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侍臣”与汉魏之际的内朝革新_徐冲.pdf

第 60 卷 第 4 期2023 年 7 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Vol60，No4Jul 2023魏晋“侍臣”与汉魏之际的内朝革新徐冲(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摘要:魏晋“侍臣”具有“亲尊合一”的特殊定位。其理想人选限定于具备儒学修养与知识储备的士人精英，通过发挥在皇帝侧近“顾问应对”的核心功能，确保皇帝在空间上为儒学意识形态包围与浸透。“侍臣”之制有别于两汉传统，滥觞自汉献帝即位至出关中东归的六年间(189195)士人精英推动的内朝革新。不见于汉代史料的“侍臣”之称，很可能创制于这一过程，并为 献帝起居注 等作品书写和传播。许都汉廷和曹氏魏国分别以侍中尚书和散骑之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一制度革新成果，并为其后的魏晋王权所继承。所谓“波纹式循环发生”的经典模式，对此不能进行有效解释。关键词:侍臣;内朝;汉献帝;献帝起居注 ;“波纹式循环发生”中图分类号:K 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4-0059-11近年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中，皇帝侧近权力的独特性引起了较多关注。在一般的制度史研究之外，“君臣关系”“政治空间”等理论视角的提出和具体研究的展开，极大深化了我们对各个时代皇帝权力结构乃至时代特质的认知。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古代皇帝侧近权力与王朝行政机构的关系，学界长期存在一种“波纹式循环发生”的经典认识。即皇帝身边的近官在不断侵夺外朝宰相权力的同时，自身也逐渐外朝化，最终为新的近官所取代，如此周而复始。此说最早似由日本学者和田清提出，其后在中日两国学界均有深远影响，甚至成为很多制度史研究不言自明的立论前提。抛开政治立场不谈，此说在学理层面主要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将宰相权力理解为单纯的外朝之制，与皇帝侧近权力相对置。其二，在这种内外对置中，将皇帝权力作为优位一方，设定为制度演进的源起与动力。近年学界对这一经典模式的反思有所推进。如方诚峰提出中国古代君主支配有“委托制”和“枢机制”两种基本模式，后者指“君主通过其枢机支配天下，这些枢机之臣的第一重身份为君主近要之官，第二重身份是有司之首领”。叶炜通过对魏晋隋唐侍臣变迁的通贯考察，指出其职位的构成有一个从门下省扩展到中书省再扩展到尚书省的过程，其中“不仅看到皇帝身边的群体侵夺外朝权力，也能看到一个外朝大臣被引入皇帝身边的过程”。收稿日期:20220831作者简介:徐冲，男，山东东营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以汉代为例，有阎步克 二年律令 中的“宦皇帝者”(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侯旭东 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陈苏镇 从未央宫到洛阳宫: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 年版)、渡邊将智 後漢政治制度研究(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2014 年版)等代表论著。和田清编著:支那官制発達史(上)特中央集権地方分権消長中心序説，东京:中华民国法制研究会 1942 年版;余英时:“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 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 余论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余文指出类似认识已见于章太炎 检论官统上。日本学界对这一学说的批判参见渡邊將智 後漢政治制度研究序章，注释 30。方诚峰:从唐宋宰相概念论君主支配模式 ，史学月刊 2021 年第 3 期，第 4360 页。叶炜:从“武冠、貂蝉”略论中古侍臣之演变 ，唐研究 第 13 卷，2007 年，第 149176 页。60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聚集于“侍臣”这一魏晋时期皇帝侧近权力的代表，继续思考如上经典模式的合理性。首先考察其构成与功能，揭示魏晋皇帝权力结构中侍臣独特的意识形态意义。继而追索其渊源，明确汉魏之际的精英人群，如何在剧烈的历史震荡中创造“侍臣”之制并加以维系和发展，实现内朝革新。诞生于这一历史过程的作品 献帝起居注 则为我们提示了关键材料。一、魏晋“侍臣”的特质“侍臣”一词常见于魏晋至隋唐的史料。如唐律疏议 卷九职制“官人从驾稽违”条疏所见，“侍臣，谓中书、门下省五品以上，依令应侍从者”，唐代“侍臣”所对应的官职在制度上有明确规定。魏晋时期似尚无如此明确的制度规定。但种种迹象表明，时人对“侍臣”所指有清晰认知。