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性与组织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形态与效能研究——基于赣南F村4个社会组织的比较分析.pdf

51乡村治理地方治理研究2 0 2 3 年第3 期刘凤萍，李海金.自主性与组织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形态与效能研究基于赣南F村4 个社会组织的比较分析J.地方治理研究，2 0 2 3（3）：5 1-6 3.自主性与组织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形态与效能研究一基于赣南F村4 个社会组织的比较分析刘凤萍，李海金【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4摘要：社会组织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功能，成为新时代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自主性和组织力是影响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两个关键变量。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组织力两个因素出发，构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将农村社会组织划分为治理型、独立型、寄生型和依附型四种类型。其中，治理型社会组织以强自主性和强组织力参与乡村治理，以公共事务自我决策、组织人事自我安排、组织活动自我协调的方式满足其内生治理需求，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内部治理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实现治理目标。为推动农村社会组织向治理型组织转变，进一步提升其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治理效能，基层政府应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农村社会组织应积极推动组织能力建设；同时，要坚持党建引领社会组织现代化转型发展关键词：乡村治理；农村社会组织；自主性；组织力；治理效能中图分类号：D63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 0 9 6-1 2 4 3(2 0 2 3)0 3-0 0 5 1-1 3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社会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力量，也是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能够在化解社会矛盾、提供公共服务、推进协同治理和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社会组织是实收稿日期：2 0 2 3-0 4-1 6作者简介：刘凤萍（1 9 9 5 一），女，江西赣州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乡村治理与社会组织研究；李海金（1 9 7 9 一），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减贫与发展、中国政治与乡村治理研究。522023年第3 期地方治理研究现乡村有效治理、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的重要主体。2 0 1 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2 0 2 2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制定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意见”2 。可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治理优势以推进社会有效治理，已经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回顾和梳理近年来学术界有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发现学者们大致从以下三个研究视角对其进行探讨。第一，“国家一社会”视角。有学者用“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来解释社会组织的发展3 ，前者强调社会自主性的增强，后者强调国家在与社会组织互动中的主导地位4 。理论界还提出“分类控制”5 、“行政吸纳社会”6 、“嵌人型监管”7 等理论来解释国家或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控制、功能替代和监管策略。社会组织具有的自主性促使其面对国家发出的政策信号能够采取相应的组织策略，据此，学者们提出了“依附式自主”8 、“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9 “策略性自主”1 0 等理论模式。随着中国社会治理的转型，社会组织从国家治理的客体变成社会治理的主体，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组织面临的宏观制度环境更加宽松，行政“借道”社会组织有效地解释了政社关系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组织研究视角从合法性获取转向资源汲取 。在乡村社会场域，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展现为有限让权和政策赋能两个机制1 2 ，而拥有资源的精英权威的资源供给和动员能力导致两者形成不均衡的双向依赖和不平等的双向监督关系1 3 ,应在内在自主与外在规制的互动中建构社会组织的公共性1 4 。