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互赖视角下的青年社区参...冠肺炎疫情治理三阶段的调查_杨慧.pdf

2023年3月总第383期 第2期Mar.2023Sum No.383 No.214 15 资源互赖视角下的青年社区参与基于对X社区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三阶段的调查杨 慧 黄钰婷摘 要如何促进青年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是关系到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议题。青年的社区参与并非仅是微观的个体选择，亦与宏观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从外部环境与内在选择两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对 X 社区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常态和反弹三个治理阶段下青年居民组织的发展进行追踪分析，研究发现，建立并维护社区治理主体间的资源互赖关系是实现青年长效社区参与的关键，而青年居民在社区参与中增进的团结与信任能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重构，进而推动社区发育的进程。关键词 资源互赖；青年；社区参与；社区发育；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D4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23）02-0014-13一、问题的提出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民需求层次的提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目标和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在此背景下，依托基层社区，大力发展凸显个体主体地位和作用的社会参与成为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抓手。作为社会治理最基本的单元，社区不仅是以共同地域为基础的空间单位，还是居民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的平台，具有“社会性”与“公共性”的特征。“社会性”体现在社区认同、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社区组织之中（孙立平，2001），而“公共性”则指人们从私领域中走出来，就共同利益展开协商和行动，进而实现从私人向公共的转化（李友梅等，2012）。当前，我国的公共域（政府）与私人域（市场下的个人）已经渐趋成熟，但社会域的发展还较为落后，故要尝试培育一个新的空间，动 收稿日期 2022-09-25 基金项目 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社会工作专业教学本土化及其在民族院校的实践模式改革”；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精品示范课程培育项目“高级社会工作实务”。作者简介 杨慧，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黄钰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区社会工作。2023年第2期杨 慧 黄钰婷 资源互赖视角下的青年社区参与15 员公众和社会组织，促使他们成为与公私领域并行的社会共治主体（王名等，2014）。因此，社区治理是连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中介空间，它既可以反映国家治理的意志和策略，也可以在地方形成因地制宜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共同体（郭伟和，2021）。具体而言，社区治理就是各个社区利益相关者参与分工协作，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解决社区问题的持续互动过程，居民参与是其核心特征，实现善治是其最终目标（杨丽等，2015）。当前所倡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模式，即是一种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核心的服务型社区治理（杨君等，2014），内含纵横两种纽带：纵向纽带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在刚性层面保证社会的稳定有序；横向纽带为社会协同、多元合作，将成员编织到柔性的社会网络中，创造性地提升公共服务的多样性与人情味（杨丽等，2015）。然而，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中的居民参与面临着制度、组织和文化等多重困境（付诚、王一，2014）。整体上呈现出以组织碎片化、公共性衰落、生活个体化为特征的“社会松散化”现象（田毅鹏，2015），在实践中出现治理主体二元区隔（闵学勤，2009）、居民总体参与率低且不均衡、参与效能不高（张大维、陈伟东，2008）等问题。