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命政治学可知性条件的《资本论》.pdf

188作为生命政治学可知性条件的资本论林青摘要：资本论与生命政治学的关联，并不是一个直接能够主题化的话题，而是要在一种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实现二者视域的融合。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深刻和最全面的著作，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可能的前提、特征以及基本的运作模式，这些内容构成了理解生命政治得以可能的前提和条件。要真正实现对生命政治学的理解，必须在完成对生命政治学理解的基础上跳出其自身的视域，从而在更为原初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达到合理的理解。作为生命政治学的可知性条件，资本论中对资本权力、劳动社会化和剩余价值生产等的论述，为理解生命政治学提供了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条件。关键词：资本权力劳动社会化剩余价值生产可知性条件“生命政治”是福柯在2 0 世纪7 0 年代中期提出的一个概念，旨在描述欧洲社会17 一18 世纪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技艺。换言之，这是福柯在分析和反思了这段历史之后所发明出来的一个新的解释范式。而17 一18 世纪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成型并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时期。福柯“生命政治”范式所从出的那个时代，正是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讨论资本论中的生命政治元素，要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189作为生命政治学可知性条件的资本论涵及其外延的分析中得到展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讨论，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分析，一定会带出对社会各层面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有些是直接主题化的,有些是衍生性的话题。资本论的生命政治元素，主要是从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来解释生命政治的可知性条件。换言之，资本论中的生命政治元素，不是以生命政治来阅读资本论，而是从资本论的内容出发，为更好地理解生命政治提供前提性的考察。本文认为，从资本论的相关论题及其视角出发，生命政治的背景与主题才能得到真正的揭示。当然，就资本论的生命政治元素而言，其本身也存在论域的界限，一种简单的、概念性的对照研究是难以形成说服力的，毕竟二者的主题化论述存在本质的差别。一、资本论生命政治元素的论域界限生命政治作为一个主题化的对象，并不是马克思资本论论域中的自觉话题，它是在福柯生命政治的视野中被激活的一些理论元素。但之所以能够进行二者关系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二者的对象都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只是其各自展开的层面不同而已。也正因为如此，对二者关系的讨论，必须还要有一个更大的背景来实现二者视域的融合。当然，在已有的学术讨论中也存在着很多直接对比的研究，对资本论中的某个论述直接作福柯式生命政治学的阐述，比如将资本论中有关监督、监视的论述与福柯讨论的规训惩罚联系在一起，从而指认这就是资本论生命政治学的体现。这种比较貌似可取，都是在相同的概念中展开，但如果细究福柯生命政治学的独特内涵，我们就能发现其中的概念误用或者偷换概念。因为福柯在两者之间做了明确的界定和区分，一个是身体的解剖政治，一个是人口的生命政治。规训与惩罚中对于监视的讨论，大多是在身体的解剖政治维度来展开的，虽然最终目的在于社会层面，但190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直接的目的在于个体的规训。而以“人口”为对象的生命政治，并不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来的，重点也不在于监视对于个人的规训作用，而在于人口的整体平衡。如果对资本论中关于监督、监视的论述直接做生命政治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混淆两种不同的政治分析类型，或者说混用了两个不同的分析序列。虽然在福柯那里，这两种序列往往是相互补充，但不处在同一层面，更不能相等同。所以，资本论与生命政治学的关系，在主题和内容上，并不是原初的相关性，而是一种反思的相关性。我们在资本论中很少或者基本看不到福柯式生命政治学意义上的生命权力，即对生命负责的名义所展开的社会管理。从资本论的论述中可见，基本都是对生命的否定的论述，即如何剥削的问题。就此而言，这种直接的比较是难以主题化的，但二者确实有可以展开比较的维度。这一方面是在反思的维度上展开，即以资本论的视角来理解生命政治可能的前提与背景；另一方面是资本论中所展示的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权力关系变化和治理机制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内容中，有些是契合福柯所讨论的从司法权力向技术权力的转变。在资本论中，我们确实看不到司法权力维度对工人的剥削。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司法权力基本是在流通领域中呈现的，比如雇佣劳动与资本家在市场的“自由而等价”的交换而形成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受司法权力的保护，在形式上不存在所谓的剥削问题。但资本论中确实也呈现了“资本”或者其实现的具体机制，比如分工、工厂、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新的技术，以及这种新的技术对工人的新的要求。与其说是一种“要求”，不如说这就是一种“权力”，一种不同于司法权力的权力形式。因为一旦进人生产领域，这种要求就会成为直接的、强制性的绝对命令。这种“权力”形态的变化,是福柯所讨论的生命政治得以可能的权力形态变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资本家与工人在市场上的契约行为，通过资本家预付工资的形式得以确立，这个过程是一种平等自由交换的过程。一旦这个过程完成，工人进人到生产环节，资本家出于对利润的追逐，191作为生命政治学可知性条件的资本论工人便只能服从于生产管理的权力。这种权力形态，不再是司法权力的内容，而是一种资本的权力形态。在这种权力形态下，资本家通过分工、机器化大生产等，将工人牢牢地植人到生产过程中。这是资本权力形态的一个方面，尤其体现为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这种榨取是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呈现出来的。