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妇女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的行动实践分析——以豫东Y村为例.pdf

留守妇女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的行动实践分析一以豫东Y村为例韩雪春摘要：留守在家的已婚妇女因照顾家庭之故无法常年外出，但日常生活经济压力的加剧使得她们越来越无法固守家庭，而只能想方设法兼顾家庭与挣钱，季节性地成为农业工人即是她们回应家庭照护与挣钱养家双重责任与压力的最佳行为体现。留守妇女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不是不言自明的，相反，其中蕴含了多层次的含义并具有明显的代际差异。妇女们的劳作过程呈现为一场“赶工游戏”，她们在其间不断强化自我规训。不同企业积极利用农业类雇佣劳动的季节性特质，留守妇女们被逐步纳入工业化大生产进程中，她们不断地成为季节性工人。关键词：留守妇女；季节性雇佣劳动；生计选择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 0 3-6 6 44(2 0 2 3)0 3-0 0 8 9-17作者韩雪春，女，汉族，河南省商丘市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 50 10 0）。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随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城市商品房建设突飞猛进，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谋生，河南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更是如此。但对于已婚的男、女性来说,外出务工的机会并不是均等的。依据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和社会性别角色,结婚成家之后,相较于男性,女性主要承担家庭照护责任,尤其是在乡村地区,社会支持网络的健全程度*本文为2 0 2 0 年度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乡村振兴的文化动力及其困境研究一一以河南许昌同乡同业 现象为例”（2 0 YJC850019）阶段性成果。本文的田野调查、撰写成文以及修改完善的全过程都离不开导师王加华教授的指导与帮助，特此感谢！89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与家务劳动市场化发展的程度都远不如城市地区。因此,男性更多地常年外出务工，他们的妻子则阶段性地留在家里抚育孩子、赡养老人、处理家务杂事、耕作土地等。乡村已婚妇女正是以其“留守妇女”或“留守妻子”的身份而为学界所关注，不同学者分别针对留守的原因、留守妇女或留守妻子的规模、留守妇女或留守妻子的婚姻等方面生活状态、留守的影响、留守妇女或留守妻子的社会支持网络、留守妇女的实地调研等话题开展了研究。但现有研究多视留守妇女的生活为社会问题,她们的婚姻生活、心理状态、事业发展、社会支持、子女教育、角色适应等都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驱须不同层面的组织机构或行动主体的关注与介入行动。笔者认为，这些并非当下乡村留守妇女生活的全貌,不同个体的生活呈现出多元的样态，在将她们的生活作为问题给予关注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不同个体的能动选择,她们从自我对生活的定义与期待出发，主动作出对家庭、孩子以及自我最佳的选择。并且,选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循时代的发展、个体生活的转变而不时发生改变。自2 0 世纪9 0 年代末起，位于豫东地区的Y村村民每年9 月份远赴他地，以从事农业雇佣劳动来获得一定的收人，季节性农业工人以已婚的留守妇女为主。彼时,妇女们每年季节性外出45一9 0 天按工作量计算工资收入，一名熟练女工的收入可以维持一家5口约半年的日常开销。近十年来，妇女们陆续发展出了去浙江等地采茶叶、去宁夏等地采枸杞、去隔壁县域刨大蒜、去湖南等地处理小龙虾、去安徽等地装水果罐头等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妇女们依据生命周期、家庭状况与留守生活安排有选择地参加其中一项或几项，一年中,她们外出短则十几天，长则3一5个月,其余时间留守在家。如前所述,已婚妇女们阶段性地留守在家,抚育孩子、赡养老人、处理家务杂事、耕作土地等,这些职责是首要的、必须完成的；与之相对,挣钱则是次要的。对于必须留守家里承担家庭照护责任的已婚妇女来说，总想出去挣钱很容易被他人看作是不务正业的表现。“照顾好孩子（主要指孙子、孙女）是最大的功”这一思想盛行的当下,未很段成荣、秦敏、赖妙华：我国留守妻子状况研究，人口学刊2 0 17 年第1期；许传新：农村留守妇女研究：回顾与前瞻，人口与发展2 0 0 9 年第6 期；吴惠芳、饶静：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综述，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0 9 年第2 期；朱海忠：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研究述评，妇女研究论丛2 0 0 8 年第1期；周福林：我国留守妻子状况研究，西北人口2 0 0 7 年第1期。