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中的共富思想_汤铎原.pdf

022 2023/1 共同富裕已成为当今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传统文化中的共富智慧得到日益重视，上古时代以及先秦诸子百家朴素的共富思想不断被发掘，如上古文明中的“天道均平、人道法天”思想、先秦诸子百家的“损益之道、抑强扶弱”思想、农民起义的“等贵贱、均贫富”诉求等。阳明心学作为中国儒学的最后一座高峰和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儒家的富民思想、平等观等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共富思想。复“三代之治”展示的共富蓝图“三代之治”历来为儒家所崇尚，被视作国家治理建设的最高理想，王阳明认为理想的社会就是“三代之治”，“三代之治”描绘了王阳明心中的共富蓝图。王阳明在书林司训卷一文里对这一共富蓝图的盛景有详细描述：圣明的君王给百姓划分田地，给士人以俸禄，全体百姓都有奉养，青壮群体接受教育以修养道德心性，老年人能得到衣食供给，百姓互相帮助安居乐业，不存在七八十岁还要为衣食而奔波的情况。而当时社会功利之说盛行，人与人之间虚情假意和互相倾轧，王阳明对此深感忧虑，根据他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为恢复“三代之治”、展示共富蓝图，对君、臣、士等三个不同群体提出了可行性路径：一是为君应当“以民心为心”。应当关注和顺应百姓的需求，关心民生疾苦，倡导在治理国家时以民为本，采取各种措施来增进民生福祉。并告诫君王如不在乎百姓，则会因民众叛离而灭亡。为君者须普养其心，以达到至公至正至普。二是为臣应当以道事君，体恤民情。在寄杨邃庵阁老书一文中，王阳明认为为臣当像伊尹、周公一样，了解百姓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把握体恤民情的机会。国家治理得不好，应归咎于政府的失职，而政府的失职，大小官员都难脱其咎。三是士人应当学为圣人。在教条示龙场诸生王阳明心学中的共富思想汤铎原 谢菊英 023 百 家 纵 横 一文中，王阳明提出了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等四条教育主张，体现了他对士人的要求。在王阳明看来，圣人并不是知识渊博和能力超群之人，而是其心纯乎天理、没有私欲杂念的人，他批评当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日益僵化，广大读书人心中充满功名利禄的私欲，士人应当尽早立下学为圣贤的大志。王阳明希望恢复“三代之治”，大力推崇仁政、体恤民情，提出了具体的实践举措，使老、壮、幼、鳏、寡、孤、独、废、疾者等不同社会群体既能获得富庶的物质生活，又能在精神上获得满足以合乎天理，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共富社会蓝图，是对儒家大同世界观的继承，也体现了他对共富社会理想的认知。“亲民”说蕴含的共富智慧王阳明十分推崇亲民学说，主张通过亲民去爱民，实现富民乃至共富的目的。“亲民”出自大学的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颐、朱熹等大儒都认为此处的“亲民”应为“新民”，是为教化民众、使民向善之意，养民比教民更加重要。而王阳明对此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亲民”就是孟子“亲亲仁民”之说，是“仁者爱人”之意，也即孔子“修己以安百姓”之说，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另一方面，所谓亲民，就是爱民，关心百姓的生计疾苦。王阳明提出以亲民为职，为政者应以亲民为务、勤政爱民，通过亲民来求得内心光明，并践行于各自的社会实践中。王阳明弟子、绍兴知府南大吉向其请教为政的要义，王阳明认为为政的要义在于“亲民”，南大吉受启发将听政之堂取名为“亲民堂”，王阳明撰写亲民堂记以示鼓励。阳明弟子赵孟立赴外任职前也同样请教为政，王阳明 绍兴王阳明故居 024 2023/1 的回答还是两个字：亲民。王阳明将亲民与善治联系起来，他认为当时社会之所以出现不治之现象，正是由于亲民之学不明。阳明弟子季本任揭阳主簿时，大力提倡亲民之学，立乡约以教化百姓，在揭阳县主簿季本乡约呈一文中得到了王阳明的赞赏，认为季本这一做法体现了爱民的诚心，官阶虽小，但能够勤于政务，如果所有官员都能有这种实实在在的亲民之举，百姓定能受到良好的教化效果。王阳明在其一生的事功中以亲民为准则，通过爱民实现富民之目的，将仁爱之心与真诚恻怛之情落实在其治下的百姓中。在其为官生涯中，多次遇上瘟疫、天灾、水患、流寇等问题，王阳明通过请求朝廷减免赋税、疏通盐法以减轻百姓经济负担，通过制定乡约、兴办社学以教化百姓，通过调拨粮食赈济灾民以稳定社会秩序，通过设立县治、推行土流共治等方式加强社会治理，创造了和平环境，也促进了经济社会薄弱地区的发展进步。王阳明的亲民思想，植根于儒家亲民爱民的传统理念，以儒家主张的仁德为核心价值，提倡富民的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历代儒家的人文精神。