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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杨伯簋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34）：161165，2022杨伯簋铭文考释李春桃吴镇烽编著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二书收录了两件杨伯簋（1），编号分别为4302、347，簋上铸有铭文，两件铭文内容相同，吴先生书中所附释文如下（2）：杨伯自作簋。铭文篇幅不长，却出现了一个新见字，即“簋”前面一形，两篇铭文中原篆分别作：吴镇烽隶定作“”，李树浪从之（3），两位学者都是只做隶定，并未交代其为何字。石小力认为形体右部所从与“见”有别，并以阙疑处理（4）。汤志彪认为上录第一形右部所从为“鬼”，在形体中表声，可读为“馈”（5）。按，此形右部显然不是“见”旁，无需赘论。汤志彪的意见恐亦存在问题，金文中“鬼”旁常见，上部都作闭合状，结合上录两形来看，其右部所从呈分叉形，实非“鬼”旁。可见此字尚有讨论的余地。此形从厂、从食是十分明确的，释读的关键在于右部偏旁的辨认。本文认为该旁整体为戴有帽饰的人形，只是上部作分叉状不易辨识，而古文字中恰好有类似形体出现。山东青州苏埠屯墓地出有很多青铜器，青铜器上带有族氏铭文，同时甲骨文中也存在同类字形，相关形体写法如下：集成 11443集成 11439合 36824合 36419集成 3178集成 3333集成 3331集成 7784以往多把这些形体释成“醜”，并不可信。董珊总结前人说法，认为其像人酌酒之形，是“酌”字初文，与繁体的“召”字为一字分化，至于形体中的形，董先生认为“像一个头戴冠饰的人物”，并以东周针刻画像纹铜器饰有戴冠的人物形象作为比较（参图1a、b、c）（6）。这一描述是比较客观的，此类人物图像还有一些，早年刘建国曾有总结，刘先生云（7）：春秋刻纹中人物的冠饰见有四种类型：三叉冠、双叉平巾冠、三叉平巾冠及多叉冠。三162古文字研究叉冠，侧视类似“山”字形；双叉平巾冠及三叉平巾冠，一端似翘起的牛角形成“山”字形a 江苏六合程桥M1出土盘画像纹b 江苏谏壁王家山东周墓 出土舟画像纹c 故宫博物院藏盘画像纹图1这些冠饰类似“山”字而作分叉状。除此之外，还可提及的是宝鸡茹家庄2 号墓出土的铜人头上也戴有形状相似的冠饰（参图1d）（8）。茹家庄2号墓的时代为西周时期，说明西周时期人们也佩戴“山”字形冠饰，而这些冠饰形状与形上部相合。回头再看本文所讨论的杨伯簋铭文，其右部分别作，其与基本相同，只是前者上部分叉状多出了歧出笔画而已，而形右上部也有横画穿出，这可能跟冠饰本身形制不同有关（也可能是酌酒与备食之人的冠饰本就存在差异）。从整体性、一致性上考虑，将与当成同一类形体应该是合理的。着眼于整体构形，下部从人从食，当为会意关系。上文所论之“酌”字诸形，其中第二类形体作，将手形放在酒樽之下，像人取酒之状；对比可知第一类中不把手形放入酒樽之下的形，表意也应该相同。而右面应该与右部表意相近，所以本文怀疑下部从食、从人表意，像人备食设饪之形，应当释作“”。说文：“，设饪也。从丮、从食，才声。读若载。”目前甲骨文、金文中都出现了“”字，其形体作：合 26899合 26899合 30659集成 3585集成 3746诸形中声符或作“才”、或作“甾”，这是因为“才、甾”二字读音都与“”字相近，故可作为后d 宝鸡茹家庄2号墓出土的铜人163杨伯簋铭文考释者的声符。上录形体去掉声符后从食、从丮（9），裘锡圭曾指出：“凡是形旁包含两个以上意符，可以当作会意字来看的形声字，其声旁绝大多数是追加的。也就是说，这种形声字的形旁通常是形声字的初文。”（10）同时，裘先生在 文字学概要 中也有类似意见，认为：“最早的形声字不是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而是通过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或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而产生的。”（11）而以上“”字去掉声符后，从丮、从食会意，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表意字，赵平安、陈剑等都认为，从丮从食，表示双手陈设食物，其应该是“”的表意初文，而“甾、才”为后来追加的声符（12），这一观点显然是合理的。陈剑还提及甲骨文中有形，“才”旁写在下面，“其 加注声符 的性质更为明显”（13）。