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入研究的视域及问题实质.pdf

72Vol.36No.3JOURNALOFHAINANNORMAILSCIENCES第36 卷第3期Jun.20232023年6 月海南师范大学学社会科学版）Doi:10.16061/46-1076/c.2023.03.010社会融入研究的视域及问题实质刘军，郭佳茵（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 0 0 1）摘要：外来人口如何融入城市，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文章辨析了社会融人研究三种视角各自的局限：个体视角无视制度和网络的作用；网络视角无视人的能动和制度的限制；制度视角无视个人、网络的影响。不同视角甚至有相互矛盾的发现，这反映出各自的偏颇，其根源在于任何特定视角必定遮蔽或否定其他视域，无法观照融人问题本身的整全性，也难以关注更重要问题：城市化大潮迫使农村人口融人城市，这种表象背后有资源分配、社会正义等理念与社会融人之间的张力。因此，厘清社会融人概念，破除抽象经验研究，探究城市化与人生存的紧张关系，如此才可能描述社会融人的整全性真相。关键词：外来人口；社会融人；制度安排；城市化中图分类号：C91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 7 4-5310(2 0 2 3)0 3-0 0 7 2-10自19 45年以来，西方富裕国家的多数人从福利制度中获益，少数人被“社会排斥”，社会融合研究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其目的在于探索如何使被社会排斥的群体更好地融人社会，并获得其应有的机遇和利益。“社会融入”同时也是西方移民研究的内容，指移民融人迁人地社会的过程。因此，社会融人同时为学界和政府所关注，其定义众多，一般被视为多维度现象，包括经济融人、社会-文化融人、政治融人、心理融人等。当代中国正在城市化进程之中。到2 0 2 2 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接近6 5%，流入城市的人口日益增加，他们的社会融人如果受阻，即在就业、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无法得到保障，就会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出现犯罪等现象。因此，“社会融人”是一个重要课题社会融人的理论来源有二：经典社会学理论和现代社会政策理论。前者认为，社会融人是对社会和谐与冲突的诠释，其根源在于涂尔干的“社会团结”学说。社会融人是单向的，可图示为A一B，如少数族群融人主流社会。双方相互融人即为社会融合，可图示为AB。社会团结或社会整合可视为宏观的“社会融合”。在后者中，不同福利国家有不同的表述，因为它们有各异的公共政策模式。美国学者、英国工党倾向于使用“社会融人”一词，将它与个体权利联系起来，体现个人主义倾向。法国学者多采用“社会整合”概念，表明其保留国家、集体、社会目标的形象。6“社会融人”本身不仅指外来人口的融人，同时也是与“社会排斥”相对应的概念。例如，许多城市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境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绿色发展路径研究”（2 2 BSH076）。收稿日期：2 0 2 3-0 5-11作者简介：刘军（19 7 0 一），男，黑龙江桦南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关系社会学、社会学方法论研究；郭佳茵（19 9 8 一），女，河南焦作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学方法论、社会发展与管理研究。徐丽敏：“社会融入概念辨析，学术界2 0 14年第7 期谢建社：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冲突与分析一一以珠三角S监狱为个案，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2 年第5期。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2 0 12 年第5期。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0 0 年。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 0 12 年第2 期。徐丽敏：“社会融入 概念辨析，学术界2 0 14年第7 期。73刘军等社会（研究的视域及问题实质为了达到“现代化指标”，要求街道干净，严控甚至消灭地摊经济，这种做法不会使外来人口融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群内部存在整合，其在城市地区的社会融人中，不仅受到当地的排斥，也在自我限制。本文主要关注外来人口的社会融人。国外的“社会融人”研究有三种视角：社会排斥论、社会融合论和移民融人论，国内“社会融人”研究也可分为三种视角：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政策制度。每种视角下有不同的社会融人定义，甚至有相反的发现。下面首先辨析每种视角在概念界定、研究发现、问题逻辑等方面的差异和偏颇，然后讨论“社会融人”概念本身涉及的诸多维度，论证其“整全性”，其背后有更重要的“理念”及相应的张力被遮蔽。一、“个体”视角的概念不清很多学者基于个体视角给社会融人下定义。