预付工资的模式是不承认所谓的剩余价值，因此，对剩余价值的剥夺是在司法权力的模式之外，而处在资本的权力之中。而这种权力形态之变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是生命政治化的重要原因。资本权力形态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劳动形态变化的需要，这种变化的核心要义就是劳动的社会化。劳动社会化，相较于传统的行会或作坊式生产，一定会带来对于劳动（力）配置的社会化。这个社会配置化的过程，同样是生命政治化的直接背景与原因之一。基于此，就资本论的生命政治元素而言，资本权力形态的形成与劳动社会化所带来的生命政治效应，是二者关系的主要切人点。二、生产的资本权力与生命权力福柯对生命政治的阐述中,基本的出发点是权力形态的变化。权力形态的变化，源于对象的变化，即人口的主题化。福柯指出，“在这一切中,我认为有一些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是：出现了一个新的要素，法律理论和惩戒行为都不认识他。法律理论实际上只认识个人和社会：订立契约的个人和由个人自愿或默认的契约建立起来的社会实体在这个新的权力技术中接触到的不完全是社会；也不是个人-肉体。这是新的实体：复杂的实体，按人头数算的实体这就是人口 概念。”人口主题化，按照福柯的逻辑，是一种超乎法律理论的话题，这必然带来权力形态的变化。而新的生命权力，按照生命政治学理解，本身也不再是传统的生杀大权，而是一种新的以对生命负责的名义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 9 9 年，第2 3 1页。192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展开的权力形态。这种权力，按照福柯的说法，并不是一种司法权力。“福柯经常说，他更偏爱马克思的历史和政治著作，而不是经济学或哲学著作，不过资本论第一卷是一个重要的例外。19 7 6 年，福柯在巴西的一次会议上提交了论文权力的网络，文中指出，他之所以以技术而非司法的进路来理解权力，源于他对资本论的阅读。”这是福柯直接指明其对于权力的思考与资本论的启示。而从一种司法的权力发展到一种“技术”的权力，是生命政治学的内涵之一。福柯在生命政治学的论述中，一直强调技术与权力的联合带来了整个社会治理技艺的创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中，在讨论“协作”环节时，也指明了一种“资本”权力的形成。而这种协作生产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这意味着资本家对于生产的权力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亚洲和埃及的国王或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的首领等等的这种权力，在现代社会已经转到资本家手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的权力主要就体现在工业生产对人的基本规定，以工业管理者的形态出现。之所以要管理与协作,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变迁,或者说财富来源的变迁。正如马克思所说，重商主义时代，商业资本是不负责组织劳动的。因此,其不会介人对劳动的管理及其权力的配置中，但是进亚历克斯费尔德曼：权力、劳动力与生产力一一福柯对资本论的解读，梅白沙译，国外理论动态2 0 2 1年第5期。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4 年，第3 7 4 页。3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4 年，第3 8 6、3 8 7 页。193作为生命政治学可知性条件的资本论人产业资本时代，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组织劳动、组织生产。因为组织劳动变成了资本的核心要义，也就是死劳动如何支配活劳动的问题。这是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核心环节，因此，资本需要一种不同于司法权力的“权力”形态来完成这一配置过程。而这个权力，在劳动者将自身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时就开始发挥效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资本家通过预付的形式，取得了对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使用权。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传统的权力现在开始转移到资本家手里，“工业上的最高权力”变成了资本的内在属性了，“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一J一一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一一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所以，在资本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型，资本对于生产领域的管理和配置越发得精细。这种权力首先是通过物而形成的对人的管理。通过分工、技术和机器、工厂制度等来实现对人的安排，尤其是机器大工业生产模式，使得人成为机器的附庸。人必须按照机器生产的节奏来进行活动，人就被技术程序所规定。就此而言，知识和权力在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中得到了有效的结合，成为了一种新的统治权力。按照福柯生命政治学的论述，知识与权力结合的新权力形态，正是生命政治时代的主要权力形态。只不过，福柯借助于这种权力形态来讨论人口的管理，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用来讨论对劳动力的管理。但无论是人口还是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则下，都是雇佣劳动及其潜在形式，都是内在于资本的配置之中。这也就呼应了福柯所说的，通过资本论的启示而获得了对新的权力形态的思考和论证。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4 年，第3 8 4 页19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但问题是权力形态为什么要发生变化？古典的君主权力的式微，生命权力的凸显，这个过程虽然表现为权力形态的变化，实际上还有更本质的原因。虽然二者的具体对象并不同一，但是其最终的目的都是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的讨论，在于说明资本如何通过管理社会生产来获得自我增殖和自身的再生产，而福柯对生命政治的论述，则展示了生命权力本身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福柯在最初讨论生命政治时就已经直接指出来，反而在后来的具体论述，并没有这种直接关系的呈现。