“良知”论体现的共富路径良知论体现了一条从个人修养到推进社会文明的精神共富路径。王阳明认为伦理道德是个体内在心灵、良知的呈现，良知是万物的本原、天赋的理性、道德意识的主体。良知从哪里来？王阳明认为良知本体与太虚同体，他把良知上升为天理，把人的良知和天理打通，与明明德联系起来，把上天的生生之德转化为社会的具体实践行为。良知是本体，致良知即是工夫。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致”包括两层含义：一为“至”，以良知的自觉为目的而达到；二为“行”，依良知而实行。王阳明希望通过致良知从内外两个方面治理个体自身与社会。他批判当时社会人们的良知被私欲遮蔽，行为受到私欲干扰而背离本然的良知本体。通过致良知，引导社会个体诚意、正心以修身立德，祛除私心、私利、私欲，回到良知本真。对社会而言，王阳明希望通过明觉大众之良知，进而自下而上实现文明社会的觉民行道路线。在王阳明一生的实践中，以讲学、告谕、办学、乡约、军事等各种方式来实现其觉民行道之路线。其讲学注意与经世致用、行道立场相关联，对民众施以道德教化，觉悟社会各阶层的本然向善之心。巡抚南赣期间，告谕各县兴举社学牌并颁布社学教条，制定南赣乡约，内容虽不尽相同，但核心均为明觉百姓本然良知，以劝民去恶从善成为良善之民，最终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广西抚剿思田之乱时，王阳明认为应 025 该宽恕罪行以开辟自新之路，认为思田之乱的根本原因是人失去了良知。平乱之后，王阳明上疏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他秉持精金之喻的看法，良知虽人人共有，但在具体的禀赋上表现各异，对思田地区的百姓应该考虑风土、习俗的差异，要尊重民族差异性，按照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伦理风俗进行教化。基于此，王阳明结合思田地区实际施行的土流结合政策，注重教化以化夷为夏，稳妥解决了治理问题。王阳明正是以良知论为本体，以至良知为功夫，从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到促进社会文明，走出了一条觉民行道之路线，也是一条探索共富实践的重要路径。“万物一体之仁”蕴含的共富伦理在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中，有关共富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厚生爱民的思想内核。一是认为当权者应视百姓为自己家人。王阳明认为当权者要把全天下人当成自己家人，全国所有人可以团结凝聚成一人。无论是君臣、夫妇、朋友，甚至是山川、鬼神、草木，万物都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在王阳明看来都可以用来增进密切关系同宇宙万物和谐一体。以一体之仁去接纳和包融天下万物，由此建立起没有物种差别、万物同体的社会秩序。在大学问中，王阳明用万物一体的思想诠释了大学“亲民”的纲领，主要在于博施济众与仁民爱物的亲民一面，强调儒学诚爱恻怛的悲悯情怀和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就可以亲身感受到百姓的痛苦、忧愁。二是认为治国安民的要旨在于以仁爱之心爱民。在答顾东桥书里，王阳明对万物一体做了详细说明，以造明堂、建学校为例，考察了明堂、学校的制度历史，以尧舜、周幽王、汉武帝等帝王举例对比，向顾东桥说明家国有效治理与百姓安居乐业的原因并不在于重礼乐制度，而在于以仁爱之心推行仁政以养育百姓。圣人看待天下的人，没有远近内外之别，凡是有生命的都是兄弟儿女，都应该好生教养之，以实现万物一体的信念。答聂文蔚一书中提 百 家 纵 横 绍兴王阳明墓 026 2023/1 到什么是为政者最痛苦的事情，面对生民遭受的痛苦就是自己身体最痛苦的事情，用感同身受体会百姓之苦。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恻隐诚怛之情和对生民疾苦的真切关怀，他把人与社会世界、自然万物联系起来，论证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天然平等性，确立了万事万物共生共存的辩证统一关系，通过万物一体树立合作共赢、互利互通的义利观，实现自我和社会、宇宙、自然整体融合为一，蕴含了深刻的共富伦理。“四民异业而同道”体现的共富指向王阳明十分重视经济发展对实现共富社会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工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在节庵方公墓表一文中，王阳明把传统观念中被排斥和轻视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地位。通过对士农工商各自职业内容进行比较，王阳明认为虽然职业不同，但都是根据天资禀赋与能力而选择职业，以求尽到自己的心力，最终在于有益于人，这点是共同的，由此也对工商提出了与士阶层一样的道德要求。王阳明认为经商也是圣学中事。