90留守妇女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的行动实践分析好履行职责的妇女难免受到道德遣责。在此背景下，乡村留守妇女们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的心理以及她们所采取的行为实践都不是不言自明的,相反,其中蕴含多层次含义,具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论文关注乡村留守妇女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这一行动实践,试图回答：这些所谓的“留守妇女”真的是全年留守在家吗？她们在家乡村落的生活是否只围绕家庭照顾责任而展开？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剖析，尝试理解她们如何兼顾家庭照护与挣钱养家双重责任，试图厘清乡村留守妇女的生活状态与生计选择,呈现她们肩负双重责任的实践样态。一、田野点概况论文基于对豫东地区 S县乡村已婚妇女的田野调查,其中Y村是核心田野调查地,因此对田野点概况的呈现以Y村为重点。Y村地处豫东平原,属淮河流域,惠济河支流小蒋河自村东北方向约2 千米处流过，涡河支流小温河自村西南方向约2 千米处流过，而惠济河、涡河均为宋、元、明时期黄河向南夺淮入海的故道。12 世纪8 0 年代，黄河干流南摆进入归德府（今商丘一带)境，之后黄河的干流比较长时间保持在开封、归德(今商丘）、徐州一线上。因此该区域在历史上曾属黄泛区,加上该村地势较周边村落低,更易受到黄河泛滥、暴雨等自然灾害的侵袭。而Y村区域是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四季分明、雨热同期、旱涝不均、气象灾害频发等特点。自然灾害频发,作物的收成时常受到影响，一旦受灾，村民的基本生活就难以保障。受灾严重的年份,村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动至外地谋求生存，等灾害过去再返回Y村。因此,该村有流动传统，据村内老人们讲述,2 0 世纪前期，他们的父辈多有灾荒时期外出谋生的经历。明朝晚期至19 49 年以前,民众的流动或是以男性为主,或是以家庭为单位,较难见到以乡村女性为主的流动务工现象。远赴他地从事农业雇佣劳动可以说是Y村妇女第一次成规模地流动至外地务工。这一流动行为是她们在生活环境变迁的背景下,积极利用当地悠久的流动传统而形成的生计实践。19 9 8 年,降雨过于集中,秋季作物受灾,劳作减少,这给予了妇女们季节性外出挣钱贴补家用的机会。自这一年起，每年秋季,Y村已婚妇女或自行结伴、或在某位组织者的带领下一起远赴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 0 19 年，第12 3，12 5页。91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他地。参与者多出生于2 0 世纪50 7 0 年代，偶见少数出生于2 0 世纪8 0 9 0 年代的年轻妇女。在村里随意找6 5岁以下的已婚妇女攀谈，多数人有这一时期外出从事农业雇佣劳动的经历。其时,也时有男性与未婚女性参与其中。但随着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增强，他们于2 1世纪初逐渐退出农业雇佣劳动这一季节性生计,转而成为常年流动在外的农民工。而已婚妇女在成为留守妇女的同时,持续地从事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2010年前后，伴随着浙江等地茶叶种植业的发展,对采茶工的需求不断增加，Y村所属区域的留守妇女或通过劳务中介、或通过之前建立的社会关系，发展出了每年清明节前后去浙江等地采茶叶的季节性流动生计。近几年,茶叶采摘地陆续增加了江苏省、安徽省、湖南省等。2 0 15年前后,基于类似的原因和途径,妇女们开始每年去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或内蒙古自治区采枸杞同时发展起来的季节性生计还有去相距较近的隔壁县域刨大蒜。近2 0 年来，大蒜种植业从距Y村约150 千米的中牟县逐渐发展到当地。妇女们不再去中牟县，而是去离家约30 千米的几个种植大蒜的乡镇。每年4月中下旬一5月大蒜收获的季节,这几个乡镇自发形成固定的劳动力市场，只要每天早上到市场就可以找到活儿干。近几年，Y村区域辣椒、芦笋、红薯、洋葱、药材等经济作物种植业也逐渐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多属于劳动密集型,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时节都需要雇佣劳动力。至此，Y村及周边村落留守妇女形成了清明节前后采茶叶、4月中下旬一5月刨大蒜、4月底一5月处理小龙虾、7 一8 月采枸杞等季节性农业务工体系,辅之以去异地或在Y村周边区域打零工。二、原因剖析：双重责任与压力下的无奈选择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料理家务就失去了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变成了一种私人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而现代个体家庭是建立在公开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的。这是恩格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2 年，第8 4一8 5页。