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意识形态与工厂精神：重评拜比吉和尤尔.pdf

160机器意识形态与工厂精神：重评拜比吉和尤尔【美安德鲁齐默曼著张福公译摘要：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要关注谷物的生产和分配问题，拜比吉和尤尔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主要是围绕机器大生产展开的。他们通过将工厂设定为政治经济学的中心议题而彻底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现代转向，进而建构起一种基于机器的政治经济学和机械本体论，即人和整个宇宙皆具有似机器性和可计算性，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自动机器。这种机械本体论意味着自然和历史的终结，因为历史只不过是由技术主导的技术系统的演进。于是，工人不仅被排除在历史主体之外，而且在技术教育的权力一知识模式下被转化为被征服的生产性的身体。马克思深刻揭示出，这种“机械敌托邦”在根本上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意识形态神秘化的产物。因此，拜比吉和尤尔的机械本体论的根基不是机器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内在矛盾。重新考察这一思想史脉络，将有助于我们深刻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机器与技术笔记 与历史唯物主义创新研究”（2 1CZX002）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作者安德鲁齐默曼（AndrewZimmerman）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原文载于AndrewZimmerman，“T h e Id e o l o g y o f t h e M a c h i n e a n dthe Spirit of the Factory:Remarx on Babbage and Ure,Cultural Critique,no.37(Autumn1997),Pp.5-29。161机器意识形态与工厂精神：重评拜比吉和尤尔理解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本质和辩证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当代意义。关键词：拜比吉尤尔机器意识形态机械本体论机械敌托邦意识形态批判如果工业革命像历史学家们最近所争论的那样比先前所假设的发生得更晚和更慢一些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把早期政治经济学文本对这场工业革命的评价仅仅解释为对经济现实的意识形态歪曲。的确，我们对意识形态的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种传统的影响，这种传统肇始于马克思特别是他在资本论中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对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工业革命的辩护性歪曲（apologeticdistortion）。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回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过的两个文本，即查理拜比吉（CharlesBabbage）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 and Manufactures，18 32）和安德鲁尤尔（AndrewUre）的工厂哲学（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18 35）。通过这种回溯，我将根据我们现在对当时情况的了解来重新揭示它们的真实情况实际上，拜比吉和尤尔所宣称确证的、马克思信以为真的整个工业生产体系可能并不存在。在本文中，我想首先将拜比吉和尤尔的文本同他们宣称要展现的现实部分（特殊意义上的机械化工厂关于18 世纪末到19 世纪初英国资本主义中机器的推动作用，参见伯格（Berg）的制造业时代（TheAgeofManufactures）。早在19 44年，波兰尼（Polanyi）就提出（18 世纪末到19 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是一次社会生产关系革命，只有在（19 世纪末到2 0 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才引发了生产工具革命。布罗代尔（Braudel)指出，即使进人19 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也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重要性。布罗代尔、加特曼（Gutmann）、克利特（K r i e d t e）、麦迪克（Medick）和施鲁姆鲍姆（Schlumbohm）都认为，在19 世纪早期之前的工业发展只是渐进发生的，而且是以包买商制度（putting out system）下的农村家庭生产的形式进行的，而不是以工厂雇佣劳动的形式进行的。朗德斯(Landes)对于早期工业给出了一种相反的观点，并在总体上对他所考察的历史阶段的工业生产做了很好说明，尽管他低估了其他经济领域的作用。162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mechanizedfactories和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分离开来，然后阐明人们是如何将这两个文本同它们所从属的历史现实重新结合起来的。