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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军与童天王：清代科举中的童生及其劣化王 静（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摘 要：童子军在清代多指童生群体，意涵中性。童子军应试时规模庞大，从县试数百数千人，到府试、院试可达成千上万人。难青一衿的童生已具备士之属性，凭借其掌握的知识或技勇，在当地社会事实性享受一些优待和尊重。童天王多以形容考试期间滋闹之大胆童生，如闹考、哄闹衙署、滋闹街市、聚赌造乱、冲击教堂等。该称号多出现于晚清文献中，说明晚清童生气焰嚣张，既令人恐惧，又受人鄙夷。原因在于官方监管和约束童生艰难，咸同兵燹后宽额滥送和待士宽纵更加剧了士习嚣陵，且童生治生多重于应试，科举、功名的吸引力不断下降。童生为利而试，亦由利之纷争而滋闹。兼具士、民双重特征的童生成为似士非士的游民，反映出科举制在基层社会从“读书种子”内部瓦解，以及官方养士储才理想期愿的落空。关键词：科举；童试；童生；童子军；童天王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行谊要完吾璧白，诗书毋负子衿青。”这是学政对入学行簪花礼之生员的殷切期愿。然而，清代童生欲获功名非常艰难。大量童生终身应试，垂老未青一衿。对于这些功名追求者，文献中有两个特殊词语加以形容 童子军、童天王。两词显示出童生的身份、地位、形象，由此可探究他们在基层社会的应试心态和治生实态。关于童生参加童试的现有研究，多关注考试概况、进取学额、考试经费等，但对童试的若干细节尚有继续探讨的空间，如童试与岁、科试的关系。此外，已有学者关注下层绅士，尤其是生员的社会角色、复杂性格、无赖化趋势等。那么，童生是否属于士的范畴，这些最底层“读书种子”的特征和地位如何，有待深入考察。本文聚焦清代童生，尝试继续探讨童试运作，分析童生的身份特征和社会处境，阐释童子军、童天王的历史意涵及原因，进而反映基层社会广大童生对科举、功名的思想认识和心态变化，从应试士子的角度深刻理解科举制的积弊和没落。平恕：童试杂咏，留春书屋诗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王立刚：清代童试录取率研究，社会科学论坛 年第 期。出现于清末、流行于民国的童子军，主要是对英国人贝登堡创办之“”的译文与仿效，多指青少年儿童组织。参见孙玉芹：民国时期的童子军研究，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清代文献之童子军则另有所指。如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 年版；王立刚：清代童试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年版；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李世愉：清代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清史论丛 年号；梁志平：定额非“定额”晚清各府州县学缺额研究，兰州学刊 年第 期；王立刚：清代参加童试考生所用费用研究，江苏社会科学 年第 期；张亮：晚清童试经费摊派及办考赔累 以四川保宁府为中心的考察，学术研究 年第 期，等。，：，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陈志学、徐学初：帝国基石之蚀：清代绅衿阶层流氓化趋向论析，中华文化论坛 年第 期。一、童试与童子军（一）清代童试探微童试是童生入学成为生员的考试。明代“科举必由学校”，清制更严，“童生考试，由州、县送府，由府送学政，各加印结，方准考取生员”。对于童试是否属于科举考试的范畴，学界意见不一。沈兼士指出“自乡试以上，才是科举性质，原应分别开来，但因明清两代学制较密兹为符合世俗观念和阶段分明起见，姑将乡试以下的小考亦列入科举范围”。本文参考这一观点，将乡试以下童试和生员岁、科试视为科举考试的范畴。事实上，这些考试是基层社会广大士子漫长应试生涯的常态。清代童生需逐级参加县、府、院试。县、府试为资格考试，院试则根据各官学学额取进为生员。其中，散州与县同级，直隶州、厅与府同级。乾隆二十六年议准各省童生“其直隶州所属，系知州径行录送”，即直隶州本州童生只经历州试、院试两级。至于主考官，县、府试由地方正印官主持，概由于“县令于其邑之士，闻见最真，考核易实，今试士必始于县，即三代选举始乡里之意”。院试由皇帝钦派之学政按临各府或直隶州、厅主持。可见，童试是联络官士双方的重要纽带。