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先行”的本质内涵、现实根源及实施逻辑.pdf

“伦理先行伦理先行”的本质内涵的本质内涵、现实根源及实施逻辑现实根源及实施逻辑王常柱，马佰莲摘要“伦理先行”是党和政府针对加强当下科技伦理治理提出的，其本质就是基于国家顶层设计，以科技伦理为基本治理工具，以前瞻研判伦理冲突和风险为基本方法，以应对风险、确保福祉为目的而构成的一项科技伦理治理要求。“伦理先行”有重要的现实根源，即确保科技向善发展的良好初心、前瞻研判科技风险的现实需要、推动实现富民强国的战略目标，以及科技风险带来的巨大压力。贯彻“伦理先行”，应营造“亲科技”氛围，确立“伦理先行”的价值逻辑；积极构建科技伦理体系，确立“伦理先行”的工具逻辑；积极健全机构机制，确立“伦理先行”的组织逻辑；积极推进道德教育，确立“伦理先行”的道德逻辑。关键词 伦理先行；科技伦理；科技伦理治理；新兴技术；科技风险作者简介 王常柱，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马佰莲，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提出了伦理先行、依法依规、敏捷治理、立足国情、开放合作等五项基本要求。该文件指出，“伦理先行”就是“加强源头治理，注重预防，将科技伦理要求贯穿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全过程，促进科技活动与科技伦理协调发展、良性互动，实现负责任的创新”1。这一解释言简意赅、表意无误，明确告诉人们“伦理先行”要求人们应该或必须做什么。不过，这一解释并没有告诉人们“伦理先行”究竟具有怎样的本质内涵，这给人们正确理解、把握和践行这一要求带来了不便。为此，本文从伦理学视角分析“伦理先行”的本质内涵及现实根源，并结合当下中国社会科技伦理治理境况探寻“伦理先行”的实施逻辑。一、“伦理先行”的本质内涵一般来说，伦理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据此，科技伦理治理以及“伦理先行”中的伦理，就是在科技实践活动中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习惯上，我们称这样的伦理为科技伦理，它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是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1。如果说，“伦理先行”是针对加强科技治理提出的要求，且这里的“伦理”与科技伦理治理的“伦理”都是科技伦理，那么，这里“伦理”作用的对象就是科学技术。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指出，加强科技伦理治理，要做到“伦理先行”。那么伦理或者科技伦理要先行于什么？回答这一问题，应先看看如何理解“伦理治理”。根据田海平的研究，“伦理*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研究”（18BKS091）的阶段性成果。科技伦理 108“伦理先行”的本质内涵、现实根源及实施逻辑治理”这一概念，有“伦理的治理”和“对伦理进行治理”两种不同理解。前者“把 伦理 作为修饰词，把 治理 作为行为类型”；后者则“把 伦理 作为治理的对象或宾词，是 对伦理进行治理”2（7-8）。在科技伦理治理之中，理解“伦理治理”应遵循第一种逻辑，即把伦理作为治理的路径或者工具，也就是以伦理为工具或路径对科技实施治理。此外，从语言表达上看，“伦理先行”概念使用了“XX先行”的语言表达结构。在汉语中，这一表达结构历史久远，早已体现为一种稳定的思维定式，即“XX先行”都蕴含着XX要先行于什么的固定含义。从当下学术界对“伦理先行”的解读看，无论是金观平的 科技要创新 伦理须先行，还是段伟文的 科技伦理治理，如何伦理先行？都表现了这样的思维定式。此外，对于“伦理先行”要先行于什么，冯楚建认为，坚持伦理先行，就是“要侧重伦理风险防控，关口前移，将科技伦理的要求贯穿科技活动的全过程，覆盖到科技创新的各个领域”3。从这一观点来看，“伦理先行”，就是要在“开展科技活动前，主动进行科技伦理的风险评估，对于涉及科技伦理风险的、达到科技伦理审查规范要求的，必须要及时开展审查”3。一般而言，伦理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反思。反思就是回头、反过来思考，也就是对过往的事情进行反思，检查其功过是非。这一点对于科技伦理的形成及作用的发挥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二是评价。评价就是对一件事或人物及其行为进行伦理分析和判断，进而进行伦理评价。这一点反映在科技实践活动中，就是探讨科技活动及其结果的价值问题。其三是规制。规制就是依据伦理进行制裁。伦理的刚性规制作用是随处可见的，比如对环境伦理问题的处罚。这一点与法律制度几乎毫无二致，甚至其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四是引导。引导就是以其理念和规范指引、指导科技伦理主体在科技风险和社会问题困扰之下作出最有利的价值选择，从而走出或摆脱科技伦理困境。从时间顺序上看，前三项功能都是关于过往的，似乎与“先行”的关系不大，只有第四项“引导”是指向未来的，具有满足“先行”的特点。然而，如果将人的积极主动意识加进来，把对过往之事的经验评价整合在一起，并使之与未来生活联系起来，那么伦理先行之“伦理”可以借助于已有的伦理道德经验对某个或者某些事务的利益和风险进行前瞻和研判。在这个意义上，科技伦理作为一种伦理形态就具有前瞻研判能力，拥有了“先行”的能力机制。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目的是“努力实现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促进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为增进人类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科技支撑”1。这一目的恰好也正是“伦理先行”要求的旨趣所在。从这一关系上看，“伦理先行”就是科技伦理治理的一部分，其“先行”的对象就表现为科技治理整体、作为整体之部分的科技研发与科技应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把科技治理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那么，“伦理先行”就是基于国家顶层设计，以科技伦理为基本治理工具，以前瞻研判伦理冲突和风险为基本方法，以应对风险、确保福祉为根本目的而构成的，旨在加强科技治理成效的重要要求；而科技伦理治理就是从国家顶层设计的治理理念出发，基于有效规避科技风险和促进新兴科技发展创新的现实目的，构建起来的以负责任为根本特征、以善治为基本目的、以“伦理先行”为基本要求的整体性科技治理行为系统。如此，可从部分与整体的视角，将“伦理先行”要求的基本内容概述为四个方面。其一是“伦理”先行于科技治理的各个环节。科技伦理是科技治理的核心限定词，它决定着科技治理的根本性质和内容，决定着科技伦理逻辑上要先行于科技治理，没有科技伦理，就没有科技治理，而要实施科技治理，就必须先有科技伦理。