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批判理论.pdf

作者简介：罗西布拉伊多蒂，荷兰乌德勒支大学杰出教授，后人类哲学家，哲学博士，从事后人类批评与女性主义等研究。译者简介：周伟薇，集美大学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身体美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从事后人类文化、文艺学与美学研究。校者简介：韦施伊，广州大学讲师，从事后人类研究、媒介研究与游戏研究。后人类批判理论罗西布拉伊多蒂著，周伟薇译，韦施伊校（乌德勒支大学 人文学院，荷兰 乌德勒支 ；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福建 厦门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摘要：我们正在经历后人类社会转向以及后人类学术爆炸。在众多后人类思想运动与学派中，罗西布拉伊多蒂提出了“后人类批判理论”这一新型话语，力图在轻率乐观与技术悲观之间取得平衡。该理论三个基质分别为：第一，拒绝“封闭”的思维体系；第二，反对形形色色主体观（人本主义、泛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等）；第三，充分考量当代情况，特别是全球经济发达资本主义的快速变化、科学 技术结构以及整个社会的高度风险等。在此基础上，布拉伊多蒂提出一种建基于新唯物主义一元本体论的游牧主体观，它以佐伊为中心，强调具身性、关系性、横向性和肯定性，拒绝同一性与他者性的二元逻辑，强调差异的积极性，呼吁建立基于集体感与责任感的后人类伦理，呼吁未完形的“我们”共同携手生成世界。关键词：后人类的批判理论；新唯物主义；一元本体论；游牧主体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导言后人类思想在这个亦被称为“人类世”的时代得到广泛传播，人类活动正在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足以改变世界。后人类转向呼应着对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与当代政治发展日益增强的公众意识，关联着经济全球化的局限性、“反恐战争”的风险和全球安全问题。目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关于非人类（）、非人性（）和后人类问题的学术爆炸，这一忧喜参半的情况，也引发了争议性的公共讨论和文化表征。更重要的是，就本文而言，后人类困境迫使我们重思并熟虑人类主体性的状况，以及与我们时代的复杂性相称的伦理关系、规范与价值。这些问题也影响到批判思想的目标和结构，并最终影响到当代新自由主义大学人文学科学术领域的制度地位。在哲学上，“后人类转向”是由反人本主义（）和反人类中心主义（）交汇而引发，这两者可能有重叠，但指涉不同的谱系和传统。反人本主义集中于批判将“大写的人”（）作为人类普遍代表的人本主义理念，而反人类中心主义则批判物种等级制度，推进生态正义。后人类理论表达了一种看似简单却至关重要的共识，即不存在“原始的人性（）”，只有“原始的技术性（）”。换句话说，“后人类的批判理论”一词标志着一种新型话语的出现，这种话语不仅是后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中心主义两大主流思想的高潮，而且是在一个更复杂的新方向上质的飞跃。这一视角的转变也使批评论争远离了自 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哲学所明确支持的反人本主义，并开创了今天广泛传播的一系列不同的后人类主义观点。尽管后现代主义论辩给后人类理论投下了长长的阴翳，但这两种思想运动却有很大的不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导致了道德和认知的相对主义，而后人类研究却是新基础主义的，它旨在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重大内部断裂的世界中，重新确立主体性的概念和实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后人类的著述往往会遭致批评者们的膝跳反应，就像早期的后现代主义文本所遭受的人本主义批判那样。福柯（）宣告的“人之死”，正式确定了认识论危机和道德危机，导致了人们对公认的人本主义理想的反抗。人们质疑的是，那种继续将“大写的人”置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人本主义傲慢态度，更具体地说，是其隐含假设，即“理性”是人类独有的特权。“理性”，与主权和理性主义的理想相关联，被认为是科学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动机。然而，后结构主义者对基于启蒙主义的人之理想的拒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大写的人”的人本主义形象上，它还承认不可能以一个统一的声音谈论任何类别，无论是妇女、土著还是其他边缘主体。它认为需要将新的重点放在所有类别之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每个类别内部断裂的问题上。