史料中常可以看到将“侍臣”与其他官员群体尤其是外朝公卿明确区别对举。较早的例子如曹植在黄初年间所作鼙舞歌圣皇篇 云:圣皇应历数，正康帝道休。九州咸宾服，威德洞八幽。三公奏诸公，不得久淹留。蕃位任至重，旧章咸率由。侍臣省文奏，陛下体仁慈。沈吟有爱恋，不忍听可之。(后略)此诗叙述的是延康元年(220)曹丕继任魏王后，魏国“三公”(太尉贾诩、相国华歆、御史大夫王朗)奏请包括曹植在内的“诸公”(曹氏诸侯)离开邺城就国。此时尚未正式完成汉魏禅代，但魏王曹丕正稳步向皇帝权力升格，相关表现适可视为曹魏王朝的先声。在曹植笔下，三公上奏文书先由“侍臣”省览，再交魏王曹丕裁可。此处侍臣不属外朝三公统辖，且与魏王/准皇帝的关系较三公近密。类似表现亦见于孙吴一方，如吴主孙皓“于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摘私短以为欢”，虽是负面描述，“侍臣”与“公卿”的区分同样清晰可见。关于魏晋时期“侍臣”之官的具体构成，叶炜认为指以门下省为核心的门下省、散骑省及侍中省官员，包括侍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其实不仅是皇帝，太子宫官中有一类近似群体也被冠以“侍臣”之称。艺文类聚 卷十六 储官部 载温峤 侍臣箴，言“是以太子之在东宫，均士抗礼，以卑厥情”，显然指的是太子宫官。同书卷九六 鳞介部上鳖 载陆机 鳖赋 与潘尼 鳖赋，称缘自皇太子“命侍臣作赋”。陆机元康二年(292)任太子洗马，潘尼元康初任太子舍人，二职均为太子“侍臣”。晋书 卷二四 职官志 载东宫官中有太子中庶子四人，职如侍中;中舍人四人，职如黄门侍郎;庶子四人，职比散骑常侍、中书监令;舍人十六人，职比散骑、中书等侍郎;洗马八人，职如谒者、秘书。?10从太子中庶子至太子洗马，均被视为太子之“侍臣”，与侍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给事中被视为皇帝之?10徐冲:哀歌与史诗:献帝起居注 与献帝朝廷的历史意义 ，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724725 页。叶炜 从“武冠、貂蝉”略论中古侍臣之演变 指出这一概念“无法涵盖唐前期侍臣的全部”，第 156158 页。沈约:宋书 卷二二 乐志四，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626 页;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版，第 481485 页。三国志 卷十九 魏书陈思王植传 :“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曹)植与诸侯并就国。”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561 页。陈寿:三国志 卷六五 吴书韦曜传，第 1462 页。叶炜:从“武冠、貂蝉”略论中古侍臣之演变，第 151152 页。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5 页。欧阳询:艺文类聚，第 16701671 页。房玄龄等:晋书 卷五四 陆机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473 页;卷五五 潘岳传附潘尼传，第 1510页。房玄龄等:晋书，第 742743 页。第 4 期徐冲:魏晋“侍臣”与汉魏之际的内朝革新61“侍臣”正相对应。叶炜同时指出，“侍臣作为皇帝身边的一个群体，在帝国早期，其功能相当广泛，大体合三种职能于一身，即充当皇帝贴身警卫、宫廷服侍与处理皇帝家务，以及顾问应对 的政务职能”;并认为“在魏晋南北朝，这三个概念(引者按:指分别对应于上述三种职能的侍官 内侍 与侍臣 概念)混淆不清，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互相替代，从北朝后期至隋唐，随着上述三种功能的分化，三个概念逐渐分离。在功能分化的过程中，以政务功能为核心的侍臣概念和角色定位逐步确立起来”。就两汉至隋唐这一“长时段”的趋势而言，以上观察无疑是敏锐而深刻的。不过，若聚焦于魏晋史料中所见的“侍臣”，又有若干可以补充申论之处。如陈苏镇新近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侍臣”并非魏晋洛阳宫中皇帝侧近的唯一群体。殿中和宫中的宿卫工作，由若干武职系统分别承担;同时魏晋仍然保留了宦者任禁中诸署以下职位承担宫廷服侍杂务。这一时期的“侍臣”，即使在某些方面带有所谓“侍官”和“内侍”的痕迹，其核心功能毋宁说还是在皇帝侧近的“顾问应对”。用时人所言，即“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所陈必达”。上述功能分化的历史进程，在两汉至魏晋的这一阶段已经可以观察到。事实上，在魏晋精英眼中，“侍臣”不仅与外朝公卿不同，也明确区别于皇帝侧近的其他人群。晋书 卷七三 庾亮传 载其咸康四年(338)与郗鉴笺曰: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侍臣虽非俊士，皆时之良也，知今古顾问，岂与殿中将军、司马督同年而语哉!不云当高选侍臣，而云高选将军、司马督，岂合贾生愿人主之美，习以成德之意乎!庾亮此笺意在攻击王导。