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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缺陷、非对称依赖与黎巴嫩经济危机的生成制度缺陷、非对称依赖与黎巴嫩经济危机的生成李海鹏 内容提要 2019 年黎巴嫩经济危机是一场综合性的债务、金融、经济危机，黎战后畸形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危机的特殊表现形式。该模式的历史制度根源可追溯至黎内战终止和战后重建进程中达成的制度安排和利益交易，其根本制度缺陷植根于黎巴嫩与海湾国家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和脆弱性。类似的经济、发展和制度问题在黎战后长期存在，但外部政治协调以及海湾资本的持续流入保证了黎巴嫩经济系统得以艰难维系。2011年以来地区安全、经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加剧了黎经济系统的运行负担，导致海湾资本输入政治化，黎巴嫩经济模式诸多固有问题迅速暴露。2016 年以来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加剧，导致黎经济模式倚赖的两大支柱彻底崩塌，黎不可避免地滑向经济危机。关键词 黎巴嫩 经济危机 战后重建 非对称相互依赖 海湾国家2019 年 10 月爆发并持续至今的黎巴嫩经济危机，不仅是该国独立后所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更是被世界银行界定为 19 世纪中叶以来全球范围内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2019 2021 年，黎巴嫩 GDP 由约 520 亿美元暴跌至 218 亿美元，收缩幅度在全球 193 个国家中居首位；2021 年平均通胀率达 145%，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委内瑞拉和苏丹；2021 年公共债务占552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东现代民族和国家构建的多维比较研究（多卷本）”（20&ZD240）的阶段性成果。李海鹏，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助理教授。中东研究 2023 年第 1 期（总第 86 期）GDP 比重高达 183%，是全球第四高的国家。如何理解黎经济危机的发生、根源和特点，也成为国内外学界和政策界热议的话题。西方学者和机构关于当前黎巴嫩经济危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四类视角：第一类可概括为国际或地缘政治视角，强调地区政治动荡特别是叙利亚战争和难民因素对黎经济危机的影响；第二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强调油价下跌、沙特针对性经济政策对黎经济的重要影响；第三类是国内政治制度视角，黎教派分权政体、政治进程瘫痪、真主党“窃取”主权等因素对黎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第四类可概括为发展经济学视角，强调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财政货币政策、融资渠道、人力资本）、制度供给（基础设施、治理机构、营商环境）对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阻遏。前两类研究主要解释黎经济危机爆发的时机，但对于危机特殊的表现形式（财政赤字、外债高企、公共部门低效腐败）解释力不足，特别是相关表现在 2011 年前就已长期存在。后两类研究至少部分地解释了危机的表现及其发生机制，但却难于解释危机爆发的时间点。整体而言，上述研究都未能很好地说明相关争议性经济政策和制度设计的历史根源。目前，国内虽少有针对该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但不少学者已从海湾资本输入、教派分权政体、地缘652World Bank，“Lebanon Economic Monitor：Lebanon Sinking（To the Top 3），”Spring 2021，pp.19-21，29-30；World Bank，“Lebanon Economic Monitor：The Great Denial，”Winter 2021，pp.15-16.Annette Kyobe and Najla Nakhle，“Constraints to Growth in Lebanon，”Lebanon Selected Issues，IMF Country Report No.12/40，February，2012；Eric Le Borgne and Thomas J.Jacobs，Lebanon：Promoting Poverty Reduction and Shared Prosperity，Washington，D.C.