根据福柯的看法，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在主导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掩护下，也继续将欧洲思想主体定义为单一和霸权的，并赋予“他”（性别并非巧合）人类历史发动机这一王者般的崇高地位。自 年代以来，这一批评路线一直保持强劲的势头。在对人本主义的内在批判中，后殖民主义和种族理论家将欧洲人本主义的崇高主张重新置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暴力的历史之中。他们通过审视殖民历史和对其他文化的暴力统治，要求欧洲人为这一理念的使用和滥用负责，但并没有完全拒绝其基本的人本主义前提。对其他文化和文明的“好战轻蔑”，被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揭露为“自我吹嘘，不是人本主义，当然也不是开明的批评”。当今世界，许多非西方的新人文主义模式正在发挥作用，例如布拉赫（，）的流散伦理（）瑏瑡，它呼应了西瓦（）的反全球新人文主义（）瑏瑢。从柯林斯（）瑏瑣到德鲁西拉康奈尔（），非洲人文主义或班图精神瑏瑤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吉尔罗伊（）的行星世界主义（）也提出了当代批判性后人类主义的一种富有成效的形式。生态女权主义者着重指出，西方人本主义强调“大写的人”，自诩为万物的尺度，这与对自然的支配和剥削相关。他们谴责对科学和技术的滥用，主张采取更加和谐的方式，尊重生物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瑏瑥当代后人类批判思想建立在这些前提之上，但其依据的体系架构却不相同。批判性后人类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和女权主义理论家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不是一个中立的术语，而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术语，它表征了特权和权利的获取，与人本主义传统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例外论”（）相联系，因此，他们强有力地介入了这场辩论。被置于“大写的人”的普遍模式中的标准正是因其偏颇而受到批评。瑏瑦事实上，所谓的普遍的罗西布拉伊多蒂 等：后人类批判理论“大写的人”，是男性化的、白人的、城市化的、讲标准语言的、异性恋的，被铭刻在一个生殖单位里，并且是一个公认政体的正式公民。瑏瑧如果说这一批评路线还不足够的话，“大写的人”现在也被要求承担任务，并回到其作为人类（）的物种特性，瑏瑨也就是说作为等级制度、霸权主义和普遍暴力物种的代表。其独特性正受到科学进步和全球经济问题的共同挑战。后人类不能被表述为一种新的普遍性，这不仅是因为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所作的根本性批判，使得普遍主义失去了很大的吸引力，而且还因为我们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或同样的程度成为“人”的。因此，从方法论和政治上来说，对我们中任何一个可以被称为“人”的，后人类方法都需要进行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的仔细绘图。我的方法结合了福柯谱系学与女性主义的位置政治，为构建我们“成为人”的多层次、复杂的权力关系提供具身的和嵌入式的描述。制图方法提供了一个关于我们都纠缠其中的权力关系网的政治基础和理论依据的描述。瑏瑩然而，在释放我们与“物种的人”的联系和发展批判的后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形式方面，真正方法论的困难在于情感（）。对我们这个物种不忠诚（）并非易事，因为在迈向批判性后人类立场的运动中，不同的归属面临的生态风险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与我们物种保持距离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物种接触的条件。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对“人”非常依恋。这一自远古以来就被熟知的生物，作为一个物种、一个地球上的存在和一种分层的文化编队，它阐明了非常具体的归属模式。此外，一个人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距离，也可能取决于其对当代技术发展的评价及其与当代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我的著作中，我一直强调技术亲和力维度（）瑐瑠以及这些技术的解放性甚至超越性潜力，与那些试图将其挂钩到保守的目标、超人类主义的快车道进化梦想或平庸的利润导向系统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但一个人对自己物种的忠诚有着更深层、更复杂的情感根源，无法随心所欲地摆脱。在这个层面上的不认同（）涉及到脱离“物种的人”的痛苦。