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地区埔里地区的开发——兼论其城隍庙之创建.pdf

39GeneralSerial.No.74（总第7 4 期）FUJIAN-TAIWANLTURALRESEARCHNo.2.20232023年第2 期闽台文化研究清代台湾埔里地区的开发兼论其城隍庙之创建谢贵文（高雄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系，台湾高雄）摘要：位在台湾中心地带的埔里，最初仅有埔番与眉番在此居住，清嘉庆年间发生郭百年事件后，为求自保而招平埔族来此同居共垦，却造成自身的衰微。道光年间，地方官员有意经理开发埔里，但被朝廷以治安疑虑而否决，错失最佳的时机。直至光绪年间才开放番地，新设埔里社厅，创建城隍庙，以此象征国家统治力量的进入。由埔里地区开发的历程，不仅呈现生番、熟番、汉人的族群互动与变迁，亦可看见清朝消极的治台政策、中央与地方的隔阅，及城隍庙对于官方与民间的意义。关键词：埔里；城隍庙；番地开发；平埔族；清代台湾埔里位在台湾的中心地带，为群山环绕的盆地地形，内有广大的平原，南烘溪、眉溪两大河川流贯其间，而有“山城”“绿湖”之称，今属南投县。当地整体开发较晚，最初仅有埔番与眉番在此居住，但至清代中叶后，开始有平埔族与汉人相继进入开垦，形成复杂的族群问题，也使清廷的番界政策受到考验。清末因“开山抚番”而开放番界，新设埔里社厅，兴建大埔城，汉人社会逐渐形成，象征国家统治力量的城隍庙也在此时创建。清代埔里地区的开发，不仅是台湾中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番汉族群角力与消长的缩影，更见证理番政策的执行、演变及其问题，实有深入探讨之必要。历来有关埔里开发的研究并不少见，但多从族群的角度切入，本文则着重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由此来梳理清代埔里地区的开发历程，并分析其城隍庙创建的意义。试图解决以下的问题：清廷采取何种番界政策？地方官员如何执行与调整？是否能符合当时台湾社会的实际需要？地方又如何因应此一政策规定？官方创建城隍庙的时机与目的为何？民间对该庙的认知与信仰态度又是如何？期待能藉此更清楚掌握埔里地区开发前后的发展脉络，也能更深入认识城隍庙在国家统治下的象征意义，并从中观察清朝治台政策与实际执行的问题。一、埔里开发的背景与起因台湾于十五、十六世纪外人未入侵前，即居住着操南岛语的少数民族，古时泛称为“番”，今称“原住民”。清朝依据是否接受汉文化与官方管理之原则，将“番”分为三类，一是向官方归化作者简介：谢贵文（1 9 6 8），男，台湾桃园人，文学博士，高雄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系教授。作者简介：谢贵文（1 9 6 8），男，台湾桃园人，文学博士，高雄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系教授。基金项目：台湾“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分香、境主与孤魂转化：台湾民祀城隍庙之研究”（1 1 1-2 4 1 0-H-992-045-MY2)。40闽台文化研究2023年第2 期并纳税者，称为“熟番”,因大多住在平地，又统称“平埔族”。二是未归化亦未纳税者，称为“生番”，大多住在山区，与外人少有接触，仍保有野蛮习性，故又称为“凶番”或“野番”。三是愿向官方归化，接受教化，但不纳税的生番，称为“化番”，原住于埔里地区的埔番与眉番即属之。埔番与眉番分别居住在流贯埔里平原的眉溪两岸，南岸埔番所居地原称为“哈里难”“蛤里烂”或“蛤美兰”等，此皆为番语的译音；后来则称为“埔里社”或径称“埔社”，有埔地深处之意，亦为今“埔里”地名之由来。北岸眉番所居地称为“眉里社”或径称“眉社”，人数较埔番为少，所占土地亦较小。埔、眉社与位在现今南投县鱼池乡的头社、水（里)社、猫兰社、沈鹿社合称为“水沙连六社”。2 清朝将台湾纳入版图后，原采隔离汉番地界之政策，但随着渡台汉人日多，土地之需求亦日增，而不得不逐步开放垦耕番地，却也造成熟番生计的重大冲击，甚至引发大规模的暴动，只好再改采封禁政策。