虽年代略晚，其中的“侍臣”理念仍当与魏晋精英的意识形态相应和。其中宫人、武官、小人(当以宦者为主)和侍臣被列为“主上”(囊括了太子与皇帝两种身份)侧近的四类人群。庾亮指出在身边只有前三者而缺乏侍臣的情况下，皇帝“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不能接受儒学知识/道德的熏染与训练;这对于皇帝而言是一种不能接受的负面状态。这一方面说明在皇帝侧近“顾问应对”确为侍臣的核心功能，同时也显示侍臣的这一功能并不仅仅停留在协助皇帝完成“政务”的层面，而是进一步以儒学意识形态为标准对皇帝权力进行了反向规制。魏晋多见任侍臣者尤其是侍中对皇帝进行谋议或谏诤的事例，正是这一特质的体现。显然，只有士人精英方是担任如此“侍臣”的理想人选，其他各类侧近人群皆被排斥于外。值得注意的是，“侍臣”在魏晋时代还有与之对应的特定礼仪。晋书 卷五一皇甫谧传 载其释劝论 曰:相国晋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禅，同命之士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礼如侍臣。叶炜:从“武冠、貂蝉”略论中古侍臣之演变，第 162163 页。陈苏镇:魏晋洛阳宫禁军制度的变迁 魏晋洛阳宫主要行政机构的分布 ，从未央宫到洛阳宫: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叶炜:从“武冠、貂蝉”略论中古侍臣之演变，第 163167 页。陈寿:三国志 卷十六 魏书杜恕传，第 503 页。杜恕所言针对“侍中尚书”，实际适用于整个侍臣群体。关于“魏晋精英”的概念，参见徐冲: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前言，第 23 页。房玄龄等:晋书，第 1922 页。这一层面在学界的制度史研究中已经多有揭示。参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八章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门下;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增订本)，第一章第三节 魏晋南朝三省制的诞生与发展，上海:中西书局 2018 年版，等等。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 238239 页。62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唯余疾困，不及国宠。在以“禅让”模式完成王朝更替之际给予皇甫谧这样的“隐逸”以特殊待遇，是魏晋王朝皇帝权力起源的正当化路径之一。其中提到“礼如侍臣”，意味着侍臣有其“殊礼”。且这种殊礼被视为一种荣誉，可以让渡给不具备这一身份者以提升其待遇。晋书 卷五九齐王冏传 载河间王司马颙上表历数齐王司马冏罪状，言“冏不能固守臣节，实协异望”，举例如“在许昌营有东西掖门，官置治书侍御史，长史、司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仪”。可见“直立左右”为侍臣在皇帝侧近所独享的礼仪。这与前述隐逸者被王朝“礼如侍臣”可以相互印证，显示侍臣在居于皇帝侧近的同时，又享有某种独立性，与一般的“臣从”关系有别。朝会时侍臣之坐位居一品之公与二品特进之间，其地位之尊，远非皇帝侧近的亲幸小臣可比。或许可以用“亲尊合一”来概括魏晋皇帝权力结构中“侍臣”的定位。与两汉以“宦皇帝者”和外戚、宦官为代表的皇帝侧近群体相比，这一定位相当特别。“侍臣”在魏晋皇帝权力结构之中的意识形态意义由此得以浮现:确保皇帝的日常侧近空间 包括静止空间(“坐则侍帷幄”)和移动空间(“行则从华辇”)始终处于儒学意识形态的包围与浸透之中。作为侍臣的士人精英并非皇帝侧近的唯一存在，但他们相对于宫人、宦者、武官等其他人群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压倒性优势。前述“亲尊合一”的特殊定位与此互为表里。“侍臣”对应了魏晋精英对皇帝权力结构的秩序想象，尤其是皇帝侧近权力的正当行使方式。由侍臣对皇帝施加儒学知识/道德的熏染与训练，这既是皇帝的权利，一定意义上也是其义务。在某种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构成皇帝失去合法性的理由。三国志 卷四 魏书三少帝纪 裴注引王沈魏书 载司马师率群臣上书太后废齐王芳之辞曰:皇帝即位，纂继洪业，春秋已长，未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色，废捐讲学，弃辱儒士，日延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戏，使与保林女尚等为乱，亲将后宫瞻观。与之前西汉霍光废昌邑王贺的理由相比，悖礼、荒淫、不孝都是相同的，唯一新增的名目就是“废捐讲学，弃辱儒士”，即拒绝接受侍臣的教育和训导。齐王芳被废到底是出于政治缘由，然而上述言辞仍然显示，在魏晋皇帝权力结构之中，皇帝本人须通过“侍臣”来接受儒学意识形态之规训。温峤所作侍臣箴 以“近臣司规，敢告常从”作结，正是这一定位的象征性表现。二、“侍臣”溯源:以 献帝起居注 为中心很少有学者注意到，魏晋时期屡见不鲜的“侍臣”一词，在两汉史料中却难觅其踪。