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的“阴暗面”、自调节与新社会分工论.pdf

创造力的“阴暗面”、自调节与新社会分工论加拿大丽安加波拉 西蒙曾 高新民 余 涛 黄云鹏 译摘 要:有创造力的个体和没有创新能力的个体应有分工,无节制的创新对社会可能是有害的,这涉及社会如何调节创造力的生新效力及模仿对其的保护之间的关系。可以尝试提出假说:(1)这种平衡可以通过创造力的自调节(self-regulation,以下简写为 SR)机制来实现;(2)自调节的社会效益会受到可能的思想空间的开放性的影响,并用一个基于自主体(agent-based)的文化进化的人工网络模型(EVOC)来验证假说。该网络中的每个自主体都能自调节它的创新模仿比例,此比例正好是它的发明创造的适应度的函数。在有自调节能力、自主体能够将简单思想串连成复杂思想因而其可能的思想空间无限开放的社会里,自主体逐渐分化为创造者和模仿者,其多样性变化较之无自调节能力的社会更为迅速和显著,社会思想的平均适应度也更高,这种差异在没有上述串连发生的情况下是暂时的,在有串连的情况下则是持久的。关键词:基于自主体的模型 创造力 模仿 自调节 文化进化(EVOC)创造力是值得拥有的,而且越多越好,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观点。我们的自我表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制作精美绝伦工艺品的能力,都无一例外地源于创新能力。然而,也有人抱怨说,他们的创造力受到社会规范、政策和制度的压制,同时教育体制似乎非但没有把创造力的培养放在首位,反倒在某些方面阻碍了它的发展。对于社会所传递的关于创造力的社会希求的这些看似混杂的信息,也许存在着一个适应值。对社会而言,最好的状况也许是,由于个体在创造力方面的表现差异很大,因此最好是能保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既能让有创新能力的人脱颖而出,又能保护好已创立的最有价值的成果。本文的任务是为下列假说提供计算检验。第一个假说是,当个体能够根据自己思想被认可的有效性反应来改变自己的创新方式时,作为整体的社会能从中受益。从理论上讲,如果让高效的、创新能力强的人更多地创新,让低效的创造者少做这样的工作(而去做传播、模仿、重复的工作 译者根据后面的“新的社会分工理论”补注),那么社会所拥有的观念整体上应该会进步得更快。第二个假说是,社会要想从这种自调节的机制中受益,可能的思想空间就必须是开放的。从理论上讲,这种自调节机制的调节作用应根据某些思想是否比别的思想更合适或更有效而发生变化。52原文“The Social Impact of Self-Regulated Creativity on the Evolution of Simple versus Complex Creative Ideas”,载于 Proceedings of the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Creativity,2014,pp.8-15。本文针对过度创新和创造力的“阴暗面”可能带来的危害性以及如何更好地平衡激励创新和保护创新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假说,认为根据人的创新成果的价值来调节人的创新方式的社会自调节十分必要;文章还基于文化进化的人工网络模型提出了一部分人从事发明创造和一部分人从事模仿、思想传承工作的新社会分工论。需要说明的是,为更好地体现作者思想,便于读者理解,译者对文章大、小标题做了适当的增删、修改处理。图表有适当删节。创造力的定义、关键特性和负面效应在相关文献中,创造力的定义多如牛毛;不过,也有共同的看法,即创造力的核心特征是生成的思想或成果要符合两个标准,一是具有原创性或新颖性,二是具有适当性、适应性或有用性,例如对所做的工作是有用的。在人类社会,不仅个体单独地从事创新,我们的思想还互为基础,因此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艺术、科学、技术和风俗、民间知识一样,都在不断进步。这种在既有成果基础上的累积式发明创新有时被称作棘轮效应。长期以来,创造力总是与个人成就、自我实现以及在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联系在一起。因此,常见的观点是,创造力越多越好。然而,创造力也有明显的弊端。例如,生成创新的思想既困难又费时;再者,对一个问题提出一个创造性解决方案往往会产生其他问题,或者许多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而且奇怪的是,这些负面效果在付出巨大努力之后反而会变得越发突出。此外,创造力有时也是违规、违法、社会动荡、侵略、群体冲突以及不诚实行为的根源。从心理学上说,有创造力的人有时更容易被认为是冷漠、傲慢、好胜、不友善、孤独、内向、缺乏温暖、离经叛道、怀疑规范、不负责任、敌对的人。