通过重新阅读这些文本和重新考察它们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关系问题，我希望我们能够对机器大生产（machinofacture）的理解和对辩证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实践获得更深刻的认识。我之所以关注拜比吉和尤尔，是因为他们不同于19 世纪早期的其他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化是以关于机器大生产（ma c h i n o f a c t u r e）的理解为中心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通常不关注工厂（factories）和工业生产（industrialproduction），而是像基斯特里布（K e i t h T r i b e 所言，主要关注谷物的生产和分配。拜比吉和尤尔在工业技术（industrialtechnology）和制造业（manufacture）方面都具备渊博的专业知识。拜比吉（17 9 1一18 7 1)是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对机器特别感兴趣，并作为计算机（calculatingengine）即一种原型计算机（proto-1尽管我并不主张经济话语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彻底分离，就像特里布（Tribe）在他的结构主义阐释中所做的那样，但我的确想强调这两个实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的不可通约性。但与特里布不同，我最终还是想要重新建立经济话语与经济现实之间的联系。本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克辛伯格的机器问题（The MachineryQuestion）。伯格认为，尽管机器大生产只代表了19 世纪早期英国的现实经济活动的一小部分，但“实际上，机器问题已经成为联结新的经济生产关系和更加广泛的新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文化与意识的枢纽”。与伯格不同，我并不是在19 世纪政治经济学的机器问题语境中考察拜比吉和尤尔的（尤其参见Maxine Berg,The Machinery Question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1815-1848，Ca mb r i d g e：Ca mb r i d g e U n i v e r s i t y Pr e s s，19 8 0，Pp.17 9-2 0 2），而是将他们看作是对早期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激进突围，一种机械化的、以工厂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理解传统的起源。更重要的是，我在本文中试图探讨拜比吉和尤尔的理论重构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意义。波克诺（Borkenau）提出过相似的观点，即17 世纪的机械论哲学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论证，而不只是对机械生产工具的反映。诺布尔（Noble）在其现在时态的技术（Pr e s e n t T e n s e T e c h n o l o g y）中对他所说的“我们社会中的权力的技术神秘化”提供了有益分析。另参见芬伯格关于“技术代码”（technical codes）的讨论以及马格林（Marglin）、瑞迪（Reddy）和诺布尔的“社会选择”（Social Choice）理论。在一些特殊文献资料中，还包括关于生产性机器的政治主张。163机器意识形态与工厂精神：重评拜比吉和尤尔computer）的发明者而闻名于世。尤尔（17 7 8 一18 57）是一名工业化学家和一部著名化学辞典的作者。他们坚持认为，机械化的工业生产（me c h a n i z e d i n d u s t r i a l p r o d u c t i o n）而非谷物市场（grain market）构成了经济的核心现象，这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尝试的一部分：使他们的专业知识显得对于英国的经济未来而言比它可能看起来的样子更为重要。当然，我对拜比吉和尤尔的兴趣并不在于传记方面，而在于意识形态方面。他们的文本似乎是最早的且最广为接受的描述机械化工业工厂（mechanized industrialfactories）语境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一转变的传记背景似乎不如它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影响有趣。断言拜比吉和尤尔仅仅是最早注意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成果的人，可能会让人忽视这两位著作家的建设性工作。我们并不十分清楚19 世纪30年代英国的工业化状况，甚至并不确切地知道如何衡量这种“工业化”。然而，诸如不同城市的蒸汽机数量或对于固定在机器中的资本比例的估计等指标恰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机器大生产在当时的英国资本主义中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所说的工厂在19 世纪早期不存在。正如伯格（Berg）和布罗代尔（Braudel)已经表明，某些生产过程的诸多部分集中在同一屋檐下，甚至机器的采用已经存在几个世纪了。