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社团发展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_唐德龙.pdf

DOI:10.19979/ki.issn10082689.2022100080中国科技社团发展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唐德龙1魏珍1胡春华2（1.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北京100083；2.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北京100081）摘要 科技社团的高绩效发展有助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文章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中国科协所属的 30 个科技社团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影响科技社团发展的各种条件组合。文章发现，学科类型、组织规模、秘书长任职情况、专职工作人员数量是科技社团发展的主导性条件变量，历史积淀是科技社团发展的辅助性条件变量，挂靠关系、理事长领导经验对于科技社团的影响存在分异。所以需要对不同科技社团的发展进行深入剖析，以展示中国科技社团发展的不同路径。关键词 组织属性；人员结构；政社关系；科技社团发展；科技治理中图分类号 G322.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2689(2023)04051310作为科技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中国的科技社团要主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肩负起“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重要使命，“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1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部署，并“推动全球现代化进程走向新的发展阶段，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但是，当前中国科技社团的发展仍存在一些不足。挖掘影响中国科技社团发展的重要因素，总结具有高水平的科技社团共性特点及成功经验，不仅有助于丰富现有社团理论研究，也将在实践中为推动科技社团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基于此，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通过系统分析中国科技社团发展中的共同特征，提炼影响科技社团发展的关键要素，归纳出富有价值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一、文献综述科技社团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是社会治理的传统议题。学者们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贡献了大量理论总结和实证材料。围绕科技社团发展的影响因素，本文从政社关系、组织属性、人员结构等层面进行文献梳理。关于政社关系与科技社团发展，研究的角度较为多元。在管制层面，政府管制将影响社会组织的稳定性、民主性及健康度3221-242；在政策倡导层面，社会组织除提供公共服务之外，也承担监督政府、进行政策倡导等职责4；在公共服务提供层面，新公共管理重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花钱少、效率高”、“用较低成本提供更好服务”5，也有学者归收稿时间20221017基金项目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 2021 年学会能力建设项目“新时代中国科技社团内部治理机制研究”（编号：2021XHZZ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的重大基础问题研究”（编号：FRF-BR-20-05B）。作者简介唐德龙（1979），男，天津市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魏珍（1997），女，山西省晋城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胡春华（1978），女，山东省泰安人，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2023年8月第39卷第4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Beijing（SocialSciencesEdition）Aug.2023Vol.39No.4纳了竞争性购买、协商和合作等多种模式并探讨了其面临的风险6。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存在两方面观点，其一，政府以民办公助、购买服务、公办民营等方式7，通过资金、税收和补贴等支持性政策，或转移职能8，直接或间接地为社会组织提供资源。