现在能够确认的“侍臣”较早用例，多出自 献帝起居注 佚文。此书由献帝即位后至建安后期献帝朝廷中以尚书令为首的士人精英主导书写，本质上可以归入魏晋作品之列。本节以献帝起居注 为中心，对献帝即位房玄龄等:晋书，第 1411 页。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 单元四 隐逸列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房玄龄等:晋书，第 1609 页。太平御览 卷二四三 职官部特进 载傅咸奏，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重印商务影宋本，第 1150 页。参见前引阎步克 二年律令 中的“宦皇帝者”、侯旭东 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 和渡邊将智 後漢政治制度研究 的相关论述。需要指出的是，同样具备“亲尊合一”定位的中枢权力结构在西汉后期至新莽时代亦曾出现，但未为东汉王权所继承。参见徐冲:西汉后期至新莽时代“三公制”的演生 ，文史2018 年第 4 辑，第 6790 页。陈寿:三国志，第 129 页。班固:汉书 卷六八 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9402944 页。欧阳询:艺文类聚 卷十六 储官部，第 295 页。徐冲:哀歌与史诗:献帝起居注 与献帝朝廷的历史意义。第 4 期徐冲:魏晋“侍臣”与汉魏之际的内朝革新63后至都许之前这一阶段的“侍臣”进行重点讨论。三国志 卷六 魏书董卓传“(李)傕质天子于营”条裴注引 献帝起居注 曰:是日，傕复移乘舆幸北坞，使校尉监坞门，内外隔绝。诸侍臣皆有饥色，时盛暑热，人尽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赐左右，傕曰:“朝上饭，何用米为?”乃与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如所周知，汉献帝为董卓胁迫西迁长安后，先是王允、吕布合谋杀卓，卓将李傕、郭汜等又杀允逐布。继而在兴平二年(195)三 四月间，李、郭二人围绕献帝的控制权又爆发了激烈冲突。上引文字开头所记“傕复移乘舆幸北坞”，发生于当年四月。其后直到七月，在张济等人的调解之下，献帝君臣才获得了摆脱李傕控制并东向而出的机会。由上引献帝起居注 可知，在献帝为李傕困于北坞期间，与其相伴的一类官员被称为“侍臣”。“诸侍臣皆有饥色”和“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赐左右”的前后措辞显示，这一指称对应的正是献帝左右的侧近之官。此事又见于献帝纪 佚文，文辞多有异同，也出现了“前移宫人及侍臣”和“欲为食赐宫人左右”的记录，“侍臣”与“左右”互通之义甚明。献帝纪 作者刘艾为东汉宗室，成书应在建安年间刘艾为侍中时，是与 献帝起居注 同时代的材料。这些被称为“侍臣”的侧近之官，具体对应哪些官职呢?上引献帝起居注 在言及李傕“乃与腐牛骨”事后，记载献帝与侍中常洽进行了问答形式的交流。这种交流可视为皇帝侧近的“顾问应对”，显示侍中应为献帝左右之官。又有 献帝起居注 佚文记谒者仆射皇甫郦“诣省门，白傕不肯从诏，辞语不顺”，而侍中胡邈在此“呼传诏者令饰其辞”，承担了沟通内外的中介作用。同样发生于献帝困居北坞期间，有 献帝起居注 佚文记载李傕欲在“带仗”状态下“过省閤问起居，求入见”，献帝一方以“侍中、侍郎亦带剑持刀，先入在帝侧”应之。“省閤”指向“省中”“禁中”，对应两汉皇帝在宫中所居的禁密空间。献帝虽然困居北坞，营中仍然维持了基本的宫禁空间结构。带剑持刀或为应对李傕带仗入见的临时举措，但侍中、侍郎(给事黄门侍郎)二官可入省中居献帝侧近应具制度性，后文径将他们称为“近臣”。可见兴平二年献帝困居北坞期间活动于献帝左右的“侍臣”，即指侍中与给事黄门侍郎二职。侍中与给事黄门侍郎均已见于东汉王朝?10。在东汉前期至中期的政治演进和制度实践中，二职经历了从“止禁中”到“出禁外”的变化，失去了在禁中值宿的权力?11。而兴平二年献帝困居北坞期间，“侍中、侍郎”以组合的形式同时出现于省中皇帝侧近，可以推知二职名目上虽袭东京之旧，实质上已经“其?10?11陈寿:三国志，第 183184 页。范晔:后汉书 卷九 献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377378 页;李兴和:袁宏 后汉纪 集校 卷二八 孝献皇帝纪，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50351 页。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争夺东汉政权 ，曹操袁绍黄巾(增订本)，上海:中西书局 2021 年版;庞博:从长安到许都 汉献帝朝廷的政治架构、决策过程与历史命运(后简称 从长安到许都 )，史林 2020 年第 6 期，第 3848 页。范晔:后汉书 卷七二 董卓传 李贤注引 献帝纪，第 2338 页。徐冲:名、实之间:献帝纪 与 献帝传 ，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陈寿:三国志，第 184 页。陈寿:三国志 卷六 魏书董卓传 裴注引 献帝起居注，第 184185 页。庞博 从长安到许都 承陈苏镇之说，认为这两条材料都说明侍臣值宿禁中的权责被取消，但他们平时待命于禁中入口处，仍是最接近献帝的政治群体(第 4447 页)。