的确，在拜比吉和尤尔提出系统的机器大生产理论（theories of machinofacture）之前，“工厂”（factory）一词的含义跟它在商品生产中的真实作用一样都是复杂多样的。尽管这一术语的两种含义都能追溯到17 世纪，但在拜比吉和尤尔之前，“工厂”一词通常是指货仓（warehouse）或贸易集散地（trading outpost），而非包含着用于商品生产的机器的建筑物。而将工厂（factory）理解为货仓要比将其理解为机器大生产中心（centerof machinofacture）似乎在时间上更早一些，因为“factory”这一术语与“factor（代理商）有关，即代表另一方行事的商人（merchant）。起初，人们是将生产中心称为“manufactory”，该词可能促成了19 世纪向“factory”一词的滑动。不过，16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这种转变是与政治经济学中的一种散漫的转变同时发生的，即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点从流通转向机器大生产。因此，这种转变不应该被误认为只是一种缩约（contraction）。拜比吉和尤尔重新定义了“factory”一词的含义，同时保留了它在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核心位置。于是，他们通过将作为机械化的商品生产中心而非谷物流通中心的工厂（factory）设定为政治经济学的中心而在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经济学。拜比吉和尤尔不仅建构了一种机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politicaleconomic theory of machines），而且创立了一种本体论，即一种对先于机器、人类和经济的实在的理解，也就是一种对先于历史与自然的实在的理解。我是按照“本体论”（ontology）这一术语的最字面意义来理解它的：本体论就是言说（speaking，l o g o s，源自于legein）存在（Being，ontos）。言说就是立法（legislate，同样源自于legein），因此，一切言说（a l l-l o g i e s）都是政治论争（political arguments）。我之所以用本体论这个概念，是因为拜比吉和尤尔的文本不只是为了论证一种残酷剥削的生产制度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机械（the mechanical）重新设定为一种优先于历史的和经济的现实的政治本体论范畴（political-ontologicalcategory）。我希望从本体论上理解机器的尝试能够更彻底地实现那种引导海德格尔在其题为“技术的追问”（TheQuestionConcerning Technology）的讲座中提出“座架”（enframing）概念的历史化（historicizing）。而我对拜比吉和尤尔的文本所采用的方法也部分地受到海德格尔的一些问题的启发，特别是他对于“技术的本质绝不是技术本身”的洞察。我不想追问技术的“本质”是什么，而是想弄清楚我们是如何开始认为技术是具有本质的。强调拜比吉和尤尔文本的本体论方面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们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运动正是在这里展开的。在通常情况下，意识形态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in David Farell Krell,1ed.,Basic Writings.San Francisco:Harper,1977,p.287.165机器意识形态与工厂精神：重评拜比吉和尤尔批判着眼于从看似非政治的文本中发现同经济基础的隐性关系。与之相反，政治经济学文本则假定了一种同经济基础的显性关系：它们的意识形态有效性就是建立在一种对经济基础的公开关系之上的。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者对于政治经济学文本所宣称指涉的那个世界特别感兴趣。拜比吉和尤尔的文本非常明确地表现出这种本体论主张，因为他们创立了一种以机器为中心的全新的本体论。然而，只有当他们对任何外部真实状况的表面指称性（ostensiblereferentiality）首先被悬置起来时,拜比吉和尤尔观点的创造性才能被理解。因此，为了使这些文本中的本体论观点得以主题化，我们需要将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分离开来。尽管除了历史现实的表现形式（representation）之外，历史现实本身终究是不可知的，但是历史现实必须且有必要被看作是同它的表现形式相分离的。如果不将两者分离开来，就会使它们发生物化（reify），从而真正遮蔽了本体论的上层建筑性质和上层建筑的本体论性质。将基础与上层建筑分离开来，使我能够在更深的层面上对这些文本进行历史化（historicize），相比而言这些文本关于这个世界所做的具体描述则无法达到这个深度。这种分离使我领会到文本中对世界的理解所蕴含的历史特殊性，以及这些文本对于它们同那个世界的关系的说明。我将从展示拜比吉和尤尔的本体论计划开始我的阐述。拜比吉和尤尔对工厂的描述是以对机器的描述为中心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机器（machine）是对劳动进行规训的手段，而工厂则是这些机器的集合（assemblage）。他们各自都主张将机械化工厂（mechanizedfactory）作为一种生产场所，因为机器（machinery）规训了人类劳动。拜比吉写道：“机器带给我们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它能有效检验和预防人类劳动的疏忽、懒散或欺诈。”