乾隆十年（1 7 4 5)实行福建布政使高山所提出“使生番在内，汉民在外，熟番间隔于其中”的三层族群分布制度，3 并藉由清厘边界与整顿私垦，及透过推行隘番制、恤番政策来防范汉人侵垦界外及不法者藏匿边界。在此一制度下，埔里未受到太多外来者的干扰，埔番与眉番仍能安居其中。不过，乾隆五十一年（1 7 8 6)台湾中部爆发林爽文事件，不仅打开少为外人所知的埔里之门，也使与世无争的埔番与眉番踏上衰亡之途。在此一事件后期，林爽文曾将家春藏匿于水沙连六社之一的水里社，他本人则据说躲藏于埔里社、埔尾等地，而为清廷调派番壮兵勇前去捉拿。4 又受动乱波及的大批难民，也纷纷逃入水沙连内山一带躲藏。在此大量外人涌入的情况下，广阔肥美的埔里平原终被看见，也引发汉人的舰舰。又在林爽文事件后，福康安以其征用岸里社番平乱的经验，奏请招募熟番为屯丁，负责防守隘口及协助缉捕越界不法者，并做为汉人与生番之间的缓冲；而为使其养赡有资，还按丁分给近山荒埔，以供耕种自足，其中即包括水沙连一带的埔地。由于这些“养赡埔地”多与屯所相距遥远，加上熟番不善耕种，故大多将土地麟租给汉人，甚至遭到侵吞，终至引发重大的“郭百年事件”及其后平埔族、汉人的接续入垦埔里。嘉庆十九年（1 8 1 4），水沙连隘丁首黄林旺勾结嘉义、彰化两县民人陈大用、郭百年及台湾府门丁黄里仁，假借已故生番通事土目之名义，赴府署自陈因积欠番饷，愿将祖先遗留的水里、埔里两社埔地，划界给汉人租佃耕种。知府允其所请，陈大用随即出面承垦，并缴清所欠番饷，约定垦成后要为两社缴纳赋税，所余供给社众粮食。翌年（1 8 1 5)春，官府发给垦照，郭百年即率众入山，但水沙连各社番多不知情。他先入垦水沙连界外社仔番埔三百余甲，再侵入水里社开垦四百余甲，又入垦沈鹿社五百余甲，此三社因番势较弱，不敢与之计较。接着他又将目标指向埔里社，自称高官带领民壮佃丁千余人，在此囊土为城，竖起开垦的大旗。埔番自难信服，乃与之相持甚久，他称罢垦，趁壮番进山取鹿茸为献礼时，大肆入社焚杀，夺取财产，甚至发掘番家，收刮陪葬品。郭氏占据此地后，兴筑土围木城，招来更多民佃开垦；而埔番无家可归，只能避居邻近的眉社与赤。在埔番与汉人相持期间，台湾镇、道即有耳闻，但回报是社番与野番的纷争。至嘉庆二十一年(1 8 1 6)冬，总兵武隆阿巡视北部，获悉此事，命严加追究。彰化知县吴性诚乃谕令垦户全数撤离，并审讯主谋者，给予郭百年杖处罚，其余则皆宽有。官员还亲赴番地拆毁土城，并在主要路口设立禁入碑，社番虽能重回家园，但已是元气大伤，从此步入衰微。5 这起对埔里地区有重大冲击与影响的事件，透露出几个值得注意的讯息：一是自林爽文事件后，清廷对于汉人开垦界外生番地的态度已有所转变。乾隆五十五年（1 7 9 0)后，官方已无清41兼论其城隍庙之创建谢贵文：清代台湾埔里地区的开发楚界定的边界可资依凭，自难以严格执行封禁隔离。非但如此，官方此后不仅未强行制止汉人入垦生番地界，必要时还参与督导界外设隘防护事宜、核发垦照及处理隘垦纠纷。事实显示在乾隆朝以后，守隘防范生番的任务多转由民间的私隘负责，隘垦区亦快速扩张。6 在此一封禁番地的态度转变下，郭百年才得以取得台湾府发给的垦照，大张旗鼓地进入水沙连开垦，甚至在大肆焚杀埔社后，也仅施以杖处罚，其他同谋者则皆获宽有。二是清代汉人在台开垦土地的模式，乃垦户先向官府申请许可，或承官府谕示发给垦照再进行投资招佃开垦。垦户有独资者，也有合伙者，多半为拥有巨资与武力的富豪，又称“垦首”。垦户通常只是挂名，实际上会招请佃户从事开垦工作，亦即采垦佃合作的方式。郭百年显然对此一运作模式甚为熟悉，除了与陈大用充当垦首，顺利取得垦照外，还能在短时间内招来上千名汉，设围筑城，展开大规模的开垦，并且拥有可大肆焚杀埔社的武力，这些都显示其为势力庞大的豪强，此亦为官方在处理上不敢过于激烈，甚至轻轻放下的原因所在。三是清代台湾除未归化的生番外，其余各番社皆设有通事，作为官府与番社的中间人，甚至逐渐成为招垦番地的中介与支配人。林爽文事件后，福康安深感水沙连六社的重要性，还特设世袭的“总通事”一职；而各社除设有非世袭的通事外，还发展出少见的“社丁首”，因两者直接处理社务，重要性更在总通事之上，故亦有总通事兼任社丁首之例。