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女性知识青年的成长之路——以茅盾《腐蚀》为中心.pdf

收稿日期：2022-07-01作者简介：孟丽军（1997），女，山东泰安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第 21 卷第 4 期2023 年 8 月红河学院学报Journal of Honghe UniversityVol.21No.4 Aug.2023DOI:10.13963/ki.hhuxb.2023.04.008战时女性知识青年的成长之路以茅盾腐蚀为中心孟丽军（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81）摘要：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赋予了人们以独异于众的个人主义，也为其后的青年留下了“出走”的权力遗产，但抗战爆发后人口迁徙、生存与道德的现实问题使青年面临着多重路向的选择，也让选择伴随着痛苦与自我谴责。腐蚀是茅盾于皖南事变后在香港写的日记体小说，它以抗战时期女特务的成长之路与心路历程为书写重点，显示了作家对处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遭受苦难的青年的关怀。然而在处理女特务出路时，茅盾安排的模糊的“家庭归路”事实上未能有效解决青年问题，这既是作家在香港对青年出路的谨慎处理，也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历史远景的缺失密切相关，体现了特定时代的写作困境。关键词：赵惠明；青年；出路；腐蚀；成长小说中图分类号：I24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128（2023）04-0038-051941 年茅盾的腐蚀在香港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连载，在南洋和上海一带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很快就湮没在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之中，直到 1945 年再次重版。重版之后，林莽评价小昭是“时代的殉道者”，具有“韧的精神”；白蕻将其视作“对国民党的控诉书”，李伯钊则注意到了“赵惠明”的转变。由于受限于国共对立的政治格局，当时批评家评价的重点落脚于国民党环境的黑暗，而少有人能从赵惠明本身去探讨其悲剧性和以她为代表的一代青年的困苦与难题。建国以后的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赵惠明的心路历程，陈开鸣1的一部独特的知识妇女主题作品并及茅盾对 女主人公的情感倾向将腐蚀纳入现代文学的知识妇女主题中指出其特殊性，阎浩岗2的个人主义的悲剧重读茅盾的 则将其置于茅盾所书写的女性脉络之上揭示新的内涵和现实意义；也有学者将女性身体与国族、叙事相联结看到“女性置身于爱国主义、个人情感和道德冲突的困境”3，或者发掘妇女解放的主题与“小资产阶级痛苦”的主题。然而，既有研究多关注赵惠明的“阶级性”和“女性特质”，未能结合社会史从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去挖掘文本，甚至有意无意偏离了作家写作的重点。正如作家在书中所言，“尘海茫茫，狐鬼满路，青年男女为环境所迫，既未能不淫不屈，遂招致莫大的精神痛苦借此告诉关心青年幸福的社会人士，今天的青年们在生活压迫与知识饥荒之外，还有如此这般的难言之痛。”4262小序中多次出现的“青年”已然提醒着读者此书书写赵惠明心路历程的目的，因此小说暴露国统区的黑暗固然正确，但赵惠明的坎坷遭遇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适于“成长小说”的模式，揭示青年成长的主题。但是值得追问的是，作为一名女间谍，赵惠明的战时成长之路较于其他青年有何不同，在这不同之外有没有其特定时代下普遍的意义？基于主人公的特殊身份和社会环境，作家在处理赵惠明时存在着哪些问题？本文旨在纳入社会史的视野解读腐蚀，揭示战时女性知识青年的成长之路，以此打开更大的讨论空间。一、青年叙事的前史：“出路”何在？腐蚀主要讲述了居住在重庆的女青年赵惠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被男友希强诱惑而落水成为国民党特务，但是在成为特务之后她内心痛苦挣扎，最终在小昭和 K、萍的帮助下走向自新之路。相较于常见的青年从彷徨到成长的故事，腐蚀的特殊之处是主人公身份的“负面性”，无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是四十年代对特务的书写并不常见，更何况茅盾还是一名左翼作家。因此问题是，作家为何要在抗战时期选择写一名女特务？到底有何用意？以女间谍作主角的作品并非只有腐蚀，陈铨的野玫瑰、张爱玲的色戒、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都是如此，这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日战争和国共的潜在斗争以及汪伪政权与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微妙关系密切相关。