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视角下乡村健康信息传播模式——以豫西Y村为例.pdf

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26 期）134行动者网络视角下乡村健康信息传播模式以豫西 Y 村为例岳润肖（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1）摘 要：乡村往往是健康传播的洼地，相关研究较少。基于此，聚焦乡村地区健康传播，试图梳理乡村地区的健康信息传播脉络，深入了解乡村居民对健康信息的获取和使用情况，对提高乡村地区健康水平、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本研究通过对“村”进行田野调查，并结合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的研究方法，对该村的健康信息传播状况和村民间的关系往来予以了解，并借助NVIVO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发现，Y村健康信息围绕乡村医生、村干部、活跃分子和新型媒介这四个关键行动者展开传播；新型媒介打破了乡村层级式传播模式，突破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但是村民之间的信息传播仍主要基于熟人关系网络，并根据亲疏远近逐步向外扩散。关键词：健康信息传播 健康传播 熟人社会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健康问题，2015年健康中国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健康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间基本健康服务和健康水平的差异1。城乡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等差距导致健康素养水平差异明显，乡村明显低于城市2。数字媒介的迅速普及，已将城市与乡村连接起来，不仅仅是时空距离的连接，更是无形的信息的连接。乡村受制于地域因素，基础设施不足、医疗队伍建设薄弱和硬件支撑力不足、信息资源相对缺乏，严重阻碍了健康信息的传播，成为健康传播的洼地。在健康信息传播方面，乡村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值得探究。基于此，聚焦乡村地区，了解乡村居民对健康信息的获取和使用情况，试图梳理乡村健康信息传播路径并提出对策，对提高乡村居民健康水平、促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提出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乡村居民通过哪些渠道获取健康信息？（2）健康信息在该地区经历了怎样的流转？都有哪些主体进行了信息转译？（3）乡村特有的社会结构对健康信息的流动是否有影响？一、文献综述（一）健康信息与健康传播健康信息包括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保健等内容，有助于人们做出关于是否健康的判断和决策3。罗杰斯认为，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4。艾滋病研究将西方国家的健康传播研究推向高潮。21世纪后，西方国家研究方向发生转变，艾滋病研究议题逐渐退场，疾病预防、知识科普、健康理念和健康素养提高等话题走向舞台中央。国内健康研究起步较晚，2003年SARS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是健康传播研究的两个高峰，涌现一大批优秀论文。国内健康传播研究从“传播学者缺席”到传播学者主导阶段再到跨学科合作阶段5，研究议题也从疾病方面，扩展到了提高健康意识和健康水平方面。目前国内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健康信息搜寻与获取研究、媒介与效果研究、特定人群/疾病健康信息的使用与满足研究、健康传播优化策略研究。主动获取、无意间获得和被动告知是健康信息获取的三大路径6。大众传媒是社会健康环境的瞭望者，在健康信息传播中承担着普及者的重要角色，学者多从媒体报道框架和使用效果层面展开研究7；现在学界将目光从传统媒体转移到了随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新媒体8；如何挖掘和利用新媒体的特性，促进健康信息有效传播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健康传播探讨的议题多围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SARS、禽流感、苏丹红等卫生事件，尤其是近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无论学者从哪个视角入手，最终都落在优化健康传播策略、促进健康信息传播、提高居民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二）乡村健康传播研究目前，关于乡村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健康素养研究健康素养是指个体获取、理解和处理健康信息并由此维持和促进健康的能力9。现有研究多从乡村居民健康信息素养现状入手并提出优化策略。乡村居民健康素养整体处于中低水平10，健康观念较落后；有主动获取健康信息的意愿，劳作太忙、可及性差等制约因素导致其无法及时参与11。农村居民利用新媒体获取、评价和利用健康信息的能力普遍偏低12。