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中国初年业绩辉煌的成因——以民族%28国家%29凝聚核心体的嬗变为视角.pdf

总第 93 期 第 2 期2023 年 4 月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dong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2,2023Serial No.93摘 要：新中国初年辉煌业绩的成因，与各族各界人民的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密不可分。但是，最为根本、牵动全局的成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得以正式登上中国政坛的中心，充分履行执政党亦即民族（国家）凝聚核心体的职能。否则，各族各界人民便难以告别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状况，更无从在短时期内创造出共和国的辉煌。因此，深化认知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来由和要义，有助于各族各界人民进一步凝聚在党的周围，进而与时俱进，再造复兴民族的新辉煌。关键词：共产党；新中国；凝聚力；核心体中图分类号：C95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949(2023)02-0026-06试论新中国初年业绩辉煌的成因以民族（国家）凝聚核心体的嬗变为视角刘 娟（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收稿日期：2023-03-25作者简介：刘娟（1984-），女，广东德庆人，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实践。本文定义的新中国初年，起自新中国宣告成立的 1949 年 10 月，止于“一五”计划圆满实现的1957 年。这期间新中国创造的辉煌业绩，固然是各族人民、各行各业协同努力的结果，但引导各族人民告别“一盘散沙”、紧密团结奋斗、共创共和国辉煌的核心力量，则是众望所归的中国共产党。因此，在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当下，有必要回望旧中国人心涣散、国败民衰的状况，追踪共产党步向凝聚民族（国家）核心体地位的艰难历程，展示新中国初年的辉煌业绩，以期准确地把握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相向演进的运动轨迹，有效地提炼强化党的建设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有益经验，进而加快推进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一新中国初年的中华民族凝聚力，脱胎于它的“前世”即旧中国的凝聚力。旧中国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状态如何？一言以蔽之：散沙一盘，无足观瞻。1917 年，孙中山曾这样设问：作为世界“至大至优”的中华民族，为何不能像近邻日本那样成就“富强之国家”？在他看来原因无他，乃在于“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以至于“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1当然，“一盘散沙”还只是形象之说，人们还难以从中认知“人心涣散”和“民力不结”的严重程度，再者，孙中山也没有全盘否认国人的内聚能力和凝聚形式。那么，旧中国国人凝聚状态究竟如何？孙中山后来又做了一次较为具体的概括。1924年他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时说：中国“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2在孙中山看来，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的团结力虽不失为内涵相近、大小有异的凝聚力量，但仍然改变不了“一盘散沙”的状况。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家族宗族的凝聚力，还不是确切意义上的民族凝聚力，它们的团结力其实只能凝结成颗粒较大、形体各异的“散沙”而已，这类散沙对于其他沙粒而言，并没有什么天然的胶粘性。至于孙中山所说国族团结力，显然是他梦寐以求的民族国家的凝聚力。那么，如何获得民族或曰民族第 2 期27国家的凝聚力？他的方案是改造“散沙”。他曾这样设想：倘若在“一盘散沙”中拌入“士敏土”（水泥），则可望获得坚如磐石的“国族团结力”，并且，凭借这种无可估量巨大能力，中华民族可望走出积贫积弱的困境，步上民族复兴的前途。然而，他耗尽了毕生精力，仍未找到配制这种“士敏土”的有效验方，因而也留下了令人扼腕的遗憾。旧中国的“一盘散沙”并非仅仅是静态的存在，更多地表现为动态的存在。一旦“散沙”呈现出非理性的躁动，便必然要发生相互之间的摩擦、碰撞，乃至于造成争斗仇杀、生灵涂炭、社会动荡的乱象。旧中国屡见不鲜的宗族械斗，屡有所闻的黑帮火拼，就是这类非理性动态的表现。当然，这类乱象也不是全无制约。一般来说，国家在“大一统”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即为制约乱象的最高权威。所以，旧中国在倘称“大一统”清王朝的治下，还在某种程度上保有制约冲突的机制，一旦王朝垮台，最高权威陷于真空或半真空，各种非理性的冲突和乱象，便必然要像山洪暴发那样狂泻而下。民国年间层出不穷的军阀混战，正是在清王朝业已正寝、民国新秩序将立未立的特殊时期泛滥成灾的。1916 年，随着袁世凯称帝丑剧的败亡，军阀混战就开始为害中华。袁世凯本为北洋三军的最高统领，他的死去就其部属而言，失去的只是无时不在的约束，得到的却是分头并起的机会。北洋军阀各派系正是这样抢先登台的。由于当时中国处于明显的南北对垒之中，所以，北洋军阀主要还是以南方军阀为打击对象。应该看到，这时的民国虽仍貌似最高权威，却早已被腐朽势力蛀成了一块空招牌，无从履行制约北南军阀冲突的职能，致使国家处于无止无休的动荡之中。继北洋军阀后，登台表演的是国民党新军阀。1927 年 10 月开打的李、唐之战，揭开了潘多拉魔盒之盖。在这场混战中，交战的一方是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把持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另一方是拥兵十余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冲突的结果是前者得势，后者败北。紧接着，又有 1928 年 2 月发生的蒋、桂、冯、阎四家联手北攻奉系军阀张作霖之战，1929 年为争夺在华中统治地位的蒋、桂之战，同年发生的蒋（介石）冯（玉祥）之战等。据统计，仅在 1927 到 1930 年间，国民党新军阀大规模的混战就不下 6 次，战祸遍及大半个中国，死亡人数达 50 万上下。3无需赘述，中国共产党从问世的第一天起，面对的不仅是涣散不聚的“一盘散沙”，更有军阀混战的连天炮火；中华民族非但未获得足资观瞻的“国族”团结力，更未摆脱战祸频仍、社会动荡的灾难。可以想见，在旧中国积重难返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即便取得执政地位，但要在短暂的六七年就创造出辉煌的业绩，仍然是难以想象的愿景。二时下，新中国初年创造的辉煌业绩，早已成不争的事实；人们也大体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那些业绩是“前因”演绎的逻辑结果。