但这种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与熟悉的思维习惯保持批判性距离，不能与维持批判性思维的意识提升相分离。对于要求尊重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复杂性的伦理和政治探索来说，脱离既定的思维模式是至关重要的。后人类思想是复杂性理论的一个分支。只有发达资本主义肤浅的乐观主义，才能对当前后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和人类 非人类之间互动的重新关注进行毫无问题的推广。这种未来主义的设想倾向于抹杀重要的差异，特别是那些基于所谓过时的变量（阶级、性别、性取向、年龄、族裔、种族和身体健全）上的结构性歧视和不公正长期存在。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引入更为基础、更为复杂的后人类境况制图，以便在对这一种类（出于习惯，我们仍将其称之为“人类”）未来的轻率乐观和技术悲观之间取得平衡。我将在下一节中阐述这方面内容。二、后人类的批判理论之基质瑐瑡在某种程度上，精确解释“我们”是通过哪种历史偶然性、知识变迁或命运转折进入后人类世界的，这需要批判性的制图。在这 里 行 动 的“我 们”不 是 一 个 单 一的 更不用说普遍的 实体，而是一个游牧的集合体（）：关系性的、横向性的和肯定性的。瑐瑢目前，“后人类”一词涵盖了一系列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机构进程，它们往往捍卫着截然相反的政治议程。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立场的多样性。参考一下两个新的主要研究机构的建立：其一是牛津大学的超人类主义者所聚集的“人类未来研究所”（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 ），另一是剑桥大学所汇聚的全球风险研究中心（）。在一个被称为“超级智能”的意义重大的项目中，前者主张通过脑 机网络接口对人类增强形式进行仔细监控，以此作为人类下一个必要的进化步骤。由于看好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提供的计算增长机会，这些举措结合了基于脑 机网络接口主体的还原论愿景（），与对科学理性的自我修正能力的无限信心。考虑到我们目前处理计算能力的不足，牛津人类未来研究所拒绝使用“后人类”一词，认为这在我们物种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剑桥全球风险研究中心率先评估了过于草率地认可脑 机接口所涉及的重大风险。他们还捍卫一种更为根深蒂固的观点，即把技术置于现实世界中，并以平衡的方式评估其对社会和环境的长期影响。这两个互补的项目为有关后人类转向的辩论定下了基调。他们将超人类主义增强的激进期望与基于启蒙的价值观（如理性和自由个人主义）的坚定重申结合在一起。显然，他们对激进变革与传统延续相结合的内在矛盾不以为然，拒绝接受后人类理论的临界边缘（），安抚风险资本家对基础研究的干预，并在政治上采取保守态度。幸运的是，该领域目前的学术研究更具实验性，因为它严肃对待各种增强（）的挑战，同时对当前由“认知资本主义”（）所驱动的市场经济的利润动机保持怀疑瑐瑣。对后人类的研究涵盖了广泛的立场和几乎所有可以想见的变化，包括世界末日的情景。各种各样的观点，我无法在此总结，因此有必要为我的批判后人类立场设定一些规范性构架。我的制图的第一个关键，是拒绝“封闭”的思维体系，这些思维体系已经先入为主地得出了向后人类世界过渡后的可能结论。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将后人类视为一个本质上自由或进步的种类，也不可能在不考虑持久的权力差异的情况下接受“后人类”和后权力 后性别 后 种 族 后 阶 级（）地位之间的等式。瑐瑤我们同样不能把后人类的讨论局限在自我形成的身份约束问题上。相反，我们需要仔细协商，以便在人类和非人类代理人之间建立新的组合或横向联盟，同时考虑到技术中介的泛在性。我的论点是，我们需要将转型的挑战直接纳入主体性的基本结构，后人类转向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关于后人类思想，我的制图的第二个关键，是将“人类”定位为一个单一的范畴，并将其作为一个激烈论争的对象，恰如它作为一个受到威胁或濒危的类别出现一样 。这导致了我所定义的“人类”的反应性重新组合，它表达了对我们物种未来的强烈焦虑。一种消极的世界互联恰是通过泛人类（）的脆弱纽带建立起来的，这不能不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学术研究。正如哈贝马斯瑐瑥、福山瑐瑦、斯洛特迪克（）瑐瑧和博拉多里（）瑐瑨等重要政治社会思想家的言论所显示，对我们的物种未来以及人本主义遗产共同焦虑的文献现在已成为一种既定的类型。从不同方面来看，他们似乎对后人类转向的前景感到道德和认知上的恐慌，并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先进的技术。最近关于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的学术研究规模，也证明了这种紧急状态和地球在“人类世”中作为一个政治代理人的出现。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和社团的后人类主义都通过提出一个泛人类“我们”的仓促重构来缓解这种焦虑。