因为机器能够有规律地运转，没有Charles Babbage,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New York:Kelley,1963,p.54.166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人的恶习和弱点，所以在劳动过程中附属于机器的人们也不得不有规律地工作，消除他们平时的恶习和弱点。对拜比吉来说，机器就是对人的一种监查”（check），机器能够对人的各种行为设定限制拜比吉认为，这些行为会扰乱生产。而对尤尔来说，机器不仅限制了人类劳动在控制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且真正颠倒了工人与生产设备之间的控制关系，即不是熟练工人操纵机器并控制生产过程，而是机械化工厂指挥工人。尤尔对工业生产的典型特征做了如下描述：“每一个特别重要而又容易因工人的无知和任性而受到损害的过程都会被从手工劳动的控制中夺回来，交给自动机器（self-actingmachinery）来引导。”在这段话中，与其说尤尔是在想象劳动被机器所代替，不如说他是在想象劳动被吸纳进机械化工厂中，从而无法扰乱工厂生产。这一论点的关键术语在于控制（control）和引导（guidance）。机器的确代替了手工工人（handicraftworker），但这个人随后就会被重新塑造为工厂工人（factoryworker）。这个主体与前者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他与生产控制的关系，而不是他的生产参与（participation）程度。对拜比吉和尤尔来说，工厂限制了工人的自主性（autonomy）一在拜比吉那里表现为“监查”（check），在尤尔那里表现为“引导”（guidance）。他们都没有想象一种没有劳动而自行运转的工厂，而是想象了一种人类劳动被置于机械控制之下的工厂。一个更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将机器引人生产过程是因为机器具有更巨大的生产效率。譬如，亚当斯密就提到机器“能够促进和节省劳动”。拜比吉和尤尔都没有忽视机器所具有的节省劳动的潜质，因为机器大生产的这一方面实际上向他们所持的机器规训劳动的观点提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or,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Moral,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New York:Kelley,1967,p.x.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NewYork:Modern Library,1937,p.7.167机器意识形态与工厂精神：重评拜比吉和尤尔出一个难题。如果机器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那么工人在机器的规训力量下将花费越来越少的时间。假设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不变和产品的价值保持稳定，机械化的工厂劳动就会使自身趋于被淘汰。这样一来，规训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以休闲（leisure）为中心，而不是以劳动为中心，即劳动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休闲时间而使自身被最大限度地淘汰。拜比吉和尤尔在解决日益突显的休闲问题时沿用了李嘉图的思路，即假设一个商品的价值不是内在于产品本身中，而是依赖于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必要劳动。这种价值理论意味着无论生产效率提高多少，劳动者必须总是工作同样多的时间。因为他们生产商品所花费的时间越少，商品的价值就会越小，进而他们得到的工资也就越少。由于拜比吉和尤尔都假定了人们对商品的需求是有弹性的，因此一个工人决不会彻底完成他的任务。机器能减少生产一定商品所需要的必要劳动量，这样就会降低这种商品的价格，这意味着人们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将会增加：这并不是意味着劳动满足了需求而完成任务，而是需求本身在不断扩大。拜比吉写道，即使一台机器节省了半个小时的劳动，工人也不会获得半个小时的休闲，而是会用这半个小时来满足过去尚未满足的需求：“一个已经习惯了一天工作10 小时的工人将会拿由新机器节省下来的半个小时来满足其他需求。随着每台新的机器不断增进这些满足感，他就会渴望新的享受。这种连续不断的愉悦对他的幸福来说肯定是必要的。”即使对一种商品的需求最终会以某种方式得到满足，但一种新的需求又会产生，因此劳动仍旧不能获得休闲。因为需求永远不能得到满足，劳动也就永远不会完结。拜比吉和尤尔的政治经济学都倾向于将劳动完全纳人一种机械化的劳动过程之中。拜比吉将工厂想象为一种将熟练人类劳动（skilledhumanlabor）Charles Babbage,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pp.147-148,160-161,163-168.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p.433ff.Charles Babbage,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p.335.168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组织起来的方式。拜比吉对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分析中增加了一种技能水平（skill levels）概念。在国富论中,斯密指出，分工能够加快生产是因为生产过程中的每一步操作都是由专门从事这一特定环节的工人来完成的，而工人在完成每一步操作后不需要变换活动。因此，对斯密来说，分工实际上是对生产过程中的技能的强化。