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问题与反思——以苏珊·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为中心.pdf

翻译作为重要的跨文化实践领域，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但随着翻译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关二者之间合理关系的论争备受学界关注。立足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当下语境，通过重读苏珊 巴斯奈特的经典著作 比较文学批评导论，勾描比较文学发展状貌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巴斯奈特标举翻译研究的主导地位而宣布比较文学面临“死亡”尴尬境地的深层缘由予以批判分析。同时，21世纪以来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都确立了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框架，巴斯奈特根据两个学科发展现状重新思考二者的关系，为当下和未来开展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动向，也为学界思考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走向带来重要启示。关键词：苏珊 巴斯奈特；比较文学；翻译研究DOI：10.13568/ki.issn10002820.2023.05.013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20（2023）05010910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就充满着焦虑因子和“危机”意识，有关比较文学学科界限、问题指向和研究范式的论争此消彼长。特别是在20世纪中后期，后现代理论以及“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兴起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重塑文学研究的知识图景。随着文学批评不断吸纳文化理论的话语资源，文化批评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路径，它一方面区别于广受诟病的庸俗文艺社会学批评，另一方面对审美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明确提出要重视文学的“公共性”。在此背景下，比较文学面对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冲击，开始重新思考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及其与现实对接互动的方式，开启了“文化转向”的历程。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转向”使比较文学受到明显冲击，而翻译研究却受益良多。随着翻译研究的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取得丰硕成果，使得其相关研究成为显学。作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苏珊 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其 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中深入探索有关翻译的相关论题，并与安德烈 勒菲弗尔（Andr Lefevere）等其他学者一道，立足文化研究视野，运用文化理论发掘阐释翻译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解码其间蕴含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巴斯奈特既是翻译理论家，也是享誉国际的比较文学学者，她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史尤其是贯穿其间的各种思想交锋与文化论争怀有浓厚兴趣，为此专门撰写了一部 比较文学批评导论。该书指出比较文学研究虽已式微，但在“区域文学研究、后殖民文学研究、游记研究、性别研究、翻译研究”等领域继续拓展着比较文学实践。基于此，本文立足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当下语境，通过重读苏珊 巴斯奈特的经典著作 比较文学批评导论，尝试勾描比较文学发展状貌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批判分析巴斯奈特标举翻译研究的主导地位而宣布比较文学面临“死亡”尴尬境地的深层缘由，探析巴斯奈特的跨文化理论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启示意义。*收稿日期：2021-11-30基金项目：国家级首批新文科建设与实践研究课题“新文科 背景下新疆高校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改造提升的探索与实践”（2021050091）。作者简介：邹赞（1979），男，湖南衡阳人，文学博士，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大学新疆文献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参见王宁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国翻译，2009年第5期，第19页。参见张叉、苏珊 巴斯奈特 比较文学何去何从苏珊 巴斯奈特教授访谈录，外国语文，2018第6期，第41页。【文学研究】2023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比较是探赜索隐事物共性与特性的普遍方式，而比较的目的并非局限于此，更侧重于通过比较对事物形成一种创新的思维认知。由于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欧洲研究者通过比较物种变迁，形成了比较动物学和比较解剖学；后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使用比较方法，例如语言学中运用比较方法形成比较语言学。在这一方法的启示下，学者们尝试将比较纳入文学研究视域，推动构建类似“比较文学”之类的研究领域。但必须强调的是，比较文学的“比较”并非一般认识论意义上的“比较”，而是作为跨文化研究范式的“比较”，它拥有特定的问题意识、价值追求和学术目标。比较文学不是“文学”与“比较”的简单叠加，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也绝非简单比较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异同，而是深入异质文化体系中研究文学文本的跨文化价值，侧重“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广阔范围内，探讨不同文学之间的关系”12。