“我们”本应一同在“此”，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回到“此”处。后人类中心主义在流行文化中盛行的同时也受到批评，它被认为是一种以新哥特恐怖模式来表现人类与技术“装置”（）或机器之间关系不断变化的消极方式。瑐瑩我把它标记为“技术畸形论”（）社会想象，它假定技术既是崇拜的对象也是厌恶的对象。关于人类和其他物种灭绝的文学和罗西布拉伊多蒂 等：后人类批判理论电影，包括灾难片，是非常流行的类型，这些文学和电影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物基因结构提供了反乌托邦反思。女性主义理论家和科幻恐怖小说流派之间创造性的结盟瑑瑠，构成了一条迅速增长的后人类分支，提供了不同物种和不同类别的生命实体之间的关系纽带 。酷儿理论家将后人类与后性别等同起来，并提出了宇宙外星人与社会外星人的结盟。瑑瑡非人类的酷儿化在一系列变化中全面展开，包括重新思考基于动物和其他有机系统的性别的多样性。瑑瑢重点放在高度的性不确定性或性未分化上，以非人类物种的形态和性系统为模型，囊括了昆虫瑑瑣和细菌瑑瑤。后性别的性征行为也被假定为后人类中心主义对当前人类具身形式消亡的反思模式瑑瑥，从而给人类主义主体的棺材钉上了钉子：“我们”确实共同卷入“此”种演化之中。“此”（）问题突出了我们的历史条件，也即我们时代的兴奋与恐怖。高度的技术调解和自然 文化鸿沟的消除造成了一系列的悖论，比如一个电子连接的泛人类被内部的剧烈断裂所割裂，可能被迫滋生不容忍甚至仇外的暴力；矛盾日益加剧：基因重组的植物、动物和蔬菜随着计算机和其他病毒一起激增，而无人驾驶飞行器和地面武装车辆迫使我们面临新的杀戮和死亡方式。人类被重塑为一个消极的类别，既被共同的脆弱性和灭绝的幽灵维系在一起，也被环境破坏、新旧流行病、无止尽的“新”战争、移民和流亡的扩散、拘留营和难民中心所摧毁。全球经济所造成的惊人不平等导致了暴力和叛乱；要求建立新形式的国际关系或全球精神的呼吁瑑瑦，往往为暴力、破坏和暗杀等死亡政治行为所回应，这些行为不仅仅出自西方的官方敌人穆斯林极端分子，而且还有本土杀手，在欧洲就像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这样的人。瑑瑧因此，毋庸置疑，人类的一般形象 “我们”陷入困境，“此”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唐娜哈拉维这样说：我们的真实性是由人类基因组的数据库来保证的。该分子数据库，作为合法烙印的知识产权，被保存在国家实验室中，它的任务是为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公布文本。人的分类类型却成为人的烙印。“活力物质”（）瑑瑨或“创造性生命”（）瑑瑩作为核心概念出现，强调所有生命系统的自组织活力，从而推翻了人类中心主义例外论。马苏米（）把这种现象称为“外 人”（）：“嵌入式的人类物质性的遗传矩阵（）。”它因此经历了重大变异，“物种完整性在表达人类物质可变性的生化模式中丧失”。凯伦巴拉德（）创造了“后人类主义操演”（）一词来定义新的人类 非人类互动 ，而哈德特（）和内格里（）则认为这是一种从人类作为创造之王的主导形态中的“人类学出走”（）一种物种的巨大杂交（）。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重思后人类主体形态。这意味着拒绝任何挥之不去的关于人性的概念，也拒绝基于大脑和神经能力的还原论人类定义而进行的超人类主义人类增强计划。我主张建立一个自然 文化的连续体，它强调具身的和嵌入的内在性，包括与生物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协商和互动，以及环境科学、性别、种族和残疾研究。这一转变也终结了人类生命（物种的人，）与政治生命（）的类别区分，后者受到严格管制，与动物生命、非人类或普遍生命力“佐伊（）”截然不同。我认为，在这种方法中脱颖而出的是后人类主体的具身结构，它是人类、非有机物、机械和其他元素的综合集合体。此外，这种扩展自我还以实践结构性存在和中介装置为标志，它把技术视为“第二天性”。这是一种内在的至关重要的主体愿景。我想给我的制图提出的第三个关键，是从背景上看，这些结构性变化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与发达资本主义的急剧变化条件产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生共鸣。全球经济产生了全球自然（）和全球文化瑒瑠，它是一台为了商品化和消费而积极产生差异和成倍增加数量差异的旋转机器。全球消费无国界，消费品、信息字节、数据和高度控制的资本流动构成了这个经济体系超流动性的核心。资本主义的去领域化（）从来不会产生伦理意义上质的变革，相反，它是由利润动机驱动的数量积累，并以高度选择性的方式来控制流动时空。资本主义流动的条纹空间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主体形态：移民工人、难民、贵宾飞行乘客、日常通勤者、游客、朝圣者，等等。因此，生成游牧民族的伦理过程需要从承认“我们”处于截然不同的权力位置开始。此外，资本主义去领域化的暴力行为造成了强迫驱逐、系统性无家可归和空前的全球规模人口外流。瑒瑡由于战争和破坏，一种全球性流散正在发生，大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正在流动瑒瑢，他们试图越过边界（往往是致命的）进入西方世界，在那里他们被关进拘留营，沦为隐形公民或二等公民。