：World Bank Group，2016.World Bank，“Lebanon Economic Monitor：A Geo-Economy of Risks and Reward，”Spring 2016；Hannes Baumann，Citizen Hariri：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2016.Eric Le Borgne and Thomas J.Jacobs，Lebanon：Promoting Poverty Reduction and Shared Prosperity，Washington，D.C.：World Bank Group，2016；Toufic Gaspard，“Lebanon：Anatomy of a CurrencyCrisis”，Middle East Transparent，23 November，2019；World Bank，“Lebanon Economic Moni-tor：De-Risking Lebanon，”Fall 2018.Jean-Claude Berthlemy，Sbastien Dessus，Charbel Nahas，“Exploring Lebanons Growth Pros-pects，”The World Bank，August 2007；Annette Kyobe and Najla Nakhle，“Constraints to Growthin Lebanon”，Lebanon Selected Issues，IMF Country Report No.12/40，February，2012；Eric LeBorgne and Thomas J.Jacobs，Lebanon：Promoting Poverty Reduction and Shared Prosperity，Wash-ington，D.C.：World Bank Group，2016；Toufic Gaspard，Financial Crisis in Lebanon，Beirut：Maison du Futur and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2017.陆叶：金融危机中的黎巴嫩与迪拜，国际商务财会 2012 年第 9 期。龚正：“垃圾危机”折射的黎巴嫩之困，世界知识 2015 年第 22 期。制度缺陷、非对称依赖与黎巴嫩经济危机的生成政治尤其是沙特因素、产业结构、叙利亚战争和难民危机等角度论述黎当前经济危机的相关影响因素。上述研究的另一共性是，它们都忽视了黎巴嫩作为一个后冲突国家的特殊经济起点和发展轨迹。本文在对黎经济危机的考察中，将尝试引入战争终止、战后制度重建和非对称相互依赖的视角。任何后冲突国家都必然经历安全、效率和合法性的重建，其结果可能不仅仅是该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塑，甚至国内外利益攸关方互动的地区机制重新洗牌。相互依赖具有敏感性、脆弱性两个向度；在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赖特别是脆弱性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来源。基于此，本文将从战争终止和重建进程埋伏下的制度弊端、对外部的非对称依赖两个角度出发，追溯黎巴嫩战后经济增长模式和非对称性对外经济依赖的历史制度根源，分析这一脆弱增长模式得以长期维系的原因，进而揭示 2011 年中东变局后推动该秩序走向崩溃并最终爆发为全面经济危机的内外因素和微观进程。通过黎巴嫩的案例，本文旨在探索战争终止和战后重建中的制度安排对中东后冲突国家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持久制度性影响，反思石油美元在海湾国家地区外交中的作用和未来走向。一 黎巴嫩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内战遗产与非对称依赖在经历长达 15 年的漫长内战之后，黎巴嫩精英于 1990 1997 年逐步确立了国外资本输入和国内分配型政府“双重钳制”下的自由放任经济模式。752龚正：“拼盘国家”黎巴嫩终于选出总统之后，世界知识 2016 年第 23 期；龚正：黎巴嫩总理“辞职”留下的问号，世界知识 2017 年第 23 期。龚正：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国际研究参考 2017 年第 8 期；余国庆、陈瑶：内部脆弱与外部冲击下的黎巴嫩毒品问题，西亚非洲 2020 年第 5 期。喻珍：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问题治理，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8 年第 6 期；余国庆、陈瑶：内部脆弱与外部冲击下的黎巴嫩毒品问题，西亚非洲 2020 年第 5 期。美 德里克W.布林克霍夫编著 冲突后社会的治理：重建脆弱国家，赵俊、霍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第 6 10 页。