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地方感：作为传播物质性...县级融媒体与地方性空间生产_郭旭魁.pdf

2023.6 传 媒047重建地方感：作为传播物质性的县级融媒体与地方性空间生产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2019W174）作者信息：郭旭魁（1980），男，山西长治人，博士，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文化、乡村传播研究。当前县级融媒体在全国范围普遍性地建立起来了，基本实现了全国全覆盖，已经迈入2.0阶段。1县级融媒体是基层信息传播与舆论影响的主流阵地，是打通传播“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抓手。近几年，县级融媒体从资源重组到结构整合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从传播实践来看，县级融媒体在对基层社会的“四力”效能提升方面，仍然没有明显变化。笔者调查的作为全国首批39个建设县市区融媒体之一SD县级融媒体中心，除系列缴费服务功能获得较多关注外，其在基层群众中的舆论影响力并不大。笔者对国内相关学术文献进行整理后发现，研究者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资源如何整合、资本如何壮大、产业如何发展等方面，较少从县级融媒体自身的传播物质性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将县级融媒体再语境化，即将其重置在地方性社会空间结构中，审视其如何勾连不同形式的地方性空间，进而探讨其对地方共同体形成的影响。一、问题提出目前，针对县级融媒体的研究，无论文献数量还是质量都有显著提升，这些研究大致有三种类型。其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路径取向是研究主流。不同学者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2传播内容革新、3传播效力提升4等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但这些研究仍然是基于媒介中心视角，忽视了县级融媒体在基层社会中发挥影响力，所依赖的媒介空间以及与此相关的地方性知识。其二，基层社会治理取向即县级融媒体是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途径之一。一些研究者将县级融媒体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枢纽，5提出县级融媒体赋能社会治理的理想型对策。6这类研究以治理媒介化为基本逻辑架构，试图构建包括政府、用户、社会等要素在内的整合型社会治理架构，但整体上仍然偏重媒介中心，缺乏对地方性文化的必要观照，忽视了地方性经验与知识是形成地方凝聚【摘要】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已进入2.0阶段，然而其对基层社会传播“四力”的影响仍然较弱。文章从传播物质性视角将县级融媒体再语境化，即在地方性社会空间结构中，审视其如何勾连不同形式的空间生产并重建地方感，最终提升舆论引导效能，促进认同达成。文章从地方性物质空间、地方性表征空间与地方性社会空间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指出当前县级融媒体在地方性空间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理论和应用层面提出县级融媒体在重建地方感中的价值。【关键词】县级融媒体物质性空间生产地方感【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3-6687（2023）6-047-06【DOI】10.13786/14-1066/g2.2023.6.007 郭旭魁（长治学院 中文系，山西 长治 046011）048 2023.6 传 媒力进而产生社会认同的隐藏文本。其三，中介化研究取向，即将县级融媒体视为一种中介化机制，探讨媒介与地方社会互动的过程。县级融媒体需要确立连接意识，7实现“融合人民”，8持续性激发基层社会民众的主体性力量。中介化取向注重媒介使用者的实践逻辑，将县级融媒体与地方性经验连接在一起，为本研究提供了启发。伊尼斯等学者早就关注到了媒介与空间的关系，9然而目前中介化研究中，鲜见探讨县级融媒体对地方性空间生产的影响。本文以传播物质性为切入点，将县级融媒体作为一种新数字传播媒介，探讨其与地方性独特空间如何产生关联，构建了何种地方性空间，以及其在重建地方感上所蕴含的价值。二、作为传播物质性的县级融媒体的地方性空间生产近几年，传播物质性研究开始受到重视。然而何为传播物质性，学界众说纷纭，笔者对此无意争论。作为“中间道路”的传播物质性判断，为本文提供了参考。戴宇辰认为，传播研究的物质性路径实际是调解或融合了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二元划分即所谓的“中间道路”，将主体间性重新纳入传播实践的分析范畴。传播实践中的人既具有人类的意图（建构主义的），同时也具有社会情境特点（结构主义的）。这样传播物质性就涉及传播活动发生的基础性设施、对象、身体等物质性装置。日常生活中的媒介技术就与物质空间、文化设施、传播实践等连接在一起。以县级融媒体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借助数字媒介技术勾连了乡村与城市、地方与国家、虚拟与现实，极大地拓展了基于传统地理位置的传播空间。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将空间分为三类形式：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性空间，10分别指向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其不同于将空间僵化、透明化的传统观点，开启了实践指向的空间转向。