如今的青年居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是社会上最有活力、创造力与生命力的群体（崔占峰等，2022），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社会资源。如何促进青年力量的加入、提升青年居民的社区参与效能，是新时代社区治理需要探索和实践的重要课题。虽然社区生活是具体而微的事项，但居民参与却与宏观的制度结构及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即居民的参与状况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社会资源和行动能力，还受到国家权力和社区建设导向的决定性影响（杨敏，2007）。因此，更深入的社区参与研究需要将个体的微观行动转变与宏观的社会环境变化相结合。本研究以武汉市X社区为例，将青年居民的参与过程及行动策略置于社会环境和制度背景中进行分析，以期回答下列问题：青年居民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社区参与？青年居民能够长效参与社区治理的关键是什么？青年参与又将如何推动社区发育的进程？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一）青年居民的社区参与和影响因素既往关于居民社区参与的文献不在少数，但聚焦青年社区参与的研究较少。夏建中（2019）梳理了我国社区建设的相关政策后指出，应当推动青年居民从仅提供社区服务向参与更广泛的社区治理转型，贡献青年群体的优势能量。关于青年社区参与水平不足问题，既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归因。一部分研究者从青年群体的内在特点出发，认为青年人的独有特点影响了他们的社区参与水平。从生命历程视角来看，青年阶段正处于自身发展和成家立业的关键时期，生活重心也在家庭和事业之中，使其无暇他顾；而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青年群体的内部分化逐渐扩大、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现代化带来的“脱域化”愈发消解了青年与邻里社区的联系，降低了其对于社区的关注度（金桥，2019）。吴同和邓洋洋（2020）指出，青年社区参与表现出显著的个体化特征，在“以我为本”的参与要求下，青年居民更期待参加与自身兴趣和利益高度相关的活动，以获得能力与知识的提升；另外，青年居民在怀有“高获得性”需求的同时，却表现出“低反哺性”的回馈。另一部分研究则从制度环境出发，探讨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和瓶颈。刘春蕾（2016）对青年组织的研究发现，主要问题表现为基层社区共识有障碍、参与结构关系未理顺、保障支持政策欠优化、项目参与平台不2023年第2期总第383期当代青年研究16 17 完善等。汪鸿波、费梅苹（2019）指出，青年职业群体在参与社区治理中面临着身份冲突、身份危机与身份挣扎的三重困境。而宋利、王雯（2020）基于北京某社区的研究认为，当前青年人参与社区治理主要存在基层青年组织发育缓慢、青年群体缺乏社区融入、社区治理文化氛围不足、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不畅等问题。针对两大类归因，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从青年群体的特征出发，学者们提出，青年的家庭职业问题可成为社区服务的方向，青年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可成为社区参与的基点（金桥，2019）。家庭归属于社区，社区公共事务的变化往往会影响到家庭生活，因此，可以构建以家庭为本的社区参与机制，吸引青年与社区产生联结，进而构筑一种“利益相关参与回报再参与”的行动框架（吴同、邓洋洋，2020）。从制度环境的角度出发，赵凌云（2019）提出，促进策略可以分为四步：一是青年参与的需求发现和意愿唤醒，二是青年关系的建立及“人情味治理”，三是青年参与的组织化合作网络建构，四是青年参与的制度建设与文化营造。赵云亭和唐有财（2021）认为，要提升青年的认同式社区参与，需要经过角色接纳、主体赋权与需求驱动三个阶段，这一路径有助于实现青年群体从被动到主动参与的转变。（二）青年社区自组织与资源依赖梳理相关研究可知，青年的社区参与主要是通过组织化方式，即形成青年社区自组织来发挥影响。组织的形式可以将个体的诉求上升为群体的共同意志，密切的社会关系和有序的行动方式也使得相关集体行为更可能成功（付诚、王一，2014）。自组织运作过程中增进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为行政性社区管理和服务提供的一些替代性方案，能够弥合政府难以涉及的许多空白地带（王名等，2014）。社区自组织为自身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调动资源和团结互助的各种努力，还创造了一个高度多样化和迅速转变的制度景观，使得许多传统的社会规则正在被改写（Smith，2019）。在后单位时期，社区组织可缓解由于中间组织解体而产生的个体孤独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的社会总体性危机（田毅鹏，2015）。