后人类有其自身的不公正和暴力形式。全球经济往往是非常不人道的，表现出结构性不公正，包括贫困和债务增加。瑒瑣它还通过以技术为介导的战争和反恐，产生一种“死亡政治”（）治理行为。战争已演变成破坏城市和国家基础设施的大规模进程，使平民暴露在技术的和古老的双重恐怖之中。新的非人道形式已经出现，战士或士兵的经典形象已经变异为两种镜面的混合形态：一方面是专业技术形象，另一方面是恐怖分子的威胁性形象，随时准备袭击任何地方。技术在当代战争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的战争是由无人机和其他后人类中心的无人驾驶车辆驱动的，（这些）都由专业人员（远程）操控。无人驾 驶 飞 行 器 又 称 无 人 机，或 遥 控 飞 机（），是一支包括陆地、海洋和空中的大型机器人军队的一部分，十年前就开始在阿富汗工作。“我们”一起在“此”战争机器之中。我的制图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当代全球经济具有技术 科学结构，它建立在先前不同的技术分支之间的融合之上，特别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它们涉及对动物、种子、细胞和植物以及人类的研究和干预。实质上，发达资本主义既投资于所有生命的科学和经济控制，又从中获取利润。瑒瑤生物基因资本主义的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将生命“佐伊（）”也就是人类和非人类的智能物质 变成贸易和利润商品。所有生物都被融进全球交换的市场经济之中，这种市场经济将它们商品化到可比的程度，从而使它们平等地被支配。所以，一种狡猾的后人类中心主义的等价关系已经在物种之间建立起来，因为它们真正被纳入利润原则。发达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反常发展及其不可否认的成功，在于将生命物质的自组织活力重新附着到过度膨胀的占有性个人主义概念上。瑒瑥今天，构成资本价值的是生物物质本身的信息能力，它被转换成关于物种、种群和个人的生物遗传、神经和媒介信息的数据库，正如 的成功在更平庸的层面上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做法将身体还原为能量资源或生命能力方面的信息基质，从而拉平了不同种类的差异。重点是信息本身的积累、信息内在的生命力和自组织能力上。“数据挖掘”（）包括识别不同类型或特征的分析实践，并将它们强调为资本投资的特定战略目标或风险类别。生命物质的资本化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库珀（）称之为“生命即剩余（）”瑒瑦。它引入了人口控制话语和物质政治技术，这与福柯（，）关于生命政治治理的著作中所关注的人口管理完全不同瑒瑧。今天，我们不仅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系统进行“风险分析”，而且对世界风险社会中的整个人口部分进行分析。瑒瑨信息化的数据是当今真正的资本，补充而不是消除经典的权力关系。技术对日常生活的高度入侵，是促使资本主义成为后人类中心主义力量的要素之罗西布拉伊多蒂 等：后人类批判理论一，哈拉维最近将其称为“资本世”（），朱西帕里卡（）称之为“人 类 道 德 败 坏 的 行 为”（）（）瑒瑩，与齐拉 艾森斯坦（）的“全球道德败坏的行为”（）瑓瑠、席娃（）的“生物盗版”（）相呼应。但后人类不是后权力。三、新唯物主义一元本体论上文制图法概述是后人类项目的一致性或创造性形成的平面。作为一个后人文主义者，我有着显而易见的反人本主义情结和坚定的技术主义倾向，我不太容易对人类中心主义地位被取而代之的前景感到恐慌 无论是作为人本主义者的“人”还是作为“物种的人”并且我还能看到这种进化的优势。我想提出一种批判性的后人类理论，与之相应，其在情感上是一种否定人类至上地位的关怀形式，这种关怀形式的接受者是未来的世代。作为一名德勒兹女性主义者，我的立场是明确的：游牧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本体论，将主体重新置于具身的和嵌入的根本内在性之中。生命“物质”是一个过程本体，它以复杂的方式与社会、心理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产生多种归属的生态。瑓瑡我拒绝用旧瓶装新酒的传统保守策略，不倾向于将传统的人本主义价值观重新引入以人类为基本参照单位的当代变革中。相反，我想说，我们需要改变关于人类的范式，以适应我们的历史条件。在复杂的力场中，人的主体性必须重新定义为一个扩展的关系性自我，由社会、行星和技术因素累积效应产生。瑓瑢后人类中心主义主体的关系能力并不局限于我们这个物种，而是包含了非拟人的元素：非人类，生命活力，即我所编码的“佐伊（）”。瑓瑣它是横贯一切的力量，横跨并重新连接先前被隔离的物种、种类和领域。在我看来，以“佐伊（）”为中心的平等主义是后人类中心主义批判转向的核心，它是对发达资本主义逻辑下享有机会主义的跨物种生命商品化的一种唯物主义的、世俗的、扎根的、非感性的反拨。关键概念是对身体的新物质主义理解的体现，它来自德勒兹和加塔里的新斯宾诺莎主义哲学，不过是用女权主义和后殖民理论进行重新组合。这一理论既拥抱了他们关于活力身体的唯物主义（），又拒绝了关于否定差异的辩证思想，从而改变了参照系。