笔者试将传播物质性取向与空间分析结合起来，探讨县级融媒体如何进行空间生产。1.地方性的物质空间政治地理学家阿格纽认为，地方空间有三个基本方面：区位、场所和地方感。11(14)区位是一个地方的客观地理坐标；场所是与社会文化密切相连的物质环境，强调围绕空间展开与人相关的文化事件；地方感是人类对地方性空间所形成的依恋性情感。作为客观地理位置的空间，事实上是文化关系和地方感形成的物质基础。县级融媒体作为传播物质性存在，扎根于县域范围，嵌入地方社会文化的脉络之中。2021年3月，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挂牌超过2 400个。12麦夸尔认为，媒介技术常被用于激活本地场景并与特定地点建立连接。13(5)如此多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深深扎根于地方性地理位置空间。换言之，每个县级融媒体所嵌入的地方社会都具有特殊性。县级融媒体也正是因为其所传播的信息、所关注的事件、所呈现的文化与独特的地理位置属性相关，其所在区域的人们以及身处远方的游子才会逐渐产生念兹在兹的情感所系。新闻价值要素之一接近性，强调当新闻事实的发生地与一定地理空间中人们的心理期待接近时，该新闻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关注。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开展信息传播、舆论引导、服务群众等业务，就不可能离开其深嵌的区域空间。笔者认为，所谓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具有普适性的路径与方法，似乎是可疑的。那些成功的县级融媒体案例既有其普适性，但更多是其存在的特殊性。县级融媒体建设应该与其所在个性化地理空间联结起来，在地方性物质空间中重构信息，才能真正实现传播“四力”。2.地方性的表征空间在列斐伏尔看来，作为物质空间特征集合的空间实践，属于一种前提性、客观性、继承性条件。他提出空间本身的生产即空间表征。事实上，空间表征拓展了物质层面的地理空间，将其延伸到精神文化秩序中，丰富了空间生产的领域。空间的表达离不开符号，正如亚当斯指出的，没有空间和地方作为经验的先在的框架，传播是无意义的，同样，没有传播，我们也无法感知空间和地方。14由此可见，传播与空间表征彼此关联、相互成就。县级融媒体中心处于县域地理空间，承担着传播地方文化、讲好地方故事的职责。地方性表征空间与区域社会文化勾连在一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例 参见曾国华媒介与传播物质性研究：理论渊源、研究路径与分支领域（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1期，第6-24页），戴宇辰传播研究的“物质性”取径：对若干核心议题的澄清（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42-152页），戴宇辰媒介化研究的“中间道路”：物质性路径与传播型构（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第104-112页）。2023.6 传 媒049如，研究者在针对重庆32区县融媒体调查中发现，具有重庆本土特色的作品在所有比赛中均有突出表现。15在全国县级融媒体作品比赛中，富含地域文化的作品广受欢迎，如邳州融媒体中心立足本土资源，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发移动媒体创意产品，引来了可观的流量，产生了显著的传播影响力。云南广播电视台建设的融媒体“七彩云”、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建设的融媒体“秀美融水”、浙江舟山市建立的“舟融体”等，将独特的地方空间中的文化符号元素与新媒介技术相结合，传播了地方文化内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县级融媒体之所以能够拓展地方空间，将地方性空间在无远弗届的网络传播平台中再符号化，正是得益于其所依赖的数字媒介技术本身。H5、VR、AR等新技术，把区域性的地方空间带入充满文化意义的表征空间中。3.地方性的社会空间列斐伏尔认识到了空间表征的重要性，但其认为这还不是空间生产的终结性意义，而表现性空间即社会空间才是空间生产的最高形式。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序言中认为，空间应该被当成一个总体来考虑。换言之，空间从来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性概念，总是与特定时空中的社会实践相联系。16(9)任何传播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时空，而传播意义正是在独特的社会空间实践中产生的。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夏瓦的“中介化”、索亚的“第三空间”，以及前述“中间道路”、可供性概念等，其实质都是将传播中的人、空间、时间、结构等社会实践要素，整体性囊括到传播情境中，重新思考与分析传播活动中“结构能动”间的情境性关系或结构性耦合关系。13(1)笔者认为，上述理论与列斐伏尔“表现性空间”理论相似，即在一定的社会空间中，强调参与空间生产各要素之间的实践性关系，并揭示传播活动中不同要素联结、互动的动态过程。因此，县级融媒体也应放置在特定的时空中，与具体的地方、人等传播要素相勾连，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县级融媒体嵌入基层，与地方性的社会空间实践紧密联结。如果忽视县级融媒体的这种空间性，就很容易将之视作一种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甚至只将其视作一种社会治理工具。而地方社会中人民群众也只能是县级融媒体“新瓶装旧酒”的传播受众，一种被动的治理对象。