该学科在跨民族与跨文化的前提下，开展不同国家之间或同一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研究，抑或是以一种跨学科的维度探究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跨文化的文本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并且涉及跨越时空的各种文学之间的关系模式。纵观比较文学发展历程，“焦虑”和“危机”之说如影随形。20世纪初，贝内德托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质疑并否定比较文学成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认为比较文学是“不同文学之间主题和思想的变迁、更改、发展和相互区分的研究”22，归属于整体的普遍文学史范畴，克罗齐的指责导致比较文学遭遇了第一次危机。通过法国一些比较文学研究者积极投身建构学科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比较文学渡过了其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危机，形成了以“影响研究”为主导范式的法国学派。但法国学派“给比较文学强加一套过时的方法，使之围困于19世纪已僵死的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之中”3。同时，因其研究范围局限在欧洲文化系统中，关注对象束缚于有明确事实联系的作品或作家之间的影响关系，忽视了文学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使比较文学“不能适应现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构成和美学思想的巨大变化”4，并再度陷入危机。二战后，欧洲思想界开始反思民族主义，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急遽分化重组，美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受惠者奠定了霸主地位，20世纪的美国文学也异军突起、群星璀璨，在世界文坛占据重要一席，这种源自文学创作领域的民族文化自信使得美国文学研究界开始反思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狭隘”，强调应当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局限，将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研究视野。此外，20世纪中叶英美新批评在美国盛行，成为大学文学教学和科研的主导范式，雷纳韦勒克（Ren Wellek）、亨利雷马克（HenryRemak）、乌尔利希 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等美国学者强调从文学内部探讨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将比较文学引向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模式；前者极大地开拓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因研究方法的可通约性，跨学科研究可突破文学研究的传统边界，美国学派的研究范式有效缓解了本次危机。“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一代志向远大的研究生转向了文学理论、女性研究、符号学研究、电影和媒体研究、文化研究”25，理论研究的关注点是理论内涵和阐释链的延伸，这种趋势使得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由文本分析转移到理论探索。“比较文学和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以及在文学研究中使用社会学的模式和方法都使西方的比较文学丧失了自己作为文学研究的独特性”120，与此同时，由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都共参见张隆溪 比较文学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关于“比较”的内涵与界定，参见陈跃红、邹赞 跨文化研究范式与作为现代学术方法的“比较”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陈跃红教授访谈，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1期，第3-7页。See Susan Bassnett.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1993,p.1.文中所引译文未注明译者处，均为本文作者自译。See Benedetto Croce.Comparative Literature.In H.J.Schultz&P.H.Rhein(eds.).Comparative Literature:The Early Year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3,p.222.参见张敏 比较文学的学科依据试论克罗齐世纪初对比较文学的诘难，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第87页。110第5期邹赞，高晓鹏：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问题与反思属于基督教文明圈，更倾向于关注文化之间的“类同”，对异质文化语境下文学关系的重视程度明显缺失，这种具有欧洲中心主义乃至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致使比较文学“危机重重”。巴斯奈特直言：“如今，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处于死亡状态”247；甚至21世纪之初，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 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以骇人听闻的标题为比较文学发布讣告。当然，所谓“学科之死”的危机论调主要是试图以修辞方式警示欧美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严重缺陷，时至今日比较文学的发展依然生机盎然。巴斯奈特与斯皮瓦克所言说的“比较文学消亡论”只是预判了以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为底色的比较文学终将寿终正寝，她们的真实意图并不是要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下达“死亡通知单”，而是批判分析欧美比较文学的“垂死”之由并探寻“新生”之路。因文化研究介入比较文学领地所带来的冲击，比较文学再度遭遇危机，巴斯奈特认为中国、印度、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比较文学家不会体验到这种所谓的危机，主要由于他们以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构建比较文学研究，其关注起点是自身文化、民族语言（或多民族语言）的丰富与发展等方面的需求。