美 罗伯特基欧汉、美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 10 16 页。中东研究 2023 年第 1 期（总第 86 期）其历史制度根源可追溯至黎巴嫩战争终止和战后重建初期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地区域外大国和黎国内精英所达成的利益妥协和制度安排。首先，美国、沙特和叙利亚主导下的黎国内安全保障和政治重建进程，为黎国内外利益相关方实现经济分肥奠定了制度基础。黎巴嫩内战的终止和 塔伊夫协议 的签订执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 1989 1992 年美国、沙特、叙利亚三国在解决黎巴嫩冲突方面的迫切需求和利益妥协。美、沙两国为换取叙利亚在海湾战争、阿以和谈等问题上的配合与支持，最终默认了叙利亚在黎巴嫩的主导地位。作为配合美、沙地缘战略需求的回报之一，叙利亚则通过制度操控、教派制衡及其在黎国内的盟友体系和军事情报机构，长期把持着黎战后政治进程。在政治重建方面，以 塔伊夫协议 为基础的黎战后政治秩序，同样是大国利益布局与内战前后黎国内全新的政治现实相互协调的产物。黎政体从总统制向内阁制的转变以及议会权力的提升，意味着逊尼派总理和什叶派议长成为协议最大的受益者。内战期间崛起的各教派军阀、民兵政党则完全取代了传统教派领袖家族，在黎战后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长期出任总理的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是黎内战和海湾石油经济繁荣时期兴起的黎巴嫩“海湾承包商”资本集团的最重要代表人物，至少自 1984 年起就成为沙特和西方在黎利益的首要代言人。叙利亚则一方面通过总统、议长来钳制总理，另一方面通过其在教派政党中的盟友体系来削弱亲沙、亲西方资本集团的影响力。纵向来看，前民兵领袖教派政党、新兴资本集团都努力延续或塑造自身为政府与民众之间利益的中介人，分别依托其权力地位和资本厚度成为维持自身庇护网络的主要资源。1992 年重新确立的教派比例选举制度，则成为教派民众与政治精英进行利益交换的主要平台。其次，战后权力结构的重组以及内战遗留的社会经济遗产，决定了新兴资本集团与教派精英共同主导着黎战后经济秩序，分配型政府对前者构成钳制，拉菲克哈里里在两集团的经济分肥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内战期间，哈里里就凭借其特殊身份和资本实力与叙核心权力人物、黎教派民兵领袖建立起密切的利益联系。“内战经济学”则严重扭曲了黎国内就业结构和社会服务模式。参加民兵组织成为失业人口以及无家可归者解决生计问题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各民兵组织的军事、行政部门吸收了其控制区内近852制度缺陷、非对称依赖与黎巴嫩经济危机的生成1/3 的男性劳动力，为战斗人员及其家庭提供着最基本的社会服务。为缓解内战暴力对民众生计的冲击、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转，黎政府也扩大了基本消费品的补贴范围及公共部门雇佣的规模。1989 1992 年，以哈里里为主要中介，叙政府、黎国内教派寡头就战后经济分肥基本达成默契。叙政府受益于对黎出口、劳工输出，叙政府高层、驻黎军事情报人员获得广泛利益或灰色收入。前民兵领袖和黎军事安全机构则享有一定的预算份额，且分享哈里里主导下重建项目产生的租金。作为交换，哈里里则彻底取代了内战之前和期间兴起的竞争性资本网络，掌控了黎战后重建和经济稳定方案的主导权，塑造了黎战后以金融、房地产和旅游业为引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同时，基于内战社会经济遗产和纵向利益涓滴的考量，战争终止阶段黎政府收编了 6000 多名前民兵战斗人员和军官，重组并继续扩大公共部门。教派政党则在很大程度上“俘获”了庞大的公共部门，以公共部门、私营企业就业机会以及基本社会服务为资源，换取并维持庇护网络内民众在国内政治特别是选举中对其的支持。最后，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石油美元的注入和经济担保，既为上述制度框架的运转以及黎战后经济增长模式的启动和维系提供了最重要的燃料和润滑剂，也对黎政治精英构成潜在钳制。沙特等海湾国家在黎、叙两国进行经济投入，并在特定语境下将之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做法，同样可追溯至黎内战时期。长期以来，沙特在黎巴嫩的影响力主要依靠逊尼派传统领袖家族和巴解组织阿拉法特派系两大支柱，以外交斡旋和资金收买为主要政策工具。内战期间，黎逊尼派传统领袖家族影响力遭到极大削弱，1982 年后巴解组织主体被驱逐出黎巴嫩，沙特越来越倚重经济杠杆（官方发展援助、直接投资、侨汇、宗教慈善网络等）维持对黎政府影响952Elizabeth Picar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ivil War in Lebanon，”in Steven Heydemann，ed.