92留守妇女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的行动实践分析斯回顾家庭发展史后对现代个体家庭的总结，他清晰地阐述了已婚妇女的家庭职责与附庸地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从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入手,对资本主义体制下女性的地位和状况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析,这一理论流派认为,妇女在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同时经受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双重压迫下,已婚妇女们既无法脱离家庭照护责任，又不得不被卷人工业化大生产之中。已婚妇女负责家务劳动也是我国占据主流位置的家庭职责分工模式。当下，虽然家庭成员尤其是夫妻之间关系日趋平等,互助模式愈加常见，夫妻双方共同参与家庭决策的情况逐渐明显，但是在履行部分家庭责任尤其是家务劳动、子女教育上还存在以女性为主的现象。在经济发展有些滞后的豫东乡村社会,这一职责分工更为常见。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与家庭角色分工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女性尤其是已婚妇女仍然承担主要的家庭照护责任。因为这一责任分工，乡村已婚妇女大多只能留守在家。但随着日常生活商品化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乡村民众的生活完全卷人到了市场化进程当中，“现在除了麦不用买，什么都得用钱买”是Y村民众对当下生活的常见感慨。与此同时,男性成家的费用日益高涨，日常生活中现金支出的比例也不断提升。诸多要素作用下，乡村民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不断飙升。经济压力的提升不仅影响了男性这一传统的养家者，也影响了作为家庭照护者的妇女，她们不得不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养家责任。即使承担养家责任,妇女们也难以像男性同龄人一样完全抛开家庭照护责任。同时,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农村地区的女性无法持续利用相对收入的增加来减少其家务劳动,这一现象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因此,身负顾家与养家双重责任与压力是豫东地区留守妇女生活状态的最佳概述,也是她们进行生计选择的基本背景。在这一背景下,已婚妇女非农化转移进程明显滞后于男性。男性更早、更多连年外出，而妇女则因为生养子女、照顾家人、赡养老人、耕种土地等缘由而阶段性地留守在家,她们只能依据生命周期与生活状态不断转换流动或留守。同时,男性多是脱农转移,而妇女则更多的是兼农转移；男性多以年於嘉：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社会2 0 14年第2 期。金一虹：经济改革中农村妇女的现状与出路，李小江、谭深主编：中国妇女分层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 9 1年，第36 页。93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度为周期,往返于家乡与流人地，而妇女们更多地选择季节性或阶段性地外出因家庭照护责任而在流动与留守之间不断转换、兼农转移、只能阶段性外出等现实使得已婚妇女们很难进入管理相对严格的城市工厂务工。但这些现实恰与近年来各地迅速发展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季节性工人的需求相吻合。为了生活,即使家人可能反对,越来越多的留守妇女尽其所能投身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之中,以短时期的劳作挣得一定的收入来贴补家用。妇女们每年农闲时节出发,结束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返回家乡村落时，天气尚不特别寒冷。恰逢农闲和相对适宜的天气,方便妇女们将家庭照护责任尤其是年幼的孩子临时托付给他人,通常是家里的老人。那时候出去干地里的活我才2 2 岁,没钱，只能想办法挣钱。俩孩子小，才1岁多,没人给看，走不掉，出去一年把孩子放家里不舍得。出去俩月挣点钱，够花的得了。小孩奶奶照顾不好，不给孩子洗，收拾不干净，我不放心。这么多年我没出去进厂打过工,都是去干地里的活。地里的活是体力活，累得狠一些，时间短，干完天冷了，你也回来了，孩子不受罪了。进厂的话你一走一年，孩子在家学习学不好、还受罪。虽然被托付的人只能部分完成家庭照护责任、家人不时埋怨妇女们外出期间家庭照护责任只是被暂时搁置而没有被很好地履行，但这种可以将就的状态给了妇女们一定的行动空间。她们可以与家人协商外出从事以农业雇佣劳动为代表的季节性生计。日常的照顾之余,孩子的上学情况也是很多妇女的核心关注点。为了管理孩子学习，即使婆婆可以代为照顾孩子，依然有不少年轻妇女放弃常年外出务工，而选择在陪伴、督促孩子学习之余季节性外出俩孩子在家上学，出去照顾不到孩子，也没法看着他们学习，不想出去了。去年疫情期间，儿子的学习成绩就有些下降，在家挣钱、出去采茶叶辛苦一些，但是可以看着他们学习，挣钱不就是为了孩子嘛。随着孩子长大,留守妇女们可以逐渐增加外出务工的次数与时间,但孩子的长大访谈对象：宋*珍（女，汉族,39 岁，河南省S县后台乡南村村民）；访谈人：韩雪春；访谈地点：河南省S县后台乡南村宋*珍家里；访谈时间：2 0 2 0 年7 月2 日。