7 水沙连因有许多“养赠埔地”，通事与社丁首或私相典，或勾结汉人越界偷垦，黄林旺即是一例。郭百年率众入垦埔里，虽遭官府令撤离收场，但已打开外人进入开发的大门。道光三年（1 8 2 3）初，在万斗六社革通事田成发的居间牵线下，埔社同意“招外社熟番为卫，给以荒埔垦种”，开启平埔族入垦之门。同年九月，驻鹿港的北路理番同知邓传安亲赴埔里视察，见此地平旷膏，颇有循噶玛兰模式进行全面开发之意。另亦有流寓在台的内地人谋议申请为垦户，招佃入埔里开发。8 这些都说明不管是平埔族或汉人，皆视埔里为开垦移居的乐土，连主事官员亦不再坚持封禁，显示此地受到各方瞩目，开发已是箭在弦上。二、平埔族入垦埔社因郭百年事件而元气大伤，人口与财产皆蒙受重大损失，加之时遭北部泰雅族生番的侵扰，无法安居乐业，亦无力防卫自保，函思寻求外援来保全家园。道光二年（1 8 2 2)经由水里社的介绍，决定邀请血缘与文化皆相近的平埔族来此同居共垦，并合力防范外侮。这项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决定，在道光四年（1 8 2 4)埔社土目所立的思保全招派开垦永耕字中有详细记载，9 从中可知台湾中部平埔族同样面临土地被汉奸侵占的困境，正在寻找可长久栖身之处，而埔社亦恰好在寻求同居共守者，且因两者有同根同源的关系，自然能一拍即合。道光三年正月，台湾中部平埔族的十四个社组，共同协议订立自立安固公议名社约字，对于迁移埔里的原因及规定有详细记载。这份合约指出汉人利用社番的单纯无知，运用各种欺诈手段，侵吞其“养赡埔地”及大租、隘粮、屯饷等生计来源，使之无以为生，被迫要离开家园，另寻可栖身开垦之所；而其所觅的“山后东南势溪头茅埔”,即属埔里地区。【1 0 另外，此次入垦埔里能联合中部平埔族的十四个社组共同进行，番屯制亦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番社因为同屯为丁、同地驻守，自然会产生紧密的联结。各大小屯内的社别，基本上以邻近诸社纳入同一屯组为原则，但也有例外者，这使距离较远的部落间，亦有较密切的接触。再者，各社屯丁所分配的“养赠埔地”，离社远近不一，虽然不见得会前往开垦，但因土地相连，彼此往来自然增加，这些都有助于各社的互动与联结，进而促成此次大规模的迁移。I422023年第2 期闽台文化研究同年九月，北路理番同知邓传安亲赴埔里视察，书有水沙连纪程一文，对于当地情况及平埔族入垦都有所记录，也透露他处理的态度及有意开发之想法。他认为此地若能全面开发，将可得良田千顷；然非埔番或其招来的平埔族能成其事，唯有善于农耕的汉人才能使地尽其利。他也看到当地经历郭百年事件后的惨况，埔番已不及十户，为跳脱孤立无援的困境，不仅招来平埔族同居垦耕，甚至愿意发归化为熟番，以获得官方的保护。1 2 平埔族能如此顺利且大规模地入垦埔里，显然与邓传安有意开发的态度有关。道光四年五月，福建巡抚孙尔准巡阅台湾，邓氏又提及比照噶玛兰，开发埔里之议，孙氏颇为心动，以此询问台湾知府方传。方氏又询以时任其幕僚的姚莹，姚氏曾任噶玛兰通判，深知开发番地的复杂性，不可贸然为之，而持缓开的立场。1 3 方氏采纳其言，以此上奏朝廷，仍维持划界封禁，埔里开发之议遂止。至道光二十一年（1 8 4 1），开发埔里之议又起。当时的埔里社已有大批的平埔族入垦，人数远在埔番之上，若再持续下去，将形成管理与治安上的严重问题，故地方官员与社番皆有由官方经理开垦之意。为此，时任台湾镇、道的武攀凤、熊一本及知府全卜年等人，亲赴水沙连六社勘查。熊氏在条覆筹办番社议中以其所见情况及既有规划，逐条回复上级对于官方开发此地所面临的各项问题，强调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显然已较邓传安时更有把握。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埔社“二十年来，熟番已二千余人、生番仅存二十余口”，可见此时双方人口已甚悬殊；且除这些埔番所招来的平埔族外，尚有私自潜入开垦者。1 4 这些都显示埔里平原已多为平埔族所占，原住的埔眉番反而受到严重挤压，此亦为其热切希望官垦的原因所在。当时主管台湾中部以北的番政，亦是主张由官方开发埔里最力者，为北路理番鹿仔港海防捕盗同知史密。