，War，Institutions，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306.Flynt Leverett，Inheriting Syria：Bashars Trial by Fire，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Press，2005，p.252，note 90，p.253，notes 93，94；Hannes Baumann，Citizen Hariri：Lebanons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pp.81-85.Anne Marie Baylouny，Privatizing Welfare in the Middle East：Kin Mutual Aid Associations in Jordanand Lebanon，Bloomington&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0，p.62；ElizabethPicard，The Demobilization of the Lebanese Militias，Oxford：Centre for Lebanese Studies，1999，pp.7-8.中东研究 2023 年第 1 期（总第 86 期）力，调解沙、叙两国在黎利益分歧。对黎巴嫩而言，1980 年海湾国家黎侨民占黎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为 34.6%，侨汇收入（包括工资、储蓄、利息等）高达 22.54 亿美元，占黎国民总收入的 35.4%，对维持内战期间黎国内经济运转而言至关重要。沙特政府通过对“哈里里基金会”的支持，间接扶持着一个规模可观的亲沙特庇护网络。1985 年初黎镑暴跌，沙特政府就通过哈里里向杰马耶勒政府提出附带政治条件的紧急金融援助方案。在处理对叙利亚关系方面，沙特政府同样主要依靠提供或威胁撤销各种形式的经济援助来获得前者在阿以冲突、黎巴嫩内战、两伊战争等问题上的支持或配合。塔伊夫协议 的签订和叙利亚在黎主导地位的确立，正是上述政治、经济交易相挂钩的幕后操纵之典型案例。据称谈判期间，为赢得叙政府对协议草案的支持，沙特政府向后者提供了高额援助。海湾战争期间，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又向叙政府提供了 10 亿 2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可见，黎内战的终止和战后经济增长模式的确立，是内战中的政治军事主导方与经济强势集团在特定历史节点协调利益和妥协的结果。其中，政治、安全领域由叙利亚主导，叙在与美、沙的协调下有条件地配合后者及其黎国内的盟友；经济领域由沙特和海湾资本主导，叙利亚及其黎国内盟友分沾利益。地区和域外大国间政治协调以及海湾和西方资本的持续流入，构成了黎战后经济增长模式的两大外部支柱。在黎国内，商业金融精英追求私有化、垄断和小政府，教派政党领袖则寻求借助大政府实现经济分肥以支撑其形成于内战时期的庇护网络。两集团在寻租逻辑本质上的冲突决定了黎战后经济增长模式具有一系列内在制度缺陷，两大支柱则决定了黎巴嫩对地区大国外部依赖的非对称性和脆弱性。二 黎巴嫩战后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缺陷、准危机表现和维系机制 在经历内战结束初期（1992 1997 年）短暂的重建繁荣后，黎巴嫩经062Salim Nasr，“Lebanons War：Is the End in Sight？”Middle East Report，No.162，1990，p.5.Hannes Baumann，Citizen Hariri：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pp.44，46，52.Sonoko Sunayama，Syria and Saudi Arabia：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s in the Oil Era，London，New York：Tauris Academic Studies，2007，pp.212-213，219.制度缺陷、非对称依赖与黎巴嫩经济危机的生成济就开始频繁呈现周期性震荡，并多次陷入准危机状态。这一波动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可直接归因于黎战后经济增长模式诸多的内在制度缺陷。基于该模式两大支柱的多重保护性机制，又有效避免了黎经济陷入全面危机。（一）黎巴嫩战后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缺陷及其准危机表现“双重钳制”下的自由放任经济模式首要也是最明显的制度缺陷是其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具体表现为黎战后经济中金融、房地产、旅游业等龙头产业易受海湾国家经济波动（包括油价波动）以及地区和黎国内安全和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海湾富油国收入每增加1%，黎旅游业和商品出口收入就增加约 4400 万美元（相当于黎 GDP 的1%），侨汇收入也会增加约 4000 万美元；在真实油价上涨 10%的情况下，两年至三年后黎 GDP 将增长 0.8%1.2%。