间谍的女性特质与青年学生的身份使得作品不止是讲述一个吸人眼球的冒险故事，同时也勾连着身体、性别与政39孟丽军：战时女性知识青年的成长之路以茅盾腐蚀为中心治以及青年出路的多元思考。与其说茅盾关注的只是一个“特务”，不如说赵惠明的“青年”身份才是使得作品更具普遍性意义的关键所在。从“青年”的角度来看，茅盾并未详细叙述赵惠明失足之前的经历，而主要是通过他人的讲述和片段回忆介绍其落水的“前史”，这些书写也有意无意提出了一些问题。在做特务之前赵惠明参加过“择师运动”，后来因和父亲争吵而离家出走，在做老师时遇到小昭，并与他恋爱，抗战爆发后参加战地服务的工作。“择师运动”是近代以来伴随着清末新式学堂的转型而产生的敢于挑战教师权威的学生运动，也是“民主科学”和“自由”思潮的重要体现，倘若结合“出走”这一行为，两者都是在“五四”个性解放的基础上出现的社会现象与潮流。而“战地服务”这一工作同样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是抗日救亡时期“女性组团奔赴前线，深入战区，以文艺宣传、慰劳、救护等多种形式”5服务参战将士，为抗战做贡献的参战形式。从其“前史”来看，赵惠明显然是五四时期所崇尚的青年形象，堪称出走的娜拉，具有知识且敢于斗争与反抗，甚至在二十世纪 30 年代一度奔赴战争前线为革命奋斗。但正因为前期的她愈光明和进步，后期赵惠明成为国民党特务的结果更匪夷所思，也越能反映当时青年的痛苦与困难。五四时期出走的青年后来参与革命或者加入战地服务等一类的组织并不罕见，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打乱了生活秩序，造成大批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破坏，所以大量与学校流散后无法得以安置的学生不得不寻求出路。虽然说有一部分青年能够跟随高校内迁继续学业，但更多的青年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时青年的出路变得尤为重要。沦陷区的青年们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难题，学者李秉奎就通过考察北平青年董毅和上海青年颜滨的日记说明沦陷区民众遭受的“家庭与个人，物质与精神的冲突”6；国统区的青年们虽然不用像董毅和颜滨要考虑逃离还是留守的问题，但读书还是从戎成为重要选择。这种选择看似简单但落实到青年个人身上却关涉到具体的情况与环境，升学而不得的或者从戎而不得的也大有人在，其精神与生存困境的难以调适是青年们最大的痛楚。正是关注到青年与抗战的关系问题，冯定等学者认为“应该在各处建立政治训练班、军事训练班慰劳、救护、宣传、劝募、缝纫、替伤兵浣洗衣服，终该是每个妇女都可以干的。”7所以从抗战爆发后全国陆续成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等妇女组织以及省训练团、区训练班等规模庞大，层级明确的干部训练体系。以腐蚀为中心，赵惠明在离开小昭之后就寄身于战地服务团，书中涉及到的青年K、N 等人也都是离家流散的学生，前者走上了革命，后者在继续升学时在学校遇到了 F 等人，一些国民党正是利用 N 这些女青年的天真无知引诱她们为国民党服务。颇具意味的是，离开战地服务团的赵惠明还是像子君一样走到了小昭和希强的“夫之家”，仍旧借助男性拯救和依托，甚至成为令人不齿的女特务。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出走，还在于五四出走之后这些女青年的出路在哪，如果不是像鲁迅说的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那么这些不太懂政治的女性就只能寄身于政治组织以安置自我。故而茅盾在处理赵惠明时虽然有意使用反讽的手法显示她自私与势利的一面，不过从对重庆的描写中还是能看到赵惠明沦为特务和难以离开的客观原因。据经济学家调查，重庆 19371940 年的膨胀指数增长 5 倍，而 19411945 年的增长指数高达 37 倍。这也就意味着，无处可归的青年不得不首先为生存苦恼，就好像被希强抛弃的赵惠明如果离开这一特务组织既不能去往其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更何况对于离家出走的青年而言，回家可能也并非良策。但是进一步考虑，留在组织里的女青年们就一定能安放身心吗？在写这篇小说期间，茅盾创作的青年的痛苦痛斥了抗战后深入学校愈加严重的“特务工作”，指出“意志坚强，思想纯洁的青年，被作为异党排除”而“意志薄弱，品性恶劣之辈”则成为特务的后备军和忠实分子，所谓的“爱护青年”也不过是与事实相悖的旧调，最终还是青年最苦8。当赵惠明成为女特务之后，她的痛苦不止来自于国民党内部的黑暗也来自于其内心的谴责，为了应广大读者的要求，茅盾给她安排了“回家”和救 N 的自新之路。因此，正是关注到青年在 40 年代被裹挟于时代中的生存和良知的两难处境，腐蚀不仅反映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也探讨了青年的出路和成长的历程，提出了 40 年代青年出路何在的问题。二、“斗争”的成长模式“成长小说”发端于 18 世纪下半叶的德国，一般指的是主人公在离家之后经历各种坎坷与自我斗争而不断成熟的过程，也有人将其界定为“成长教育小说”，也就是将由内而外争取实现自我和外部规约个人欲望两个维度相结合的小说9。中国的成长小说伴随着五四时期“人的发现”的主题出现，后来逐步转向关注历史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空间从家庭学校扩展至社会，早期大量的心理描写也让位于现实政治，比如莎菲女士的日记和 30 年代的虹的对比。