较之普通人而言,他们往往情绪更不稳定,更容易发生情绪障碍,如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并且有更高的精神分裂症倾向。更可怕的是,他们更容易吸毒和酗酒,甚至自杀。这意味着,创造力对个体和社会而言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创新性与继承性、连续性之间的平衡既然创造力与具有潜在社会破坏性的个性特征之间有这样的关联性,因此有利的事情也许是,在互动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中,为了让整个团队都感受到创造力的好处,没有必要让所有的人都特别有创造力,其他人可以通过复制、购买或欣赏创新人才的思想来分享这些成果的红利。例如,很少有人知道如何造一台电脑或者写一首交响曲,但我们能够使用和享受它们。当然,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于模仿别人而不提出自己的想法,那么文化创新的生成过程就会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如果每个人都和我们当中最有创造力的人一样去从事创新,那么有创造力的人的上述反社会型人格异常的发生率就可能相当高,以至破坏文化的稳定性,不利于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众所周知,在理论生物学中,创新性和连续性对进化都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对于随时间累积的、无约束的适应性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622023.4Seana Moran,“The Roles of Creativity in Society”,in James Kaufman and Robert Sternberg,eds.,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reativity,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74-90.Michael Tomasello,Ann Cale Kruger and Hilary Horn Ratner,“Cultural learning”,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No.16,1993,pp.495-552.棘轮效应一词最初来自对苏联式计划经济制度的研究。在计划体制下,企业的年度生产指标根据上年的实际生产不断调整,好的表现反而可能由此受到惩罚。后来,人们发现,在自然界和社会文化中广泛存在类似现象,如材料力学中的材料在非对称应力控制循环加载下产生的塑性变形累积现象就是如此;在管理中,越努力的项目经理评价他的业绩标准越高,自身利益损失越大。在本文中,作者对这一效应作了创造力哲学的解读,认为创新由于以前的积累而会指数式发展,但它们对个人和社会也可能带来不好的后果。译者注Abraham Harold Maslow,“Creativity in Self-actualizing People”,in Harper&Brothers,eds.,Creativity and Its Cultivation,New York:McGraw-Hill,1959,pp.495-552.David Cropley,Arthur Cropley,James Kaufman and Mark Runco,The Dark Side of Creativity,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Francesca Gino and Dan Ariely,“The Dark Side of Creativity:Original Thinkers Can Be More Dishones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Vol.102,No.3,2012,pp.445-459.Mark Batey and Adrian Furnham,“Creativity,Intelligence,and Personality: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cattered Literature”,Genetic and Social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Vol.132,No.4,2006,pp.355-429;Meihua Qian and Jonathan Plucker,“A Model of Chinese Adoles-cents Creative Personality”,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Vol.22,No.1,2010,pp.62-67.Alice Flaherty,“Frontotemporal and Dopaminergic Control of Idea Generation and Creative Drive”,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Neurology,Vol.493,No.1,2005,pp.147-153.