访谈对象：刘*花（女，汉族,38 岁，河南省S县后台乡社区居民）；访谈人：韩雪春；访谈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茶农陈老板的茶山；访谈时间：2 0 2 1年3月2 6 日。94留守妇女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的行动实践分析也意味着双方父母的老去，她们需要承担照顾年迈父母的责任。她们依然只能视家庭事务安排选择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并不是每一位已婚妇女都会同等程度地参与到上述所有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中去，她们往往依据个体生命周期及家庭生活所处的阶段而有所选择。并且，已婚妇女们选择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不是一劳永逸的，当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发生转变时,她们的生计选择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近几年，在Y村，自已照顾孩子而不是将孩子交给祖辈的年轻夫妻有增多的趋势，这些年轻的母亲们不忍心将孩子“扔”给婆婆，为了兼顾家庭与挣钱,她们极有可能选择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综上可知,已婚妇女与家务劳动的纽带与联系根深蒂固且难以在短时间之内打破。即使在不同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下,妇女们可以走出家门、流动至外地，在公共的空间内进行工作，但是她们依然难以割裂自身与家庭照护责任的联系。因此,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是乡村已婚妇女们面对养家与顾家双重责任与压力的最佳选择。只要妇女们与家庭照护责任之间的纽带没有割裂，为了兼顾家庭照护与挣钱养家，总有已婚妇女不断加入到季节性农业工人行列中来。三、认知发展：留守妇女关于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的观念与看法农业雇佣劳动的季节性契合了乡村已婚妇女身兼顾家与养家双重责任与压力的现实，乡村留守妇女并不总是被动的,并不总因教育水平有限以及拥有较少社会资源而难以开展行动。相反,她们利用现有资源，积极采取行动，安排好家庭与自我的生活,其间生动体现了乡村已婚妇女作为行动主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季节性给予了妇女们进入与退出农业雇佣劳动相对自由，方便她们兼顾养家与顾家双重责任。在长期从事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的过程中，留守妇女们形成了相对模式化的关于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的观念与看法。（一）大钱与小钱：妇女们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的代际差异不同代际的留守妇女因为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在从事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的行为实践中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不同代际留守妇女的家庭生活状态及其对自我身体状态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差异。年纪较轻妇女的身体状况较好,在95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她们看来,无论多么劳累，休息一天就歇过来了;她们养育孩子的责任与压力较重,尤其是那些面临儿子定亲、结婚等巨大经济压力的妇女，她们更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劳力去挣钱。同时,越是年轻的已婚妇女越倾向于从事固定时间内工钱更多的工作,如刨大蒜等需要强劳力投人、以包工形式计算工资的工作。不管有多辛苦与劳累,这些工钱高的活儿在她们看来是可遇不可求的,过了季节就只能等到明年,所以她们都是硬撑着干下去，直到身体习惯这样的劳作强度，季节过去，活儿结束,她们再休息。孩子（子女或孙辈)年幼尚需较多照顾的留守妇女更多地参与村落周边区域的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如刨大蒜，较少流动至外地，或选择短时间外出，如持续时间不足20天的采茶叶。等孩子逐渐长大，作为主要照护者的母亲或祖母就可以去更远的地方以及外出更久的时间。妇女们用“来钱快”形容刨大蒜等以较短时间挣取更多工钱的生计行为，与之相对的是“来钱慢”，她们同样用“大钱”与“小钱”来称呼这一区别。刨大蒜等属于“来钱快”的农活，所挣之钱即为“大钱”，而村落周边区域的种辣椒、摘辣椒、草等按小时或天计算工资的零活儿则归属于“来钱慢”的行列，所挣之钱即为“小钱”。访谈中，Y村留守妇女再三强调要挣钱得“大钱小钱都看在眼里”，即无论什么样的农活，只要有机会都去做。但实际情况是，有机会、有体力做刨大蒜等“来钱快”农活的较年轻妇女很少去做“来钱慢”的活,在她们看来，与其挣“小钱”不如歇着，养精蓄锐去挣“大钱”。对自身劳力最大限度地持续利用必然导致身体的损伤，年龄渐长，妇女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逐渐下滑。