经济增长模式的特殊性，决定了油价和海湾国家经济波动是影响黎战后经济走势恒在的重要因素。但事实上，除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前期的小幅波动外，1998 2008 年海湾经济随油价上涨一直呈现强劲增长势头，在 1992 2003 年，地区和黎国内的政治安全形势也一直相对稳定。因此，内战后最初 20 年黎经济的震荡和准危机，更多是黎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其他内在的制度缺陷作用的结果，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第一，黎国内和海湾金融资本在黎战后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在黎巴嫩海湾人员和资本流动以及黎战后重建的特殊背景下，黎金融资本集团与教派政党领袖达成利益共谋，通过对内举债拉动资本内流来实现自肥，结果导致黎政府的财政、债务压力不断增大。面对黎镑严重贬值、通货膨胀率高企的局面，1992 年首次出任黎巴嫩总理的哈里里采取了稳定汇率、对内举债两大政策。一方面，哈里里政府为黎镑和美元可兑换性担保，并在 1997 年黎镑价格稳定后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提升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另一方面，黎中央银行则通过出售高利率的以黎镑计价的国库券来平衡重建进程中的财政需求。黎国内商业银行是其主要购买者，同时又以稍低的高利率来吸引黎国内外储户储蓄，从利差中赚取暴利。最终，黎162Annette Kyobe and Azim Sadikov，“The Price of Oil and the Lebanese Economy：A Blessing in Dis-guise？”，Lebanon Selected Issues，IMF Country Report No.12/40，February，2012，pp.17-18.中东研究 2023 年第 1 期（总第 86 期）海湾侨民社团、教派政治精英、黎国内和海湾金融资本集团成为商业银行储蓄、央行高利率借贷的最大受益者。2002 年，黎国内仅 0.6%的银行账户持有着存款总量的 40%以上，其中最重要的存款人 前民兵领袖、海湾地区侨民以及有政治背景的海湾、叙利亚投资者 成为商业银行高利率借贷的主要受益者。另有研究显示，2013 年黎国内 20 家主要商业银行中18 家的主要股东与政治精英有联系，有政治背景的个人控制着黎银行业总资产的 43%，种种间接证据显示银行与政治精英在国库券利率的划定上存在共谋行为。同时，与海湾国家资本联系密切的商业银行 包括哈里里家族拥有股权的四家银行 占据了黎国内商业银行总资产的一半以上。应该承认，哈里里政府的上述政策短期内稳定了本国货币，在避免向外借贷的同时满足了重建时期黎政府的资本需求。但在本质上，对内举债政策实际是黎金融资本集团掌权后寻求自肥的最重要手段，加速了财富从普通纳税人向权力资本精英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国库券的高利率致使黎政府债务爆炸式增长，公共债务占黎 GDP 比重由 1993 年的 50.7%猛增至1998 年的 109.1%，1993 2002 年黎政府用于偿还债务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 38%。国内商业银行则成为黎政府的主要债权人，1993 1998 年黎政府所欠黎镑计价债务中 2/3 3/4 被国内商业银行持有。2000 2001 年，沉重的偿债负担、长期的经常性赤字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终于在黎巴嫩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国库券、欧洲债券滞销，国内储蓄再现“美元化”趋势，黎镑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第二，作为金融资本主导经济的结果之一，黎私营部门中小企业受到大资本的严重挤压，导致产业失衡现象明显，不平等、失业问题严重。首先，超高利率和较高的汇率削弱了黎巴嫩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商业银行大量购入高利率的国库券则意味着中小企业越来越难以获得商业贷款，限制262Hannes Baumann，Citizen Hariri：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pp.75，80-81.Jad Chaaban，“Ive Got the Power：Mapping Connections between Lebanons Banking Sector andthe Ruling Class，”Ishac Diwan，Adeel Malik and Izak Atiyas，eds.