从历史视角看，把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引入科技管理领域，出现了科技治理，即一种“强调科技政策的参与性、合作性以及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性，乃是近年来科技关系的一新趋势”4（37）。之后，伦理渗透其中并成为治理工具，诞生了科技伦理治理。这是“伦理先行”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先决条件。二是“伦理”先行于科技研发的各个环节。科技研发是现代科技活动的重中之重，是利用科学技术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手段，因此也是科技伦理风险以及社会问题的历史缘 109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5期起。所以，实施科技治理，就是要将科技伦理的种种要求先行于科技研发，并全面贯彻于科技研发活动的各个环节或整个过程。如此，“伦理先行”，就是在科技研发中，“要坚持促进创新和防范风险相统一，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主动开展前瞻研究，对风险及时从规制上予以应对”5，最大限度地将科技伦理风险和社会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是人之道德理性与道德自觉的重要体现。三是“伦理”先行于科技应用的各个环节。由于科技效果的未来性而不能显示其伦理风险和社会问题，因而“伦理”需先行于科技应用的诸环节或者整个过程。在新兴技术视野下，科技创新成果最终会造福于社会。与此相关联，“伦理先行”就要先行于一切科技应用并全面贯彻于科技应用的各个环节或全过程，以其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统筹整个科技应用过程，确保科技应用风险最小化。四是“伦理先行”于法制规制的各个环节。伦理先行于科技研发与应用，依然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屏蔽所有的科技风险，依然会有种种风险产生并因此而深度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根本福祉。尤其在新兴科技方面，这种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因为新兴科技的巨大能量和伦理风险都已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所以，出现科技风险和伦理问题是大概率事件，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法制规制这些科技风险和伦理问题也是必然的。在科技伦理治理之下，“伦理先行”就是要先行于法制规制，以伦理为工具详细判明事情原委，实施精准规制，进而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考察“伦理先行”的本质内涵还存在一个因果关系视角，即要实施“科技伦理治理”，才有“伦理先行”的考察视角。从这一视角看，“伦理先行”是独立于科技伦理治理之外但须为之服务的独立系统。如此，“伦理先行”的本质内涵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以伦理思维审视科技发展创新。科技伦理治理不是单个人、单个部门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事情。因此，要实现“伦理先行”，就需要全社会、所有主体都养成伦理思维习惯，并以这种思维习惯审视、评价科技发展与科技创新，及时发现、前瞻判断科技发展创新带来的风险。二是以伦理规范规制科技发展创新。在这个层面，“伦理先行”的本质内涵集中为构建相应的科技伦理规范以规制科技主体发展创新科技的各种行为。通过系统、完备的伦理规范，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把科技主体的诸多科技活动控制在规范之内，从而避免科技风险的产生。三是以法律机制惩罚科技主体犯罪。在今天的法治社会中，“伦理先行”的本质内涵还包括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以法律思维和模式来解决相应的科技主体的罪责问题。为此，一切的科技发展及创新行为都应置于法律框架之内，接受法律的检查监督。二、“伦理先行”的现实根源科技伦理治理之所以要“伦理先行”，其现实根源表现为伦理的功能性和现实的紧迫性两个方面。从功能上看，“伦理先行”具有三个方面的现实根源。一是确保科技向善发展的良好初心。实施伦理治理，初心就是确保科技向善。推动科技向善发展的良好初心之能够催生“伦理先行”的根源，其一是科技价值的倾向性。很长一个时期，科技是否具有善恶价值是一个广为讨论的大问题，并由此形成了科技价值中立论和科技价值关联论两种主要观点。至20世纪80年代，这种争论逐渐式微，而争论双方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技术并非价值中立而是具备价值负载的，科技评估开始从科技产品终端应用领域拓展至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应用全链条”6（111）。基于这样的价值倾向性，人们必然要对科技尤其是新兴科技提出自己的价值诉求，要求当下的科技治理实施“伦理先行”，以确保科技向善、造福于民。其二是科学技术的目的性。如果说，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和文化体系，是理性精神和求真本性的集中体现，具有“内在价值”或“自在性价值”，那么技术作为一种经济和应用形态，其所体现的则是满足主体需求的工具性“外在价值”。从这一点上看，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物质财富的重要来源。在今天的社会之中，科学技术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人类必然要基于自己的生存目的和现实需要提出自己的 110“伦理先行”的本质内涵、现实根源及实施逻辑价值主张，对科技治理提出“伦理先行”的要求。其三是科学技术的资本性。在今天，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操控科技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如，美国替代肉制品公司Impossible Foods成立于2011年，创始人帕特里克布朗（Patrick Brown）曾是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化学系教授。截至2019年5月14日，Impossible Foods一共获得五轮融资，累计7.5亿美元，投资者包括比尔盖茨、谷歌、李嘉诚旗下的维港投资等7。在这样的逻辑下，即使是最纯粹的学术研究，也是难以保证价值中立的。二是前瞻研判科技风险。