雕细琢”“一丝不苟”“耐心专注”的态度，将每一个工艺环节、操作步骤、技术标准执行到极致。再次，高职学生要在技术探索中勇于传承创新，除了通过反复试验、操作进而熟练掌握经验性技术，也要学会批判性反思，善于学习各类新知识，利用新工具、新技术、新方法等对产品或工艺进行创新，实现功能或功效上的升级与超越。最后，高职学生要在技术职业生涯中追求“宁静致远”，追求深入骨髓的“职人精神”，克服轻浮急躁、急功近利的心态，保持一颗不为杂念所左右的宁静之心。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一是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专题教育。如：专门以工匠精神为主题的学习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融入工匠精神学习元素，开展大国工匠、优秀工匠校友等工匠典范入校园的专题讲座，深入剖析工匠精神所焕发出的生命韧劲，从而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工作观、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二是以专业课程为载体的领悟学习。学生通过刻苦钻研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了解专业职责和使命，并在不断操练过程中掌握娴熟的技能操作技术，以高标准提升技术产品的质量与品质，渐渐领悟到以“工匠”要求形成的技术产品让自身体会到无与伦比的美感。三是从企业实训实习中寻找标杆。学生在技术技能操作的真实场景中，除了学会掌握对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运用，更要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观察企业师傅的高超技术和非凡品质，寻找心目中的工匠精神标杆，探索他们是如何做到与机器、技术、环境的融合。四是从校园工匠文化中品味底蕴。学校要使学生理解校园的道路名、楼宇名所蕴含的育人理念，理解校园的墙面标语、雕塑、文化长廊所诠释的职业教育信念，挖掘身边的榜样优秀工匠校友的工匠精神特质等。（二）改进教育教学模式，激发高技能人才内生兴趣面对高技能人才培养价值维度的重“技以致用”而致使主体“兴趣”缺失的现实，高职教育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阵地，应充分关注培养对象内在价值诉求，激发个体对技术、技能的内生兴趣。根据哈贝马斯的“兴趣”框架，职业教育应以培养学生的工具理性、实践理性、批判理性为基本内容，着力于对学生的技术兴趣、实践兴趣、解放兴趣的满足与实现10。高职教育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旨归，有效的教育教学模式可以促发学生对技术、技能“理性兴趣”逐级补充与深化、反思与超越，从而通过激发内生动力循序渐进地促进技术技能人才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级别递进，进而实现高技能人才从“有业”到“乐业”的美好生活。反观我国高职教育当前教育教学模式，“不少高职院校花费大量精力去培养学生的硬技能，却恰恰忽视了对学生软技能的培养”11，遵循高技能人才成长的独特规律对当前高职教育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必要且紧迫。首先，树立终身性发展的教育教学目标观。高技能人才成长周期漫长，无法在高职教育三四年时间内“一蹴而就”，需要“通过终身学习、终身教育以及其他形式的学习来适应时代变化对人才的需求”12，着力于学生可持续性的终身性发展教育教学目标观是提升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高职教育在自身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因过于追逐“优绩”而迷失教育教学目标，一来企图在有限的教育阶段完成高技能人才的全部培养过程，二来将有限的教育教学资源投入少数学生的技能竞赛中，对学生个体终身性发展的关注“渐行渐远”。因此，高职院校应清晰定位教育教学目标，设置可以促进学生持续学习、持续技能提升、持续工作与生活的能力目标。其次，强调意义生成的教育教学知识观。从知识观的角度，认为高技能人才的知识体系包括显性成分和默会成分，而后者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是需要主体进行积极主动建构而完成意义生成的过程。因此，高职教育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应结合高技能人才成长的能力要素和素质要素递进规律，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积极构建自身技术技能和心智世界；在课堂教学资源设计上，开发整合有序、学做合一、遵循学生认知规律的教材新形态，克服传统“教科书”式静态固化教材形态；在教学方法运用上，探索启发式教学法激发学生的“向学性”，唤活学生内生学习力，在“学中做、做中学”中建构技术技能知识与经验的意义生成。再次，注重多元增值的教育教学评价观。教育教学的成效导向离不开科学的评价，“教育的类型与教育对象的智力类型不同，评价的标准和手段也应不同”13，基于焕发学生内生兴趣的高职教育教学评价应注重多元性与增值性的结合。所谓多元性，是从教育教学评价方式而言，根据高职院校生源的多元性以及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差异性，将评价方式45陕 西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45陕西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45陕 西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从重在关注结果转向重在关注过程，利用综合纸笔测试、技术设计、技能操作等多元化方式进行评价。所谓增值性，不以终结性学业成绩评价为定论，而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在专业能力、社会能力、方法能力的综合能力是否得到提升，重在通过评价达到学生技能与素质的增值，提升学生的学习“获得感”。（三）深化产教融合，促进高技能人才技能形成体系从高技能人才技能形成路径来看，学校教育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体系与真实企业场景中形成的经验体系需要高度融合才能有效促进高技能形成，而产教融合旨在从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的全方位融合，对于更好地促进高技能人才的技能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19年教育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并提出“强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来，高职教育通过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增强自身适应性的探索与实践，能对高技能人才技能形成体系提供重要支撑。