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三重维度归因.pdf

第 39 卷 第 3 期2023 年 6 月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研 究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Vol.39 No.3Jun.2023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述研究”(2019MZD024);安徽省教学改革与质量工程项目“高校专业课课程思政资源开发状况及其优化路径研究”(2019GYXM0042);四川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张大千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张大千研究现状的文献学分析”(ZDQ2015-03)作者简介:廖永林(1981),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内江师范学院副教授;潘 莉(1976),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三重维度归因廖永林,潘 莉(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摘 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是促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三个重要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源初形态上的中西之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时性上的古今之别,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属性和中华民族利益代表的身份属性等,共同驱动了“两者的结合”。从马克思主义维度,马克思主义中西之变中的中国化实践和时代化理论发展的要求,是推进“两者的结合”的现实之需;从传统文化维度,传统文化古今之变中的内容、方法和价值的现代转化,是推动“两者的结合”的发展之要;从中国共产党维度,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与身份属性、党的建设、党的治国理政的实际需要,是达成“两者的结合”的关键之举。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DOI:10.15938/ki.iper.2023.03.028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23)03-0156-06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新观点、新论断。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两者的结合”)被提出以来,学术界从理论、实践、历史等多个层面对“结合”的必要性进行了归纳分析。但从“两者的结合”的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是论断所涉及的三个重要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源初阶段上有中西之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时性上有古今之别,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三个维度之间,既存在中西古今问题,又涉及政党性质、中华民族利益代表的身份属性、执政党建设等实际。因此对于“两者的结合”重要论断的逻辑归因,不仅需要从理论、历史、实践来说明,更需要从三个维度本身来分析。一、马克思主义维度:“两者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之需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立党兴国的理论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既往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归根于“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论断,既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在源初阶段产生于西方的理论,在与中国现实场域的紧密结合中,深刻而彻底的改变了中国;也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空间范畴的历时性发展中,面对时代化的中国问题的解答,其理论不断得以发展创新。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都隐含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之需。第 3 期廖永林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三重维度归因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需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是将马克思主义具有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推动和促进中国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要求的必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历史实然。一方面,“两者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理论必然。理论源于实践,又以实践为旨归。从认识论而言,当认识在实践过程中以理论形态从具体现实的世界被抽离,理论为获得对绝对性、必然性的揭示,往往表现出对现实的更高的普遍、一般的抽象和概括特征。而从实践角度,当理论返回现实以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时,其所遭遇的是一个具体的、鲜活的、普遍联系的,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整体性的现实世界。这使得任何理论在转化为现实过程中,需要深入的考察现实的具体情况,结合现实整体的各种条件实际,以实现理论与具体实际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曾直接指出,在实践中对其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列宁在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攻击时也强调,马克思所提供的是“总的指导原理”,而将其运用于实践中则“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这里的“历史条件”“具体实践”不仅包括作为当下的、共时的、显性的现实实际,也包括作为过去的、历时的、隐性的历史传统实际。4这也就要求,作为在源初阶段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发挥对中国革命和发展的实践指导过程中,必然需要同中国的传统实际紧密结合。另一方面,“两者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历史实然。自马克思主义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以文化形态引入中国,就在历史中形成了同优秀传统文化的“自发”结合。早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大都受到传统教育,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年少时期都曾受教于传统私塾,陈独秀、董必武、何叔衡更具晚清秀才功名。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传统文化背景在文化的无意识层面相融合,使其呈现出具有中国风格的理解。也由于在济世情怀、社会理想、社会历史观和思维方式等上两者所具有的共通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才在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众多思潮中笃定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指导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同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进一步形成了“自觉”的结合。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彻底化的理论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性力量。但人民群众并不是抽象的主体,而是从历史的连续性中走出来的具有传统思维、传统观念的存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除通过编译马列著作、发行革命刊物、举办讲习所等形式外,传统组织、传统艺术、传统民俗等传统方式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推动中国实践的重要依托。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要将过去的传统遗产进行继承转化,对于过去的文艺形式要加以改造加入新的内容。5在新时代的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提出只有将两者的精髓相贯通、精华相融通,才能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根基,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6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需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也是结合时代要求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创新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凝结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能抛弃、也不可抛弃的历史文化根基。第一,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资源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在世代历史的交替中,每一代只能在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上利用前代的遗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中中华民族精神活动和理性思维所创造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过程中所累积的经验和智慧。这些经验和智慧以历史和资源的形态,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深度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只有在“两者的结合”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回答时代和实践中的问题,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7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成果形成和发展而言,中国化理论的形成也是不断吸收融会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毛泽东思想的经典文本实践论矛盾论等,不仅在理论上源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源于中国具体实际,在历史来源上更是被视为对优秀传统文化中知行关系、古代辩证法和顾炎武、王751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研 究2023 年船山“经世致用”思想等的批判继承。