第二，“组织嵌入”视角。社会组织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能否有效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网络的困境。外源型社会组织容易出现场域脱嵌和专业失灵的“悬浮内卷”问题1 5 ，为了让社会组织更好地嵌人社区，可以通过资源、情感和能力三重嵌人的方式实现社区协同治理1 6 。有学者提出“嵌入式治理”的概念框架，认为社会组织与社区原有治理主体基于不同利益关联形成合作式、竞争式和依附式三种嵌入关系1 7 ,在政府和社区的互动中形成政治嵌人与社会嵌人的“双向嵌入”结构1 8 ,其深层逻辑在于“政府主导型嵌人机制”的形塑1 9 。此外，政党嵌人社会组织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他们提出社会组织“嵌合式”党建模式2 0 1、“刚性嵌人与柔性融人”2 1 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路径，政党嵌人与社会组织借力共同形塑了一种基于互惠性关系纽带的“党社共同体 2 2 第三，“结构一功能（行动）”视角。有学者在西方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和场域理论基础上，提出“结构一功能（行动）”互适性（互构性）理论框架，用以解释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构逻辑，认为社会结构流变重塑了社会组织的功能框架，社会组织的发展也形塑着农村社会治理新秩序2 3 。只有实现农村社会组织功能体系与社会结构的有效契合，才能重建农村社会治理和组织基础，从而建构农村社区新的共同体秩序2 4 。在农村场域和微观层面，时空（情景）、场域、本体的时空格局2 5 ,以及社区组织结构与场域行动者的互动机制2 6 是探究社会组织运转规律和逻辑的关键。在实践层面，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行动策略则展现为退让性、适应性、策略性三位一体的韧性生存特征2 7 ,而市场化运作逻辑与科层执行体系之间的空间导致社会组织自主性中形成剩余控制权2 8 。既有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但不难发现，既有研究还存在可以拓展的方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其一，在学理解释层面，过于关注社会组织面对国家宏观环境和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时所采取的组织策略及其自主性53自主性与组纟尚效能研究出生产，或过于关注社会组织嵌人社区治理网络过程中所表现的内在专业能力和治理能力，而没有将社会组织由外部环境形塑的自主性与内部组织特征所形成的能力特质结合起来进行总粘合性考察；其二，在研究策略层面，相关研究大多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基于地方或基层治理实践中的社会组织个案提出概念框架或解释模式，忽视了不同治理情境中多元化社会组织的异质性，缺少从类型学层面对社会组织参与型态与治理效能的多案例比较分析。本文试图将社会组织参与治理过程中外部环境条件塑造的自主性与内部组织特征形成的能力特质结合起来考察，构建“自主性一组织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理想型分析工具，从类型学层面考察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所呈现的治理效能差异。本文的案例材料来源于笔者近3 年来对赣南兴国县F村4 个农村社会组织的持续跟踪调研，并于2 0 2 3 年1 一2月再次进行了补充调查。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获取了大量该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一手资料和数据，选择将在自主性和组织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的4 个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案例对象。同时，采用多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同一村庄的不同社会组织进行对比考察，凝练出不同农村社会组织型态与乡村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二、自主性与组织力：农村社会组织治理形态的分析框架在国家宏观政策和制度环境的既定条件下，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主要受基层社会微观体制机制塑造的自主空间与内部组织特征形成的能力特质两个方面的影响。从中观层面来看，组织外部所面临的环境因素、治理情境决定社会组织的自主性，继而影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受党组织、基层政府、自治组织、乡贤精英群体、农民群体等多元化行动主体的影响，这些治理主体或多或少都会对社会组织的治理空间产生挤压，影响社会组织自主空间和自主性的再生产。从微观层面来看，组织内部的能力特质同样会影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组织力是社会组织得以产生、发展和正常运行的最基本条件，如果没有组织力，社会组织就会因变成一盘散沙而无法存续。