目前农村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较低，难以适应乡村振兴、健康乡村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13。农村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整体较低，主要制约在于支持性环境差、健康教育不够、政策宣传不足14，健康信息辨别力较低、人际传播固化信息、经济基础难以支撑15。2.健康信息的传播现状以及传播效果研究乡村健康传播研究初期，学者多聚焦于“乡村医生”，如张春琳16、周冬梅17、王泗通18等人对乡村医生在乡村健康政策、疾病预防和知识科普等方面的功能和角色进行了探究。近年来的研究扎根村庄，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乡村健康传播现状，基于此探析乡村健康传播存在的问题并对健康传播效果展开研究。藤笑丽发现新媒体为农村女性获取健康信息提供了可供性，传播内容海量化、随时随地可接入。传播本文微信网页版特别推荐健康传播135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26 期）2023年第六期效果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王金娜从健康类短视频出发，发现村民们在理解、短时记忆、行为方面均有所提高19，曹姣艳发现新媒体使用后，农村中老年人的饮食、卫生等日常健康行为发生了改变20。社交媒体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伴随亟待关注和解决的隐患，如信息同质化、“把关人”缺失及伪健康信息大肆传播。伪健康信息内容与人们生活相关、利用伪权威专家、文本语言口语化，扰乱了当地农民的和谐生活、阻碍了经济发展21。未来需要严加规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3.健康传播策略研究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探析乡村健康传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策略。黄晨从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视角出发，农村健康传播内容可信度不高、有效传播率低、传播队伍建设滞后22；陈露从媒体视角出发，发现大众传媒在农村健康传播中存在责任缺失23。部分学者从特定人群和特定疾病入手展开研究。宋艳丽以农村留守妇女为研究对象，建议政府为主导、加强健康传播机构的合作、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主动性、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媒介组合、调动农村留守妇女自发参与等方面提出健康策略24。刘超从包虫病入手认为建立基层推广小组发动群众主动参与、利用线上健康社区传播健康信息、与专业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动员乡村意见领袖做好人际传播25。（三）乡村社会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科学知识是由多种异质行动者相互作用、彼此建构而形成的网络动态过程。在该网络中，不仅存在着行为人、社会群体、组织机构等人类行动者，还存在着文化、媒介、制度等非人类行动者26。健康乡村、乡村振兴和全面健康小康社会作为目前全力推进的社会事业，立足乡村需要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推动，缺一不可。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于诸多研究领域，如社会学、人文、文化地理等方向。乡村各主体行动者在信息传播中承担着桥梁的功能和作用，有利于政策信息的广泛传播27。乡村地区的行动者网络研究说明，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可以用来审视健康信息传播路径、了解关键行动者并提出对应策略。综上所述，国内涉及健康传播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城市，乡村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力度不足，乡村地区的健康传播未受到足够重视。我国是农业大国，乡村地区尤为重要；大多研究聚焦在传者视角，过分关注政府、媒体等传者所发挥的作用，忽视了受众的接收视角。乡村传播研究大多集中在媒介研究和效果研究，健康信息传播路径方面研究较少，对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尤其是乡村社会熟人关系网络的微观圈层审视还略显不充分。二、研究设计（一）研究对象研究以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Y村为背景，立足环境之中去探寻乡村健康信息的传播路径。Y村坐落于河南省西部山区地区，该村距离县城中心14公里。该村共4个村民小组，100户村民，312人，民族成分单一，全部为汉族，民风淳朴，具备传统的熟人社会属性。村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该村网络覆盖率已经达到80%，媒介类型越来越丰富，健康问题逐步受到关注，在此背景下，对传统村落的研究有利于观照整个中国乡村的健康传播。（二）研究方法健康信息传播内嵌于乡村，在“村”开展田野调查，并结合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可以深入了解该村的健康信息传播状况和村民间的关系往来，并借助NVIVO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梳理健康信息传播模式。