这就是生命权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福柯明确地指出，“这一生命权力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人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就此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对于资本权力及其对劳动力的支配和管理的分析，是在具体的生产领域展开的生命政治化的原初形态和潜在趋势。而福柯则是在社会整体层面，尤其是通过一种知识和权力的结合来讨论人口的管理，呈现的是生命政治的完成状态。从这种关系中，我们就能恰当地讨论资本论中的生命政治元素。也就是说，在生命权力高扬的时代，也是劳动价值论成型的时代。人口作为劳动力的整体形象，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创造。呵护人口，就是呵护劳动力，就是呵护社会财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理解生命权力所呈现出来的对生命负责的名义。换句话说，之所以对生命负责，不在于生命本身，而在于生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运用。所以，按照生命政治学的理解，对于人口的负责，实质上是另有目的，“要把人口变成国家的力量和财富的源泉，它要保证这些按照规定工作，在规定的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0 年，第10 1页。195作为生命政治学可知性条件的资本论地方并按照规定的目标工作。”所以，生命政治只关注整体的人口，而不是关注某个特殊人的生命存在状况，关注的是如何将人口与国家力量和财富增长匹配起来。就像资本家不会去关注某个雇佣劳动者而只关心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及其工资涨幅所带来的影响一样。三、劳动社会化与生命政治化生产的资本权力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主要还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具体说就是组织生产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福柯最感兴趣的是将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即使他并未使用这个明确的术语），以及资本接管和组织劳动过程的方式。正如马斯顿所说，马克思告诉我们为什么这种转化需要一种新的权力形式，而福柯则告诉我们这种权力是如何运作的。”资本接管和组织劳动的形式，在资本论中的直接表现就劳动的社会化。劳动社会化意味着社会层面对劳动的管理，而不再是某个作坊或者行会内部来执行，这一定会带来治理模式的转变。在传统的生产模式中，比如行会生产中，徒弟与师傅的关系，带有封建宗法伦理关系，有人身依附关系，对于生产具有较强的独自掌控能力。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打破了人身依附关系，雇佣劳动以自由的身份在市场上与资本家进行等价交换。在这重关系中，资本家没有权力对劳动力进行政治权力关系上的操作，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社会效应之一。其次，随着分工的发展，劳动社会化，对劳动力的整体管理就不能再仅仅通过资本家来完成。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理解，劳动社会化表现为协作劳动，这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在资本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0 年，第55一56 页。亚历克斯费尔德曼：权力、劳动力与生产力一福柯对资本论的解读，梅白沙译，国外理论动态2 0 2 1年第5期。196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中，之所以能形成对于传统生产方式的绝对优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社会生产的分工及其所带来的生产的社会化。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是一种社会活动的产物，它不是一种纯经济的活动，它需要社会的一整套关系和机制来加以配合和维护，这就需要在社会、国家的整体层面来进行操作。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最终使资本的这种属性，在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定位中得到了呈现，即现代的代议制国家不过是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罢了。福柯讲的生命政治化，核心是人口的治理，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实质就是劳动力问题。“根据资本的积累来调整人口的增长，以及根据生产力扩展和利润的不同分配来确定人类组织的增长，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些都是由于生命权力按照多种形式和多种步骤的运作才得以可能。对肉体的塑造及其价值规定和对肉体力量的分配管理在那时是必不可少的”。生命政治学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对人口的分析、干预、调节，从而使人口处在一种总体的平衡中。当然，这种平衡总是相对的，原因在于这种平衡只是相对于社会生产的需要。所以，劳动社会化，在一定意义上必然带来生命政治化。一方面是劳动属性使然，即劳动不再是单个行会或者师傅所能管控的，一方面在于劳动社会化本身的目的在于社会整体财富的创造。就劳动社会化而言，一个直接的体现就是大工业生产。大工业生产与工场手工业生产的起点不同，决定其社会要求的不同。工场手工业生产，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是以劳动力为起点，大工业生产是以生产资料为起点。“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从直观上来看，好像传统生产应该更加关注劳动力、人口问题，大工业生产更加关注生产资料及其资本化的问题。但细究的话，可以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以劳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0 年，第10 2 页。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4 年，第4 2 7 页。197作为生命政治学可知性条件的资本论动力为起点，意味着生产材料围绕着劳动力转，有什么样的劳动力就要有什么样的生产材料与之匹配。在劳动力相对确定的情况下，生产材料的配给就能确定。