通过构建“自主性一组织力”的分析框架将农村社会组织类型化，有助于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和明确农村社会组织形态与乡村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一）自主性：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自主行动空间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是衡量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能否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的一项重要指标2 9 。在讨论中国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时，学者们大多借鉴戈登怀特（CordonWhite)的“结构自主性”理论3 0 ，即在“国家一社会”关系结构下分析社会组织的自主行动。此外，还有“行动策略与技术层次的自主性”9 ,即在日常运作中通过各种策略来增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结构复合的系统问题，需要将上下结构互嵌、左右要素联动、行动策略选择等综合起来进行整体考量3 1 。农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发展主要受基层政府建构的微观体制机制、组织边界之外的其他环境因素和主体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变动性和差异性。对农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进行操作化分析，主要包括组织化方式和资源汲取方式两个维度的自主性。第一，组织化方式。组织化的动力可以来源于他组织化，也可以来源于自组织化3 2)。“自组织”是农村内生型社会组织的典型特征，指的是基于村民个体共同利益需求，依靠农村社区内部54二）2023年第3 期地方治理研究力量建立的组织特征。“自组织”不仅表现在组织成立的动力层面，还表现在组织人事自我安排、组织事务自我决策、组织活动自我协调等方面。“他组织”与“自组织”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不管是组织人员结构、组织内部事务还是组织的集体行动，都或多或少受外部主体的强制干预或变相控制。第二，资源取方式。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组织解决自身稀缺性资源的方式也不一样，主要包括资源的内部解决与资源的外部依赖两种方式3 3 。“资源自给”意味着基本资源需求能够在组织边界内得到满足，依靠组织及成员的资源储备能够实现内部渠道解决。“资源依赖”意味着基本资源需求无法在组织边界内得到满足。对社会组织而言，不重要的资源不会导致依赖的产生3 4 1 5 7，但当稀缺性资源只能从外部获取时，组织才会产生“资源依赖”，这种依赖会导致权力制约的出现。社会组织的资源依赖结构越单一化,其所面临的权力制约就越集中。概言之，乡村治理场域中农村社会组织的自组织化程度越高，且资源依赖结构越均衡，则越能够发挥能动性和主体性，助推乡村有效治理且织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基本能力特质组织能力是影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其指的是社会组织利用资源，形成和制定组织愿景、战略、使命和目标，有效履行组织使命，确保组织可持续发展，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能力3 5 9-1 7。诺曼格利克曼（NormanJ.Glickman）和丽莎塞隆（LisaJ.Servon）认为社区非营利组织能力包括资源能力、管理能力、网络能力、项目交付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五个方面3 6 。在乡村社会场域中，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组织能力也不同。农村社会组织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并在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就需要不断地推进自身能力建设。农村社会组织的组织力主要包括组织动员能力、内部治理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三个维度。第一，组织动员能力。组织动员意味着社会组织要通过各种策略号召或鼓动成员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达成集体行动。动员能力是个体行为意愿的重要外在驱动因素，可以增强个体的内驱力，其在公共事务治理场域中尤为明显3 7 。动员能力不仅体现在驱动组织内部正式成员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也体现为能够将组织外的潜在成员吸纳进来，扩充组织规模，增强组织的社会影响力。第二，内部治理能力。农村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能力与组织结构、人员配置和制度安排高度相关。如会员制的社会组织，其治理结构就是委托者、决策者、执行者和监督者之间各司其职,形成权责明确的的权力制衡关系。治理结构中管理层产生程序是否规范、决策主体是否民主、监督机构是否缺位、组织机构职责是否清晰、规章制度是否完善等都会影响组织内部治理能力。第三，资源整合能力。资源整合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指对不同来源、层次、结构、内容的资源进行选择、汲取、配置、激活以形成新的资源体系的过程3 8 。农村社会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涉及资源的选择、获取、配置和使用等环节。只有合理调整人、财、物等资源，使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达成高效的资源组合，才能更好地提升组织力。