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基于利益-综合国力分析框架_胡鞍钢.pdf

2023年5月第41卷 第3期May 2023Vol.41 No.3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基于利益-综合国力分析框架胡鞍钢1a，1b，1c，刘东浩1a，1c，杨骅骝2（1.清华大学 a.国情研究院，b.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c.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2.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 战略规划所，北京 100029）摘要 中美战略竞争发展趋势是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世界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根据中美之间的利益基础和综合国力两个关键变量，建立中美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策略的分析框架，以中美高层对话为切入点，分析过去20年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复杂态势，并研判中美战略竞争发展趋势。基本研究结论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中美两国间的利益增加，两国竞争与合作空间都在提升；美国国内资本主义及世界霸权主义本质仍会以对抗为主的战略策略挑战中国；中国是推动两国合作共赢、管控分歧的主导方，积极应对、大有作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词 中美战略竞争；利益；综合国力；博弈策略中图分类号 D60；D8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23）03-0184-15DOI 10.15886/ki.hnus.202207.0300随着中国超大规模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维护其霸权的意识和手段不断增强，美国两党已经达成对中国战略竞争的共识，拜登政府也延续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美国成为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最大挑战者。在此大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会如何发展？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本文试图基于利益和综合国力两个维度建立中美博弈策略的分析框架，对二十年的中美关系进行一个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给出了方向性预判，并提出中国对美博弈策略的政策建议。一、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阶段学术界对中美进入长期战略竞争阶段已基本达成共识1-8。中美竞争四个字既可以指维持中美关系、增进双方利益的良性竞争4-5，也可以指具有破坏性的恶性竞争9-10，这也让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向和性质作出不同的判断。中美战略竞争是不是新冷战？中美新冷战的概念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有所讨论11，到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国外持中美进入新冷战观点的学者和研究增多12-13。国内有少部分研究认同此判断，主要理由是美国两党对中国进行竞争和遏制达成共识，美国朝野缺乏宽松政治氛围14-16。但国内多数研究不认同新冷战观点17-20。阎学通指出2019年开启了中美同一国际体系下的两极竞争格局，但中美竞争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意识形态竞争，也没有两个国际体系下两方阵营的对抗，中美竞争的核心是数字领域21。笔者认为，中美长期战略竞争的历史逻辑仍然是符合1949年毛泽东所预言的，即“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绝收稿日期 2022-07-21基金项目 清华大学文科“双高”专项项目（53120600119）作者简介 胡鞍钢（1953-），男，辽宁鞍山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国情研究。通信作者 杨骅骝（1983-），男，江苏淮安人，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战略规划所高级工程师，博士，主要从事公共政策研究。政治学与公共管理184胡鞍钢等：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22，可简称“毛泽东逻辑”，七十多年前的美国帝国主义是如此，当今的美国霸权主义也同样如此。但中美进入“新冷战”，甚至出现“两个平行体系”以及回到冷战时期长期存在的阵容对立和划分，在现行的多元主义国际体系下难以实现，尤其是中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对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战略竞争的“脱钩”论能否实现？美国对中国采取“脱钩”战略是客观事实,是为了长期限制“规锁”中国，以维持长期以来自身日益衰落的世界霸权17。但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美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融的格局难以被打破，特别是经济上互相依存的程度越来越高，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拜登政府“再挂钩”政策是对特朗普政府强硬“脱钩”政策的调整23-24。只要美国垄断资本主导国家的性质不改变，美国政客为美国资本服务的本质就无法改变，美国跟中国的彻底脱钩就无法实现，会因美国的对华政策变化出现经贸关系的“摇摆”与“进退”。中美综合国力的动态“此消彼长”是战略竞争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是有效抵御美国遏制中国的最大内生变量，中国的稳定发展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有利于促使中美处于战略缓冲期25，并带来中美两国竞争与合作空间的继续增长26。