他曾数次入水沙连各社实勘，并在道光二十五年（1 8 4 5)获台湾镇、道、府的支持，先行以官捐招佃试垦，但朝中却以“番情难测，后患滋多”要求暂缓，使其深不以为然，而书筹办番地议以求化解疑虑。他指出水沙连六社之番既已发归化、献地输诚，也对试行官垦深有期待，若一旦加以中止，重行封禁旧制，则将使其希望落空、生路断绝，反而会招致更大的后患。他并提出具体的施政方案，即以设屯为控制之法；以官垦先给番租为抚绥之法；以强社牵制全番为驭治之法；以募熟丁守隘防番为备御之法。1 5 这些都可看见史氏对此地番情知之甚深，也对开发之事充满自信与把握，当然亦透露对朝中官员无知与姑息之不满。由于在台官员强烈表达官垦水沙连六社的态度，朝廷乃指派闽浙总督刘韵珂来台时亲自履勘，可见中央与地方对此事皆甚重视。刘氏于道光二十七年（1 8 4 7)五月由史密陪同下进入水沙连，前后履勘八天，在其所呈奏勘番地疏中，对实勘所见及开发主张皆有详细说明。他特别注意到埔里平原所住生番与熟番数的悬殊，但对于埔社入垦的熟番，因历年久远，不知所开为禁地，且人数众多，诛不胜诛，故仅严谕其不准再种。他还招集六社番目，询问其献地输诚的原因，从中看见其所陷入的困境，而认为由官方经理开垦，使“生番收其租息”“熟番得以力田”,实为两全之法。1 6 不过，刘韵珂此一基于亲身所见而提出的剖切主张，仍为内阁大学士穆彰阿等人所否定，理由依然是治安有所疑虑，必须有周详久远的计划。1 7 另在此事背后恐亦涉及私人利益，林豪东瀛纪事记载史密试办官垦时，“以为事在必行，遂传集绅商，出货立股，招民垦辟，将成田矣，偶遗一巨绅，适该绅入都谒选，因力陈不便，事竟中止。”1 8 该未获邀参与开发的巨绅，在朝中当是人脉广阔，以致不少官员皆对史氏有所不满，如江南道监察御史江鸿升即曾上奏：“臣闻该同知史密素好邀功，其自认捐垦二千甲，恐多系奸民已垦之地。”1 9 此当亦开发难以成事的原因之一。43谢贵文：清代台湾埔里地区的开发兼论其城隍庙之创建在官垦希望破灭下，埔社仍维持平埔族人口占大多数，埔番则日益衰微。眉社则在生计压力下，蒙官府准予水沙连六社自招佃租，而于道光三十年（1 8 5 0）四月订定牛眠山佃户八社熟番甘结字，亦即循埔社模式，招平埔族的东螺社、水底寮社、社蔡社等八社入垦，再向其收取大租谷。2 0 自此之后，整个埔里平原几乎为平埔族所占，埔眉番的生存空间大受挤压，加上瘟疫肆虐，所剩不多的人口更形稀少。三、汉人入垦与城隍庙之创建自从郭百年事件后，清廷即严禁汉人进入埔里，而在埔眉番的招垦下，平埔族成为此地最大的族群。不过，仍有汉人利用“服役婚”的方式进入埔里，不仅在此建立家庭，还取得耕种的土地。2 1 另约在咸丰七年（1 8 5 7)，有泉州人郑勒先率部下若干人进入埔里，企图与熟番交易。熟番因曾受汉人侵占之苦，而动武不准其进入。郑氏为表示其诚意，乃皆从番俗、改番名，而获准在此居住。约五、六年后，进入此地的汉人渐多，乃在后来的大埔城址建立小市镇，但其间屡有汉番斗争，市街被焚两次。2 由此来看，汉人因受文明化、社会化较深，头脑亦较灵活，而能在不违反官府禁令下，藉籍由服役婚与改从番俗的方式，进入埔里取得土地与经商，逐渐在平埔族为主的社会中站稳脚步。同治十年（1 8 7 1)爆发“牡丹社事件”，清廷派沈葆桢来台处理，决定推行“开山抚番”政策。光绪元年（1 8 7 5)解除全台的番界禁例，将北路理番同知改为中路抚民理番同知，移驻新设的埔里社厅。该厅分划彰化县辖境，范围相当广阔，厅治即设于埔里社，并在此兴筑大埔城及衙署。根据日人芝原太次郎的调查，光绪三年至七年（1 8 7 7 8 8 1)间移入埔里的汉人最多，籍贯相当广泛，但以广东潮州及福建永春最多。2 3 又据1 9 0 1 年日本殖民政府所做的埔里社堡街庄住民族群别调查，当时埔里分为一街五十八庄，总人口8,1 7 7 人，泉州籍9 2 0 人，漳州籍2,4 4 1 人，广东籍1,2 9 9 人，熟番3,4 8 9 人，2 4 可见随着此地的全面开发，有大量的漳州人移入，也使汉人总数超出熟番，成为最大的族群。大量的汉人进入里，加上官府在此设立十九所义学，更加速当地平埔族的汉化。事实上，这些平埔族在原乡即已接受汉文化，包括信仰汉人所崇拜的神明。例如道光十一年（1 8 3 1)五月二十四日，平埔族各社分垦埔里的阉分书中，即有载：“言约每全年纳租粟五斗以为关帝爷祝寿之费”2 5 ，显见当时平埔族人已有供奉关帝。