概言之，农村社会组织的组织力越强，其越能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将自身的治理能力、治理资源变成治理优势，从而转化为治理效能（三）农村社会组织的四种类型：基于“自主性一组织力”的理论框架如前所述，农村社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主体之一，其能否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发挥治理效能，很大程度上受外部环境因素塑造的自主空间与内部组织特征形成的能力特质两个方面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自主性和组织力两个变量对社会组织的双向影响。农村社会组织由于自主55自主性与组织与效能研究出性与组织力的约束、自主空间和组织能力存在差异性,其在乡村治理中所发挥的治理效能也具有差异性。基于此，本文构建“自主性一组织力”的分析框架，将农村社会组织划分为治理型、独立型、寄生型、依附型四种类型（见图1）。自主性强B独立型A治理型弱强组织力C寄生型D依附型弱图1“自主性一组织力”互动下农村社会组织的四种类型四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样态并发挥着不同的治理效能。一是治理型社会组织。自组织化程度较高，组织内部具有一定的资源储备，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小。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管理层具有一定的领导力，能够利用各种动员策略提升成员行为意愿。治理型社会组织依靠强自主性和强组织力参与乡村治理，能够发挥更大的治理效能。二是独立型社会组织。其自主性与治理型社会组织相似，对资源的外部依赖程度较低。但是，其组织动员能力较差，成员的行为意愿不高，无法有效达成集体行动。内部治理结构不太健全，组织机构之间职责不清、职能重叠，不能有效达成组织目标。独立型社会组织虽然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但由于组织能力较弱,其在乡村治理中所能发挥的治理效能有限。三是寄生型社会组织。呈现他组织化的特征,易受组织边界之外的环境或制度因素的影响,如果没有外界的资源供给，组织就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组织过度依赖外部主体，造成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不高，组织能力较弱。寄生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完全依附于外部主体，由于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其在乡村治理中无法有效发挥治理效能。四是依附型社会组织。组织运作过程一般受外部主体如村委会或乡镇政府的干预和控制,其能够从外部环境中获得更多资源。同时，外部主体能够正确引导组织发展，有效获取和配置资源，其资源整合能力较强。依附型社会组织具有很强的依附性，依靠外部主体的赋能参与乡村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产生积极的治理功能。可见，四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组织的治理效能存在明显差异（见图2）。562023年第3 期地方治理研究A治理型治理效能D依附型B独立型C寄生型低组织形态图2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效能模型三、农村社会组织形态与治理效能差异：多案例比较分析F村位于赣南兴国县偏远山区，距县城4 5 公里。全村1 0 7 3 户共有5 6 5 1 人，辖4 5 个村民小组，村庄规模较大，农村社会组织众多。通过对F村捐资助学协会、刘氏宗族理事会、生姜专业合作社和文化发展协会四个农村社会组织的调查发现，不同的社会组织因其自主性和组织力的差异，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治理效能。（一）“强自主性一强组织力”的治理型组织：捐资助学协会F村捐资助学协会成立于2 0 1 9 年1 月3 1 日，是致力于本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公益性农村社会组织。协会正式成立之前，筹备组向本村的普通村民、乡贤精英宣传协会的公益精神和价值目标；同时，积极争取协会的合法性支持，向县文明办提交关于要求成立“F村捐资助学协会”的申请，并成功获得批复。在筹备组召开捐资助学协会成立暨启动仪式大会当日，F村1 0 0 多位乡贤精英齐聚村小，共同商讨协会成立事宜，包括讨论并审定通过协会章程、投票选举产生协会管理层、动员参会者筹资捐款和吸纳村民人会等，共募集到2 0 多万元的启动资金。协会在村小设有日常事务管理办公室，村小校长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事务和开展具体活动。自协会成立以来，每年都会在村小举办固定的捐资助学活动，并在微信公众号中发布公告。捐资助学活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资助贫困学生，面向F村因家庭贫困不能继续完成学业的学生进行资助，2022年共资助1 1 户1 7 名贫困学生，资助金额1 2 0 0 0 元；二是奖励优秀学生，即小考奖励、中考奖励、高考奖励和硕博奖励，奖励对象包括本村小考成绩全校排名前十、中考成绩6 2 2 分以上、高考考取二本及以上和考取研究生的学生，2 0 2 2 年共奖励2 8 名学生，奖励金额为3 7 3 0 0 元；三是奖励优秀教师，奖励F村坚守岗位的小学教师，2 0 2 2 年奖励金额为1 0 4 0 0 元。除了每年固定的捐资助学活动外，协会还帮助村小完成了基础设施的更新，如更换课桌椅、建设乒乓球台和篮球架等。村小校长LQZ表示，“协会的成立改变了村里的教育生态，尊师重教的风气更加浓57自主性与组织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形态与效能研究厚，村民们纷纷响应协会捐款的号召，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支持村里教育事业的发展（LFP20220725LQZ)(1)捐资助学协会的组织特征符合“治理型组织”的理想状态，具有强自主性和强组织力。