针对考试频次，清初曾短暂实行三年一考。因“储才不广，督责不勤”，康熙十二年议准“三年岁、科两考”。此后形成定制，“三年两试，联镳张童子之军”。至于考试场次、录送规则，学界已有详论，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童试与岁、科试的关系。狭义的岁、科试指学政三年任期内对生员的两次考试。岁试“就等第之高下，别用功之勤惰”，所有生员均应参加；科试则为“录送乡试”，愿考者听其报名。然而，在清代历史语境中，岁、科试既可指从地方官考试童生的县试、府试到学政考试童生、生员的一系列连续性考试过程，亦可指代这些考试中的任何一项考试。如戊戌变法时，上谕“着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生童岁、科各试”即针对生员、童生的一系列连续性考试。较难判断的是岁、科试指称具体一项考试的情况，需结合文献内容和考试程序辨析。如有县志记载“岁试取进文童八名，武童八名；科试取进文童八名”I0，此岁试、科试实指学政三年两试之院试。道光七年浙江学政朱士彦奏言台州府“科试时，有临海县童生借称有人放鸽飞出题目，倚恃人众，禀请换题，喧哗叫号”。Il比照上谕“临海县童生李森桂等胆敢于府试时倚恃人众”I2，可知此科试实为府试。此外，自乾隆朝始，为重经学，学政正式开考前先考经古场，生童均可参加，“由学政出经解、史论、诗赋各题童生能录取者，大半可入学”。I3对于经古场场数，一般为生童合开一场。若应考者较多，可将生员、童生分开考试。如光绪九年浙江学政祁世长考试台州府经古场，八月十四日考六县学、一府学生员，共 名参加；十五日考六县文童生，共 名参加。I4清末废八股改试策论，“生童童子军与童天王：清代科举中的童生及其劣化I0IlI2I3I4素尔讷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页。参见日宫崎市定著、宋宇航译：科举，浙江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沈兼士：中国考试制度史，中国和平出版社 年版，第 页。同治永新县志卷 建置志，中国方志丛书第 号，（台湾）成文出版社 年版，第 页。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礼部学校考试规条，续修四库全书第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谢清扬：平阳试院上梁文，愈愚斋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停岁考议，北京新闻汇报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第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乾隆屏南县志卷 学校，故宫珍本丛刊第 册，海南出版社 年版，第 页。朱士彦奏为拿办府考滋事童生李森桂等由（道光七年十二月二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以下简称“军机处档折件”），档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上册，第 页。祁世长：祁子和先生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年版，第 页。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古一场”，亦有生、童分开两场考试之况。福建学政秦绶章科试福州府，四月二十六日开考，“生员策论场，共四百数十人”；二十八日“童策论场，一千六百余人”。以上所述主要针对文试，武试的独特性在于武童生三年仅考一次（岁试）。雍正二年贵州学政王奕仁曾奏请增加武生科试，使其读书习艺不敢懈怠，但朝廷坚持“武童入学自当仍遵定例，三年举行一次，不必于科试时再行录取也”。（二）童子军及其规模所谓童子军，清代多以形容童生群体，意涵中性，无情感偏向。如人物传记叙述士人获取功名的经历时，表述为“生而颖异，未冠即领童军游黉”，或“屈于童子军中，乃援急公例，捐九品职”。至于应试时童子军的规模，不同时期和地区有所变化，兹以举例方式，大致考察县、府、院试的应试人数。县试在各州县城举行，应试童生从数百到数千不等。雍正三年江苏学政俞兆晟奏报靖江县试“每次考试文童约有千人，武童五六百人”。同治六年广东广宁县试，正场赴考童生共五百四十二人，补考正场有百六十四人。I0光绪十二年湖南道州州试前，巡抚卞宝第示谕“风闻每届文童有一千七八百人，武童有三千五六百人之多”。Il当然，正场后覆试各场人数会逐渐减少。