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阵地+组织构建：陈望道...参与“办报建党”的双重逻辑_周晔.pdf

XINWEN AIHAOZHE（20235）陈望道（18921977），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我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并曾任其劳工部长（又称工会部长），也是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首任书记，首个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之一。建党初期，陈望道从事了大量党的思想宣传工作，特别是书报出版工作。他先后参与了浙江新潮共产党等的创刊，主持过新青年杂志、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的编务，参与劳动 界、民 国 日 报 副 刊 妇 女 评论等的编辑工作，通过这些新闻出版的实践，陈望道与党的早期组织成员们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作出了突出贡献。近年来，学术界对“五四”之后党的书报活动与中国共产党创立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不少研究，有学者提出中共“办报建党”的理论，但它们多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角度切入我党早期组织办报办刊与建党、党建的关系。陈望道不仅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而且作为党的上海发起组成员，在建党前后具有尤为丰富的办报办刊经历。对这些书报活动和其本人相关论述的解剖可以发现，陈望道等在探索和亲历“办报建党”中，不仅重视宣传阵地的建设，也提出党的报刊出版工作同时是党的组织构建的重要手段。探讨这一双重逻辑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认识党早期的新闻出版工作、尤其是办报办刊与中共组织建设的内在关联，从而丰富我们对党的创建史、组织建设史和思想建设史的认识。一、苏俄“办报建党”思想与帮助中共创建过程中的新闻出版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的办报办刊和领导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无产阶级新闻出版理论，为“办报建党”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头。列宁第一个提出通过举办无产阶级的报刊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并结合俄国革命斗争实践，“探索出一条办报-建党的无产阶级建党方法”。1899年，针对党的基层工作仍然是肤浅的、手工业式的问题，列宁提出“不通过一种报纸把党的正确的代表机关建立起来，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句空话”，他强调要“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当前的目标”。1901年，列宁则进一步指出，“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不断向深入发展的纲”。他强调，党报党刊的作用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它们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为了说明这一双重作用，列宁比喻道：“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列宁的这一论述、特别是关于“脚手架”的比喻，生动阐述了党报不仅有宣传阵地的地位，同时还具有组织构建的作用，不仅“铸魂”同时还“塑形”。列宁的一系列“办报建党”的思想在苏维埃宣传阵地组织构建：陈望道等参与“办报建党”的双重逻辑周晔【摘要】作为党的上海发起组重要成员，陈望道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不仅借助早期书报活动宣传了先进思想，更是在这一进程中构建了进步分子获取“主义”、实现政治诉求的交往空间与平台，办报办刊也成为我党早期组织成员相互联系、彼此联结的组织桥梁与纽带，即列宁笔下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脚手架”。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的过程中，毛泽东、陈独秀、陈望道等接受了苏俄代表的指导，汲取了列宁“办报建党”的有效经验，同时又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创党之初就探索了一条中共党报党刊在宣传思想和组织建设上“二位一体”的有效方式，这些直到今天仍值得继承和发扬。【关键词】宣传阵地；组织构建；陈望道；办报建党；双重逻辑传媒观察48DOI:10.16017/ki.xwahz.2023.05.005（20235）XINWEN AIHAOZHE政权成立之后，通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进了中国。考察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沪的一系列工作，不难发现，维经斯基在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自己政党的过程中，尤为重视组织指导或扶持帮助党早期组织的办报办刊工作和建立新闻出版机构。1920年4月，以帮助中国建党为使命的维经斯基抵沪后，随即在陈独秀上海的寓所，也就是新青年杂志社与党的早期组织成员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对此，1954年2月23日李达回忆道：“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威琴斯基（即维经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此后，维经斯基将这段时间的工作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做了说明：“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群益书店 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对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翻译的“群益书店”，笔者同意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观点：应译为“联合出版局”。维经斯基的本意更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宽泛的联合出版机构或中心，而并不是专指某个出版单位。只有这样的出版平台或者说出版机构的联合体，才能够担负起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双重任务。包惠僧后来回忆：维经斯基确曾产生这样的设想，“把 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维经斯基的设想并不只是一般的提议，事实上他按“办报建党”的思路在上海积极推进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筹建工作。对此，1920年8月维经斯基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强调，他已经在上海建立了“革命局”，从这个组织的设置，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来看，都与党的早期组织办报办刊活动有关，并且新闻出版和组织建设这些都是密不可分的。