这种对创新性和连续性的需要已在一个基于自主体的文化进化模型中得到证明。在这个模型中,创新性通过新行为的发明而被注入人工社会,连续性则通过对已有行为的模仿而得以传承。当自主体没有发明创造时,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模仿,也完全没有文化的进化。如果发明创造与模仿的比值略大于 0,那么不仅累积性的文化进化得以可能,而且所有自主体最终都将关注最优文化的产出。当所有自主体总是不停地发明创新而从不模仿时,文化产出的平均适合度则是次优的,因为有适用价值的思想没有传遍社会。当创新与模仿的比值约为 2 1 时,整个社会就有最佳的表现。尽管像这样用一个简单的计算机模型所获得的结果对复杂的人类社会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极高的创造力水平对社会有害这一发现表明,社会对创造力的矛盾态度可能存在一个适应值。由此得到的启示是,把普通的劳动力与所谓的“创新阶层”区分开来对整个社会可能是有利的。在计算模型中,我们通过引入两种类型的自主体对上述观点作了研究,一类是模仿者,它们的任务是只通过模仿邻近自主体的行为去获得新的行为;一类是创造者,它们的任务是要么通过发明要么通过模仿来获得新的行为。创造者究竟是从事创新还是从事模仿,其概率是可以变化的,这样一来,在整个运行过程中,一个给定的自主体要么是一个模仿者,要么是一个创造者,在一次给定的迭代中,创造者创新或模仿的比例是随机波动的。当并非所有的自主体都是创造者时,整个人工社会中思想的平均适应度是最高的。具体来说,在p(社会中创造者和模仿者的比例)和 C(创造者有多大的创造力)之间应有一个权衡。这进一步支持了这样的假说,即当创造力与连续性相协调时,作为整体的社会运行将达到最优。接下来,我们假设,如果个体能够根据他们被认可的创新成就随时调整创新的方式,那么整个社会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这样的表现可能来自选择性地排斥异常行为的机制,除非这些行为伴随的是有价值的创新,也可能源于鼓励甚至吹捧那些做出了创新成就的人。通过这样的方式,社会就可以自组织成一种平衡的集合体,其中创新的人与保证其持续发展的模仿者和谐共存,两者对于累积性的文化进化都是必要的。考察这个假说的第一步就是弄清是否有这样的算法上的可能性,即通过使思想调节自己的创新方式来提高一个社会中的思想的平均适合度,进而探讨其得以可能的条件。如果是这样,就可以把这一方案与个体学习如何影响生物进化的计算机模型加以比较。文化进化的计算模型与过度创造力的危害我们已用一个基于自主体的文化进化模型研究过上述假说。这个模型可称作“文化的进化”,其缩写是 EVOC。它利用的是基于自主体的神经网络。其中的自主体各自的角色是:(1)创立新的思想;(2)模仿邻近自主体完成的行为;(3)对思想作出评价;(4)将成功的思想付诸行动。EVOC 模型详细阐述了模因和变异,或者说MAV,即最早将文化模拟为一个凭借自身力量进化的过程的计算机程序,而不是模拟文化和生物进化的相互作用。MAV 和 EVOC 背后的目标是提炼文化进化的潜在逻辑,即思想借以在相互影响的个体头脑中相互适应和建立的过程。从生物学意义上讲,自主体是不能进化的,因为它们既不会死亡也不会产生后代,但它们在文化意义上是可以进化的,如通过创立和分享行动的思想而进化。在文化进化中,新的精神成果是通过发明创造而得到的。EVOC 模型最初是为了完成对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过程的比较而开发的,但后来被用于解决诸如领袖的存在或者思想传播的障碍如72创造力的“阴暗面”、自调节与新社会分工论Liane Gabora,“Meme and Variations:A Computational Model of Cultural Evolution”,in Lynn Nadel and Daniel Stein,eds.,1993 Lectures inComplex Systems,Reading MA:Addison Wesley,1995,pp.471-486.Michael Best,“How Culture Can Guide Evolution:An Inquiry into Gene/Meme Enhancement and Opposition”,Adaptive Behavior,Vol.7,No.3,1999,pp.289-306.模因的英文原文为 meme,指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传播和进化过程中的传递载体,类似于生物繁衍更替及进化过程中的基因。译者注何影响文化进化之类的问题。为了解释这些结论,现在我们对 EVOC 模型的架构做一个足够详细的综述。1.