府试多为各县童生汇聚一府首治之县举行。关于县试录送府试、府试录送院试的具体名额，顺治九年规定“照入学定例名数，县考取二倍，府考取一倍”；康熙三十九年取消定额限制；乾隆八年更定文童入额一名府取五十名，武童入额一名府取二十名；乾隆九年终复旧例，“不必限定考送之额，但将文理不通者摈弃不录”。I2实质上，由于县试、府试是资格性考试，并不关涉童生入学名额，没有必要严格限制录送人数。因此，府试应考人数应为各县县试录送人数之和，总数可达成千上万人。如同治八年安庆府知府何家骢禀称：“现值安庆府属考试文武，童生云集，卑府等以人逾数万，实繁且杂”。I3需要指出的是，府试并非各县童生同时应试，而是根据考棚号舍和各县人数，分县进行。如光绪六年开封府试，考棚共二千一百余号，郑州、荥阳、汜水、新郑四州县计有“文童一千五百四十余名”，故合为一场考试。I4 安徽史学 年第 期I0IlI2I3I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册，第 页。秦绶章：恒庐日记，苏州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日记稿本丛刊第 册，文物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李林指出“有清一代，武生有岁试而无科试”，但未论及武童生。参见李林：清代武生的管理、训练与考课，史学月刊 年第 期。贵州学政王奕仁奏请严武生考课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光绪黄冈县志卷 人物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万载源头刘氏九修族谱卷 人物录，年自印本，国家图书馆藏，第 页。地瘠民贫或战乱灾荒之区，童生应试者较少，或仅数十名。王跃生认为“清代科举人口中的童生在每个县份的平均数量也不会少于一千人”。参见王跃生：清代科举人口研究，人口研究 年第 期。江苏学政俞兆晟奏陈处理江南靖江县罢考案内随众列名之人管见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册，第 页。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 册，广东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页。卞宝第：道州开考示谕，抚湘公牍卷，茅海建主编：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第 册，学苑出版社 年版，第 页。素尔讷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校注，第 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 辑第 册，年自印本，第 页。涂宗瀛奏为讯明开封府应试文童许太祥等员争坐位号混乱场规案按律拟结事（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录副奏折”），档号：。童生院试和生员岁、科试由学政按临各府依序进行，因此文武童生、生员先期云集。嘉庆四年云南学政潘世恩赴永昌府院试，腾越、顺宁文童一千名，保山、永平、云州文童九百三十名。而光绪九年浙江台州府院试时，该府六县学一府学，“临海文童一千余人，黄严、太平均八百余人，宁海五百余人，天台七百余人，仙居四百余人，分三场扃门严试，如额取进”。若再加上武童生，短期聚集之童子军为数不少。更有甚者，停废科举前夕，报载湖北文风最盛之黄州府“每属每次应试文童有多至五千人者，计八属约二万余人”。可见童子军规模之庞大。二、童生身份与处境（一）身份特征商衍鎏释童生有两个要点：一、清沿明制，“明史选举志已有童生之称”；二、童生与年龄无关，“壮艾以至白首之老翁，凡入试者统目之为童生也”。需注意，明代童生仍有直接参加乡试的机会，“当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中式即为举人，不中式仍候提学官岁试，合格，乃准入学”。清代童生则必须先经县、府、院试，入学成为生员。对于童生的身份特征，其一，作为功名追求者，童生本质是民，无法享受生员等有功名者在制度层面享有的种种优待。其二，童生作为专有名词出现并使用，说明与庶民有所区别，一定程度已具备了士的属性。所谓“出作而入息，凿饮而耕食，熙熙攘攘，咸相安于无事者，谓之民；诵诗而读书，幼学而壮行，蔼蔼济济，各相期于有用者，谓之士”。事实上，清代很多文献已将童生称为士，这也意味着士并非仅指有功名者。如雍正元年议准童生考试“严饬廪生，不许擅保品行不端之士”，廪生保结之士即童生。