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创新.道——基于嵌入性理论的思考_郑仪.pdf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外籍客商、高技术人才、留学生来华工作生活，在推动本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融入我国社会的难题。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发现在华国际移民融入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一方面是移民融入程度存在明显的地理分化；另一方面是不同身份移民融入程度出现参差。针对当下移民相关法律制度滞后、治理手段单一、移民主观融入意愿不强、文化融入困难等问题，拟从政治嵌入、结构嵌入、认知嵌入、文化嵌入四个维度创新融入路径，以期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释放更多移民红利。关键词：在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嵌入性理论中图分类号：D5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58（2023）03-0061-07DOI：10.16478/ki.jbjpc.20230215.001全球化时代，移民浪潮席卷世界每个角落。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 2022显示，截至 2020 年，全球国际移民总数达 2.81 亿人，占全球人口总数的 3.6%。各国在移民浪潮中扮演着移民输出国、中转国、输入国等单一或多重角色，在抢抓“移民红利”的同时，也被裹挟于“移民问题”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国际间人口的大流动，推动着国际移民治理问题从一个边缘性政策议题逐渐转变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领域交叉的主流议题1，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外籍客商、高技术人才、留学生来到中国工作生活，来华追逐“中国梦”业已成为国际移民潮的新趋势2。但由于我国同其他国家在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移民群体在社会融入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障碍。这些障碍，一方面阻隔了移民与移居地的情感联系，尤其是各类高层次人才，无法充分发挥其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使得移民群体更加依赖同族裔内部关系，形成诸多“脱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的族裔聚居区并脱离国家治理。而这种治理“真空”有可能衍生为移民从事吸毒、非法居留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温床，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而移民管理现代化关乎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如何将移民融入制度同国家总体安全观有效衔接、同人才强国战略紧密结合，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同时吸引国际人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是实现新时代移民管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一、嵌入性理论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耦合机理（一）嵌入性理论发展脉络“嵌入性”这一概念由波兰尼（Polanyi）首次收稿日期：2022-08-26作者简介：郑仪（1998），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人管理、国际警务合作。基金项目：202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外国人分类管理与涉外警务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1YJAGJW007）62 提出，他认为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和非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并嵌入其中3，侧重强调经济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双边联系。但波兰尼仅从宏观层面展开研究，并未就嵌入的过程性进行深入研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重塑了“嵌入性”内涵，推动嵌入性理论走向深化和成熟。格兰诺维特指出，人类（经济）行为适度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并将嵌入划分为“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4，突出了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多边联系。在格兰诺维特嵌入性理论的基础上，学者们将嵌入性理论引入社会学、管理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从一般性的双边联系、多边联系发展到复杂性的网络化联系。祖金（Zukin）和迪马乔（Dimaggio）阐释了公司能否把握住机遇取决于嵌入社会网络并在其中的位置及其所维持的社会关系5。埃文斯（Evans）用嵌入性理论来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分析认为只有国家自主性与社会嵌入性相结合，才能实现国家发展6。当西方嵌入性理论被引入国内之后，其发展和演化则更加多元。一些学者运用嵌入性理论分析社会现象，如刘定世在嵌入性视角下分析了关系合同理论及其在中国乡镇企业中的实践7，李翔则利用社会嵌入理论研究城市社区居家养老问题8。