又如同治十年（1 8 7 1)埔里居民募款在大肚城庄建庙，供奉彰化南瑶宫迎来的妈祖神尊，作为平埔族人的守护神，此即是现今当地大庙“恒吉宫”。原本汉人并未信奉该庙，直至光绪三年（1 8 7 7)当地缺水，居民不分族群向该妈祖祈雨，果然天降甘霖，而成为众人共同信奉的神明。2 6 由此可看出妈祖信仰在整合地方社会的重要作用，不仅是汉人与平埔族共同的信仰，也促进两族群的合作与交融，进而加速平埔族的汉化。一般而言，在新开拓的边疆地区兴建由礼部批准与皇帝认可的神庙，常被视为是这一地区“教化”渐开、“王道”已行的文化标志。2 7 不过，埔里地区因设官管理的年代较晚，时值清朝外患加剧之际，加上在此之前民间即建有供奉关帝、妈祖的祠庙，故官方并未积极建置列入祀典的坛庙，仅在十多年后才兴建城隍庙，做为国家力量进入此地的文化标志。如上所述，虽然在光绪元年即设置埔里社厅，并兴建大埔城作为治所，但直至光绪十年（1 8 8 4)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上奏设置埔里社抚民通判，2 8 方有官员正式进驻，也才有创建城隍庙之举。这座由官方建于大埔城内的城隍庙，在清代志书文献中并未记载；后来的庙方资料及有关论着，皆载其为光绪十三年（1 8 8 7)由通判吴本杰所创建。吴氏为埔里社厅的第三任通判，光绪44闽台文化研究2023年第2 期十三年正月到任，翌年（1 8 8 8)十月离任,2 9 任内与地方互动密切，亦颇有建树，如曾谕劝五城堡(位在今鱼池乡中西部及水里乡东部)总理约股开南烘新圳，解决大埔城内外的用水问题。3 0 又曾在全台土地清丈改革租制时，呈报减轻垦民的租税负担。3 1 这些都可看出他积极治理地方的用心，故由其创建与官府分治阴阳的城隍庙亦甚合理。另外，在两件埔里地区的民间契约中，亦可看见城隍神的记载。一是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四日，王丰瑞、吴永兴因承垦土地分界相争，经公亲出面调处，厘清争议土地的界线，并愿将其中荒埔一所及熟田山林捐作城隍庙的油香之资。3 2 清代地方官府在调解民众经济纠纷时，常会诱导其将涉案金钱充作官庙经费，以摆脱官司麻烦，称为“畏累充公”，3 3 在此契约中，同样可看见官府在调解时，诱导双方将部分土地捐给城隍庙。二是光绪十五年（1 8 8 9)七月所立杜退荒埔水圳底契字，内容是合兴号众股份因其开筑的南烘圳崩塌，无力修理，而愿将该圳底及相连荒埔转让给新顺源号承顶，由其掌管修理，开辟收租。合兴号所得共分三十二份，其中应给城隍爷四份，以为其香祀。3 4 此合兴号即上述吴本杰谕劝五城堡总理所约股成立，显见双方在约定开筑与管理南烘圳时，即已同意将部分收益拨给城隍庙，做为香祀费用。这些都说明吴氏不仅创建城隍庙，还透过行政手段为其筹措庙产与经费，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明清两代将城隍信仰制度化，使该神成为与现世地方官对称的冥界行政官，亦即府、州、县的城隍神与正印官相对应，两者分掌阴阳，共同治理辖区。在此一对应关系下，许多地方官会将创建或整修城隍庙当作重要政绩，也会藉由城隍信仰来辅助施政，吴本杰即是一例。据埔里城隍庙沿革记载，当年吴氏将城隍神安置在操兵场处，凡百姓犯了死罪，他会焚香请该神托梦指示是否有冤情，如未有指示再依律处斩。3 此即是以城隍来监督施政，避免错误的发生，也对外宣示自己的严谨慎重与公正无私。埔里城隍庙的沿革除记载吴本杰外，也将主张开发埔里最力的史密列为关键人物。该庙因在光绪二十年（1 8 9 4)遭大火烧毁，神像被移往士绅施百川所设的鸾堂“怀善堂”供奉。在1903年该堂所刊善书怀心警世新编中，以埔里开辟于道光二十七年（1 8 4 7）；台湾光复之后，该庙所立碑记则称“埔自道光丁未鹿津分宪史氏开辟以来，阅已一百零三年！”3 6 显见其以时任北路理番同知的史密为开发埔里第一人。又在1 9 9 6 年该庙的沿革中，除推崇史密等人主张积极开垦外，更指他见埔里的移垦汉人渐多，形成聚落，乃于道光二十七年从台南移请一尊城隍神来此坐镇，以庇护乡里。3 7 清代城隍属官方信仰，自有一套礼制规定，史密以一驻鹿港的北路理番同知，却自台南迎请城隍神尊来埔里供奉，此可能性实微乎其微。