吴心伯指出，由于中美“竞争的实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其“竞争的冲突性与对抗性显著地低于以往以政治-军事为主题的大国竞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景是“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却不能全面取代美国;而美国既不能避免其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对下降，也不能全面阻止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双方只能在竞争中共处，在共处中管理竞争”4。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高，更有能力积极主动应对美国“冷战”思维下的对华遏制政策行动，展现大国担当，也有效防止中美走向“新冷战”。基于上面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本文认为在现行国际体系下，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提高有助于主动把握中美两国关系。中国需要在不同领域采用不同的博弈策略，既要加强协调合作，又要有效管控分歧，还要对双方冲突做好准备，即有备无患。因此，利益与综合国力构成本文中美博弈的分析框架的关键因素。二、中美关系演变的博弈策略分析框架本文根据中美之间的利益基础和综合国力两个影响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关键变量，建立分析中美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策略的分析框架（图1）。在众多研究中，本文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阎学通对中美国家利益的研究27-28和胡 鞍钢团队对综合国力的研究29-31。图1 同一国际体系下中美大国战略与博弈策略分析框架冲 突合作双输-零和战略竞争-非零和综合国力差距缩小两国间利益增加博弈空间增大合作共赢竞争185第3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两国关系中，冲突、合作与竞争并存。以辩证法的角度，竞争普遍存在，并且是动态变化的，可以激化为冲突，也可以发展为合作4。冲突、合作与竞争转化的基础是国家间的利益。阎学通把利益划分为为相互有利性利益和相互不利性利益，并进一步将相互有利性利益划分为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将相互不利性利益划分为对抗性利益和冲突性利益27。阎学通在文中强调，不仅共同利益是两国合作基础，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也可以促成“消极合作”或被称为“预防性合作”，因此，加强“消极合作”将大幅扩大中美两国的合作空间。这一观点，是本文分析框架的建立基础，推论出本文的核心观点，即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缩小的过程，也同时是两国利益增多、战略竞争博弈空间扩大的过程。图1中横坐标是合作，纵坐标是冲突，随着箭头指示方向两国合作和冲突增多。两个坐标轴大体上形成四个象限：当两国之间的利益交集比较少时，两国竞争与合作少，战略关系不大，此时两国的竞争还不能够上升到战略竞争高度；当两国间互利性的利益远多于相互不利性的利益或称为互害性利益时，两国以合作为主，易形成共赢博弈；当两国主要是冲突对抗性利益时，两国容易形成零和博弈与双方同时损失大于收益的对抗局面，即双输博弈；当两国间互利性的利益和互害性的利益都很多时，两国形成总体战略竞争博弈局面，混合/非零和博弈成为常态。影响两国利益、国家战略能力、博弈能力和博弈空间最重要的变量是综合国力。基于胡鞍钢等学者对综合国力的研究，综合国力可以定义为实现一个国家战略目标的综合的、实际的能力，包括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方面，也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29。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实现其对外战略的基础，是根本，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影响力，主要包括经济、科技、政治、军事和文化影响力32。综合国力越强对外博弈能力越高，两国综合国力越接近，其利益的交集越多、博弈的空间越大，即竞争与合作的领域和形式越多。图1中45度斜坐标向量上的点表示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靠近坐标原点表示两国综合国力差距太大，利益交集小，只存在局部和细分领域的竞争关系，沿着箭头指示方向两国的综合国力差距缩小，两国间的利益日渐增多，战略竞争逐步成为可能。战略策略选择和博弈范围随着两国综合国力接近而增加。图1中斜45度坐标向量是一个理论参照系，即随着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的缩小、接近，与综合国力对应的两国间的利益增长，但是，共同与互补利益和冲突性对抗性利益的变化不同，导致斜45度坐标向量上下摆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国家战略策略选择，即国家选择在相互不利性的利益上的“消极合作”还是对抗，会影响客观存在的两国之间的利益分配，进一步扩大斜45度坐标向量上下摆动的幅度：在图1中斜45度坐标向量两旁的斜线，表示不同战略与策略下，两国总体表现出的对抗与合作取值范围，是大概率状态。在这个取值范围外，表示两种极端情况，即两国处于对抗为主和合作为主状态，都是小概率状态。由图1可以看出，综合国力愈接近，两国的博弈空间愈大，战略与策略选择愈多。综合国力与利益的客观发展，要求战略策略与之相匹配。综合国力与国家对外战略存在匹配问题，当一国对外战略与该国综合国力相适应时，两者相互促进；但当两者不相匹配时，就会出现“战略透支”或“战略冒进”问题，导致战略目标不能实现，影响综合国力28。因此，国家通过不断对综合国力与利益的客观情况进行再认识和再评估，主动调整战略与策略，在理性的假设前提下，形成“综合国力-利益-战略策略”相适应、相匹配的动态调整过程。除此之外，中美两国的国家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和平发展”为纲，与他国的冲突属于自卫性质的。与此相反，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是以“霸权战争”为纲，美国的历史本身就是对外战争的历史，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所言：“在美国242年的历史中，美国仅获得了16年的安宁。”33本文的分析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之上，即“围绕着社会生产关系对国家、国际权力与跨国关系展开研究”：在国家层次上，国家对外战略的基础是国内的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状况，同时也考虑上层建筑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国际体系结构层面上，国家具有主观能动性，根据自身发展特点调整和应对结构的压力与束缚34。