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聊斋志异》中狐精的“仁性”特征.pdf

第43卷 第3期2023年08月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Vol.43 No.3Aug.2023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个异彩纷呈的精怪世界。在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中，涉及精怪题材的小说篇目有 125 篇，其中狐类精怪共 84 篇，只有十篇的狐未见人性，剩余的都涉及到狐精幻化成人的情节。蒲松龄在集前代作品之大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赋予狐类精怪人性化的最高境界，成功塑造了数以百计鲜活生动的狐类精怪群体。整体来看，蒲松龄极力塑造具有人形美、人性美、人情美及艺术美的美狐形象，实现了人形、人性和人情的完美结合，完成了审美化、理想化和现实性的高度统一。1这是对以往在文学中多担任反派的狐形象的崭新书写，标志着狐形象的创作达到了最高峰。因此，关于聊斋志异狐形象的研究显示出较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微观视野出发，循着人性的逻辑，试图探讨支撑起狐精人性美、人情美特质的“仁性”文化内涵，细察其贴近人的伦理道德的一面，理解蒲松龄所寄托的理想和向往。一、何为“仁性”“仁性”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与一定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以“仁”为核心的人类独有特性和形象特点。中国仁文化源远流长，其根基见于儒家仁思想。“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节与和谐人际关系，强调个人对他人的爱和尊重。因此，“仁”具有明确的“人的特征”指向范围。最早由孔子围绕“爱人”这一基本形式，构建出了仁学的思想体系。“仁”经过儒学发展以及时代风貌的熏陶，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和价值，但“仁”的表现始终如一，其终极呈现就是“爱人”，可归结为“仁者爱人”。“仁者爱人”所体现的，是君子对所有人都应抱有“爱”的情怀，同时，面对不同远近亲疏之人，“爱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能够巧妙融合。“爱人”随着仁德的展开而披露出多方面的内蕴，具体可以从亲亲、以德报德和泛爱众三方面理解。（一）亲亲孟子说：“亲亲，仁也。”2“亲亲”，即亲其亲，指的是亲近和自己亲近的人，体现“爱人”的特殊性内涵。具体而言，“亲亲”既倡导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情之爱，也包括与志同道合之人相交的友情之爱。一方面，孔子主张“孝悌为本”的血亲伦理规范是“爱人”的本源。善于事奉父母为孝，友爱兄弟姐妹为悌。论语中记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这表明孝和悌是实现“仁”的根本，是对“仁”的回报。试论聊斋志异中狐精的“仁性”特征王艺乔，许勇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6）摘 要：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描写狐精的集大成者，创造了一个独具人性和人情美的理想狐世界。蒲松龄既继承了前代文学所积累的狐创作经验，又吸收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核心思想，基于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在聊斋志异中发展出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蒲氏仁学”，塑造出具有孝亲、友悌、知恩图报和乐善好施等“仁性”品质的完美狐精形象，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生发出人不如狐的哀叹。