自主体自主体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神经网络,其任务是对行动的想法进行编码,并发现合适的行动的趋向;二是“感知系统”,它能观察和评估邻近自主体的行为;三是身体,由六个分别完成行为的身体部分组成。神经网络由六个输入节点和六个对应的输出节点组成,这些节点代表的是诸身体部位的概念(如左臂、右臂、左腿、右腿、头和臀部),还有 7 个隐藏的节点,它们代表的是更抽象的概念(如左、右、臂、腿、对称性、相反和运动)。输入节点、输出节点与隐藏节点相连接(例如,右臂连接的是右边的节点),输入和输出节点是隐藏节点的例子。每个身体部分可以占据下述三种可能的位置之一:中立或默认位置,以及另外两种被称为主动位置的位置。任何输入节点的激活都会激活隐藏节点的运动。对称输入节点的同向激活(例如双臂的正激活 代表向上运动)来激活对称节点。使用神经网络的全部原因在于,它能让自主体了解行动随时间变化的走势,关注哪些一般类型的行动可能有价值,并利用这种学习来更有效地发现新的行为。因此如果没有神经网络,那么自主体的发明创新就是随机的,而且其适应度会增长得更慢。2.发明创新关于一个新行为的想法是一个由六个要素组成的模式,这些要素决定了身体六个部位的位置。自主体生成新的行为所用的方式是修改它们最初的行为、以前发明的行为或由模仿获得的行为。在发明创新的过程中,输出节点上的激活模式会反馈给输入节点,进而发明创新的倾向性会根据隐藏节点的对称和运动激活情况发生变化。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神经网络的应用就没有任何意义。为了创立一个新思想,自主体会相对当前表征于神经网络输入层上的每个思想的节点,对身体部位的位置是否需要改变做出一个概率决策,如果决策做出了,那么改变的方向就会根据学习速度发生随机偏移。如果新思想比当前正被执行的思想有更高的适应度,那么自主体就会学习并执行该思想所指定的动作。当“串连”开启时,自主体就可以继续添加新的子行为,进而执行一个多步骤的行为,只要最近添加的子行为是最优的,并且不同于前一个子行为。3.模仿、模仿者及其必要性寻找以模仿为职责的邻近自主体的过程是通过一种懒惰(非贪婪)搜索的形式进行的。从事模仿的自主体随机扫描它的邻近自主体,并采用比它当前正在执行的更合适的第一个行为。如果没有找到,那么它就会继续执行当前行为。4.评价:适合度函数按照霍兰德的建议,我们把人工世界中行为的成功称为它的适应度,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它在生物学中的用法,这里所说的适应度与后代(或从一个给定的观念衍生出来的观念)的数量无关。这些实验中所用的适应度函数是对除了头部、对称的肢体运动和积极的肢体运动以外的身体各部分的活动的奖赏。单步行为 Fn的适应度是根据下述公式 1 确定的。身体的总运动量 m是通过把活跃的身体部位的数量,即不在中立位置的身体部位的数量相加而得出的。Fn=m+5(sa+st)+2(pa+pt)+10ah+2ap(1)如果双臂对称移动,sa=1;否则 sa=0如果双腿对称移动,st=1;否则 st=0如果双臂向上移动,pa=1;否则 pa=0如果双腿向上移动,pt=1;否则 pt=0如果头部是静止的,ah=1;否则 ah=0ap=身体部位向上移动的数量请注意,这里有多个最优解(例如,当两个手臂都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时,行为就是最佳的)。具有 n 个连锁单步行为(每个行为具有适应度Fn)的多步行为的适应度 Fc可用公式 2 来计算。822023.4Liane Gabora,“Evoc:A Computational Model of Cultural Evolution”,in Proceedings of the 3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New York:Sheridan Publishing,2008,pp.1466-1471.John Holland,Adaptation i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System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5.Fc=nk=1Fn1.2n-1(2)5.学习与创新发明创新就是对发现、学习能力的运用,并适应性地对趋势做出回应。因为除非有比当前行为更合适的行为,否则就没有通过模仿或发明所获得的行为的被执行,所以,新的行为提供了关于什么是一个有效的想法的重要信息。通过对行为进行评价所获得的知识,按学习速度更新,转化为关于一次成功的行为由什么构成的合理推测。例如,自主体可能通过学习知道,整个行为要么是有利的(正如这里使用的适应度函数),要么是有害的;或者知道,对称运动要么是有利的(就像这里使用的适应度函数),要么是有害的,并相应地影响新行为的产生。6.人工世界这些实验利用了一个系统设定的人工世界,即一个由1024 个细胞组成的环形晶格,每个细胞由一个单一的、固定的介质和一个冯诺伊曼邻域结构占据。创造者和模仿者被随机地分散在里面。7.