对于年龄较长的妇女来说,身体难以支撑她们继续做高强度的农业雇佣劳动,她们或退而求其次做一些不那么辛苦，但工钱也相对较低的工作,或在刨大蒜等活儿当中尽力而为,这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她们的收入低于年轻妇女的收入。而那些因照顾家庭实在无法从事“来钱快”生计的妇女,则只能选择种辣椒、摘辣椒、草等零活儿，不能挣“大钱”，“小钱”至少可以贴补部分日常开销。代际差异还可以用因儿媳妇、婆婆的身份所导致的不同行为来说明，在Y村,婆婆照顾孙辈理所当然，如果儿媳妇想外出挣钱，婆婆必须无条件支持。相对地，婆婆外出则不那么理直气壮，婆婆想要通过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挣钱需要与家人尤其是儿媳妇协商，做工期间由儿媳妇或丈夫暂时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婆婆所挣的钱需要与儿媳96留守妇女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的行动实践分析妇共享,或直接将部分收入给儿媳妇，或后续儿子儿媳妇办事儿时一次性拿出来。而儿媳妇所挣的钱则无须与婆婆共享，如果婆婆实在没有收入来源，儿媳妇至多支付婆婆做工期间孩子的日常花销。2 0 2 1年采茶季结束，返回家乡后，蒋*给了儿媳妇2 0 0 0元，张*梅给了儿媳妇6 0 0 元，而马*英只在出发前给婆婆2 0 0 元给两个孩子买早餐。从这里可以看出,婆婆给儿媳的往往是“大钱”，而儿媳给婆婆的则多是“小钱”。（二）名实不符：“隐藏”的生计劳动现有对留守妇女的研究大都只关注她们留守期间的心理状态、夫妻关系、生活安排,对村庄事务的参与状况等,却较少细究留守背后她们为挣钱所作的努力,她们的生计行为多是“隐藏的”。在Y村，承担家庭照护责任的已婚妇女并不是全年36 5天都留守在家，照顾好家庭的同时,她们还会有选择地从事一项或几项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但她们的季节性生计行为要么不被家人，特别是她们常年在外务工的丈夫知晓并重视；要么不被许可，家人们更期待她们照顾好家庭。对于部分年纪较长的妇女来说，家人们宁愿她们歇着保持好身体而不是外出干活增加损害身体的可能性。如前所述,相比于挣钱,照顾家庭是留守妇女更为重要的责任,在家人看来,因为挣钱而照顾不好家庭是不务正业。苏*英在2 0 2 1年去浙江采茶叶时，孙女刚满8 个月，去之前，儿媳妇和丈夫都不太同意她去，只想让她在家里照顾孙女，采茶叶期间，她平均每天挣40 0 元，收入不菲，但是她与丈夫几次打电话发生激烈争吵，丈夫说不稀罕她挣的钱，只要她早些回家带孙女。近年来，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与性别分工模式大幅松动,但仍基本维持着“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的劳动性别分工格局，且近年来（19 9 0 2 0 10 年），各个群体在男人养家观念方面均出现了向传统回归的趋势。概而言之,男性是主要的养家者，妻子则更多是“依赖者”“附属者”或“从属者”。但这一模式越来越表现出“名实不符”的特点,虽然大部分已婚妇女名义上仍然属于辅助的养家者，但实际生活中，她们所挣的钱对于维持家庭生活的重要程度不断提升。访谈中，留守妇女们总说自已所挣之钱是零花钱，多用于家庭日常开销，而丈夫所挣的钱则在维持生活的前提下储蓄，以备后续办事儿用。但在Y村，妇女们更多地负刘爱玉：男人养家观念的变迁：19 9 0 2 0 10，妇女研究论丛2 0 19 年第3期。97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责管理家庭日常开销,丈夫常年在外做事，往往并不清楚日常生活的具体开销与大概数额。同时，如前所述，他们并不十分赞同妻子外出务工挣钱，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多不会关注妻子到底挣了多少钱，自然更难对妻子在家庭经济生活中的贡献有所认知。因此，留守妇女的收入是隐在的,远没有其实际发挥的作用重要（三）主体建构：留守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随着季节性外出经验的增多、所得收人对家庭作用的加大以及过程中获取信息的增加，乡村留守妇女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这一点较为清晰地体现在出生于2 0 世纪8 0年代及之后的妇女身上。与年纪较长的妇女相比,她们掌握小家庭生活的更多决策权与经济管理权,她们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的目的不再只是为了家庭,而开始含有较为明显的自我追求成分，以及独立于丈夫的期待。访谈中，年轻的已婚妇女不止一次说起，无论她们通过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挣到多少钱，最起码她们不再需要因为个人的原因向丈夫要钱。在她们看来，即使首要职责是留在家里照顾子女，她们依然需要同时也可以挣够自已个人的花销，比如买衣服、买化妆品等。这说明，对于年轻已婚妇女来说,无论是在挣钱动机以及花销的具体内容上，自我的消费都开始占据一定的位置。日常生活中,年轻的已婚妇女也将自我的收人、对家庭所做的贡献与丈夫进行对比,并以此来要求丈夫承担一定的家庭照护责任或约束丈夫的某些行为。抱怨丈夫不管家务事儿或者要求丈夫将更多精力放在挣钱养家上的时候，她们时常说“他挣钱我也没闲着啊”或者“他挣了钱我也挣了”。背后的逻辑是“他为家庭做了贡献（挣钱)我也一样（照顾家庭、挣钱）”,进而“他可以出去玩我也可以”,或者“如果我可以为家庭做这么多的付出他也应该要为家庭做同样多的付出”。其间明显内含了部分年轻已婚妇女对于自己与丈夫平等的期待和要求。