相比二三十年代的成长小说，40 年代也出现了很多叙述青年“成长”的文本，例如丁玲的在医院中，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和茅盾的腐蚀，这些小说也对应着相应的“成长要求”。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个人主义话语将个人从传统40红河学院学报2023.4/文学研究伦理秩序中解放出来，但当人过分张扬个性时却又与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启蒙叙事和集体主义话语构成了冲突。而抗战爆发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口号则借助于将独异的个人融合于集体中以达到高效且统一的行动，因此七七事变以后，无论是走向延安的知识青年还是留在大后方或者沦陷区的青年，都面临着处理个人与环境，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也是此时“成长”的叙事模式比较多的重要原因。丁玲的在医院中的陆萍在去往医院后格格不入，被很多人冷淡，最后在蹩脚病人的教育下明白“人是在艰苦中成长”的主题。在此书中丁玲是通过一个遭遇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去说服和教育陆萍的，而陆萍内在的成长并未真正落脚于现实，结尾的仓促转变也使得陆萍的“成长”缺乏可信度10。姑且不论陆萍的成长成功与否，如果将其和腐蚀相对照，可以看到腐蚀中赵惠明的成长之路是从以小昭和希强为中心的恋爱开始的，小昭作为赵惠明出走后遇到的第一个男人虽然正直善良但还有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的缺陷，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正如 K 所说，“他曾经浑浑沌沌，什么都不闻不问，也曾经苦闷彷徨。”4316分手之后赵惠明先是做了战地服务的工作，又和希强恋爱生下两人的孩子，结果希强将钱财洗劫一空后抛弃赵惠明远走上海，赵惠明弃儿之后成为女特务。此处的希强充当着和小昭对比的具有负面意义的象征符号，在以小昭和希强为中心的恋爱中，赵惠明的选择和其后的遭遇也就颇具隐喻意义，如何成长和自新是整部书描述的重点。茅盾在安排赵惠明的成长之路时，书中反复出现的“复仇”和“斗争”强调着小说“人生是不断的斗争”的主题。如果说丁玲的在医院中以陆萍与环境的冲突和调整书写“人是在艰苦中成长”的主题，那么腐蚀则赋予了“成长”以斗争的意义，赵惠明正是通过持续的外部斗争和自我斗争走向其自新之路。首先是赵惠明与外部环境的斗争，一方面是她与以 G、陈胖子和老俵等人为阵营的斗争，也是她在国民党内部防止暗算与陷害的自卫之战；另一方面则是她与以 K、萍为代表的共产党的斗争，是基于特务身份不得不为的事情。腐蚀这一题目就隐喻了国民党黑暗环境的侵蚀作用，茅盾也希望借此“暴露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凶狠、险恶和残忍”11260。尽管身处黑暗阵营，赵惠明却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先发制人，主动工作；在看到小昭被抓后周旋于小昭与国民党上级之间，坚信“事在人为”正是因为赵惠明身上具有原始的生命力与主动出击的热情和勇气，而非像 F 一样被动和懦弱，所以其后的自新之路才具有了一定的基础。除此之外，由于日记体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所以赵惠明的内心斗争尤为明显，也唤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与同情。从全书来看，冲突往往发生在自保与人性相抵触的时刻，在小昭被转移后，赵惠明为自保出卖了 K 和萍，但接下来的三篇日记写了她在痛苦自责与自我辩护与安慰之间徘徊纠缠的矛盾心理。虽然茅盾深知青年陷入生存与良知之间的痛苦与无奈，但是在赵惠明自我辩护的背后仍旧存在隐含作者的态度，使其所有的辩护都成了自我美化，成为个人主义者的辩白。不过自我斗争本身作为一种“反省”的方式确实参与进了赵惠明的成长过程中，也促使她不断向积极正面的自我靠拢。据茅盾所说，当时腐蚀本来打算连载到小昭死去就结束，但读者希望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因此茅盾被迫拖出来了后面的几期。虽然小昭的死使得她的“第二梦”破灭，但短暂的痛苦之后她依旧相信自己敢爱敢恨，认为“在斗争中，至少感得一点生活的意味”4473，K 的信中“只有自己积极地去创造环境”也与赵惠明的“斗争”中所强调的主观能动性的含义相同构。但是从赵惠明的“斗争哲学”来看，前后期的“斗争”具体内涵有所不同，如果说前期的斗争指向的是个人主义者自私自利的目的，那么去往文化区后“斗争”的出发点则是“利他”的人道主义，从而构成了小说的“成长”主题。三、“家庭归路”：远景缺失与时代困境如前所述，“成长”往往指的是主人公在经历了重大事件之后发生的世界观或者性格等的改变，在腐蚀中体现为主人公以“斗争”的方式进行反思与调整。具体来说，赵惠明的“自新”即“自我更新”与“反省”，是对以往错误的价值观的纠偏和在不当观念指导下的行为的改变。虽然从对舜英等人的艳羡以及供出 K、萍的行为可以看出赵惠明自私虚荣的特点，然而她成为特务的具体过程和原因在书中是缺席的，以致于留下了大片的叙述空白。