其二，政府行政力量过度干预，导致科技社团自主性与社会合法性不足9，内部治理显露“行政主导”特征10，以及行政部门的漠视性政策导致科技社团生存条件恶化等11。有研究发现，政府对于不同社会组织的态度、立场不同，呈现出分化型政社关系12。对科技社团而言，与政府关系的紧密程度显著地与政府拨款和承接转移职能项目数成正相关关系13。此外，政社关系的变化也会导致科技社团与业务主管单位、挂靠单位之间的关系改变14。关于组织属性与科技社团发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切入，探索多种影响因素，包括制度安排、组织结构等结构性因素，也包括能力、文化等非结构性因素15。在学科方面，应用型学科的学会市场运作较好，基础型学科的学会市场化运作较差1692-93。在组织规模方面，科技社团所搭建的网络规模会对组织的治理绩效的实现产生正向影响17。在发展布局方面，适应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学科分布将助力组织发展18。关于人员结构与科技社团发展，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关键个人的作用，社会组织中领导者的利益关系、态度和倾向19、特质和行为方式20，对组织的决策过程影响显著，进而造成组织间绩效的差异21。实证研究表明，高层管理者的认知能力、管理经验会直接影响组织决策战略的形成，并通过组织文化和氛围影响组织中其他成员22。另一方面，人力资源被认为是组织决策、行为和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23，专职工作人员的数量不足会带来工作的脱节和无序，影响科技社团市场化生存能力，进而影响其发展2425。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信服的成果。但是，针对科技社团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明显不足，已有研究或是以微观层面的单案例经验分析为主，或是偏重于宏观层面的泛泛而谈，存在研究内容不系统、研究方法较单一等问题，无法从理论上解释为何不同科技社团的发展呈现的差异性结果。本文认为，科技社团的发展更有可能是多种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选择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来分析影响科技社团高发展绩效的条件组态。二、研究设计（一）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QCA）综合定量与定性两种主流研究方法的不同优势，处理社会现象中普遍存在的因果复杂问题。应用 QCA 方法，通过组态视角与整体分析视角，将研究案例视作条件的集合，借助布尔代数原理，探索影响科技社团发展的条件组态，比较不同因果模式，有助于回答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因果非对称性等问题26。本研究采用 QCA 方法，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绝大多数科技社团发展绩效可能不是由单一变量导致的，更多是复杂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而 QCA 适用于分析因果非对称性等因果复杂性问题，契合本文的命题假设。第二，由于各社团的历史沿革不同，其发展路径的选择存在差异，而QCA 方法能够挖掘等效果的多条路径。第三，通过 QCA 可以对同一模式内不同个案以及不同模式进行比较，探寻符合理论逻辑的前因条件组合。（二）案例选择与数据来源案例的选择由研究对象及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决定。为完成探究中国科技社团在发展中存在哪些共性、探索科技社团实现治理成效的路径的整体目标，研究征询了科技社团管理专家、科技工作者的建议，结合穷尽性、代表性等原则，最终选取了 30个案例样本，这 30 个案例在学科类别上，涵盖了理科（6 家）、工科（6 家）、农学（6 家）、医学（6 家）、交叉学科（6 家）等五大学科类型。为保证数据的信度，提升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说服力，研究通过多渠道获取数据资料。一方面，在 2021 年 811 月间，通过召开学术沙龙、实地调研等方式，对科技社团工作人员进行结构式访谈，了解影响科技社团发展的关键因素，形成对科技社团发展情况的整体认知。另一方面，通过查阅科技社团官方网站、各科技社团的年度报告、已有科研项目成果以及中国科协内部 2020 年科技社团全国学会年检报告等，获取相关数据资料。通过前述资料搜集方式加深对案例的理解，实现不同资料交叉检验。514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8月（三）变量测量研究尝试解答高发展绩效的科技社团是哪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问题。据此，本文的结果变量为科技社团的发展绩效。通过回顾已有研究并结合实地调研的情况，秉承科学性、系统性、可衡量性等原则，本文识别出影响科技社团发展的条件变量，即挂靠关系、学科类型、历史积淀、组织规模、理事长领导经验、秘书长任职情况、专职工作人员数量。1.结果变量本文关注的结果变量是某一科技社团的发展绩效。