8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传统文化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躬亲践行”以及传统文化中“和合”精神,则以文化形态用于阐释“小康社会”“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亦被看作是对中华历史文化延承和融合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第二,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话语建构基础。语言是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的物质性外壳,被认为是主体思维活动得以展开和思维结果得以呈现的现实形式。但任何语言形式都不是外在于社会历史文化,其本身都是社会历史具体的实践情境中所产生,在与人类意识一开始就密切“纠缠”9,并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凝聚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形成过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最终结果的物质性呈现方式,必然在以中华民族的语言形式的表达中隐藏着传统历史文化的基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而言,也只有密切融合优秀传统文化的语言形式和文化基因,才能够进一步形成语言的意义向度,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以言行事中的实践功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建构往往通过对传统文化概念的替换、转换、重置而重新进入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如以传统文化的“矛盾”概念,替换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的“对立统一”;将传统知行的道德关系,转换为认识与实践关系;将描述治学态度、风格的“实事求是”,重置为从实际出发以发现客观规律的原理。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对中国传统概念的借用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深度。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往往通过“借言赋义”的方式,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概念、典故表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阶段,则通过“耦合再造”“返本开新”创造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传统文化特征的兼具独特性、普遍性、价值性的新概念、新范畴。10第三,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思维方式基础。思维方式是群体在经过一定的文化历史累积沉淀后,内化于群体中所有个体的具有共享性的、潜在的、自觉的用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运思方式、逻辑风格和精神特质。思维方式不是思维的内容,它只是思维的心理结构,但特定的思维方式往往会导向一定的思想体系、价值信仰、道德理想和行为取舍。不同民族基于不同的物质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形成了一系列典型的如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等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使中国化理论呈现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毛泽东思想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的相互转化的内容,被认为是承继了中华民族崇尚生成变易、强调直观、类推的传统的“象思维”。11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层次的共同体思想,亦被认为是对传统文化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整体思维的创新发展。二、传统文化维度:“两者的结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发展之要 文化对于国家和民族具有灵魂的意义。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每次飞跃,都以文化作为重要基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12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13,是延续五千年的根植于血脉的“文化基因”14,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15,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站稳世界的“脚跟的根基”16,是不可割舍和抛弃的根本。对于“两者的结合”论断的逻辑归因而言,它不仅源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时代化的理论凝结的需要,也源自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部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的需要。第一,马克思主义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富含现代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源初形态上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马克思主义是以全球化市场的开辟、西方机器化大生产的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为大背景,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加剧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多元一体的文化,则是主要植根于中华悠久的农耕文明,在经上古到春秋战国再到宋元明清的裂变而不断在历史中发展和累积,以反映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中的思想观念和物质文明的文化形态。不同的地域特征、不同的历史阶段,反851第 3 期廖永林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三重维度归因应在中西会通过程的思想内容上,使得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构成一定的牵引与补益。从哲学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为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牵引。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自夏商至清末,中华民族在本体论上形成了“天”“仁”“心”“道”“气”“理”“有”“无”“至虚”“阴阳”“五行”“太极”等,在认识论上产生了“本之”“原之”“用之”的三表法、“循名责”“因参验而审言辞”的参验法、“尽心知性知天”的良知良能说、“物无成毁”“万物齐一”的相对论、“致知在格物”的格物穷理说等,但囿于时代背景等,这些思想未能在系统性、概括性和科学性上达到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认识论的高度。从政治学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为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把握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唯物论视角。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于人类社会理想构筑的诸如“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等,虽然表现出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形态更替的愿望,但缺乏从历史唯物论角度对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整体把握和社会形态更替路径以及力量的认识。毛泽东在评价大同书时就认为,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7从经济学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为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注入了现代元素。传统思想中“五亩之宅”“百亩之田”“鸡豚狗彘之畜”的自然生产论,“强本节用”“重本抑末”的经济举措,以及“等贵贱、均贫富”的平均主义的分配理想,主要反映传统农耕社会的经济发展要求和共同富裕的朴素理想,但在生产方式的时代变革中亦无法对现代资本主义矛盾进行有效的揭示,也无法有效应对现代经济中的突出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提供了方法论支持。传统文化作为传统社会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其形成还是发展中,都受到其社会条件、认识水平等的影响,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旧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郭沫若言及有汉以来的儒家时就认为,汉武以后虽名以尊儒,然以帝王之利便、官家之解释为本,流于后世之经典已非经典本身,眼中的孔子也只是“歪变了的”“不识太阳的盲人意识中的铜盘”。18但正如列宁所言,每个民族其生活条件必然也会使得每个民族文化多少带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19的文化。而将这些反映旧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跨时代的转化就需要一定的方法论支撑。从马克思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以扬弃为基础、以“二为”为指向、以时代为特征的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扬弃是新旧事物发展中既克服、抛弃旧事物的消极因素,又保留、继承其积极因素,以实现事物发展保持连续性与发展性的统一过程。传统文化虽然“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20,但在“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的同时需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21。改革开放以来,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艺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被赋予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现实目标取向。在新时代的理论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时代性特征进一步提出,要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强化其影响力。第三,马克思主义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价值实现的契机。司马迁在评价先秦儒、墨、道、法、阴阳、兵、农等诸子之学时认为,各家虽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均以“务为治者”。这种社会现实关怀,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个体道德价值的体认和对世界纯粹客观知识的寻求,而总是围绕现实重大问题,汲汲于从个体修养、社会组织、国家治理、民族发展而形成系列体系化的思想和举措。历史中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文化,一方面立足社会底层,通过“下层路线”达到以文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22;另一方面,通过“上层路线“,依托传统教育、人才选拨、政治应用的切入,发挥对民族国家的咨鉴辅政功能。