比较文学也必然应对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语境，因此，如何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经历了学科复兴阶段，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的集中表现，具体缘由在于：首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或曰“晚发现代性国家”），始终坚持反对帝国霸权的基本立场。其次，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灿烂文明，有能力为异质文化的文学研究提供丰硕源泉。再次，中国自古以来与其他国家之间文化交往深远，注重学习异域文化。最后，中国比较文学一直以“和而不同”作为现代比较文学的价值精髓。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在国际比较文学的整体图景中占据了重要一席。比较文学的发展总是要不断突破人为限制，不断开拓研究对象和内容，及时考虑时代进步所带来的新观念，显现出开放性、跨越性、批判性和前沿性等特征。也正因如此，比较文学在每次遭遇危机之后，都会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翻译作为比较文学的实践活动之一，在东西方历史长河中都一直存在着，如中国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儒学的海外传播等；在西方，古罗马对古希腊文学和圣经 的翻译等。特别是19世纪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之际，法国学派聚焦法国文学作品经过翻译之后在译语国家的影响，从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角度阐释文化与文学间的影响关系。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下，翻译对异质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交流至关重要，翻译研究成为比较文学的关键论题。立足当下语境，我们再度深刻反思巴斯奈特之论：“现在起，我们应该将翻译研究看作一门主要学科，而比较文学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辅助性学科”2161，细细思虑就不难发现，这一观点的形成不仅是由于比较文学自身遭遇一场更大危机的学科发展状况，也与当时文学翻译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有一定关联。二自20世纪初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欧洲得到快速发展，欧洲各国之间文学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越发呈现出快速发展和繁荣趋势。20世纪50年代以前，除个别学者如德国的洪堡、本雅明外，翻译学者的立论在 文明的冲突 中，亨廷顿将当代的主要文明列举如下：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西方”包括欧洲、北美，加上其他欧洲人居住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该词现在被普遍用来指以前被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那一部分。“西方”的名称也引发了“西方化”的概念，并促使人们产生使人误入歧途地把西方化和现代化合在一起的想法。参见塞缪尔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24-26页。李慎之在其评论中，将西方文明用“基督教文明”替代。参见李慎之 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载 美 塞缪尔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440-449页。本文采用“基督教文明圈”这一表达方式。相关评析，可参见孙景尧、张俊萍 “垂死”之由、“新生”之路评斯皮瓦克的 学科之死 ，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3期，第1-10页。See Susan Bassnett.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1993,p.159.参见乐黛云 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第 172页。1112023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仍局限于“怎么译”的狭隘空间内。也就是说他们的立论主要是零散的个人翻译经验和印象式感悟，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阐述。在罗曼 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彼得 纽马克（Peter Newmark）、尤金 A 奈达（Eugene A.Nida）、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等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学界将现代语言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促成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为翻译研究带来了系统性的语言学理论视野下的思考和启发。这批学者突破传统感官式的翻译观念，关注原文与译文的语言问题，使翻译研究理论呈现体系化态势，为翻译研究的学科化做出了独特贡献。当然，并非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学者只关注翻译研究的语言问题，而忽视文化层面的探讨，比如斯内尔-霍恩比将格式塔理论、场景框架语义学以及言语行为等语言学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中，以一种综合的方式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究翻译问题。他们批评那种仅仅把翻译看做语言层面的文字转换而忽视文化因素的翻译观，认为“若语言是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译者不仅仅需要精通两种语言，还要掌握两种文化”5，这既是对译者能力与素养的一种要求，也是探究文化因素对翻译产生影响的重要理论支撑；但是其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区别在于，其并没有深入研究翻译给社会文化带来的改变。因此，如果要真正从文化层面深入思考翻译问题，就离不开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努力。1972年，詹姆斯 S 霍姆斯（James S.Holmes）立足于其具有学科建构意义的 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明确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性质、研究方法与目标、研究对象与内容等，勾画出翻译研究总体框架，形塑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将翻译研究分为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前者又进一步分为描述翻译研究和理论翻译研究。