一个典型的运行程序行为的适应度和多样性最初是很低的,因为所有的自主体最初都是静止的,并执行相同的行为,身体的所有部位都处于中立位置。很快,一些自主体发现了一个比静止具有更高适应性的行为,而且由于这个行为得到了模仿,因此适应度随之提高了。随着其他想法被创立、评估以及作为行为被执行并通过模仿而得到传播,其适应性进一步得到提升。行为的多样性会随自主体对可能的行为空间的探索而不断增加,当然由于自主体后来专注于最具适应性的行为,因而多样性会随之减少。例如,经过连续几轮的发明创新和模仿,自主体的行为就会得到改进。基于此,EVOC 模拟了“渐变的后代”发生在纯文化背景下的过程。8.方法论为了检验文化输出的平均适应度在有自调节(SR)机制的社会提高得更快这一假说,我们增加了那些能创立优异新思想的自主体的发明创造的相对频率,相应地减少了那些只能形成低劣想法的自主体的发明创造的频率。为了落实这一计划,计算机代码被修改如下:在每次迭代中,对每个自主体,都要相对所有自主体的平均适应度来评估它当前的行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文化产出的相对适应度(RF)。自主体的个人创新概率即 p(C),就是 RF 的函数,计算方法如下:p(C)n=1,if p(C)n-1RFn-11p(C)n-1RFn-1,otherwise(3)其模仿的概率 p(I)就是 1-p(C)。因此,当自调节机制起作用时,如果相对适应度高,那么自主体就会更多地发明创新,如果相对适应度低,那么自主体会更多地从事模仿。对于有无自调节机制的社会,个体创新的概率 p(C)的初始值都为0.5。我们比较了有无自调节的运行情况,发现两者有时都有将简单想法串连为更复杂想法的能力,有时则都没有。9.实验的结果所有数据都是 250 次运行的平均值。我们首先展示的实验结果是,串连简单想法的通路被关闭了,因此只存在发明创新的可能。其次展示的实验结果是:串连简单想法的通路被打开了,进而简单想法就能合并成越来越复杂的想法。社会自调节机制与创造者模仿者的最佳社会分工 如果关闭串连作用,有自调节机制的社会(自调节发明创新的能力是创新成就的函数),其文化产出的平均适应度高于没有自调节机制的社会。不过,有无自调节机制的差异只是暂时的,它会持续一段时间,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思想的可能空间才得到探索。不管社会中有无自调节机制,当所有自主体都关注于最具适应性的思想时,行为的平均适应度都会趋于稳定。因此,将发明创造者和模仿者区分开来的意义是短暂的。不同思想的多样性或者数量随着可能空间的探索呈增加之势;随着自主体趋同于适应性行为,思想的多样性或数量则呈衰减之势。这种模式在输出随适应度变化的进化场景中是十分典型的。特别有趣的是,这种模式在有自调节的社会中出现得更早,而且也表现得更为明显。创新能力低的人显然习惯于提出相同的想法,因此降低他们的创造力对多样性几乎不会有什么影响。另一方92创造力的“阴暗面”、自调节与新社会分工论面,优秀的创造者会朝多种不同的方向发散,因此让他们更多地发挥创造力就会增加多样性。图 1:此图描绘的是,y 轴上通过发明和 x 轴上通过模仿所获得的行为的适应度。适应值以最适应行为的适应性比例来表示。帕累托边界指的是,一个自主体能采取最优行为的可能方式的范围,要么总是以最优方式进行创新(左上角),要么总是通过模仿邻近自主体(右下角)而完成最优行为,或者通过把发明和模仿结合起来(沿曲线的所有其他点)来执行最优行为。每个红色的小圆圈表示的是一个自主体通过创新和模仿而获得的行为在 10次迭代后的平均适应度:图顶部是迭代 1 次到 10 次的情况,图中间是迭代 25 次到 35 次的情况,图底部是迭代 90次到 100 次的情况。由于迭代 90 次时,所有值都堆积在两个端点(左上角和右下角)上,因此它们在这些位置就由大的红色圆圈表示。如图 1 所示,在有自调节机制的社会,尽管所有自主体在最初都以相同频率创新和模仿,但鼓励有创新能力的人和劝阻无创新能力的人将会使他们分化成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从事发明创造,一个从事模仿。因此,尽管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帕累托边界的任何一点都是最优行为,但如果让这些行为分别出现在两端,那么整个社会就能从这种劳动分工中受益。因此,我们所观察到的适应度的增加的确可以归因于一个运行过程中的创造力程度日益明显的个体差异,已经拥有优秀文化产出的自主体将有更多机会去发明创新,而只能生成低质文化产品的自主体则更有可能去传播已被证实有效的创新思想,而不是白费力气地做无意义的发明创新工作。社会自调节机制与思想的多样性随着思想串连作用的开启,文化产出在一个运行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具有适应性。这是因为通过添加另一个子行为可以使行为变得更具适应性。请注意,启用串连作用后,尽管多种不同行为的数量减少了,但自主体的行为不会收敛成一组静态行为;这组被执行的行为会随着它们发现新的、更具适应性的行为而不断改变。