光绪年间宋恕称“科举时代，士之得入学而为廪增附生者，号曰衿”，此士包含入学前之童生。此外，申报亦有“今之学童古士类，岁科邑举文武试”之载。I0（二）社会处境 社会优遇首先，童生担任乐舞生，可以优免县、府考，直接参加院试。乾隆五年奏准乐舞生由“各州县会同教官，考选本籍俊秀子弟通晓音律娴习礼仪者”，免其府县两试，“申送院考，凭文录取”。Il“俊秀子弟”指身家清白之庶民，但事实是官方多从童生中选取，如“顺天府乐舞生先尽童生挑选，如实在不能足额，即于愿习乐舞之生员内挑取”。童生选充者“照例给予顶戴，免其府、县考，一体移送院试”。I2这可视为官方对童生的优待，但实际乐舞生名额很少，对数量庞大的童子军来说杯水车薪。其次，童生在地方社会事实性享有一些优遇，这主要来自社会对“读书种子”的尊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诉讼写告状人某人，“平常人须写民人某人，童生则可写童生某人”；过堂审讯，童生须同平民一样跪着回话，“但县官问话时，则终较比平民客气”。I3二、童试时，“社会中给的面子更大，童子军与童天王：清代科举中的童生及其劣化I0IlI3潘世恩：使滇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 册，学苑出版社 年版，第 页。祁世长奏报岁试台州等府情形（光绪十年一月二十日），军机处档折件，档号：。黄州闹考毁府署要闻，时报 年 月 日，第 版。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 页。明史卷 选举一，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如咸丰九年奏定：“文武童生及庶民人等，自卫村堡，查有殉难尤烈照乡勇因公差遣遇贼戕害例，减半给恤银。”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兵部恤赏阵亡兵丁，续修四库全书第 册，第 页。王介寿刁民聚众抗官及生童闹考二条俱载在例文其义如何请申论之功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法部档案，档号：。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礼部学校童试事宜，续修四库全书第 册，第 页。宋恕：陈介石五十寿诗序，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新乐府四章美云五新政也，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I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礼部学校挑选佾舞，续修四库全书第 册，第、页。I4齐如山：中国的科名，辽宁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页。可以说是到处受优待，因此便有许多不知自爱之人，到处发横不讲理”。I4三、童生去世，“神主可以写待赠登仕郎”，此乃虚荣心作祟下的自贴门面。以上主要针对文童生，社会对武童生并不重视，“只写禀帖或状纸时，可写武童，与民人有这么一点分别”。且社会对武童生多无好感，“却稍有惧情，因有惧情，所以也就有点虚面子”。要言之，由于童生尚无功名，官方并未形成优待童生的制度规定，而其事实性享受的些许优遇，根源于其知识和武艺与勇力。更重要的是，童生逐渐形成了自我荣誉意识，看中虚荣和体面。司法惩治司法层面对童生的惩治大多与庶民相同，典章明确提及童生者，主要是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律例，实际指向其应试士子身份，且与举、贡、生、监等功名者的量刑并无轻重差异，体现了官方严肃考试纪律、明刑弼教的治士理念。首先，童生不得匿丧应试。雍正十三年议准“文武生员及举贡监生，遇本生父母之丧，期年内不许应岁、科两考及乡、会二试，童生亦不许应府、州、县及院试”。嘉庆六年又增生祖母之丧，“期年内俱不许应试，有隐匿不报、蒙混干进者，事发，照匿丧律治罪”。同时申明只针对科举考试，“其月课等试无关功名弃取者不在此例”。官方将童生和各级功名者同等对待，反映出对童生这一功名追求群体的教化意味。其次，童生不得顶名或冒籍应试。乾隆八年规定“应试童生如诡捏数名，或顶名入场，希图幸进者，照诈冒律杖八十”。若童生干犯枪手、冒籍诸弊，“审实，自应依枪手、冒籍定例从重问拟”。此外，同治四年又规定童生若发现有“身家不清、变易名色、隐匿冒考”者，“止准于县、府考及学政按试之先，指名禀究，概不得临场呈控。如有挟嫌诬告者，治以应得之罪”。