随着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传统中国的衰落过程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遭遇到从上层路线到下层路线的解体,并进而在现代化的转进过程中走向了“游魂”“博物馆”式的失语。随着民族复兴的加速,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化过程中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有益于进一步锲入当代社会实际实现其价值功能。一方面,在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过程中,通过对既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在不断的薪火相传、代代守护而又与时俱进的形式创新中,优秀传统文化内951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研 究2023 年在的道德规范、价值理念等能更进一步得到彰显。另一方面,在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过程中,通过与当代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在不断地内容创新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部分优秀内容亦能更进一步发挥咨鉴作用,切入当代社会实际。三、中国共产党维度:“两者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关键之举 尽管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各自内在的发展驱动了“两者的结合”的需求,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属于理论或文化形态,还缺乏实现结合的实践主体的产生。从中国共产党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与中华民族利益代表的身份属性、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之需驱动了“两者的结合”向实践形态的转变。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与中华民族利益代表的身份属性需要“两者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又是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立足中国,致力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23。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性质、中华民族利益代表的身份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实践主体承担“两者的结合”的重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而不是别的性质的政党,是中国的共产党而不是别的国家的共产党。”24早在革命时期,艾思奇即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既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也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优秀的子孙”。251942 年在回复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时“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26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时,多次强调“两个不是、两个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和文化的虚无主义者,相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27第二,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需要“两者的结合”。作为由五十多名党员的小党逐步发展而成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性质,也需要注重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传统资源可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和反腐败建设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一是,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聚力思想信念以兴党。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理念可以夯实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意识,“民惟邦本”的观念可以巩固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责任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居安思危观念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28二是,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借力治党管党。“修己以敬”“修身为本”的传统可以强化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能力,家齐国治的理念可以严格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古代监察、御史、弹劾、谏官制度可为中国共产党推进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提供历史镜鉴。三是,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助力自我革命以强党。“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传统文化精神特质,可以增进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性精神;“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的反躬自省传统,进一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人“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29;“苟日新,日日新,又日兴”的革故鼎新观念,可以帮助推进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守正与创新。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需要“两者的结合”。作为领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夯实国家治理基础上也需要“两者的结合”。从历史基础而言,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30。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是与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等并非偶然,而是由“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31。从资源形态而言,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人回答和解决时代中的人民之问、中国之问、世界之问的过程中提供了资源镜鉴。在十八届、十九届、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的九十次集体学习中,中央政治局围绕国家治理先后以“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中国历史上的吏治”等进行专题学习。在具体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中国共产党人以传统的崇德向善、敬业乐群、扶危济困、孝老爱亲等核心道德规范,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将传统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强调法061第 3 期廖永林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三重维度归因治德治结合的主张,转化为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实践;以传统的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天下观、利益观为基础,提出人类利益共享、命运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结 语作为重大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归因上,其是马克思主义、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三个维度共同驱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需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中的内容、方法、价值实现需求,中国共产党政党性质与中华民族利益代表的身份属性、党的建设、党的治国理政需求,都驱动了“两者的结合”。从三个维度来看,“两者的结合”归因在实质上是在时代化发展过程中,以中国共产党为实践主体,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西古今的“贯通”“融通”问题。在结构上,“两者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华民族利益代表的身份属性的双重身份驱动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由西向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由古向今的融合转变过程。在新时代的实践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结合中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又要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结合中的现代化更新,使得两者“真正做到交融相长、相映生辉”。32参考文献16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7,18,17.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3 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4-275.4 廖永林,潘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归因J.毛泽东研究,2023(1):24-32.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5.8 汪澍白.传统下的毛泽东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05-107.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3.10 林志友.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层次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三个阶段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1):15-18.11 王南湜.重估毛泽东辩证法中的中国传统元素 从中西思维方式比较视角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10(3):17-29,220.12202227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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