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二首（其一）.doc

作者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出身封建官僚家庭，父亲李嗣做过县令。
　　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隐年十七，受到曾在宪宗朝做过宰相的太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让李在门下，与他儿子令狐绹一起学习。令狐楚长于章奏，李商隐经他亲自指点，遂以四六章奏驰名。李商隐也自认为是令狐楚的传衣弟子。后被署为节度府巡官，专掌章奏。
　　从大和六年(832)以后，两次参加进士考试失败。文宗开成二年(837)，令狐楚已死，令狐绹任左补阙。这年“高锴知贡举，令狐绹雅善锴，奖誉甚力，故擢进士第”(《新唐书·李商隐传》)。
　　开成三年，李商隐赴泾原节度使(治所在今甘肃省泾川县之北)王茂元幕，王茂元爱其才，以女妻之。令狐绹父子，属于“牛党”，王茂元属于“李党”。因此令狐绹认为李商隐娶王茂元之女为妻，是“背恩”，而“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音窄，压也)之”(《新唐书·李商隐传》)。这年应博学鸿词科，落选。
　　开成四年应书判拔萃科，及格。授秘书省校书郎，但不久调补宏农(今河南灵宝市)尉。他在开成三年曾有诗：“沈约怜何逊，延年(颜延之)毁谢庄”(《漫成三首》)。说明有爱惜他的人，也有毁损他的人。他由校书郎调任职位低下的县尉，可能也与牛李党争有关。开成五年(840)，李商隐辞去县尉职。
　　武宗会昌元年(841)，李德裕入相，“李党”得势。王茂元调任忠武军节度使(管辖今河南省许昌一带)。会昌二年，李商隐又以书判拔萃，再任秘书省正字。宣宗继位后起用“牛党”，大中元年(847)李德裕贬潮州(今广东潮州)司马，李党给事中郑亚出为桂州刺史。李商隐应郑亚聘为掌书记。大中四年卢弘正出镇徐州，奏李商隐为判官。这年，王氏夫人死。大中六年，卢弘正死，李商隐自徐州返京。求令狐绹，补太学博士。这时的“牛李”党争虽以李德裕的贬死而告结束，但令狐绹始终不能谅解李商隐的所谓“背恩”而在政治上予以援手。不久，柳仲郢为东川节度使，以商隐为节度书记检校工部郎中。大中十年(856)柳仲郢调回长安，商隐亦返京。十一年在柳仲郢手下任盐铁推官，不久还郑州。大中十二年卒，年四十六。
　　李商隐的一生就在牛、李党的磨擦中讨生活。虽然他不是自觉的“牛党”或“李党”，但“牛、李党人视他为“背恩”、“无行”，事实上已把他当作曾是“牛党”和后又属“李党”看待而卷入了党争漩涡。使他不得不在“牛、李党”的官僚手下讨生活，还不得不向庸俗的官僚如令狐绹辈再三陈情，请求谅解。不但青年时期欲回天地的凌云壮志尽成虚幻，而且屡遭排斥，过了一辈子寄人篱下的幕僚生活。这种创伤，使得他带有浓厚的感伤抑郁情调，从而影响了他的诗篇的风格。就他现存的近六百首诗来看，内容还是较广泛的。如《有感》，《重有感》的反对宦官专权;《韩碑》、《寿安公主出降》、《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的反对藩镇割据，《城上》、《漫成五章》(之五)的反对少数民族奴隶主的侵扰;《可叹》、《碧城》的讽刺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瑶池》、《华岳下题西王母庙》的讽刺统治者服药求仙的愚昧：《咏史》、《览古》诸篇的对统治者游乐荒怠的警戒;《行次西郊一百韵》对社会动乱与人民苦难的反映。当时社会上的重要方面几乎都涉及了。至于抒发个人遭遇的坎坷、受压抑的悲愤心情的作品那就更多了。
　　这些作品，说明了李商隐的诗篇的现实意义。而且“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几时拓土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胎”、“莫恃金汤忽太平，草间霜露古今情”、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等诗句也反映了他具有忧世忧国的思想。当然，他究竟是个封建士大夫，他的集子中还有些如《效徐陵体赠更衣》、《又效江南曲》等轻艳怀想的作品。
　　李商隐的古体诗，也有写得很成功的作品，但尤长于七言律、绝。他的律诗语言精练，对偶工巧。形成深情绵邈，绮丽清新的独特风格。他的七绝善于造意，精于遣辞，含蕴深厚，形象优美。王安石称赞他的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每诵其‘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与‘池光不受月，暮气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之类，谓虽老杜亡以过也”(见《蔡宽夫诗话》)。但忧时伤乱的篇章之多，关怀生民苦难的情感之深，与乎气魄的宏伟深健，李商隐是无法与杜甫相比的。至于格律的整严，词语的秾丽流美，以及抒情的细腻深致，那确实不亚于老杜，甚至还有比老杜更动人的句子。他的七绝也不同于李白、王昌龄，如“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有李、王的情韵，而不及李、王的嘹亮高朗。
　　李商隐的诗给人突出的感觉，是语言精美，尤其善于用典。有时他糅和几个典故而又贴切地表达他的思想感情。但也有些篇章过于追求语言的华美，堆砌僻典，不免有晦涩之感。甚至有时故意隐曲深藏，使人不得其解。所以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讥诮他：“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尤其北宋“西昆体”的作家，专门学他词句华丽的一面，形式主义倾向更为严重。其实这只是李商隐的部分缺陷，他的诗并不都是晦涩难解的，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天涯》)。不都是明白如话而又情韵深远吗?
　　问题倒在他大多数诗篇的感伤情调。诗人都是具有丰富的感情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深于情，而且也都是愤郁中积发而为诗的。但李、杜、白的多数篇章的情感，都高昂愤激雄健深厚。而李商隐的多数篇章却陷于纤巧幽深、哀郁伤感。这与他个人遭遇有关，与晚唐衰颓的时代精神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