笔者认识有所不同，详见下文。陈寿:三国志 卷六 魏书董卓传 裴注引 献帝起居注，第 184 页。新近研究参见陈苏镇:未央宫“殿中”考 东汉的“殿中”和“禁中”，从未央宫到洛阳宫: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庞博:从长安到许都，第 4546 页。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 “少府”条，范晔:后汉书，第 3593 页。渡邉将智:後漢政治制度研究，第 278、307308 页;陈苏镇:从未央宫到洛阳宫: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第 185186、276277 页。64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命维新”。这一新制与中平六年(189)九月献帝即位后推行的内朝革新一脉相承。续汉书百官志“黄门侍郎”条刘昭注引 献帝起居注 曰:(献)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后汉书 卷九 献帝纪 亦载“初令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赐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家一人为郎，以补宦官所领诸署，侍于殿上”。革新后的侍中和给事黄门侍郎在功能上被定位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学者指出此处“出入禁中”以理解为“止禁中”并可自由出入为顺，取代的是中常侍、小黄门的位置，是对东汉中期以降宦官势力在禁中所承担政治功能的全面替代。这是宦官势力在中平六年八月的洛阳之变中被整体消灭后，由士人精英所主导的内朝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结合东汉后期政治思潮的变动与献帝即位后推行的若干政治举措，将其理解为士人精英对汉代皇帝权力结构有意识的更新再造，当无大误。取代中常侍、小黄门在禁中位置的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在职官和功能两个方面均与前节所论魏晋“侍臣”相合。而兴平二年献帝困居北坞期间，以组合的形式活动于省中皇帝侧近且被系以“侍臣”之名的“侍中、侍郎”，恰可嵌入这两个历史节点之间。上引 续汉书百官志 “黄门侍郎”条刘昭注引献帝起居注 其后又有一段文字，涉及后续制度调整，需要仔细辨析:(献)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旧侍中、黄门侍郎以在中宫者，不与近密交政。诛黄门后，侍中、侍郎出入禁闱，机事颇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书，不得出入，不通宾客，自此始也。献帝起居注 成书在建安年间都许之后。故“旧侍中、黄门侍郎以在中宫者”云云，当指献帝以前情形。陈苏镇认为此处“以”似为“不”之讹，由此方能合于东汉后期侍中、黄门侍郎不可值宿禁中的制度。进而指出以上文字当理解为:“诛黄门”前，侍中、侍郎不在禁中，不与皇帝身边的“近密”之人接触，故不致泄漏机密;而“诛黄门”后，侍中、侍郎取代中常侍、小黄门得以出入禁中，致使“机事颇露”;于是王允奏请献帝，令侍中、侍郎比照尚书之制，使其居殿中理事并不得自由出入禁中;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了献帝末年乃至魏晋时期。这一理解的主要问题在于需要在没有文献依据的情况下改“以”为“不”，似嫌迂曲。实际上如果不将“近密”解为“皇帝身边的近密 之人”，而是侍中、黄门侍郎之“近密”，则不但可与后文的“不通宾客”相呼应，全文亦可疏通。东汉中期以后侍中、黄门侍郎固然不能值宿禁中，但仍可“有事乃入，毕即出”。那么“侍中、黄门侍郎以在中宫者”可以指代二职入禁中理事期间，并不与东汉后期制度相悖。“不与近密交政”，指的是禁止二职在此期间与其“近密”之人交流所涉政事，很可能是类似“不得出入，不通宾客”的限制。即二职在入禁中理事期间，不得随便出外，即使有“宾客”来访亦不为之关通，以防范晔:后汉书，第 3594 页。范晔:后汉书，第 367 页。陈苏镇:从未央宫到洛阳宫: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第 277278 页。下倉渉:後漢末侍中黄門侍郎制度改革 ，集刊東洋学 第 72 号，1994 年;徐冲:关于曹魏的侍中尚书 ，国学研究 第 16 辑，2005 年;同氏:“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第一章第二节 曹魏“侍中尚书”的渊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08 年;同氏:哀歌与史诗:献帝起居注 与献帝朝廷的历史意义;陈苏镇:从未央宫到洛阳宫: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第 276277 页。徐冲:“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第 2528 页。