对平等的要求也为她们赢得了在照顾家庭之外一定的行动空间与正当性,而这些行动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自我”的生产与强化。总之,分析留守妇女的观点与看法，可以知晓妇女们关于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这一行为实践的认知样态及其发展过程。在“大钱”与“小钱”，“来钱快”与“来钱慢”的对比之中,不同代际的留守妇女从事着有差别的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这些差异具有一定的模式性,这与她们所处的年龄与家庭生活状态都具有紧密的联系。而她们所做的努力与实际所发挥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以至于形成了名实不符与被隐藏的状态。持98留守妇女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的行动实践分析续从事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的过程中，已婚妇女尤其是年轻的已婚妇女开始逐步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四、劳作过程：留守妇女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的实践样态从实践的角度看，劳动过程包括劳动者、其劳力的付出、将工作能力转化为实际工作，以及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等内容。因为无法常年外出,妇女们珍惜挣钱机会，她们尽其所能延长劳作时间,并在劳作时拼尽全力。她们的劳动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个方面是“赶”,呈现的是妇女们在农业雇佣劳动之中共时的劳作状态，为了赶出更多劳作时间,农业女工暂时放弃村落生活中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简化一切生活流程。“赶”也体现在工作氛围上，一旦进人集体工作场域,妇女之间无形中就会形成较量与追赶的氛围，个体尽力提升劳作速度。第二个方面是历时角度上自我规训的不断强化。在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兴起之初,妇女们拥有极少外出务工经验，她们自由、散漫，不熟悉雇佣劳动的规则，自然也时常不遵守这些规则。但伴随着经济压力的不断加大与雇佣劳动经验的日益累积,她们逐渐熟悉并习惯雇佣劳动的规则，不断强化自我规训,以获得更多收人。（一）赶工游戏的生成工人参与车间超额游戏的行为产生了对其规则的同意,这一“制造同意”的功能显示了从劳动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游戏的重要性，劳动过程被组织为游戏，而这个游戏界定的目标构建了当前车间里的价值。在从事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的过程中,妇女们也经历了类似的游戏过程，笔者称之为“赶工游戏”。“赶”是全方位的，体现在劳作每一天、每一项活动之中，赶着起床、赶着上厕所、赶着洗漱、赶着吃饭、赶着下地、赶着干活儿,所有“赶”共同服务于多“赶”出劳作时间这一目的。可以说，自她们从家乡出发，一切生活都是在“赶”的状态下完成的。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一一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0 8 年，第37,8 8 一9 3页。虽然本书的译者将作者MichaelBuraway翻译为“迈克尔布若威”，但作者名字更为常见的翻译是“布洛维”,笔者在提及作者时沿用“布洛维”这一译法。99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劳作期间，妇女们每天早上6 点前起床，30 分钟内完成起床、如厕、洗漱、吃早餐、收拾包袋等事务。部分人甚至一手拿早饭，一手提包袋就出发。快走赶到田地里，天还未亮,农业女工们或戴着头灯,或就在黑暗中劳作。早晨的露水会加大农产品重量，因此，妇女们尽力提升采摘速度。午饭由人送往田地里，地头快速解决午餐之后，她们立马就开始干活。下午要装车、运送，劳作时间短于上午。为了采摘与上午同等数量包袋的农作物，妇女们有意识加快速度。晚上忙完吃晚餐、称重、收拾包袋等事情之后大都已是深夜。可以说,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期间,妇女们的生活犹如被按下了快进键，每一件事情都是倍速进行。目的就是为了“赶”出更多时间用于劳作，以增加劳作时间来提升总收入。在“包工”这一工资计算方式下，她们自愿延长劳作时间，这是因为以总收入除以劳作时间的小时工价可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因为农业雇佣劳动可能的劳作时间长于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作时间，因此，妇女们可以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获得更高收入。近几年，小时工等灵活用工形式发展迅速，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等地的企业小时工工价在2 5元以上是常态，但是工厂上班的时间是固定的，每周也多会安排1天的休息时间。然而,因兼顾家庭而本就难以获得外出机会的留守妇女并未接受休息时间,她们一旦进人包工的工作场域，便不能自控般地拼命劳作：每一次回去之前都想着到那能干多少干多少，再不傻于了。