同时，本文重点以分析中美高层对话机制为切入点，分析了过去近二十年中美博弈策略，展现了中美的利益、竞争与合作和战略与策略博弈的发展过程与趋势，体现了中美战略博弈过程的三种基本形态。186胡鞍钢等：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三、近二十年中美博弈策略（一）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接触”与“遏制”战略下的合作共赢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这一时期，美国针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在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不断制定实施新的竞争策略，但是两国保持制度性的高层对话沟通和通过国际多边合作机制（G20等）有效地协调管控了两国的互害性利益，因此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总体特征是合作共赢：发展互利性利益与协调互害性利益共进。小布什政府时期，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差距较大，两国通过有效的沟通协调，以合作为主、交锋为辅，图2中的圆点表示小布什政府后期中美综合国力差距，圆点落于合作共赢象限。小布什总统上台前就提出与中国“战略竞争”，但是因为反恐和经贸方面的利益，对中国因此转变到“接触”与“制衡”的非零和博弈策略35。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战略与协调沟通策略。早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为此明确提出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36542-543，566。其中，中美两国元首就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共识。中国采取了与美国积极沟通协调的策略，以获得稳定的发展空间，其中的代表性策略是主动提出建立中美战略对话机制。中美战略对话从2005年8月的首次会议到2008年12月份的最后一次会议，一共进行了六次会议，对话的主要目的是让美国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内容主要涉及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宏观性的经济议题。美国则根据中美之间长期的巨额贸易逆差的现实，提出中美高层经济对话。中美之间的两个高层对话机制充分体现了这一阶段中美竞争合作的逻辑，并且美方凭借其远高于中国的实力，在对话议题的设置能力上也高于中国。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的竞争与合作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稳定提高得到持续拓展（图3）。从冷战结束后至今，国际体系的性质是没有变的35。但是，中国的大国性质与经济快速发展，给美国为首的体系带来了持续的冲击与张力。在2010年左右，许多美国精英认为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之全面性已经超过了苏联37。这种认识的事实基础是2010年左右中国综合国力就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的国家38-39。而美国作为西方体系中的领导者，则是这股冲击的最大应对者。因此，奥巴马政府为了尽快摆脱自身金融危机，一方面与中国进行高层次对话沟通、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加强了与中国的竞争，奥巴马政府后期中美逐步进入战略竞争阶段，互害性利益更加突显，但两国仍聚焦互利性利益。图2 小布什政府时期中美大国战略与博弈策略发展总体趋势冲 突综合国力差距缩小两国见利益增加小布什政府时期中美以合作为主合作187第3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图3中，奥巴马政府末期，中美综合国力相比小布什政府时期大幅缩小，该点已基本落入战略竞争象限。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布什政府与中国进行的高层对话机制，由于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有求于中国，双边建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20092016），称为2.0版。通过对历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内容的分析，中美在竞争与合作上表现出以下三点特征。第一，中美两国合作总体呈增长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两国对话的议题数量与沟通取得的成果的增加40。从对话领域来看，战略对话轨从早期的双边对话和磋商、气候变化与能源和环保这三大领域，增加到后期的九个领域，包括双边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环保、海洋、交通、科技卫生和农业、地方合作和双边能源科技合作。经济对话轨基本稳定在两国经济政策合作、贸易和投资、全球合作与经济治理、和金融稳定与改革四大领域。合作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中国在积极融入国际秩序下综合国力得到快速提升，一方面需要深化经济改革，另一方面也需要担负起应尽的持续增长的国际责任与义务。第二，两国竞争的力度与广度也在不断加大。在人权问题上，第三、四轮对话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都在致辞中提出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担忧；美国副总统拜登也在第三轮对话致辞中提出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担忧。在经贸问题上，美国长期指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过低，中国作出了一定的调整，但在第六轮对话中美方仍表示人民币需要继续升值。在第六轮对话中，美方还指责中国粗钢产量过剩扰乱全球市场。在知识产权上，中国的立法与执法虽然在两国长期合作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美方仍是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与要求。从第四轮对话开始便指责中国窃取商业秘密和技术，尤其是声称中国政府支持通过网络进行窃取。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与美国霸权的维护增加了两国在地区与国际治理领域的竞争，主要包括中国南海问题、亚太地区稳定繁荣和国际规则的维护与发展41-42。