有学者认为，社会融人是指通过社会援助，帮助那些资源匮乏、有社会融人需求但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参与社会的群体重新获得自身权利，包括公民权、公正分配的正义及人权，消除社会歧视。这种界定侧重于“社会”的帮助，是为特定的某类“群体”提供援助，目的在于“恢复其自由的公民权、正义、人权”等，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该定义固然强调了社会在帮助有需要的群体方面的作用，但是，“社会”如何可能帮助？另外，“公民权”“正义”等概念也比较抽象。就此而言，该定义并不清晰。另一定义认为，社会融人是指能够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社会、心理、文化、政治等层面，并在其中发挥自已的作用。显然，该定义中缺乏“主词”，而主词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这两个定义是基于社会排斥和社会参与视角的定义，主要针对的是弱势群体，定义也比较狭窄。但是，考虑到中国学者给出的定义缺失“公民权、公正、正义、歧视”等词汇，因此这种定义还是有其关怀之意的。中国学者给出类似的定义：社会融人是指某一特定群体融人到主流群体中，并有机会获得与主流群体相同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在认知中呈现出一种去差异化的变化过程。外来人口对流人地的心理认同以及其对自已是否属于当地居民的身份判断，受到社会制度排斥、社会歧视、相对剥夺感和社区融合等因素的影响。真正的社会融入是以移民群体对流人地的心理认同为基础的，如果仅在迁人地就业、生活，但却对其缺乏心理认同，则不是充分的社会融人。该定义却不追问关键概念：什么是主流群体？特定人群如何可能与之“同等地”获取资源并在社会认知上去差异化？“无差异”意味着什么？外来人口如果在就业、医疗、教育等“实质”方面受阻，如何可能对迁入地有“心理”认同？单单“心理认同”怎么可能是“真正的社会融人”？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共同体”，而是劳动分工、断裂的“契约型社会”，其中之人深受“牢笼”的限制，“共享价值观”更难以存在。不深究这些深层问题，便说不清“社会融人”本身如何存在，更湟论其影响因素。在个体视角下有很多研究成果。研究显示，城市化使农村流动人口内部异质性增加，具体分化成五类：准市民身份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的个体农民工、打工农民工、失业农民工、失地农民工，不同类群体面临不同的融人问题。前者可能因城市扩张而被动流人城市，无论城市是否提供工作机会和社会保障都无法再回农村了。多数农民工在城市中求“生存”，无能力定居在城市，户籍制度等限制也导致他们很难在城市扎根，使得他们处于城乡间排的状态。另外，随着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不断推进，一些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与城市相差无几，农村集体经济的收益、土地收益、乡土情结等都影响着流动人口的选择。就此而言，“社会融人”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不重要”，甚至“不存在”。当然，他们也有需陈成文、孙嘉悦：社会融入：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 0 12 第6 期。悦中山、杜海峰、李树茁、费尔德曼：当代西方社会融合研究的概念、理论及应用，公共管理学报2 0 0 9 年第2 期。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人口研究2 0 0 6 年第3期。陈成文、孙嘉悦：社会融入：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 0 12 年第6 期。崔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 0 12 年第5期。谢建社：农民工分层：中国城市化思考，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0 6 年第10 期。何绍辉：在“扎根”与“归根”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青年研究2 0 0 8 年第11期。黎红：从嵌入、漂移到融合：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 0 2 1年第6 期7420233年第36 卷第3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等）。也有研究发现，中等以上者在经济层面的融人程度较高，在社会和心理融入层面也有意愿。不过，也有不同的发现：“农转非者”的“户籍”变成了“城里人”，却缺乏对城市的心理认同，处于“半融人”状态。不同年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也不同。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因年龄、文化、家庭等因素，更倾向于“落叶归根”，回归农村。研究发现，“老漂族”的心理健康状况欠佳，社会适应能力不强，心理融人水平低，尤其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老人在语言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适应困难，较少参加社区活动，对城市社区缺乏认同。社会支持、社区记忆、各类资本、迁人意愿与子女意见的一致性等因素都影响着“老漂族”的社会适应水平。