同时，作为开放系统，社区自组织能够超越行政性组织的官僚化和市场化组织的自利性，真正成为居民权益的代理人（曾望军、吕耀怀，2006）。青年居民组织的参与正好顺应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是完善治理格局的现实需要，能有效应对城市社区关系网络化、主体多元化、治理动态化的特殊要求，青年组织的发展亦符合城市青年价值多元化、需求多样化和参与自主化的群体特征（何涛，2012）。资源依赖理论是探究组织与外部环境关系的代表理论。一方面，它强调外部环境对组织的重要影响，认为需要关注组织在环境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该位置上的压力与限制因素；另一方面，它认为，组织同样具有应对压力的能力，组织可以采用战略选择来适应或处理外部影响。菲佛（Pfeffer）和萨兰基克（Salancik）在组织的外部控制中，提出了该理论的总体观点：其一，组织生存的关键是获取和维持资源的能力；其二，组织无法实现对资源的完全控制；其三，组织植根于由其他组织组成的环境中；其四，一个组织因为对资源的需求而产生对其他组织的依赖性（菲佛、萨兰基克，2006：2）。因此，依赖是由组织获得资源并与环境进行交换的需求造成的，“依赖性”可用于衡量某组织所处环境的外部组织力量的强弱，资源的重要性、利益群体对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控制力、替代资源的存在情况共同决定了组织的依赖性。2023年第2期杨 慧 黄钰婷 资源互赖视角下的青年社区参与17 由资源依赖理论拓展开来，有学者提出了“组织间依赖”，即组织之间彼此影响的程度，受到对资源的需求度、双方关系的紧密程度、组织所处环境的结构特征等因素制约，依赖程度的不同决定了组织权力的大小（吕文晶等，2017）。依赖总是支持一个组织超越另一个组织，组织间的依赖关系中必然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二是均衡的交换关系中具体资源的不对称性（菲佛、萨兰基克，2006：59）。一些研究据此探讨了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下，社会组织对于政府是一种强依赖，故社会组织有着更为强烈的改善不平等依赖关系的动机（陈天祥、朱琴，2019）。有学者更为详细地阐述了“相互依赖”的概念，因为组织是一个开放性系统，不仅能被动地顺从外在环境或其他组织并与之交换资源以满足生存需求，也能够主动地通过不同的策略来控制或改变环境，以达到均衡权力关系的目的（Saidel，1991）。（三）青年自组织推动社区发育的研究框架本研究以青年居民组织作为分析单位，将其视为社区治理主体之一，探究青年组织如何在与社区两委（居委和支委）等主体的互动过程中赢得话语权与自治权，进而充分发挥治理能力。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中的“相互依赖”概念，本研究从两方面探讨青年居民组织的社区参与，框架如图1所示。一方面，从组织的外部环境角度，探讨在不同的制度或环境背景下，组织在生存资源的获取上受到了多大的限制（虞维华，2005），即青年居民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主体提供的资源。组织的外部环境包含宏观环境中生存资源的变化、政策制度对资源的分配和限制、其他主体对该组织资源的依赖程度，以及新主体的加入对原有依赖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分析青年自组织的内部战略选择。有研究显示，组织可以通过对依赖关系的了解来设法寻找替代性资源，或是发展自身能力而减少依赖，从而更好地应对环境，改善权力不均（马迎贤，2005）。这在青年居民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为提升自组织能力、探索其他的资源路径，增强生存资源获取与利用的效率，并使组织自身相对于其他主体的优势资源得以强化。如此，青年居民组织可以与社区其他主体形成较为均衡的交换关系，也就是主体间平等的资源互赖关系。如图1所示，在这种资源互赖的主体关系中，社区能够发展出和谐友好的文化环境和人际关系，逐步培育公民精神和社会信任，青年居民在活动交往中得到赋能，其组织亦可成熟自主地运作发展进而长效地参与社区治理。总之，在这一过程中，社区社会资本得以重构，形成了新时代的社区共同体，“社区发育”也就此得以实现（孙立平，2001）。三、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参与观察法与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研究者自2020年初至2021年末在武汉市X社区参与各项工作，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常态化社区治理等多个阶段，与社区两委、社会工作机构和青年居民组织的人员均建立了良好关系，并在不同时期与其中的代表人士进行了多次深度访谈（见表1），得以较为细致地理解青年居民的社区参与情况，以及社区内各主体互动关系的历时性变化。X社区辖属武汉市J区Z街道，设立于2011年8月。该社区包含3个居民小区、1个单身公寓与附近的商业街，共分为9个网格进行综合治理。X社区内人口总数约9 000人，老人、青年与儿童所占比例较为均衡。