对拜比吉来说，分工也会将每项任务分割成需要不同技能水平的子任务，这样就不会有人从事低于自身技能水平的劳动了。在劳动根据技能水平而被划分之后，工厂主就不需要雇佣熟练工人来完成那些非熟练工人就能完全胜任的任务了，从而就不用支付用来雇佣熟练工人的高工资了。拜比吉在分工中看到了一种包容性技能分配（inclusive distribution of skill）的可能性，它能将各种工人纳人工厂，以便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对拜比吉来说，工厂主要是一种组织和规训具备不同技能的人类劳动者（humanlaborers）的方式。相较于拜比吉,尤尔关于技能（skill）在工厂中的作用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同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更为彻底的决裂。尤尔称赞机械化工厂将人类技能排除在制造业之外。他把拜比吉以技能为基础的分工原则称为“经院教条”。对尤尔来说，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只由人类工人（humanworkers）照管的自动机器的集合：“从技术上说，工厂 这个术语标志着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并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这个术语的准确的意思使人想到一个由无数机械器官和智力器官（mechanicaland intellectualorgans）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并且它们都受一个自Charles Babbage,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Pp.169-210.Charles Babbage,Passages from the Life of a Philosopher,New York:Kelley,1969,Pp.436 437.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23.2169机器意识形态与工厂精神：重评拜比吉和尤尔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尽管尤尔的确在这段文字中使用了“技能（skill）”这个词，但他不是用来指涉一种特殊的生产技能，而是一种能够胜任看管机器的能力。对尤尔来说，工厂不是拜比吉所说的那种用机器来规训生产性工人的组织，而是一种只需要人来看管的“自我调节的自动机”。在尤尔看来，工厂不包含分工，而是劳动与“一种能够非常有规律地自行运转、甚至儿童都能看管的特殊机构”的结合。尤尔并不是因为工厂制度的巨大生产力而拥护它，而是因为它能使工人去技能化（deskill）。在这方面，尤尔最著名的一句话便是：“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以驾驭。”尤尔将自动化（automation）和对人的规训联系起来，这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关于自动走锭精纺机的使用对镇压纺织工人罢工的效果的描述方面。他把“自动精纺机”描述为：“一种似乎具备熟练工人的思想、感觉和机智的机器-即使在它的幼年阶段，它就已经展示出一种新一的控制原则，而到了它的成熟阶段，它就能完成一个熟练纺工所能完成的各种操作了。这样一来，铁人（Iron Man）一一正如工人们给它的恰当称呼一-在密涅瓦（Minerva）的吩下突然之间就拥有了我们的现一代普罗米修斯尤尔在这里是指一位对精纺机进行改良的工程师 的双手一这一发明注定会恢复工人阶级中的秩序和确证大不列颠的技术帝国地位。这个赫拉克勒斯式的奇迹消息传遍和震惊了整个大不列颠王国，虽然在不久之前它还只是在摇篮里，也就是说，它扼杀了那条难治的九头蛇(Hydra)。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p.13-14.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19.2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20.34具体来说是指18 2 5年英国工程师查理罗伯茨（CharlesRoberts）发明的走锭精纺机。一译者注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367.5170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相较于它的“恢复工人阶级中的秩序”的能力，这种自动走锭精纺机竟然能够纺纱似乎是次要的。尤尔只关注这种机器能够像熟练纺工一样自动完成所有的纺纱操作，而不是像其他人可能期望的那样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他将人的特质赋予了机器一“思想”“感觉”“机智”“幼稚”和“成熟”一机器的优越性部分地来自于它对人类的模仿的准确性。尤尔特别提到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 a n k e n s t e i n），并使用了这部小说的副标题“现代的普罗米修斯”（m o d e r n Pr o m e t h e u s）来描述自动走锭精纺机的发明者。显然，尤尔没有将弗兰肯斯坦看作是对自然哲学或政治傲慢的警告。相反，他在这个人体的机械构造中看到了一种可以征服现实人类的手段。尤尔很可能特别感兴趣地读过雪莱的这部小说，因为他自己就曾做过类似于弗兰肯斯坦医生所做的实验。18 18 年11月，尤尔对一个因谋杀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尸体做了电学实验，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也在同一年出版。