最后，针对童生考场舞弊，官方亦要追责治罪。若童生怀挟文字、银两被搜出，将被枷一月、杖一百；若越舍换写、临时换卷或出钱雇人夹带传递，要发近边充军，加重惩罚。此外，乾隆三十二年议准若代请枪手未成，“枪手与本童均照骗未成、财未接受、罪应满徒者，加枷号两月；但经口许、罪止杖责者，加枷号一月”。若代请枪手已成，“不分有无立约及口许虚赃，倶照诓骗已成例，枷号三月，发烟瘴地面充军，雇倩之生童与同罪；若生童实系被人撞骗、赃止口许、情罪稍轻者，照诓骗未成、财未接受例，杖一百、徒三年”。三、童天王之称及其原因（一）何谓童天王“考试之日系生童聚集之时。”I0地方社会举行各级科举考试，为应考士子和其他人役聚众提供了重要机会，亦存在各种滋闹风险。由于童试等级低，场规宽，本身容易滋弊，且童生相比举、贡、生员，更敢于借考滋闹，表达诉求。安分读书应试者固不乏人，但激于义愤甚或主动起衅者亦不少。童生考试期间滋闹主要有以下情况。闹考肇衅。闹考指在科举考试开始前或进行过程中，士人抵制参加或阻碍考试正常进行，其表现与考试各个环节息息相关。考前准备中，倡首者主要在廪生保结和识认、童生报名填册和买卷、应点入场等环节，鼓众罢考或滋闹。进场后，或冲击考棚，打毁器具，或出号鼓噪喧闹。童子军是闹考的积极参 安徽史学 年第 期I0齐如山：中国的科名，第、页。清高宗实录卷，雍正十三年十二月甲申，清实录第 册，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刑部礼律仪制，续修四库全书第 册，第 页。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刑部户律户役，续修四库全书第 册，第 页。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礼部学校童试事宜，续修四库全书第 册，第、页。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刑部吏律职制，续修四库全书第 册，第 页。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刑部刑律贼盗，续修四库全书第 册，第 页。史致俨奏为敬陈通省岁试全竣情形（嘉庆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档号：。与者，意在破坏一个或多个考试环节，以致考试无法正常进行。值得说明的是，童生闹考多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滋闹者并非反对科举制，而是要借势表达诉求，借端向官方施压。由于闹考直接影响考试进程和社会秩序，被清廷视为“非法之尤”，对滋闹者和地方官而言均是影响前途的严重事件。哄闹衙署。此举多由于童生与其他人员产生矛盾冲突，告官诉讼亦未得到满意解决，或者童生对官差胥吏不满，严重时甚至抗官殴差。乾隆四年针对“生童临考，每因细故与市民纷争，动辄率众禀官，有司过存姑息”，湖北学政张映辰奏请嗣后生童临考禀控，止许本人听审，“如多人拥挤喧嚷，即照聚众生事例治罪”。道光年间安徽学政考试凤阳府时出现生童哄堂殴差案，道光帝特谕“生童纠众滋事，最为恶习，况事非干己，胆敢拥入监司衙署，逞凶滋闹，不法已极，亟应查明惩办，以挽浇风”。滋闹街市。考期临近，应试士子和各色人役从多地云集，由乡入市，除封门应试外还有其他活动，如购物、饮食、游览等亦有滋闹危险。光绪初年江西学政吴仁杰按试袁州府，武童生与铺户构衅，引发众商不满，“童即纠率多人毁其市物”。随后学政特发示谕：“借考闹市，首犯照棍徒扰害例严办，附和者照为从惩治。”光绪十二年苏州府试，文童在火腿店结账，必欲折去零钱，店主不依，“竟啸聚多人，将该店任情殴击”。还有童生与粉铺龃龉，在面馆争闹等。对此，报馆嘲讽童生“偃文修武”。此外，还有童生滋闹街市是因为“旅资耗尽，无以为炊”。如湖北学政按临宜昌府时，“巴东考童多人把持各酒饭馆”，报馆分析或因年岁荒歉，“考童在宜久住，盘费不敷，故出此下策”。聚赌造乱。考试为童生聚赌提供了重要时机，道光十八年凤阳府试即有聚赌之案。甚至“各赌徒借考寓为名，大开赌场”。台湾道徐宗幹曾示谕生童：“其各街巷旧有赌间、娼家之处如考试之时复行开设或兵役人等从中包庇，一经查出，即先饬地方官会同营汛查封治罪。”其中，广东围姓赌博尤为突出，“粤中自有围姓赌局而试场之弊日益”。I0光绪十一年御史梁耀枢奏参广东学政叶大焯按试惠州特取围姓之文、彭者，以致士论喧嚣，“群毁试院辕门，几至酿成巨变”。Il 冲击教堂、教士与教民。清后期伴随列强入侵，民教冲突愈演愈烈。科举考试时，童生常将矛头指向教堂、教士、教民，由此引发多种冲突。同治八年江西庐陵县试时，童生因欲观法国天主堂，被教民拒绝，两相争闹，以致童生“突将该处房屋乘机放火焚烧”，并殴伤教民、妇女。