部分研究将嵌入性理论应用到组织关系领域，如罗峰从政治嵌入、社会嵌入与文化嵌入三个角度，分析了执政党应从认知、覆盖面、运转和共振四个方面实现组织嵌入9，钱德洲等人从嵌入性视角阐释了大学生村官制度“嵌入”我国乡村治理的优化路径10。还有一些学者侧重将嵌入性理论引入文化治理，如赵艳龙从“嵌入性理论”视角来探讨当前乡村农民的精神文化教育问题11，曹倩慧结合嵌入性理论剖析了非公党建与企业文化的内在关系12，等等。（二）嵌入性理论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耦合关系首先，嵌入性理论揭示了国际移民融入的本质。鉴于人的双重本性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修正了古典经济学和社会学对人类行为的假设，提出“适度社会化”的嵌入性思想：“行动者既不像独立的原子运行于社会网络之外，也不像奴隶一般依附于其所属社会所赋予的角色。他们有目的性的行动嵌入于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系统之中”。从国际移民融入社会来看，一方面，移民虽然坚持母国的族裔文化、经济活动和生活习惯，逐渐形成与周边社区相对隔离的“飞地”形态，但并不是与移居国社会网络格格不入的社会隔离；另一方面，移民并不是单向度的社会同化，而是移民个体或群体（平等地）被包容进移居国主流社会的状态和过程。移民进入新的社会环境后，完全屈从于移居国社会的共同规范和价值体系，最终成为与本地居民无差别的社会成员。移民的融入行为既是自主的，又是嵌入于其所在的移居国社会关系当中的，这一融入过程包含着移民与新社会的互嵌和相互适应。其次，嵌入性理论释明了国际移民融入的必要性。格兰诺维特将嵌入性概念定义为经济行为的持续情景化，他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嵌合于社会结构中，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网络。移民社会网络对其起到一定的社会支持作用，例如，提供信息资源、基于情感支持等。当移民进入一个新的国家，大多数人会失去原有的社会网络，如血缘关系、业缘关系、地缘关系等。由于在移居国未建构起新的社会网络，因此很难实现与移居国直接的、良性的交往互动，其经济行为包括就业也会受到阻碍。沃尔夫冈（Wolfgang）结合 1984-1993年的调查数据13，分析了居住在德国的地中海移民职业分布与社会融入情况。研究发现，在调查的所有地中海移民中，一半以上的移民能够很好地掌握德语，但被问及与他们相处最频繁的最重要的三位朋友时，超过一半的外国人没有说出德国人的名字，其中土耳其移民的社会隔离程度更高，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说出德国人的名字。这种社会网络的非本地化使得其经济行为举步维艰：调查中 70%的地中海移民被雇佣为非技术或半技术工人，而在德国工人中，这一比例仅为 16%。由此可见，移民在移居国的职业选择固然会受到个人基本素质（教育、技术、语言能力）影响，但也受制于本地社会网络的建构情况。社会融入情况不佳，移民的职业选择受限，其作为人力资本的效能便无法充分发挥。最后，嵌入性理论丰富了国际移民融入路径。目前，西方学术界针对移民融入问题提出了诸多融入模式，例如以德国为代表的“过客或临时打工者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同化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等，这些融入模式主要从政策干预、文化调适等角度推进移民融入，但西方国家的移民主体大多是从发展中国家迁入发达国家、处于中等或中等以下社会经济地位的少数族群，且这些融入模式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问题。而嵌入性理论经过不断丰富和发展，不同学者结合相关研究主题提出了多种分析框架，如格兰诺维特的郑 仪：在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创新之道基于嵌入性理论的思考 63 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哈格多恩（Hagedorn）的双边嵌入、组织间嵌入和环境嵌入，祖金和迪马乔的政治嵌入、结构嵌入、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等。不同于西方国家移民情况，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中高低端国际移民兼而有之。鉴于此，不妨从嵌入性理论的视角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移民融入路径，提升我国在全球移民治理体系的话语权。图 1 显示的是嵌入性理论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耦合关系。图 1 嵌入性理论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耦合关系图示二、嵌入性视角下在华国际移民融入现状国际移民作为一种复杂现象，国际法并未定义其内涵，各国法律和实践对其概念解释也不尽相同。联合国在 1998 年将“国际移民”界定为“改变其常住国的人”14，国际移民组织则将其定义为“由于各种原因，离开本人此前常住国，跨越国边界，永久性或暂时性移居另一个国家的人。”15总之，跨越主权国家边界迁徙至另一国家，是国际上普遍认同的移民行为16。目前，我国现有法律文件尚未对“国际移民”的概念做出界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以 180 日为标准区分外国人在华短期停留和长期居留期限的相关规定，本文所指的“在华国际移民”是指离开此前常住国、入境中国并在中国境内居住超过 180 日的自然人，包括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姻亲移民、留学生、难民等。在华国际移民是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治理实践之间嵌入的一个重要变量，移民群体与本地居民、移民群体与管理者以及不同族裔移民之间的关系，都影响着我国社会形态的演绎和基层社会治理逻辑的走向。结合格兰诺维特的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可以发现在华国际移民融入情况在多维度上呈现不均衡的特点，同时移民融入程度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一）关系性嵌入的考量：在华国际移民融入程度呈现明显的地理分化关系性嵌入是指行动者重视彼此之间的需求和目标，能通过网络节点的相互联系获取收益，而联系强弱可通过双方“认识时间”“互动频率”“情感紧密性”和“互惠关系”四个指标进行测量。