而在大工业生产中，生产资料作为起点，生产资料的变化，决定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意味着，生产资料是自变量，劳动力是应变量。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不断地使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资料的积累及其转化为资本的欲望，必然意味着对劳动力的需求和管理。如果换成生命政治的话语，生产资料的多寡，意味着对人口的配置措施。人口的调整服务于社会的总生产资料。这也是福柯在讨论生命权力时所暗示的，人口总是要按照资本积累的节奏而不断地嵌入到生产过程中。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生产资料总在不停地趋于转化为资本，资本通过占有活劳动而获取利润，继而扩大再生产。新的循环就开始了。在这个不断自我膨胀或积累的循环中，劳动力也好，人口也罢，都是因此而被调整。同时，劳动社会化的前提是社会分工，随着分工的发展，个人因只需要熟练某个单一的工作环节，这使得工人的教育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保证，甚至在不断地削弱。面对这种境况，马克思指出，“为了防止由于分工而造成的人民群众的完全萎缩，亚当斯密建议由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虽然是在极小的范围内实施。”在马克思看来，斯密已经看到了分工对人口所造成的极端负面影响，也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开始关注这个话题。但对此话题的关注，目的不在于人口自身的健康和素质，而在于其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发展的影响。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国民教育的提供，本身不在于人口，而在于人口的使用，在于人口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学效果。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上文中提到的生命政治化的原初形态。总之，劳动社会化一定会带来生命政治化，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没有在生命政治化的主题中来1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4 年，第4 19 页。198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展开劳动社会化的这种社会效应，但其本身确实为理解生命政治化得以出现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和可知性条件。生命政治化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效应，如果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倚重的劳动社会化来理解，便更能获得其合理的解释，尤其关乎生命政治化的原初背景阐释。四、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在需求与生命政治化马克思对协作、劳动社会化、大工业生产的讨论，都是在资本论第四篇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展开的，其主题是社会生产趋于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无偿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从而榨取高额利润。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对于劳动力来说，便直接体现为一种赤裸裸的否定式的方式。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对劳动力的剥夺而言，总是有一个限度。“单靠滥用妇女劳动力和未成年劳动力，单靠掠夺一切正常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单靠残酷的过度劳动和夜间劳动来实现的劳动力的便宜化，终究会遇到某些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就此而言，一旦达到这种自然界限，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身也触碰到了其自身的界限。因此，这种原始粗鲁的剥夺方式本身是难以为继的，这就要求必须调整策略。“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要面对这个问题，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对人口、劳动力的“照顾”就势在必行。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一种直观的否定形式。相对剩余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4 年，第54 1页。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4 年，第56 1页。199作为生命政治学可知性条件的资本论价值的生产，一方面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一方面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后者的出现，意味着生命政治逻辑的出场。换而言之，生命政治对人口的关注和维护，是这种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这么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其中生命政治的元素，即“为了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最起码的清洁卫生设施，必须由国家颁布强制性的法律。还有什么比这一点能更好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呢？”为了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效地运转，确保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人口、劳动力就必须得到有效的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特点，如果按照福柯的理解来说，这就是生命政治化的特点。在福柯的领土、安全与人口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多对城市环境、卫生条件的关注，并将其看作是对人口健康呵护的基本领域就生命政治化的逻辑而言，福柯将生命政治学对人口的关注与资本积累联系在一起，但其并没有展开具体的分析，只是在一个宏观的视角提示了出来。