去之前想得再好也没用，到那控制不住自己，干包工活，控制不住傻干，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儿。为自已“赶”出更多劳作时间只是赶工游戏的一个面向，人与人之间的较量与追赶是另一个面向。集体劳作的场域下,比较与竞争的氛围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采摘速度的快慢是在与好友、亲戚、邻居等相熟之人的比较中得出的,因为赶不上他人而产生沮丧情绪,这一情绪催促着人更加努力地投人到赶工游戏中。各人摘各人的，干得多挣得多，没人问你的事儿。你累了想躺地里睡觉也没人问你。但是你自不闲着，人家都在前面走着呢。人家摘完自己的去摘你的，他摘你的头遍他也不给你遛底。你能闲着吗？你不能闲着。访谈对象：李*红（女，汉族，48 岁，河南省S县Y村村民）；访谈人：韩雪春；访谈地点：河南省S县Y村李*红家里；访谈时间：2 0 2 1年2 月1日。访谈对象：万*华（女，汉族，50 岁，河南省S县Y村村民）；访谈人：韩雪春；访谈地点：河南省S县Y村万*华家里；访谈时间：2 0 2 0 年6 月2 9 日。100留守妇女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的行动实践分析都摔着呢，总想着超过别人呢，今天我比你多5斤，明天你都揽着劲非得超过我呢，你揽着劲，她也揽着劲呢。相互间的追赶是常见的,妇女们常说“快手带慢手，慢手也叫带快了”。每天晚上称重现场，大家都能听到每一个人的采摘量，这无疑是对所有人的即时刺激。与他人比较不只是为了赶上别人。季节性生计可遇不可求,更多时候只是留守在家的妇女们迫切期望通过既定时间的劳作来挣尽可能多的钱。枸杞、茶叶等农作物多需采摘2 一3遍，每一阶段妇女们都有理由督促自己再赶一赶。“摘完这第二遍就少了”“再拾几天就结束了”“多干一天是一天的钱”与赶工游戏相连的是妇女们从事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期间特有的生活逻辑。进人这些生计之初，新手赶不上经验丰富妇女的核心原因在于新手尚未习得季节性劳作期间特有的生活逻辑。这一逻辑可以总结为：打破在村落生活中养成的生活习惯与身体观念,忘却文明、卫生等已然内化的现代生活标准，一切以节省时间为第一原则。可以说,新手赶上熟练女工速度的过程也是习得她们生活与工作方式的一个过程。（二）自我规训的强化黄志辉试图走出“工厂政体”与“关系霸权”，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延展至工厂之外、无劳资关系的生产过程，在他的研究中，大城市周边租地种植蔬菜的“代耕农”与家装零散建筑工人虽然没有劳资关系束缚,却服务于整个“世界工厂”,他们为自身设定了身体规训框架,以利于对自身的剥削与压榨，他称之为“自我生产政体”现象。这一自我规训的现象同样可以用来说明豫东地区留守妇女从事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的劳动过程。在工厂上班,言行要受到严格管理制度的约束。而季节性农业工人是在地里干活，种植户与组织者不会时时刻刻跟着妇女们，怎么干活、干多少全凭自已，感觉累了，妇女们也享有休息的自由。因此,妇女们认为在地里干活没有人管，她们想怎么做就访谈对象：张*（女，汉族，45岁，河南省S县Y村村民）；访谈人：韩雪春；访谈地点：河南省S县Y村张*家里；访谈时间：2 0 2 0 年8 月2 8 日。黄志辉：自我生产政体：被忽视的劳动形态一一来自城郊农地与建筑工地的两类中国经验，青年研究2 0 13年第1期；黄志辉：自我生产政体：“代耕农”及其“近阈限式耕作”，开放时代2 0 10 年第12 期。:101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怎么做,很痛快。但从历时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感受不断消解。消解的过程正是妇女们逐渐被卷入工业化大生产以及她们不断强化自我规训的过程。外出务工兴起之后,妇女们积累了一定的工厂务工经验。她们逐渐习惯工厂管理体制的约束,并将其间的工作逻辑内化。进而,她们将这些已然习得的逻辑延展至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这时所展现出的工作状态必定不同于从未进厂务工时。工厂做工逻辑的内化与延展之外,对妇女们劳动过程产生影响的隐形约束要素逐渐增多,其影响作用也在不断加强。从历时的角度来看,经济压力剧增所带来的压迫感、赶工游戏内置的紧迫感、每日称重的即时刺激、妇女们兼顾家庭之弦的日益拉紧，这些要素都使得妇女们的压力日益加大。妇女们看似拥有如何劳作与不时休息的自由,但这些自由在历时的过程中不断呈现为一种幻象。李胜蓝、江立华在对外卖骑手劳动过程的研究中发现，平台通过抢单和等单的工作机制控制骑手们潜在的经验、思想和感受，塑造准时、快速的劳动时间感，进而引导骑手甘愿成为“全天候工人”，使他们主动工作；骑手看似可以自由掌控工作时间及自身的劳动，但实际的效果却是工作紧迫感的加剧,骑手们感受到的是更大的工作压力与更高的工作强度。虽然季节性农业工人的劳动过程不受外卖平台等新型监控措施的影响，但妇女们在历时的劳动过程中同样感受到了逐渐加大的工作压力与不断提升的工作强度。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大多是“包工”，以工作量计算收入。如前所述，为了挣到更多的钱,她们尽可能压缩劳作之外其他活动的时间,吃饭、休息多是将就,维持基本生存即可。开始劳作之后,她们主动参与到赶工游戏的生成、运作与强化过程中。其间，每一个人都不断自我鞭策,督促自已时刻保持紧张、高效的劳作状态,不允许自我松懈，正如布洛维的“超额游戏”一样,这一劳动过程不断地再生产着“自发的奴役”。0季节性农业工人时常所说的“紧快不如慢不歇”这句话很好地呈现了妇女们对整个劳动过程的自我控制。“紧快”指妇女们说的“想干就狠着干一会儿,不想干就歇一会儿”的劳动状态。