它不同于后结构主义更注重于语言分支 这一分支依赖于符号学、精神分析和解构，生命政治明确打破了精神至上的概念及其在主体形成中的意义过程。无论是菲勒斯（）、逻各斯、欧洲中心主义的先验理性还是异性恋规范，一个所谓“无标志”的主体并没有被单一的权力矩阵彻底捕获。权力不是由单一主宰者操纵的垄断卡特尔（），而是物质和话语效应的不同分配机制，这也影响到主体性。运动和速度、沉降线和逃逸线是影响非统一后人类主体形成的主要因素，它与外部力流和权力效应产生积极共振。因此，多种捕获机制会产生多种形式的抵抗。权力形成是有时间限制的，因此是暂时性的，并取决于关系性的行动和互动。在唯物主义过程本体论中引入一个更为复杂的主体观，该本体论维持了一个由具身性、性别、情感、共情和欲望所构成的开放的、关系的自我 他者实体（）。社会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被重复和注重差异的根茎动力学（）所取代瑓瑤，在自然 文化的连续统一体中，权力既是一种限制性（）力量，也是一种生产性（）力量。批判性思考者的任务相应地被定义为创造新概念。这些思想提供了导航工具，帮助我们跨越一元论宇宙的差异调节，克服了“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的对立，朝向充满活力的唯物主义活力论。德勒兹女性主义者以一元论哲学为基础，阐述了一种“生命政治”，其前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是物质，包括人类具身的特定物质片段，是智能的和自组织的。此外，它并不是辩证地反对文化，也不是反对技术调解，而是与它们保持一致。瑓瑥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从激进内在性方面更新女性主义的位置政治，特别强调主体性的嵌入与具身、情感与关系的结构。推而广之，它有助于重新定义旧的二元对立，比如自然 文化、人类 非人类，为建立一种非等级的更加平等的关系铺平道路。对理性和超验意识的强调 这是人本主义的支柱之一，也是其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关键 被激进的内在性和过程本体论所取代。四、批判性后人类思想如上所述，批判性后人类思想的力量在于为肯定伦理和政治提供一个框架。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一种关系伦理，重视跨物种的、重视与“佐伊（）”（即非人类生命）的生产力和内在力量的横向联盟。对“佐伊（）”或以地缘为中心的伦理方法的关注，要求我们对人类意义的共同理解发生转变。此外，“我们”可能与“此”共在，这一事实需要通过对过去和现在权力关系和结构性不平等的深入分析加以限定。我想从激进的内在性哲学、活力唯物主义和女权主义位置政治出发，反对陷入一种“新”泛人类（“”）的抽象概念，这一抽象概念与共同脆弱性或对生存和灭绝的焦虑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当前的地缘政治和后人类中心主义世界秩序中产生的新权力关系的，进行嵌入的与具身的、关系性的与情感性的制图。阶级、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和身体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人类“正常”的重要标志。它们是构建我们所谓的“人类”概念和对其进行监管的关键因素。不过，要考虑到我们在今天“人类世”所面临的全球范围难题，即“我们”确实一起陷入这场人类世危机中，只是这种意识决不能掩盖或者抹杀集体主体（“我们”）及其努力（“此”）的权力差异。现在，在“人类”的重新组合中，很可能有多种潜在的矛盾。后人类女性主义和其他批判理论家需要抵制对世界主义纽带的草率和反应性重组，尤其是那些由恐惧构成的纽带，朝着新的横向联盟、共同体和人类组成面的多重努力可能更有用：以多种方式共同生成世界。后人类批判思想不是后政治，后人类状态并不标志着政治机构的终结，而是朝着横向联盟和关系本体论方向的重组。因为生物基因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在其结构上是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并不必定或自动地更加人道，或更有正义倾向，这一点尤为重要。后人类主体并非后现代，因为它并不依赖任何反基础主义的前提，它也不是解构主义，因为它在语言转向或语言媒介中并不发挥作用。由于没有被不可抗拒的符号化力量所制约，后人类主体不会因此被迫在一个本质上无法给予应有承认的系统中去寻求其存在的充分表述。瑓瑦基于两个 ，即缺乏（）和法律（），语言能指最多只能分配禁锢和拒绝授权，其主权权力是建立在它所引发的负面激情上。瑓瑧对所有“物质现实主义”的活力论者来说，这种对主体极度依附于自身无能境况的悲哀看法，仅仅是对“我们”生成进行时一种不充分的表述。后人类游牧主体是唯物论和活力论的，根据“位置政治”的激进内在性，它是具身化、嵌入式的，并坚立于某处。它是一个多面的主体，通过斯宾诺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视角，并加上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在一元本体论中通过关系的活力和元素的复杂性得以实现。激进内在性伦理要求这样一个主体：必须“无愧于当下”（），具身化并嵌入进“此”特定的世界，从而成为当代文化、科学和技术的一部分。