诚然，因果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但是，简单的因果推论却不免有失之笼统之嫌，人们也难以从中发现要领，即导致事物变化的主因。这是因为，所谓“前因”包罗万象，就社会关系而言，几乎与新中国成立前各社会群体的动向相关；就国家领域而言，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均概莫能外。那么，究竟何者是最为根本、牵动全局的前因？必须断言，最为根本的前因，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历经历史和人民的双重选择，渐次走向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获得了凝聚各族人民以建立新中国的领导核心体地位。核心体地位所以是根本，是由民族（国家）凝聚力的结构决定的。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其凝聚力结构均可以做这样的分解：即民族（国家）的核心体释放的吸引力、核心外群体回应核心体的向心力，以及核心外群体之间的亲和力。亦即是说，民族（国家）凝聚力是由吸引力、向心力、亲和力三者叠加合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核心体，系指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领导者，它具有代表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职能，其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与全社会利益群体的整合休戚相关。所谓的核心外群体，则包括核心体以外的所有社会群体，如社会的各个民族、阶级、阶层、政党、社团等等。可见，只有当核心体在确切意义上代表民刘 娟：试论新中国初年业绩辉煌的成因以民族（国家）凝聚核心体的嬗变为视角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年28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才能兼得吸引力、向心力和亲和力，才能维系和强化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反之亦然。至此，一个核心体“易位”或曰“更迭”的重大问题，便不能不突了出来。难道共产党问世以前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片空白？难道前此的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的核心体处于缺位状态？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古代中国的唐宗宋祖及其官权体系，都是曾经的核心体，并且也都维系着与那个时代相应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近代中国的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也曾短暂地充当过这样的核心体，维系过相应的凝聚力。那么，历史和人民为什么要将核心体的接力棒，辗转递交给中国共产党？这就需要通过考察近代中国的国情，特别是阶级关系变动的情况来获取合理的答案。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由于这一基本国情，近代中国得以产生前所未有的阶级关系大变动，即社会在原有地主、农民这两大阶级的基础上，产生了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新阶级。由于并存的四个阶级均须彰显本阶级的意志，从而决定了四者均存在“问鼎”或“固守”民族（国家）核心体地位的取向。于是，与古代的改朝换代不同，近代的“问鼎”和“固守”的运动，便不能不更为复杂、更加频繁地展现出来。在此，不妨依旧、新阶级的先后表现来考察“问鼎”和“固守”运动的走势。农民阶级可以洪秀全为代表。他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 年）。这一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颠覆并取代清政府的核心体地位。所以，洪秀全慨然宣称，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地上天国。4洪秀全不失为凝聚民众的高手，以至于通过“拜上帝会”，将众多的农民凝聚在自己周围，进而还获得过雄踞半壁江山和定都天京的巨大成功。然而，洪秀全所代表的毕竟是农民小生产者，农民小生产者毕竟不能抵制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皇权主义的思想束缚。所以，洪秀全及其同道，终究不能兑现那套曾经令人激动的说教，不能长久地凝聚广大的追随者，致使旨在“问鼎”的努力归于失败。这表明，近代以降，中国的农民阶级及其代表，不可能获取民族（国家）核心体的地位。地主阶级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如果说洪秀全是试图问鼎民族（国家）核心体地位的“夺位”者，那么她则是冥顽不化的“守位”者。在慈禧治下，晚清政府每况愈下，迅速堕落成了“洋人的朝廷”，她那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5更表明她和她的统治集团甘愿死心塌地地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完全丧失了作为民族（国家）核心体本应具有的职能，即维系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职能，因而，必然要受到凝聚力发展规律的惩罚，最终步向坟墓。也就是说，慈禧及其统治集团既然完全代表不了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那么，便无从释放吸引力，无从获得向心力，只能遭遇离心力。所以，一场辛亥革命终于使清政府在众叛亲离之中走到了尽头。虽然，清朝垮台后，还出现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闹剧，但在确切意义上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再也不能在中华大地上起死回生。这表明，近代以降，中国的地主阶级及其代表无力“守位”，也不能重温改朝换代的旧梦，只能吞下告别民族（国家）核心体地位的苦果。既然传统中国唯二的农民、地主两大阶级及其代表，再也不能与民族（国家）核心体结缘，那么，与之结缘的只能是近代中国唯二的新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二个阶级通常都要通过“结党”的形式来彰显自身意志，所以，与核心体结缘者，通常表现为这两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政党。不言而喻，结缘的走势怎样，最终何者胜出，仍然取决于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略早于民族资产阶级，但从政党政治的视角看，较早登上历史前台者，却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孙中山及其革命党是为典型。虽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定名于1919年，但其源头可以上溯到 1905 年成立的同盟会，乃至于 1894 年成立的兴中会。