维经斯基在这份报告中写道：“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资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部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2000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部印刷厂承印。”维经斯基在沪帮助中国建党的过程中，始终将新青年视为团结革命团体的中心，因而在这本刊物从新民主主义的“同人刊物”转向马克思主义刊物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和资源，特别是办刊经费。在他的推动下，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文章声明了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期作者群则出现了袁振英、李汉俊、杨明斋等新面孔，那些曾主导新青年的“北大同人”逐渐消退在编辑和作者队伍中，取而代之的是党团的早期组织成员。新青年编辑部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所在地，“党的集会，一直是在老渔阳里二号举行的”，李达回忆道。“办报建党”的理念逐渐在党的早期成员那里得到认同。1920年9月，蔡和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就指出，建党的第一件事是要“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并提出“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1?的建党逻辑。毛泽东回信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知“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有）上海出的 共产党”12?。可见，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关于先办出版物、再以此为基础发展和成立党组织的想法与维经斯基的设想和实践大抵吻合。二、陈望道办新青年觉悟等的实践及对我党思想建设的贡献1959年1月上海市委党校对陈望道的一份访问记录中提到，星期评论当时由李汉俊、戴季陶和沈玄庐在上海主办，并强调“这个刊物还是唯物的”13?。他回忆，来上海本来是参加星期评论的，结果因故不出了，就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0年12月，陈独秀受命赴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离沪赴粤前他专门致信李大钊等人，交代新青年编务：“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14?陈望道担任新青年执行主编期间，将精力主要放在坚持该刊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针上。陈望道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访谈中说：“我同李汉俊、沈雁冰等天天碰头，研究有关问题。”15?在谈到对刊物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时，陈望道讲了一系列策略和做法：“我们的做法，不是内容完全改，不是把旧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样，原来写稿的人也可以跟过来，色彩也不被人家注意。我们搞点翻译文章，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这些举措受到了该刊“元老”胡适的极力反对，胡抨击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的传媒观察49XINWEN AIHAOZHE（20235）汉译本”16?，并提出了三项主张：一是另办一个所谓纯哲学和文学的杂志，二是恢复“不谈政治”的约定，三是停办新青年。他甚至还提出要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回北京，借此掌控新青年。面对这一挑战，陈望道态度坚决地同胡适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17?。特别是对胡适自己不给新青年撰写文章反倒一味指责的态度，陈望道毫不退缩地予以反击：“我是一个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人，我也并不想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18?与此同时，陈望道在其主编的四期新青年中，译载了美、英、法等国报刊上关于苏俄革命理论和实际情况的材料，包括苏俄政治、经济、法律、对外政策、劳动组织、文化教育、婚姻制度等内容，还刊发了列宁的民族自决（在俄国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中的一部分）、过渡时代的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等原著；第八卷第四号发表陈独秀辑录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辑19?等。这些有力地捍卫了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向，巩固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的重要地位。此外，陈望道采取“阵地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办法，通过邵力子把觉悟也“拉进来”，将其办成党早期组织的宣传重镇，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陈望道在1959年1月的那次访问中说，新青年是“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宣传阵地”，“游击”阵地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副刊觉悟则是邵力子负责，邵忙时，我就去帮助编辑”，陈望道自述道，“（觉悟）对立面是张东荪的时事新报”20?“时事新报还用装着讲学问的手法来反对我们，他们同胡适打成一片。我们以觉悟为阵地，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21?。60年代访问过陈望道的宁树藩同志后来补充道：“觉悟 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不着意发表系统性专论，而是注意从社会实际生活的体验中、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探讨与争论中精心阐发，参与者大多为学校师生和知识青年，文字朴实，通俗易懂。觉悟又是天天出版的副刊，其对社会影响之大自可想见。觉悟副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文章约50篇（语言文学类除外），这种情况过去未见。”22?要指出的是，陈望道与张东荪等的斗争，如同与胡适关于新青年主导权的论争一样，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是社会主义同反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觉悟的“游击战”，陈望道等党的早期组织骨干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谬论，逐步团结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将大量精力花在 新青年觉悟 的编务上，陈望道还参与了劳动界的编辑工作。劳动界杂志是我党历史上自办的第一本刊物23?