科技风险的现实需要催生“伦理先行”的理据，其一是科技应用的潜在风险。时至今日，人们虽然不再怀疑科学技术是既有利也有弊的“双刃剑”了，但对于新兴技术的巨大潜在风险却知之甚少。尤为严峻的是，现代新兴技术的巨大能量给人以严重诱惑，极容易将人们带入难以预测的巨大风险之中。这些能量与风险超出了人的理性认识能力，诱使人们去冲破道德底线而肆意妄为。在如此形势下，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凭借过去的治理经验和现实需要以伦理的方式去前瞻研判可能的科技风险。其二是科技研发的赌局属性。毋庸讳言，今天高科技开发与经济早已融为一体，而且也已经大体上遵照资本的运行逻辑开启了对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科研项目的狂热研究，进而陷入了不顾后果的“高科技全押赌局”，即“发展高科技受益巨大、后果不确定，赢多输少，赢的越多高科技能力提升越大、社会渗透面越广，但一旦爆发危机会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甚至归零”8（31）。鉴于此，为了遏制某些科技主体的邪恶冲动，避免科学技术将人类带入巨大风险之中，国家提出“伦理先行”的治理要求。其三是“领先”产生的科技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无数科技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中国科技取得了与世界先进科技“并跑”的发展地位，甚至变成“领跑”，进入了科技研发的“无人区”。这一事实一方面形成了以高速移动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AI）、大数据、区块链、量子计算、智能化技术为引领的新技术体系，满足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处在一种全新的、没有经验可借鉴的状态之中，我们无法知道新兴技术可能带来的种种风险，但可以依据伦理经验做前瞻性的预测与判别。三是推动实现富民强国的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了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以此目标观照“伦理先行”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赋能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发挥。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有力且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日益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杠杆，也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现当代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发展、没有未来。在此背景下，科技治理的“伦理先行”就成为一种国家和人民的必然行为，它体现着国家意志，成为推动科技发展并使之发挥重要力量的基本手段。其二是助推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离不开绿色科学技术创新的支撑，所以，实施伦理治理并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要以“伦理先行”贯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达成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其三是回应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打压。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上，美国始终认为其科技霸权可无限延续，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丛林法则、科技冷战和霸权主义。尤其是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以来，美国不惜动用举国之力对中国企业实施科技制裁或打压。这一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9（248），而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的。为此，我们以“伦理先行”治理要求，构建转型图存、安全发展的科技大局观，为我国科技发展换道超车、后来居上创造良好条件。从现实的紧迫性看，“伦理先行”的现实根源就是难以预料的科技风险。科技风险是科技研发和科技应用中产生的风险，是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源，它具有现代性、灾难性、普遍性、深远性等特征，且 111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5期一旦形成，就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其结果往往是不可逆的，影响也是深远和持久的”10（102）。21世纪初产生的新兴科技，即“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之上，新近涌现或正在发展，具有蓬勃发展趋势和较大商业潜能，在未来可能对经济结构或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技术”11（34），拥有形成基础的融合性、技术结果的颠覆性、技术风险的不确定性等三大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存在，意味着新兴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合成生物学等很多新兴技术）在价值、风险、影响等层面已超出人们的认知能力。“科技活动属于重大的人类活动，在对社会与未来的形塑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当代人工智能、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的发展实现了对人类生产生活、社会经济的全方位重构，其所孕育着的风险表现出全新的严重性质”12（6），必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比如，无人驾驶技术、合成食品添加剂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等一系列新兴科技，其所带来的威胁或风险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想过上美好生活，既享受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一切美好，又规避科技发展带来的一切威胁或风险，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拿起“伦理”这个工具，以“伦理先行”要求，对科学技术实施最严格的伦理治理，以求减少威胁或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伦理先行”要求、对科技实施伦理治理以规避风险，其目的不是要限制和阻碍科技创新发展，而是为当下科学技术的无序发展实施必要的伦理规制。