针对产教“两张皮”导致高技能人才知识体系与经验体系难融合的问题，深化产教融合亟须打破学校与企业、教育与职业的边界，实现育人与用人相融合、所学与所用相一致。一方面，从办学主体来看，探索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破除育人与用人责任边界。“学校热、企业冷”是当前高职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呈现的普遍现象，因此，“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是国家推进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导向。那么，如何调动企业与院校协同育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突破有碍于企业参与动力不足的现有体制机制入手是关键。对高职院校的角度而言，应结合院校办学基础、专业特色及所对应的产业行业背景选择适合的合作企业。一是要选择适合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企业，不盲目追求企业规模和排名，根据院校发展实际，从双方内在诉求找寻“融合”的共通点。二是要根据企业参与办学的主体作用，探索成立企业学院、产业学院、混合所有制办学等多种办学形态，构建产教融合命运共同体，在明确的责任、义务契约下协同育人。三是关注国家战略部署，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对接现代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分析高职教育与乡村振兴的融合要素，从专业供给赋能区域乡村结构与布局、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赋能乡村工艺传承、社会培训平台赋能乡村企业家队伍建设等层面发力。另一方面，从学生身份来看，坚持教育教学对接生产实际，实现所学与所用相一致。高职教育兼具职业性和高等性属性，这一阶段是技能型人才技能形成过程的重要阶段，是技能理论知识积淀和技能实践经验积累融合的关键时期，高职教育的受教育者也是同时具有“学生”“学徒”的“双重身份”。新时代背景下，随着技术迭代节奏的加快，新兴产业、产业集群的迅猛发展，遵循产业（链）或岗位（群）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是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高职教育应从强调就业转为强调综合职业发展能力，致力于培养既能掌握专业知识的“学生”，也能对接产业（链）或岗位（群）的“学徒”。因此，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体现教育性和职业性，在教育教学内容上要注重专业产业对接，在教育教学方式上既要适应学习者的理论学习需要，也要符合学习者技能成长规律，真正做到学用合一。总而言之，高技能人才的技能形成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校教育空间+企业实践空间”，而是需要两个空间的交融互通才能达到所学与所用相一致，从而促进技能形成。五、结语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近年来，国家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在加强，大大激励了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壮大。然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依旧存在着培养体系不完善、体制机制不畅通、社会观念难转变等桎梏，需要社会各界凝聚共识、加大合力。“技能形成不仅仅是人力资本培育的经济增长问题，更是关乎以社会公平和社会融入为核心的共建、共享社会治理命题”14。高职教育是技术技能积累的重要载体，高职院校立足于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在赋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上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从内而言，高职院校既要坚守教育初心，秉持“德技并修”育人理念，加大力度培育工匠精神，通过改进教育教学模式激发高技能人才内生兴趣，激励更多高职学生在技术技能岗位上真正感悟到“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增强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从外而言，高职院校也要充分研判社会形势，发挥其跨界性优势，坚持“大职业教育”观，优化类型定位，深化产教融合，与政府、企业、社会等形成合力，构建高技能人才培育共同体，协同贯通高技能人才职前、职后培养体系，协力打破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天花板”，为国家技能型社会建设提供重要人才支撑。参考文献：1 李心萍.技能人才需求旺盛N.人民日报，2021-03-19(19).2 陈向阳.走向澄明之境：技术教育的哲学视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76.3 楼红平.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与对策探讨J.经济论坛，2007(7):33-35.4 刘娜.中国高技能人才现状与供给预测分析J.重庆高教研究，2021,9(5):69-81.5 郎群秀.高技能人才内涵解析J.职业技术教育，2006(22):18-20.6 刘铁芳.什么是好的教育：学校教育的哲学阐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8.7 王星.走向技能社会：国家技能形成体系与产业工人技46 陕 西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46 陕西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46 陕西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研 究能形成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8 王建华.什么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J.