2022年12月-2023年2月通过田野调查进入“现场”，记录村民日常生活中接受健康信息的渠道及健康信息传播情况等。为了更好、更有效地了解情况，2023年2月采取网络和纸质版问卷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调查，了解该村村民健康信息获取渠道、传播状况，重点考察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对健康信息传播的影响，共发放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62份，男性90人，女性72人。半结构化访谈对问卷调查起补充作用，对村委会成员、村卫生室医生、部分村民等30名代表性对象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了解政府部门健康信息供给情况、健康信息搜寻渠道、传播路径等相关信息。三、研究发现（一）健康信息传播路径为了透析健康信息传播的路径，将健康信息传播活动分成获取、判断、采纳及二次再传播四个阶段，探析该村健康信息传播概貌。1.健康信息获取（1）健康信息获取渠道调查结果显示，健康信息各种获取渠道并存，新型媒介、人际交往、传统媒介、专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是主要渠道，其中新型媒介是最大的获取渠道，20岁以下人群中占比52.47%，20-30岁人群中占比97.53%，30-50岁占比90.12%，50岁以上占比53.09%。访谈资料显示，抖音、快手、西瓜视频等视频类软件是最常使用的媒介。TJY（男，52岁）表示，抖音用着最方便，走哪都能看，不识字也没事，听声音就听懂了。不同年龄阶段信息获取渠道略有不同。20岁以下村民多为在校学生，信息获取以学校（88%）和人际（72%）为主，学校会开设特定的健康教育活动，对新冠肺炎疫情、H1N1流感等流行病和心理疾病的基本症状、预防方法进行宣传。20-30岁和30-50岁村民以人际交往（78.89%和98.68%）和新型媒介（97.53%和90.12%）为主，20-30岁是网络原住民，倾向于依赖新型媒介获取信息；30-50岁村民多生活在村庄，熟人基础深厚，具有相似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网，人际交往占比较大，多为宗亲、姻亲、朋友、邻居等同辈间面对面交流信息。50岁以上村民以传统媒介（66.67%）、人际交往表 1 健康信息获取渠道表 2 健康信息种类特别推荐 健康传播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26 期）136（60%）和专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80%）为主，传统媒介以收看健康同行 养生堂等电视节目为主；人际交往以子女和同辈为主，子女向父母进行知识反哺，多为相关疾病预防、养生保健等内容，同辈间以疾病预防和经验分享为主；专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多为主治医生，以疾病治疗为主。（2）健康信息种类调查结果显示，疾病治疗与改善（53.09%）、养生保健和健康饮食（48.15%）、疾病预防（24.69%）占比最高。随着年龄不断增加，老年人抵抗力逐渐下降，患病几率大大增加，疾病信息（疾病预防和疾病治疗与改善）占比较大，老年人及子女对疾病预防和疾病治疗与改善等信息关注较多，甚至主动查找。老年人及子女从实用性出发，根据实际需求主动查找对自己及家人有用的相关信息。随着经济基础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70%的村民开始关注健康知识，尤其是养生保健等信息。2.健康信息判断信息判断主要指村民利用所处乡村环境、交往圈子中的各类关系，对接触到的信息进行辨别，以确保获取信息的真实性、可用性和有效性。在健康信息判断中，该村村民尤其重视信息的真实性，甚至通过可信赖的社会关系进行信息验证。调查结果显示，乡村医生、病友之间的交流和传统媒介（电视、广播）是村民依次最为信任的三个来源渠道。乡村医生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在乡村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大多数人表示，出现健康问题首先想到询问医生。TJY（男，52岁）表示，医生说的是最靠谱的，我有啥健康问题都直接问医生。病友之间的交流则是基于“病缘”形成的交往关系，有相似的病症、共同的感受，互相分享治疗经验、感受、用药信息等，尤其是已经痊愈的朋友，信息真实性更强。传统媒介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村民对其认可度较高，信息的说服性较强。此外，不少村民会通过人际传播进行二次信息判断，对于传统媒介、新型媒介渠道获取的信息，会向乡村医生、家人、已痊愈的村民进行信息验证，以判断信息的真实性。乡村医生THL（男，60岁）表示，部分村民经常主动来卫生室咨询问题、测量血压、咨询用药情况等，有些村民直接将网上看到的信息拿来让我判断。由此来看，新型媒介虽获取信息便捷，但相较于传统媒体，可信度、权威性和专业性仍较低。3.健康信息采纳健康信息决策是权衡投入与产出，决定是否将健康信息用于实践的过程。调查显示，七成村民都关注健康信息，但只有三成用于实践，这主要与现实条件、实用动机、文化程度等有关，因而在实践前较为谨慎，多持观望态度。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占比较大的动机分别是自己或家人、朋友患有某种疾病，分别为31.48%和23.46%，18.52%的村民只是随便看看，并不会运用到生活中。数据表明接近性、实用性、有效性是村民采纳健康信息的重要原因。