随着实力的提升，中国加强了主权维护的实际行动；而美国为了保持其在亚洲的领导力，制定实施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上制衡中国，并在经贸上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利用新建国际制度来抑制中国的经贸发展。两方的行为导致中美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产生冲突对抗；在亚太地区竞争加强，但仍以良性为主。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第七轮对话中更是直率地指出中国的快速发展唤醒（awaken）了美国竞争精神（competitive spirit），并欢迎两国的公平与健康的竞争。对话成果数量统计请参考严双伍和徐晶的统计研究。2013年我国粗钢产量就超过8亿吨，占世界总量（16.1亿吨）的50.4%，美国钢产量为7269万吨，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1.2倍。奥巴马在2016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说：“有了TPP，中国就不会（在亚太地区）制定规则，而我们会”。图3 奥巴马时期中美大国战略与博弈策略发展总体趋势冲 突小布什政府合作奥巴马政府奥巴马后期中美两国已基本进入大国战略竞争阶段奥巴马时期中美综合国力大幅度缩小，合作共赢增长快于对抗性竞争增长188胡鞍钢等：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第三，中美进入战略相持（战略竞争）阶段。议题设置能力是国家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体现。2010年后，中国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并快速缩小差距。中国的和平发展对外战略在2012年后也更加积极主动，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43，明确提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即“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44。在此背景下，中国逐渐增多对美方的诉求与建议。这首先体现在中国引领协调中美关系，中国提出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其次，在经济议题上，中方提出了在美资产安全的担忧、建议美国尽快降低财政赤字、启动双边投资协议谈判。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已有秩序的紊乱，在此背景下，中国成为IMF和WTO等国际机制的最有力支持者与改革者。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所占份额为10.92%，整体所占份额为6.41%，与日本份额的6.48%相近，在中美双边对话与国际多边对话中充分表达了建设性的建议。（二）特朗普政府全面开启遏制战略战略竞争博弈为主阶段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博弈策略的特点是“一报还一报”竞争对抗下的沟通谈判。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与积极进取的外交战略和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下降，是美国转向对抗策略的客观基础，而特朗普本人欠缺国家治理经验，对中国、世界的关系处理策略上过于简单化、强硬化，扩大了中美关系零和博弈领域。图4中的三角形代表特朗普政府后期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相比奥巴马政府后期，两国综合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尤其是2017年中国GDP（PPP，2017年国际元）超过了美国，结束了从1890年美国GDP（PPP，1990年国际元）超过中国，居世界第一位长达130年的历史。由于特朗普轻制度重硬实力的“胁迫式外交”对外战略与政策45，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形成的竞争与合作趋于平衡的斜坐标向量，被特朗普政策推向利益互害方向，一直存在的中美结构性矛盾被激活，中美两国围绕互害性利益的对抗行为明显增加，互害性利益上的协商合作明显减少，中美两国的总体获益受损。制度化的中美高层对话机制被美方所中断。特朗普政府初期，中美两国领导人于2017年4月在美国海湖庄园会晤，确立了中美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包括全面经济对话、外交安全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涵盖了中美关系中经济、文化、外交、安全等重要领域。但是，中美沟通合作的趋势不久就被特朗普的对华战略打断。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任内首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中明确将中国定位为国际制度的“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者”；2018年又对华挑起了贸易摩擦，并扩展到科技、人文交流等众多领域。根据安格斯 麦迪森提供的1990年国际元信息，1890年中国GDP为2054亿国际元，美国为2147亿国际元。Angus 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图4 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大国战略与博弈策略发展趋冲 突综合国力进一步缩小合作特朗普政府遏制和“脱钩”：形成中美对抗态势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189第3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国科技实力和美国的迅速接近，是中美竞争冲突的焦点。国家竞争本质是国家创新竞争29，中美两国当前竞争的核心是数字通信领域而不是意识形态21。中国研发投入从2005年的第六位到2018年跃居世界第二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地位，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318万人/年；华为、大疆、新松机器人等企业在各自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削弱了美国企业的垄断利润。中国科技水平的进步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水平。美国国防部2020年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水平虽然总体上与美国还有差距，但已经取得了包括装备技术、战术理念等全方位的进步，并在三方面技术领先于美国，包括：造船、常规陆基巡航导弹和综合防控系统46。