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绿色翻译的基本内涵与题解路径_郭小锋.pdf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国内生态翻译的研究而言，“绿色翻译”在绿色发展的驱动下逐渐显现紧迫性与时代性，并在生态翻译学的推动下展现其绿色内涵与价值意义。虽有学者提供了关于绿色翻译的见解，包括“发展绿色翻译”1的呼吁、绿色翻译指向的“和谐翻译观”2的建构，以及关于“绿色翻译的生态属性及价值取向”3和“绿色翻译的思维结构与问题域”4等的讨论，但目前学界对绿色翻译的研究并不多，缺少对绿色翻译研究方法的自觉提炼而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中。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绿色发展理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实践落实存在认识论鸿沟，难以辨析“何为绿色”与“应该如何进行绿色翻译”的深层问题，因而无法从认识论上分析绿色翻译的核心内涵及其题解路径。因此，本文旨在厘清绿色与翻译的关联方式，分析绿色翻译面临的问题，以生态翻译学为认识论基础勾画出绿色翻译的核心内涵，提出破解翻译问题的题解路径，并回应“绿色翻译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对于深化绿色翻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绿色翻译的核心内涵：何为绿色翻译绿色翻译是一种实践性人文知识，主要面向具体的翻译实践。它既包含了翻译的绿色趋向，又蕴含了生态翻译的理念，体现了绿色与翻译的关联方式。在绿色发展的推动第 38 卷第 2 期2023年4月Vol.38No.2Apr.2023广 西 科 技 师 范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Guangxi Science&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绿色翻译的基本内涵与题解路径郭小锋1，罗迪江2（1.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西 来宾546199；2.广西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柳州545006）摘要：“绿色翻译”是生态翻译学中的一个新兴研究议题，它是以“生”为导向、以和谐为内核的“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展开的翻译实践活动。绿色翻译的核心内涵包括“绿色的翻译”“绿色地翻译”和“翻译即绿色”，这些构成了对于“何为绿色翻译”的探讨。祛除当前翻译观的“魅”、去除译者身份之“伪”以及扬弃翻译研究的简单性思维范式，不仅是当前绿色翻译最为重要也是最为迫切亟须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针对“应该如何进行绿色翻译”问题的回应。绿色翻译的核心内涵与解决问题的路径可以回答“绿色翻译何以可能”。因此，绿色翻译既是翻译认知朝向绿色发展的产物，也是推进生态翻译认知向前发展的动力。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绿色翻译；翻译；生态人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2126（2023）02-0068-07收稿日期 2023-01-25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译者中心理论体系建构的生态理性研究”（19XJA740004）；广西科技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视角下金秀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英译研究”（GXKS2022QN059）。作者简介 郭小锋（1975），男，广西扶绥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英语教学论。罗迪江（1974），男，广西忻城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态翻译学与理论翻译学。68下，我们自然而然地会问：何谓绿色翻译？这是在翻译研究逐渐走向生态化趋势的语境下需要反思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对绿色翻译进行科学定位的关键问题。从构词法上看，绿色翻译包含了绿色与翻译两个逻辑关联。它可以表达成三种形态：绿色的翻译、绿色地翻译、翻译即绿色。从绿色与翻译的关联方式来看，绿色翻译揭示了翻译研究的绿色理念和翻译实践的绿色行为方式，并展现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内涵。绿色翻译是“绿色的翻译”“绿色地翻译”“翻译即绿色”的交互融合，不仅决定了翻译实践的绿色行为方式，也决定了翻译的绿色形态和生态性质。它是翻译认识向绿色发展的产物，也是推进生态翻译认识向前发展的动力。不论是“绿色的翻译”“绿色地翻译”，还是“翻译即绿色”，它们都是绿色翻译蕴含的核心内涵。（一）绿色的翻译“绿色的翻译”从绿色理念的视角审视和探究翻译及其行为的本质。需要强调的是，绿色是一个富有生命活力的词语，是“生态”与“生生不息”的最具体表征。它是一个语义多样性的概念，既可指物质存在，也可指精神理念，其内核思想就是和谐性。