甲骨文中有形体作：合 18033形体从丮、从簋会意，新甲骨文编（增订本）将其收在“”字下（14），其说可信。那么杨伯簋铭文中的形下部也像人备食设饪状，将其释为“”是比较直接而自然的。但形见于商代甲骨文，而杨伯簋的时代属于西周时期，两者时代略有差异，将两者直接相比，学者可能会提出质疑。其实两周金文中也存在从食从人形的“”字。毛公旅方鼎铭文（集成 2724）有如下语句：毛公旅鼎亦惟簋，我用眔我友饱。其中形，刘心源、于省吾、李孝定、吴闿生、郭沫若、白川静、唐兰等将其看成“厚”两字（15），认为上部的是“”字。近来董珊撰文，认为形应该代表一个字，形体上部的“食”和“丮”相结合构成“”字，左下之“厚”为类增之意符（16）：此字所从“（厚）”、“”两部分都有可能作声符。但鼎铭“用”下应接动词，所以这个字应分析为从“（厚）”、“”声，读为是“”，意思就是设饪。“厚”有厚祭的意思，论衡解除：“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厚”是表示设饪丰厚的意思，这是以字义（假借义）来表意，而不是以字形来表意。可见这一时期仍然存在会意写法的“”。从整个铭文的结构布局来看，毛公旅鼎铭文每行五字，十分匀称，形占据一个字的位置，将其看成一个字更为合理，而且辞例上释“”也极为通顺。退一步说，即使该形代表“、厚”二形，也说明从食、从人形的为“”字（17），只是字中人形作张大嘴巴并突出喉咙状。而毛公旅鼎属于西周时期器物，与杨伯簋时代相同。其实东周时期也存在从人形的“”字，如陈喜壶铭文中“”字作（集成 9700），清华简 摄命 中作（20号）、（23号），简文中的“卩”旁表意与人形相近。所以将杨伯簋中形下部释为“”字从时代上看也是可以成立的。另外，选钟铭文里“”字作（铭图 15251），右面所从为“尤”形。“尤”形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尤”旁为“又”旁的讹混，而“又”旁是“丮”旁的同义替换；另一种可能是164古文字研究“尤”旁即来源于上戴三叉冠的人形。如果后一种可能属实的话，该形可与本文所论形体互证。至于形上部的“厂”旁，其来源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厂”为“厚”形的省体，对比、二形，也许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略掉了形，并置“厂”旁于上部；另一种可能是“厂”为意符，即起到表意作用的偏旁。设饪备食自当处于一定的场所，而“厂”字正好相符，与饭食相关的场所“庖、廚”二字都从广，上乐廚鼎中“廚”字作（集成 2105），便以“广”为意符，而“厂、广”二旁表意相近，所以在表设饪意的“”字上加上“厂”形也是可以理解的（18）。由以上论述可知，形从厂，从“”字表意初文，应该是“”字异体。从辞例上看，形用作“簋”的器名修饰语，强调的是器物功用，而簋类器物的主要功能便是盛放食物，正好用于设饪，金文中器名簋的修饰语也正有“”字，铭文如下：用作询辛簋。簋，集成 3746嬴霝德作簋。嬴霝德簋，集成 3585这两例“”字用法明确，都是作为簋的修饰语，这正好可与杨伯簋铭文互证（19）。而上引毛公旅鼎铭文：“毛公旅鼎亦惟簋，我用眔我友饱。”另有它簋铭文（集成 4330）：“作兹簋，用飨己公。”两篇铭文都说明簋具有的功能。可见从辞例上看，将杨伯簋铭文中形释为“”是极为通顺的。“”作为器名修饰语，一些学者曾有讨论，如董作宾依据“”在甲骨文中的用法，将器名前的“”解释为“祭”（20）：上表訇辛簋铭文云：“用乍訇辛，册。”此器自名为“”，又称“”，盖 祭所用之器也。又表中所列之沈子簋，其铭文有“作兹簋，用飨己公”语，嬴霝簋亦称“簋”，是祭用与簋之明证也而祭用之，此“”为黍稷食物以享祖妣之祭之确证也。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杨树达在跋簋铭文时云（21）：此铭之，盖之省作，铭文云，与金文他器言“彝”或“”者相类，说文 训设饪，义适相合。甲文以为祭名，与 说文 义亦无忤也。是杨树达认为金文中“”字即用作 说文 的“设饪”意。除此之外，金文形义通解（22）、金文常用字典（23）等书也认为器名修饰语“”即用此意。而本文所讨论的杨簋铭文云：“杨伯自作簋。”“”也作为器名修饰语，用法与前文所列诸例金文相同，也应解释为设饪之意。