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和西安交通大学团队对世界主要科技社团的 500 个样本进行了包括综合实力、组织力、凝聚力、影响力、分学科评价五个方面的全面评估，并做出综合评分和世界排名27。本文参考该项目团队对科技社团 2021 年的评价结果，对选取的 30 个中国科技社团，根据其综合得分和世界排名程度测算其发展绩效。将被评为 5 星社团、4 星社团以及各学科领域 50 强的科技社团赋值为 1，反之则为 0。2.前因变量根据学者的研究经验，对于中等规模样本的研究，理想的前因变量个数一般在 47 个28。本文从政社关系、组织属性和人员结构三个维度出发选择了 7 个前因变量，具体详见表 1。表 1 条件变量的设定分类纬度变量名称衡量标准与赋值原则政社关系挂靠关系挂靠关系以及挂靠单位的属性。挂靠单位为党政部门的赋值为1；挂靠单位为事业单位的赋值为0.75；挂靠单位为国企的赋值为0.5；挂靠单位为行业协会的赋值为0.25；挂靠单位为无挂靠单位或多挂靠单位的为0。组织属性学科类型科技社团的学科类型。应用型学科赋值为1；基础型学科赋值为0。历史积淀科技社团的存续时间，社团成立至2020年的年数，成立时间为1949年以前的赋值为1；成立时间在1949年到1978年的赋值为0.5；成立时间在1978年以后的赋值为0。组织规模个人会员的数量。个人会员数量超过10万人的，赋值为1；会员人数大于2万且不足10万的，赋值为0.5；不足2万的，赋值为0。人员结构理事长领导经验理事长领导经验。理事长现在(或曾经)担任过厅级以上行政部门、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或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秘书长任职情况秘书长任职情况。秘书长专职工作的赋值为1，兼职工作的赋值为0。专职人员数量科技社团内专职工作人员的数量，不包括兼职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用fsQCA3.0软件，对数据按照95%分位数、50%分位数、5%分位数对数据进行校准赋值。（1）政社关系在监管层面，中国科技社团的显著特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挂靠体制。政府与科技社团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挂靠单位（现称“支撑单位”）的性质来衡量。挂靠在党政部门的科技社团与政府联系紧密，更偏向于行政化；挂靠在企业和无挂靠单位的科技社团与政府的关系较远，发展的自主性更强。不同性质的挂靠单位为科技社团提供的资源具有差异性，影响科技社团的资源获取能力。通常而言，政府部门能够为科技社团提供较多的经费支持，行业协会次之，事业单位提供的经费支持较少。另外，挂靠在政府和事业单位的科技社团还有可能获得事业编制、户籍、职称、晋升、薪酬保障等优惠条件，在人力招聘环节更显优势，人力资源相对充足14。因此，本文根据挂靠单位的性质对科技社团进行赋值。（2）组织属性科技社团的组织属性包括作为科技社团成立基础的学科行业，时间维度的历史积淀，数量维度的组织规模，这些因素塑造了科技社团的基本面貌，决定了科技社团的管理方式和战略选择。学科类型。学科是科技社团发展的基础，对科技社团的发展影响深远。根据学科的目的，可以大致将学科类型分为基础型学科和应用型学科。应用型学科以解决工程或社会实际问题为目的，基础型学科以研究知识本身为目的，通常包括数学、逻辑第39卷第4期唐德龙魏珍胡春华：中国科技社团发展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515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理科学和空间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29。相较而言，应用型学科可以直接提供产品或服务，社会需求较高，在市场化运作中更具优势。根据学科类型，将应用型学科的科技社团赋值为 1，基础型科技社团赋值为 0。历史积淀。科技社团的发展状况千差万别，历史沿革各不相同。一方面，深厚的历史积淀是科技社团扩大发展规模、壮大整体实力的前提与基础。另一方面，科技社团的历史遗留问题形成于发展过程中并且长期未得到改善，成为发展的桎梏。根据我国科技社团的发展情况，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成立的百年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成立、改革开放之后成立等不同类型，分别赋值为 1、0.5 和 0。组织规模。规模因素对科技社团发展水平的影响是直接且显著的。组织规模不仅会影响组织的结构，还会影响科技社团的资源获取能力以及服务功能的惠及范围。通常而言，较大的组织规模往往能够通过组织成员搭建的社会网络，扩大资源获取的渠道，增强资源获取能力。在组织规模方面，以个人会员数量作为科技社团规模的划分依据，结合科协对于组织规模的分类，将样本中的科技社团划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3070-71，分别赋值为 1、0.5 和 0。（3）人员结构理事长领导经验。有研究表明，科技社团领导者的任职经历与经验对社团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理事长的权力、声望、管理经验与科技社团的社会资本网络质量有紧密关系17，理事长工作单位的行政强度与职务高低与科技社团的建设具有相关性31。