绿色翻译与生态翻译学是一脉相承的，倡导翻译的和谐统一与生态平衡，在生态翻译学语境中与生态翻译的内涵基本一致。它们试图从翻译的整体生态出发揭示翻译行为的和谐关系，尤其是探究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的和谐性。因此，和谐性不仅成为一种贯通和认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新方法论特征，而且被视为一种认识和理解绿色翻译的研究方式。它不仅能揭示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共在”与“共生”法则，也能把握绿色翻译的本质和最基本的存在方式5。就绿色翻译与生态翻译之间的关系而言，生态翻译被理解为一种生态化形态上的翻译，而绿色翻译是生态翻译的具体化，它所指向的是“绿色的翻译”。它是以和谐为基础的翻译实践，是在绿色观念上把握文本和创造文本的翻译实践，是实现译者与文本、翻译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翻译实践。“绿色的翻译”是从绿色的视角去寻求翻译的整体生态化，以和谐作为具有优先性的翻译原则。它的优势在于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生态理性与和谐统一。换言之，翻译旨趣并不指向专门以绿色为特征的文本的翻译，而是以绿色为视角实现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和谐的翻译实践活动。它的要义不在于限定翻译的对象、范围、问题或类型，而在于表达或确立一切翻译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中心和谐性是其典型的特征。和谐性拥有绿色翻译意义上的本体属性，它是翻译和谐关系的终极赋予者和翻译生态平衡的根源。它诉诸一种翻译生态的和谐性的力量，要求译者以“生态人”的身份出场，并促使翻译趋向和谐平衡。因此，绿色翻译与生态翻译学息息相关，它既是从绿色理念和绿色观念的角度看待翻译，也是从绿色价值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并且从整体生态化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即从译者的生存境遇、文本的生命状态、翻译的生态整体之间和谐性的角度看待翻译。（二）绿色地翻译通常来说，绿色牵引下的翻译，会呈现出“绿色地翻译”的形态。如果“绿色的翻译”是对翻译和谐性的追求，那么“绿色地翻译”就是翻译具体的表征形式，即要建立一种以“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来审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生存境遇、文本的生命状态、翻译的整体生态之间的和谐关系，凸显翻译自身的生生不息。可见，以“生”为导向展开翻译实践，表明“生”是“绿色地翻译”发展的基石，并且是“绿色地翻译”实践的核心。换句话说，当绿色成为翻译精神的本源时，它能有效地化解翻译的非生态化问题，产生一种理想的69“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以“生”为导向的和谐关系便构成了绿色翻译所追求的目标。“绿色地翻译”的一个根本点就是强调以“生”为基底进行翻译实践的解释，被看作是以“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来实现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和谐关系既是“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的内核，也是绿色翻译所追求的目标。在翻译实践中，“绿色翻译”通过“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对翻译行为进行导向指引，尊重翻译的整体生态，履行翻译的生态责任，践行翻译的绿色行为，维护翻译文化的多样性，避免陷入工具性与功利性的倾向。“工具性与功利性这两种情况应该说引起翻译学界的高度警觉，因为前一种情况把翻译的作用定位于实用层面，归结于工具性，必然导致矮化翻译的结果，而后一种情况急功近利，必然会导致翻译焦躁症与市场决定论。”6相较于传统翻译，“绿色翻译”更能说明与解释翻译事实与翻译价值，并从绿色的角度看待翻译的和谐性，能够避免或克服翻译行为的工具性与功利性。探讨“绿色地翻译”，有助于更好地讨论翻译如何实现译者、文本、翻译生态之间的和谐性问题，从而突显“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整体性作用，并对翻译现象作出新的解释。简言之，“绿色地翻译”就是以绿色为导向践行翻译的整体性与和谐性，它批判离开对翻译整体生态的考察而直接追求功利主义造成的翻译生态失衡，要求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应该拥有“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把翻译作为一种“生存生命生态”的形态来探究。探究“绿色地翻译”过程既显示了对翻译实践过程和谐关系的寻求，也显示了翻译对译者、文本、翻译生态和谐关系的理解。译者要充分利用绿色理念去理解译者的生存境遇、文本的生命状态与翻译的整体生态，并用绿色思维去表达对翻译和谐关系的理解。（三）翻译即绿色“翻译即绿色”是绿色与翻译相互诠释、相互融合的结果。在生态翻译学上，绿色与翻译的互释，就是生态翻译的具体化与实践化的展开；“绿色的翻译”与“绿色地翻译”相互融合，是从“绿色的角度”看待翻译与从“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看待翻译的互动结果。