也有研究表明，老年流动人口对城市社区的认同发生了改变，他们对流人地有较强的融人需求和融人意愿，但其社会融人能力较弱。这些发现只描述了老年流动人口的常识，仍然缺乏对产生此根源的解释。新生代农民工则常年在城市打拼，已经丧失了农业劳动技能，无法再回归农村，只能被迫融人城市。调查发现，从整体上看，流动青年社会融人水平较低。具体而言，身份融人状况要比制度与情感融人程度高，行为融入程度最低。阶层地位在促进行为融入、制度融人和总体社会融中的影响程度要大于流动因素，且对身份融人和情感融人起到促进作用，而流动因素则阻碍了外来人口的身份和情感融人。在笔者看来，徐鹏、周长城一文存在如下问题：首先，该文选用“群际接触假说”作为选取指标的理论依据，该假说在中国未必适用。在美国的种族歧视严重之时，奥尔波特研究发现，不同群体的成员相互接触可以改善社会关系，降低歧视和群际冲突，但这是有条件的：他们必须面对面接触、地位相等、相互合作、有制度支持等。如果两个群体的地位不等，劣势群体的成员会感到来自优势群体成员的歧视。该文虽然也设计了社会融人指标，却以调查问卷而非面对面接触的方式收集资料，这有别于群际接触假设的前提，其研究结论因而可疑。其次，其抽样范围覆盖武汉等15个市，以跨区或跨县、且在流人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的人口作为调查对象，并将其中14到35周岁的受访者作为分析对象，最终获得2 0 44份有效的分析样本。问题是，被调查者来城市之前经历了怎样的深思？在城市有没有工作？收入是否稳定？是否有定居打算？青年如果只在城里打工而无意定居，就不会考虑“社会融入”问题，而该文将10 个指标压缩分析出来的四个因子（身份融人、行为融人、情感融人、制度融人）对于此类人来说便“不存在”。当然，对于希望定居者来说，无论其“融人意愿”如何，都会被迫“融人”城市，与其“融人”意愿关联不大。这不再是社会学、心理学问题，而是前提性的“存在论”问题。有学者进一步从“心理”层面探讨城市外来人口的风险感知、自我效能感在社会融人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感知不利于社会融；自我效能感则对社会融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能够抑制风险感知的负能量释放。社会融人可以分为经济融人、城市满意度及心理融人三个维度，其中经济保障对三个维度有多元化影响；社会凝聚主要影响外来人口的满意程度；社会歧视会导致经济融人和心理融人水平下降；而社会赋权则对三个层面的社会融人均有正面影响。朱宇、林李月：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地理科学2 0 11年第3期。牛喜霞、谢建社：农村流动人口的阶层化与城市融入问题探讨，浙江学刊2 0 0 7 年第6 期。李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半融入”与“不融入，河北学刊2 0 11年第5期。杨菊华：流动时代中的流动世代：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分析，人口学刊2 0 18 年第4期。李雨潼：中国老年流动人口特征及社会融入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 0 2 1年第3期。徐鹏、周长城：新时代背景下流动青年社会融入的结构测度与影响因素基于2 0 17 年湖北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 0 18 年第9 期。Allport G W,The Nature of Prejudice.Cambridge.Reading,MA:Addison-Wesley,1954.Shelton J N,Interpersonal Concerns in Social Encounters Between Majority and Minority Group Members.Group Processes andIntergroup Relations,vol.6,no.2,2003.Tropp L R,Stigma and Intergroup Contact Among Members of Minority and Majority Status Groups.In S.Levin&C.van Laar(Eds.),Stigma and Group Inequality: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London:Taylor and Fransis,2006,pp.171-191.徐鹏、周长城：新时代背景下流动青年社会融入的结构测度与影响因素一一基于2 0 17 年湖北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 0 18 年第9 期。徐延辉、罗艳萍：风险感知、自我效能感与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 0 14年第2 期。75刘军及问题实质不土外来人口的自我效能感既能够提升其对城市的满意度，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心理层面的融人，并对社会质量产生中介效应。该文有更多的问题值得深究，如“社会赋权”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也未必可用于分析中国的场景，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首先，“感知风险”与“进人城市”熟先熟后。外来人口如果事先感知到风险，为什么依然进城打工？低收人者可能被生活所迫，即便感知到风险，也“勇往直前”进城谋生。