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拓片早期流通及相关问题考察.pdf

2023.4 期/总第 24 期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拓片早期流通及相关问题考察杨振强【内容摘要】清光绪十八年（1892），位于直隶省唐山县（今河北省隆尧县）的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已经引起职业拓工的关注，山东拓工赵阿二是已知最早的传拓者，并将拓片先后售与缪荃孙、叶昌炽。艺风老人日记缘督庐日记中的有关记录，保存了拓片流通、价格、著录、拓工间的博弈等关键信息。拓片的流通是后续著录及相关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对于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而言，既有缪荃孙等人延续传统金石学的著录方法，整理碑目、内容，又有梁启超、罗振玉突破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学术关注。至于拓片在早期流通过程中存在的数量不全及著录讹误的问题，亦值得关注。【关键词】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拓片；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引言宣务山，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西北 6.4 公里处，山上原有佛教石窟，世称宣务山石窟，有初、中唐造像 1380 龛，造像题记 200 余种，刻经数种，今皆不存。值得庆幸的是，晚清时期，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已经通过职业拓工的传拓开始流通。本文借助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等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旨在对拓片流通的过程、著录和研究情况，以及相关问题进行考察。需要强调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文献中，此山有作“宣务山”“宣雾山”“山”者，尤以“宣雾山”居多，今日则以“宣务山”最为通行，为使行文简洁统一，除引用文献外，文中俱作“宣务山”。一、艺风老人日记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中的有关内容碑传集补缪艺风先生行状云缪氏：“酷嗜金石，先后得刘燕庭、韩小亭、马砚孙、瑛兰坡、崇雨舲、樊文卿、沈韵初诸家所藏拓本。宦游所至，又得打碑人李云从、聂明山等，并善搜访于畿辅、山右、山左、大江南北及皖中石刻，椎拓几遍。”1不仅如此，缪氏收藏金石的范围、类别也与众不同，抱着金石应为史学服务的目的，广泛全面地收集各地区、各种形制和内容的金石，比如艺风堂系统地收藏了大量题名、造像、宗教碑刻，仅龙门一处，就收造像 1200 余种，从而成为当时收藏数量最多、石刻种类收藏最全面的收藏大家。2作为记录缪荃孙日常生活和学术活动的重要文献，艺风老人日记中有 8 则涉及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拓片的来源、购买、整理。其中光绪十八年（1892）4 则：（十月）八日壬戌，晴。打碑人赵姓送唐山造象全分来。3（十月）十六日庚午，阴。读唐山造象。4（十月）十七日辛未，晴。读唐山造象。诣百川通取银。5（十月）十八日壬申，晴。与赵估议价妥。叶鞠裳来。6十八日这一则虽未出现“唐山造象”等有关字眼，但结合前文，与赵估议妥价格所购买的应是八日赵估送来的“唐山造象”，特别是前一日去百川通取银，极有可能就是为本日的议价购买准备的。“打碑人赵姓”“赵估”，与缪荃孙日记中另作78视野“打碑人赵阿二”者，应为同一人。缪荃孙与其相识于光绪十六年（1890），据艺风老人日记记载：（正月）二十三日甲子，晴。晤打碑人赵阿二及巢朂生。7（正月）二十六日丁卯，雨。出城，巢朂生招饮，瞿熙生、雪斋、赵阿二同席。赵拓到南唐井阑元城隍庙二碑，天宁寺旛竿石题字一，皆昔人未著录者。8显然，巢朂生系将赵估介绍与缪荃孙的中间人。而初次见面 3 天后，赵估就带给了缪荃孙 3 种未曾著录过的拓片，显示了其过人之处，可见此人能拓到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亦非偶然。光绪二十二年（1896），缪荃孙对所藏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拓片进行了整理，录出了碑目，艺风老人日记中有 4 则提及此事：（三月）九日甲辰，阴。录唐山宣雾山造象目。9四月朔丙寅，阴。录宣雾山造象。10（四月）二日丁卯，阴。录宣雾山造象目。11（四月）三日戊辰，晴。录宣雾山造象目毕。