这种宏观的关联表现为生命政治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契合之上。但生命政治学之所以表现出其自身的新的特征，还是应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需求来阐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思考，展示了这种生产方式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原因。生命政治学诞生的原初背景，与这种“自我调整”密切相关。从一开始的资本原始积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在不断地调整对于社会要素的配置。在这个配置过程中，生命的政治化是其社会效应之一。本文前面论及的分工、机器化大生产和劳动社会化，最终会带来生命政治的逻辑。当然，这重逻辑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并没有得到主题化的论述，但其构成了对此论题的合理化背景。或者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及其自我调整的原因，为理解生命政治学提供了更加原则性的前提。如果没有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维度的需要，生命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4 年，第554 页。200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政治学所展示的对人口的关注、呵护与调整就不可能出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摆脱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对人的直接赤裸裸的剥削，从而在一种“正面”的维度来推进生产。这些“正面”的维度，为解释生命政治化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语境。因此，对生命政治学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于生命政治学本身的内涵，关键在于揭示其可能的前提和缘由。如果仅仅停留于生命政治学的内涵分析，那基本无法理解福柯为什么将17 一18 世纪的欧洲社会理解为生命政治诞生的社会历史语境。结语就本文对资本论与生命政治学的对比研究来说，基本的路径与方法仍然是唯物史观。作为生命政治学可知性条件的资本论，旨在说明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运行及其特征的阐释，为理解生命政治学提供了最基础性的前提。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一书中，福柯将生命政治的诞生框架锚定在自由主义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展示自由主义新的社会治理技艺。从福柯的这个论断可知，生命政治学的诞生背景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资本论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病理学”。因此，二者存在着诸多的理论连接点，比如马克思是在劳动价值论上讨论劳动力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价值。就此而言，可以说是生命经济学。而福柯则是在生命权力对人口的治理维度展开其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价值，也就是生命政治学。福柯是在权力话语层面来展开这个论述，呈现的是知识与权力的联盟。但最终目的，正如福柯自已所述，是服务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就此而言，二者都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只是呈现方式有巨大的差异。而根本的差异在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劳动价值论等话题，最终是要消灭劳动与资本的这种关系。而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并没有在直接的意义上表达对种关系的判断。所以，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就只表现为一种描述性的理论范式，而资本论在此意义上则体现的更为根201作为生命政治学可知性条件的资本论本和彻底。（作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Capital as a cognitional condition of BiopoliticsLIN Qing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Biopolitics is a topic thatcannot be directly themed,which should integrate the two perspectives ina common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As the most profound andcomprehensive work for analyzing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Capital reveals the premise,characteristics and basic operation mode of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which constitute the premise andcondition of Biopolitics.To realize the understanding of Biopolitics,wemust jump out of its own horizons,so as to achieve a reasonableunderstanding in a more primitiv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As thecognitional condition of Biopolitics,the discussion of capital power,labor socialization and production of surplus value in Capital providesmore basic and fundamental conditions for understanding Biopolitics.Keywords:capital power;labor socialization;production of surplusvalue;cognitional con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