关键词：聊斋志异；狐精；仁性；儒学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63(2023)03006707DOI:10.16729/ki.jhnun.2023.03.011收稿日期：2023-03-31作者简介：王艺乔（2002-），女，河北唐山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2020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68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由此可见，“爱人”要以孝为先、以爱齐家，才能把特殊性的“父慈子孝”扩展为普遍性的“仁者爱人”。另一方面，儒家强调以仁义为归宿的友道，看重“成人之美”的君子之交。论语中的“以友辅仁”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朋友一伦的基本内涵，朋友之间以信为首、进德修身，使彼此渐入仁道。孔子在其政治理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中，将信作为朋友交往的准则，“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更成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必答之问。在信的基础上，与友为善、互相提升、互相成就，进而追求“仁义为本”的纯粹友情体验，以期达到“君子成人之美”的交友境界。（二）以德报德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德性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孔子早在论语宪问中云：“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3“以德报德”谓以恩德报答恩德，是儒家“投桃报李”报恩思想的生动体现。“报”这一观念在契合“德性文化”需求的同时，成为了实现“仁者爱人”的主要途径。它外化为行为上的知恩图报，将儒学五常中的“仁”与“义”有机复合，生成独具特色的报恩母题，从而使“仁者爱人”具有极为丰富而深厚的思想价值，诠释更深层次的儒家道德理想。（三）泛爱众“爱人”对仁思想最高层面的诠释，在于“爱”之情怀的普遍性。孔子“泛爱众”的主张就是对这一普遍性最典型的表述。“众”指大众、众人，由此，这里的“泛爱众”就是广泛地爱大众、爱众人，不仅爱亲近的人，还要爱陌生人甚至天下众人。可以理解为，在“亲亲”的基础上推己及人，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最终达到普遍社会性的“博施济众、普济苍生”。在论语雍也篇中，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3这里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把对亲人的血缘之爱、对朋友的友爱扩展为对全社会人民大众的博爱，但这是连尧舜两位圣贤都难以做到的，所以只能积极地将血缘亲情扩展到社会众人中，以期无限趋近具有社会性特征的“仁者爱人”。儒家之仁爱寓于亲情之爱之中，以亲情之爱为本源，历经友情、恩情等特殊的爱的形式，最终上升到普遍大众之爱。这些“爱人”的书写赋予了“仁性”最高尚、最深沉的内涵，成为人性人情光辉的最佳写照，也指引着蒲松龄在创作中用自己的笔墨塑造具有亲亲、以德报德、泛爱众三重文化内核的“仁狐”形象。二、聊斋志异中狐精“仁性”的书写蒲松龄以一支妙笔将人性人情中最具光辉的“仁性”内涵灌注于狐身上，着力塑造聊斋世界中的美狐形象。他将人的道德、情感赋予狐精，以儒家仁爱为准则，在审美情怀和人文精神的观照下，完成了狐形象的全面人性化，最终使这些狐完全化身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更成为了闪耀着人类思想的完美化身。（一）孝亲“百善孝为先。”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刻画了许多爱亲敬亲、遵从孝道的狐精形象。青梅中塑造了一个崇尚孝顺，被张生孝道打动而毛遂自荐嫁入张家的狐婢女形象。幼时失去父母双亲的青梅偶然间看到张生对父母的孝行，对其孝顺端正的品行感到敬佩和赏识，认为他是值得托付的最佳良婿。于是青梅自荐以身相许于张生，勤俭持家、孝敬翁姑，尽心周到的程度甚至胜过张生。以孝之仁德为婚配准则，并最终以孝为显，对于孝道的推崇从一而终，是狐女青梅完美仁性的彰显。婴宁篇的婴宁也是知孝廉的典范。“老母岑寂山阿，无人怜而合厝之，九泉辄为悼恨。”4在得知抚养她长大的鬼母孤苦不得安葬时，原本无忧无虑、以笑著称的少女竟至痛哭流涕，在其夫王子服的帮助下为母迁坟，而后每年清明都会登墓拜扫，极尽孝道。