从协会的成立动力来看，其是基于村庄教育发展的内生需求，依靠村庄内部力量筹办起来的。以F村小学校长LQZ为主的1 3 人筹备组是协会组织的发起者和制度供给者，他们均是村内的主要力量且热心村庄教育事业，通过成立公益性组织汇集全体村民的资源和力量，吸纳精英权威并借助其资源网络整合和调动村庄内外的各项资源，精英权威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多的信息资源和良好的组织动员能力1 3 。重大事务由协会的全体理事会议或全体会员会议讨论决定，而日常具体事务则由常务理事会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进行处理。协会的成立和运作主要依靠组织内部的乡贤精英，由于其独立于村两委和乡镇政府，因而拥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在组织能力方面，协会成立之前由筹备组成员四处奔波多方联络，提高村民对于村庄教育事业的关注和对协会组织的认同感，号召本村的在外乡贤和精英回乡支持协会建设，其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从协会的组织结构设置来看，其内部治理结构比较完善，领导层由选举产生，组织机构之间职责比较清晰，具有一定的内部治理能力。同时，协会能够利用本村乡贤精英等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多渠道获取资源并高效利用和配置资源，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资源，通过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号将成员联结在一起，这能够实现属地村民之间及其与在外村民之间社会联结的再生产3 9 2-2 3。F村的捐资助学协会以强自主性和强组织力参与乡村治理，为村庄提供文化公共产品；同时，将分散的村民组织起来，有助于村民公共精神的培养和村庄公共性的提升。（二）“强自主性一弱组织力”的独立型组织：刘氏宗族理事会F村是一个宗族主姓村，全村有刘、钟、温、方、谢、叶、汤、朱、郭、陈等1 0 余个姓氏，其中，刘姓为主姓。全村的3 3 个村民小组中有刘姓村民3 2 6 4 人，占村内总人口6 成左右(2)。刘氏宗族共有6个房支，包括双江房、敬堂房、珑瑚房、继崖房、贵所房和怀菊房。2 0 1 3 年以前，涉及刘氏宗族的公共事务，都是由族中长辈成立临时的事务性理事会负责处理。2 0 1 3 年，为了更好地推进刘氏宗族各项公共事务的顺利开展，6 个房支的宗族“话事人”共2 0 余人参与会议，决定成立“刘氏宗族理事会”组织。理事会中设有“总理”“副总理”、常务理事、监察员、会计、出纳和后勤组长等职位，重要职位由投票选举产生，当选的大部分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且职位都是终身制，其他职位则通过自荐方式产生。宗族理事会负责的公共活动主要包括编修族谱、重建祠堂、集体祭祖等。刘姓村民在村内建有1 0 余个祠堂，包括总祠、分祠和支祠，总祠的所有权属于全村的刘姓村民，分祠的所有权属于各房支。“凤志堂”是F村刘氏宗族的总祠，刘氏宗族在2 0 1 6 年开展总祠“凤志堂”的翻修工作，理事会规定族内每位男丁需要缴纳1 0 0 元的“鸿丁款”，同时号召族人根据自身经济实力自愿捐款。除了对总祠进行了翻修外，其他房支为了显示本房的兴盛及实力也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地翻新祠堂。2 0 2 0 年，刘氏宗族分祠“中立堂”在本房族人的支持下完成整体翻修，祠堂规模比总祠还大，耗资3 0 多万元。理事会的会计LSX表示，“这两年各房都在修祠堂，都把心思花在了本房，双江房修祠堂每个男丁要交1 0 0 0 元的鸿丁款，一下子就收上来了，轮到修总祠，大家就没那么积极了”(LFP20220801LSX)。刘氏宗族理事会的组织特征符合“独立型组织”的治理型态，具有强自主性和弱组织力。宗族理事会的强自主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族理事会的成立和运作。理事会的成立是为了满582023年第3 期地方治理研究足宗族内部的公共事务需求，宗族事务传达给分居在各屋场的村民，需要依靠各房支具有威信的长辈参与。理事会由各房支代表选举产生，“总理”全权领导理事会处理族内各类公共事务。从组织成立、领导层产生、组织运作等来看，宗族理事会拥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完全不受外部主体的干涉。二是宗族理事会的对外资源依赖程度较低。刘氏宗族理事会开展族内公共活动需要资金支持时，往往采取摊派的方式，经费不足再接受本族人的自愿捐款，并没有依赖宗族组织边界之外的主体。宗族理事会的弱组织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族总体动员能力较差，房支利益大于宗族利益。在处理宗族事务时，通常是以房支为单位进行组织，因为在各房村民的心里，房支利益比宗族利益更大，所以，宗族理事会的总体动员能力比不过各房支。二是内部治理能力一般，宗族理事会的人员结构不太合理，不善于利用年轻化的人力资本。在处理宗族事务时依旧采取传统的规则和方式，如强制摊派，未履行义务者还会被张榜警示。F村的刘氏宗族理事会具有强自主性和弱组织力，其参与乡村治理受到各种层面的限制，存在“家族向心力”和族群边界感太强、只关心宗族事务而忽略村庄事务等问题4 0 ,但如果积极加以引导和利用，依旧可以在乡村治理中发挥自身的价值。（三）“弱自主性一弱组织力”的寄生型组织：生姜专业合作社F村盛产的生姜是江西名特蔬菜之一，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种植生姜，主要采取稻姜轮作和合理套种的方式，亩产约为2 5 0 0 3 0 0 0 斤。姜农根据市场收购价格决定是否出售生姜，价格太低则用姜窖把生姜储藏起来。姜农除了种植以外，无法让生姜产生任何附加值，且因为劳动力结构老化、栽种效率低、销售市场窄等问题，F村的生姜品牌效应越来越弱，无法应对市场的需求。