后人类思想远非逃离现实，它将当代主体铭刻在其自身的历史条件中。依此类推，生命既非形而上概念，亦非意义符号系统，它在多种行为、遭遇和事件中表达自己。瑓瑨生命，仅仅是生命本身，就通过实现罗西布拉伊多蒂 等：后人类批判理论能量流动来表达自己，通过生命信息代码，在复杂的肉身、文化和技术网络系统中表达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为“无愧于我们时代”理念辩护，捍卫它作为一种批判性和创造性参与生命过程的方式，作为一种我们此时此地与多种他者（）分享生命强度的表达。主体性游牧视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它，将其与以下两个关键概念联系起来：差异的积极性和后人类伦理。它们意味着拒绝道德普遍主义和二元思维，特别是自我 他者的区分以及强调这一区分的他者辩证法。差异的积极性开始凸显，强调同一性和他者性的二元逻辑在不对称权力关系尺度上分布差异的程度。这使得“差异”的概念沦为贬义：对那些打上“他者”烙印的人来说，它意味着自卑以及社会和象征性的失格。他们是消极差异的人类与非人类的参考物：性别化、种族化和归化的他者，即女人、瑓瑩、黑人、后殖民者以及非欧洲人；还有动物、植物和地球上的他者 它们在社会性和象征性上都沦为不如人类状态的可随意被处置的身体。主体的主导规范 古典的人本主义的“大写的人”被定位在等级制度的顶峰，这一等级制度奖励零差异理想。瑔瑠这一规范被用于证明理性认知和社会暴力的部署是正当的，这些认知和暴力标志着性别化、种族化和归化的“他者”，他们的社会性和象征性存在是不受保护的。这使得人类中心主义已不仅是一个偶然的态度问题，而是我们文化实践的一个结构性因素，它被嵌入到理论、制度及教学的实践中。通过克服这种等级二分法，我们正在生成后人类伦理主体，并通过多向方式超越语言符号代码，培养我们多元的关系能力和沟通方式。在我们集体历史的这一特殊时间节点，“我们”确实不清楚我们脆弱的自我、思想和身体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能做什么。我们需要通过接受一种具有强度的实验伦理来找到答案，这必须从内在性平面（）的精心构造开始，这个内在性平面为未完形的人或作为横向主体的“我们”奠定基础并加以运作。与匮乏的欲望相反，充盈的欲望提供了推动后人类主体形成的本体论力量。伦理想象在后人类主体中生气勃勃，它以本体论的形式出现，强调自我与他者（包括非人类或“地球”他者）之间扩大相互联系的意义，一方面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障碍，另一方面也消除消极性的障碍。因此，生成后人类是一个重新定义自己与共同世界（一个辖域空间）依恋感和联系感的过程，这个空间中可能包括城市、社会、心理、生态、地球。它表达了归属的多重生态，同时也引发了一个人的感官和知觉坐标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承认我们仍然称“自我”的集合性和外向性。“自我”实际上是在一个共同生活空间中的肉体瑔瑡和可移动的集合，主体从来就不是主人，而只是栖居在一个社区、一个群体或集合中。在后人类理论中，以“佐伊（）”为中心的主体是一个横向实体，完全沉浸在非人类（动物、植物、病毒、技术）关系网络中，并与之共存。这种非本质主义的活力论特征削弱了理性意识的傲慢，这远非一种垂直的超越行为，而是在激进内在性的基础练习中被重新塑造并向下推进。它是一种将自我向世界展开的同时又将世界包裹其中的行为。意识是一种与自身环境相关的衍生模式，本体论的关系性及其感知和感觉的形式，是第一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本主义所引以为豪的理性和有意识的自我表征被自恋自妄与抽身旁观的欲望所摧毁。生命，就像“佐伊（）”一样，是一种非人格化的非人类力量，它不需要我们的允许就能感动我们，并超越了“我的”生命界限，去寻找其他的生命联系。后人类批判思想清醒地直面以“佐伊（）”为中心的生命唯物主义本体论，既不向道德恐慌让步，也不向忧郁症让步。后人类伦理学旨在制定多种人类和非人类他者之间的可持续关系模式，以增强更新和扩展横向和非单一主体边界的能力瑔瑢。伦理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理想是实现认知、情感和感觉的手段，以培养更高层次的赋能以及肯定自己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多重联系。推动后人类生成过程的情感力量选择，是由快乐和肯定伦理来调节的，这种伦理通过将消极情感转化为积极情感来发挥作用。我对这一新伦理的定性标准涵盖以下几点：非营利原则，强调集体，接受关系性和病毒性污染，共同努力试验和实现虚拟选择，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新联系（包括创造力的核心作用）。它们不是道德指令，而是持续实验的动态框架，其强度需要集体来制定，以便产生关于身体承受能力的有效制图，这就是为什么我也将之称为“可持续性阈值”（）。后人类伦理表达了一种基于集体感和关系感的责任形式，这导致了单一主体对共同体和归属的重新主张。吉纳维芙 劳埃德（）把这些局部的微观普遍主义要求称为“合作道德”（）。他们的目标是建立集体纽带，一个新的情感共同体或政体，由我们的集体想象力推动，瑔瑣并由作为共生关系模式进化过程的愿景支撑瑔瑤。换言之，成为后人类既不意味着对人类漠不关心，也不意味着失去人性。