在谈到治生时，认为学者在用心修德的前提下可以经商谋生，以追求实际利益，经商同样可以修身养性，也可以成为圣贤，但不能把求利作为首要问题，否则心态会被破坏而无法专心学习和修德。这反映了王阳明区别于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提升了对经商谋生的理性评价。在保护商人权益上，王阳明对商人抱有一定的同情并采取了保护措施。在禁约榷商官吏一文中，王阳明认为商人经商虽然是在逐利，但这一群体终年漂泊在外，远离妻室老小，常年辛苦奔波才获得一点微薄的盈利，让人同情与怜悯。政府向商人收取赋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反对当时官吏对商人的各种盘剥，对当时官吏通过损害客商利益来收取民心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此举把商人排斥在百姓之外，商人也应是百姓的一部分。王阳明还在为官实践中多次放宽税法，对小本经营的卖柴炭鸡鸭的一概免抽，禁止衙役擅登商船以盘查为名侵犯骚扰，并规定商人可以赴军门告发，照军法拿问衙役。王阳明的“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思想反映出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特点，肯定了工商业以及商人对提升百姓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对儒家传统的义利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充分认可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共富社会起到的根本作用。王阳明心学中的共富思想之特征考察王阳明的共富思想，立足于明朝中期的社会背景，植根于系统的心学思想体系，体现出其主要特征：鲜明的时代性、内容的交织性以及浓厚的践履 027 性。从时代背景来看，王阳明的共富思想打上了深厚的时代烙印。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阶层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上对商人群体的看法也逐渐修正。商品经济的时代气息成为王阳明共富思想产生的重要背景，特别是在“四民异业而同道”这一观点上，充分体现了其所在时代对经济以及商人这一创造社会财富主体的重视，在王阳明思想内容中多处可见，也从侧面反映了明朝中期的士大夫阶层对经济发展促进共富社会作用发挥的理性客观审视。从内容上看，王阳明的共富思想呈现出交织性特点。内容各部分都强调对百姓的仁爱之心，从亲民到富民，要求为政者以民为本施行仁政，要求社会大众从自我修身开始再推己及人，最终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在物质与精神等不同领域实现大同与共富。内容上的各部分之间互相重叠、交互渗透，彼此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从实践角度看，王阳明所提倡的共富思想具有突出的践履特征，这一践履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王阳明所主张的共富思想依托其觉民行道路线，提供了一条完整的从个人修身到社会改良、从理论到实践的路径，可行性强；另一方面，王阳明一生都在践行其共富思想，从龙场悟道、卧治庐陵到巡抚南赣、开发边疆，把思想践行到为政与化民成俗的社会实践，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结语综上，阳明心学中复“三代之治”展示的共富蓝图、“亲民”说蕴含的共富智慧、“良知”论体现的共富路径、“万物一体之仁”蕴含的共富伦理、“四民异业而同道”体现的共富指向一起构成了较为丰富的共富思想内容，且与其实践履历是紧密结合的：一方面，他用心学为君王谋划共同富裕社会的理想蓝图，提供治国安民的理论方针，推动君王与各级官吏在治世中以良知为准绳，身怀“万物一体之仁”的共富伦理，将亲民、爱民、富民的仁政善政落实于治国安民实践；另一方面，他一生都在坚守这一思想宗旨，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亲自参与发展经济、治理社会、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共富的实践中，实现了知行合一。以此观之，阳明心学中的共富思想所产生的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远非上述内容所能概括，其共富思想虽然诞生于五百年前，但仍有许多宝贵的共富思想智慧值得深入挖掘、提炼与弘扬发展。本文系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重点课题“王阳明共同富裕思想与事功研究”（课题编号：145D041）研究成果作者单位：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省绍兴市元培中学 百 家 纵 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