这意味着感知“风险”不影响其“进城谋生”，因而不能用风险感知解释其“社会融人”。其次，“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问题。班杜拉在研究“社会学习”时认为，传统的学习理论关注知识习得，忽视了中介过程。知识和技能只是完成任务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人们受自我调节因素的影响，行为结果并不理想。因此，他提出了“自我效能感”概念，它指人们对借助自身技能完成工作的自信程度，也是对自已在特定情境中是否具有操作能力和行为的预期。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先前的成败经历、他人的示范作用、社会劝说、情绪状况等，自我效能感又影响个人的行为选择、动机性努力以及认知过程等。“自我效能感”无非是个体层次上的一种心理“预期”，而在影响“学习效果”的诸多要素中，“预期”甚至不是最重要因素。如果学员在智商、情商、学习能力、为人处世方式、家庭关系等方面有不足，他无论怎样“自信”，其成绩都未必能提高。换言之，“自我效能感”的效应要有很多前提条件。班杜拉还认为，针对特定的领域，自我效能感的测量指标也应不同，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我效能感，其外部效度一般不高。在使用“自我效能感”概念研究社会融入时，应该先论证其可用性。自我效能感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这与强调个人的西方社会有契合性。中国社会是关系社会，关系对个人的言行都有影响，用自我效能感来探讨“社会融人”未必可取。外来人员的自我效能感无论怎样高，如果其自身能力不够，没有政策和社会网的支持，其社会融人必然困难。流动人口要适应城市生活，至少需要三个条件：在城市有较为稳定的工作；参与当地社会生活；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就业是基础，社会层面是更高层次的要求，而心理和文化适应则反映流动人口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满足这三者条件，才能说流动人口可以融入城市社会。风险感知和融人意愿都是“观念”，用“观念”解释“观念”，这大体属于抽象唯心主义研究。除了关注观念之外，还应该考查“物质”维度，如外来人口在城市实际遇到的困境（工作、家庭、住房、子女教育、社会网络等）。例如，为了子女在城市接受好的教育，外来人口即便冒风险也必须留在城市打拼下去。可见，仅有“心理认同”还不是“真正的社会融人”，因为它不可能单独存在；以就业、生活为前提，还因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由心理、文化、身份和经济等相互关联的因子构成。而外来人口的心理融人除了存在个体差异，还受到宏观区域差异和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即存在地域差异。有学者从“接纳”角度探讨“融人”问题，认为城市居民对流动群体有一定期待，但对流动个人的接纳态度有结构差异。市民对外来人口总体持肯定态度，但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疏远他们，其接纳程度甚至决定着外来人口的融人意愿和行为。为了实现二者的匹配，需要相关政策促进流动人口的融合。实际上，城市居民不可能“都拥有对流动群体的期望”：市民忙于自已的生活，谁有闲心关心流动人口？市民平时对外来人口也不会有“态度”，其“态度”是研究者构造出来的，并不是市民本人的态度。前文已经指出，“流动人口”分为多种，“流动人口整体”就不存在。此外，市民之间都会持疏离态度，何况对外来人。因此，市民的接纳意愿不可能决定流动人口的融人意愿和行为。流动人口如何融人城徐延辉、龚紫钰：社会质量、自我效能感与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社会科学辑刊2 0 16 第2 期。Ba n d u r a A,Se l f-e f f i c a c y:t o w a r d a U n i f y i n g T h e o r y o f Be h a v i o r a l Ch a n g e.Ps y c h o l o g i c a l Re v i e w,v o l.8 4,n o.2,19 7 7.周文霞、郭桂萍：自我效能感：概念、理论和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 0 0 6 年第1期。田凯：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社会科学研究19 9 5年第5期。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 0 0 2 年第6 期。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 0 0 8 年第5期。曾通刚、杨永春、满娜：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地理科学2 0 2 2 年第1期。宋月萍、陶椰：融入与接纳：互动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实证研究，人口研究2 0 12 年第3期。762023年第36 卷第3期海南师范会科学版市，自然有其切身的“算计”，不大可能顾及“市民”的态度。因此，宋月萍、陶椰提出的政策建议也缺乏根据，甚至可以说其问题是伪问题还有学者撰文指出，目前的研究单纯借鉴西方的社会融人理论和方法，根据移民在城市生活的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以横向模块化方式进行研究，忽略了中国的纵向社会融人格局。