美方采取“经济问题安全化”等策略来打压中国科技发展,而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则带来了美国对中国打压政策的破坏性、突发性。在应对美国政府挑起的贸易、科技等领域的冲突行动，中方坚持合作共赢战略，并采取了合作-博弈策略，大体可以概括为三原则、三步走：第一步，首先是主动合作原则，我方争取与对方开展多方合作；第二步，是对等斗争原则，如果不合作、欺骗，甚至对我方进行制裁，那么我方以同等方式作出回应，公开揭露对方不合作、欺骗，使对方信用受损，以对等方式对对方进行制裁，让对方付出对等的甚至高于我方的各种代价，迫使对方不得不合作；第三步，是再次合作原则，一旦对方终止不合作、制裁，转向与我方合作，我方将予以再次合作，以免中美冲突进一步升级。这三原则、三步走博弈策略充分体现在中国应对贸易摩擦上，中国积极寻求对话沟通，中美贸易摩擦时期两国高层磋商密集，高于小布什和奥巴马时期的中美高层对话。在对等措施上，“一报还一报”，中国也同样宣布对自美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在再合作方面，中国采取边打边谈策略，并在2019年10月中旬，在第13轮中美经贸磋商中取得重大突破，同意分阶段达成经贸协议。之后经过两个月的密集沟通，12月13日中美两国就第一阶段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并于2020年1月15日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农产品贸易等美国一直重点关注的领域都承诺有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达成了具体的合作协议。但是，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的签订并没有降低美国对中国采用强硬打压措施，在新冠疫情对美国和世界的冲击下，抗疫失败，为了转移国内视线，特朗普政府采取了“脱钩”、污蔑等更加对抗的策略。美国的“脱钩”策略主要体现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不断丑化抹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干涉中国香港问题、新疆问题；在行动上则是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并且重新建立新的国际机制与规则，来排挤中国。在中国台湾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底线，2020年3月27日，美国白宫签署“台北法案”；8月4日，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阿历克斯 阿扎尔宣布率团访问中国台湾，为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访台的最高级别官员。面对美国的这些挑战，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发挥自身国家治理能力优势，控制住了新冠疫情、稳定住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出台政策反制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脱钩”行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遏制和“脱钩”政策没有取得预期效果23。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战略界与学界也不认同特朗普政府激进的“脱钩”策略47-48。当今的国际体系由于中国及其他南方国家的整体崛起，复杂性比十几年前更高，要求大国更需要慎重处理每一个问题，要“更多地采取一些适应复杂形势的方法而不是借助于简单途径去解决”49。而这种单边的、简单化的政策和行为的负面效果总体表现为美国对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如退群、甩锅等行为），即其战略行动与其综合国力不相匹配，错误的战略行动反过来则更加抑制美国国内的发展。（三）拜登政府全面竞争战略不断增加的战略竞争博弈2022年3月28日，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2022国家防御战略”，国防重点有4项，其中2项直接点名中国，第一条就是防御来自中国的多领域威胁。因此，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国的战略与政策。在此基础上，拜登政府对中国总体战略定位为“全面竞争、有限合作、重点对抗”，这也是拜登在任职副总统时期对中美关系认识的继承与发扬。相比特朗普的强硬外交战略与对华遏制战略，这种全面对华战略带来中美在互害性利益领域的博弈进一步提升（图5），有学者称之为“奥拜主义”，即联合盟友利用国际制度与组织全面遏制中国50。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多领域施压、议题挂钩和盟友协作的竞争方式，使得中美互动领域更多，关系更趋复杂51。可以预见的是，中美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将长期处于战略相持阶段。190胡鞍钢等：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拜登政府强化与盟友、伙伴的战略协调，加强联合制华战略。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实践，让拜登政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单凭美国的综合国力是不能够“脱钩”和遏制中国，拜登政府在努力平衡其内政与外交战略，加强和盟友的联系共同制衡中国，这是一个内外相匹配的务实战略。可以说拜登政府又回到了中美竞合关系的道路上，但不同的是，中美竞争增多而合作减少，两国协调博弈的空间越发增加。拜登在 为什么美国必须再一次领导（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文章中指出“美国约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一，当与其他民主国家联合起来时，我们的力量将达两倍还多，中国无法承受忽视超过一半全球经济的压力。”在具体行动上，拜登政府强化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升级“印太战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拜登政府将跨大西洋同盟视为对外战略的基石，不断加强与欧洲政策协调，联合对华。致力于在市场规则、高端技术和产业升级方面协同“规锁”中国，并形成了初步的合作机制。同时，欧美也试图在人权和社会发展模式方面打造新的跨大西洋价值观联盟，在人权问题上联合对华施压，在地缘政治上进一步协调各自的印太战略52。拜登政府延续和加强了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印太战略”53-54。