依照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的要求，社区两委的行政性工作十分繁重，故常将惠民服务以项目外包2023年第2期总第383期当代青年研究18 19 图 1 青年居民社区参与的分析框架青年居民组织的外部环境主体间的资源互赖关系社区社会资本重构社区发育：培育公民精神、赋能青年居民、实现长效参与青年居民组织的内部选择宏观环境中的生存资源变化 政策制度对资源的分配与限制 其他主体对该组织的依赖程度 新主体的加入对原有依赖关系的影响组织的自组织能力提升 寻找替代资源 增加生存资源获取与利用的效率 强化相对其他主体的优势资源表 1 访谈对象情况一览表序号访谈对象身份年龄备注1H先生青年居民43岁央企高管；志愿队成员2C先生青年居民31岁个体营业主；志愿队成员3L女士青年居民36岁企业工会员工；志愿队成员4W先生青年居民28岁私企职员；志愿队成员5D女士青年居民32岁小区业委会主任；志愿队队长6X先生青年居民34岁“马甲线”社团发起人7Y女士青年居民29岁“马甲线”社团参与者8G女士青年居民35岁“花花世界”社团发起人9K女士青年居民27岁“江城宝妈”社团发起人10B女士青年居民29岁“英语角”社团发起人11W书记社区两委工作人员X社区党委书记12L主任社区两委工作人员X社区党委副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13J网格员社区两委工作人员负责社区活动、社区组织登记等工作14H网格员社区两委工作人员负责社区党建、宣传等工作15Z网格员社区两委工作人员负责社区综合治理相关事务16L社工社会工作者N机构社会工作者，从事组织培育工作17Z社工社会工作者N机构社会工作者，从事组织培育工作的形式交予社会工作机构来完成。另外，也会有街道购买的社会工作在社区驻点开展活动。20202021年，受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X社区遭遇了极大的考验，但也萌生许多新的积极现2023年第2期杨 慧 黄钰婷 资源互赖视角下的青年社区参与19 象，最为突出的是社区青年居民组织的涌现。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20年2月建立应急志愿队，该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与社区工作者们共同完成管控与保障工作，发挥了青年群体的优势力量；第二阶段是2021年年初，街道与N社会工作机构（简称“N机构”）达成合作，N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在社区中发掘和培育了多个兴趣社团，为青年居民的社区参与提供了另一条发展道路；第三阶段是在2021年8月武汉疫情反弹后，X社区两委和社会工作者将现有青年居民组织中的积极分子聚合起来，依托公益创投的基金建立起正式的“E先锋”服务队，长效化促进社区居民间的交往和联结。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对X社区的青年组织发展过程进行追踪研究。基于所收集的资料，本研究首先将疫情突发、常态、反弹三种情境性下的青年居民组织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究社区治理主体资源依赖关系的塑造与变化过程，以及外部环境与内部选择如何影响青年的参与动力与效能。其次，通过分析青年居民组织由非正式、短期性走向正式化、长期性的过程，阐述社区社会资本重构和社区发育的进程，进而反思新时代推动青年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四、资源互赖视角下的青年社区参与分析（一）疫情突发阶段：青年社区自组织的萌发在传统的社区管理中，社区两委占据主导地位，居民往往以强动员形式参与，参与内容基于两委的任务而非居民的需求，活动也大多依赖社区提供的资金、场地等资源。这种非对称的依赖关系并不适应青年群体的特征，强动员机制极大地限制了青年参与的自主空间，削弱了他们投身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对称的管理关系逐步转化为均衡的资源互赖关系，甚至在特殊情境下，社区两委对居民的依赖更为强烈。在这种平等合作的关系中，青年居民的自觉参与成为可能。1.危机下的机遇：外部资源稀缺与内部动力迸发2020年初，武汉因新冠肺炎疫情采取了所有社区全封闭管理的措施。在外部重大风险的影响下，社区中的所有人都被关联在一起，居民的个体命运与社区的集体命运紧密相连。由于所有的管控通知和举措都是突发性的，居民从未有过类似经验，家中都未能配备充足物资，不断蔓延的负面情绪导致居民与社区管理者的冲突频发。在此情形下，社区两委的工作压力骤增，维稳、防控、保供等工作都关乎社区危机治理的成败。但是，因人员紧缺，社区两委的20名工作者难以负担辖区内近9 000人的保障和管理工作，亟须社区内生资源支持，寻求社区居民协助成为两委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在社区两委向居民寻求支持之前，已有部分热心居民主动聚合在一起，利用个人的社会网络，在社区内部协助大家进行物资团购，还有一些居民同感于社区工作者的辛劳，主动联系社区提供协助。于是，基于居民的参与意愿和行动，X社区在二月底正式组建了应急志愿队，与社区两委共同开展防疫工作。自发组建的志愿队能协助社区提供补充性或替代性的应急服务，防止危机的大规模扩散（李凌鸥、苏敏，2021）。由于疫情的易感人群是老年人和儿童，所以这一应急志愿队成为X社区中首个全部由青年居民构成的组织。