12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端方的帮助下，缪荃孙出版了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其自序曰：“按年代编目共得一万有八百余种，分为十八卷，而砖与瓦不预焉，噫，此区区者亦三十余年精力之所致也，后之人慎勿易视之。”13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三唐下首列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 213 种，后唐下又列罗汉造像题名 7 种、无系年 1 种（实际亦为后唐造像记），元顺德路达鲁花赤胡列等造像 1 种，总数为 222 种，其中有确切年代者 122 种，计唐代 114 种（武德 1 种，贞观 8 种，永徽1种，显庆3种，龙朔4种，总章1种，咸亨13种，上元 5 种，仪凤 3 种，调露 3 种，永隆 2 种，垂拱 2 种，永昌 1 种，如意 1 种，万岁通天 6 种，圣历 7 种，久视 1 种，大足 9 种，长安 17 种，神龙 3 种，景龙 3 种，唐隆 1 种，景云 3 种，延和 1 种，开元 10 种，大历 2种，顺天 2 种，贞元 1 种）；唐后 8 种，计后唐 7 种（天成 7 种），元代 1 种（延祐 1 种）。14二、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所收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并非全部在民国十一年（1922）出版的 永丰乡人杂著 中，罗振玉明确指出缪荃孙收藏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拓片均存在数量不全的问题：唐山唐造象拓本缪氏及予均不全直隶唐山多唐初造象，以前金石家所未见，十余年前始见拓本，缪氏目录著之录。15“缪氏目录著之录”当指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版的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在此之前，罗振玉已于光绪十九年（1893）出版再续寰宇访碑录，其中即著录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与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不同的是，其没有采用丛聚的方式，而是按年代先后与其他地方的碑刻一起编排，存地均标为“直隶唐山”，据统计共 151 种，计唐代 148 种，后唐 2种，金代 1 种。16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底或十月初，赵估首次拓得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光绪十九年（1893）再续寰宇访碑录即已著录，推知罗氏寓目收藏拓本的时间亦极有可能在光绪十八年（1892）底，既言“十余年前始见拓本”，又提及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则罗振玉上述文字撰写时间应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出版后至宣统三年（1911）间，上述时间段距光绪十八年（1892）正好为 14 至 19 年间，与“十余年”相合。在近代金石收藏家中，叶昌炽以经幢作为自己收藏的主攻方向，并以“五百经幢馆”自励，友人及与之常有来往的拓工莫不知叶氏此癖，留心搜求，前者将所得拓片赠之以证情谊，后者则售之以射利，如拓工赵估、老估、李云从即是。光绪十八年（1892）十月八日，赵估将所拓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送至缪荃孙处后，十月十一日，又送至其好友叶昌炽处一份，据缘督庐日记钞记载：792023.4 期/总第 24 期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书影（十月）十一日。山左赵估拓来唐山初唐造象二百余通，皆前人所未见，又磁州隋唐造象四十通，鼓山石刻佛经。17（十月）廿七日。李云从来，持安阳慈润寺刻经造象塔铭二十余通，皆隋唐刻。又刘碑造象精拓，摩挲再三几不忍释，因新以十金得赵估 鼓山石经 唐山造象，不能不稍节漏卮，竞从割爱，为不怡者达旦（另一天宝八载经幢留之）。18在赵估十月八日将所拓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送至缪荃孙之前，据艺风老人日记记载：（九月）廿五日庚戌，晴。打碑人赵姓自正定来。19结合缪、叶两家所记，可以看出赵估九月底、十月初正活动于冀中南一带，即以传拓地方石窟刻经造像记而论，就涉及宣务山石窟、响堂山石窟。在缪、叶、罗氏之前，著录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的金石著作为墨华通考京畿金石考，前者收录宣雾山镌经像碑，20后者收录宣雾山镌经像碑开府彭公建庙碑。21均为采撷自方志的碑目著录，而非据原拓片录出。