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论，是媒介中心主义的延续。毫无疑问，县级融媒体是一种新媒体，不能再用传统大众传媒视角来认识这种新媒体，而应该将其与地方性的社会空间实践相联结。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传播实际来看，在上述重庆市区县级融媒体调查中，20家县级融媒体开辟了“信息发布+便民服务+增值服务”功能栏目，占到74.1%。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便民服务等交互通道，吸引人民群众参与到传播活动中来，激发了基层群众的传播积极性，进而发挥对基层人民群众的影响作用。一些学者也看到，县级融媒体的从业者积极利用新媒介技术，如直播、全景拍摄、无人机等，开展地方性的传播实践，制作了具有地方民族特点的原创性内容，通过“两微一端”播出后，获得广泛传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17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一些县级融媒体已经注意到基层民众所蕴藏的传播活力，并将人民群众丰富多样的社会文化实践表达出来，但这种表达仍然是县级融媒体专业从业者的代言，而非人民群众作为传播实践主体的展示。综上，传播物质性视角下的县级融媒体，作为一种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座架”，呈现出不同形式的空间生产。物质性的地理空间是地方性空间生产的基础，表征空间是地方性空间生产依赖的传播途径，社会空间则是地方性物质空间与表征空间相互作用、彼此缠绕的动态传播实践过程。正是在日常生产生活传播实践中，地方空间中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空间之间的联结，逐渐形成地方性依恋，产生所谓“恋地情结”、18“美丽乡愁”等地方感。笔者认为，县级融媒体应该在涵化地方空间中人们的地方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进而促成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三、县级融媒体地方性空间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19(62)因此，空间的生产从来就属于社会实践领域，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连，而地方性空间生产也正是各种力量发挥作用的过程。当前县级融媒体在地方性空间生产中存在一些问题，政治、资本和信息生产等力量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县级融媒体用户地方感意识的形成。1.县级融媒体对大众传媒时代宣传策略的路径依赖影响了地方性空间生产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单向性特质非常明显，便于传播者控制传播流量与流向，进而对传播效果产生强有力的干预。这为大众传媒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了便利。然而，传播对象在此过程中基本上缺少参与感，属于被动050 2023.6 传 媒的接受者。县级融媒体作为依赖数字媒介技术构建起来的新媒体，理应鼓励和激发用户参与传播过程，通过新媒介互动技术将基层人民群众鲜活灵动的社会生产实践内容纳入信息传播中，从而丰富和拓展地方性空间生产。但从传播实践来看，县级融媒体依旧执行传统媒体时代的宣传思路与策略，将原来县级传统媒体中的内容搬到了县级融媒体中，仍然是单向性传播的路径依赖。有研究者指出，基层媒体的领导和从业人员仍然依靠传统媒体时代所形成的宣传惯性思维，“埋头写稿件、做节目、搞自我传播”，缺少对用户需求的基本调查，在以传者为中心的老路上运营新媒体。20笔者在对SD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访谈时，他提到虽然他们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起好几年了，但信息传播的基本框架与原来（大众传媒）的差不多。县级融媒体对地方性空间中用户的需求缺少必要的观照，自然也很难获得后者广泛的关注。2.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资本逻辑部分妨碍了地方性公共空间的生产从传统广播电视媒介到数字新媒介技术，县级媒体媒介经营的逻辑也从大众传媒的发行量、收视（听）率经济转变为流量经济。从积极层面讲，新媒介传播的流量即影响力，县级融媒体通过提升媒体的服务品质，生产优良内容，吸引更多基层民众关注，从而实现传播“四力”效能。这也是县级融媒体努力创造流量的合法性来源。然而，如果对资本逐利的本性驾驭不好，也会妨碍地方性空间生产，将本属于地方社会的公共空间“殖民化”。一些研究者发现，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最先意识到并全力推动其投资建设的是技术类企业。这些企业以中央政策为其背书，在各县售卖他们的设备和融合产品，客观上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国家政策落地起到了推动作用。对这些技术企业来说，追逐最大利润才是根本，难怪有技术企业人员讲，如果县级融媒体中心把数据存储在索贝公司提供的技术平台里，他们公司每年就能挣几百万。17将流量变现是技术企业盈利的关键，也影响了县级融媒体的工作人员。笔者在对SD县级融媒体部门访谈时，其负责人谈到，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的核心，是将老百姓每人都会用到的煤气费、电费、水费、暖气费等业务搭载到自己的融媒体APP中，这样就可以增加流量，下一步是看看能不能将医院网上挂号业务也承揽进来。在这里似乎看不到县级融媒体为更好建设地方性公共文化空间的努力，感受到的只是注重标准化的信息生产，“跑马圈地”争取更多资本，千方百计增加流量的逐利行动。3.