描述翻译研究的宗旨在于描述和思考由翻译产品、翻译功能和翻译过程中所浮现的现象，理论翻译研究的目的是构建具有普遍性的翻译原则；同时，“描述翻译研究为理论翻译研究的构建提供基本数据，二者提供的学术发现又被用于应用翻译研究”6。在霍姆斯描绘的翻译研究框架基础上，吉迪恩 图里（Gideon Toury）进一步修改完善翻译研究框架以及升华对理论的思考，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的思路。描述性翻译研究细化为面向产品、面向功能和面向过程的描述，图里提出“将实证研究的方法运用于翻译研究，可以为解释三者相互依赖的必要性提供新的认识”7。翻译文本作为一种既定事实，是一种现成的跨语际转换产品，通过对译作的描述可以获取一些科学的“数据”，描述性翻译研究具备实证科学的特征，因而，翻译研究也是一门实证性科学。但是描述性翻译研究并未引起学者重视，“主要原因在于该学科偏向实践运用的整体导向”8。同理，由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可知，翻译文学作为一个事实与源文本脱离关系，但对这一“新生儿”的探讨需要被置于特定的文化语境内。描述翻译研究并非仅仅描述译作而不考虑译作中存在的问题，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问题层次体系，包括翻译人员认为比其他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或者在解决其他问题之前需要解决的问题”987，这样可以借鉴描述研究中所总结的方案并用于实际操作中。描述翻译研究还需要考虑影响翻译的其他因素，如意识形态、读者需求、诗学特征和赞助行为等。首先，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通常会考虑到译作是否符合译语中的意识形态和“意向读者”的需求；其次，译文要想在译入语语境中得到接受，需要考虑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诗学特征；最后，赞助行为涉及意识形态要素、经济要素和地位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翻译这一原作操纵行为，对翻译行使一定的权力。由此可见，翻译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跨语际实践，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椭圆折射，“一旦译者决定翻译某一文本时，他们会尝试使译文符合译语文化”995。由于译作具有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杂合”特征，因此我们对翻译文学的思考和表述，不可忽视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翻译给文学和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将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给翻译研究注入新鲜血液，推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文化学派以一种不同于语言学理论为中心的翻译研究，引导学者们从更广阔的文化视域考虑翻译问题，尤其是对翻译文学的地位形成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原文至参见谢天振 前言，载谢天振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112第5期邹赞，高晓鹏：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问题与反思上的传统观念。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受到多重因素影响，首先是解决翻译研究自身困境的需求，因为语言层面和文本层面的翻译研究忽视了文本之外的因素，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除了独特的语言和形式外，也离不开外部社会状况、历史语境、文化需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理论热，文化研究可以给翻译研究带来更开阔的外部考察视野。其次，多元系统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获得发展，如果将翻译文学看作多元系统中的一部分，就会使文学研究者更加关注翻译文学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此外，有关翻译规范与翻译策略的简单描述，只能算作对翻译问题的浅显探讨，无法深入阐释文化给翻译带来的影响。最后，由于“翻译为文化互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 实验环境”1019，同时文化研究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权力协商关系，借助翻译完善自身的理论系统并出现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11，这就对立足文化研究理论探讨翻译中各种权力之间的运作不无启发价值。进一步而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文学提供了开阔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使学者对翻译文学的认识更加全面，同时凸显了译者在翻译操作中的主导作用。三关于译者的地位，不得不谈到“译者，叛逆者也”（Traduttore,traditore）这一具有多层含义的意大利谚语，第一层含义是“译者对原作者的叛逆”，说明了原作者的地位高于译者地位；第二层含义是“译者对源语文化的叛逆”，由于译者在翻译中为了使译文符合译语文化，用译语文化替代源语文化，译者被指责为源语文化的叛逆者；第三层含义是“译者对原文的叛逆”，因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译者通过句式变化以确保译语表达通顺流畅，却违背了原文的言说顺序和表达结构。这一谚语的“多层含义”表明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译者和译文低于作者和原文地位的现实状况，更为具体的表现是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史中只占有很少的篇幅。这一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西方文学与文化传统一直以来受到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将原作者和原文本置于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原文是作者在源语文化影响下的思想凝结物，具有原生态的价值，而译作是对原文的复制，所以也就形成翻译需要忠实于原文的观念，否则会被贬低为“不合理”或者“不恰当”的翻译。20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思潮被研究者运用于翻译研究中，逐渐打破翻译研究中的封闭思维模式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观念，使研究者从多元视角理解翻译。