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_张云婷.pdf

党 政 研 究.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作者简介张云婷，中国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苏 南京；方世南，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苏州。以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张云婷方世南 摘要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历史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形成的思想结晶，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具体细化和生动实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载体。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了走向“共同”的必然性，而共同的问题导向、共同的价值诉求和共同的建构图景是两者在共同性上的具体表现。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助于彰显生命 生态一体化安全新理念，促进多边合作共治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度融合，共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下的公平国际环境。关键词 生态文明；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卫生健康领域的体现，是“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实现个体健康权益、维护人类公共卫生安全、促进全球公共卫生发展、坚持整体开放包容和创造健康共生环境等内涵。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差异，而是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关切的生存健康，这正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内核。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世界各国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全人类共同价值关涉人类生存的共同利益，以人类的永续安全发展为根本基点。在全球性危机与挑战下，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问题，人类在选择何种共识、构建何种共同体上艰难抉择，正如鲍登所说的：“人类究竟该何去何从，这本不该成为一个艰难的选择。”面对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无疑是合理的选择。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何以走向“共同”、在共同性上有何具体表现、走向“共同”具有什么样的价值等基础理论问题需要着力研究和解决。DOI:10.13903/51-1575/d.2023.03.006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马克思主义诠释从事情本身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至少在以下两点有走向“共同”的必然性。一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都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厚的共同性思想，共同性源于共同体这一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人基于共同利益形成一种关系模式，即共同体。共同体构成人类生存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人的生命之间共在状态的反映。现实的人又是从事一定生产关系的个人，从事一定生产关系形成的“共同活动本身就是 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共同体的变化也意味着人的存在方式的变化。马克思的“三形态说”为思考人的存在方式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变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第二类共同体中，商品交换关系发达，世界市场开辟，人类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互动和交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世界各民族在精神活动方面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人类共同价值似乎也在不断建构，这是马克思当时所处时代的事实。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迅猛发展对自然恣意征服和索取的时代，马克思从人类生存的角度对当时人类的共同处境作了深度的客观分析，工人生活在地狱般的居住环境中，工人的生产环境犹如“温和的监狱”，公共卫生服务毫无保障，工人的健康权被剥夺。“各阶层的大量证人都证明，吃不饱的农民每天晚上都处在各种各样的有害健康的影响下；其结果是居民身体孱弱，常常患瘰疬病。”劳动者身心健康的损害带来的是社会发展的病变，恶劣的环境不仅摧残着工人的身心健康，也带来了各种传染病，“霍乱、斑疹伤寒、天花以及其他灾难性的疾病，总是通过工人区的被污染的空气和混有毒素的水来传播病原菌；这些疾病在那里从未绝迹，条件适宜时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越出原来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清新的合乎卫生的城区去”。毫无疑问，这些严重影响生命的自然生产和社会生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被倡导的人类共同价值只是少数人的共同价值，大部分人的真正诉求被异化在抽象虚假的共同体内。人类真正需要的共同价值有很多，但居于首位的一定是确保“现实的个人”生存权益的价值，即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这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正是在继承马克思关于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生态发展权和共同体论述的基础上，将对人民健康权益的维护与保障扩展到各个阶层、扩大到全世界范围，从而指向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要求。因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内，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才能促进人的“类本质”的完善，推动人的“类存在”向自由样态发展。也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内，人能够按照人类的发展规律和发展目的改造社会，实现人的本质的社会性，促成一种多元性的卫生健康交往。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关切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类解放，揭示了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导向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理论基础，阐释了两者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价值。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了环境上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安全上要营造尊重生命、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文化上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概念，并指出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积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论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念的指导下逐渐实化为意涵丰富而明确的国际关系理念与战略。这些新理念印证了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向更加均衡公正与相互合作的国际关系转变的可能，为以国家为单位的主体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时提供了包容开放、平等共进的价值观，以创建更加公平、民主与高效的国际环境治理体制。这种新型的国际关系理念内隐了一个前提，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蕴含着对生态价值与人类价值的协调以及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预见性。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在 马克思的幽灵 一书中列举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能解决的包括环境危机在内的十大祸害。他认为，在认识和解决人类所面对的危机包括环境危机上，不能没有马克思。就连像海德格尔这样自负的人，也认为胡塞尔和萨特这类伟大的思想家都难以触及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关系。自然对人有先在性和客观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人能够认识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双向建构和双向生成的和谐共生关系。