因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叙述不清赵惠明如何成为特务，那么她的“自新”或者“成长”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和有效的？茅盾拖出来的自新之路存在着怎样的问题或者困境？茅盾将赵惠明的自新之路置于小昭死后的章节中，书中小昭之死对于赵惠明而言应该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成长的契机，因此女主人公的斗争和反思理应更为强烈以便进行积极地自我调整与思想的更新。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赵惠明自我斗争场面的大量减少使得她的成长之路格外模糊，救 N 的选择虽然并未像读者所说的“打强心针失去全文的写实性”，但也确实不够流畅顺滑。与之相关的是，促使赵惠明决心离开环境的直接原因是一封父亲的信，这封富有情感的“信”作为私密的交往文件在日记中被全篇抄写成为召唤女儿的关键物件。也就是说，茅盾在处理成为特务的赵惠明的出路时，借41孟丽军：战时女性知识青年的成长之路以茅盾腐蚀为中心助的是家庭伦理对心灵的治愈和父亲对出走的女儿的接纳，并且赵惠明并不像虹中的梅女士一样有了光明的结尾和走向革命的选择，而是在救了 N之后继续留下斗争。因此，从“自新”的程度来讲，赵惠明确乎实现了从“利己”到“利他”的转变，但她的爱慕虚荣与易被物质诱惑的缺点实际上仍旧存在，最后小说开放的结局还是没能给予赵惠明确切的出路与远景。腐蚀连载于香港的大众生活上，而据茅盾说，即使香港处于英美统治区下也存在着很多“开天窗”的现象，登在华商报的更须努力进步就被审查官删掉了辱骂国民党的言论，所以茅盾写政论文常使用“曲笔”11267。从这一现象看，腐蚀中 N 去往的“陇东”也许是作家有意进行的模糊书写，同时也被学者指出这未能落实的回家之路“既可能是回归旧家庭，宽慰孤独老父”，也可能是“投奔共产党，走向新的无产阶级革命之路”2。但问题可能是，就算赵惠明真的能回家，她的特务身份与既有的经历已然暗示着结局的悲剧性与穷途末路。这既是青年的困境，也是时代给予作家的书写难题。无论是腐蚀还是在医院中，40 年代很多关涉“成长”主题的小说都笼罩着阴郁的氛围，即使陆萍离开了医院，赵惠明拯救了 N，但这些青年的“成长”是仓促且模糊的，或者说缺乏一种愿景与未来的希望。在萧红的马伯乐中，马伯乐最后也没有光明的尾巴，没有得到成长。历史远景的不明朗使主人公难以得到确切的出路，更何况腐蚀的赵惠明还是曾陷害过共产党的女特务，这涉及到作家如何处理当下经验，处理个人与时代关系的问题。与此相对照的是，50 年代改编的腐蚀电影则将赵惠明的“成长”契机安排在小昭留下的遗书中，在看到遗书后赵惠明决心逃离火坑，重新做人，和 N 共同去往解放区家乡，从而留下了光明的结尾。而且在小说中成为叙述空白的“小昭之死”在电影中被放大和具体地呈现，这也是日记体这一文体所难以处理的情节。相比建国之后的环境，40 年代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和抗日战争的爆发暂时悬置了历史的方向与选择，作为被历史所裹挟的青年具有更多的痛苦与无助。历史远景的缺失使得青年的选择成为了一种“赌注”，赌错了就陷入泥沼，赌对了就“身负要职，独当一面”12。从这个层面来讲，赵惠明和历史无法共同成长的原因在于“历史”的必然性与圆满性和未来的性质在此时的缺席。而 50 年代作为“成长小说”典型的青春之歌以林道静从个人主义，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走向无产阶级的道路的“成长史”暗示了知识分子的出路，书中的男性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归宿，林道静则成为了一个“空洞的能指”。所以将这两个时代的“成长小说”相对比，腐蚀之所以不能给予赵惠明一条走向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既有着现实的考虑，也是 40 年代远景缺失下普遍的写作难题。另外，从茅盾自身的写作脉络来看，腐蚀的日记体形式或许也限制了小说的广度与深度。子夜采用了社会剖析式的写法将吴荪甫个人的失败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失败相勾连在一起，尝试建构以个人命运反映时代命运的文本，呈现出“史诗性”的特征；虹中“历史被表现为朝既定目的前进，成为主宰主人公命运之庞然大物”13，叙述者强势语气的介入也使得小说更具“史诗”性质。但是在腐蚀中，茅盾因时间紧张，因此不得不采用向来不喜欢的日记体形式以便边写边发表。之于茅盾的子夜 虹，腐蚀暂时放弃了书写个人与社会宏大历史的目的而趋向个人化的叙事，但这也意味着腐蚀“史诗性”的缺失，也即缺乏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所应有的宏观视野，以及以个人遭遇映射出时代命题与历史的变迁。总之，战时青年的出路问题始终是扎根现实的作家们所关注的问题，毕竟青年作为革命的重要主体，他们的成长关系着未来中国的想象。但个人在时代下是渺小的，三四十年代的青年们虽然拥有了出走的权力，但在大革命失败之际又处于彷徨无措的境地。然而青年还未安定下来，40 年代抗战的全面爆发又将青年们推至前沿去处理个人生存与良知，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茅盾的腐蚀正是作家耳闻重庆国民党陷害女青年的故事之后作出的对青年成长之路的书写。可以说，女特务赵惠明的心路历程展现了战争年代知识青年所走过的艰难道路，同时茅盾也以自身的写作实践显示了 40 年代处理青年出路的难题。