，Crony Capitalism in the Mid-dle East：Business and Politics from Liberalization to the Arab Spr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2019，pp.334-335.Adam Hanieh，Money，Markets，and Monarchies：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Hannes Baumann，Citizen Hariri：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p.75.制度缺陷、非对称依赖与黎巴嫩经济危机的生成了私营部门尤其是工农业部门的活力。1998 年底，不足 1%的贷款人获得了银行贷款总量的近 50%，其中绝大多数都流向了大型工程，而非中小企业；贸易和服务业占全部贷款的 44.8%，建筑业占 21.9%，农业和工业分别仅占 1.5%和 12.6%；1993 2003 年黎工业年均增长率为-0.4%，制造业年均增长率则为-1.8%。其次，战后黎政府一方面推行明显偏向于供给侧的税收改革，另一方面则继续通过相关立法维持大资本集团在金融、商业部门的垄断地位。1993年以来，黎政府不断降低直接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税率，新设增值税或提高非直接税（国内货物税、通信部门税收、行政费用等）税率。以基督徒为主的商业资本集团继续把持着对进口市场的垄断。2004 年黎国内约 1000 名进口商控制着全国约 90%的进口贸易；约 200 家公司垄断了约 3000 份外国企业在黎独家营销许可证，进口商品涵盖了食品、药品、石化产品、建筑材料等关系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战略性物资。相关政策在刺激国内外投资方面收效甚微，却相对加重了中、低收入家庭的经济负担。最后，1992 2010 年黎人均 GDP 增长了 47.2%，但产业结构失衡、垄断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2013 年黎成年人口的0.3%控制着至少48%的私人财富，其余99.7%的人口分享着剩余52%的财富，2007 2015 年贫困或被剥夺（根据家庭收支或生活水平测算）人口占黎总人口的 20%27%。服务业（金融服务、房地产、批发零售贸易）和公共行政部门创造新就业机会的能力有限，进一步加剧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失业问题。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供水、供电、垃圾回收）等方面面临沉重负担。362Hannes Baumann，Citizen Hariri：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p.95；Ghassan Dibeh，“The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war Reconstruction in Lebanon，”UNU-WIDER Research Paper No.2005/44，July 2005，p.17.Hannes Baumann，Citizen Hariri：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pp.97-98；Fawwaz Traboul-si，Social Classe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ebanon，Heinrich Bll Stiftung-Middle East Office，2014，pp.37-41.Fawwaz Traboulsi，Social Classe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ebanon，Heinrich Bll Stiftung-Middle EastOffice，2014，p.35.Hannes Baumann，“The Causes，Nature，and Effect of the Current Crisis of Lebanese Capitalism，”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Vol.25，No.1，2019，pp.67-70.中东研究 2023 年第 1 期（总第 86 期）第三，教派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公共部门，导致公共部门臃肿、低效、腐败丛生。