2022年2月11日，拜登政府正式发布了新版 印太战略 报告，将中国列为印太地区首要威胁。并早在2021年9月成立“AUKUS”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拉英国介入印度洋事务中。拜登政府在一年多时间里，美国高层官员多次访问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积极参与美国-东盟峰会、美国-东盟外长会议、东亚峰会外长会议、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部长会议等重要地区机制；加强在中国南海的军事存在，目标重塑该地区秩序，强化美国领导力、遏制中国发展55-56。此外，拜登政府利用新冠疫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强化遏制中国战略与策略。在全球新冠疫情上，造谣污蔑中国疫情防控政策，有意转移国内抗疫治理的现实和责任。在俄乌冲突上，一方面，美国要求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二选一，全方位抹黑中国中立立场和政策措施。另一方面，美国借此机会强化北约组织，并首次邀请亚洲国家参加北约峰会，拓展北约在全球战略中的功能作用。中国坚持做好自身发展、合作共赢总体战略，积极加强对话沟通。面对美国联合盟友的全面打压，中国政府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保障中国经济平稳发展。同时，中国积极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21年美国GDP（2017年国际元）占世界比重已从2000年的20.8%下降至2021年的15.6%，相当于世界比重的六分之一。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PP.KD？end=2021&locations=1W-US&start=1990&view=chart.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21年OECD国家GDP（2017年国际元）占世界比重已从2000年的62.8%下降至2021年的45.8%。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PP.KD？end=2021&locations=1W-OE&start=1990&view=chart.图5 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大国战略与博弈策略发展趋势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冲 突拜登政府全面竞争策略，进一步强化两国冲突性与对抗性利益合作特朗普政府191第3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与美国保持对话沟通，协调互害性利益。2021年3月1819日，中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高层战略对话，中方代表杨洁篪和王毅再次表明了中方立场，主张彼此尊重和世界多元化发展。2021年11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强调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2022年3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乌克兰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拜登总统再次重申：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愿同中方坦诚对话，加强合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有效管控好竞争和分歧，推动美中关系稳定发展；愿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沟通，为美中关系把舵定向。习近平主席对拜登总统表态十分重视，他强调，中美过去和现在都有分歧，将来还会有分歧，关键是管控好分歧；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57。四、中美综合国力回顾与展望（20002030年）总结前文分析，可以得出中美博弈斗争，关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走向，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是中美两国综合国力此升彼降、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发展不平衡版图不断变化的必然产物。进入21世纪之后，中美综合国力相对差距持续缩小。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两国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协调手段有效地管控了互害性利益，加强了合作，随着中国持续高速发展，奥巴马执政后期中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但两国仍能聚焦协调合作；伴随着中美综合国力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特朗普政府转向战略竞争博弈为主，强化中美利益冲突的对抗而弱化协调合作；拜登政府实施对中国全面竞争战略，两国进入系统性竞争甚至对抗阶段。这一动态变化的过程符合历史唯物论，体现出了“对抗-融合-再对抗-再融合”的特征，是否进一步加深对抗博弈，还取决于双方分歧的管控。从中长期判断，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是大概率事件，中国将有更多的战略策略选择空间，主动协调和掌控中美两国关系的能力越来越强。进入21世纪的头20多年，我国紧紧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了快速增长、持续发展、全面崛起，实现了历史性、全局性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进步，使中国快速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向同行。未来时期我国仍处在大有可为、主动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以高度“四个自信”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参与者、全球发展的引领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突如其来的、超大规模的全球性新冠病毒疫情危机暴发，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美国，更改变了世界。