在互动的过程中，“翻译即绿色”把“绿色”作为翻译的路径依赖，并始终以和谐性为追求目标，牵引出以“生”为翻译发展的内核。为什么会有“翻译即绿色”的问题？或者说，“绿色”对于翻译意味着什么？从尼采的“上帝死了”到罗兰巴特的“作者死了”，从语言翻译观到文化翻译观，揭示了翻译文本的脆弱性：“作者的死亡意味着读者的诞生。”7读者的诞生意味着文本的多元性，而文本的多元性则意味着译者的创造性。换言之，长期占据西方统治地位的文本中心论被“作者之死”完全颠覆和瓦解了。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自然而然地诞生了，又成为翻译的操纵者与主宰者，而翻译研究也逐渐陷入了译者中心主义的泥潭。翻译生态被译者中心主义分割成碎片。如果没有翻译生态的整体性支持，翻译如何应对翻译生态的碎片化问题呢？因此，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译者生态与翻译环境生态、文本生态与翻译生态之间产生了断裂关系，和谐关系在此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从而产生了全新的亟须解决的翻译难题。这是翻译实践层面上对翻译的非生态化问题的解决与探讨，“翻译即绿色”也应运而生。“翻译即绿色”的内涵与生态翻译学“翻译即生态平衡”的理念具有内在的契合点。它从翻译现实与翻译问题出发，解决翻译的各种非生态化问题。“翻译即绿色”以绿色作为解决翻译问题的路径依赖，是生态翻译的具体化与实践化。它追求生态翻译学所倡导70的“翻译即生态平衡”，主张在翻译实践活动中通过绿色理念和行为解决翻译的非生态化问题。二、绿色翻译的题解路径：应该如何翻译毋庸置疑，对绿色翻译的深入分析，预先设定了我们探究的核心问题：绿色翻译到底“应该如何翻译”？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应该如何翻译”问题是针对绿色翻译的解决路径而产生的。它不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如何翻译”，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如何翻译”，其旨在以绿色理念为视角对翻译的非生态化问题进行解决。绿色翻译的核心议题就是消除翻译研究中的非生态化问题，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便是通过绿色理念的方式消解“非生态化”问题，从而建立起绿色和谐的翻译基础。因此，为了弥合翻译研究的割裂状态，作为对翻译非生态化问题的解决方案，绿色翻译需要提供三个难题的解答：如何祛除当前翻译观的“魅”；如何去除译者身份“伪”；如何扬弃简单性思维范式。这些成为当前绿色翻译最为重要且最为亟须的解题路径。（一）祛除当前翻译观之“魅”伴随着翻译研究的多元化与后现代性发展，翻译观前所未有地遭遇传统与现代、传统与后现代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抉择？如何才能祛除当前翻译观之魅？祛除当前翻译观之魅，意味着要建构科学的绿色翻译观。换言之，要建构科学的绿色翻译观，当务之急就是祛魅。实际上，我们通常对翻译的理解往往局限于对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的理解，而没有关注到绿色翻译与传统翻译之间的深刻差别。我们通常将翻译理解为语言转换或文化操纵，从而错失翻译的生态化与绿色化的意蕴。当代翻译研究最深刻的忧患是和谐性的丧失。事实上，作为主体性的译者必须关联于翻译群落之中，在相互作用、相互依赖之中才能生成出翻译的主体性与群体性。“翻译沟通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它应建立并实现的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双向交流与对话。”8译者作为主体性的存在，必须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获得生存，与翻译群落相互协调才能对文本生命获得新的认识理解；否则作为主体性的译者便成了翻译的操纵者，文本生命便失去了生生不息的源头。如果我们意识到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都不能忽略“绿色”与“翻译”共生这一基本事实，那么绿色翻译观的建构便是翻译和谐关系、生态关系遭遇断裂之后最重要且最紧迫的课题。绿色翻译的语境必须面对翻译生态性与和谐性的缺失，必须面对翻译是两种语言或跨文化之间的对等转换。绿色翻译是对当前翻译研究存在非生态化问题的反思，促使翻译从非生态化问题回归绿色化问题。从绿色理念的角度出发，绿色翻译的问题定位就是告别原文中心论、译文中心论导致的非生态化问题，促进翻译的和谐性。如何在翻译的非生态化问题中祛除当前翻译观的“魅”而拯救翻译呢？从生态翻译学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作为研究对象的不断探究中可窥见一斑。这里的重点不在于建构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体系，而在于其理论体系所指向的生态翻译所致力于推进的绿色效应，它将生态理性的批判锋芒指向文本中心论而导致的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的生态失衡。在这里，“绿色”如同纷繁杂乱中的一颗亮丽明珠，它总能唤起一种生命活力，促进翻译实践活动指向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和谐。