叶昌炽“皆前人所未见”、罗振玉“以前金石家所未见”所述正是这一事实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在十月十八日缪荃孙的日记中，“与赵估议价妥”之后记为“叶鞠裳来”，这时已是赵估将拓片送至叶昌炽处 7 日后，叶昌炽此时应该已知晓缪荃孙收得拓片，此日到访，二人言谈中极有可能会涉及相关问题，比如缪荃孙关于拓片的购买价格。本年五月廿八日叶昌炽曾在琉璃厂富华阁见到新拓的龙门造像千通，索值六十金，同日，“艺风荐山左碑估赵某来，有山西平定州、盂县等处拓本”22，在六月初四日赵估送来的 12 通拓本中，共有山西平定州、盂县北朝造像记 9 通，正是叶昌炽所追求者，可见缪荃孙是有意将其介绍于叶昌炽的。对于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拓片的交易，是叶昌炽、赵估关于造像记拓片的第二次交易，也是首次关于地方造像记的大宗交易，这时二人才认识 4 个多月，以龙门千通造像索价六十金作参照，鼓山石经 唐山造象 十金的价格，已然不低。在叶昌炽收藏赵估拓片不久，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既反映了当时拓工间的竞争，又涉及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数量的问题，据缘督庐日记钞记载：（十一月）初八日。老估来，亦新从唐山拓到造象，据云赵估所拓未全，姑留校之。23（十一月）初九日。校唐山造象讫，共二百二十九通，益以老估七通。又重修罗汉象题名十一通，皆天成间刻。又杨山宝造法华经，经字皆为造象所损，造象始自贞观，则经为隋时所刻矣。据老估云其地名尧山，寺曰龙圣。24老估为北京琉璃厂碑帖铺“翰墨林”的从业人员，在叶昌炽日记中，关于此人的最早记载，来自光绪十七年（1891）七月初四日，是日，叶昌炽“得隋巩宾墓志一通”25。光绪十八年（1892）共有相关记录 3 则，上述之前，七月廿二日，叶氏“得资州题名十六段，寿庆观题名七段及宋元碑二十余种，直五金”26。80视野十一月初八日距十月十一日仅 20 余日，既言为新拓的造像记，当在此期间。如同“皆前人所未见”一样，“全”的数量对于金石学者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也容易提升拓片的整体价值，老估强调赵估所拓未全，其用意显系利用金石家“求全”的心理，来兜售自己的拓片。拓片来源地点，特别是对于新发现的拓片来说，可谓行业机密，老估之所以向叶昌炽透漏，一则从其对于赵估传拓数量的熟悉掌握而言，宣务山存在大量刻经造像记之事已在行业内有所传播，并非不可言说；二来意在谋求叶昌炽的好感，便于营销拓片，对于叶昌炽这样的研究型金石学者而言，具体保存地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叶昌炽校讫的结果来看，唐代造像记 229 种，229 种中既增加了老估的 7 种，则赵估售与叶昌炽者222 种，重修罗汉象题名及杨山宝造法华经未语及老估，当亦出自赵估，则赵估售与叶昌炽宣务山石窟唐、后唐刻经造像记总数为 234 种。与缪荃孙不同的是，叶昌炽很快据所得写出了碑目，据缘督庐日记钞记载：（十一月）十一日。写唐山石刻目录毕。佛经凡二种。一种方劲，类伊阙佛龛者，贞观年李惠宽刻；一种遒媚，似郭公残碑者，杨山宝刻。皆非隋刻也。27其中所述“唐山石刻目录”当专指宣务山石刻目录，而非指唐山县全境石刻品目。对于之前将杨山宝造法华经断为隋刻的纠正，体现了其作为学者的严谨，对于宣务山石窟刻经从书风角度的分类则为首次，反映了其知识的广博和研究意识。在语石卷一中，叶昌炽则记所得宣务山石窟唐代造像记的数量为 250 通：窦建德、王世充辈，与高祖同时逐鹿。下逮唐末，董昌皆称制改元。而僭号之碑，夙所未闻。乃近十年来，忽数见不鲜。后得唐（山）县龙圣寺造象，上溯贞观，下讫贞元，共二百五十通。其中李崇珣、李旷、婆三刻，皆顺天年号。28所述与日记所记 229 通抵牾，即将 250 通视为所得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之总数，亦与日记所述 241种不合，因未见“唐山石刻目录”，不知此为实指还是虚数，姑系于此。除缪荃孙、叶昌炽、罗振玉外，晚清民国时期收藏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拓片的还有陆继辉、陆和九等人。再续寰宇访碑录 艺风堂金石文字目 之外，相关的金石著作有吴式芬 金石汇目分编、陆继辉 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鲁迅六朝石刻造象目等。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为与缪荃孙有密切来往的金石学者陆继辉所编，仅有稿本，未正式刊行，后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此书在录出碑目之外，还录出除经文外的具体内容，标明尺寸、书体、行列、位置，部分有题跋，内容可谓丰赡。惟避讳与 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不同，艺风堂金石文字目采用缺笔的方式，此为易字，如避玄字讳，孟玄镜作孟元镜、牛玄正作牛元正、彭玄正作彭元正；避弘字讳，王义弘作王义宏、臧弘俭作臧宏俭，不可不察。