关系强度与对关系的投入成正相关。我国边境地区的国际移民大多来自周边国家，一衣带水的地理环境和同宗共祖的文化渊源使其互动频繁成为可能，加之双边贸易往来极大地密切了当地居民和移民群体之间的互惠关系。二者之间的强联系促生了一种“共生型”的社会融入关系，如在中越、中缅边境地区通婚现象屡见不鲜。反观内地国际移民大多不具备上述地理优势，更倾向于保持母国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且在流入地更愿意同母国同胞、同族裔聚居在一起，在本土形成诸多聚居区，例如北京望京“韩国城”、上海古北日本人社区、广州非洲人聚居区等等。他们从社会空间上与本地居民割裂开来，二者间的互动频率和情感联系并不会随认识时间的增加而增加，从而形成弱联系或无联系。郑 仪：在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创新之道基于嵌入性理论的思考 64（二）结构性嵌入的考量：不同身份的国际移民融入程度出现参差结构性嵌入主要研究社会网络的整体性和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地位和功能。结构洞是结构性嵌入的核心概念，即网络中提供两点之间唯一路径的介质，占据结构洞越多，越能形成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我国国际移民来源较为复杂，不同于传统西方“推拉理论”下的移民迁移模式，呈现出独特的移民景观：既有来自发达国家的移民，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既有主动吸收的中高端人士、技术人才、留学生等，也有被动接收的难民、非常规移民等。不同身份的移民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有所差别。在华就业类移民大多是在中国高级劳动力市场就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优越的工薪待遇使其能够占据较多结构洞，获取更多信息和机会，在网络中的位置也越有利，能较好地实现社会融入；在华留学生虽然普遍能使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但其社交对象主要是同学和老师，占据的结构洞较少，社会融入程度一般，而且其更倾向于毕业之后返回母国，因此大多存在“过客”心理17；相比之下，一些低技术移民融入情况则相形见绌，由于语言不通，就业竞争力弱，经常遭受社会排斥，占据结构洞很少，主要依托同族裔的内群体认同，在错综复杂的网络中呈现边缘化趋势，形成了一座座“移民孤岛”。这种现象不仅容易引发社会冲突，例如近年来广州多次发生非洲人游行示威事件，还容易滋生移民非法居留、吸毒、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三、在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问题检视近年来，虽然世界上逆全球化和反移民思潮暗流涌动，但我国仍坚定不移做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随着我国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来华国际移民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资本、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元素在我国场域内发生碰撞、整合、重构，这些国际移民在实际社会融入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问题和障碍。（一）法律制度相对滞后，与移民实际需求不匹配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从本质上来看，体现为现代国家被新加入国民的认可，即移入国对国际移民的制度性吸纳过程18。随着在中国生活和日常实践的深入，外来移民的权利意识也逐渐增强。我国外国人管理相关的法律体系尽管在规范外国人入出境、停居留、入籍等方面日趋完善，但对于社会上出现的新现象、新需求尚未能做出及时回应。例如我国现有法律尚未引入“移民”这一概念，这为移民融入治理的统筹性和协调性带来不便；外国商会在地方自发成立的现象日益突出，而 1989 年颁布的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早已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规定的我国“绿卡”门槛过高，并且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迟迟未能落地，客观上也减弱了相关优惠政策对外籍人才的吸引力。此外，在全球移民治理的大背景下，国际规则与国内法律制度的冲突，也成为制约移民全球循环流动以及国际移民社会融入调适的梗阻。（二）现有治理手段单一，融入效果不理想我国外国人事务主要依靠国家权力管辖，即以公安机关（国家移民管理局）为主体，外交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多部门协同管理。根据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社会结构功能的分殊程度，国家代表统合性力量，而社会代表自主性力量，当前中国则处于“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社会组织在中国起步和发展较晚，许多社会功能的发挥主要依靠行政托管或行政化运作，但大多数国际移民并不习惯“有事找政府”19，而是通过熟人圈子、商会协会、宗教组织等形式建立起“移民小社会”来处理自身事务，从而导致移民小社会与国家移民管理体制之间的多重张力愈发明显。此外，我国移民融入管理理念相对保守、滞后，仍拘泥于出入境管理的行政管理理念，主要侧重于移民控制，更多的是对各节点进行管理，而忽略了为移民提供过程化管理和服务，较少关注到移民权利保护。有时，行政手段的过度介入，反而加剧移民群体与管理部门之间的排斥关系，对移民社会融入效果适得其反。（三）移民主观融入意愿不强，主流社会对移民态度较为冷漠国际移民普遍对母国文化和原始身份认同感比较强烈，很少主动接触主流文化，即使发生文化冲突，大多移民也不会产生改变自身适应主流文化的意向，而是选择以旁观者的视角了解主流文化或者 2009 年，非洲人围堵派出所；2012 年，非洲人在广州越秀区广园西路示威游行并殴打警察；2016 年，三元里发生非洲人聚众示威并冲击派出所事件。