不同于青梅和婴宁正面呈现狐精对于“孝亲”观念的推崇和实践，蒲松龄还试图通过狐精惩治不孝之人的情节衬托狐狸孝道，讽刺人之不仁。马介甫是典型代表。杨万石的妻子尹氏“奇悍”，稍第3期69有不顺心就用鞭子抽打家里人，还将杨父视作仆人，致使杨父常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狐仙马介甫三次拜访杨家，救助杨父、惩治尹氏。连狐精都愿意向初识的年迈老翁无私提供物质帮助，而尹氏为人却忤逆孝道，故意无视公公的温饱，甚至恶语相向、大打出手。血缘亲情的崩坏使真正的人身上看不到丝毫“仁性”的影子，被人们视为异类的狐精却恪守着人类社会伦理道德中的“孝”传统，承载着对于人类社会孝道现状的深刻反思和思考。（二）友悌诗经云：“惠于朋友，庶民小子。”5在无法割舍的血缘亲情之外，蒲松龄对于狐形象的塑造更侧重宣扬人与狐之间的“友悌”，强调人狐友情的亲密和纯粹。胡四相公 篇狐精胡四相公与张虚一的友情便令人动容。张虚一诚挚拜访狐家，也得到了胡四相公“鳖羞鹿脯，杂以芗蓼”4的热情招待，两人相谈甚欢最终成为知己之交。后来胡四相公远归，相互之间也再无音信来往，却在偶然得知张虚一生活拮据、向亲兄弟求救无果的情况下慷慨解囊，以一整箱白银相赠，助张虚一渡过难关。胡四相公这种仗义疏财的行为恰好与亲兄弟薄情寡义的丑态形成极大反差。本应血浓于水的亲情却不敌狐与人的友情，正如但明伦所评：“兄弟之情，何遂不及于朋友？况学使而不及一狐哉！”6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人不如狐的悲叹，寄托对于世风浇薄的深痛感慨，美好人性的社会理想逐渐破灭。封三娘中狐女封三娘与范十一娘之间的姐妹情同样成就了一段佳话。盂兰盆会上，范十一娘与封三娘邂逅。两位绝代佳人互相吸引，就此建立了极其深厚的姐妹情谊。长久的往来后，封三娘为范十一娘谋得如意郎君，利用狐术助二人终成眷属。封三娘对待朋友之无私、真诚背后所呈现的是“君子成人之美”的道德准绳。除此之外，酒友中以酒会朋，结为“糟糠之良友”的车生与狐；娇娜中孔雪笠与狐女娇娜“生死度外”的腻友之交等都细致刻画了人狐的交友之道：他们重视友情，看重双方之间珍贵的友情，彼此尊重、互帮互助。这种纯粹而醇厚的情感体验给人强烈的道德感、现实感，似高山流水之俞伯牙与钟子期，似管仲与鲍叔牙之辈，书写比肩千古知音的友悌观。（三）知恩图报“恩情深似海，报恩无止境。”蒲松龄在狐精故事的创作中将儒家德性文化的“报”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入微入妙。聊斋志异直指儒家人际交往体系中的“仁者爱人”准则，通过对人狐交往世界的描绘，构建了以狐精回报人类恩情为核心的报恩补偿型结构。结合其实际的报答形式，又可将其细分为报之以物、报之以官、报之以情三种模式。报之以物，即受恩者在恩人或其亲人遭遇困难时以金钱等物品施以援手的一种报恩方式。此类故事的重点在于突显物质报恩的价值，现以王成和巧娘为例作简要说明。王成开篇便交代了王成生性懒惰致家贫，“与妻卧牛衣中”，但在偶然捡到老妇人的金钗时“遂出授之”，同时得知老妇人是祖父的狐仙妻子，便将她恭敬地请回家中。狐祖母见后代如此穷困潦倒，便推波助澜报王成拾金不昧之恩，不仅赠物解决温饱，还拿出四十两银为本钱教其致富方法，最终王家日渐兴旺。此篇作品中，穷汉王成拾金不昧，狐仙祖助其富甲一方报答恩情，家庭财富的累积顺理成章成为衡量物质报恩价值的一把尺子。巧娘篇的狐仙华姑则是利用狐术之物进行救助报恩。为报答傅廉替女儿渡海寄信的恩情，华姑以神药相赠治好了他的天阉之疾，促使其后半生幸福美满。利用神药治愈顽疾报答恩情，将物质报恩蕴含的生命健康价值最大化呈现出来。在狐精物质报恩的过程中，其价值受到物质化、具象化的呈现，直观突显出助人为乐的道德规范和知恩图报的仁德观；同时以变化的衡量标准、变化的表现形式存在于不变的报恩母题中，物质报恩以较强的王艺乔，许勇强：试论聊斋志异中狐精的“仁性”特征70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灵活性和适应性成为跨越时代和社会属性的宝贵财富。科举时代下如何走上仕途既是社会主旋律，更是文学作品的永恒话题。聊斋志异中报之以官的报恩模式是指人狐交往过程中，重情重义的狐精助力书生或金榜题名或官运亨通，最终功成名遂。譬如 凤仙 篇，书生刘赤水与狐女凤仙郎情妾意，却被岳父嫌弃无能贫困。凤仙为报刘生情深意切之恩，赠以一面保留自己图像的镜子，每当刘生怠惰之时，镜中之人便面容悲伤，只有奋发学习才能与凤仙相见。凤仙以一面镜子督促刘赤水继续学习、焚膏继晷，在精神激将法的助力下，刘赤水一朝中举。再如黄九郎中得何生宠爱、绝对忠诚的黄九郎，因感何生对自己一片赤诚之心，同意献身于酷爱男色的秦蕃老贼，协助何生扫清官场障碍，护其飞黄腾达。透过以官相报的报恩模式，我们不难看出特定时代下知识分子对于功名的狂热追求，以及科举制度对文士灵魂的侵蚀。