据“以上凡二百三十一种，又有残损漫灭不可属读者八种，不具体录”29，知陆继辉所收宣务山唐代刻经造像记为 239 种，其中梁雯瞻礼题名非唐刻，为金刻，亦非造像记（详见下考），重复收录王世雄等施经物题名、董侍宾题记、柏仁令牛元正题记、纪王题记4种，故知所收唐代刻经造像纪实为234种，其中录文者 226 种。此外，将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 与 艺风堂金石文字目 进行核校，笔者发现 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所收亦有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失收者 23 种，其中有确切年代者 12 种，即：洪淳造象正书贞观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内邱县眭净妙造象正书贞观九年龙朔残造象正书龙朔二年四月八日尼真愿造象正书龙朔二年月十五日王预女大娘造象正书 永昌元年七月十五日佛弟子王嘉会兄弟造象正书万岁通天弍年叁月弍拾捌日董造象正书圣历二年月二十三日造象正书长安二年八月廿一日柏仁霍昌延造象正书开元三年七月812023.4 期/总第 24 期十五日高邑县造象正书开元四年十月八日开元造象正书开元十三年六月十三日侯门造象 正书 大历六年闰三月二十日30因无年代者信息量较小，且极有可能与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残损漫灭不可属读者八种”重复，故为谨慎起见，只将此 12 种与 234 种相加，合计 246种。加上五代造罗汉像题记 11 种，宣务山石窟唐、后唐刻经造像记总数暂记为 257 种。三、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所收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讹误举例1923 年前后，艺风堂拓片绝大部分售给了北京大学，其组成主要为历代石刻拓片。31缪荃孙所藏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拓片亦在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收录唐代拓片 105 种，可知流失不少。孙贯文之前，罗尔纲曾参与拓片的整理，将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与原拓片进行了核对，在发现讹误的基础上，撰成 艺风堂金石文字目 讹误举例，其中列举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错误 6 例，涉及年代、人名、标题，今辑于下：（一）年代有年月日均误书者，例如：宣雾山李山海造象（卷三，页四）（注二）此石年月，目作“长安二年正月八日”，检拓本实“长安元年十二月廿五日”。目误“元年十二月廿五日”为“二年正月八日”。32（注二）按此石实为李山海妹智相等造象，目作“李山海造象”亦误。请参看第三节标题误定象主例。33（二）人名人名方面的讹误，有因不曾细审文义，随便断取石文致误者，例如：宣雾山薄侯宾造象（卷三，页四）此石象主目作“薄侯宾造象”，检拓本实魏州魏县主簿侯宾造象，按主簿（注七）为官名，武周长安四年岱岳观碑与此石同时，（按此石刻于武周大足元年四月十五日）也有专当官文林郎守博城县主簿韩仁忠的题名可证。（注八）是此象乃魏州魏县主簿侯宾所造，魏州魏县主簿为此象主的官衔，而侯宾乃此象主的姓名，缪氏不曾细审石文，断章取义，定为“薄侯宾造象”，这是错的。34有因字体相近致误者，例如：宣雾山崔智满造象（卷三，页七）此石目作“崔智满造象”，检拓本实“霍智满造象”，目作“崔智满造象”，误。35（三）标题标题方面的讹误，有误定象主者，例如：宣雾山李文廉造象（卷三，页三）此石目作“李文廉造象”，检拓本实李文廉母张造象，目作“李文廉造象”误。这是误定母造象为子造象的例。36宣雾山李菩萨造象（卷三，页七）此石目作“李菩萨造象”，检拓本实李菩萨姊集造象，目作“李菩萨造象”误。这是误定姊造象为弟造象的例。37宣雾山李山海造象（卷三，页四）此石目作“李山海造象”，检拓本实李山海妹智相、具相等造象，目作“李山海造象”，误。这是误定妹造象为兄造象的例。38有题名误为造象者，例如：宣雾山元顺德路达鲁花赤胡列等造象，（卷三，页九）此石目作“元顺德路达鲁花赤胡列等造象”，检拓本文道：“大元延祐六年岁次己未夏四月廿八日，顺德路达鲁花赤朝列总管程太中经历刘从仕府掾李文典郝时举洎寮属唐山县尉李将仕邑人孔主簿同开元长老损庵宗摄侍者普宣等祷祭尧山圣帝雾山灵显真君至此，敬谒圣象，感慨而归。”此实顺德路达鲁花赤朝列等登临题记，目作造象是错的。3982视野上述之外，循其思路，就笔者所知再举数例：（一）刑州青山县上骑都尉前赵州司户参军杨山宝造法华经正书40按，“刑”字为“邢”字之误。（二）渔阳梁雯题名 行书 贞元二年孟夏十有六日41按，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亦将其著录于唐代，并录文：“梁雯瞻礼题名叠刻“法华经”化城喻品之上，载居中，四行，行七字，字径一寸五分，行书。