郑 仪：在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创新之道基于嵌入性理论的思考 65 回避文化冲突，由此造成其社会参与度较低。除了“婚姻融入”（即移民群体与本地群体之间的族际通婚），多数移民与本地群体的交流和接触也较少。此外，受移民抢占就业机会刻板印象的影响，多数民众将移民看作资源消耗型人口，并不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加之近年来一些媒体网络对外来族裔负面形象的过度报道，逐渐加深了本地民众的偏见和排斥。2017 年广东外贸大学国际移民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对聚居于广州小北路的非洲人较为反感的居民中，有 95%的居民表示不愿意同非洲人居住在同一小区，有 68%的居民认为非洲人的迁入使得该地区社会治安和卫生环境变差，有50%的居民正在考虑搬家20。（四）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集聚，文化融入存在障碍刨去国际移民主观因素和个人偏好，中华文化自身的内敛性使其并非简单通过参与中国市场活动就能实现文化融入，这不同于美国文化的市场化和市民特征，因此不能单纯模仿美国经济参与下的移民历程和熔炉经验。具体来说，一方面是语言不通，汉语在读音、字形、语法等方面和西语大不相同，而且各地方言也在语音和字义上差异悬殊，加之缺少学习汉语的渠道，这使得一些移民在语言学习中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即使政府或社区提供中文课程，一些移民也因费用或时间原因难以完成全部课程学习。2015 年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对在沪常住外籍人员调查数据显示，68.85%的国际移民学习过中文，但只有 18.19%的人表示可以熟练运用21。由此观之，即使是在国际移民普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上海，语言也是直接影响其文化融入的一大障碍。另一方面是宗教观念的分歧，我国并非传统的宗教国家，文化与宗教的关联性并不大，民众在生活中也鲜有宗教内容，但大多移民普遍具有宗教信仰且有进行宗教聚会活动的习惯。针对不同文化背景族群的利益需求，社会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从而造成阶层分化和社会隔离。四、嵌入性视角下在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创新路径移民融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宏观上看，覆盖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公共卫生等众多领域；从中观上看，涉及到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治理；从微观上看，关系到移民自身的权利与福祉。而我国并非传统的移民国家，社会无法提供有效的移民融入历史经验供参考，学界也尚未形成本土移民融入理论。回溯嵌入性理论，祖金和迪马乔将嵌入分为政治嵌入、结构嵌入、认知嵌入以及文化嵌入四类，分别聚焦于法律框架与权力结构、社会网络、认知与群体思维、共同价值观对主体经济行为的影响，或许可以借助嵌入性理论的工具价值为国际移民社会融入治理提供一些新思路。（一）政治嵌入：激发制度效能，完善移民融入相关制度建设政治嵌入是指主体所处的政治环境、法律规制、政治体制对主体行为的影响。目前，我国关于移民治理的法律法规远落后于现实需求，要促进移民有效融入，真正实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需要从根本上保障移民的各项权利，因此，必须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一是不断推进移民融入领域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互动。积极对接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以立法形式确立与世界接轨的“移民”概念，积极参与全球移民治理，围绕劳工移民、家庭团聚等领域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积极签订双边和多边条约，建立协商机制，切实保障移民权利。二是加强顶层设计，渐进式实现从出境入境管理法到移民法的过渡。出境入境管理法旨在加强对外国人的管控，而移民法更能彰显我国保护人权的态度，因此，应在统筹国家安全与服务国际人才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制定移民法，对接收移民条件、移民种类、移民融入、移民权利与义务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三是更新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在完成移民法的立法后，立法机关和相关管理部门应尽快完成相关实施条例等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进一步论证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推动其落地实施；更新优化移民在子女教育、就医、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二）结构嵌入：释放社会活力，形成多元互动社会治理体系结构嵌入聚焦于行为主体与社会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它一方面关注到社会网络整体的结构和功能，另一方面也强调了行为主体（作为网络节点）的位置及网络密度对主体行为的作用。当前，移民所嵌入的网络规模庞大，包括政府部门、社区组织、郑 仪：在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创新之道基于嵌入性理论的思考 66 图 2 移民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建构图示一是强化社区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作为科层体系和自治体系的交叉点，一方面，社区需要将国际移民纳入网格化管理，通过基层力量弱化执法部门与移民群体在管理过程中的矛盾，做好本社区国际移民情况登记与报告；另一方面，注重对移民居住方面社会权利的尊重、落实，积极建立移民诉求接收机制，促进其居住身份和社区身份的统一，实现“居民化”融入22。