不过，此一说法却反映埔里居民对史氏的历史记忆。如上所述，史氏曾数次入水沙连各社实勘，并先行以官捐招佃试垦，对当地的风土番情皆有深刻的了解；而闽浙总督刘韵珂在奏勘番地疏中，亦多次提到当地番民对史氏的爱戴之情，甚至谓“复察各番，群称史密为老祖；缠绵固结，更难以言语形容。”3 8 这些地方共有的历史记忆，即使百年后仍对他推崇有加，誉为开辟埔里的第一人。不论是史密或吴本杰皆是对埔里深有贡献的贤能官吏，地方居民对两人的感念之情也寄托于城隍神之中。由于城隍信仰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官僚化的现象，自宋代起即流传有去世的清官、循吏或功臣出任城隍的说法；随着明清时期此一信仰制度化，受民爱戴的地方官死后出任本地城隍之传说更为普遍。虽然埔里并未流传史密或吴本杰出任城隍的传说，但当地城隍庙及信众刻意凸显史氏地位，并谓神尊由其所迎请而来，又强调吴氏创建该庙及以神威辅助施政的功绩，这些都说明在民间的观念中，贤能官吏犹如城隍神一般，民众对该神的崇拜，亦在传达对好官的怀念与感恩，以及对国家积极治理地方、照顾民生的期待。45兼论其城隍庙之创建谢贵文：清代台湾埔里地区的开发四、结语本文运用文献史料与民间文书，从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角度，探讨清代埔里地区开发的历程及其关键点，也分析创建城隍庙对于官方与民间的意义，可归纳出以下几个重点。首先，清朝将台湾纳入版图后，采取消极治台政策，防患重于兴利，对于番地开发亦以不危及治安为原则，尤其汉人是社会动乱的主因，必须控制其占有或入侵番地，以免造成管理的困难。在此一政策下，虽然埔里社番与地方官员早有开发的意愿，但朝廷仍担心汉人入垦，可能有奸民混入其中，甚至与社番勾结，形成更大的治安问题，故仍坚持封禁。直到清末推行“开山抚番”，埔里才全面开放入垦，但因此时外患加剧，官方已无力再主导开发，社番也在平埔族与汉人的长期挤压下，几乎消失尽，这些都是此地经济与族群的明显损失。其次，相较于朝廷消极保守的立场，有不少地方官员则对开发埔里持积极态度，如邓传安、熊一本、史密等人，连闽浙总督刘韵珂亦在实勘后表示支持。这些官员皆有良好的政绩，也都认为番地开发有其必要性与迫切性，尤其主张最力的史密，更深受此地社番的爱戴，甚至被称之为“老祖”，这绝非仅因其个人“素好邀功”而已。可惜朝中官员依然固守封禁番地的陈规，此除了受治台政策影响外，也因其无法掌握地方实情，又不信任在地官员，甚至背后还涉及私人利益，这些都使埔里开发欠缺临门一脚，错失最佳的时机。再者，虽然朝廷坚持番地封禁政策，但随着汉人移民的日益增加，当西部平原被开垦殆尽，势必会朝内山逐步发展，侵入到平埔族与化番的土地。郭百年事件后，埔番已是元气大伤，为求自保而招同样土地遭汉人侵占的平埔族来埔里同居共垦，此在地方官员的宽容下，使得当地有较大范围的开垦，但也改变其族群生态。而被禁绝在埔里之外的汉人，仍然透过服役婚及改从番俗的方式，逐渐在此地站稳脚步。由此都可看出，地方社会为了生存的需要，自有一套因应国家政策的作法，而官员也会依实际情况，弹性调整行政执行，以兼顾政策面与现实面。最后，光绪元年解除全台的番界禁例，以中路抚民理番同知移驻新设的埔里社厅，并在此建大埔城及衙署，吸引大批汉人进入开垦，在教育与宗教信仰的配合下，加速平埔族的汉化。设厅初期因无官员正式进驻，直至光绪十三年才由通判吴本杰创建城隍庙。他以此象征国家统治力量进入本地，并以城隍信仰来辅助施政，因与地方互动密切，且治绩卓著，深受居民的爱戴。此外，被誉为开辟埔里第一人的史密，也传言城隍神像由其迎请而来。这两名官员成为地方共有的历史记忆，居民也藉由其与城隍庙的连结，传达对好官及积极治理地方的期待。注释：1较重要的有刘枝万：台湾埔里乡土志稿，台北：南天书局，2 0 1 9 年；谢继昌：平埔族之汉化：台湾埔里平原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集刊1 9 7 9 年第4 7 期；董建辉、周慧慧：移民、土地与清代埔里盆地的族群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 0 1 6 年第3 期。