I2光绪十二年重庆府试时，武童多人“不分何国，将各教堂医馆拆毁，并焚毁法国教堂”。四川总督游智开特别强调“往年江西、湖南等省打毁教堂，莫不借考试而起，缘积忿在平日，发难在一时”I3，说明科举考试时是民教冲突高发期，童生是重要肇乱者。因此，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列强要求“于和议中加入停试五年一款”，申报剖析“盖教案虽成于愚民，然苟无士子倡之于前，愚民亦断不敢贸焉起事”。I4童子军与童天王：清代科举中的童生及其劣化I0IlI2I3I4清高宗实录卷，乾隆四年十一月辛酉，清实录第 册，第 页。清宣宗实录卷，道光十八年十一月辛丑，清实录第 册，第 页。申明律例，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偃文修武，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三述宜昌考事，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宜昌考事，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考童闹事，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王戎笙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 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邓承修奏为广东科场诸多弊端请饬广东学政叶大焯认真整顿划除积痼事（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录副奏折，档号：。梁耀枢奏为风闻广东学政叶大焯营私舞弊与署中幕友串同取巧请旨斥革并严查事（光绪十一年），录副奏折，档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 辑第 册，第 页。游智开奏报美英两国在重庆府城内鹅项颈等处买地建房居民不服借考滋事一案抄录奏稿咨呈由（光绪十二年七月六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宗，馆藏号：。与客论和议纲领中停止考试事，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其他表现。如童生欺侮民妇，聚众哄闹，乾隆四年长沙府十二州县生童因考试齐集省城，有童生于“禁城之上妄赴乘凉，欺侮民妇，生事起衅；省会之区，辄敢聚众哄闹，毁轿打房”。再如童生与兵差胥吏的矛盾冲突，道光年间湖南邵阳县发生“差童斗很拆屋之案”。童生与僧侣口角，苏州考童打毁定慧寺佛像，殴伤僧人。更有甚者，童生闹人喜事。光绪年间安徽宿州童生周益亮等在府城西门外看人娶亲，结党戏闹，“因事主不依，并敢摔毁器物，撕辱新妇”。被告后，童生刘正经等更聚众哄闹县衙。知府赵舒翘“伤城阙之佻达，愧德教之未修”，实在斯文扫地。对于这些考试期间滋闹之大胆童生，逐渐出现一个专门称号 童天王，反映出童生气焰嚣张，既令人恐惧，又受人鄙夷。该称号多出现于晚清文献中，说明晚清童生考试滋闹更为突出。光绪年间杭州府知府李士彬言：“杭州历任府试，考童先期入场，争占号凳一人代接多人之卷，拥挤喧哗，考具挤坏，老弱有挤扑立毙者。既入场，叫嚣不堪，甚至累凳为台唱出。官不敢问，市商则畏之如虎，故有童天王之号。”此外，百姓和报刊舆论亦有这一称号。光绪十三年，宗源瀚观察到府试童生“点名时已骄横得势，入场后，偭规错矩，有匪夷所思者，常州人至呼为童天王”。申报记者亦现身说法，“夫记者亦十五年前之考童也，是时童天王之气焰方张，议一事则加富尔之演说不足比其辩，毁一器则俾斯麦之铁血不足比其勇。”（二）何以童天王童天王者，在官方和部分百姓视野中行同无赖，被视为品性不端，举止刁劣，尤其不符合官方养士储才的理想期愿。然而，研究者应透过该称号深刻认识童生的生存状态和思想变化。第一，官方监管和约束童生艰难。“童生责成廪保，生员责成教官，实力稽查，共相劝戒”，说明童生和生员分由廪保、教官监管。廪保是县、府、院试前为应考童生保结的廪生。因童生尚未入学，学政、教官对其无直接约束管理之责，故由廪保监管，主要为防考试弊窦，“如该童有身家不清，匿三年丧冒考，以及跨考者，惟廪保是问；有顶名枪替，怀挟传递各弊者，惟廪保是问；甚至有曳白割卷，犯场规，违功令者，亦惟廪保是问”。廪保要为作弊不法之童生负连带责任，但这一制度设计很难奏效，事实上廪保对童生的约束力非常弱。因廪生少童生多，一名廪生往往要为数十至百人保结，无暇亦无力有实质性监管。更有甚者，“廪生有认挨保押权，往往挟功令以索文、武童贿，重或人数百金”I0，可能是带领童生肇乱的倡首者。