在此之前，关于电流对不同生物的影响的实验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尤尔的电学研究证明了他关于人与机器之关系的观点。尤尔做了四次实验，通过伏打电堆”（voltaic pile）或“直流电刺激实验”（galvanicexperiment）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电池对这具尸体的不同神经进行电流刺激。其中一次实验是对尸体的一根面部神经实施电流刺激，结果“他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顿时呈现出可怕的表情：愤怒、惊恐、绝望、痛苦和诡异的微笑，这些令人害怕的表情都集中在这个谋杀犯的脸上”。在尤尔看来，这种脸部肌肉的电击反应就像人的表情的机械操作，或许这是人类意志的最直接的表达。尤尔的实验似乎证明，人的心理和生理反应都是依循自然哲学和机械原则进行的。在另一次实验中，尤尔试图用电流激发尸体进行“深度而不费力的呼吸”，他推断，如Andrew Ure,“An Account of Some Experiments made on the Body of a Criminalimmediately after Execution,with Physiological and Practical Observations,Journal of Science and the Arts,no.6,1819,p.290.171机器意识形态与工厂精神：重评拜比吉和尤尔果尸体在实验过程中没有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害，“生命就有可能得到恢复”。他在总结这些实验时指出，“一种正确引导的直流电刺激实验”可能会挽救那些“因疾病和事故而奄一息或生命骤停”的人们。人就像其他机器一样能够被工程师操纵、修理甚至有可能被重新构造。尤尔认为，工业机器不是产生于工具的改良或分工，而是来源于自动原则在商品生产中的应用。机械人（mechanicalhuman）、自动机提供了一种范例，允许尤尔把人类、机器和工厂说成在本体论上是相似的，它们都是机械的。在工厂哲学的开头几页中，尤尔对各种自动机赞不绝口，还专门描述了18 世纪法国著名自动机发明家雅克沃康松（Jacques deVaucanson）发明的一种机械鸭（mechanicalduck）。根据尤尔的说法，这种机械鸭“不仅能模仿这种动物的各种动作而且逼真地展现了消化食物的内脏结构”。据说，这种机械鸭能够食用和消化谷物，并且谷物“最终会被排泄出去”。这种能够排泄的机械鸭对于尤尔阐明自动走锭精纺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尔将这种“排泄行为”描述为机械意义上的可再生性。因此，就像所有劳动一样，肠的运动可归结为“将一个过程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将这些部Andrew Ure,“An Account of Some Experiments made on the Body of a Criminalimmediately afer Execution,with Physiological and Practical Observations,p.292.Andrew Ure,“An Account of Some Experiments made on the Body of a Criminalimmediately after Execution,with Physiological and Practical ObservationsPp.292 293.3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p.9-12.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p.10-11.45尤尔是否真的看到过这种机械鸭，或者只是读过沃康松对它的描述，我们不得而知。18 世纪这些材料还没有被翻译成英文。雅克沃康松对这种机械鸭的描述是作为他的著作自动长笛演奏机原理（LeMecanisme duFluteurAutomate）的附录而发表的,并且与尤尔的描述相一致。但是，这种机械鸭是否真的存在过还无法确定。172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分纳人一个自动机器之中的体系”。这种关于身体的机械论观点是对17、18 世纪的机械论的进一步扩展，比如笛卡尔、霍布斯和拉美特利（La M e t t r i e）等人不但在理论上把身体理解为机器，而且在实践上也将身体理解为可机械操控的机器。尤尔甚至比拉美特利在更大程度上将“人是机器（LHommemachine）”加以世俗化：在尤尔看来，人不只是类似于机器，而是能像机器一样被建构和操纵。尤尔眼中的宇宙是一个机械的宇宙，但这个宇宙是由人而非上帝所建构的。对尤尔来说，机器为机械化的人体提供了一种模型，人体也为机器提供了一种模型。尤尔在工厂哲学中多次详细描述了机器运转的自动化图景“【一个机械化工厂中的主轴、轮转实际上就是中枢神经和动脉，它们持续、精准、快速地将能量和意志决断传送给各个自动器官（automatic organs）。因此，如果它们的质量低劣或者分配不均，整个工厂就无法正常运转，就像一个患有动脉血管瘤和神经疾病的人一样。”在尤尔看来，人体和机械化工厂都可被理解为一个巨大的自动机器。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尤尔还将整个制造业体系看作一个由“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组成的生物机体。实际上，这种自动机体所表现出来的人与机器的统一在现代经济学中并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尤尔自己看来也是如此。通过将人体与生产性机器（p r o d u c t i v e ma c h i n e s）重构为单一的自动机，尤尔构想了一种不受阶级和其他社会矛盾束缚的“单体组织社会（monologicallyorganizedsociety)。