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诸多认识成果，是马克思辨证自然观、社会历史观、实践唯物主义、环境哲学以及环境伦理等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既论证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依赖、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化的辩证关系、生态价值和人的价值的统一，分析了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的危害性和人的主体能动性对客观自然界的改造，以类哲学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的利益与自然的价值以及由此形成的客观规律；他又分析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依据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和发展趋势对生态环境演变的未来前景进行了预测，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社会历史观提供了将只关注本国和本地区的发展观向关注别国和别地区乃至全球整体的发展观转变的视野。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不是单纯的有关环境问题的看法和观点，而是在深入探讨环境问题的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理性认知，并进而形成的如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深入历史本质性之中，以一种“内在超越”的方式对西式现代化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同时涵纳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历史地生成能够实现必然性的标准。一方面，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域”不再是围绕工业文明时期以个体、群体或国家为利益主体的局部问题，而是超越国界、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全局问题，需要全人类作为不可分割的维护生态安全、生命安全、代际 代内公正的行动主体，共同投身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之中。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及其构建强化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意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形成“清洁美丽”的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清洁美丽”的基础上才能重塑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世界文明新秩序。重塑的方式不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来实现，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机制、行动来实现，进而共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及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整体的“类”之间的矛盾。“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戮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责任担当。概而言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思想为指导，将影响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安全的公共卫生问题视为超越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阶级的共性问题，旨在通过多边合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证整个人类永续发展。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共同性分析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幻想，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反思人类存在的“共同”。明确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马克思主义诠释之后，需进一步分析两者在共同性上的具体表现，以此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何以走向“共同”。（一）共同的问题导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其提出意味着现实的前提恰恰是一种“非健康”“非安全”，这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一样，前提都是“非共同”的客观现实。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系统失衡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高感染率、高病死率的疫病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造成重大伤害，人类面临着影响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危机。如生态环境恶化会造成粮食减产甚至绝收，从而引发社会冲突，以暴力的方式威胁生命安全。在人类通往真正共同体阶段，自觉普遍交往形式下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成为一个应然命题，不同国家的人都需要有追求幸福生活的平等空间和机会，“整个国家共同体，而且整个人类，需要享有的安全形式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洁净的、未受污染的环境、水、食物和稳定的大气与气候等环境物品的提供。简言之，所有的国家都需要一个地球栖息地”。随着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幸福、安全和尊严的“人类发展”概念被普遍认可和广泛接受，全人类的安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共同发展成为一个无顺再冗言的共识。然而如果生态环境危机导致全人类的生命健康权的底线价值无法得到阐扬，每一个在真实历史中的个体无法真正得到尊重与接纳，人类的永续发展就成为空谈。生态环境危机的起因并非来自生态系统本身，而是由人类自身的文化危机引起的。人类为了自身利益，全然不顾自然生态利益和自然界的承受能力，甚至以牺牲生态利益一味地征服自然。自然对人生存和发展意义上应有的那种作用被物化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究其根源，在于西方现代性自身的局限性。西方现代性的生成是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重要过程，但西方现代性压抑人类自由自觉的生命实践活动，催生破坏自然的“文明的疾病”，人类现代生存方式和生存境况被异化，人类自我生存的最大共同体遭到破坏。全人类共同价值来自人类社会共同的社会实践，是人类作为共同的价值主体，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客观需要为基础形成的价值认知。人类通过不断融入现实的世界，更加注重生存意义与生命质量，生存方式和生存观念实现了由超验存在论和自然主义实存论向高扬人的现实生命实践存在的生存存在论的转变。就此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有共同的问题导向，就是要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危机对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进而牢固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理念，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理想世界。（二）共同的价值诉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本质上有一个谁的“共同体”、谁的“共同价值”的问题，反映的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关于人类生存权益价值观上的方向主张，表现为尊重生命人权、追求安全尊严、保护环境生态，这是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和遵循的规范。西方普世价值在生命价值层面上“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点，以排除多数人的生存权益的双重人权观为政治手段，借强调“人权”为普遍价值之名，行将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的人权观之实，也就是强调人权价值的普遍性的同时也强调人权实现标准的普遍性，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不能像费尔巴哈那样把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人应当是一种在自然人社会发展中的现实性的存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是对普世价值中片面甚至虚假的生命健康权的批判，阐扬了各个价值主体“同一个健康”的价值诉求。传统的关于卫生健康的理念，以“天赋人权”理论为主要依据，以单个主权国家为中心看待人类共同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对人类生存的过往遭遇、现实境遇和未来趋势的深刻洞察，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等理念，回归“人”本身，指明了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一人权的本质需求。