范晔:后汉书，第 3594 页。徐冲: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第 3137 页。陈苏镇:从未央宫到洛阳宫: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第 276287 页。续汉书百官志 “侍中”条刘昭注引蔡质 汉仪 ，后汉书，第 3593 页。第 4 期徐冲:魏晋“侍臣”与汉魏之际的内朝革新65机密泄漏。而“诛黄门”后，已经“其命维新”的侍中、黄门侍郎未能沿袭之前的出外会客限制，遂带来了“机事颇露”的弊端。类似问题在当时颇为常见，屡禁不止。直到曹魏明帝时，杜恕仍上表言及: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听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选司徒更恶吏以守寺门;威禁由之，实未得为禁之本也。所谓“迎客出入之制”的具体所指虽然不明，但从旨在防止“台阁禁令”泄漏和杜绝“人事请属”来看，即使不到“不得出入，不通宾客”的严格程度，或亦近之。这里提到的“台阁”应即尚书台，“迎客出入之制”大概主要是针对尚书台官员而言的。东汉时代的尚书台也存在类似限制。故前引献帝起居注 记王允“乃奏比尚书”，并非是让侍中、黄门侍郎离开禁中转至尚书台所在的殿中理事，而是在保密制度上比照当时的尚书之制，要求“不得出入，不通宾客”。侍中、黄门侍郎应该仍然可以留在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如前所述，这是中平六年八月洛阳之变后士人精英革新皇帝权力结构时取得的重要进展之一，不容轻易废弛。还应该考虑到，身处关中的献帝朝廷，因献帝当初为董卓所拥立，在合法性上有所不足，面对关东精英有着不小的政治压力。后汉纪 载兴平二年八月甲辰献帝一行到达新丰时，后将军杨定请侍中尹忠为长史。献帝对此断然拒绝，诏曰:“侍中近侍，就非其宜，必为关东所笑。前在长安，李傕专政。今朕秉万机，岂可复乱官爵邪?”确认侍中“近侍”身份的同时，也说明献帝君臣十分在意侍中“就非所宜”会招致关东方面的轻视。可见，在关中、关东两地精英人群关于“侍中”的认识中，存在着共通的“政治正确”，既包括规范有序的官爵迁转，更对应洛阳之变后侍中在皇帝权力结构中的定位革新。虽然存在一些细节上的反复与调整，但“诛黄门后”以侍中和给事黄门侍郎取代宦官作为内朝主体的革新之制，在政局的剧烈震荡中仍然保持了惊人的稳定性。后汉书 卷九 献帝纪 载: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卹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于是尚书令以下皆诣省閤谢，奏收侯汶考实。时在兴平元年(194)七月，尚在凉州将李傕、郭汜专权时期。“御坐前”“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尚书令以下皆诣省阁谢”的措辞都说明其时侍中活动于禁中献帝侧近，在省閤之内。而以尚书令为代表的“有司”则位于省閤之外，与皇帝之间的沟通由侍中来承担。前述献帝起居注 佚文所见兴平二年四月至七月献帝困居北坞期间，君臣为李傕所劫狼狈至极，但活动于献帝侧近者始终不出“侍中、侍郎”二职。后献帝一行终得东归，出宣平门时在车驾前护卫的为侍中刘艾和杨琦;北渡黄河至安邑，途中白波诸将“或遣婢诣省问，或赍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喧呼骂詈”，负责沟通禁省内外的仍为侍中。综上所述，自中平六年九月献帝即位至兴平二年七月出关中东归的六年间，尽管政治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献帝朝廷也经历了洛阳长安安邑洛阳的空间辗转，数度陷于穷境危局，但侍中和黄门侍郎进入禁中取代宦官活跃于皇帝侧近的制度革新却能够一直维系不坠，在职官和功能上都保持了极大的稳定性，成为皇帝权力结构经历革新后的必要组成。由此看来，前引献帝起居注 在记述兴平二年四月后献帝困居北坞史事时，使用“侍臣”一词指代活动于献帝侧近的侍中和黄门侍郎，或许并陈寿:三国志 卷十六 魏书杜恕传，第 504 页。三国志 卷十四 魏书董昭传 载其上疏明帝曰，“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第 442 页)，涉及的也是类似问题。王允之奏上于何时不明。后汉书 卷六六 王允传 载:“初平元年，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及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第 2174 页。王允上奏进行制度改革，或在此时。袁宏 后汉纪 集校 卷二八 孝献皇帝纪，第 354 页。范晔:后汉书，第 376 页。范晔:后汉书 卷七二 董卓传 李贤注引 献帝起居注，第 2338 页;同书同传李贤注引 魏书，第 2340 页。66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非孤例。换言之，中平六年八月洛阳之变后甫登历史舞台的魏晋精英，在以其秉持的儒学意识形态对皇帝权力结构进行更新再造的历史过程中，很可能创制了“侍臣”这一此前不见于汉代的新称谓，赋予了新设的侍中和黄门侍郎二职所代表的结构性位置。