这一制度的弊端一方面是内战中崛起的教派民兵政党维系其庇护网络、海湾承包商资本集团对其利益诉求做出妥协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战后经济环境下黎私营经济部门的疲软。具体表现为三点。其一，作为精英分享租金的核心机制之一，战后黎政府部门呈现“领地化”的趋势，控制不同政府部门的重要教派领袖、政党以不透明的方式分割了很大一部分政府预算。1992 2005 年，总理哈里里主导的“发展与重建委员会”、德鲁兹派领袖瓦利德琼布拉特（Walid Jumblatt）主导的难民部和“难民基金”共获得政府拨款 86 亿美元，1993 2004 年议长纳比贝里（Nabih Berri）控制下的“南方委员会”获得的政府拨款也高达8.5 亿美元，上述款项的具体开支情况则被排除在政府预算之外。1998 年总统主导下的军事安全部门开支占黎 GDP 比重高达6.5%，而教育、卫生、社会服务开支总和仅占 7.8%。其二，公共部门冗员庞大、招募缺乏透明度。很多部门在招募过程中出于扩张庇护网络的考虑，教派化、党派化、冗员化问题严重，公共部门雇员占劳动力比重不断上升，由 2004 年的 12.5%升至 2017 年的 25%。2006 2013 年，公共部门工资、退休金、偿还债务、黎巴嫩电力公司（EDL）开支占黎政府支出比重平均高达 81.6%，沉重的非生产性支出严重削弱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其三，电力、港口、垃圾处理等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部门管理混乱，腐败横行。盗电、拒缴电费、有意免费供电、进口燃料（主要来自叙利亚）造假等腐败行为使黎巴嫩电力公司运转低效且亏损严重，2010 2018 年黎政府向黎巴嫩电力公司拨款合计超过 140 亿美元，年均拨款占黎 GDP 的3.8%和政府财政赤字的近 50%，但 2018 年该公司仅能满足黎全国用电需求的 63%，不同地区每日停电时长为 3 12 小时。内战结束以来，贝鲁特462Bassel F.Salloukh et.al.，The Politics of Sectarianism in Postwar Lebanon，London：Pluto Press，2015，pp.45-46；Hannes Baumann，Citizen Hariri：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p.82.Bassel F.Salloukh，“Taif and the Lebanese Stat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Very Sectarian PublicSector，”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Vol.25，No.1，2019，pp.46-51.Ali Ahmad，Neil McCulloch，Muzna al-Masri and Marc Ayoub，From Dysfunctional to FunctionalCorruption：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Lebanons Electricity Sector，Anti-Corruption Evidence WorkingPaper 30，December 2020，pp.7-11.制度缺陷、非对称依赖与黎巴嫩经济危机的生成港管理机构在权限、监管、审计、财务透明度等方面始终处于模糊状态，20世纪 90 年代以来关于贝鲁特港的腐败丑闻便层出不穷。围绕贝鲁特垃圾处理承包合同竞标程序、成本透明度的争议，同样伴随哈里里政府的倒台和东山再起而反复出现。2015 年“垃圾危机”和 2020 年贝鲁特港大爆炸事件，都可视为黎公共部门乱象的极端体现。第四，教派分权政体的重建及其分肥政治的本质，决定黎巴嫩政治进程容易陷入死结，进而影响国内经济活动。政治重建进程中黎国内亲叙、亲沙乃至亲叙派精英内部矛盾重重，基于海湾市场的金融资本集团与从内战中脱颖而出的教派政党集团在寻租逻辑上差异明显。诸多因素导致内战结束后最初 15 年，黎国内政治不时陷入紊乱状态。后内战时期黎巴嫩的 5次议会选举和 2 次总统任期延长议题，无不在精英和民众间引发巨大争议。此外，总统、总理、议长以及其他黎亲叙派精英围绕重大决策议题争斗激烈，不时导致决策过程瘫痪。在哈里里主导重建进程时期（1992 1998），总统要求扩大对决策机制的参与权，议长利用预算批准和立法权向总理、总统索取特定的让步，总统、议长和重要党派领袖都通过内阁中的代表向总理施压，总理则试图通过建立平行的执行机构来绕过行政机构的羁绊。2002 年国际和地区援助方许诺向深陷债务危机的黎政府提供援助，后者则需承诺进行系统性经济改革。但在哈里里和总统埃米尔拉胡德围绕上述改革的拉锯战中，大多数措施无法付诸实践。2005 年哈里里遇刺、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后，黎国内政治力量再次经历分化重组，形成了亲美、法、沙的“三一四集团”与亲叙、亲伊朗的“三八集团”对峙的局面。两大集团围绕调查哈里里遇刺案的“黎巴嫩特别法庭”以及真主党武装合法性两大议题展开激烈争夺。