，从1920年8月到1921年1月，共出版24册。陈望道不仅是这个刊物的撰稿者，更是重要的编辑者甚至一段时间内是主持者24?。此外，陈望道还参加了共产党杂志的编辑工作：“还出有共产党月刊，起初我参加过工作，后来我转到文化教育方面去了。”25?经过了编辑出版党报党刊工作的淬炼，党的早期组织成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得到了巩固，政治斗争的意识与本领也得到了加强，并与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划清了界限，这些都为他们日后强有力的组织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如列宁所说：“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26?三、陈望道等较早提出并发挥进步报刊在中共早期组织建设中的作用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形成的因素时，学缘、地缘、血缘成为多数论文考察的对象。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书报出版物尤其是它们的出版发行工作，也构成了进步分子彼此联系与建构组织关系的重要载体。对于马克思主义报刊在吸引先进青年相互连接的机制方面，具有丰富办报办刊经历的陈望道回顾总结道：“报刊影响很大，对青年有启发、教育作用。我们一面写文章，一面在许多地方组织书报贩卖部，挨门推销进步书报。通过推销书报，找订阅者谈话，发展组织。”27?陈望道强调，书报贩卖部这个方式在校园里很流行、贩卖新文化书刊的都是进步青年。他还列举浙江一师和长沙一师的进步书刊贩卖较有名，施复亮（即施存统）就是浙江一师贩卖部的负责人。陈望道专门提及，在这一过程中介绍朋友，只要说是搞新文化（刊物出版发行）的，便是自己人。事实上，党的早期组织成员有许多就是来自上述两所学校。陈望道将书报的出版发行、代销售卖，既视作宣传发动的渠道，又当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发展组织的重要形式。1919年秋由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在浙江一师创办的马克思主义刊物 浙江新潮虽然只办了三期，但很快建立起北至哈尔滨、南至广州、西至成都、东到日本神户等贩卖发行体系，总计30多个代销处。浙江新潮中缝关于该刊湖南代售处及其负责人的公告就标明：“长沙马王街修业传媒观察50（20235）XINWEN AIHAOZHE学校毛泽东君。”可见，像毛泽东这样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进入到马克思主义报刊的代销网络，动员和广泛联系知识青年，起到发展组织的作用。陈望道评价道：“五四后，除北京外，中等学校以长沙和杭州的知识界最活跃。”28?1920年9月9日，毛泽东在长沙潮宗街56号开办了文化书社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组织进步青年的网络。毛泽东以“特别交涉员”身份，同北京、上海、武昌等地的十多家书局报馆建立了经常性营业联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书报是文化书社推销的重点，书社开办之初就销售164种书籍，45种杂志，3种报纸，其中，新文化运动中全国最著名的报刊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都包括在内新青年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编的劳动界这两本杂志售出量分别达到2000册和5000册，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29?。由此，文化书社不仅成为新民学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开展建党工作及党的早期组织与其他组织联络的重要场所，文化书社后来成为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联络机关30?。通过创办进步报刊，毛泽东在湖南联系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谢觉哉在湖南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上结识了毛泽东并参加了革命。蔡和森则总结道，“在中共成立前，先进分子与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天津觉悟社、新生社、共存社等书报团体密切相关”。31?陈望道特别提出书报发行在“相互谈话”“发展组织”中的作用。一方面，客观条件上，办报办刊的工作纽带客观上让当时的进步青年自发地组织起来：办报刊、写文章保证了固定收入、至少衣食无忧，还能“为他们安插住处”；另一方面，共同的遭遇和信仰也更容易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先进青年形成组织力、向心力，用陈望道的话说，“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32?。1920年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时，除茅盾、陈公培、邵力子外，大多成员来自星期评论社。此后，陈独秀在寓所发起成立党的早期组织，在5位发起人中，除陈独秀、陈公培之外，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三人均来自星期评论社。33?如果说星期评论新青年助推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组织联系，那么劳动界则更多面向工人提供了相互联系的平台，成为党发展工人党员的重要载体。劳动界编辑部所在也跟新青年一样，即老渔阳里2号。1920年8月17日，李汉俊与陈独秀联名在民国日报发表劳动界出版告白：“同人发起这个周报，宗旨在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第一册已经出版，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发卖。希望劳动界诸君对于投稿及推销两事，大家出力帮忙，也好叫本报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该刊为周刊，专设有读者投稿工人投稿通信代邮等栏目，由于语言通俗且周期短，很快就成为进步知识分子与进步工人相互联系的直接桥梁。1920年9月3日，杨树浦路电灯工厂工人文焕（即陈文焕）在该刊第五期通信栏目中评价该刊是“我们工人的喉舌”；9月26日第七期工人投稿栏目，则刊登了已经加入我党早期组织的李中 一个工人的宣言一文，他以“海军造船所工人”的身份呼吁，“我们少数同声同类的工人，再联络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成一个大团体”得到了同期通信栏目陈文焕的响应：“李中先生：前天你给我底信，我已读过了。现在你与陈独秀先生订了机器工会章程，谢谢你，不晓得，你肯给我一份吗？”“劳动界的功绩不仅仅是引导一定数量的上海无产者具备阶级觉悟，它还促使这些无产者中的最勇敢分子决心联合起来”办起真正属于劳动者的工会。党团的早期组织成员彭述之总结道：“革命知识分子的最明确的责任，就是要面向无产阶级，使之觉醒，使之振作，使之组织起来。1920年5月初以来，中国共产主义中央小组的新老成员们遵循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用各种方法坚定不移地把履行这种责任置于首位。”34?四、结语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我党的创立者们，都特别重视新闻出版、特别是办报办刊的革命实践。党正式成立前后，陈望道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不仅借助举办进步报刊传播了先进思想，更是在这一进程中构建了进步分子获取“主义”、实现政治诉求的交往空间与平台，充当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互联系、彼此联结的组织桥梁与纽带，即列宁笔下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脚手架”。