根据学者的研究结论，本文选择将理事长的领导经验作为前因变量之一，并将其界定为理事长具有厅级以上政府部门、单位或国有企业领导经历，符合这一条件的赋值为 1，反之为 0。秘书长任职情况。秘书长是科技社团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之一，是科技社团办事机构的负责人，承担上传下达等各项执行事务。秘书长的个人能力、工作状态将直接影响科技社团的运营。在实际的运作中，其任职方式有兼职与专职之分。通常而言，专职工作的秘书长会投入较多的精力在科技社团的日常运行事务中。秘书长专职工作的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专职工作人员数量。专职工作人员是科技社团日常工作的实际承担者。科技社团要开展高水平的学术活动，承接政府职能，面向社会提供服务需要有专人管理并负责实施。一支专业水平高、工作高效、充满活力的专职人员队伍是推动科技社团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将获得的科技社团专职人员数量的原始数据，利用 fsQCA3.0 软件按照 95%分位数、50%分位数、5%分位数对数据进行校准与赋值。鉴于条件变量的增加会使得原因构型呈指数倍增长，变量的增加意味着很多构型将没有案例与之相对应。本文认为理事长的学术威望、社会影响等因素虽然重要，但若将两个因素加入分析，本文的案例数量将不足以覆盖因此而大幅增加的原因构型，进而降低分析结果的解释力。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在人员结构方面对理事长能力的衡量，选择以理事长的领导经验为表征，作为前因变量。三、实证分析基于结果变量与前因变量的赋值指标，本文对案例库中 30 个科技社团的原始数据赋值，形成逻辑真值表，导入 fsQCA3.0 软件中运行计算，分析影响科技社团发展的因素，识别出高发展绩效的组态。（一）必要条件分析按照 fsQCA 的分析步骤，首先要对前因条件是否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进行判断。衡量必要条件的重要指标是一致性，通常认为，条件变量一致性在 0.8，0.9 区间，则认为该条件是结果的充分条件；若一致性大于 0.9，则认为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32。覆盖度是衡量条件对结果解释力度的重要指标，它仅对通过一致性检验的条件有意义33。单个条件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详见表 2。从中发现，只有“理事长领导经验”这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大于 0.8，构成科技社团发展的充分条件，其对应的覆盖度达到了 0.615 说明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学科类型、秘书长任职情况、专职工作人员数量的一致性超过 0.7，表明三者对于科技社团发展发挥推动作用。由于各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 0.9 这一阈值，说明不存在作为结果必要条件的单个条件变量，科技社团的发展更可能是多个条件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需进行条件变量组态分析。（二）组态分析本文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8，将案例频数阈值516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8月设定为 1，进行标准化分析后，根据一致性和覆盖率指标分析不同的条件组合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度，可得到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三种原因组合分析结果。复杂解是没有被简化的、构型较为复杂的解；简约解较精简，但可能出现与实际相出入的情况；一般来说，中间解优于复杂解和简约解且最具代表性34。依循研究惯例，本文将选取中间解的结果进行分析高发展绩效科技社团的发展路径。在 fsQCA3.0 软件中运行真值表，将实证结果整理得到表 3、表 4。表 3 条件组合一栏显示的两种条件组合代表了科技社团实现高发展绩效的两条路径，两种条件组合的单一解的一致性水平分别为0.917 和 1，均高于 0.8 的设定标准。因此，两种组态可视为推动科技社团发展的充分条件的组合，其中组合一的唯一覆盖度更高，解释力更强。如表 3的分析结果显示，在本研究中，总体解的一致性达到了 0.926，大于 0.8 满足分析要求；总体解的覆盖度为 0.362，说明研究结果覆盖了 36%以上的样本。尽管覆盖度不高，但借鉴类似研究的处理方式35，本文选择接受此研究结果。路径一可描述为，强挂靠关系、应用型学科、庞大的组织规模、丰富领导经验的理事长、专职工作的秘书长、数量充足的专职人员，共同助推科技社团高发展绩效的实现。在本文的样本案例库中，表 2 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条件检验前因条件一致性覆盖度前因条件一致性覆盖度挂靠关系0.6450.636挂靠关系0.3550.628学科类型0.7370.700学科类型0.2630.500历史积淀0.5260.714历史积淀0.4740.563组织规模0.6320.828组织规模0.3680.452理事长领导经验0.8420.615理事长领导经验0.1580.750秘书长任职情况0.7370.778秘书长任职情况0.2630.417专职工作人员数量0.7570.829专职工作人员数量0.2430.365注：“*”表示逻辑运算中的“和”；“”表示逻辑运算中的“非”。