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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求异思维
■江曾培
　　读季羡林的《朗润琐言》，内中不少论述富有独到见解，甚至与一些学者的看法“高度不一致”，常有辩驳诘难之词。季先生主张学术上要“求异存同”。
　　在“同”与“异”的关系上，人们习惯讲的是“求同存异”，应当说，在处理国与国乃至人与人的关系上，作这样的强调是对的。只有“求同存异”，才有互相合作与信赖的基础。如果反过来，“求异存同”，专“求”不一致的地方，那么，就会把关系搞得很紧张，在国际有害于和平，在人际不利于和谐。不过，在学术研究上，倒是要反过来，像季先生所说，“求异存同”。因为，学术研究贵在出新，不宜陈陈相因，只是踏着前人的脚印走路，或按着别人的腔调吆喝，而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就要有“异”于前人和“异”于他人之处。否则，不过是雷同重复，谈不上有什么意义。自然，“求异”并非完全排斥“同”，“异”也含有共同的知识和认识，遵循共同的原则和规律，不过，“异”却是它的独特价值所在。因而对学术研究来说，是要在“异”中存“同”，而不是以“同”化“异”。
　　“求异存同”的治学之道，历来为学界有识之士所信奉。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明儒学案》中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这里强调“一本而万殊”，不要“倚门傍户、依样葫芦”，不要“以水济水”，而要重视“一偏之见”、“相反之论”，“着眼理会”“其不同处”，正是强调学术研究应当“求异存同”。现代学者胡适、章士钊等针对喜“同”恶“异”的现象，认为“同固欣然，异也可喜”，要人做到“好同而不禁异”。学术研究就是要在“求异”中创新，在“求异”中发展。
　　至于文艺创作则更应“求异”。因为，文艺创作是一种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精神劳动，如果雷同重复，就会失去任何价值，是故“脱窠臼，创新意”，成为文艺创作的首要品质。清代的李笠翁在《闲情偶寄》中说：“东施之貌，未必丑于西施，止为效颦于人，遂蒙千古之诮。”齐白石更告诫后人：“学我者活，似我者死。”巴尔扎克关于“第一个形容女人像花的是聪明人，第二个形容女人像花的是傻子”的话，也是说明文艺创作不能“嚼别人嚼过的馍”，要“求异”求新。“双百方针”是发展文化艺术的根本方针，要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关键是要有众多不同色彩的“花”在“放”，有众多不同声音的“家”在“鸣”，倘若千“花”一色，百“家”一声，只有“同”，没有“异”，也就不见什么“双百方针”了。
　　实际上，“求异存同”所体现的创新创造精神，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需要张扬。时下不少企业的产品生产，都喜欢用一个口号，叫做“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强”，这里的“有”“优”“强”，就是以“异”求发展，以“异”求提高。如此“求异”求变，正是当前时代创新精神的体现。
　　要做到“求异存同”，而不是“求同存异”，需要解放思想，突破常规思维。莫泊桑说过：“应该时时刻刻躲避那些走熟的路，去另寻一条新的路。”他强调这是“制造新生命的唯一法门”。人们熟知的司马光砸缸和曹冲称象的故事，就是求异思维闪光的产物。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要像季羡林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求异存同”，发展“求异”思维，把努力的重点落在“求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