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的过程中，毛泽东、陈独秀、陈望道等接受了苏俄代表的指导，汲取了列宁“办报建党”的有效经验，同时又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创党之初就探索了一条中共党报党刊在宣传思想和组织建设上“二位一体”的有效方式，这些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本文为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伟大建党精神及其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关系研究”（课题批准号21&ZD025）的阶段性成果注释：龙伟、张辉甜：办报以建党：五四进步报刊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0期。传媒观察51XINWEN AIHAOZHE（20235）列宁：我们当前的任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页。列宁：从何着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石川祯浩（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8-99页。包惠僧谈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8页。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2页。笔者注：此处的工人的话，即劳动界。据前苏联学者研究，新青年 从1920年秋开始接受共产国际资助并逐步转为党的政治刊物。参见K.B.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彭宏伟、潘荣译“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李达：回忆老渔阳里二号和党的“一大”“二大”，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一辑，第18页。11?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12?毛泽东给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3页。13?陈望道：党的建立时期情况（一），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一辑，第29页。14?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04页。15?宁树藩、丁淦林：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16?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17?陈望道：陈望道书简，复旦学报，1979年第3期。18?陈望道：陈望道书简，复旦学报，1979年第3期。19?周维强：太白之风陈望道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页。20?陈望道：党的建立时期情况（一），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一辑，第30页。21?宁树藩、丁淦林：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22?宁树藩：陈望道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 一稿的回顾，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0页。23?陈绍康：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本刊物劳动界，档案与历史，1989年第2期。24?霍四通：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30页。25?宁树藩、丁淦林：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26?列宁：从何着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27?陈望道：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一辑，第27页。28?陈望道：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一辑，第25页。29?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长沙人民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30?易礼容：毛泽东创办长沙文化书社，陆象贤主编，易礼容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31?蔡和森：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32?陈望道：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一辑，第26页。33?马先睿：星期评论 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共创建史研究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34?彭述之回忆外国语学社的情况，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6月版，第310-311页。（作者为复旦大学党委党校办主任兼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指导教师，高校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分中心研究员）编校：赵亮传媒观察封面人物 曹轲曹轲，新闻学博士、高级记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21年1月转入学界之前，在新闻机构从业30余年，历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南方都市报总编辑、南方网总编辑、集团副总编辑。获得的荣誉有：全国先进工作者、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广东新闻“金枪奖”。新闻作品曾获得广东新闻奖一等奖、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其间发表业务类论文近60篇。博士论文台湾解严解禁时期的媒介语言研究，列入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史研究辑刊”第四编。从事新闻教育两年来，主讲的课程有专业新闻与深度报道、新闻评论写作、新闻作品评析等，编著专业报道深度谈（暨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发起成立暨南大学文本实验室，启动商业文本分析“淘词计划”，开办新文本分析训练营课程。担任暨南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城市治理与传播研究中心、数字创新与公共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担任中宣部审读组专家、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专家。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