孙中山不愧为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忠实代表。早在兴中会宣言中，他就锁定了凝聚国人以“振兴中华”的奋斗目标。6他领导的同盟会，更赢得过凝聚人民推翻清朝和创立民国的丰功伟绩。因此，他和他的党也理所当然地为历史和人民所肯定，一度被推第 2 期29刘 娟：试论新中国初年业绩辉煌的成因以民族（国家）凝聚核心体的嬗变为视角上民族（国家）核心体的地位。1912 年元旦，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即是一个雄辩的明证。在临时大总统任上，孙中山慨然宣示：“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不能不是中国政坛上前所未有的千古一奇变。然而，南京临时政府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短短的三个月，孙中山就被迫在重压下颁布了临时大总统解职令。这意味着，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只是“临时”地品尝过核心体地位的滋味。随后，篡夺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竟然在北京摇身一变为民国“正式”大总统。不过，袁世凯及其同道好景不长，也未能“长期”与核心体地位结缘。由于那场由袁世凯自导自演的称帝丑剧太过拙劣，不能不遭到国人的断然否定，以至于袁世凯在做过83天“皇帝梦”后，就在举国上下的一片唾骂声中死于非命。袁世凯之死，使得中国的政坛更加风云诡谲。一时间，代表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核心体再度陷于似“有”还“无”、似“实”还“虚”的尴尬状态。所幸的是，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屡扑屡起，仍坚持开展“护国”“护法”等一系列斗争，他们在南方组建的革命政权，仍然给民族和国家带来了一线希望。于是，核心体的天秤，也理所当然地再次倾向了孙中山及其革命党。正因为此，诞生未久的中国共产党，同样理性地选择了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并且坦然地伸出了合作之手，于 1924 年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然而，希望很快又被失望所代替。随着1925 年孙中山的逝世，1927 年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第一次“国共合作”归于失败。这样的事实表明，国民党右派远不可与孙中山经营的国民党相提并论，业已蜕变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而非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虽然，蒋介石及其同党盘踞要津，执掌国民政府大政，但是，这并不意味他们的地位稳固不摇。随着国民党劣迹的不断暴露和共产党风貌的不断展示，历史和人民必将对国共两党进行新的审视，做出新的判断，作出新的选择。选择的依据是，谁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谁在真诚地追求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谁能成就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振兴中华”的伟业。毫无疑义，历史和人民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必须进一步分辨国共两党各自的行为，尤其是事涉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表现：1927 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既断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时也断送了大革命的前途。这是背信弃义、倒行逆施。1937 年，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慨然捐弃前嫌，推出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进而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催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肯定，获得各族各界人民强烈而积极的反响。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迎来了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新契机，共产党相机而动，无惧风险，通过艰难的谈判，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了 双十协定。这个协定内含共产党的两大建国主张，即“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国家建设必须“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8这些主张再次带来了建设和平民主新中国的希望，受到各族各界的欢迎和赞扬。1946 年，蒋介石及其党徒再次背信弃义，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并于当年 6 月点燃战火，发动了对中原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这一坚持独裁、反对民主、发动内战的行径，引发全社会的严正声讨和全民族的强烈反对。无需赘述，无论就是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而言，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均不可与共产党争长论短，更不可与共产党争辉比肩。有基于是，历史和人民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判断，即足以代表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者，只能是共产党，而非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足以胜任凝聚民族（国家）核心体者，也只能是共产党及其政权，而非国民党及其反动政府。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自以为得计，其实无异搬起石头咂自己的脚，以至于被历史和人民迅速押上被告席。这也预示：蒋介石及其反动政府行将从核心体的高台重重摔下；共产党及其盟友则行将步履稳健地登上民族（国家）核心体的圣坛。事实上，在解放战争中，燃起内战战火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面临的只能是人心思散、众叛亲离的“化分”现象，终于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年30落了个泪别南京总统府和败退南隅台湾岛的下场；毛泽东及其共产党，面临的则是得道多助、众望所归的“化合”现象，终于历尽艰辛，不负重望，赢得了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的辉煌。