相反，它意味着一种新的方式，将伦理价值和扩大的共同体意识的福祉结合起来，包括其领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伦理纽带，它既不同于按照古典人本主义的经典路线所定义的个体主体的自我利益，也不同于康德主义的道德普遍主义及其将人权延伸到所有物种、虚拟实体和细胞组成的依赖。瑔瑥后人类理论也将伦理关系建立在联合项目和活动的积极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共同脆弱性的消极和被动的基础上。因此，后人类游牧伦理的核心概念是对消极性的超越。具体来说，这意味着更新的政治和伦理代理不能从当前的语境或当下的局势中得出，必须以积极和创造性的方式，创造可能的未来，调动尚未开发的资源和愿景，通过与他人相互联系的日常实践将其实现。这个项目需要更多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力量或先见之明的能力，这些品质既不在学术界特别流行，也没有在当今这个强制追求全球化“卓越”的时代得到科学的高度重视。然而，批评理论的许多方面都在呼吁人们有更多的远见。女性主义者在这方面有着悠久而丰富的谱系。从早期开始，凯利（）就将女权主义理论视为一种双刃剑，因其具有强大的批判性和同样强大的创造力。从彼时起，创造性维度一直是核心，它构成了女性主义、性别、酷儿、种族和后殖民研究等激进认识论的积极和创新核心。瑔瑦如果没有远见，概念创造力是无法想象的。为了确保对当下的积极控制，一个预言性或远见性的维度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实现对当下的消极和不公正的可持续转变或定性转变的发射台。未来实际上是当前积极方面的虚拟展开，它兑现了我们对子孙后代的义务。后人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关于外部、开放空间和具身行为的哲学，它渴望从熟悉的事物中实现质的飞跃，相信我们在当今以技术为中介的世界历史坐标中可以开启未来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无愧于时代的方式，可以增加我们的自由，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世界的复杂性。这个世界既不以人类为中心，也不是拟人化的，而是以地缘政治、生态智慧和自豪地以“佐伊（）”为中心的世界。五、结论“我们”是未完形的后人类，需要被建构和实现“我们”的横向主体性，并在发达资本主义多元时代发挥作用。“我们”很可能于“此”共在，但“此”项目远非单一的或简单的。正如牛津大学的超人类主义者所提出的那样，“人类”是一个潜力无限而实施起来却受到威胁的范畴，我反对这种虚假的重新组合，坚决主张就“我们”生成进行时展开集体和民主论辩。针对将人还原为与全球计算网络相适应的大脑能力库的做法，我想提出一种游牧式主体愿景，即嵌入的以及具身的、关系的和情感的主体。罗西布拉伊多蒂 等：后人类批判理论然而，我也想以全球退出酷儿物种及其熟悉的“他者”模式的名义，抵制反对人类一切事物的快乐酷儿暴动。新一元论的一致性平面，以及有时间限制的真理，位于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在后人类中心主义的意义上，我们开始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是人类，正如人类的概念进入另一种危机状态一样。后人类转向对批判性思维的影响，是在我们的自我表征的思维过程的核心处，显示出一种根本性断裂。也就是说，一种类别 人类 跳入我们的视线（“质问我们”），并在其消逝或者说消失的那一刻变得可以思考。福柯在 事物的秩序（）一书中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人终将被历史浪潮抹去，如同沙滩上的一张脸。他的话语分析宣告了欧洲人本主义的终结，在后启蒙时代的参照系下，为人的批判创造了分析条件。暂且悬置其他因素，我们专注于概念危机与使其可思考条件之间的共振效应。如果一个概念在失去一致性时变得可思考，那么我敢说，在现实和感知之间，存在着一个共振室，一个振动的空间。这既显示了批判性思维的弱点，也显示了批判性思维的强项，容我细思这一问题，而非匆忙地解决它。在讨论一个概念的可思性及其内爆之间的明显张力时，诺伊斯（）认为，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共振，确凿地表明了我们主体性的根本内在结构。瑔瑧换言之，“正是因为”我们是物质的和关系的主体，我们主体化的过程才与我们的历史条件相吻合：“我们”于“此”世界共在。因此，当问题或“危机”爆发并在我们脑海中显现时，我们只能感知并因此意识到我们的历史性条件。历史条件（外在）和主体形成（内在）的连接，是一个相互交融的过程，是相同的基本材料和共振材料的折叠和展开。内外因素的明显对立是错误的，也是无益的，因为重要的是它们的相互作用，它们的多重褶子（）。瑔瑨将这一洞见与后人类论争相联系，我认为“危机”不一定是消极的，而是关系性相遇、理解和知识生产的新条件集中来临。推而广之，福柯的“人之死”，实际上宣告了发达资本主义一个新的阶段 生命作为一种非人类力量的生命政治管理的兴起。同样，德勒兹对 年五月风暴事件前后政治危机的分析，成功地预测了资本主义正在经历向后工业体系转变的结构性变化。瑔瑩然而，触发概念意识的物质和话语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