中国高教研究，2021(6):15-22.9 张弛，赵良伟，张磊.技能社会：技能形成体系的社会化建构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1,42(13):6-11.10 徐宏伟.职业教育根本问题新探：技术哲学视野下的省思与构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16.11 郝天聪.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误区及模式重构：基于高技能人才成长的视角J.职教论坛，2017(7):100-105.12 王碗.终身发展:关注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未来J.职教论坛，2020,36(12):127-133.13 姜大源.职业教育要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6.14 王星.技能形成、技能形成体制及其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展望J.学术月刊，2021,53(7):132-143.作者简介：胡彩霞（1984），女，江苏丹阳人，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檀祝平（1971），男，安徽怀宁人，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转载职教论坛2022,38(11),14-22我国职业教育中企业主体作用发挥的制度研究胡丹 田钊平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摘 要: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已进入了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职业教育各层次能否实现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关键在于企业是否能充分发挥育人主体作用。通过系统梳理改革开放后我国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制度供给可以发现，目前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育人主体作用的制度不足主要有：职业标准障碍、利益机制障碍、育人主体意识障碍、企业师傅职业化障碍和学徒权益障碍。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应改革和完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相关制度，积极为企业育人主体的充分发挥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关键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产业学院；企业师傅职业化；利益共享长效机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进入关键时期，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激增与供给不足的突出矛盾，是我国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不可忽视的重要现实背景。通过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试点加强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有利于我国经济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近年来，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应成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孵化高地1。随着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工作的稳步推进，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助力人才资源供给侧改革，已成为新时代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命题。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促进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推行离不开学校与企业“双主体”作用的有效发挥，其中企业的育人主体作用尤为关键。为推动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育人的主体作用，深度参与构建和完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需要从政府、学校、企业三个维度构建制度体系来给予有效保障。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发挥企业育人主体作用的制度建设基金项目：2021年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规划重点项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动力机制、路径优化与模式重构研究”（2021GH049）。属于最薄弱环节，企业的育人主体作用远未得到有效发挥。在国家大力推动产教融合背景下，要真正实现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仅靠政府和学校的积极和主动是远远不够的，如何通过健全和完善制度体系来推动企业育人主体作用的发挥是值得学者们深入探讨的。一、改革开放后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制度演进及效果评价（一）“产教一体”阶段：企业作为育人主体的职业教育（19791989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职业教育基础十分薄弱，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大量技术人才，国家鼓励行业企业举办职业院校，企业由此成为职业教育最重要的育人主体。1980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坚持“国家办学与业务部门、厂矿企业、人民公社办学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