值得一提的是，蒲松龄化讽刺为期冀，赋予狐精“爱人”报恩初心，狐再一次成为了跨越社会阶层束缚的救赎和希望。报之以情模式的关键在于受恩者给予施恩者情感层面的回馈，多发生在女性受恩者和男性施恩者的情感关系当中。用深厚的情感纽带连接人狐，造就富有人情魅力的精神报恩世界，如痴如醉、触动人心。在蒲松龄的书写下，情感酬报不仅出现在受恩者与施恩者双边关系中，也存在受恩者以第三方角度帮助施恩者成家立业的现象。小翠和青凤都是狐女本人直接进行情感报恩的范例。小翠中的狐女小翠为报王御史幼时的救母之恩，主动嫁给其傻儿子王元丰并医治好其疯病，为王家延续香火；青凤中耿去病机缘巧合救下被犬逼逐、危在旦夕的狐女青凤，青凤以身相许报答恩情，二人终成眷属。此外，荷花三娘子则讲述一个狐女为恩人寻觅美好缘分的故事。士人宗湘若见狐女被封在坛中，念及交往旧情终心软放其离开。狐女感激不尽，随后帮助宗湘若谋娶了秀外慧中的荷花三娘子，绵延子嗣，为宗家增加福报。不论是直接的“报之以情”还是间接的“报之以家”，都是人类社会中“以德报德”“善有善报”价值需求的彰显。蒲松龄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狐精身上理性、人性的“爱人”自觉，对情的高扬与呼唤，塑造其善良的道德品格。人间烟火气和人性之美相交融，凝聚成独具特色的狐精形象。报之以物、报之以官、报之以情三种方式，由浅入深，层层递进，配合“以德报德”的文化根基，从劝世人行善的道德层面升华到关注人类的内心需求的精神方面，7进一步提升仁狐爱人的报恩境界，发扬人狐互谅互助的良好风尚，突显对社会人性、人情回温的期望。（四）乐善好施聊斋志异中的狐题材多以狐精助人、爱人的美好属性作为故事基点，注重唤醒人类内心最伟大的情感，揭示乐善好施的狐形象在超越特殊血亲团体、完成普遍社会博爱的推演中的意义和地位，推动人性真善美主题的凸显。武孝廉篇在偶遇时以神药助重病石某起死回生的狐妇；马介甫篇多次救助杨家弱小、惩恶扬善的马介甫；红玉篇情义兼备、陪伴书生白手起家脱于困厄的侠女红玉狐精身上共同的奉献精神成为人狐故事发展的必备要素，映衬出一种高于亲情、友情的广博情怀，帮助深陷苦难的人们脱离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现实困境。虽无法匹及儒家“泛爱众”的终极关怀，但仍完美贴合了“仁爱为本”的现实关切，赋予狐形象新的思想和审美文化价值。总的来说，蒲松龄借狐精超自然的灵性，巧妙地将儒学仁爱理论融进狐类精怪的思想、情感和个性中，沉潜丰富而独特的文化意涵，从而刻画出以孝亲、友悌、知恩图报及乐善好施为精神核心的“仁性”之狐，同时彰显着对社会约束的超越以及对社会人情风貌的理想诠释。可以说，“仁狐”形象的书写最终完成了“仁性”中道德特性和社会特性的融合共生。第3期71三、聊斋志异狐精“仁性”书写的成因文学作品是作家主观世界与客观外在世界二元碰触的产物，蒲松龄在前人探索狐精“仁性”叙述经验的基础上，辅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这一力量源泉，融入自身对社会现实与人性道德的评判，铸成独具“仁性”特色的狐精品格，生动演绎了一个拥有完美人性、人情的狐世界，寄托作者的理想和希望。（一）客观成因“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4既“搜神”以鉴，又愤直不容于时，都为聊斋志异的“仁狐”叙述提供写作基础。首先，前代叙述经验的影响。探讨狐的仁性特征可谓古已有之。礼记曾云：“狐死正丘首，仁也。”孔颖达疏：“所以正首而向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处，虽狼狈而死，意犹向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8狐死丘首这一现象说明狐有强烈的故乡情结，这也正是其通晓人情的灵性所在。而儒家为狐死丘首增添仁学的色彩，于是狐“被赋予道德的品格，故丘情结提升为仁性”，9故而成为了怀有仁德的灵兽象征。随着历史语境和民间崇拜的演变，狐形象在汉魏六朝时期逐渐异化为作祟害人的狐精、妖兽，直到沈既济所著的唐传奇任氏传才再次让狐的仁德得到瞩目，成为第一篇有意赞美狐精“仁性美”的力作。他给狐精冠姓“任”氏，以任喻人，暗示任氏为狐而有人道，传达出儒家的“仁爱”观。变身为人的狐精任氏与贫穷的郑六相爱，感其诚笃许以终身、坚贞不屈，并凭借非凡聪慧助郑六盈利数万银子，摆脱了贫困，这是她以德报德、信守诺言的最佳体现；而最后任氏明知“不利西行”，仍不顾一切随郑六赴任，为爱和诺而徇人致死。她的逝去是狐妖生命的终止，同时也是精神意义上人性生命的开始，达到了孔子所倡导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最高境界。