2 0 世纪末2 1世纪初Y村妇女刚开始从事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李胜蓝、江立华：新型劳动时间控制与虚假自由一一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研究，社会学研究2 0 2 0 年第6 期。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一一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8 9 页。:102留守妇女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的行动实践分析时，跟随自我意愿而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是很多人的劳动状态。“慢不歇”指的是“干活全程都不休息”,这一状态下,哪怕干得慢一些,工人们也不休息。“慢不歇”要求女工对自已的整个劳动过程实施无差别的、严格的管控，不管个体身体状态、天气状况、他人劳动情况等要素，个体都要保持同样的劳动节奏。这一自我规训与自发奴役的状态呈现出不断加重的趋势。这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延伸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除去前述的妇女个体对工厂做工逻辑的内化与延展之外，当下的经济作物种植也不同于传统的耕作方式,资本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种植户、农业工人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了工业化的进程，且卷入程度日渐加深。因此,女工体会到的“自由”逐渐减少，她们看似是掌握自己劳动与命运的自由生产者，实质上却是给自已建造更加紧凑、更加“科学”、更加使人失去人性的劳动监狱。总之,通过对已婚妇女在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工作场域下劳动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她们参与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为了挣更多的钱,她们一方面努力投身于赶工游戏，在竞争与追赶之中提升自我的采摘速度。另一方面，她们进行更为严格的自我规训与程度更高的自我剥削。进而，她们兼顾家庭照护与挣钱养家。五、结语近几年，伴随着各地经济作物种植业以及农业加工企业的发展，已婚妇女可以选择的季节性生计增加了去湖南省、湖北省等地小龙虾处理厂挑选、分级、处理小龙虾，去安徽等地分装水果罐头，这些龙虾厂、罐头厂会在每年的收获季节招聘年纪较长的女工,这些农业加工企业的工人多是通过采茶工等季节性工人的组织者进行组织的。负责招工的人力资源公司招聘业务员会努力寻找村落里季节性农业工人的组织者，他们还会在采茶叶的季节去茶山上，寻找组织者洽谈合作。不仅是农业加工企业,其他类型的企业也开始将留守妇女作为潜在劳动力进行动黄志辉：自我生产政体：“代耕农”及其“近阈限式耕作”，开放时代2 0 10 年第12 期。:103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员，这些企业积极利用“季节性”这一特点，短期招聘乡村已婚妇女，以缓解企业特定时间节点的用工荒。近几年，浙江各地在双十一、双十二等购物节期间都会招聘乡村已婚妇女负责分栋、打包快递，Y村已婚妇女这两年开始有人参与其中，为期10 一2 0 天，每天可挣150 元左右。甚至于各地工厂，也积极利用订单的淡旺季来短期性地招聘工人，以满足订单集中时的生产要求,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已婚妇女对工作灵活、时间短等要求,虽不同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但却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更有利于吸收已婚妇女这一劳动力预备军,将已婚妇女纳人工业化大生产之中。而不同地区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劳动力的跨地区调配，乡村留守妇女的劳动力潜能得以最大程度的释放，各类企业借此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综上所述,豫东Y村已婚妇女因为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而阶段性地留在家里以照顾家庭，但她们并非全年固守在家，而是在履行好家庭照顾责任的前提下，利用当地历史悠久的流动生计传统,参与到不同的季节性农业劳作当中成为季节性的农业工人，赚取一定的收人,以达到贴补家用、愉悦自我等目的。Y村已婚妇女成为季节性的农业工人这一行动实践背后蕴含了多层次的内涵。在对这些内涵的分析当中，映射已婚妇女兼顾家庭照护与挣钱养家的努力、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的认知观念、季节性农业劳作现场的行动实践等。与此同时,工业化大生产也对妇女们所参与劳作的“季节性”这一特点进行延伸与利用,将已婚妇女由潜在的劳动力转换为切实可用的劳动力，由此促进企业的发展此外，“凑热闹”的心理机制、各地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雇佣劳动短工化的趋势等要素在乡村留守妇女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