县级融媒体提供的分析型信息和展示型信息较少，使地方性空间沦为空洞的存在物县级融媒体的新闻产品中大多数属于描述式、会议类等告知型的中低端新闻产品，很少见到解释性、阐述式等分析型信息。21告知型信息的技术含量低，其停留在简单的信息告知层面即“是什么”，无法满足用户对高质量信息的需求即“为什么”，以及信息与个体之间有何关联，这需要分析型信息来完成。然而，县级融媒体工作者在传统大众传媒时代所形成的“等靠要”的传播观念，与数字媒介技术不断业务创新的新要求之间存在不小差距。县级融媒体工作者还不能用地方性的传播符号，将党和政府的决议和政策与基层民众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进而阐述政策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意义。换言之，这些告知型信息还不能与地方性空间生产实践发生关联。县级融媒体中的信息就不可避免地空洞化，远离了基层老百姓的社会实践。以“上党门”融媒体中政策类新闻为例，对于中央、所在省市最近发布的政策类信息，除原封不动地转载外，基本没有结合当地基层社会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阐述，未能使政策信息与地方性社会空间中鲜活的人联系起来。所谓的政策信息成了僵化的数码物，而地方性空间成了空洞的摆设，沦为与政策信息两不相干的存在物。笔者认为，县级融媒体中除了缺少分析型信息之外，展示型信息也供给不足，即在县级融媒体中，基层民众作为传播主体很少运用自己的手机媒介将丰富多样的生产生活实践展示出来。展示型信息是县级融媒体作为新媒介技术特质区别于传统大众传媒的根本所在，是县级融媒体勾连地方性社会空间的鲜活呈现，也成为基层民众形成地方感的重要符号资源。四、重建地方感：县级融媒体根植于地方性空间的价值所系Tim Cresswell认为，“地方最重要，因为它是我们存在的经验事实”。11(24)地方是意义与社会建构的首要因素，是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是理解世界、国家、社会与他人等相关项的前置条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激烈的社会转型，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学者指出村落的“空心化”现象。22传统乡村社会 访谈者为SD县级融媒体员工，访谈时间为2021年8月3日。访谈者为SD县级融媒体部门负责人，访谈时间为2021年8月3日。2023.6 传 媒051交往中的一些观念，日益受到市场社会和工具理性的侵蚀，曾经被视为可贵的道德品格与交往价值正遭遇分裂、肢解。县级融媒体要在基层社会中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就不能忽视其植根的地方性空间以及由此形成的地方感。首先，县级融媒体将地方性空间纳入核心观照范围，突破传统大众传媒办新媒体的路径依赖，实现大众传播、网络传播与人际传播的融合。23目前县级融媒体研究集中在探讨融媒体中心自身如何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与县级融媒体朝夕相伴、须臾不离的地方性空间。地方性空间不仅从符号层面为县级融媒体的传播实践提供了个性鲜明的地理方位和“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文化，而且从社会实践层面为其创设了念兹在兹、乡土依恋的可能性。一方面，县级融媒体在内容生产中，要关注本土文化符号资源，积极运用数字化手段拓展地方性空间，从而实现对基层民众的舆论引导力，这仍然体现的是一种媒介中心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县级融媒体要适应数字新媒介，为基层人民群众提供信息传播平台，在生动活泼、彼此熟识的地方性空间信息分享中，构建新型人际关系和精神交往共同体。其次，县级融媒体在努力提升流量，扩大对基层社会影响力过程中，应将建设地方性公共传播空间放在重要位置，为基层人民群众创造随时随地沟通的精神家园。县级融媒体所进行的信息提供、服务群众等公共传播活动，应与地方性空间紧密相连，其必然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列斐伏尔谈到，不管在什么地方，处于中心地位的始终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16(4)这种再生产过程在每一项活动中完成，包括那些表面上无关紧要的活动，如休闲、日常生活等。县级融媒体通过数字媒介技术参与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促成地方社会实践的空间化，为基层人民群众提供了即时、便捷的公共交往符号，形塑了网络世界中的精神家园。背井离乡的城市务工者、身处远方的游子以及基层社会中的土著居民，在县级融媒体提供的数字平台中重新联结在一起。县级融媒体中的数字传播活动，积累起持续增加的数码流量，同时也桥接着乡村与城市、地方与国家、虚拟与现实等复杂多元关系，将地方性公共空间中的精神交往转变为一种对乡土的依恋情感。最后，县级融媒体的信息生产应根植于地方性空间的日常传播实践中，通过展示型信息涵化人民群众的地方归属感，进而促成国家认同。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性整合和系统性整合概念。24前者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实践，是在行动者共同在场的情况下完成的，强调面对面和身体的接近，有赖于高度的在场可得性；后者指的是行动者之间跨越广袤的时间、空间的交互作用，即跨越不同传播地理空间，建立身体不在场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县级融媒体整合社会有两个方面，其一，基于所在地方性空间的交往，可促成身体在场的社会性整合；其二，新媒介技术脱域机制所产生的超地方性空间，为系统性整合提供了可能性。前者促进地方感的形成，深化人民群众的地方认同；后者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从而履行县级融媒体的政治使命。