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差序格局”，移民也体现差序的结构和阶层，其社会融入受到外力的约束。路锦非据此提出“层次结构化社会融人分析框架”，基于“非线性标准化方法”建立“城市移民二代社会融人衡量指标体系”，从社会、家庭和个人三层面共38 个主、客观指标，探讨社会融人的嵌套影响关系，并认为该指标体系能体现中国“差序格局”的融入现实。笔者认为，差序格局仅指中国社会的“水波纹”结构，不能用它表述移民个体嵌人的格局，不仅是因为“结构”和“阶层”等是抽象概念，个人的言行不会考虑它们，而且还因为个体可能不存在“差序格局”意义上的融人格局。换言之，不能说移民个体体现了差序的结构和阶层，也不能用抽象的“阶层”等概念解释个人或某类人的言行。总之，个体视角是其局限，“网络”视角是另类选择。二、“网络”视角的视野偏颇外来人口有需求时自然会求助其关系网成员，有学者从这一角度给出界定：“社会融人指特殊情境下的社会群体，融人主流社会关系网当中，能够获取正常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动态过程或状态。”在该定义中，“社会融人”的主体是“社会群体”，要融人“主流社会网”中才能获取资源。该定义无视“制度安排”，不关心政府和社会如何为外来群体提供就业、子女就学等“公共物品”，似乎融入“社会网”就可获得资源，即融人了社会。这种推理有其局限，至少未涉及制度安排等条件。另有一种定义认为，“社会融人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和谐的社会为目标”。该定义指出了社会融人是个体或群体“互相”适应的双向过程，但也有问题。首先，城市生活是“主流”，外来人口处于“弱势”，如何可能“互相”适应？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社会融人一般是作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而提出的。其次，该定义固然关注“网络”，却仍未涉及制度，似乎不考虑各种制度保障，就可以“相互适应”。再次，说社会融入“以构筑和谐的社会为目标”，实际上大了“目标”，因为常人或群体没有这么远大的抱负，和谐社会的构建更与国家制度建设息息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缺少参与城市生活的动力，感觉与城市生活、城市居民日益疏远，因而结成自已的社群网络。他们自身身份认同发生变化，同时受市民的刻板印象及传统网络、方言距离等影响，社会交往和参与少，碍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人。因此，取消身份差异，提供平等的制度保障和市场转人机制尤为重要。该发现与徐鹏、周长城的结论不一致。也有研究发现，社会网对移民社会融合有影响，市民的非亲属关系能够促进农民工在文化和心理层面的融合，但对社会经济融合的影响有限。由于农民工-市民网络在社会融人各层面上发挥的作用不均衡，因此可能导致农民工长期处于城市底层。农民工受到的社会歧视随着情感支持网规模扩大而减少，生活满意程度随着社会支持网扩大而提高。据此可提出建议：农民工除了与同乡建立强关系之外，还应建立与市民的弱关系。路锦非：中国城市移民二代的社会融入测量研究一一理论反思与实证检验，公共管理学报2 0 18 年第2 期。张广济：生活方式与社会融入关系的社会学解读，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0 年第3期。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人口研究2 0 0 6 年第3期。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 0 0 8 年第5期。朱诗慧、苏章杰：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 0 2 3年第1期。郭星华、储卉娟：从乡村到都市：融入与隔离一一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江海学刊2 0 0 4年第3期。徐鹏、周长城：新时代背景下流动青年社会融入的结构测度与影响因素一基于2 0 17 年湖北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 0 18 年第9 期。悦中山、李树苗、靳小怡、费尔德曼：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社会2 0 11年第6 期。李树茁、任义科、靳小怡、费尔德曼：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一一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人口与经济2 0 0 8 年第2 期。77刘军等（研究的视域及问题实质不土会中实际上，此类结论并不接地气，其建议也无法操作，因为农民工如何建立关系网，与其自身和他人的德性有关，研究者无法干预。另外，人们的“强关系”“弱关系”“网络规模”等量一般是固定的，不会因学者的建议而增减。情感支持网规模与农民工是否受歧视也不直接相关。最后，这里存在“内生性问题”：可能由于农民工自身的原因（比如爱交际）而使得其社会网规模大，并且社会网规模与流动人口社会融人之间并非线性关系，社会网规模过大会不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人。果真如此的话，这意味着社会网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恰恰没有解释力。