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的历史沿革及其贡献_王乃德.pdf

33专题史话全民族抗战时期的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以下简称前方军分会，1941 年 4 月改称华北军分会），是中共中央在八路军中成立的军委分会，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派出机构，是八路军最高的领导机关。本文简述其历史沿革和贡献，求教于专家和读者。前方军分会成立背景与经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并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15日，中共代表在江西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8 月中旬，国共双方通过谈判，决定将陕北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序列，设立总指挥部，下辖 3 个师。8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西洛川县冯家村召开。23 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一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为前方军分会常委，任弼时为秘书长）。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的新的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发布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29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下达关于成立前方军委分会及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的决定，指出：“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情况下，中央决定前方设党的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 9 人组织之。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受中央军委统辖。”并在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均受前方军分会统辖。从以上名单中可以看出，前方军分会是一个高规格、高层次的领导集团，足以完成中共中央交给的领导八路军的神圣使命和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为何中共中央紧迫成立前方军分会？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的历史沿革及其贡献（山西）王乃德霍临春抗战初期的毛泽东34专题史话成立前方军分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何在呢？首先，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郑重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以求全国政权统一，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在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必须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及其前方军分会，以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保证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政治与军事地位。成立前方军分会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加强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发挥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完成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其次，八路军 3 个师开赴抗日前线后，远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前方必须有一个党内的高级领导集体代表中央和军委领导八路军，就近指挥各师。成立前方军分会正是为了适应变化着的政治形势与战争态势而采取的重大组织措施。再次，前方军分会和各师军政委员会都是不公开的党内领导机构，前方军分会和各师军政委员会作为本级的最高军政领导集体，带有党委会的性质，领导部队的军事、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工作；不设工作部门，具体工作由相关部门办理。师以下各级都成立党的组织，由上而下形成完整的组织系统，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此外，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是中共中央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但当时红军中有部分人员对这一决策缺乏正确认识：第一，对红军改编不理解，许多指战员在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第二，担心红军改编后性质会变，认为接受改编就是向国民党“投降”；第三，对红军改编有盲目乐观、右倾麻痹思想。有人认为，红军的装备和待遇可以得到改善，对抗战的艰苦性和长期性没有清醒的认识；还有人对独立自主的原则认识不清，对国民党缺乏警惕性，以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为荣等。可见，成立前方军分会和各师军政委员会，在党内建立健全各级组织，通过它们加强八路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把全军指战员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是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前方军分会和各师军政委员会在全军首先进行形势教育，要求指战员充分认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向干部和战士讲明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必须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民族解放的重任，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其次，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教育，要求全军充分认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红军改编的重大意义，讲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升级，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国共实行合作才能实现全民族抗战，中国才有战胜强敌的可能。红军改编是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编不仅表明红军是一支坚决抗日的人民军队，也使红军摆脱过去狭小、孤立的处境，还有利于在广大的敌后战场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再次，在改编中进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教育，保证红军更名不变色，坚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这是红军改编的首要原则。经过前方军分会领导人与各师军政首长耐心说服和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广大指战员加深了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抗日路线方针的理解，澄清了错误认识，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保障了改编任务的完成，从而为新的战略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由此可见，成立前方军分会和各师军政委员会的决策是十分必要的。率领全军出师抗日为尽快开赴抗日前线，中共中央军委不待我军改编完毕，即令第一一五师分为两个梯队先期出发，于 1937 年 8 月 31 日和 9 月初先后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35经朱德、彭德怀审阅后，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于 10 月 19 日联名上报中共中央。报告指出，政治工作人员公开地位和职权的降低，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政治工作已经受到若干损失。为此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22 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唯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24 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转发中共中央决定：“（一）为加强党在军队中领导，保持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以此推动全国抗日军队之改进，特决定军队中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团以上及独立营设立政治委员。（二）各师政训处立即改为政治部，各团政训处改为政治处，其职权与过去政治处同，旅设政治处，政委兼主任。（三）各级党委会在组织部内专负党务工作，团组织总支。（四）政治部之调查科改为锄奸部，旅、团设特派员、职权和工作均照过去政治保卫部与政治保卫特派员同。”28 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任命了各师及其所辖旅、团的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各部队撤销各级政训处，恢复师、旅、团政治部（处）。至此，全军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朱德（右）和彭德怀在山西抗日前线第一二师紧随其后开赴山西。此前，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彭德怀、徐向前等人赴晋同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交涉和谈判。第一二九师于同月底和 10 月初分批进入山西。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人于 9月 21 日到达太原，入住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驻地成成中学，和彭德怀会合。前方军分会举行会议，讨论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及山西新军问题。