2006 年 7 月黎以战争对黎巴嫩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40 亿 70 亿美元；冲突后的政治僵局和 2007 年 11 月以来的总统空缺危机，则使得黎经济在短时期内陷入瘫痪。562Reinoud Leenders，Spoils of Truce：Corruption and State-Building in Postwar Lebanon，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2，pp.37-42，55-57，90-95，188-195.Reinoud Leenders，Spoils of Truce：Corruption and State-Building in Postwar Lebanon，pp.132-139.李海鹏：中东多元社会中的政治与族群认同，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第214 218 页。中东研究 2023 年第 1 期（总第 86 期）（二）维系战后黎巴嫩政治经济秩序的保护机制尽管深受上述内在制度缺陷的困扰，并不时爆发短暂的政治、经济危机，黎巴嫩却能在战后前 20 年总体保持稳定状态。究其根由，除了这一时期地区经济、安全环境的整体利好局面外，多重保护机制起到了关键的缓冲作用。第一，地区和域外大国尤其是沙、叙两国在黎巴嫩事务上的沟通与协调，避免了黎国内政治危机升级为零和博弈。海湾战争结束直至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前，地区力量平衡、推进阿以和谈、叙利亚伊朗关系、领导人个人关系等，促使沙特对叙政府采取相对宽柔的合作立场，默许后者在黎的主导地位正是沙特对叙政策的一个重要侧面。其间，沙叙协调成为黎三大政治首脑以及各党派间利益分歧得以解决的关键动力，沙特则主要通过拉菲克哈里里维持其在黎国内影响力。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尤其是 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叙利亚新领导层的地区政策、叙伊关系进一步强化、美法等域外大国的干预，致使沙叙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在外部盟友支持下黎国内反叙阵营与亲叙阵营对峙加剧。2005 年哈里里遇刺后，黎国内党派彻底分裂为以真主党为首的“三八集团”和以“未来阵线”为首的“三一四集团”两大对立集团，美、法支持后者对真主党、叙政府采取强硬立场。沙叙关系因哈里里遇刺事件降至冰点，但沙特支持“三一四集团”、遏制真主党和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同时，又不愿让叙利亚陷入混乱或将之完全推入伊朗的怀抱。因此，在直接协调中断的情况下，沙特仍通过迪拜、卡塔尔等第三方与叙政府保持着间接沟通。在 2008 2009 年地区、国际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又是沙特政府率先与叙政府达成和解，恢复了两国关于黎巴嫩问题的直接协调机制，推动“三一四集团”领袖萨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与巴沙尔实现和解。尽管在 2011 年夏未彻底破裂，但在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前沙叙协调确是黎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却总能转危为安、各党派始终保持斗而不破的关键所在。第二，教派政党根据社会中下层的社会服务和庇护网络，部分解决了662Abd al-Ra f Sinn，Al-Sudiyyah wa-Lubnn，al-Siysah wa-al-Iqtisd，1943-2011，Vol.1，al-Alqt al-Siysiyyah，Bayrt：Dr al-Furt，2016，pp.529，578，585.制度缺陷、非对称依赖与黎巴嫩经济危机的生成黎国内公共服务薄弱、失业、不平等等问题。在战后黎政府社会福利开支最小化、政治动员教派党派化的制度背景下，黎教派精英和政党通过社会服务和庇护资源选取支持者的选票，又把政治分肥中的部分“红利”作为庇护资源回馈给其支持者。基于这一逻辑，黎各主要教派政党在战后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持、重建、扩大战争期间业已存在的社会服务网络。“未来阵线”下属的“哈里里基金会”在 2007 年至少运营着 1 家公立医院、约 30家诊所、5 所中小学和 1 所大学；真主党在 2008 年至少控制着 6 家医院、16 个诊所、2 个中小学教育系统和庞大的基建与社会服务网络；三大基督教党派则通过党内互助互惠项目或关系密切的第三方私营或宗教机构向其支持者提供医疗、教育服务。不同政党的社会服务网络都覆盖了其所属教派中相当比重的人口，特别是中下收入群体。早在1983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