制度的名与实，咸与维新。三、都许后“侍臣”之制的进展建安元年(196)八月曹操迎献帝都许，由此开启了长达二十五年的建安时代(196220)。对于这一时代，学界眼光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效果所吸引，多重邺城霸府而轻许都朝廷。即使把目光投向许都，多半也是关注曹操如何控制献帝。不过作为天下正统所在，以汉献帝为中心的皇帝权力结构仍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未可仅以傀儡视之。同时学界在考察汉魏更替的历史过程时，或缘于对“禅让”作为一种王权更替模式重视不够，多将邺城霸府与曹魏王朝作直线连接，而忽略了建安十八年(213)至二十五年(220)间封建而立的曹氏魏国。前节已论自献帝即位至出关中东归的六年间(189195)，侍中和黄门侍郎进入禁中取代宦官活跃于皇帝侧近的新制得以成立，且被系以“侍臣”之称。下面分别从许都汉廷和曹氏魏国两个层面，继续考察这一制度在建安时代的进展。(一)许都汉廷汉献帝被视为曹操的政治傀儡，这一认识由来已久。早在官渡战前陈琳所作为袁绍檄豫州 就指斥曹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陪卫，内以拘执”。后汉书 卷十 皇后纪献帝伏皇后 亦曰:“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这段文字在史源上来自吴人所撰献帝春秋，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流布之广。以上言论确实道出了汉献帝与曹操关系中的部分实况。不过即使是来源于曹魏国史的三国志卷一 魏书武帝纪，对献帝都许也要以“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一句叙之，在渲染曹操“功臣”身份的同时，承认献帝朝廷的正统装置仍有价值，必须加以重视。史载郑玄与邴原曾激辩献帝皇后伏氏如何礼敬父母，计吏刘邵在尚书令荀彧处与数十人争论日蚀时当否举行朝会。这些聚集于许都的士人精英何尝不知汉献帝的皇帝权力并不完整，而王权更替的前景随着曹操暴力成就的提升而日渐清晰;但他们仍然执着于以儒学意识形态为标准，从多个角度对这个似乎注定虚空的皇帝权力结构进行描摹与形塑，个中原因引人深思。值得注意的是，在献帝都许之后，士人精英中随即出现了制度撰述和历史书写的热潮。这些作品看似以汉代为书写对象，实则渗透了清流士人这一新兴精英群体关于皇帝权力结构的理念与期待。如一直留在袁绍阵营的应劭，在建安元年“大驾东迈，巡省许都”之后，“删定律令为汉仪”，“又集驳议三十篇”，号称“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无论“制度”还是“典式”，都不会是对汉制本身的柳春新:曹操霸府述论 ，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长沙:岳麓书社 2006 年版;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第一章 霸府政治的开启 曹操、曹丕霸府与汉魏易代，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禅让”模式下封建曹氏魏国的政治意涵，参见徐冲: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附录二“禅让”与魏晋王权的历史特质，第 283284 页。六臣注文选 卷四四，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826 页。范晔:后汉书，第 453 页。徐冲: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第 7376 页。陈寿:三国志，第 13 页。杜佑:通典 卷六七 礼沿革嘉礼皇后敬父母，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18591861 页。陈寿:三国志 卷二一 魏书刘劭传，第 617 页。范晔:后汉书 卷四八 应奉传附应劭传，第 16121614 页。第 4 期徐冲:魏晋“侍臣”与汉魏之际的内朝革新67忠实记录，而是包含了应劭关于理想秩序的政治理念。在这一视野下，我们还能举出荀悦汉纪 申鉴、仲长统 昌言 以及前节论及的 献帝起居注 等多部作品。笔者曾指出“若不惜曲解史诗 一词的原意，以之称呼处于上升阶段的历史主体所从事的历史书写，献帝起居注 可以说又具备了史诗 性的一面”。以上建安年间蔚然成风的制度撰述和历史书写，同样可以归入“史诗”之列。前节所论都许前以侍中、黄门侍郎为“侍臣”的新制，在许都汉廷表现如何呢?三国志 卷十三魏书王朗传附王肃传 “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条，裴松之注引 魏略 曰:及建安初，王纲小设，郡举(董遇)孝廉，稍迁黄门侍郎。是时，汉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讲，为天子所爱信。黄门侍郎董遇可为献帝“旦夕侍讲”，当可入于禁中且长时间居留。与此类似，后汉书 卷六二 荀爽传附荀悦传 载: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迁黄门侍郎。