中共中央军委和前方军分会经过反复酝酿，形成新的战略部署：将 3 个师分别部署在山西的四角，第一一五师留部分兵力在晋东北的恒山和五台山地区，主力转至晋西南吕梁山地区；第一二师主力部署在晋西北管涔山区；第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太行太岳山区活动。这一部署，可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处于日军侧翼的机动位置，形成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四区，对侵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日军取四面包围态势。9 月 25 日，遵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战略方针、部署，前方军分会向各师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发出关于战区工作部署方针的训令，指出：“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使敌陷入我群众和游击战争的围困中，断其后方运输，增加敌人之恐慌和疲惫，分散敌人兵力。”恢复政治工作制度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为顾全大局，一度同意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将政治部（处）改为政训处。10 月，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到第一一五师师部及其所属的两个团检查政治工作，发现部分部队改编后政治工作削弱，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便将这些情况向任弼时作了汇报，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反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任弼时当即让他将检查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36专题史话随着八路军各部队的扩大，为保持红军优良政治制度的传统，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政策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强调：“无论何项性质之部队，一经编入八路军建制，必须从中建立党的组织，其指导员、教导员及各级政治机关的主要工作者是党员，并接受党的领导，否则宁缺勿滥。”前方军分会恢复和加强政治工作制度是领导八路军各部在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保证。领导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前方军分会领导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地方党组织协同下，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1937 年 11 月 11 日，前方军分会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会议，朱德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彭德怀、任弼时、左权、林彪、刘伯承、张浩、宋任穷等。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并决定：第一一五师聂荣臻率一部留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主力迅速转移至汾河流域和晋南进行群众工作，在吕梁山开辟根据地，并留第三四四旅在太行山，配合第一二九师在晋东南依托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第一二师仍留在晋西北同蒲铁路北段活动，开辟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前方军分会和北方局确定八路军和地方党组织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创建抗日根据地，同时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从 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在前方军分会、北方局领导下，八路军各师和有关地方党组织、牺盟会、战地总会、山西新军等组织一起，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形成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1938 年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调整侵华战略，从军事进攻调整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建立长期自给作战体制，以适应持久战争的需要。在日本修改其侵华策略期间，中共中央及时预见到即将到来的重大变化，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部署八路军在华北的重要任务是：创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以支持长期的游击战争；留置或派遣足够的正规军于敌后战场，作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骨干；发动男女老少，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人民的游击战争。据此，从 1938 年 11 月开始，前方军分会先后派遣八路军主力挺进平原与巩固发展华北敌后战场。第一二师赴冀中，第一二九师到冀南，第一一五师分兵挺进山东和冀鲁豫边区。各师进一步发展敌后战场，创建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拱卫和支援山区根据地。北方局指示华北各地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深入发动与组织群众，全面做好抗击日军进攻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鲁中等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多次进行反“扫荡”作战，挫败日军各种规模的“扫荡”，巩固和发展平原和山区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部队也进一步壮大；党组织得到了发展，党员增加了许多；不少地方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些为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前方军分会常委、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37打下坚实的基础。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前方军分会派出八路军一部南下支援新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前方军分会所在的华北是中国敌后抗战最活跃的地区，于是日军把华北地区列为重点“肃正”地区。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相结合的“总力战”，实行野蛮的“扫荡”“蚕食”封锁和“强化治安运动”以及“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彻底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为适应新的斗争态势，1941 年 4 月 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滕代远、陆定一组成华北军分会，朱德任主席、彭德怀任副主席。9月 11 日，华北军分会、北方局向各区党委、各师、各军、纵队发出关于目前形势及战争准备工作的指示，指出：“全华北正处于敌寇扫荡围攻的严重形势中，这种形势严重较之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困难会严重增加起来。这必须引起我华北全党全军深刻认识与足够估计。”在分析敌我态势后，强调：“坚持华北抗战，是我们确定不移的方针，我们必须粉碎敌人的进攻，克服新的困难。”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的指示，针对日军的“总力战”，华北敌后广大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全面对敌斗争，开展卓有成效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各抗日根据地采取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自卫队相结合，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开展广泛的分散的群众性反封锁、反“蚕食”的斗争取得成效。1942 年 3 月，华北军分会、北方局关于反“扫荡”斗争给太行太岳指示中号召：“全华北一千六百五十多个县的地方游击队和民兵每天能杀死一个敌人，一个月就可消灭敌人一个旅团。这是长期削弱敌之有效办法。”5 月 4 日，华北军分会、北方局发出关于反对日军蚕食政策的指示，指出：“蚕食政策是目前敌人向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攻的一个重要手段。”为此，华北军分会和北方局要求华北全党全军开展反“蚕食”斗争，粉碎日军的“蚕食”政策，团结一致渡过这一段黎明前的黑暗。1942 年反“蚕食”、反“扫荡”作战中，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指导方针，粉碎敌人的“扫荡”，打破其“蚕食”和“强化治安运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创造出“敌进我进”的多种形式，取得华北敌后战场的主动权。1943 年 8 月，中共中央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薄一波等人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留在左权县麻田的军分会成员、八路军副参谋长滕代远，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1944 年 5 月 19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取消华北军分会。华北军分会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带领八路军浴血奋战于华北的山区和平原，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抗击了大部分的侵华日军和伪军，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奠定了全民族抗战最后胜利的基础，完成了历史使命，在中华民族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抗日战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责编申世杰）1937年11月前方军分会驻地石拐镇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