三1949年10月1日，当新生的共和国宣成立之时，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时代业已到来，新质的凝聚民族（国家）的核心体正式面世，新型的民族凝聚格局崭露风貌。正因为此，在新中国初年的六七年间，各族各界人民得以迸发出空前强劲的凝聚力，创造了惊世骇俗的辉煌业绩。新质的核心体，正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的中央人民政府。共产党从问世的第一天起，就忠诚地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奋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身的根本宗旨，因而，在由革命党转而为执政党的历史结点，兼具既秉持革命初心、又实践执政为民的双重优长，最有资格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指导时代潮流，最有能力将黑暗的旧中国引向光明。正是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精心设计和积极筹备，具有新质的国家最高权威中央人民政府得以应运而生。首届中央人民政府一经面世，就以其鲜明的联合政府性质令人耳目一新。当选的国家主席，为众望所归的毛泽东；在 6 位副主席中，即有党外人士宋庆齡、李济琛、张澜 3 人；在 56 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占 27 位，几近总数之半。值得强调的是，党外人士实职安排的占比同样耀眼。在国务院 4 名副总理中占比 50%，有郭沫若、黄炎培 2 人；在 15 名政务委员中占比 60%，有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等 9 人；在 30 名部、会、院、署、行的正职领导人中占比 43%，有朱学范、李书城、梁希等 13 人，其中水利部长是前国民革命军将领、抗日名将、追求进步的国民党成员傅作义，司法部长是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女权活动家史良。9显然，联合政府的筹建，彰显了共产党在建政之初那种自信、豁达、坦荡、包容的襟怀。联合政府的优长，在于社会各大群体都能在政府中找到自身的代表，这有利于方方面面以国家认同为基础，合力结束旧中国的分裂，合力消弥旧社会的矛盾，合力打造各族人民和谐共处的新家园，合力建设来之不易的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蓝图，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共同纲领，其内容包括：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改变中国人民受压迫的地位，使之“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发动农民群众”实施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10无论如何估计，共同纲领都不失为一种放大器，将使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释放的吸引力、社会各群体回应党和政府的向心力、社会各群体相互之间的亲和力，都空前强劲地迸发出来，进而汇成建设新中国的强大动力。正因为此，新中国得以在短短的六七年间，就创造出了众口交誉的辉煌业绩：1950 年，重开新一轮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两年后结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的任务基本告成，获得了中国最大的利益群体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1951 年 5 月，和平解放西藏，大陆得以彻底解放和完全统一，新中国业已在确切意义上成为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的大家庭。1952 年底，以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头目和反动党团骨干为重点的镇反运动基本完成，为新中国的建设扫清了阻力和障碍；国民经济经 3 年努力，得以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达 810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 1936 年增长 20%，11有效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1953 年 7 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世界头号帝国主义，赢得了抗美援朝的重大胜利，极第 2 期31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1954 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刚性的制度保障。1956 年，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铺平了道路。1957 年，提前超额完成国民经济“一五”计划的建设任务，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展现了新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光辉前途。综上所述，可以断言，在新中国初年，如无共产党的领导，各族各界人民便难以释放出如此强劲的凝聚力，难以创造出如此辉煌的业绩；同样可以断言，唯有共产党担纲承梁，力任凝聚民族（国家）的核心体，中华民族和各界人民才能进一步凝心聚力，与时俱进，创造出民族复兴的新辉煌。参考文献：1 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412.2 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185.3 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M.北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720.4 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M.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321.5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42.6 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19.7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220.8 双十协定.https:/ 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组建EB/OL.http:/www.teyuan.org/Html/News/2011/0110/189.htm.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EB/OL.https:/ 建国初期概况EB/OL.https:/ 娟：试论新中国初年业绩辉煌的成因以民族（国家）凝聚核心体的嬗变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