2 0 1 6 年1 月，F村的生姜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村干部ZFX以个人名义担任合作社的法定代表，其出资金额占到总出资额的一大半。ZFX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也是生姜种植大户，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就流转了村里大量闲置土地，进行大规模种植。村委会凭借生姜专业合作社向上级政府申报扶贫产业基地项目，将脱贫攻坚扶贫项目资金1 5 万元量化成村集体资产入股合作社。在村委会的支持下，合作社成为县扶贫产业基地，政府出资3 0 万元建设了占地1 0 0 平米的两层小楼作为合作社的活动场地。合作社作为产业扶贫基地有义务链接贫困户，人社的普通农户和贫困户从成立之初的5 户发展到2 1 户。由于F村并无发展合作社的经验，组织内部并没有设置应有的机构，由村委会和合作社管理人员自行决定合作社的经营内容和发展方向，导致人社农户积极性不高，甚至有农户退出合作社，F村生姜专业合作社逐渐演变为由种植大户主导和村干部代理的“空壳”合作社。退社村民LXH反映，“合作社每年用固定的价格收购我们种植的所有生姜，社员负责把生姜挑到合作社去，但有时别的地方价格高了起来，合作社的收购价还是那么低，反正价格他们说了算，后来我就退社了”（LFP20220802LXH）。生姜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特征符合“寄生型组织”的治理型态，具有弱自主性和弱组织力。从合作社的成立和运行来看，它不是基于农民内生合作意愿和合作动力组织形成的，而是由少数种植大户、村干部和基层政府等外部力量促成的，呈现出他组织化的特征。在现有基层自治的制度性背景下，村干部被赋予了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双重角色4 1 。村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为了完成上级的扶贫任务成立生姜专业合作社，并将其包装成县扶贫产业基地以争取政府的政策支持。上级政府为合作社建造活动场地并提供项目资金，合作社对政府的资源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同时，村委会以村集体资产人股合作社，控制了合作社的经营内容和发展方向，合作社的整体发展和运作过59自主性与组织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形态与效能研究程受到基层政府的行政干预。如果某个社会组织的资源主要来自政府部门,则社会组织的行为更多地会受到行政治理逻辑的影响。另外，合作社的整体组织能力较差，一是无法动员更多农户人社，作为县扶贫产业基地，合作社需要完成链接贫困户的指标，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但这种增收仅仅体现在种植规模上，除此之外合作社并没有其他提升产品附加值的方式，所以，人社对于普通农户的吸引力并不大；二是内部治理能力较弱，合作社没有设置完善的组织机构，管理人员由村干部和种植大户担任，普通社员无法参与经营决策，形成“精英主导”组织形态4 2 ,组织成员之间地位不平等，生姜专业合作社最终变成有名无实的“空壳”合作社。F村的生姜专业合作社以其弱自主性和弱组织力参与乡村治理，由于合作社自身发展不足、过度依赖政府扶持，依附性较强。同时，偏离农民组织的服务主旨，社员参与意识欠缺、合作意识不强，在乡村治理中无法有效发挥治理效能。（四）“弱自主性一强组织力”的依附型组织：文化发展协会F村从2 0 1 5 年起连续举办了5 届乡村春晚，成为本县举办乡村春晚时间最早且规模最大的村庄。第一届乡村春晚只是“年轻人的狂欢会”，一群返乡过年的青年组成了“青年联谊会”，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拉赞助，获得了村干部、企业老板、小学校长等乡村精英的支持。2 0 1 5 年除夕夜，在村小举办了“青年联谊晚会”,这是F村乡村春晚的雏形。尽管是面向年轻人的联谊晚会，却吸引了村内很多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为了将春晚活动延续下去，F村成立了文化发展协会来承办乡村春晚。协会在县民政局登记备案，在乡道德建设促进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并接受文明办的监管。协会内部设置会长、副会长、总务、秘书长、监事长、财务处，下设活动部、宣传部、外联部、秘书处四个部门，理事会中包括老干部、老党员、乡镇干部、村干部和其他各类乡贤精英，目前协会共有会员5 8 人。协会的办公地址设在村委会三楼，主要活动就是募集资金承办乡村春晚，资金筹集方式包括政府资助、商家赞助和个人捐助。根据2 0 1 9 年协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公示的费用收支情况，乡镇政府资助1 0 0 0 0 元，村委会资助3 0 0 0 元，政府资助占募集总资金的一半以上，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成为乡村春晚的协办单位。文化发展协会成员LHL表示，“作为春晚的发起人，我非常欣慰这个活动能够延续至今，协会的成立离不开大家的支持，最重要的是政府和村干部对我们的支持，不仅为协会提供活动场地，每年还为我们提供资助”（LFP20220729LHL）。文化发展协会的组织特征符合依附型社会组织的治理型态，具有弱自主性和强组织力。协会的弱自主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协会受外部主体的干预，压缩了组织发展的自主空间。协会需要接受县民政局、乡道德建设促进会和村文明办的指导，只能在其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且活动形式比较单一。二是对外部主体的资源依赖程度较高。协会的办公场地由村委会提供，且承办乡村春晚的经费大部分来自政府资助和企业商家赞助，会员自已承担的部分较少。外部环境如果控制着对社会组织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就越可能限制社会组织的行为4 3 。