归纳起来，疫情为青年参与带来了机遇，包括：其一，疫情威胁到社区内所有成员最基本的生理与安全需求，抗疫成为所有人的共同目标，生存需求激发了青年的参与动机；其二，青年居民被迫封闭在社区中，工作也被迫停摆，这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了解并参与社区治理；其三，因资源的稀缺性和情势的紧迫性，社区两委对居民力量的依赖显著提升，使得青年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话语2023年第2期总第383期当代青年研究20 21 权和自主权大大增强，激发了青年的参与动力。2.互动中的博弈：强化优势资源以维护平等地位资源依赖理论关注组织的动态相互作用，当组织改变所处环境时，组织间的关系亦会随之发生动态变化。即使在关系建立之初，两者相互依赖，但如果青年居民难以认知自身的优势、发挥组织的自主性，便极易受到固有的自上而下的行事逻辑影响，成为社区两委的“助手”。然而，应急志愿队并未落入这一发展窠臼，他们通过创新物资保供“双循环”等强化了组织的优势资源，维护了平等合作的地位。在社区封闭期间，每位志愿者均对接了部分特殊居民（如无法线上购物的老人、慢性疾病患者等），满足他们的个别化需求。“双循环”是青年志愿者在保障居民需求的过程中划分出的两种方式。其中，“大循环”指的是社区的一般工作方案，即对接人将需求统一汇总至社区，再由指定的志愿者持社区证明前往线下商超购买与派送物资。与此同时，志愿队为保障采买物资的精准性和高效性，还通过预先联系的线上团购平台等渠道，搭建了内部资源“小循环”，以灵活应对突发状况。“如果指望大循环的话，很多事情是会比较麻烦的，比如物资的品种是不够的。同时，你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沟通的流程会比较长。这些问题我们基本都避免了，因为有些个性化的需求走小循环就能解决了，不用花费很多的时间和复杂的流程，我们就能用自己的渠道来实现。”（青年居民H）有研究指出，灾后市民团体和志愿者救灾活动的高涨体现出人们更愿意依靠自身力量来彼此提供公益性服务，因为依靠政府的帮助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和繁琐的程序，人们无法在急需的时候得到救助（胡澎，2013）。在防疫工作中，青年志愿者自觉自发地改进社区公共服务方式，发掘资源获取的替代性渠道以满足公共所需。这些行动提升了青年组织的自主能力，也让社区两委认可了他们的参与能力，愿意接受和听取他们的建议。除此之外，志愿者们还在工作中监督和纠正社区两委不合理的工作方式，调和了居民与两委之间的矛盾，进而稳定了社区秩序。“我有几次发现采买清单上有明显不是老人们要用的东西。可能有些人要买东西，就找关系，加到了老人的头上。这其实是不符合规范的，毕竟这部分志愿者是为老人服务，如果为一些有购买能力的人帮忙，那其实对大多数人是不公平的。”（青年居民D）“志愿队长向我反映了这件事，我也比较重视，就专门开了一次会议，强调物资采买的规范性问题，后面这个事情就好了很多。你也知道，大家都封在社区里，不免会有些情绪。如果这种事情传出去，居民们就会到处找关系，找不到关系的人又有意见，那其实是很不利于整体秩序稳定的。”（社区党委书记W）上述事件表明，志愿者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了社区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及时主动与社区两委领导进行沟通，彼此在维护程序正当、避免潜在风险、保障社区稳定的目标上达成共识，化解了危机治理中的不稳定因素。虽然该事件只是社区两委和志愿队协商博弈的一个小缩影，却能展现出维持资源互赖关系的重要作用。如图2所示，在公共危机带来的诸多内外因素的连锁反应下，应急志愿队与社区两委形成了资源互赖关系，这为两者之间的平等协商打下了重要基础。两委愿意接受志愿队的监督而改善行为，一方面是因为在危机治理中两委有许多工作需要依赖志愿队的支持方能开展；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志愿队能够不断强化自身的相对优势，主动寻找替代性资源，缓解组织对社区的依赖，使其能有足够的底气和2023年第2期杨 慧 黄钰婷 资源互赖视角下的青年社区参与21 权力与两委进行共治。（二）常态治理阶段：青年社区参与能力提升如果说以上应急志愿队与社区两委所形成的主体互赖关系是外在突发风险所导致的特殊状态，那么后续兴趣社团的发展则提供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下，青年居民获得参与自主权，与社区其他主体平等协作的常态化可能。社会所倡导的青年参与绝非是短期的、运动式的，而应是长期的、常态化的。若要达成理想的青年参与状态，则势必需要为青年赋权，激发青年社区参与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提升青年人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让他们在参与过程中获得成就感与自我实现感（刘晓麒，2022）。1.制度提供契机：重视多元共治且引入社会工作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王浦劬，2014）。这种多元共治体现了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是具有一定自治权的多主体互动、合作和协商的过程，也是一种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制度系统（姜晓萍，2014）。