中国率先控制疫情进入后疫情时代，经济迅速复苏，而美国始终处在疫情高峰期，仍深陷疫情震中，又面临高通胀、经济衰退，将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衰落，形成了“中升美降”新格局，进而带动世界“东升西降”“南升北（OECD国家）降”整体态势。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中美两国应进一步拓展以制度机制为基础的合作博弈。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上升的基本趋势，美国无法轻易地无视中国在国际上的实力与影响力。不同于国家统计局使用现价美元汇率法，本文特别采用了联合国等 2008国民账户 的国际比较即购买力平价研究方法，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见表 1），按 2017国际元，2021年中国 GDP达到24.86万亿国际元，美国为20.93万亿国际元。2021年中国货物出口额达到3.36万亿美元，美国为1.75万亿美元，中国已经相当于美国的1.92倍；2021年中国研发支出达到6066亿国际元，美国为7222亿国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17年中国GDP（2017国际元）超过美国，到2021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1.19倍。数据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PP.KD？most_recent_value_desc=true.2021年，OECD国家GDP（2017国际元）占世界GDP比重从2010年的52.6%下降至2021年的45.8%。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PP.KD？locations=OE-1W&most_recent_value_desc=true.本文数据均根据联合国、欧盟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五大机构明确要求国际比较（ICP）。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PPP，不变价国际元），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所提供的2017国际元的数据。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PP.KD？end=2021&locations=CN-US&start=1990.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192胡鞍钢等：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际元，已接近美国研发支出；2021年，中国申请人通过 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达6.95万件，相当于美国5.85万件的1.19倍;202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7577亿美元，美国仅为1415亿美元，中国相当于美国的5.35倍。预计到2030年中国GDP总量将达到40.25万亿国际元，相当于美国GDP总量24.79万亿国际元的1.62倍。为此，美国各方特别是美国总统及参众两院对霸权地位逐渐丧失、对中国崛起之不可逆转态势感到恐惧和威胁。诚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所言：“对美国而言，是自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100年以来，对其经济霸主地位的第一次真正挑战。”58从综合国力视角来看（见表2），中国实现了对美国的全面加速赶超。在作者研究归纳中国的23个主要指标中，2000年中国居世界第一的指标有4项，到2010年居世界第一的指标有10项，到2020年居世界第一的指标有16项，居世界第二的指标有5项，居世界第四位的指标有1项。受列宁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下全国电气化”的启发，2015年笔者就提出以发电量作为现代化要素的实物量，不受价格因素变动影响，比GDP或人均GDP水平的价值量更能客观反映一个国家现代化因素总和及人均水平，更准确地进行国际比较。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2022世界能源统计，美国发电量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11年的 19.6%下降至 2021 年的 15.5%，中国发电量占世界总量比重从 2011 年的 21.2%上升至 2021 年的30.0%，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94倍，在20112021年期间美国发电量年均增速仅为0.1%，同期中国年均增速高达6.1%。可以预见未来十年，中国发电量相当于美国的3倍以上，中国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强国。另一方面，美国内部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种族矛盾、社会割裂现象日益突出，成为美国政府最大的国内挑战，对外霸权主义横行，“失道者寡助”，加速了中美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贸易实力、科技实力的大逆转。虽然拜登政府重视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美国社会治理问题是长期积累的制度性问题，拜登政府没有能力解决好这些问题59。美国政府不得不以中国的迅速崛起影响美国世界霸权的国家安全地位为由将国内视线进行转移，国内各类矛盾越是突出，反华动力就越大，这是由垄断资本主义本性与世界霸权主义本性所决定的，无论是谁当选总统都是如此。但是美国依靠遏制中国发展来转移和缓解国内矛盾并不能够真正解决国内经济社会长期积累的深刻危机，长期采用此种战略也不可能解决好制度性的内政问题，大概率会逐渐落入所谓“杜牧陷阱”，不断走向衰落60。虽然美国与中国深度“脱钩”、实施“新冷战”对抗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略竞争博弈行为，是不理性、实践中不可行的战略2361，而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对抗性竞争，转向合作是利人利己的选择，但是美国必将国内矛盾转化为国际矛盾，特别是中美之间的长期性、结构性矛盾使得爆发对抗性竞争，如中美之间在关键区域（如台湾海峡、南海等）发生军事冲突，甚至军事对抗风险加大。类似于北约组织长期遏制、公开打击俄罗斯，制造代理人战争方式，构建东亚美日韩以及印太战略（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五国）形成包围圈遏制中国，已经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