表 3 高发展绩效形成的条件组合条件组合原始覆盖度唯一覆盖度一致性挂靠关系*学科类型*组织规模*理事长领导经验*秘书长任职情况*专职工作人员数量0.3210.3210.917挂靠关系*学科类型*历史积淀*组织规模*理事长领导经验*秘书长任职情况*专职工作人员数量0.0410.0411解的一致性0.926解的覆盖度0.362注：“*”表示逻辑运算中的“和”；“”表示逻辑运算中的“非”。第39卷第4期唐德龙魏珍胡春华：中国科技社团发展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517符合这一路径的典型案例包括中国电子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药学会等。将这一路径推广到案例库以外的科技社团，发现这一路径对于一些政府背景强大的，尤其是挂靠在国务院相关部委的科技社团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以中国水利学会为例，中国水利学会挂靠在水利部，接受水利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能够享受所依托的挂靠单位的各类支持，获得发展所需的基础性资源。在组织属性层面，从学科来看，水利科学属于应用型学科，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距市场较近，且由于与挂靠单位业务相关度较高，承担着从挂靠单位转移过来的职能，拥有咨询培训、技术职称、学科认证等业务36；从组织规模来看，中国水利学会个人会员数量达到 8 万余人36，组织规模庞大。在人员结构层面，学会理事长由政府部门领导兼任，秘书长实现专职化。同时，由于学会的秘书处按水利部直属事业单位管理，因此能够获得挂靠单位提供的人力支持和事业编制，专职工作人员数量相对充足。在发展成效方面，根据“世界一流科技社团评价体系及排行”项目组2021 年的综合评价结果，中国水利学会被评为 4 星级科技社团37，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这一路径的典型案例表明，政府通过挂靠机制扶持学会，改善综合发展条件，对学会发展发挥了较大的支持和促进作用。路径二可描述为，在挂靠关系、理事长领导经验作为边缘条件缺失情况下，学科类型、历史积淀、组织规模、秘书长专职工作、专职人员数量多因素驱动，科技社团实现高发展绩效。此路径的典型案例是中华护理学会。这一路径对于独立办会，无挂靠单位的科技社团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中国公路学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计算机学会等。此类科技社团，在改革中脱离挂靠单位，组织相对独立，表 4 高发展绩效形成的组合分析结果条件变量组合1组合2挂靠关系学科类型历史积淀组织规模理事长领导经验秘书长任职情况专职人员数量一致性0.9171原始覆盖度0.3210.041唯一覆盖度0.3210.041解的一致性0.926解的覆盖度0.362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即条件变量在简单解和中间解中都有出现；表示边缘条件存在，即条件变量只在中间解中出现；表示边缘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构型中该条件同时有存在和不存在两种可能。518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8月基本实现自主发展。在组织属性层面，学科基础具有较强的应用型特征；个人会员数量均达到五万以上，规模可观。在人员结构方面，秘书长专职工作，办事机构人员数量相对充足能够满足学会运行需要。根据“世界一流科技社团评价体系及排行”项目组2021 年的综合评价结果，这些学会被评为 4 星级科技社团，具有较强的组织力、凝聚力、影响力、领导力37。但是，由于在我国完全脱离挂靠单位（“支撑单位”）的科技社团数量较少，因此符合此路径的科技社团的数量更少，此路径的适用性较弱。从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两个实现高发展绩效的条件组合非常相似，其核心条件完全相同，但边缘条件中的挂靠关系和理事长领导经验则恰好相反。根据调研情况，理事长的人选与挂靠关系存在相关性，通常情况下，挂靠在政府部门的科技社团其理事长多由政府、事业单位内部的相关领导（如部长、院长等）担任，而这又导致学会与挂靠单位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据此，挂靠关系对于科技社团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三）稳态性检验鉴于 fsQCA 分析结果对编码取值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因此，本文对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研究对结果变量(发展绩效)的赋值标准进行了一定调整，将被评为 5 星社团的赋值为 1，4 星社团赋值为 0.6，学科领域 50 强的科技社团赋值为 0.3，反之为 0。