作为相应的政策实践，湖北省政府自2014年以来连续举办多届社区公益创投大赛，以鼓励基层培育更多社会组织、畅通居民参与渠道、提高城乡社区治理水平。在2020年后，湖北省又创新了“五社联动”工作机制，以弥补疫情中所暴露出的社区治理短板。这使得疫情常态化时期，武汉市各个街区愈发重视引入社会工作，加强社区组织的培育。在此背景下，Z街道与N机构在2021年初签订项目合作协议，让社会工作者驻点X社区开展工作。此前，由于城市复工复产，应急志愿队成员都回归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并未在社区持续开展活动，X社区又逐渐重返以社区两委为主导的管理模式。当青年居民的身影即将淡出社区治理舞台之时，N机构社会工作者带着专业的价值和方法介入进来。与以竞标方式争取社区项目而受两委制约的机构不同，与街道直接合作的N机构在社区中获得了更多专业自治空间，而且社区两委受到街道的指示，也需要配合他们的行动。因此，社会工作者无须牺牲专业性来从事过多行政性的社区事务，反而可以在社区资源的支持下，真正发掘居民诉求，帮青年组建起他们真实所需的兴趣社团。“我们先花了一个多月在社区走访调研，跟居民们聊天。最初他们不相信，觉得是在弄形式主义，但我们一直坚持以真诚平等的心跟他们沟通，他们才慢慢敞开心扉后面鼓励他们自己做发起人，我们提供资源、帮做海报、号召更多居民一起加入，居民们逐渐感受到了这种自组织的不同，不图 2 公共危机中主体依赖关系的调整青年居民组织的外部环境应急志愿队与社区两委形成资源互赖关系 青年居民组织的内部选择突发公共危机引发全民风险 社区人力、物力、医疗等资源稀缺 社区两委的应对能力不足青年居民主动组建志愿团队 利用成员自身社会网络搭建资源平台 与社区两委合作完成防控、保供工作2023年第2期总第383期当代青年研究22 23 用我们再多说什么，他们自己就开始活动。”（社会工作者L）N机构社会工作者不断发掘和赋能有需求的青年居民，支持他们建立社团，两委工作者亦在居民群中帮忙转发招募信息。经过3个月，X社区内先后成立了“马甲线跑团”“江城宝妈俱乐部”“花花世界”等十余个由青年居民作为领袖和成员的兴趣社团。由于具有相似的爱好，且管理者都是居民，青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意愿协调安排组织活动，社会工作者仅在有需要时或有问题时提供适当的引导和干预。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兴趣社团中青年群体的参与意识不断提高，原本陌生的人彼此熟悉起来，社区团结得以增强。总而言之，在国家政策制度的引领和公益创投项目的支持下，社会外部环境营造出了青年居民组织发展的积极氛围。同时，街道派驻的社会工作者践行和传播“以人为本”“平等尊重”等专业价值理念，从需求着手激发青年居民的内生动力，在组织发展中提升了青年的自组织能力。2.实现嵌合功能：调和多方利益以创建合作平台培育兴趣社团是为了增进青年居民的联结感和信任感，提升社区认同，从而促使他们主动地参与社区更广泛的事宜，发挥青年群体的影响力。因此，在经过初期成立阶段后，社会工作者需发挥嵌合作用（王思斌，2020），发掘各方资源和需求的平衡点，引导兴趣社团与社区两委接触、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2021年的“社区嘉年华”活动，是X社区中青年社团、社区两委和社会工作者三方在资源互赖关系中发挥协同治理效用的典型事件。该活动由N机构社会工作者牵头发起，他们一边动员所有社团领袖来筹备线下的“跳蚤市场”，一边主动邀请社区两委开辟“建党百年”主题活动的场所。活动当天，青年居民、社会工作者和社区两委人员一起在社区的广场上进行活动宣传，维持现场秩序，最终吸引了辖区内两千余名居民前来体验，获得了热烈反响，事后还被街区的官方媒体报道为模范活动。“感觉这种社区工作是很必要的。通过他们提供的机会，我们邻里之间才得以熟悉起来之前走在路上互相都是陌生人，参加了社团活动之后，平时在小区里就到处都能遇到熟人，真是有种回家的感觉。”（青年居民X）“这场活动办得还是比较好的，很多居民跟我反映说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够多办，甚至可以再扩大些规模现场的氛围也比较热烈，市集吸引了很多周边居民来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游戏和礼品，搭建了党史展台。居民在那边逛逛摊子，走过来就能了解一下党史知识，宣传的效果比我们自己弄的都要好！”（居委会主任L）该活动突出展现了组织为了生存、成长和降低不确定性而适应与改造环境的努力（菲佛、萨兰基克，2006：248）。在此过程中，社区两委、社会工作者与兴趣社团也形成了资源互赖关系（如图3所示）。对于社区两委，社会工作者和兴趣社团的参与分担了他们的工作压力，青年居民组织的成功发展也帮助其达到了上级的考核要求、形成了工作亮点；对于社会工作者，街道的授权使其保有资源相对独立性，得以在社区两委的配合下发挥专业性以培育居民组织；对于青年居民，社区两委和社会工作者的资源支持能够帮助他们自主开展活动，既满足了自身需求，又提升了自我价值感和社区归属感。（三）疫情反弹阶段：青年社区参与的长效化鼓励青年参与的实质是为了促进社区发育，构建新时代社区治理共同体。“社区发育”的概念2023年第2期杨 慧 黄钰婷 资源互赖视角下的青年社区参与23 是孙立平（2001）在“社区建设”的相对意义上提出的。他认为，“社区建设”是指能够用较短的时间来实现的社区发展内容，而“社区发育”则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是通过缓慢的自然发育或演进才可以得到培育的因素，例如社区文化环境、人际关系和社区组织等。