“卫生健康”涵盖的范围不是部分人卫生健康福祉的独善其身，而是超乎国界、性别、年龄、阶级、民族、财富、地位等限制的全人类都能普遍受益的卫生健康。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在承认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相应的理念、机制和实践活动确保类个体的健康安全，使不同利益群体能够更好地聚合起来共同参与对整体“类安全”的维护，这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遍需求。受理性主义之普遍性思维的影响，西方伦理史演进中一直有追求并实现一种不随历史变迁而永恒存在的道德价值、共同理想，这种形而上的共同价值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在这一过程中，现代社会的生存情境发生了许多质的变化，不同地域、不同制度和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交融和关照成为可能，曾经依附于全球化时代的价值信念和共识失去了原来的合理性。“后全球化”时代一元向多元发展，各国各民族的价值分歧也日益多样，但人类“类”特性决定了不同国家和民族在生存问题上，有着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存境遇，包含着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与接纳，体现出以人民安全生存为视角和以人类存续为目标的共同价值。这种以人道主义为底线、以全球整体性利益为价值导向、以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基本立足点、以人类共同永续发展为初心的价值诉求，是对西方普世价值只注重少部分人的生命安全、生态安全、生态健康等诸项生存权益的反驳。概言之，全人类共同价值关注全球生态正义和生态不平衡，强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旨在构建一个生态和谐、正义的环境伦理，护佑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康宁和永续发展的“大同世界”。（三）共同的建构图景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前提是一种“非共同”，两者“非共同”的重要指向就是跨国界、跨地域、跨种族的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对人类生存造成的威胁，以及零和思维、单边主义等价值引导下国家主体难以形成有效应对生态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的合力。两者具备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也意味着他们包含了共同的建构图景，即人类要基于生存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人类存续的共同利益，共同应对生态危机这个全球性客观事实。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以合作共赢的要旨诠释了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由于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全人类共同的发展受到威胁，传统国际治理体制将关系人类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等切割开来分而治之，并且体制机制之间存在虚位与脱位，一旦涉及突发性的紧急安全事件，难以形成紧密联动。这些机制之间的脱位还表现在难以超越国别、民族、意识形态界限，形成基于生态 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全球合作治理体制机制。在这种治理“裂缝”下，单一的民族和国家难以有效应对和解决生态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必须整合全人类的资源、信息知识、科学技术，构筑各发展主体既可以自主平等地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与建设、又能保证其不受霸权干预的共建共享的开放合作格局，并促进世界范围内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联合，及时共享发展成果。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反映当前客观世界，而且也改造客观世界，为解决全球性生存问题和挑战提供了思想利器。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马克思主义正义原则，通过合作共赢、平等协商的现代意识对生存安全社会进行价值建构。传统的“中心 边缘”格局已被打破，普遍在场构成人类基本的生存境遇，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全人类共同价值集中展现了在人类生存发展这个重大议题上，各发展主体以平等合作共治共赢的理念搁置思想偏见，突破现代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孤岛困境”，倡导在追求本国生态环境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生态环境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表明人类只有平等相处、守望相助、秉持安全共同体理念，共同应对生态环境领域的风险挑战，才能在公共卫生合作共治方面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从而推促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共识从抽象走向具体，使全人类持续不断获得利益和享受利益，增进全人类共同利益，确保人类永续发展。三、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客观真实的存在，是人的生存观念的价值事实，它不以人的价值意识为转移，并以其本身所具有的共同性形成人类价值认识的共识。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载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其思想价值的构建对象，以体制机制和具体的行为实践改造客观世界。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一个深层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方式的转向，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价值。（一）有助于彰显生命 生态一体化安全的理念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助于确立以生命 生态一体化安全新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前提都是“非共同”的客观现实，集中表现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相应地，安全作为危机的反函数，就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指向。安全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问题，不仅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向，更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之一。传统安全观倾向于将国家视为安全主体，认为国家是人的安全的根本保障。安全本身是一个发展变动的概念，随着战争性质的变化、经济技术的发展、世界市场的成熟、环境在全球范围内的恶化等，一些问题产生了“类”的共同性，以国家军事政治安全为主轴的传统安全观逐渐显现出与时代变化不相适应的地方，安全的内容以及维护安全的战略和方式亟待重新定位。原来一些实际上很“传统”，但却被国家主体所掩盖，或是人们没有给予充分重视的问题都成为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由此出现。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非传统安全不仅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拓延到人本身，而且涵盖了人在社会各个层面包括健康、环境、人身、政治等方面的安全。它强调安全需求的合作性和综合性，促进了全球意识的形成。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对人的安全的保障。具体地说，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其蕴含的生命 生态安全一体化实现对人的安全的保障。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本质上是由生命 生态一体化安全的内在要求推动形成的共同体。由于人类的一切历史活动都要建立在作为从事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生命安全的基础上，而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需要生态环境作为不可或缺的支撑系统，故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构成一体化的安全共同体。生命 生态一体化安全从全人类的根本生存价值和长远生存价值着眼，反对单纯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论，正确看待生存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危机，以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共同进步。它是任何人、任何组织所必须依托的生存环境，也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前提条件，更是整个人类得以存续的根本前提。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追求是超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界限维护人类的公共卫生健康，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福祉，维护共同的生态权益和生命权益，凸显了生命 生态一体化安全的价值目标。