将数据分别按照新的赋值标准重新赋值与运算，发现软件输出结果与之前的结果基本一致。四、结论与讨论科技创新是国家间竞争的重要领域，科技社团则是强化科技竞争优势、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重要平台与纽带。加快科技社团发展有助于找对卡点、突破瓶颈，推动抢占科技制高点，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原创性、引领性、关键性突破，有效回应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38的号召。通过对 30 家科技社团发展绩效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本文识别了影响科技社团发展的重要因素，总结了科技社团实现高发展绩效的两条路径，对实证分析结果的进一步剖析，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一）主要结论本文以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为样本，从政社关系、组织属性、人员结构角度出发尝试归纳影响科技社团发展的条件变量，应用 fsQCA 方法和组态思维探讨影响科技社团发展的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在政社关系方面，挂靠关系对于科技社团的影响存在分异。高度依附于政府的科技社团可以实现高绩效发展，与政府完全脱钩的科技社团也可以实现高绩效发展。多数学者认为，挂靠体制导致科技社团丧失自我管理能力，经济不能自立39，限制了学会的发展40。但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对于部分科技社团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是推动这些社团获得高发展绩效的重要力量。这一类型的科技社团往往挂靠在政府、事业单位，与政府间关系较近，承接转移职能项目数量多13，社团发展所需的人、财、物等基础性资源充足。由此可见，现阶段挂靠体制对于科技社团而言并非总是不利的。但政府的支持并不是科技社团发展的必要条件，若科技社团与政府“脱钩”，也能凭借自身的能力，实现独立发展。分析结果表明，在科技社团具备发展所需的核心条件下，即使没有挂靠单位的庇护，也可以争取到更多自主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这一结论也为科技社团与政府部门“脱钩”提供支撑证据。在组织属性方面，学科类型、组织规模是影响科技社团发展的核心条件，历史积淀是影响科技社团发展的边缘条件。研究结果表明，较大的组织规模更有利于组织的发展。如杨红梅等学者观点，在科技社团组织竞争力形成过程中，创造知识的人是最关键的因素41。科技社团的组织规模以会员为基础，活跃的社团会员能够为科技社团带来丰富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企业资源，是推动科技社团发展的隐形力量。以会员为中心，吸纳更多会员加入科技社团进而推动社团发展，也是当前学术界的共识。从实现高绩效发展的科技社团的两条路径来看，学科类型这一变量在条件组合中高频出现，可以发现，在我国应用型学科的科技社团比基础型学科的科技社团，更具有发展的优势，更容易实现高绩效发展。这一研究结果与朱晓红14等学者的观点相吻合。历史积淀对于无挂靠单位的科技社团的发展较为重要，是社团发展的辅助性条件变第39卷第4期唐德龙魏珍胡春华：中国科技社团发展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519量。历史积淀能为科技社团的发展形成必要积累，厚积薄发是组织发展的应然路径。在人员结构方面，秘书长任职情况、专职工作人员数量是影响科技社团发展的主导性条件。这一结论进一步验证了人力资源对于组织运行的重要作用21，与学界提倡的秘书长专职化42和提高专职工作人员数量与质量25的观点一致。从实践来看，秘书长和专职工作人员都是学会工作的实际执行者，贯彻落实学会各项工作。一方面，秘书长负责主持学会办事机构，承担上传下达的桥梁功能，秘书长专职工作能使学会工作高效开展，促进学会的能力建设，进而实现科技社团的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专职工作人员是学会工作的实际承担者，学会的日常运行与功能发挥需要依靠工作人员来贯彻执行。数量充足、专业水平高的专职工作人员，能够增强科技社团持续发展能力，有效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和事业的持续推进。理事长的领导经验是影响科技社团发展的边缘条件，且对不同科技社团的发展产生差异性的影响。比较科技社团实现高发展绩效的两种路径，可以发现，对于与政府关系紧密的科技社团而言，理事长在行政部门的任职经历和经验可以助益社团发展。但是，对于“脱钩”的科技社团而言，理事长的领导经历与管理经验并不是必要的。有研究43认为，理事长对社团工作的价值认同以及充分的工作投入在驱动科技社团发展中尤为重要。（二）研究启示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基于中国科协所属学会 30个科技社团发展绩效影响因素的分析，对于科技社团未来的发展提出以下启示。首先，鉴于挂靠关系对于科技社团影响的差异性，政府相关部门及中国科协应加强分类管理，激发科技社团发展活力。应对科技社团的各项条件充分考量，制定科学合理的分类标准。