二是倡导嵌入式自治，推动移民的社会参与。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招募社工，鼓励外国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建立“以外调外”涉外纠纷调解模式，发挥外国商会对矛盾化解及行业治理的积极作用，这样既利于维护社会和市场的和谐稳定，也能满足移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愿望，培育和增强其社会归属感。（三）认知嵌入：营造包容氛围，推动移民对本土发展的支持与贡献认知嵌入是指行为主体在行动时会受周边环境和群体认知的引导或制约。面对我国本地民众与移民群体互动有限、存在社会隔离的现状，应采取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培育”而非“唱衰”这一跨国联系的社会化进程23，才能真正发挥移民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一是做好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打破本地民众对移民“他者”身份的偏见。政府部门颁布相关移民政策后要做好政策解释，让民众了解引进国际移民的意义，掌握舆论主动权；引导媒体、网络客观公正地报道有关移民现象，对于不实报道及时辟谣，商会、宗教组织及熟人圈子等，在这些网络节点中，政府部门在网络中的中心度较高，管控着资源和信息流动，但实际上移民所参与的商会、宗教组织及熟人圈子等网络密度更高，连接更加紧密。因此，应更加注重发挥社会在移民治理中的引导和服务功能（图 2）。向公众合理解释难民、非正规移民等问题和争议，消除民众对移民群体的误解和排斥，努力营造和谐、友好、包容的社会氛围。二是搭建交流平台，缩短中外居民的心理距离。多途径拓宽移民群体与本地居民的沟通渠道，例如通过在移民集聚社区邀请移民参加邻里论坛、举办文体活动等，促进二者生活圈的交叉融入，加深二者间的感情。三是引导移民主动融入，促进移民对城市发展的贡献。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完善配套机制等方式，以走访、座谈的形式问政、问计、问需于移民24，增强移民的认同和主动融入的意愿，充分调动移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其为本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效益。（四）文化嵌入：培植移民文化，促进移民跨文化交流及文化调试文化嵌入强调价值观、宗教、区域传统等对行为主体活动选择的形塑作用。在移民源源不断流入我国的今天，随之而来的异域文化同中华文化碰撞，移民普遍选择一种“和而不同”的应对策略，进而呈现出与主流文化脱节的亚文化景观。对此，应积极通过文化调适提高其社会接纳度。一是创新文化输出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文化融入。建议丰富移民社会融入公共产品种类，可以借助短视频、纪录片、以及知名文化博主推介等移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和介绍我国国情，从而调动移民对我国文化的兴趣和热情。针对移民社会融入的最大障碍语言问题，除了增加汉语课郑 仪：在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创新之道基于嵌入性理论的思考 67 程培训场所，还可以尝试推出线上语言培训课程，这样既能节约经费，又能照顾到移民的私人时间。二是在坚持中华文化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推动多元文化交流与共存。跨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入并非一个单向的过程，需要双向互动25。在多元文化交织的当下，应在中华文化框架下尊重移民文化的特色与差异，在保持其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建构国家认同。例如为避免涉外宗教渗透，某地一开始采取强势嵌入的方式，成立专门联络小组监督管理某国人的宗教场所及宗教活动，引发强烈抗议，导致其从合法聚会点转移至不易管理的家庭聚会点；因此，相关部门转变治理思路，在把握主导权力的前提下不再派人直接参与管理，反而取得较好治理成效26。五、结语社会融入是国际移民迁徙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其演变形态无论是对移居国社会还是对移民个体发展而言都至关重要。随着我国移民规模的不断壮大，移民人口结构复杂、利益诉求广泛、宗教背景多样等问题更加突出，社会融入治理更具复杂性、挑战性。本文立足于嵌入性理论，从政治嵌入、结构嵌入、认知嵌入、文化嵌入四个维度创新探索实践路径，但鉴于移民群体本身的多样性，其在移居国的社会融入过程很难用单一理论全面解释，未来还需在移民融入结果差异性及其因果机制上做进一步研究。参考文献：1 孙志伟,郭树勇.论国际移民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转向J.教学与研究,2021(2):46-55.2 吴潇.区隔还是融合: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移民的空间生产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9:1.3 英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等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59.4 Granovetter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5 Zukin S,Dimaggo P.Structures of Capital: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Econom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153-169.6 Evans P.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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