此外，对于童生应试期间滋事，地方官亦无有效应对办法。“粤东俗尚浇漓，每遇生童齐集考试之时，或赴摊铺短价强买什物，或与市人扭结禀官，稍不遂意即恃众嚣喧，挟制罢考。”Il对此，乾隆帝痛斥地方官未能尽心化导，令其按律严惩，但实际无显著改善。时至晚清，福建学政孙毓汶按试汀州府，称该地“士风犷悍，乘考聚众滋事，地方官畏之如虎，市肆多闭户歇业”。I2苏州府考期临近，观前 安徽史学 年第 期I0IlI2冯光裕奏为童生聚众哄闹饬司严审实情分别首从究拟事（乾隆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朱批奏折，档号：。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 年版，第 页。长元吴三县通禀考童打毁定慧寺情形，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赵舒翘：宿州童生府考滋事示，慎斋文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第 页。李士彬：石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年版，第 页。曹天晓整理：宗源瀚日记，凤凰出版社 年版，第 页。论苏州考童滋闹事，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支恒荣奏为应试生童颇多烟癖请旨饬考艺中摒绝嗜好事（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十日），录副奏折，档号：。徐珂编撰：廪生保童生，清稗类钞第 册，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宋恕：陈介石五十寿诗序，宋恕集上册，第 页。清高宗实录卷，乾隆七年八月丁亥，清实录第 册，第 页。陈丽丽整理：孙毓汶日记信稿奏折，凤凰出版社 年版，第 页。街各铺户“上灯后即一律闭门，不作交易，以避其锋”。至于由民教冲突引发的童生滋闹，地方官更难以防范，亦不便与众为难。同治年间法国传教士欲进省城盖堂传教，江西巡抚刘坤一主张试后再议，既担心童生毕集与教士为难，又坦言无从弹压，“若欲临之以兵，不惟众寡不敌，且恐波及无辜，大致决裂。中国除非谋反重情，无此剿捕之法”。第二，童子军良莠并存，实际存在“劣于文章而懒于应试者”滋闹搅局。这一士习嚣陵之风在咸同战乱后尤为突出。光绪三年吏科给事中郭从矩奏陈“士习嚣陵亟宜整顿”，特言“府、州、县试哄闹罢考之案，时禁时有”，恳请“申谕学臣按临各郡时督率教官，如有滋事生童不遵约束，查出首事之人照例惩办”。其实，士习嚣陵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四川学政张之洞亦指出“士子以舞弊为常谈，廪保视渔利为本分，以致寒士短气，匪徒生心，讼端日多，士习日敝，于人才风气大有关系”。对于士习嚣陵之因，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咸同战乱时期为鼓励捐输而增广学额的弊病凸显。陈宝琛痛言“盖兵燹而后，元气剥削，宿士凋零，加以师道不尊，教术日坏故虽有可造之材，非囿于见闻之陋而自诩速成，则狃于学额之宽而动思幸获”。光绪初年江宁府知府孙云锦亦认为“制额严则侥幸者少，名器重则品望自尊”，相比之下清前期“士林少则人心一，不敢破裂规矩，无旁门杂技之歧途”。其二，咸同战乱后为恢复文教，地方官待士相对宽容，反助长嚣陵之风。恰如浙江平阳县学训导吴承志所见，“自军兴以来元气凋丧，各县务从宽厚，申恩屈法，委曲包容，积数十年，寖以成玩”。光绪十六年申报论杭州生童闹书院事，提及同治元年浙江布政使蒋益澧优待士子，致其“渐渐自大，不以为格外之惠，而以为分所应得，设有不满其意者，即讥讪而谩诮之”。后任以蒋氏优待在先，亦宽以待士，“诸士子乃更日以横，平时无论书院之课、县府之考，冲突叫嚣，肆然无忌”。第三，对于广大童生而言，治生多重于应试。余英时从思想史与社会史角度探讨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认为“弃儒就贾在十六、十七世纪表现得最为活跃”。I0陈宝良考察明代生员处馆、游幕、习医、经商甚至成为讼师，以此印证“明代社会流动的频繁性与广泛性”。Il其实均反映出士人应试之外治生的多元性。尽管明清时期关于义利之辩、公私之分在思想层面多有争锋，但基层社会的实况使得士人多已认识到治生之重要，所谓“生死之道于人为大，羞恶之心与生俱来，故儒者不废治生”。I2对于童生而言更如此，入仕做官甚至经邦济国是非常遥远的理想，其应试往往有更现实的利益诉求，或避冷籍勒索，或觊觎考费I3，或求取一衿功名保身家。