如图 2 所示,与没有开启串连作用的情况一样,在有串连作用的情况下,思想的多样性会随着对可能性空间的探索而增加,相反,则自主体都关注于适应性行为而多样性随之减少,这种模式在有自调节机制的社会表现得更加明显。然而,有趣的是,无自调节机制的社会的多样性达到其峰032023.4这里涉及的是“帕累托原则”。该原则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lefredo Pareto)提出,最初表示社会财富的 80%掌握在 20%的人手中。渐渐地,这种“关键的少数和次要的多数的理论”被广泛应用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它也常被称为 80/20 原则,或称帕累托法则、帕累托定律、最省力法则。根据此原则,原因和结果、投入和产出、努力和报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无法解释的不平衡。作者在这里用此词指的是自主体能采取的最优行为的可能范围。译者注值不会晚于自调节社会。因为有将简单观念串连成越来越复杂的观念的能力,因此可能观念的资源就没有什么限制,快速收敛于最优想法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事实上,并不存在一套固定不变的最优想法。图2:该图描绘的是,串连作用开启后,无论有无社会调节,所有自主体在运行期间所实施的行为的平均多样性。与没有串连作用的实验中的情况一样,有自调节机制的社会最终分化为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主要从事发明创造,另一个主要从事模仿。讨论:创造力“阴暗面”的消解与模仿者的“文化记忆者”角色 本文的目的不是建构关于创造力的现实主义模型,而是想探讨,将创造力的好处说过头是否有其弊端?个体表现创造力的需求与社会强化惯例及现有规范的需求是不是矛盾的?EVOC 模型中的自主体尚处在初级阶段,因此不会遭受创造力带来的情感性惩罚(即不会有人类中创造力高的人常伴随的心理障碍问题。这类问题正是西方现今创造力哲学中所说的“创造力阴暗面”的一个表现 译者注)。该模型还指出创造力把时间花在发明创造上而无暇模仿这一缺陷。因为有创造力的自主体花时间去创立新的思想,其代价是没有时间从事对已有思想的社会学习,这会极大地破坏人工社会的结构;这些自主体会成为阻碍已被证明的解决方案传播的绊脚石。相比之下,模仿者能作为“文化记忆者”发挥作用,让成功的思想得以保存和传播。当创新能力强的人创造得更多,创新能力弱的人创造得少一些时,整个社会就可以充分发挥最具创新能力的人的创造才能,同时合理利用其他人的劳动来传播有适应性的文化成果。当自主体仅限于提出一些有限的简单想法时,这种效果就是暂时的;换句话说,当一组可能的想法是有限的时,自调节创造力的好处就是短暂的。然而,在整个运行期间,当自主体能够将简单想法串连、组合成复杂想法,进而使可能的思想空间开放的时候,自调节创造力的好处会明显增加。实验结果表明,如果个体根据已取得的成功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那么这对作为整体的社会是有益的,但前提只能是,可能的思想空间足够开放,进而有新的创造性思想得以成为人们探索的持久而多样的途径。有观点认为,约 170 万年前,在从能人到直立人的过渡时期,将简单行为的想法串连、组合在一起以产生复杂行动想法的能力就已经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可能的思想空间以开放的形式显现于世。这个假说得到了数学建模和计算建模的支持。事实是,只有在由具备串连、组合能力的自主体组成的社会,才能看到创造力的自调节所具有的持久价值。而这事实又表明,在此之前的创造力的自调节可能没有面临足够的选择压力。因此,此前的社会群体中个体差异很小,而在此之后,创造力的爆发则突显出明显的个体差异性。当然,这些实验结果并没有证明,在现实社会中,有成就的创新人才所做的发明创造更多,而没有创新能力的人就做得很少;它们只是表明,这种自调节机制是提高创新性产出的平均适应度的可行方法。然而,创造力存在强烈的个体差异这一13创造力的“阴暗面”、自调节与新社会分工论Merlin Donald,Origins of the Modern Mind,Cambridge M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Liane Gabora and Kirsty Kitto,“Concept Combin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omplex Cognition”,in Liz Swan,ed.,Origins of mind:BiosemioticsSeries,Vol.8,Berlin:Springer,2013,pp.361-382.Liane Gabora,Wei Wen Chia and Hadi Firouzi,“A Computational Model of Two Cognitive Transitions Underlying Cultural Evolution”,inProceedings of the 3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Houston TX: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2013,pp.2344-2349.