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安全战略转型：以威慑力构建为目标.pdf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Maritime Affairs日本对华安全战略转型:以威慑力构建为目标陆 伟内容提要:近年来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持续深化。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日本综合性地采取军事推回、经济迟滞、制度规锁和意识形态诋毁等多样化的战略工具,表现出鲜明的诉诸威慑的行为特征,构建对华威慑力作为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主要取向逐渐清晰化。日本安全战略目标的威慑转向,受战略、实力、政治三方面因素的驱使,历经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实践,特别是受到中美战略博弈和亚太变局的催化,又为威慑力构建逻辑所驱动,其必要性、可能性、有效性的认可在后安倍时代得到进一步强化,将成为较长时期内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的安全战略偏好。研究这一问题,对于弄清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底层逻辑、重点领域和重点方向,把握其对华战略竞争的形式和性质以及对亚太安全格局和秩序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也能为丰富威慑理论提供有益的探索。关 键 词:日本安全战略 对华安全战略战略转型威慑力对华威慑后安倍时代 日本政策精英作者简介:陆伟,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上海 邮编:20007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冷战后日本战略文化的转型与我国的对策研究”(编号:18BGJ049)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D DO OI I:10.19780/ki.ytaq.2023.5.4文章编号:2096-0484(2023)05-0058-25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安全战略日益偏离战后长期恪守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朝着更加注重地缘竞争和零和博弈的现实主义方向转型。其最主要的体现,可以归结于对华安全战略的转型。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实现安全战略转型过程中,积极构建威慑力作为日本的战略主线之一,开始从模糊走向清晰,且逐渐在政策精英层形成共识。鉴于日本安全战略转型出现了以构建威慑力为重点的新取向,需要从学理上对其进行归纳和概括,但由于这一概念和政策构想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得到日本官方的系统阐述和正式文件的确认,它的形成主要依托于日本安全转型实践的积累,其优势和效用才被政策精英所认可。因此,学界至今尚未对此作出详85细分析。威慑力,日语为“抑止力”,表示抑制、制止、限制某人或某种事物的力量。“抑止力”的战略概念是日本官方文件和政策精英的一致表述。本文采用中文翻译“威慑力”这一概念,以准确体现日本的战略构想。从日本政策精英层逐渐将威慑力构建作为安全战略构想的主线之一的认知过程来看,研究这一问题,对于解释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底层逻辑、重点领域和重点方向,把握其对华战略博弈的形式和性质,以及对亚太安全格局和秩序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依据的文本资料,主要来自日本政策精英的观点。这些政策精英包括参与战略决策的要员、承担为日本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著名智库及其所属学者、作为日本决策咨询机构常客的大学教授、智库和企业领袖等社会贤达。他们被决策层视为“问策之源”,其所提供的战略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政府政策文件的蓝本或重要依据。因此,通过他们的观点阐释,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现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基本脉络。一、内涵及其分析框架:威慑力构建威慑作为古老的谋略与手段,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早已存在。而现代意义上的威慑,则植根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实践,美苏等主要大国围绕核武器的博弈和产生的效用,使人们对威慑的各种基本要素的认识逐步清晰。至 20 世纪 80 年代,威慑理论已经发展成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战略理论。随着全球化时代大国互动方式的复杂化,威慑理论关注的重点由核威慑转向常规威慑,并得到进一步拓展。(一)威慑的概念根据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经典定义,威胁是威慑方通过展示实力或潜在的实力,迫使对方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而放弃某些行动。它是以存在着现状挑战国为前提假设,其设想的场景可以是狭义上的谋求改变某一领域利益分配和游戏规则的挑战者,也可能是广义上的试图变革国际秩序的崛起国,这样现状维持国实际上处于威慑方的地位,而现状修正国则成为被威慑的一方。