2广义的水沙连涵盖今南投竹山、集集、埔里、鱼池等地，共有二十四社；而此六社则属狭义的水沙连，仅限于埔里、鱼池两处。日 伊能嘉矩著，台湾省文献会编译：台湾文化志下卷，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 9 9 1 年，第1 5 9 1 6 0 页。3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清奏疏选汇，台北：编者，1 9 6 8 年，第4 0 4 1 页。4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台北：编者，1 9 6 8 年，第8 0 3 页、第8 2 1 页。5有关郭百年事件的始末，详见姚莹：埔里社纪略，东槎纪略，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 9 5 7 年，第3 2 4 0 页。6柯志明：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2 0 0 1 年，第2 7 1 2 7 2 页。7林文龙：台湾中部的开发，台北：常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 9 9 8 年，第1 7 2 1 7 3 页。8姚莹：埔里社纪略，第3 6 页。91022232536刘枝万：台湾埔里乡土志稿，台北：南天书局，第2 0 7 2 0 8 页，第2 4 9 2 5 0 页，第2 5 3 页，第3 9 2 页，第2 3 6 页，第3 3 0 页。46(责任编辑钟建华）闽台文化研究2023年第2 期11温振华：清代中部平埔族迁移埔里分析，第3 2 3 3 页。12邓传安：蠡测汇钞，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 9 5 8 年，第6 7 页。13姚莹：埔里社纪略，第3 6 3 8 页。1415161738丁日健编：治台必告录，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 9 5 9 年，第2 2 9 页，第2 5 2 2 5 8 页，第2 1 2 229页，第2 2 6 2 2 7 页，第2 1 9 页。18林豪：东瀛纪事，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 9 5 7 年，第6 4 6 5 页。19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台北：编者，1 9 7 1 年，第2 9 页。20温史朗：导读，收入刘枝万：台湾埔里乡土志稿，第5 7 5 8 页。24台湾发达二关又八沿革调查件（各县厅）（二册一），“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第7 8 1 册第1 件，第1 9 5 1 9 8 页。26谢继昌：平埔族之汉化：台湾埔里平原之研究，第5 9 6 0 页。27陈春声：三山国王信仰与台湾移民社会，“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1 9 9 5 年第8 0 期，第8 4 页。28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案汇录王集，台北：编者，1 9 6 6 年，第1 1 1 页。29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通志，台北：编者，1 9 6 2 年，第3 6 6 页。30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私法物权编，台北：编者，1 9 6 3 年，第1 3 2 5 1 3 2 7 页。31连横：台湾通史，台北：编者，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 9 6 2 年，第1 8 5 页。