事实又表明,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社会中确实发生了。无论是由个人自身推动还是通过社交途径调节,家庭、组织或社会都可能自发地完成这样的自组织过程,它能使生成发明创新的过程和传播这些发明创造的模仿过程之间达到平衡。换言之,它们能通过协调创新与传承性、连续性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更快的发展。关于创造力自调节方案的一个更复杂的版本是,每个人都应在社会群体的分工中找到他们最擅长、最适合的工作,以至于在完成每一工作时,都有一些个体能以最好的条件去探索那个可能性空间。社会自调节的一种形式是这样的社会实践,即在没有创造力的个体用实践证明他自己之前,社会就劝阻他去从事创新。这样做的好处是保证不浪费创造性劳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适应社会规范和期望的个体应该越来越多地以促进文化连续性的方式从事模仿工作,并与他人分工合作。他们的思想只需沿着既定的路线,按部就班行进。而另一些人可能符合完成创新工作的要求,因此可以不墨守成规,少受社会规范和期望的束缚,若如此,他们就更可能以反常的、非传统的观点看问题,更有可能为困难问题或意想不到的挑战提出解决方案,更有可能找到自我表现的新途径,并为文化创新作出贡献。换句话说,克罗普利(Crop-ley D.H.)等人所说的“创造力的阴暗面”(darkside of creativity)可能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有创造力的个体可能会以牺牲人类需求为代价来满足创新任务的需求。虽然从长远来看,这对整个群体有益,因为它会带来创造性的成果,但在短期内,有创造力的个体不太可能遵守社会规范,不太可能按社会期望行事,还有可能被污名化或被歧视。在他们创新的开始阶段可能更是这样。但是,一旦这些人的创造性努力的价值为人们所知晓时,他们就可能被追捧甚至崇拜。这一关于创造力阴暗面和计算建模的研究工作也有局限性,如适应度函数在整个运行过程中是静态的,并且自主体只有一个行为需要优化。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面临大量的任务且存在着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进而每个自主体在完成一些任务时不仅有专门的分工,还要模仿其他自主体来执行其他任务。也许没有一个个体是完全的“创造者”或“模仿者”,但不同的个体会为完成特定领域的创新成果找到不同的、合适的位置。另一 个 局 限 是,这 里 的 文 化 进 化 模 型(EVOC)并不允许自主体模仿一个想法的某些特征而不是其他特征。这样做也是有用的,因为EVOC 模型和现实世界中的文化产出都表现出生物学中所说的上位性的一种形式,即一个组成部分的最优化依赖于另一个组成部分中所存在的状况。一旦两个组成部分以互惠互利的方式(例如,EVOC 模型中的对称手臂运动)得到优化,过度的创造力就有可能破坏具有共适性特点的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我们将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让一部分人从事模仿工作的各种效果。作者简介:丽安加波拉(Liane Gabora),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西蒙曾(Simon Tseng),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工程系教授。译者简介:高新民,华中师范大学心灵与认知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涛,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黄云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冯 潇232023.4James Kaufman,“The Cost of The Muse:Poets Die Young”,Death Studies,Vol.27,No.9,2003,pp.813-822.David Cropley,Arthur Cropley,James Kaufman and Mark Runco,The Dark Side of Creativity.Anna Craft,Creativity in Schools:Tensions and Dilemmas,London:Routledge,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