而拜比吉并不像尤尔那样专注于将人体重构为机器。因为对拜比吉来说，人类乃至整个宇宙已经是似机器的（machine-like），他们都是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22.2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32.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55.173机器意识形态与工厂精神：重评拜比吉和尤尔可计算的并且屈从于规律。在他的非正式著作第九布里奇沃特论文（NinthBridgewaterTreatise）中，拜比吉提出了一种自然神学（n a t u r a l t h e o l o g y），并且特别适用于他对人与机器的理解。拜比吉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尽管人类还无法理解这些最高律令，但绝对恒定的法则统治着整个世界。另外,拜比吉主张，世界上那些表面上的非连续性实际上是比已知的自然法则“更加高级的法则的必然结果”。拜比吉认为，即使那些假设的奇迹没有“违背全能神（Almighty）为了掌管物质和精神而设定的法则”，它们也“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广泛的法则的确切实现”。在拜比吉看来，人和机器的可计算性和机械属性只是宇宙本身的可计算性和机械性质的具体实例。拜比吉最著名的计划就是试图发明一种“计算机”（calculatingengine），它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现实具有可计算性和受规律支配的本质。拜比吉希望这台机器能够机械地运算和打印对数表（l o g a r i t h mi c t a b l e s）和其他数学表（它们在当时可以应用于诸如航海、天文学和勘测等领域）。拜比吉希望通过将这种生产过程机械化来避免通常情况下这种数学表中存在的大量错误。尽管拜比吉没有成功完成这一计划，但他似乎从这些试验中获得很多启发。他坚信，他的计算机将能够玩一些“技巧游戏”，例如象棋或圈叉游戏（tic-tac-toe）等，这意味着拜比吉暗示这种机器能够达到人类理性的一般水平。拜比吉对机器所具有的潜在智能的高估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无论是人的思想，还是作为人类思考对象的宇宙，都是受规律支配的现象。同尤尔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43.工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92.2关于拜比吉将机械性质归因于上帝、把对世界的自然神学理解对应于一种似机器性以及这种自然神学与他对工业革命的合理性论证之间关系的精彩论述，参见 Simon Schaffer,“Babbages Intelligence：Ca l c u l a t i n g En g i n e s a n d t h eFactory System,Critical Inquiry,no.21,1994,pp.224-227。Charles Babbage,Passages from the Life of a Philosopher,New York:Kelley,41969,Pp.465 471.17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一样，拜比吉通过将宇宙描述为一台人类能够建构和控制的机器而改造了传统的机械宇宙观。由此可见,拜比吉持有一种比尤尔更加成熟的形而上学理论，因而更加明确地展现了他对于人和机器的理解所依赖的先验本体论（theontological apriori）。然而，尤尔的著作中缺少这种形而上学思考并不意味着他的著作缺少本体论意味：本体论不需要通过明确的理论化加以展现。在拜比吉和尤尔的文本中，任何一种将人与机器等同起来的做法，都依赖一种具体的先验本体论，而不管后来是否发明出一种形而上学的装置（metaphysical apparatus）来支撑这种同一性。那种坚信一台机器能够代表一个人的观点假设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似机器的（m a c h i n e li k e），或者至少人和机器具有一种共同特性（commondenominator）和循环方式，因此它们之间能够相互转换。任何关于相似性的断言，任何比较，都预设了两个术语之间的共同基础，因而才会存在比较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用一个同本文的主题非常相近的例子来做个说明，例如，在许多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货币构成了商品、劳动、资本和土地所有物（以租金的形式）的共同基础。基斯特里布（KeithTribe)指出，货币使这些彼此完全迥异的术语都能够被一种共同的理论装置（commontheoreticalapparatus）所把握，并在同一个系统中发挥作用。同样地，一种机械的、技术的或者自动化的本体论使拜比吉和尤尔能够在一个单一的理论的和生产的体系一一后者似乎是他们所希望的中来把握人和机器。这样，机器就不仅是一种生产装置（productiveapparatus），而且是一个本体论范畴，后者提供了理解这个将机器囊括在内的世界的钥匙。除了研究这个世界的生产领域，拜比吉和尤尔的政治经济学还再现了这个被生产出来的、作为生产结果的世界。因此，他们把世界本身理解为一台自动机，一个看似非机械存在（apparently nonmechanical being）的机械再生产（mechanicalreproduction）。无论拜比吉还是尤尔都没有将自己的思想限定于描述真实存在的进行商品生产的机器。他们皆把175机器意识形态与工厂精神：重评拜比吉和尤尔自动机器和生产性机器（productivemachine）理解为依靠一种单一的连续统一体（continuum）而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