“在欣赏艺术作品或艺术形式时，考虑受众并不会带来效用”1215，对于翻译也是同样如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若过多考虑读者，则会导致译文中再创造性的缺失，同时译者也会被误认为是原文的传声筒，只是把原文的信息传递给异域读者，译文成为一种信息媒介和原文的附庸。既然翻译不是为了信息传递，那么译者的任务是什么呢？原文本是对作者思想的自我构建和符号化呈现，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作者思想的自我翻译；此外，一部作品经过岁月的磨砺之后，语言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读者接触到的原作业已耳目一新。因而，译者的任务不是为了原作语言的一一对应转换，而是“用自己的语言把纯语言从另外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通过自己的再创造把困于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1222，使译语与源语共同构成纯语言的一部分，译文与原文在文本意义上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综上可见，译者绝不是处于次要或者从属地位，译者通过理解和翻译赋予原文新的形式和生命，使 原 文 得 以 再 生。乔 治斯 坦 纳（GeorgeSteiner）提出“理解即翻译”，从“对话”层面对译者地位给予独特的思考，认为“理解”是以一种交流的方式存在。由于“人际交流等同于翻译”13，当一部作品自出版后被译者初次打开阅读时，就已启动与作者的交流和对作品的翻译过程。既然是关于“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概念，谢天振教授在 译介学（增订本）中做了详细论述，“文学翻译”归属于艺术范畴，是一种复杂的、独特的、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艺术再创造活动，具有相对独立的艺术价值。“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不是外国文学，而是民族（国别）文学的一部分。参见谢天振 译介学（增订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69-206页。See Jacques Derrida.From Des Tours de Babel.In Rainer Schulte&John Biguenet(eds.).Theories of Translation: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227.1132023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交流与沟通，对话双方本身则处于同等地位，并无高低优劣之分。译文作为译者与作者处于同等地位下对话的产物，理应与原文处于同等地位，拥有同等价值。但是翻译文学作为翻译的一种类别，作为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部分，要么处于中心地位，要么处于边缘地位，它的位置“取决于多元系统的组合形式”14。一般认为，当翻译文学在目标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时，翻译文学更倾向于忠实地再现原作，并且为构建目标语文学系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反之翻译文学会因进入多元系统而被大量改写致使面目全非。需要指出的是，翻译文学在目标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的位置也是多样化的，既非共同占据中心地位也非全部放逐到边缘位置。一部文学经过翻译之后能否进入目标语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地位，取决于它是否可以给目标语文学带来新的内容和独创的文学形式。上述学者的研究，在不同意义上为巴斯奈特深入探索译者和翻译文学的地位提供了理论资源。当前，人们对翻译的认知已发生巨大改观，翻译在文学史中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形塑力量，同时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化运动、思想解放以及政治活动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在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下，当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最终相遇时，将会使研究富有成效，并让它们的实践者认识到理解文本生成中涉及的文本操纵的重要性。众多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者利用翻译对文学的操纵潜能，从翻译文学的角度建构自己的权力，也给研究译者和翻译文学的地位带来一些新的启发。“翻译的性别化似乎和谚语 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les）相似，翻译要么漂亮，要么忠实”15，二者不可兼得，这一谚语根源于那种将原作指认为阳性的、主导的，而译作是阴性的、从属的观念，表现出长期以来翻译行为建立在“男性”话语模式之下，巩固了“男权”话语体系核心地位。女性主义拥护者若想改变这一固有传统，必须打破“男权”体系下的翻译话语，构建起女性翻译话语体系。在女性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近十至十五年来，探讨翻译中女性个性的形成过程已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16，反过来也影响了翻译策略和翻译规范。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学者对通过翻译构建女性话语的探讨，开启了对“原作地位高于译作”2141传统翻译观念的反思，为译者和译作追求平等地位开辟了一条道路。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后殖民翻译理论之中。在殖民体系瓦解后，宗主国给殖民地的民族文化构建带来重大影响，如何处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离不开翻译的作用。在殖民时期，翻译成为宗主国殖民统治的工具，殖民者将本国的思想文化植入殖民地，改变了殖民地文化的原初形态；风起云涌的解殖运动之后，翻译成为殖民地“吞食”宗主国文化“养分”以壮大自我力量和反对霸权的武器。“后殖民主义理论关注结果分析，关注重构与重估，也必然牵涉到翻译过程”2152，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不容忽视。同时，文学翻译作为其权力斗争的“第三空间”，把翻译文学变成一种杂合产物，既拥有本土特色，又体现宗主国的文化特征，是一种带有强烈混杂特征的文化产品。译者和翻译文学的地位变更与翻译研究自身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自翻译研究经过“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渐显影，研究对象及内容非常广泛，各种新理论新思潮纷至沓来，共同绘制出一幅蔚为壮观的学术景观。