县级融媒体要发挥对基层社会的整合作用，就需要在做好信息把关的同时，充分尊重和调动人民群众的传播主体力量，激发人民群众利用手机等媒介将自己的生产实践通过展示型信息呈现出来，深化人民群众的地方归属感，促成国家认同。结语列斐伏尔认为，如果没有生产出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观念等都只能是空话。19(49)数字技术崛起，并通过地理媒介形态，逐步融入人们的地方性日常交往中，催生出各种新的传播实践、新的集体性和新的共同体。13(139)新媒介技术激活并推动本地场景与地方性空间建立连接，重组了社会时空关系，为传播意义赋予了新的可能性。借助数字媒介技术，县级融媒体逐步深入基层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县级融媒体传播影响力的真正实现，已经无法忽视地方性空间。打通“传播最后一公里”的空间隐喻，似乎已经隐含在县级融媒体对地方性物质空间、表征空间和社会空间等空间生产的命题中。而新型主流媒体要实现其自身使命，最终要靠来自基层人民群众的认同。由此可见，在空间生产中积极利用地方性知识以重建地方感，理应成为县级融媒体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也是其根植于地方性空间的价值所在。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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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roots society is still weak.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materiality,this paper recontextualizes the county-level media convergence center,that is,resets it in the local social spatial structure,examines how it connects different forms of spatial production and reconstructs the sense of place.Finally,it promotes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achievement of identification.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local material space,local representation space and local social space,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local space production of county-level media convergence center.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application level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ignificance of county-level media convergence center in rebuilding the sense of place.Keywords:county-level media convergence center;communication materiality;space production;sense of placeGUO Xu-kui（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hangzhi University,Changzhi 046011,China）体建设以重庆32区县实践为例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5）：22-26.16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7 沙垚.资本、政治、主体：多元视角下的县级媒体融合实践以A县融媒体中心建设为样本的案例研究J.新闻大学，2019（11）：1-10，121.18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22.19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空间政治学的反思M/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0 高进忠.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的痛点与突破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10）：65-69.21 叶明睿，吴昊.重生之困：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的逻辑断点、行动壁垒与再路径化J.现代传播，2021（4）：9-14.22 刘彦随，刘玉，翟荣新.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J.地理学报，2009，64（10）：1193-1202.23 克劳斯布鲁思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7.24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分析中的行动、结构与矛盾M.郭忠华，徐法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