渔阳梁雯获宰是邑，事罢挈家游此瞻礼，时贞元三年孟夏十有六日志。”42再续寰宇访碑录则将其系于金代下，记为：“唐山渔阳梁雯瞻礼题字行书贞元三年孟夏。”43金石汇目分编续编则前后著录两次，一作“渔阳梁雯题名 行书 贞元二年孟夏”系于唐代下；一作“金渔阳梁雯题字行书贞元三年孟夏”系于金代下，显然同时采用了缪、金的做法，导致重复著录。44因唐代有贞元（785805），金代亦有贞元（11531156），无论缪荃孙所记“二年”，还是罗振玉所记“三年”，均在二者使用范围内，借此难以决断。据拓片，其书瘦劲洒脱，有明显的宋人韵致，应为金代，具体年代为“贞元三年”。（三）霍波女造象正书贞观廿二年二月八日45按，“波”实为“婆”字。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46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47等著录俱可证。（四）柏乡义僧普造象正书48按，此条外，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另收录有“郝义僧造象正书”“郝义僧普造象正书”。49三条位置未相接，除“郝义僧造象”外，其他两种令人费解，及检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郝义僧题记三段：“柏乡郝义僧为供养”“柏乡县郝义僧为亡妻供养”“郝义僧普为法界供养”。50始知“义僧”为“郝义僧”之误，“普造象”应为“普为法界供养造象”。（五）董造象正书圣历二年月廿三日51按，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在其上另有：“董造象正书圣历二年月二十三日。”52因信息相近，编排位置相接，在没有核校原拓片的情况下，很容易使人产生其中一条为重复录出的错误认识。再续寰宇访碑录著录此为：“董思造象正书圣历二年月廿三日 直隶唐山。”53金石汇目分编作：“董思造象正书圣历二年月。”54显系从 再续寰宇访碑录 而来，并将 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中的“董造象正书圣历二年月二十三日”删去，即是如此。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此为“比丘尼为亡父母造像（原作董造像）”，55因编者曾核以原拓片，当可采信，据此，始知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所收“尼题记圣三年正月廿三日”亦即此。（六）城县丞孟玄饶造象正书56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作“赵州城县丞孟玄镜造像贞观十二年二月八日河北唐山宣雾山艺目失载”57。知“饶”应为“镜”，且有具体时间。另，当为象。四、梁启超、罗振玉突破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的学术关注和研究据梁启超说史料记载：吾从石刻中搜史料，乃与昔之金石学家异其方向。吾最喜为大量的比较观察，求得其总括的概象，而推寻其所以然。试举其例：吾尝从事于佛教石刻的研究，见造象惟六朝时最多，前乎此者无有，后乎此者则渐少。此何故者？同是六朝也，惟北朝之魏、齐独多，南朝及北周则极少。此又何故者？河南之龙门造象千余龛，魏、齐物什而七八，隋刻仅三耳。而山东之千佛、云门、玉函诸山殆皆隋刻，直隶之宣雾山、南响堂山又殆皆唐刻。此又何故者？此不过随举数例，若采用吾法，则其可以综析研究之事项更甚多，固无待言。58梁启超这种迥异于之前金石学者的综合分析的方法，体现了金石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这种现代转型，使得造像记特有的学术价值凸显了出来。对于宣务山“唐刻”的关注，反映了梁启超对其学术价值的认同。在有民国二十八年（1939）自序的石交录中，罗振玉以龙门石窟、宣务山石窟造像为典型个案，总832023.4 期/总第 24 期结出唐代造像存在初、中、晚期由盛而衰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性：造象石刻，初唐尚多，盖沿六朝之风。若中州之龙门，直隶之宣雾山，凡数百种，然至开天而止，肃代以后，则此风寖息，宋人以后，更罕见。予箧中，宋人造象拓本，仅见庆历六年李为父母造象一石而已。59结语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底或十月初，山东拓工赵阿二最早拓得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先后售与缪荃孙、叶昌炽，揭开了近代金石学者收藏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拓片的序幕。艺风老人日记缘督庐日记中的有关记录，保存了拓片流通、价格、著录、拓工间的博弈等关键信息，他们的收藏不仅扩大了传统金石学的收藏范围，丰富和强化了个人的金石收藏特色，而且对于认识刻经造像记这一传统金石学中的“冷门”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接受情况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其后，罗振玉、陆继辉、陆和九等人均有不同数量的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拓片收藏。