“士自成童受书，以及搦管为文，问欲何求，曰：吾以求利达耳。”I4为利而试，亦因利之纷争而滋闹。结 语童生个体势单力薄，难以直接与官方沟通或表达抗议。但是，当数以千计的童生聚合为童子军童子军与童天王：清代科举中的童生及其劣化I0IlI2I4簇新关目，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复景介臣，陈代湘校点：刘坤一集第 册，岳麓书社 年版，第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第 册，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光绪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京报全录，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整顿试场积弊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 册，武汉出版社 年版，第 页。I3陈宝琛：附陈考试情形片，沧趣楼奏议卷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年版，第、页。孙云锦：制额勿轻议加，宦游偶录卷，清宣统二年铅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第 页。吴承志：谕平阳童生，逊斋文集卷，丛书集成续编第 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年版，第 页。论杭州闹书院事，申报 年 月 日，第 版。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第 页。顾云臣：答段笏林论时弊书，抱拙斋文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第 页。郭棻：策略八，学源堂文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第 页。时，将具备群体性强势力量。童试恰恰为其聚合提供了重要时机和场域，使其获得抗议官方或其他势力的底气。其聚合不仅给官方造成威慑，而且也是上层士绅赖以利用的重要力量。然而，童生聚合有天然局限性。童子军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相同的身份，但并未形成独立的群体意识，亦缺乏严密的组织和领导。其共同意识多为一时一地的利益诉求，或为区域社会之公益，或为小团体之私利，甚至为一时激发之忿气，很难形成一致而持久的抗议目标。当抗议受挫时，亦容易分化瓦解。因此，借助科举考试出现的童子军仍表现为朴素的数量优势，倡首滋闹之童天王对考试秩序和官方治理的威胁亦是短暂的。而晚清逐渐流行的童天王之称，一定程度亦反映出科举制之积弊。八股取士使部分童生专求速化，并不讲求实学。急功近利之下，童生为利而试，亦由利之纷争而滋闹，故需进一步反思童生的真实知识水平和思想意识。时人论科举停废之必要，多提及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王先谦指出“设科校艺，儴仍前政，用时文取士，而罔识变通，殆未抉其弊也”。易言之，科举制的僵化和积弊一定程度禁锢了广大“读书种子”的思想，更致“世不尚礼义廉耻，而尚钻营奔竞”，人心日坏，风俗日隳。这一风气对底层之士 童生影响尤大，亦导致童天王愈加嚣张，无怪乎汤震称“似士非士者之多而足乱天下也”。陈虬视文童为“游民之最”，既无实学，又无别业，实乃“数百万无用之士蠹”。童生由兼具士、民特征到似士非士的游民，恰恰反映出晚清大变局中科举之弊已积重难返，这一传统时代规模庞大的群体亦亟待转型。作者简介：王 静（），女，河北张家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责任编辑：张秀玉 ：（，）：，“”，：；（童生）；（童子军）；（童天王）安徽史学 年第 期王先谦：科举论上，虚受堂文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第 页。黎庶昌：上穆宗毅皇帝书，拙尊园丛稿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第 页。邹振环整理：危言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胡珠生编：陈虬集，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