“亦狐亦人，亦人亦狐，人中有狐，狐中有人，集人狐于一身，这就是任氏这个人物的最大特点”。10沈既济以离经叛道的创新精神和勇气塑造出人狐结合体任氏，淡化作祟害人的狐性，将“仁”这一人性人情的美好属性放大到极致，确立了“任氏原型”的狐形象，“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美狐观念心性形貌俱美的女狐”。9聊斋志异的“仁狐”书写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丰富经验，赋予“仁狐”更饱满的内涵、更多样的表现方式以及更深刻的思想主旨，狐精的仁性特征由此深入人心。此外，蒲松龄在刻画“仁狐”时嘲讽严肃刻板的社会规约，却也不掺杂轻浮放荡之笔，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真纯的仁性。这种来源于人的自然本心的纯洁至诚，为明清儒学吹进一股清新空气，同时奠定了“蒲氏仁学”独树一帜的文学史地位。其次，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时代和社会为文学提供灵感来源。作家创作与其所处的现实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为蒲松龄刻画聊斋志异中狐精的“仁性”特征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方面是封建社会的压抑。作为明末清初这一急剧动荡时期的亲历者，蒲松龄见证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百姓的“饥寒交迫”和统治者的“纸醉金迷”形成巨大反差，人性的脆弱使人们无法经受沉重的打击，不慈不爱、不顺不孝等成了现实中屡见不鲜的现象。蒲松龄深刻认识到社会的暴力正泯灭着人们内心的仁爱，他试图唤醒麻木不仁的现实。但因为清初文字狱的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受到约束，在百转愁肠之际，他只能托言为狐，假语讽世，用文学搭建出一个具有完美人性人情的狐世界。红玉 辛十四娘 张鸿渐等都是在黑暗的社会背景下塑造红玉、辛十四娘、舜华等一系列机敏聪慧、不屈不挠的狐精形象，以铮铮傲骨立于人世间，抨击了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抒发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怜悯，表达人不如狐的讽刺。另一方面在于文化氛围的渲染。无爱的时代恰恰是觅爱的时代。爱的匮乏成为寻求仁爱的一种强大的推动力。这种文化背景成了发扬儒家仁学的最好土壤。清朝前期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将儒家思想作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儒家的理想人格“仁”成为了前清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更成为了知识分子不懈追王艺乔，许勇强：试论聊斋志异中狐精的“仁性”特征72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求的生命价值。在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下，身为封建知识分子的蒲松龄谨遵孔孟之道，将君子之风和人文观照贯穿行文中，在聊斋志异狐形象的创作中传达对儒家思想的深层理解。与此同时，清代狐文化继承并发展了前代狐妖观念、狐仙观念、狐神观念，成为中国狐文化的集大成者，清代人的狐崇拜文化遂达到顶峰。无论是民间的敬拜狐仙，还是官方“守印大仙”的祭奉，都是渴望借狐解忧、祈求平安。据柳田国的传说论记载，山东狐仙以神水救治百姓。萤窗异草中亦提到狐可以致富，“足以供人之求”。11狐的“保护神”形象深入人心。在蒲松龄所创造的人狐共居世界里，娇娜中治病救人的狐女、王成中赠人金钱的狐妇等都完美保留了狐的助人、爱人品质，与儒家人际交往体系中的“爱人”准则相得益彰，从而为狐形象蒙上一层“仁者”色彩。（二）主观成因“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4怀揣着对于志怪小说的浓厚志趣，加之儒家传统思想的耳濡目染，蒲松龄最终在聊斋志异中创造出一个基于现实、高于现实的理想狐世界。首先，创作志怪的浓厚兴趣。一方茶棚，一杯清茶，惠往来过客，收四方志怪。发自内心对志怪的喜爱使得蒲松龄热衷于收集相关见闻，同时汲取前人志怪叙述经验，“遂以成编”。如胡四姐篇即是以蒲松龄之友李文玉“亲见尚生”的见闻为素材；再如莲香篇是蒲松龄“在沂州旅店与读书人刘子敬住在一起。