ZJL（男，39岁）表示，我患有糖尿病，平时会特意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尤其是饮食方面的，日常生活也会按照这个来。他人的成功案例占比达15.43%，健康信息真假难辨，具有风险性，村民们在得知他人使用效果后通常会借助社会关系进行决策，他人的成功案例会加大村民采纳的几率。4.健康信息再传播健康信息再传播主要发生在人际传播中，尤其是强关系，熟悉程度和信任程度是重要的依据。血缘关系是最主要的输出对象，村民首先会将信息传给家人、宗亲等亲属关系，其次是熟知的朋友和邻居。此外，非亲缘关系也日渐凸显，若村民经过实践，验证信息有用或者健康情况有所好转时，身边遇到相同情况的人也会主动询问，促进信息传出。在信息再传播过程中，村民角色发生转换，由受者变为传者。村民在再传播过程中加入了自己对健康信息的判断和效果等个人经验，并将个人经验一同传播出去。TJZ（女，29岁）确诊新冠肺炎后，在网上看到花椒梨汤可以治疗喉咙疼，自己尝试后确实有效，将其推荐给亲戚，并教授做法和用量。对于虚假的健康信息，也会在交流过程告知他人，以免受骗。（二）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行动者关系网络健康信息传播集中体现了行动者的关系网络，也侧面反映了乡村社会关系。Y村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关键行动者主要是乡村医生、村干部、乡村活跃分子和新型媒介。表 3 最信任的健康信息来源表 4 健康信息使用动机图 1 借助 Nvivo 构建的健康信息传播路径特别推荐健康传播137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26 期）2023年第六期1.人类行动者：乡村医生、村干部、乡村活跃分子（1）乡村医生乡村医生拥有专业的医学知识，在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作用。村民与乡村医生交流的主要内容是某一特定疾病或问题，其他健康信息交谈较少，主要目的是软化健康信息带来的负面情绪。Y村只有一名乡村医生THL，目前已退休，乡政府指派乡卫生院一名医生来村庄坐诊。访谈中发现该村村民日常就医并不在本村庄，而是前往邻村卫生室。由此可见，村村民对于村医生的“信任”程度也要依据医生本人的社会关系而定，围绕乡村医生形成的传播关系也要建立在相对成熟的社会关系范围内。由此形成了以乡村医生为中心的健康信息传播路径。（2）村干部村干部这一权威身份，给村干部提供了很多信息输入通道，村民对其信任度较高，信息传播便利。访谈发现村民经常与在职多年和村庄土生土长的干部进行信息交流，而与大学生村官距离较远。可见，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形成的传播关系不仅仅是因为干部身份而增加了信息流动，而是建立在乡村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大学生村官被视为“外村人”，没有扎实的村民关系，被村民排除在“乡村共同体”之外。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信息传播主要是政府部门的行政命令，如乡村医疗保险、重大疾病、免费体检等相关信息，且常常通过小组组长这一中介得以传播。由此形成了以乡村干部为中心的传播路径。（3）乡村活跃分子小卖铺、棋牌室是人口最聚集、最活跃的地方，成为“信息聚散中心”，其老板成为信息传输的中心行动者。在该场所中，养生保健、疾病预防等健康信息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成为乡村活跃分子的“谈资”，如某家某户得了什么病、什么时候痊愈、如何痊愈等都会在此公共领域快速扩散，并通过口口传播扩大范围。此外，Y村依然保留着较深的血缘关系，依据血缘关系的亲近程度，活跃分子也会首先在血缘关系网络中进行小范围传播。由此形成了以乡村活跃分子为中心的传播路径。2.非人类行动者：新型媒介新型媒介以其迅速、便捷、低廉、全面等优势逐渐超越传统媒介，成为乡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工具，深深嵌入乡村，尤其是微信、抖音、快手。村民利用新型媒介跨时空、跨地域性获取健康信息，还可主动搜寻感兴趣的健康话题，满足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同时，村民可将网络中的健康信息分享给他人，如ZYD（男，45岁）表示，疫情期间，子女经常在家庭微信群里转发疫情防护的相关信息。在微信等私人场域中，健康信息传播范围有限，仅限于好友，但是信息传播效果好。YL表示，我在抖音看到讲的好的视频会进行转发，很多人给我点赞，还留言说“讲得真好”，好多人我都不认识。在抖音、快手等公共场域中，健康信息得到最大范围的可见性，通过算法推荐，好友和非好友均可观看，健康信息在熟人或陌生人社会中都可得到广泛传播。由此可见，新型媒介已深深嵌入人类行动者的各个传播阶段，不仅强化了原有的强社会关系，还突破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进入到陌生人社会中，传播路径呈现网络化、交叉化、多样化。四、研究结论与讨论（一）熟人关系网络基础上的健康信息传播目前我国乡村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但因亲缘、地缘等关系而结成的熟人社会、圈子社会的差序格局并未完全改变28。调查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Y村常住村民的文化程度、经济水平以及生活经历等情况较为相似，村民常与家人、宗亲/姻亲等亲属关系以及朋友、活跃分子、病友等基于地缘、病缘的非亲属关系进行交流。总体而言，Y村健康信息传播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基础上，并根据亲疏远近逐步向外扩散。