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作为乡村春晚的协办单位对协会组织提出具体要求，协会不能完全按照自已的意志决定乡村春晚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协会的强组织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动员能力强，从青年联谊会组织发展为文化发展协会组织，从联谊晚会发展为乡村春晚，一年一度的乡村春晚成为整个村庄全民参与度最高的文化娱乐活动，协会的建立和乡村春晚的举办离不开联谊会成员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二是资源配置能力强。协会善于利用村庄资源和社会资本，将村委会办公室作为组织活动场地，将村小作为春晚舞台的搭建场地，并邀请赣州电视台对春晚活动进行报道，这大大提升了组织的影响力。F村的文化发展协会以其弱自主性和强组织力参与乡村602023年第3 期地方治理研究治理，凭借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但由于组织的依附性较强，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自主性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四、结论与讨论农村社会组织是实现农民组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进乡村有效治理、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组织在具体的治理情境中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治理效能，其治理效能受到自主性和组织力两个方面的影响。本文以自主性和组织力作为影响农村社会组织治理效能的两个变量，形塑出治理型组织、独立型组织、寄生型组织和依附型组织四种农村社会组织形态。其中，治理型社会组织以强自主性和强组织力参与乡村治理，能够以公共事务自我决策、组织人事自我安排、组织活动自我协调的方式满足内生治理需求，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内部治理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实现治理目标。通过对赣南F村4 个社会组织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在实践中推动农村社会组织向治理型组织转变并提升其参与乡村治理的效能，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基层政府应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农村社会组织能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应有的治理功能，取决于其自主性的强弱，而这种自主性很大程度上受外部主体和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影响最大，基层政府通过政策法规和行政权力制约农村社会组织的自主发展空间。要提升农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基层政府应当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营造良好的环境条件，给予其足够的自主发展空间，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赋权，即赋予权利，基层政府应赋予农村社会组织自治权。自治权意味着农村社会组织享有自我管理、自我决策、自我行动和自我监督的自主权利，能够自主决定组织的发展方向、治理结构、资金管理和项目运作。但在实践中，基层政府往往会压缩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治权，从而限制其自主发展空间，要提升农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基层政府应当保障其充分的自治权。二是减少权力制约，即减少强制性权力的制约，增加规范性制度的引导。政府拥有强制性权力，能够以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制约社会组织自身社会权利的发展如社会组织的登记制度，最初政府为了强化对社会组织的控制，规定社会组织必须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的双重管理，之后，政府放开对社会组织的管制，规定社会组织只需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从双重管理体制到直接登记制度，反映了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权力制约的减少，社会组织也获得了更多的自主发展空间。要提升农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基层政府应明确自身权力边界，缩小行政权力干预力度和空间，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二）农村社会组织应积极推动组织能力建设农村社会组织能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应有的功能，取决于其组织能力的强弱。由于组织能力的不足，农村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会受到限制，出现一些治理困境。为了克服农村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治理困境，要以组织能力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农村社会组织推进组织能力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人手：一是不断提升组织动员能力。