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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的并不多
王新琳（网名：心临咸阳）
一次文友餐聚，席间诗友背诵了我的小诗《我要的并不多》：“我只要七米河滩/ 一个黄昏//野豆荚开着紫色小花 很美/蟋蟀在草丛跳 蚂蚱飞/河流无声归鸟披着霞衣/站在风景之外 我只要//七米河滩 在一个黄昏/想你”。
话音刚落，有人击掌称好，并建议应在最后再加一句：我要的并不多，你能给我吗？我不置可否。他又问：你为什么要的七米，而不是五米或三米？他认为这种迷惑对读者不好。于是有了小小争议，有说七米距离不远不近，看事物最合适；有说诗就是那么写。我不好再沉默，就说用“七米”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我对“七”这个数字的偏爱，“七”是个很神秘的数字，如阳光有七色，人有七情，北斗七星，七大洲等等。再是“七米”叠韵，和整首诗的韵脚呼应，感觉平顺一些。我本想进一步解说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来否定再加一句“你能给我吗”，但我刚说到这首诗是写给我的一个学生的，出车祸不在了……一时哽咽难语。谁说了一句“这就是诗人的情怀”，然后大家把话头岔开。最近又有两位同仁读了《我要的并不多》之后问我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只要七米？看来，这“七米”的确是个问题了。
其实在我写这首诗时，根本就没有对用词拣择，而是自然而然就用了“七米”这个词，至于“七”的神秘，或“七米”的谐韵之类，是我面对别人疑问时恍然想到的说辞。准确地说，“七米”完全是凭着语感而潜意识的写作。记得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有人说“千里”不切实情，应改为“十里”准确；杜甫的“门泊东吴万里船”，有人说杜甫在四川，到东吴南京岂能称“万里”；苏轼的“春江水暖鸭先知”，有人说鹅也知道，怎不说鹅先知？这都是有案可稽的诗界趣事。除此，还有这样一宗禅门公案：襄州居士庞蕴辞别药山惟俨禅师，禅师命十个禅客送他到山门口，居士指着空中纷纷扬扬的大雪道：“好雪片片，不落别处。”一个禅客接口问道：“落在什么处？”居士抬手打了他一巴掌。禅宗师家的教人悟道很有意思，动不动给人一掌或一棒，让你自己去开悟，很不讲理。大概有些时候，“理”是讲不得的，譬如读诗。
品画亦如此。世界名画《大宫女》在巴黎展出时引起观众极大抨击，有评论家说：“他的这位宫女的背部至少多了三个脊椎骨。”安格尔的学生、曾为其老师作传的阿莫里·杜瓦尔说得好：“他可能是对的，可是这又怎么样呢？也许正因为这段秀长的腰部才使她如此柔和，能一下子慑服住观众。假如她的身体比例绝对地准确，那就很可能不这样诱人了。”戈雅的《裸体的玛哈》也被讥不符合人体结构比例，裸女的头略大，腰太细等，但这幅画却成为西班牙绘画史上经典画作之一。艺术源自生活，毕竟还应高于生活吧。
《我要的并不多》写于2011年秋天。那个秋天多雨，如我不见天日的心境，一个小名叫毛头的孩子和我亲爱的三哥都因车祸不幸离世，一位同事的爱人也在那时英年早逝。无常与虚空，使我无法承受生命之轻，我像一条剥光鳞片的鱼。每晚我给小毛头写话，也写诗，我对辛波丝卡的《有些人喜欢诗》有了刻骨的感受，确实，紧紧抓着不放的诗歌，仿佛就是救命的栏杆。
以《小毛头》为题的诗写得过于沉痛：“轻轻喊了一声你的名字/所有星星都坠落了/乱石铺满河床/我向更深的黑夜/陷落/只是轻轻的一声呼唤啊，小毛头/便有利刃来收割/我交出所有绿地/任由碎石成沙/荒漠来袭”。 小毛头，轻唤这个名字，他带给我痛，也提示我珍视生。我相信小毛头希望他的老师是欢乐的。我换一种心绪写了《我要的并不多》，这是对即成现实的无奈承认和接受，是自我疗伤与宽慰。我们的文化传统讲究中庸之道，太和之气，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因此，我极力调整自己，以平和的笔调又写了《我想再次拥抱你》：
我想再次拥抱你——
这么小的愿望——
和桂子花开——
一树黄米色

风——
翻检每个叶片——
你——
在秋天后面
在这首诗中，我大量运用破折号，更幽微地传达自己眼望一树桂花时的满心惆怅。我也由此对美国诗人狄金森每首诗何以要用那么多破折号有了切身理解与体悟。
《我要的并不多》，就这一诗题而言，的确，生年不满百，何须那么多碌碌，近处有爱，远道有思即可，真不必索要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