在传统安全理念下解决生命安全、生态安全局限于单个地区，生态 生命一体化安全突破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各自为政的界限，形成一种具有整体性、交织性、复合性的场域安全。如前所述，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马克思主义诠释意味着两者在事实上预设了走向“共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也就是说，生命 生态一体化安全是自觉从人类生存的本然状态出发，主观上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人与自然本应就是和谐的理念从而主动建构人与自然关系，为真正认识人的生存安全提供了一个价值尺度。生命 生态一体化安全的终极价值就是确保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使人类走出生存困境，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这种价值尺度下，人类以“类”观念走向类本位的生存方式，任何不利于人的“类存在”生存方式的局部性行动都将让位于以人类整体利益为核心的世界性行动。（二）有助于促进多边合作共治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度融合蕴含了生命 生态一体化安全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包含了多边合作共治的现实导向。就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所涉及的“问题域”来看，它们蕴含着交互融合的全球性特征：这些问题所影响的不只是几个国家，而是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解决这些问题也不能只靠个别国家，而是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如果继续按照传统的安全理论行动，将会出现约翰赫兹提出的安全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依然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必然是封上了别人的门，也堵上了自己的路，侵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损害的是全人类的未来。”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有助于以多元共存、多边合作共治来破除人类在生存健康安全方面的孤岛困境，共建多边基础上的制度化国际合作。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除了强调“和平”维度上的合作共存外，更加注重“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维度上的互帮互助、互惠互利，以共建、共享和共赢来实现“共同繁荣”这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级形态。价值既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同样也具有个体性和差异性，代表“一”的共同价值和代表“多”的多元价值都是客观存在的。由“多”走向“一”的政治哲学过程奠基于传统的地方性，包含着对共同体中多元价值观的尊重与接纳。全人类共同价值求大同、存大异，保持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以差异为前提，从价值的普遍性和人类的共同性出发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其中的“共”不“格式化”其他价值，而是多元主体平等交互的实践状态中呈现的“共”。世界各国彼此尊重个体性，以此确保共同价值的安全边界。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全人类共同价值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以对客观实际的具体把握，避免实际上陷入片面的“共同的形式”，丰富了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认识。这种构建并不是自说自话的纯粹阐释型设想，而是基于人类合力摈弃单边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区域安全偏见等客观现实所决定的必然趋势。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就迅速被中国贯彻落实，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公布诊疗方案、分享治理经验、援派医疗团队；将卫生领域合作融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全球生态合作治理，共享医疗资源；支持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重要作用，健全形式多样的公共卫生合作机制，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化务实合作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全人类普适性价值，将在理念机制行动的叙事逻辑上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多边合作共治的人类实践活动将深度融合。（三）有助于共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下的公平国际环境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避免了将人的生命安全沦为披着全球环境保护外衣实则延续历史形成的具有结构不平衡性特征的、更加隐蔽性甚或带有欺骗性的生态霸权主义的工具。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要“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这将有助于共建一个公平有序的国际环境。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为避免人类因利益冲突而陷入危机提出的一个主张合作共赢的国际战略理念，体现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态建设的突破，弘扬了公平正义、和平发展、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客观而言，传统的国际规则体系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规则的主导，这种模式蕴含着自利、冲突、扩张的诉求，在这些理念规制下的现代化实践撕裂着全球合作。新冠肺炎疫情呈现的中西方治理差异已经表明，无效的体系规则将会使整个人类置于安全危机之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深刻关切人类在安全与发展问题上遇到的深层困境，提供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构的中国方案，为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提供了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切实履行了责任担当，为人类提供一种符合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新的文明形态，体现了积极创设公平国际环境的大国担当，为人类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构建注入强劲活力。正如有学者提出：“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实践，中国道路中的公平、务实和包容等原则必然被希望纳入现阶段全球生态 生命一体化安全治理的规则体系中。”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国际社会应当维系与传统大国的合作，摒弃单边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区际安全偏见，消除某些人为因素导致的国与国之间在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上的不平等地位，加大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投入。开展全球性的健康扶贫、生态扶贫、卫生扶贫、科技扶贫以及教育扶贫，提高生命和生态质量，积极创设公平的国际环境，从整体上改善全球生态环境和全人类生活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讲，以全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以历史主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政治魄力。参考文献 习近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 北京：人民出版社，：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人民出版社，：澳 鲍登 文明的帝国：帝国观念的演化 杜富祥，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人民出版社，：法 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 何一，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德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诺曼迈尔斯 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 王正平，金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方世南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安全观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方世南 以生态 生命一体化安全夯实人类安全基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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