采取有效的动员策略和多元化的激励机制是提升组织动员能力的重要方式。在乡村社会可以利用同族血缘关系、乡土地缘关系和宗教信缘关系，对村庄特定群体采取情感动员的方式以获得信任和支持。对于组织内部成员可以采取利益动员、奖惩激励的策略提升组织成员的执行力。二是不断提升内部治理能力。61自主性与组织与效能研究在组织架构建设方面，应设置完备的组织机构，确保组织内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离，设置公开透明的民主决策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在规章制度建设方面，应制定符合组织发展方向的章程，并根据发展阶段中遇到的问题对章程进行适当的调整。同时，必须建立严格的信息公开制度，坚持日常运作程序的可视化规范化，组织的运作过程应接受组织成员和全体村民的监督。三是不断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利用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获得更多资源。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实现组织成员线上和线下的双重管理。总之，农村社会组织要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并在乡村治理格局中发挥协同功能，就应该重视组织能力建设。（三）坚持党建引领社会组织现代化转型发展要实现农村社会组织有效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党建引领，确保社会组织正确的发展方向。乡村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包括村民理事会、院落理事会、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以及宗族理事会、村庙理事会等文化组织。有些乡村传统社会组织在其复兴过程中并未完全实现现代性转型，如，宗族组织等基于血缘、信缘关系形成的传统组织，其具体形式有宗族理事会、村庙理事会，它们在组织机构形式和组织管理观念等方面仍然带有传统的支配性特征，宗族长老与信仰权威“寡头式”的管理方式与现代社会组织的民主管理方式相。在宗族型村庄，传统宗族组织趋于保守性和传统性的组织特征会对乡村治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果不加以引导甚至会阻碍农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要实现乡村传统社会组织的现代化转型和发展，就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党建引领传统组织的现代化转型，发挥党建的政治引领、价值引领和思想引领功能，推动传统组织的组织载体、组织制度和组织文化革新，使之不再单纯以传统的血缘、信缘关系为组织边界，而是借助传统组织的社会文化网络和社会结构资源成立公共性较强的社区理事会，将宗族组织中的长老和村庙组织中的信仰权威转化为社区理事会成员。通过党建引领整合正式权威与非正式权威，在乡村治理中形成合力，将传统组织的制度优势整合到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中。注释：(1)受访者编码规则为：调研员姓名简拼+首次访谈时间+受访者姓名简拼。(2)数据来源于F村刘氏宗族理事会会计LSX统计的2 0 1 5 年刘氏人口册。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人民日报，2 0 1 8-0 2-0 5(0 0 1).2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2 0 2 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EB/0L.（2 0 2 2-0 3-0 1)2 0 2 3-0 4-1 0 .h t t p/w w w.g h s/mo a.g o v.c n/t z g g/2 0 2 2 0 3/2 0 2 2 0 3 0 1 _6389880.htm.3陈家建.法团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J.社会学研究，2 0 1 0(2)：3 0-4 3.4纪莺莺.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理论视角与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 0 1 3（5）：2 1 9-2 4 1.5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J.社会学研究，2 0 0 5（6)：219-241.6康晓光，韩恒.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J.Social Sciences622023年第3 期地方治理研究in China,2007(2):116-128.7刘鹏.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 0 1 1(5):9 1-9 9.8王诗宗，宋程成.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J.中国社会科学，2 0 1 3（5）：50-66.9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一一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J.社会学研究,2 0 1 4(6):9 8-1 2 3.1 0 范斌，朱媛媛.策略性自主：社会组织与国家商酌的关系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7 3）：1 7-2 3.11黄晓春，周黎安.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