（二）去除译者身份之“伪”我们如何去除译者身份之“伪”？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各种翻译理念往往抓住译者概念的某个点（如主观性、主体性、能动性）而予以淋漓尽致地发挥，译者不再隐身于文本71之中而显形于翻译之中，呈现出一种主体性价值论难题9。这种难题表明，面对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而造成译者高度异化的事实，译者不再是一个隐身人，而是面临译者权力与译者责任、译者叛逆与译者伦理的多元分裂。译者与翻译实践分道扬镳，翻译成了译者手中随意删减增补的一把利剑，既可成为译者的操纵，也可成为译者的同谋。要去除译者身份之“伪”，就要克服对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倡导绿色翻译，译者已不再是翻译的主宰者，而是以生态人的身份出场。克服译者主体性过度张扬意味着译者需要以生态人的身份出场，并通过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发生和谐关系，消除意识形态、权力关系、赞助者、主流诗学等外部因素的控制与主宰，坚持和谐优先的翻译原则。译者作为生态人，在处理和文本的关系时处于与文本互生共存的平等关系，而不是任何一方被改写、被主宰、被操纵的绝对关系。在处理译者与翻译群落的关系时，彼此之间处于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和谐状态；在处理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时，彼此之间处于相互依赖、彼此适应的和谐关系10。不论是翻译研究的原文中心论，还是译文中心论，实际上都立足于这一割裂状态，以此表达当代翻译研究遭遇到的深层生态融合危机：由于原文中心强调原文的至上性而使译者陷入了“物本化”隐身，相反译文中心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并且关注译者的主体性而让译者得以“人本化”显形。与此相关，“物本化”隐身所牵引的是译者作为两种语言的转换者而出场，“人本化”显形所导向的是译者在文化语境中作为操纵者而出场。译者身份在不同的翻译研究阶段得到不断的建构，但从本质来说，不论是转换者还是操纵者，其所表征的本质属于非生态化的行为。在此，译者身份作为非生态化问题的具体呈现形式，使译者在翻译工具性与功利性的驱动下可能陷入译者中心主义的危机。生态翻译学表明，任何翻译实践活动中译者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都要以翻译本身所固有的本质和规律作为依据。同时，译者生存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中，既受限于译者的生存境遇，又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更要建构适应自身发展的翻译生态。如果译者一味地凸显主体性而无视各种翻译生态环境的限制，译者的翻译实践活动就会失势、失效。译者要通过回归本真的翻译实践活动去除某种超越主体性的权力与地位，在翻译实践活动中以生态人的身份出场。唯有以生态人出场，译者才能去除译者身份之“伪”，使自身走向绿色翻译。（三）扬弃简单性思维范式如何走出简单性思维范式的危机？这是绿色翻译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扬弃简单性思维范式意味着确立复杂性思维范式。翻译研究的复杂性思维范式既与21世纪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有关，也与翻译研究的生态趋向密切相关11。在翻译实践活动中，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同等重要，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它们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绿色翻译的“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与以往的思维范式形成鲜明对照。从翻译研究层面来看，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二元对立反映了翻译学领域内存在的两种对立倾向。翻译研究的发展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已转向复杂性研究，促使研究者有意识地运用复杂性范式去理解与把握翻译12。绿色翻译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动态的复杂性思维范式，其意旨是要动摇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在翻译研究中的统治地位，实现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和谐关系，以“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来解决因对待翻译研究方法论的不同态度而引起的翻译学方法论上的二元对立。随着生态翻译学的建构及其绿色翻译观的确立，简单性思维范式逐渐被消解。然而，绿色翻译面临的第三个难题是如何通过“生72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解决当前翻译研究的失范状态。从思维范式的角度来看，翻译研究的失范状态一直是绿色翻译面临的长期难题。