研究还发现，社会资本、户籍制度、流动人口管理及福利制度都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因此，可以探讨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社会交往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本地化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又如何影响社会融合。任远、陶力首先将本地化社会资本定义为“流动人口进人城市以后与本地居民、当地社会和当地政府之间发生的相互联系”，又“把流动人口在当地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的习得和构建”称为本地化的社会资本，并将之分为上述三个维度。这两种“本地化的社会资本”显然不完全一致。其测量也有效度问题，如对“社会参与”的测量体现在三个题项：“是否曾参加所在社区委员会所组织的活动？”“是否曾参加过当地城市组织的庆祝活动等大型活动？”“是否希望能够在本地城市参加政治选举？”这里有一些问题，如社区举办过适合人们参与的活动吗？受访者有时间参与吗？参加庆祝活动就意味着融入吗？流动人口有资格参加政治选举吗？政治选举如何与“社会融合”有关？不用说外来人口，即便本地人在这三方面的回答也未必“令人满意”。任远、乔楠的研究首先提到了“户籍制度”的影响，却又认为本地化的社会资本是促进流动人口融人城市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单说“重要因素”还不够，而应先论证其如何“重要”，至少先论证“本地化社会资本”比“制度因素”更重要，否则无需深究其效应了。作者显然并未论证。因此，作者提出的建议，如“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流动人口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务、培养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包容、社会交往”等无可操作性。同样，也不能说“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因为，“同化”“客观”“接纳”等概念含义不清。另外，流动人口对“城市”不会有主观期望，因为“城市”是一个抽象概念。如果说有“期望”，那也是抽象的说辞，应落实在就业、求学、沟通等具体维度上，因为人们生活在其“社会网络”中，否则会像情侣说“海枯石烂”一样陷于肤浅，因为他未必知道“海枯”的含义。常人的喜怒哀乐与其所处社会情境直接相关，不能用抽象范畴（如群体、阶级、阶层、城市等）来解释。总之，此类流行的研究所坚持的线性思维较为肤浅。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在多元治理格局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也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构建。有研究将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分为结合型（血缘和乡缘者）、桥接型（公益性社区组织）和连结型（官办社会组织）三类，发现前者在促进流动人口融入时会阻碍其他两种资本的形成，不利于融人。彭灵灵、林蕾未回答在自组织能力不强的地区如何“培植”另外两种社会资本，如何保证流动人口有效的“社会参与”。实际上，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流动人口的政策环境也在改善。新的研究发现，2 0 10 年以来，学历、经济水平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人并无显著影响，而就业身份则逐渐成为影响社会融人的主要因素。家庭化流动对社会融人影响较大；同乡关系对社会融入有促进作用，但效应不明显；其他本地关系梁玉成：社会资本和社会网无用吗？，社会学研究2 0 10 年第5期。陈典、郑晓冬、上官霜月、方向明：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一一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分析，南方人口2 0 2 1年第6 期。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人口研究2 0 0 6 年第3期。任远、陶力：本地化的社会资本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人口研究2 0 12 第5期。任远、乔楠：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 0 10 年第2 期。Bott E,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Roles,Norms,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s in Ordinary Urban Families.London:Routledge,2001/1957,pp.216-230.彭灵灵、林蕾：社会组织、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一项经验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2 年第2 期。7820233年海南师范大社会科学版第36 卷第3期网对社会融人方面的作用变得不再显著，不过这一发现与任远、陶力不一致。