刘子敬向蒲松龄讲述桑生与鬼狐恋爱的故事，并以王子章撰桑生传”；12武孝廉篇则是借鉴了霍小玉传中负心汉李益形象，强化讽刺意味。不论是街谈巷语的通俗表达，还是见于书籍的文学表述，都充分体现了蒲松龄对于志怪故事的痴迷。与此同时，蒲松龄凭借非凡的文学手法，将自己的生活思考和满腔的情感融汇到光怪陆离的故事情节中，成就连接现实、寄托理想的狐意象。其次，尊儒情结的熏陶浸润。蒲松龄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从小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尊儒情结。他神往于礼记礼运中描绘的大同世界、小康世界，他敬仰儒家推许的圣人、君子，他接受了孔子“仁者爱人”的人伦理想和行动指南，13并将这一思想时时渗透于狐形象的塑造中，影响着他的道德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书写出具有“爱人”内涵的狐类精怪。恪守正统的儒家人生价值观是蒲松龄作为“粹然醇儒”的具体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蒲松龄认真地将孝道准则贯穿于自己的生活中。蒲松龄之子蒲箬在 祭父文 中说：“忆我大母病笃，昼夜皆叠枕瞑坐，一转动便溺，皆我父自我提携，四十余日，衣不脱，目不为瞑。”14蒲松龄继承了“百善孝为先”的文化传统，真正做到了“以孝谨闻”。小翠 娇娜 青梅 鸦头等则是蒲松龄孝观念的文学审美化呈现，普遍高扬孝道的价值意义。在蒲松龄身上积淀了太多的儒家传统思想，这些思想深蕴在蒲松龄深层文化心理中，熔铸成一颗滚烫的崇儒之心。蒲松龄这种依靠儒学实现自我生存价值的创作心态，赋予了聊斋志异狐形象无限的人格魅力，造就出一个近乎儒家理想人格的狐世界。再者，寄托理想的生命向往。蒲松龄的一生是悲惨的，缺衣少食的贫困几乎纠缠了他一生。但物质的贫瘠并没有将他打倒，真正的悲痛和遗憾是其不得伸展的“救世婆心”。四十年科考落榜、四十年怀才不遇，蒲松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被现实的黑暗和残酷打败。生存的困厄带给蒲松龄巨大的心理创伤，他选择逃逸到纯粹的精神领域内，找寻心灵的慰藉。可以说，他的物质世界是匮乏的，但精神世界是丰富的，多舛的命运赋予他超越凡人的想象空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狐崇拜，以此实现儒家所追求的“爱人”生命价值。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借狐刻画了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态度。一方面，他笔下的狐精物质生活都丰腴富足，没有维持生计的痛苦和贫病交加的悲怆。另一方面，狐精象征着正义的觉醒。它们敢于反抗社会的压迫和剥削，不畏强权、坚守正义，彰显积极向上的乐观人生态度。此外，狐还成为了助人、第3期73爱人的代表。其中穷困潦倒的书生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他个人的写照。狐精不仅给这些文人书生们友情、爱情的温暖和慰藉，还帮助他们跨越重重阻碍，实现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登科梦。总之，在这个既充满爱，又无忧的理想狐国度里，我们可以窥见“蒲氏仁学”生发的复杂狐意象：表层的向善崇仁实则是在讽喻世俗荒芜的根本，这一不平之鸣又因个人儒学经验影响别具温良力量，承载着对理想丰满人生境界的期许和向往。结语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以一颗悲悯之心紧紧拥抱儒家“仁学”，辅之中国狐文化，自觉地用仁构建了一个充溢着人道之光和人性之美的狐世界，成就了聊斋志异中独具“仁性”特征的狐精形象：它们以人的形态生存于世，却又有着超脱现实、超越凡人的儒家理想人格，成为人性和人情真善美的象征。正是蒲松龄的人生经历，让他在狐世界中透露出了一种超越苦难、战乱的努力和企求，理想的外部生存环境和内部文化道德修养合成了狐感化人类社会的法宝。蒲松龄站在时代的废墟上针砭时弊、同情人民，鞭挞残暴罪恶的统治，歌颂不屈于现实丑恶的理想化人格。在这种情况下，“仁性”成为照进黑暗现实的一束光芒，借仁爱播撒福泽慰藉、凸显人世真情，寄托了蒲松龄乌托邦式的社会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最终，一曲脍炙人口的“仁颂”在这个无爱的冷漠时代被奏响。参考文献:1高方.聊斋志异狐形象解析D.喀什:喀什大学,2016.2孟子.孟子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3孔丘.论语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4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5柳萍(解注).诗经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6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王慧.聊斋志异中的狐女母题书写研究D.长春:长春理工大学,2020.8李学勤.十三经注疏 礼记正义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李剑国.中国狐文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0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唐宗传奇鉴赏集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1(清)浩歌子.萤窗异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马瑞芳.蒲松龄评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3安国梁.论聊斋志异的“仁”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84-90.14(清)蒲松龄.蒲松龄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On the“Benevolence”Characteristics of Fox Spirits in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WANG Yi-qiao,XU Yong-qiang（School of Humanities,Xidian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126,China）Abstract: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a masterpiece of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describing foxes and ghosts,has created an ideal fox world with unique humanity and human beauty.Pu Songling not only inherited the fox creation experience accumulated i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but also absorbed the core idea of the Confucian benevolence.Based on his own unique life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Pus benevolence theory with a distinct brand of the time was developed in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creating perfect fox spirits image with the“benevolence”quality of filial piety,friendship and kindness.In the face of the great contrast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Pu Songling gave out the lament that people are not as good as foxes.Key words: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fox spirits;the character of“benevolence”;Confucianism责任编辑：宋 爽王艺乔，许勇强：试论聊斋志异中狐精的“仁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