如此看来，“科技伦理存在的目的并不是阻碍科技的推进，而是要调节科技活动与社会伦理之间可能的价值冲突，明确科技与社会、经济及生态的内在关联，为科技的健康发展提供指南”12（6）。三、“伦理先行”的实施逻辑构建“伦理先行”要求的实施逻辑应遵循伦理自身的特点，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营造“亲科技”氛围，确立“伦理先行”的价值逻辑。综观全球，对于科技的态度可概括为“亲”和“反”两种，即“亲科技”、鼓励科技创新和“反科技”、限制科技发展创新。这两种态度无疑都有其思想渊源和现实关切，都对科技发展形成了重要影响力，而每一种影响力都会成为一个群体、民族甚至国家发展科技的价值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正面临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任务，面临着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时代需求。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技术尤其是新兴技术的重要支撑。同时，从世界博弈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运用自己的科技优势打压、制裁中国企业，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要冲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编制的打压之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对此，我们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亲技术”的文化氛围，并以“伦理先行”的要求确立“亲技术”的价值基础。奠基于此的“伦理先行”，其根本旨趣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新兴科技实施有效但不死板的科技伦理治理，以助力提高国家科技风险研判和治理决策能力，加强科技风险预警与跟踪研判，最终推动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二是积极构建科技伦理体系，确立“伦理先行”的工具逻辑。构建恰当、合理的科技伦理体系成为积极践行“伦理先行”要求的基本前提，而拥有了这个前提，才能“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13，才能贯彻“伦理先行”、实施科技伦理治理。一般而言，科技伦理类型被划分为维护辩护式和变革转型式两种形式。前者乐观地认为，“现在是信息科技时代，要进入生物科技时代、智能科技时代，现在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要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等”；而后者则悲观地指出，“科技如此发展下去将导致毁灭性灾难，甚至毁灭人类”8（31）。现实地看，这两种形式的科技伦理都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且都对构建中国社会的科技伦理体系产生影响。当然，无论是建构维护辩护式科技伦理，还是变革转型式科技伦理，都有其合理 112“伦理先行”的本质内涵、现实根源及实施逻辑性。然而，在当下中国发展机遇下，建构维护辩护式科技伦理并借以推动科技创新成为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构建中国科技伦理体系，首先需要在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国情基础上确立科技伦理构建的基础、原则和规范。从构建基础看，现代科技伦理需要构建科技知识的客观性、科技活动的功利性、科技主体的多样性、科技发展的必然性等四大基础。从构建原则上看，现代科技伦理需要构建真理优先原则、人本主义原则、和谐发展原则，从而真正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从构建规范上看，现代科技伦理需要构建诚实严谨、求真创新、负责兴利、民主自由、奖掖后学等足以激发和保持科学技术专业人员进行科技创新发展激情的行为规范。三是积极健全机构机制，确立“伦理先行”的组织逻辑。中国政府于 2019年 10月成立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目的就是“加强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推动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要抓紧完善制度规范，健全治理机制，强化伦理监管，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规则，规范各类科学研究活动”14。之后，在这一委员会的指导下，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的各项组织建设工作先后成立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医学三个分委员会，推动相关部门成立科技伦理专业委员会，指导各地方结合工作实际建立或筹建地方科技伦理委员会。此外，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等制度性安排中，将科技伦理与科技创新同谋划、同部署、同布局，建立更加完备的机构机制。从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的内容看，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的机构机制建设主要体现在国家政府、创新主体和社会团体三个层面。国家政府层面，要努力完善政府科技伦理管理体制。为此，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要积极负责，指导和统筹协调推进全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工作；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科技伦理规范制定、审查监管、宣传教育等相关工作；各地方、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和隶属关系具体负责本地方、本系统科技伦理治理工作。