32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台北：编者，1 9 6 3 年，第1 3 4 页。33蔡东洲、张亮以：晚清地方州县武庙的经费收支问题一一以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的考察，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3 年第1 期。34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私法物权编，第1 2 5 6 1 2 5 9 页。3537潘祈贤：埔里瀛海城隍庙沿革，南投：埔里城隍庙管理委员会，1 9 9 6 年，第1 8 1 9 页，第1 6 1 8 页。39赵与时：宾退录，台北：广文书局，1 9 6 9 年，第2 9 3 2 9 4 页。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Puli Area in the Qing Dynasty-Also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Town Gods TempleXieGuiwenAbstract:Puli,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aiwan,was originally inhabited only by Pufan and Meifan.After the Guo-bai incident in the Jiaqi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it recruited the Pingpu people to live and cultivate together in orderto protect itself,but it caused its own decline.During the Daoguang period,local officials intended to manage the develop-ment of Puli,bu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jected it due to the public security,which resulted in the loss of the best oppor-tunity.It was not until the Guangxu period that the Fan peoples land was opened,a new Puli Fan office was established,and the Town Gods Temple was built to symbolize the entry of the countrys ruling power.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li area not only presents the interaction and changes of the non-naturalized Fan people,the naturalized Fanpeople,and the Han people,but also the negative Taiwan policy of the Qing Dynasty,the ga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and the impact of the Town Gods Temple on the official and the folk.Key words:Puli;Town Gods temple,Fan peoples land development,Pingpu people,Qing Dynasty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