附记：本文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资助项目“古文字人工智能识别系统的建设”（G382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土文献视野下的先秦青铜器自名、定名、功用研究”（18BYY135）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籍研究所）165杨伯簋铭文考释注：（1）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本文简称铭图；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2）本引用古文字材料时，除了与本文相关及特殊用法外，释文尽量使用宽式，多数直接按破读之字释写。（3）李树浪 新见杨国铜器及相关问题，出土文献 第11辑第46页，中西书局2017年。（4）石小力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 释文校订，商周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论丛 第145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5）汤志彪 晋系铜器铭文考释五则，中国文字研究 第27辑第1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6）董珊 释苏埠屯墓地的族氏铭文“亚醜”，古文字与古代史 第4辑，史语所2015年。三幅针刻画像纹的出处也可一并参考该文。（7）刘建国 春秋刻纹铜器初论，东南文化 1988年第5期。（8）深圳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编周邦肇作陕西宝鸡出土商周青铜器精华第237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9）最后一形省略丮形，或说“甾”形与“食”形中间为手形，参后文引赵平安、陈剑文章。（10）裘锡圭 释殷墟甲骨文里的“远”“”（迩）及有关诸字，古文字论集 第3页，中华书局1992年。（11）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第151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12）赵平安 金文考释四篇，语言研究 1994年第1期；陈剑 释“由”，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第3辑第8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13）陈剑 释殷墟甲骨文里的“远”“”（迩）及有关诸字 导读，中西学术名篇精读裘锡圭卷 第250页，中西书局2015年。（14）刘钊主编 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第16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15）诸家意见可一并参考张振林 毛公旅鼎 考释，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6）董珊 毛公方鼎韵读，青铜器与金文 第1辑第1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7）当然若其为两字，旧说理解成“厚”也是不通的。从语法位置上看，与“我友饱”之间以连词“眔”连接，说明两者为并列关系，而“我友饱”实为“饱我友”之倒装，是为了趁韵才把“饱”字置于句末。而“”的对象无论是“我友”，还是毛公之先祖（铭文已省略），作为状语的“厚”都需放在动词“”之前才合适，旧说“厚”的语序显然是不符合语法结构的。（18）另，录盨（集成 43574358）铭文自名“盨簋”，其中“簋”字四见，均作类形体；引簋铭文（铭图 5299）“簋”字作，前者从厂，后者从广，这些形体固然可理解成“厩”，在铭文中假借为“簋”，但是把“厂”或“广”当成“”字上所累加的意符的可能性也存在，若是后者属实，这种写法可与杨伯簋铭文相对比。（19）同时金文中还有其他假借为“”的字，也用作器名修饰语，此不赘举。（20）董作宾 殷历谱 卷三第15页，巴蜀书社2009年。（21）杨树达 积微居金文说 第136页，中华书局2004年。（22）张世超、孙凌安、金国泰、马如森撰著 金文形义通解 第609页，中文出版社1996年。（23）陈初生编纂，曾宪通审校 金文常用字字典 第31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