创新主体层面主要包括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它们要履行科技伦理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科技伦理日常管理，主动研判、及时化解本单位科技活动中存在的伦理风险；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本单位的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并为其独立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从事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科技活动的单位，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敏感领域的，应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在社会团体这个层面，一定要积极发挥它们的作用，推动设立中国科技伦理学会，健全科技伦理治理社会组织体系，强化学术研究支撑。相关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科技类社会团体要组织动员科技人员主动参与科技伦理治理，促进行业自律，加强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的合作，开展科技伦理知识宣传普及，提高社会公众科技伦理意识。四是积极推进道德教育，确立“伦理先行”的道德逻辑。道德作为一种重要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一切价值信念的基础，它以善恶为评价形式，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来影响人的行为活动，因此是贯彻和践行“伦理先行”要求的重要条件。为此，在科技伦理治理之中，应积极推进道德教育，确立“伦理先行”的道德基础。从范围上看，科技伦理治理既涉及国家政府又涉及群体和个人，既涉及科技团体、科技专业人员又涉及一般社会成员，因此是一个涉及整个社会的大事件。所以，推进道德教育、确立道德基础，应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其一，在国家政府层面，要高举“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发展旗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同时也是科技伦理治理、贯彻“伦理先行”的指导思想。为此，在国家层面，党和政府要高举这一科技发展旗帜，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承担起科技伦理治理、确保科技向善的重大责任，处理好国家政府对于科学技术的责任问题，引导、支持、贯彻落实科技伦理原则规范，在风险可控的形势下推进技术发展创新。其二，在科技成员层面，要确立“人民利益至上”的道德原则 113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5期规范。科技成员是包括所有科学家、技术人员等在内的所有科学技术人员，肩负着发展创新应用科学技术的重大责任。科学技术专业人员，应当也必须在其科技实践中牢记党和人民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道德原则，主动利用专业知识前瞻研判科技风险，积极推进科技发展创新，大力研究新兴技术，努力将中国的科技发展推上一个新台阶，也为世界科技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其三，在社会成员层面，要树立“支持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科技伦理治理要达到其治理目的，一个重要的着力方向就是要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支持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尤其要注意关于科技负面影响的宣传。为此，我们有责任正确引导整个社会去思考、认识、评估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利益和可能产生的社会风险，引导整个社会支持科技创新。结束语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提出的以“伦理先行”为核心内容的科技伦理治理要求，承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把人民的生存发展和根本利益放在最重要位置，既蕴含着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崛起、追求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又表达了要为人类科技发展事业做贡献的勇气和决心，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情怀。我们应牢记：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是实施科技伦理治理、践行“伦理先行”的基本前提。而实施科技治理、践行“伦理先行”要求，就“要坚持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体制机制，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15。如此，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伦理先行”要求的本质，并使之体现在科技伦理治理的各个环节。参考文献1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N.人民日报，2022-03-21（1）.2 田海平.伦理治理何以可能：治理什么与如何治理 J.哲学动态，2017（12）.3 杨舒.科技向善，伦理先行 N.光明日报，2022-03-24（16）.4 曾婧婧，钟书华.科技治理的模式：一种国际及国内视角 J.科学管理研究，2011（1）.5 吴月辉.守好伦理底线 科技向善而行 N.人民日报，2022-03-28（13）.6 谢尧雯，赵鹏.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及适度法制化发展 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16）.7 程小琼.人造肉“不可能食品”欲进中国内地，目标 2035 取代动物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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