解答这个难题将伴随绿色翻译的发展而不断得到解决，而绿色行为实践是应对简单性思维范式的关键。从简单性思维范式的根源来看，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是催生简单性思维范式的问题所在。因此，绿色翻译的关键在于消解简单性思维范式的确定性、线性、简单性、给定性，核心是以“生”为导向、以和谐为内核建构的“生存生命生态”的思维范式，促使翻译研究朝向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线性与非线性、简单性与复杂性、给定性与生成性的辩证统一的方向，同时克服简单性思维范式的局限。如果审视当代翻译研究在克服简单性思维难题上的深层关切，我们会发现：消解简单性思维范式的尝试与建构复杂性思维范式的努力一直都是贯穿当代翻译理论的两条相互交织的主线。透过这些尝试与努力，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翻译学是首要的，其出发点建立在“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之上，深入到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中，深化了对翻译及翻译活动的整体性说明和复杂性理解，克服了翻译研究简单性思维范式的缺陷13。结语综上所述，“绿色翻译何以可能”，在“绿色的翻译”“绿色地翻译”“翻译即绿色”的核心内涵中找到了理论支撑；正是对“何为绿色翻译”的探讨，才使得绿色翻译的核心内涵得到了适当的阐释。而“应该如何进行绿色翻译”则引出了绿色翻译需要解决的三大难题：如何去除当前翻译观的“魅”，如何摆脱译者身份之“伪”，以及如何弃用简单性思维范式。解决这些难题，可以进一步巩固和支撑“绿色翻译何以可能”这个论题的依据。在绿色翻译的领域中，人们对翻译有了更正确的认识，以“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认知翻译，获得了关于译者生存、文本生命和翻译生态和谐性的知识。这种认知上的和谐性推动着人们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秉持译者与文本、翻译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理念，实践绿色翻译行为。这就意味着，绿色翻译的和谐理念与“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已深深地融入翻译实践之中，从认知论上肯定了“绿色翻译何以可能”的论题。虽然绿色翻译的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但它对于翻译非生态化问题的理性分析和解决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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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ssue in Eco-Translatology，green translation is an activity of translation practicecarried out by means of green behavior，motivated by“being-alive”and oriented by“harmony”in the thinkingparadigm of“survival-life-ecosphere”.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green translation including“green translating”，“translating greenly”and“translating as being green”aims at exploring the question of“what green translation is”.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present translation views，the removal of the pseudo-translator identity and the sublationof simple thinking paradigm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urgent solution paths to the question of“how to do greentranslation”.The question of“how green translation could be possible”can be answered from the core connotationsand solution paths of green translation.In a sense，green translation is the result of translation cognition shifting togreen development and the motivation of promoting eco-translation cognition forwards.Key words：Eco-Translatology；green translation；translation；eco-translator（责任编辑：师艳玲）（责任校对：李婵妃）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