由于个体化与职业分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单位社区相对稳定的地域性和“家庭工作”一体性已不复存在，因此有人认为，以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作为城市社区发育与成长的条件消逝了。其实不然，个体只是从原生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转向自致性共同体，个体的“被动性”大大削减，拥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人们可以在自致性共同体中形成新的公共规范，国家和社会也可在其中展开更多的对话与沟通，这指引了城市社区发育的方向（陆丹，2009）。2021年8月，武汉疫情卷土重来，X社区所属的Z街道再度进入封闭状态。因为有了先前的经验，社区两委有条不紊地布置各项工作，N机构社会工作者也协助链接资源以提供支持。同时，沉静了许久的应急志愿队再度活跃起来，身处社区的志愿队成员不约而同地汇集，甚至还有更多青年居民加入其中（包括了不少兴趣社团的成员）。于是，在短短一天时间内，社区青年志愿者们全部就位，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引导居民有序做核酸、采购物资。除了线下实地的参与外，X社区所辖商业街的商户们还主动创建微信群，搭建线上互助平台，不仅整合了各种物资采买渠道、帮助送货至小区，还帮助有特殊需求的居民跑腿办事，在封闭区内部形成了资源流通的互助网络。社区中相互理解、宽慰的声音也更多了起来。虽然与2020年的疫情封控相比，这次的封闭期很短（20余天），风险性也更小，但参与抗疫的居民却更多、更团结，这一过程真切地触动了社区内广大居民。从2020年年初到2021年9月，X社区居民的向心力和互信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社区发育的进程也在危机压力考验中得到了极大的加速，既往居民赋能和组织培育工作的成效亦集中凸显。在此之后，X社区党委书记主动与青年居民领袖联系，双方商议决定，利用公益创投资金，正式成立由青年居民主导的“E先锋”服务队，参与社区内部的服务和管理事宜。换言之，X社区中的青年组织在保有自主性的情况下，获得了官方正式承认的合法性和长期资源支持。此后，他们以服务社区内高龄、独居、孤寡老人群体为主要内容，开展结对帮扶、节庆慰问等多项活动，不断地增强着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参与能力。社区发育也是社区社会资本生产与重构的过程。社会资本具有信任、合作、互惠网络等基本要素，在微观层面，表现为居民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通过这一网络来获取资源的能力；在中观图 3 常态治理中主体依赖关系的调整青年居民组织的外部环境兴趣社团、社会工作者与社区两委形成资源互赖关系 青年居民组织的内部选择五社联动的制度倡导 公益创投的项目要求和资金支持 街道派驻社会工作者进行组织培育青年居民发起成立兴趣社团 自主协商活动内容与发展方向 与两委、社工等合作开展社区特色活动2023年第2期总第383期当代青年研究24 25 层面，体现为社区组织的关系网络和资源链接能力（吴光芸、杨龙，2006）。当代青年居民由于生活和工作场域的区隔，个人的社会网络大多处于社区之外，社区内的社会资本则较为缺失。但在组织化的社区参与中，彼此的交往联系不断加深，人际信任关系逐步建立；在公共事务的协调沟通中，互惠的规范得以形成，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也逐渐增强。因此，X社区青年组织正是自致性共同体的典型代表，促进了社区社会资本的重构，推动了社区发育。五、研究结论与讨论综上所述，建立和维系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资源互赖关系对于提升青年居民的社区参与水平、推动社区发育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资源互赖关系是指打破传统以“社区两委”为中心的一元治理模式，缓解其他主体对两委资源的过度依赖，进而形成主体间的平等参与地位，赋予各主体自主的行动权。在这种关系下，社区两委之外的治理主体可以获得较强的自主权和话语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社区固有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模式局限。资源互赖关系的形成有助于促进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合作，提升青年居民的自组织能力，从而增加社区的社会资本。当代的青年居民大多具有独立思想与权利意识，推崇相互尊重、平等自由，主张通过努力奋斗以满足自身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不满于固化体制对个人价值的束缚。因此，唯有在社区中建立和维系平等的资源互赖关系，促进私域和公域间的平衡，激发青年居民的自主参与意愿，鼓励其发挥自身优势资源，多元共治所蕴含的平等、开放、共享的理念才不会沦于空谈，社会域的力量才能得以充分彰显。最后，关于论文开始部分提出的研究问题，在此归纳和强调以下三点，以作总结和讨论。