对于有自主发展能力且运行良好的科技社团，可以采取“放手”型策略，赋予广阔的活动空间，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激发组织活力，建设独立自主、管理科学、运行灵活的现代科技社团。对于自主发展能力弱且发展状况不佳的科技社团，可采取一定的扶持策略，通过政策倾斜为科技社团提供改革的物质资源和业务指导，必要时提供托底保障，激励其改革传统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其次，科技社团实现高发展绩效的两条路径表明，科技社团的发展除受挂靠关系影响外，更大程度取决于其组织属性和人员结构。为此，科技社团应多措并举，强化发展能力。第一，提高组织凝聚力，扩大组织规模。科技社团要以会员为本，增强联系会员、依靠会员、服务会员的意识，形成以会员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加强对会员的引领、凝聚和团结。通过优化会员管理，创新会员服务等方式，提高组织吸引力和粘合度，在减少会员流失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新会员，扩大组织规模。第二，完善科学民主的理事长选举机制，激励理事长积极履职。应努力建立开放、竞争、民主的科技社团理事长选举机制，综合考虑理事长候选人的领导力、公益心等要素，让真正关心科技社团发展且有能力带领社团的人担任理事长职务。此外，应通过必要的物质保障和精神激励，推动理事长个人目标与科技社团组织目标激励相容，增强理事长参与科技社团工作的意愿。第三，继续推行秘书长专职化。逐步取消兼职秘书长，聘任政治意识高、业务能力强，且有热情和精力投入科技社团工作的人担任秘书长，不断提高科技社团的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第四，重视专职工作人员队伍建设，着力打造运转高效、规范有序的办事机构。通过优化选才、用才、育才和留才机制，以待遇留人、以事业留人，培养一批熟悉科技社团运作的专业人才，建设高素质的专职工作队伍，为科技社团的高效运行奠定组织基础。（三）讨论与展望首先在理论层面，以往关于社会组织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多倾向于从外部环境44或从资源获取45角度来考虑，本文从政社关系、组织属性、人员结构三个层面的 7 个关键条件变量来考察科技社团发展的影响因素，创新地整合了科技社团发展的影响要素，为社会组织发展的多要素耦合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其次，本研究运用QCA方法和组态思维发现影响科技社团发展的因果机制的复杂性。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实现高发展绩效的两条路径，在其他核心条件相同、挂靠关系与理事长领导经验相反的情况下，并未导致科技社团发展结果的截然相反，这充分体现 QCA 方法突破线性回归中因果关系效应的统一的对称性假定46。此外，本文还发现具有高发展水平的科技社团，其挂靠关系和理事长领导经验的高度相关，这体现了条件间相互依赖的组态效应。520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8月当然，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值得未来进一步深化研究。首先，本文所选择研究的案例并没有涵盖中国科协所属的全部学会，存在案例覆盖范围不广、数量不足等局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论的可推广性。其次，由于 QCA 方法适用于探索性研究，只呈现出影响科技社团发展的条件组合，未能展现这些因素和组合条件是如何对科技社团的发展产生影响，如何进一步深化质性研究是以后可待探讨的问题。最后，在前因变量的选取与指标设计中还存在不足，如由于案例数量的限制以及QCA 分析方法的特点，本文在对理事长能力指标化时，仅选择将理事长的领导经验作为前因变量，未将理事长学术威望、社会影响力等变量纳入分析，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参考文献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EB/OL.（2021-05-28）2022-02-24.http:/ and Theory of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M.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2006.3TAYLOR M.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accounta-bilityinvoluntaryorganisationsJ.Policy&Politics,1996,24（1）：57-72.4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周敦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5DEHOOGRH.Competition，negotiationorcooperation：three model fo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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