除此之外，户籍制度、社会排斥、城市规模仍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人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城市规模”和“社会融入”未必直接相关。如果将“人”肢解成头、四肢、躯干后，就“看”不到其“精神”。同理，个体能力、社会网络、教育年限、收入、就业身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分解式研究看不到个人“融人城市”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三、“制度”视角的不接地气制度视角最重要，有学者据此给出社会融合的定义：基于“平等、尊重、包容、接受”的价值理念，为社会成员创造一定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使其能够借助一定的机制和平台，并结合自身资本，进而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结果或过程，外来人口对地缘和乡缘的依赖可能阻碍其融人城市。梁鸿、叶华一文存在如下问题：首先，定义中未出现的主语应该是政府，其职责是提供政策制度安排、帮助外来人口融人社会。但是，该文非但不论述这一点，却调查农民工如何“融人”，这有些“文不对题”。其次，该文强调社区组织、外来人口参加社区的重要性，却不论述：外来人口有资格参与社区活动吗？“参与”就是“融合”吗？本地人口甚至都不会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参与者往往是贫困人口或低保人群。再次，政策的对象不是“个体”，而是“群体”，该文未意识到这一点。最后，该文认为外来人口对地缘和乡缘的依赖“可能阻碍其融人城市”。然而，我们也可以说“可能促进其融人城市”，因为按照网络视角，乡缘关系还可以提供帮助。因此，“阻碍其融入城市”并没有说出实质内容。文中还认为，“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同感是从社区的归属感中发展出来的”。在笔者看来，这两者并无必然联系，从后者未必能推导出前者。总之，这些实质性问题都没有得到论述。还有一种定义，认为社会融合是“农民工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维度以现代性为参照系、逐渐向城市范式变换的过程”。为此，首先要解决他们在城市的生存问题，其次要消除户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各种制度上的阻隔，变革城市社会组织机制等。该定义恰当地指出了生存、制度的重要性，但是“以现代性为参照”的说法或可商榷。“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众多含义，也遭到批判。用一个复杂的概念界定一个新的概念，难免有歧义。该定义的主语应该是“流动的人口”，后却“向城市范式转变”，表述不清。制度视角下的研究也有一些发现。例如，外来农民工很难获得当地户籍制度的接纳，当地也缺乏配套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制度支持。同时，城市落户门槛指数的降低也会降低流动人口进人公共部门就业的概率。户籍制度将流动人口划分为“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导致不同流动人口有不同的融人结果，也造成空间居住隔离和心理认同割裂。例如，与“城-城流动人口”相比，“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人程度较低，无法较好地适应当地城镇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心理、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上处于较低层次，经济上不融人，这与王毅杰、赵晓敏的发现相反。亦有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户籍制度的障碍已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淡化许多，流入地的社会保障、健康教育和居住证等在推动流动人口的融人方面具有显著影响。8 有学者基于年龄一时期一世代效应模型，认为以人为本、内涵式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转型，使得新生代的县域流动偏好开始显现。也有学者借鉴西方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融人理论，结合中国的政策、文化环境，从社会保障、就业、住房、立法、户籍等方面，基于“乡-城移民”概念，构建社会融人的指标体系，从而强调政策的长期性与任远、陶力：本地化的社会资本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人口研究2 0 12 第5期。王毅杰、赵晓敏：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一一基于2 0 10 年和2 0 17 年的比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0 年第1期。梁鸿、叶华：对外来常住人口社会融合条件与机制的思考，人口与发展2 0 0 9 年第1期。江立华：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社会科学研究2 0 0 3年第5期。原新、丁琪：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影响一一基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视角，西北人口2 0 2 3年第4期。