此外，翻译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当翻译思考开始偏离文学文本时，翻译便开始期待语言学”97，这种情况使得翻译研究借用更多的语言学理论。反之，若翻译关注文学文本时，研究者将会借用更多的文学理论、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话语资源，他们的交汇点将会集中于“比较文学”这一广阔领域。四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聚焦于同源性，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关注类同性，但两个学派都是在同一基督教文明圈内探讨比较文学，明显表现出对跨文化转移的政治意涵的忽视；此外，“理论热”的影响使文学研究关注的不是问题而是方法，侧重理论话语的挪用而忽视文本自身。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成为一门被接受See Susan Bassnett.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In Susan Bassnett&Andr Lefevere(eds.).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8,pp.125-136.114第5期邹赞，高晓鹏：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问题与反思的学科，著作、期刊和博士论文出现速度超出研究者阅读速度，以及最新研究的中心涉及意识形态、伦理和文化等更宽广的问题”1014，这表明翻译研究通过借鉴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解决学科发展问题，迎来了迅猛发展的态势。更重要的是，多元系统理论和文化研究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发展的新思路与新范式，强调要关注翻译与文化的关联，尤其是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化中的地位与接受状况，对解决跨文化交流问题有重要启示，弥补了比较文学在这一方面的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巴斯奈特于1993年提出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二者关系的看法，她指出：“现在起，我们应该将翻译研究看作一门主要学科，而比较文学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辅助性学科。”2161进入新世纪以后，巴斯奈特结合当下语境重新思考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尝试修正先前提出比较文学式微的观念，认为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比较文学将呈现生机勃勃的发展图景。比较文学再次复兴是“因为受到翻译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双重影响”1742，翻译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研究为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的政治意涵”提供了解决方案，翻译研究涉及文化语境对文本和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后殖民主义关注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争斗以构建本土权力话语。根据1993年以来翻译研究的发展状况来看，“比较依然是翻译的学术研究中心”186，但对译语和源语语言及形式的比较，更大程度上来说只是为翻译研究提供案例思考，没有带来更大的理论性突破，翻译研究所取得的进展未能达到巴斯奈特的预期目标。巴斯奈特指出：“若我今天重写这本书，我将会说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都不被看作为一门学科，而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互相受益的阅读方法。”186这两种“研究方法”注重探究阅读过程中两种文化相遇和碰撞时所产生的现象，我们可以管窥文化现象背后的文化、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此外，巴斯奈特提出一些比较文学现在与未来的重要研究领域，对我们开展比较文学的课题研究提供了方向，主要涉及翻译研究、全球化研究、记忆研究、文学本身的互文性研究，以及世界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一国之内的多民族文学研究、文本的阅读与接受等。巴斯奈特对比较文学的理论思考，围绕翻译研究、文化研究等参考坐标，随着外部社会情境的变迁不断展开自我调适，因此需要对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观进行整体性观照，注重呈现其内在逻辑理路的变化。通过梳理巴斯奈特有关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关系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不同维度获得重要启示，比如文学性研究、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作为文学研究方法、翻译研究在比较文学（中文学科）与外语学科中的区别，等等。此外，比较文学的探索和发展还需要深入世界文学和同一国家内部各民族文学交流互动的思考。第一，比较文学研究需立足文学性研究。“并非所有文化现象都是文学文本，但所有文化现象肯定都是文本”19，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的跨文化研究，理应突破传统意义上文学文本概念的拘限，转向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学性研究；当然必须要坚守文本的文学性这一立足点，开展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文本“比较”，文本没有边缘与中心之别，但形式可以丰富多样。具体而论，当“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成为一种生存状态时，以审美为指向的“文学性”概念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巴斯奈特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某些成果和经验，对欧洲比较文学有着借鉴价值，“欧美的翻译研究在过去三十多年里还是以对比为中心，但中国学者的译介学研究，就不是以译文优劣的比较，或原文、译文的对比为研究宗旨，而是以文学译介现象为切入点，探讨文学作品在跨文化、跨语际转换过程中文学的接受和文学关系等问题，充分体现了翻译研究的比较文学性质”。参见苏珊 巴斯奈特 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黄德先译，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第1-9页。