（二）健康信息传播路径和传播模式根据乡村医生、村干部、活跃分子和媒介这四个关键行动者，可以大致刻画村健康信息的传播路径和传播模式。传播路径主要围绕乡村医生、村干部、乡村活跃分子和新型媒介而展开。在村传播过程中，无论是线上“机对机”，还图 2 以乡村医生为中心的健康信息传播路径图图 3 以村干部为中心的健康信息传播路径图图 4 以乡村活跃分子为中心的健康信息传播路径图图 5 村健康信息传播模式图特别推荐 健康传播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26 期）138是线下“面对面”，人际传播都是最直接、最频繁、最高效的传播方式。虽然新型媒介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但是村民之间的信息传播主要基于社会关系网络。乡村地区健康信息流转深深嵌入乡村的圈层结构、社会关系之中，最终作用于该村的发展。村健康信息有三级传播网络，一级传播网络由乡村医生、村干部、乡村活跃分子构成。他们拥有多种信息输入渠道，不仅掌握健康信息的传播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健康信息的内容，间接影响了村民接触到的健康信息。二级传播网络由病人、村小组组长、小卖铺和棋牌室聚集、一级节点的村民等主要节点构成，相较一级传播网络，这些村民传播影响力较低，但他们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健康信息视为一种“社会资本”，融入日常交流中。三级传播网络则是一级和二级传播网络的熟人为主，并根据亲疏远近逐步向外扩散。同时，一级、二级、三级传播网络与村民之间形成交互式的传播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乡村层级式传播模式，但是新型媒介的介入，使得整个传播模式更加多样化、交叉化，打破了既有的固定的层级顺序。（三）Y村健康信息传播存在的不足1.媒介内容供给与实际需求不符。调查结果显示，Y村村民需要的信息依次是疾病治疗与改善、养生保健和健康饮食、疾病预防、健康知识科普和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然而基层政府仅提供重大疾病预防信息和政策类信息，其他内容较少。健康类电视节目目标受众广泛，缺乏个性化和针对性，往往以传者为本位，忽视了受众的真正的信息需求。社交媒体信息庞杂，真假难辨，伪健康信息泛滥，增大了村民信息获取难度。2.部分村民健康信息主动获取不足。Y村村民由于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因素，一般不会主动获取信息，而是倾向于被动接受或者信息偶遇，除非自身或者家人出现健康问题才会主动搜寻。这主要是村民的思想观念比较保守，健康意识不够强；查找和理解健康信息需要都要花费时间，村民疲于生计，没有时间主动获取健康信息；心理作用影响获取行为，村民普遍认为看太多健康类信息会增加恐慌。3.家庭情感支持知识反哺不足。知识反哺指年轻世代对年长世代的教辅行为。社交媒体时代，年长者因为学习能力、教育水平等难以紧跟时代步伐，需要年轻一代“反哺”上一代，为家人提供健康使用新媒介的技术支撑和健康信息方面的知识，充分动员家庭成员之间的支持体系，提高健康获取水平。调查发现，该现象并非广泛存在，Y村大部分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或者定居城市，没有完全尽到“反哺”的责任。健康信息的传播路径依旧根植于乡村熟人社会和关系结构，健康信息仍需通过熟人人际关系网络进行传播，才能精准传达给各个村民并发挥实际效用。因此，乡村地区健康传播需要贴合乡村传播场域，在“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的传统乡村结构中，注重乡村独特的传播网络结构，发挥关键行动者，发挥人际传播功效，才能使健康信息与乡村地区文化习俗、社会结构相匹配，提高信息传播到达率和精准度。注 释：1王晓峰，孙碧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管理模式构建J.社会科学战线，2019（4）：265-270.2潘秋予，欧阳明月 国内健康素养研究进展J.中国医疗管理科学，2017，7（3）：67723刘小利.网络环境下患者健康信息查询行为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13.4ROGERS，EverettM：“ThefieldofHealthCommu-nicationToday”，AmericanBehavioralScientist，Vol38（2），（Nov1994）pp208-214.5宫贺.对话何以成为可能：社交媒体情境下中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路径与挑战J.国际新闻界，2019，41（06）：6-25.6赵曙光 中国健康传播研究（20092010）M.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7汤浩.论健康传播中的传媒角色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02）：14-16.8金恒江，张国良.微信使用对在华留学生社会融入的影响基于上海市五所干笑的调查研究J.现代传播，2017（01）：145-151.9WorldHealthOrganization TheBangkokcharterforhealthpromotioninaglobalizedworldEB/OL.（20071231）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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