拓片的流通是后续著录及相关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对于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而言：首先是罗振玉、缪荃孙等人延续传统金石学的著录方法，整理碑目、内容，如罗振玉再续寰宇访碑录、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陆继辉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造像记大多具有体积小、分布零散的特点，难以收集全，这一问题在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拓片流通之初即已暴露出来，缪荃孙、罗振玉、叶昌炽笔下强调“皆昔人未著录者”“以前金石家所未见”“皆前人所未见”“全分”“均不全”及具体数量的记录，正是金石学者求“珍稀”和求“全”心理的反映，这种心理也被当时的拓工所察知，并在交易中被运用，然而通过核对发现，即便内容丰赡如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者，亦难以解决宣务山石窟刻经造像记“全”的问题。至于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中出现的讹误则提示我们：对于金石文献特别是造像记的整理，即使是名家名著，亦不能忽视文本的校勘。其次是突破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学术关注和研究，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罗振玉石交录中的有关论述，既彰显了造像记及宣务山石窟造像记独特的学术价值，也反映了两人迥异于前辈金石学者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注释：1231 胡海帆.北大图书馆金石拓片特藏及其整理工作 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4):6364.345678910111219 缪荃孙.缪荃孙全集日记 1M.张廷银，朱玉麒，主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233，234，234，234，105，106，404，407，408，408，232.1314304041454849515256 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 M.清刻本.15 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 M.上虞罗氏贻安堂凝清室刻本.164353 罗振玉.再续寰宇访碑录 M.上虞罗振玉面城精舍石印本.1718222324252627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 M.王季烈，编.上海蟫隐庐石印本.20 王应遴.墨华通考 M.明抄本.21 孙星衍.京畿金石考 M.清滂喜斋丛书本.28 叶昌炽.语石M.王其祎，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6.29424650 陆继辉.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 M.清稿本.3233343536373839 罗尔纲.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讹误举例 J.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6:148，148，153，154，157，158，158，158.4454 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 M.清稿本.475557 孙贯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 M.太原：三晋出版社，2020:453，648，435.5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4647.59 罗振玉.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 M.萧文立，编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274.作者：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教师本文责编：常海琴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