献帝颇好文学，悦与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其时荀悦为黄门侍郎，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少府孔融能与他们一起“侍讲禁中，旦夕谈论”，当也加有侍中之号。这都说明在献帝朝廷东归都许、“王纲小设”之后，前述“侍臣”之制仍然得以延续。两次出现的“旦夕”措辞也提示我们，此时的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在禁中有其位置，并非“有事乃入，毕即出”，与前节关于王允改革的判断相互印证。考虑到都许后献帝朝廷的人员构成与关中时期相比变动很大，且掌握核心权力者如荀彧等来自曹操阵营，应该可以说明这一始自中平六年的制度成果是其时精英人群的共识，不容轻易变更。前述载有“侍臣”之名的献帝起居注 和献帝纪 均成书于建安时期的许都，显示这一专称在当时的精英人群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与传播。制度继承之外，也有重要进展。如上所见，在许都与荀悦、孔融一起为汉献帝“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的，尚有尚书令荀彧。作为许都朝廷的首任尚书令，荀彧在十余年任内一直保有侍中身份，“常居中持重”。如前引 献帝纪 佚文“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于是尚书令以下皆诣省阁谢”所示，这种做法尚不见于都许之前的献帝朝廷。而在建安十七年(212)荀彧死后却仍然得以保持，直到汉魏禅代后成为魏晋时期的通例。其中固然有居于邺城霸府的曹操控制许都内廷的政治需要，但也显见士人精英继续推动内朝革新的企图。尚书令以加侍中的方式入居禁中，兼具内廷近侍与外朝主政的双重身份，进一步巩固了新成立的“侍臣”之制中“亲尊合一”的意识形态定位，使得中平六年以来士人精英革新皇帝权力结构的努力又向前跃进一步。(二)曹氏魏国曹氏魏国封建于建安十八年(213)。其时曹操基本平定关中地区，完成了华北大部统一，汉献帝以冀州之河东等十郡册封曹操为魏公;二十一年(216)，进爵为魏王。“禅让”的王朝更替模式，以一种模佐藤達郎:応劭 漢官儀 編纂 ，関西学院史学 第 33 号，2006 年。类似倾向可以上溯至东汉后期的胡广与蔡邕，参见黄桢:官制撰述在汉末的兴起 ，文史哲 2021 年第 2 期，第 5775 页;侯旭东:胡广/蔡邕“帝之下书有四”说的“显”与“隐”，汉家的日常，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徐冲: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第 42 页。陈寿:三国志，第 420 页。范晔:后汉书，第 2058 页。三国志 卷二三 魏书杜袭传 载:“魏国既建，为侍中，与王粲、和洽并用。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第 666 页。魏国侍中王粲“昼侍”，而杜袭入内“独见，至于夜半”，都说明并非短暂的“有事乃入，毕即出”，可与许都汉廷所见侍臣“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相比勘。陈寿:三国志 卷十 魏书荀彧传，第 310 页。徐冲:关于曹魏的侍中尚书 ;“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第一章第二节 曹魏“侍中尚书”的渊源。68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拟的“封建制”秩序为依托来实现王权更替。魏国之封这一事先张扬的“封建制”，是为了完成新旧王权交替而刻意设置的意识形态装置，其制度之重要自不待言。三国志 卷一 魏书武帝纪 载建安十八年“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此指魏国官制，裴松之注引 魏氏春秋 曰:以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覬、和洽为侍中。可见在曹氏魏国的官制建置中，侍中为重要一环。其中王粲在博学应对、文章撰著和制度兴造三个方面均有建树，凸显此职对于曹氏魏国的意义所在。此后直至延康元年(220)汉魏禅代，魏国之制几经增革，定员四人的侍中之制始终保持稳定，并在后来的禅让过程中与尚书系统一起被赋予了关键角色。第一节引曹植在黄初年间所作 鼙舞歌圣皇篇 云延康元年曹丕继任魏王后“三公奏诸公，不得久淹留。侍臣省文奏，陛下体仁慈”，其中的“侍臣”亦当主要指魏国之侍中。侍中之外，前述献帝朝廷新立“侍臣”之制中的黄门侍郎，在曹氏魏国也并未缺席。史载夏侯尚、刘廙迁黄门侍郎的契机均为“魏国初建”，显然所任为魏官。后来汉魏禅代过程中魏国群臣劝进的名单中也出现了与侍中、尚书并列的“给事黄门侍郎王毖、董遇”。董遇建安初为许都朝廷之黄门侍郎，“至二十二年，许中百官矫制，遇虽不与谋，犹被录诣邺，转为冗散”，“冗散”当即魏国给事黄门侍郎。曹氏魏国设立的“侍臣”之制，也忠实继承了中平六年洛阳之变后的内朝革新成果。至延康元年二月，即汉魏禅代即将启动最后的程序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