参见苏珊 巴斯奈特、黄德先 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苏珊 巴斯奈特访谈，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2期，第21页。参见张叉、苏珊 巴斯奈特 比较文学何去何从苏珊 巴斯奈特教授访谈录，外国语文，2018年第6期，第44页。笔者曾撰文指出：“如果有朝一日绝大多数比较文学学者都不再关心文学，而是纷纷移位到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研究，只热衷于讨论青年亚文化、广告与性别、地铁空间里的文化表征，那么比较文学的学术生态将会异化成一幅怎样的图景？比较文学 的研究重心一定是文学文本！如果完全偏离文学，那就不是比较文学，而是 文化研究 或 比较文化。所以我们要认真探讨如何坚守比较文学的文学性，探讨如何应对 文化研究 给比较文学带来的冲击。”参见邹赞、朱贺琴等涉渡者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51页。1152023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文学文本，也涉及新兴文类文本及媒介文本等。所以，比较文学既可以是文学文本与绘画、音乐、电影、建筑等其他艺术文本的对比研究，也可以探索某一文学文本经过翻译之后，在译语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变异研究。需要注意的是，比较文学探索不同文本所反映的问题应当立足于“文学性”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以避免造成研究对象的版图无限扩张。第二，比较文学研究需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如今，学科之间的封闭壁垒已经得以突破，在单一学科范围内的研究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也束缚了学科自身的发展。通过吸收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不仅可以弥补学科自身的不足之处，也可以为研究中面临的问题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比较文学本身就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一方面需要广泛汲取人文社会科学其他相关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要注意借鉴自然科学学科中的问题解决思路与方案。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它们被广泛地运用于人文研究领域，实现了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为人文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数字化研究对象和量化分析方法，催生出一些新的研究热点。数字人文所取得的成果让比较文学学者叹为观止，并成为比较文学的前沿议题。厄休拉 K 海斯（Ursula K.Heise）等学者于2017年合著 比较文学的未来：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学科状况报告（Futur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ACLAState of the Discipline Report），报告中诸多学者对“电子文学”“大数据”“计算机批评”“数字语料库建设”以及“数字文本档案”等领域展开有益探索，比较文学如何改变数字人文的状态，以及数字人文如何改变比较文学的状态，将成为未来关注的有趣话题。将数字技术与比较文学研究相结合，这种思路和实践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切入视角。与此同时，如何将跨学科研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也应当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对此，研究者在开展跨学科研究时，需要关注跨学科研究对象自身是否有内在的跨越性需求，否则将会导致比较文学因研究方法的生搬硬套，丧失本体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第三，重估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学科图景，在文学研究的整体版图中凸显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方法论价值。巴斯奈特将比较文学视为一种方法，一方面的原因在于“突出读者的作用，同时要注意书写和阅读行为发生的历史语境”189-10，它有助于引导研究者将对文本的解读和理解还原到文本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这样有利于避免落入文本的强制阐释陷阱；另一原因在于可以突破学者以一种规定性的方法限制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赋予研究者在文学研究中具有更广泛的比较思维和视野。这也启发我们要妥善考虑比较文学的“精英化”与“大众化”问题，比如说对于比较文学的专业学习可以采用“精英化”教育理念，而对于比较文学的思维则可以走向大众，并运用于其他学科领域探索新的研究空间。翻译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是因为翻译作为信息流通与传播的重要方式，使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也为理解和阐释不同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文本”提供一个宽广的“舞台”。同时巴斯奈特指明了翻译研究的发展前景离不开世界文学、新闻翻译和互联网翻译，他们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范式和对象。第四，需要进一步厘清翻译研究在比较文学（中文学科）与外语学科中的区别。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行为共存于比较文学（中文学科）和外语学科的翻译研究中，要想进一步推动比较文学学科南方科技大学率先关注当代人文学者在面对新的科技人文时代与“新文科”建设时，如何回应新的研究语境与学术问题，参见杨果 抓住科技人文时代跨学科研究的新契机，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9日，第4版。比较文学的未来：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学科状况报告 是美国比较文学学会自 列文报告（1965）、格林报告（1975）、伯恩海默报告（1993）和 苏源熙报告（2004）之后的第5个报告，该报告共计54篇文章，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导入：比较文学和新人文”“比较文学的未来”“理论、历史和方法”“世界”“区域”“语言、方言和翻译”“媒体”“人类之外”“事实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