注释：参见林莽1945年11月16日发表于 新文化 第1卷第3期的评论 腐蚀。参见白蕻1946年4月10日发表于 文艺生活（光复版第4号）的评论 读。参见李伯钊1946年8月18日发表于 解放日报 的评论 读。参见杨培新1948年于生活书店出版的 中国通货膨胀论一书第34页。参见1941年读者发表在 大众生活 杂志上的 对惠明的又一看法 一文。参考文献：1 陈开鸣.一部独特的知识妇女主题作品：并及茅盾对 腐蚀 女主人公的情感倾向J.琼州大学学报,1997(04):65-69.2 阎浩岗.个人主义者的悲剧：重读茅盾的 腐蚀 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1(1):103-109.3 雷霖.身体的化界与越界：现代战争小说中女间谍形象的国族/性别叙事功能J.怀化学院学报.2019(01):89-93.42红河学院学报2023.4/文学研究4 茅盾.腐蚀M/茅盾作品经典:第三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262.5 周蕾，刘宁元.抗战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研究1931-194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2016:104.6 李秉奎.抗战时期沦陷区城市青年的生存与心态J.河北学刊.2018(03):89-93.7 冯定.抗战与青年M/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宁波帮人士抗战时期文选.宁波:宁波出版社,2018:344.8 茅盾.青年的痛苦M/茅盾杂文集.韦韬,陈小曼,编.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6: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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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1940s,representing the writing difficulties of a specific era.Key words:Zhao Huiming;youth;way out;Corrosion;initiation story20 李小军.副词后缀“为”的形成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5):51-54+94.21 杨寄洲.汉语教程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9.22 周玲玄.越南学生汉语程度副词习得研究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09.责任编辑龚志文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Vietnamese Students on Adverbs of Degree in Modern ChineseYANG Shi-jian(DUONG THI KIEM)(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Nanning 400715,Guangxi,China)Abstract:Adverbs of degree is difficult for Vietnamese students to master and use in modern Chinese.This paper gives a review of modern Chinese degree adverbs,and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degree adverbs as a second language:first,collecting all modern Chinese degree adverbs and having them classified,and finding out the corresponding or non-corresponding Vietnamese degree adverbs;then introducing degree adverbs of different grades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learners language abilities;explaining those degree adverb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and then introducing adverbs of degre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hemes and the difficulty in mastering degree adverbs.Key words:Vietnamese students;modern Chinese;degree adverb;teaching;suggestions（上接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