其一，青年居民多采用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社区参与，以汇聚集体力量、调和彼此利益来达成共同目标。需要注意的是，成立组织仅是一种参与的方式，而提升青年的参与能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才是组织培育的最终目的。当前很多社区的实践都处于本末倒置的状态，把提升社区组织的数量作为主要工作任务，而缺乏对组织实质效用的思考与关怀，致使许多居民组织名存实亡，不仅未能达到促进治理创新的目标，还不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公共精神的培育。因此，亟须扭转这种不适宜的绩效考核方式，建立真正为民所需、为民所用、为民所利的青年居民组织。其二，青年居民长效参与社区治理的关键是建立和维系主体间的资源互赖关系。本研究提出的“资源互赖关系”与传统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相对应。非对称性依赖关系下社区事务的开展仅基于单一主体利益，导致社区公共性的丧失、损害了社会信任关系；而资源依赖关系却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多方主体相互依赖、平等协商，方能激发青年参与的热情和展现多元共治的优越性。在案例中，危机下的社区治理难以仅凭少数社区工作者完成，青年志愿者获得了较强的自由裁量空间，直接参与了工作流程的创新、完善和监督；在常态的治理过程中，在制度转型的要求和社会工作的嵌合作用下，社区让渡了部分职能，兴趣社团亦可以获得充足资源进行自我服务，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可见，组织的内外部因素均影响着资源互赖关系的生成，需要多方发力来维护。一方面，要在外部建设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推动权责统一、下放社区，合理分配相关资源；另一方面，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作用，为青年居民赋能，增强他们的自组织性和主人翁意识，提升青年组织寻找替代资源和强化优势资源的能力。其三，青年居民的长效参与过程能够链接社区内的社会网络，增进社会团结与信任，重构社区社2023年第2期杨 慧 黄钰婷 资源互赖视角下的青年社区参与25 会资本，推动社区发育的进程。社区发育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细水长流。恰如X社区从应急志愿队到兴趣社团再到“E先锋”服务队的组织变动，经历了许多波折，青年居民的参与动力和能力才在不断的接触交往，甚至同舟共济中慢慢积累起来。因此，在社区治理创新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拥有充分的耐心和坚定的信心，着力促使自上而下的政策要求与自下而上的居民需求相结合，找出其中的嵌合方式，让青年人在社区中充分发出声音、发挥自己的能量，进而为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共同体赋予长效动力。参考文献陈天祥、朱琴，2019，资源非对称性依赖下的社区良治何以可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 3 期。崔占峰、崔宏瑜、王泽光，2022，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参与：青年参与的动力系统研究，当代青年研究第 1 期。菲佛、萨兰基克，2006，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闫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付诚、王一，2014，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对策，社会科学战线第 11 期。郭伟和，2021，国家治理与社区治理的关系及其协同演进的现代化进程，社会工作与管理第 4 期。何涛，2012，青年自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探讨，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 1 期。胡澎，2013，日本“社区营造”论从“市民参与”到“市民主体”，日本学刊第 3 期。姜晓萍，2014，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国行政管理第 2 期。金桥，2019，青年社区参与：障碍、优势与对策一种社会学的整体分析，青年学报第 2 期。李凌鸥、苏敏，2021，青年社会组织公共危机差异化响应模式及其生成机制，当代青年研究第 2 期。李友梅、肖瑛、黄晓春，2012，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刘春蕾，2016，青年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发展形势、问题瓶颈与推进路径基于上海青年社会组织社区参与的调查，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 3 期。刘晓麒，2022，赋权视角下印度青年的社会参与，当代青年研究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