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 0 15年第2 期。叶鹏飞：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研究一一基于“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研究”的数据分析，城市学刊2 0 15年第3期。肖宝玉、朱宇、林李月：多维耦合视角下的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研究一一以福厦泉城市群为例，人文地理2 0 2 1年第2 期。刘建娥、凌巍：中国县域城镇化再快择社会性流动的重大转向与系统性构建，社会学研究2 0 2 3年第3期。79刘军等及问题实质不土研分的视域发展性；同时，发挥社区工作的作用，打造专业化移民社区服务中心，形成政策、实务和法律相结合的统一管理服务模式，促进移民顺利融人城市。例如，制定与提供服务，促进社会资本的纵向联系，可使参与者加强互动，达成共识，有助于实现赋权与增能（empowerment）。在笔者看来，专业化服务毕竟有限，不足以促进“融人”。另外，指标体系都外在于研究的问题本身，“赋权与增能”背后的“权力”（p o w e r)分配或争夺问题关乎总体性社会的全面变革，不是社区工作可以破解的。同样，贝尔纳（Ber-nard)给出了六项评估社会融入的指标，包括归属感-孤独感、接纳-排斥、参与-不参与、认可-拒绝、合法化-非法化、平等-不平等。这一政策工具虽然在各国得到了使用，但其中多数指标也不能用于中国的社会融人研究。有学者指出，迁移人口指改变户籍的人口，流动人口是指户籍所在地与定居地分离的人口。因此，“流动人口”概念不准确，应改为“非户籍人口”，这里涉及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留守人员及给流人地和流出地造成的各种问题（参见表1）。例如，亲代为子代在城镇买房，抚养孙代，付出是不对等的。随着子代进入城市，代际关系由原先比较亲密、注重伦理，逐渐走向疏离、追求理性，“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被破坏。因此，亲代养老风险增加，代际冲突凸显，代际关系失衡。所以，“流动人口问题”不仅是人口流动问题，更是由于户籍制度及其形成的不合理的公共管理与社会服务制度所导致的流动人口社会融人困难，他们处于就业和公共管理的边缘，无法维护在社会服务体系中的地位表1流动人口问题解析图影响对象问题发生地对个人对社会在流人地就业不稳定，缺乏保障福利，家庭生活、心理等各犯罪与社会治安问题、城市人口膨胀及其带来的交通、住方面问题房、环境等负面压力在流出地留守老人、儿童、妇女问题人口外流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注：解析图引自关信平（2 0 14：7 2）近几十年，我国的流动人口政策在“管控模式”与“服务模式”之间摆动。“管控模式”将流动人口视为“外来者”，不承认其平等权利；“服务模式”则承认流动人口享有平等权利，并试图通过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以满足其需求，促进社会融入。因此，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责任主要在政府：应消除户籍制度限制，消除“流动人口”与其他人群的制度性和文化性差异。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发挥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加强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交往；促进流动人口的政治与社会参与，增大其社会资本。应当说，这种制度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当然，其背后的制度正义等重大问题有待深究。有学者深人“社会融人”细节，认为应考查社会保护项目的可携带性、制度基础（界定流动人口的权益，厘清政府及社会机构的义务和责任）和（在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上的）融资机制等政策问题。只有愿意留在城市的农民工才会参加所在务工地的“城保”。因此，探索流动人口社会保护和相关政策时，需要把握其流迁模式及多元社会保护需求。更有学者提出“城乡共生”融人模式，要求在国家政策层面构建制度性融合与非制度性融合的“城乡共生”发展体系，完善流动人口在城市地区的融人政策，也为其返乡就业提供乡土资源储备。问题是，如果政策先提供了社会保护，外来人口就能更好地融人城市。因此，这样的研究可能存在循环论证！刘建娥：中国乡-城移民的城市社会融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1年。刘建娥：从欧盟社会融入政策视角看我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城市发展研究2 0 10 年第11期。Be r n a r d P,So c i a l Co h e s i o n :A Cr i t i q u e.Ca n a d i a n Po l i c y Re s e a r c h Ne t w o r k s,19 9 9,p p.1-10.常长长：基层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一基于鲁中A县的经验研究，载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