威慑不追求强迫对手采取符合自己意愿的行动。由于它主要以吓阻对手为95日本对华安全战略转型:以威慑力构建为目标 近年中国学者对日本对华安全战略及转型的主要相关研究,参见孙承:日本国家战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陆伟:角色身份视角下的日本政策精英的战略新理念,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0 年第 4 期;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战略: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日本学刊 2021 年第 5 期;陆伟:中美竞争背景下日本的政策选择论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2 年第1 期;田庆立:日本对华认知的演进脉络及典型特征,日本学刊 2022 年第 5 期;蔡亮:“泛安全化”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研究,日本学刊 2022 年第 6 期;徐万胜:同盟视域下日本战略转型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22 年;崔健:日本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转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年。Thomas C.Schelling,Arms and Influe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p.57.目标,固然需要实力的强有力支撑,但使用实力的意志和影响潜在进攻者对此的感知同样不可缺少。因此,即使在实力不占优的情况下,也能在决心的驱使下,通过改变对手对成本和收益的预期来达到慑止对手的目标。这样,在阻止对手放弃改变现状行为的笼统目标下,军事推回、经济迟滞、制度规锁和意识形态诋毁等多样化的战略工具实际构成了威慑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此,多样化手段是提升威慑可信性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威慑是让对手相信采取某种行动的代价或冒险的成本大于收益,既以惩罚姿态相威胁,又要许诺报偿。奖罚机制的作用机理,就是不仅提升对手对损益得失的敏感度,而且又能保持双方的互动过程,从而维持威慑和被威慑关系。毕竟理性的计算方法,不仅用于评估某种具体行动的损失程度,也会用于权衡失去奖励而导致的潜在成本支付。而互动过程的保持,可以尽量避免因冲突不可收拾而反噬自己并使威慑彻底失效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在新兴大国全面崛起的背景下,单一威慑工具的缺陷和局限更加明显。除非能对威慑目标国造成被摧毁的恐惧,否则对靶域的震慑很难引起跨域外溢。威慑还是一种静态战略,发出威胁或通过特定行动展示威胁之后,等待对手意识到自己需要付出难以承受的成本而屈服退让。实际惩罚行动的发生则意味着威慑结束。由此,威慑可能会提高进攻者的代价,却无法在短期内决定结果。同时,被威慑方也可以声称本来就没有实施某行为的意图,这导致威慑有效性的不确定。但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或许可以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为追加成本投入进行有效辩解,也不致使战略颜面尽失。(二)威慑的手段和内涵战略从根本上说是需要设计出国家在世界上追求的一系列对外目标,并决定如何综合运用各种国家机器(包括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以实现这些目标,而战略转型即意味着在上述各个维度上的调整或修正。威慑上升为战略层级不仅在于其独有的目标理念可以一以贯之地作为实现安全利益的指导原则,还取决于为达成对外目标的政策手段的多样性。事实上,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用于威慑的战略手段突破军事或武力范畴而扩展至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各自具有不同的功效,有时互有交叉,在全球化背景下,它们又被赋予新的内涵。06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3 年第 5 期Henry A.Kissinger,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69,p.12.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371 页。参见谢超:从洞朗到拉达克:印度对华威慑战略为何失败,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 年第 8期,第 37 页。参见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 页。1.军事威慑军事威慑作为传统的威慑工具,历来是威慑方最为倚重的战略手段。其原因在于,威慑涉及对手的感知力问题,雄厚的军事力量是威慑战略取得成功的基础。军事战略中的威慑,主要表现为惩罚性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和拒止性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两种形态。前者是指通过扬言对对手的行动进行报复,施加不可接受的成本,迫使其放弃行动;后者则寻求通过实质性或心理性地抵消对手行动的效果,使对手的预期收益落空或感到得不偿失而放弃行动。显然,两者之间的区分主要基于不同的军事战略任务和对手的进攻意图,不可相互替代。只是由于世界主要大国都拥有二次核打击能力,彼此之间使用核武器对对手的行为进行“惩罚”极大地面临战争升级的风险,缺乏可信性,使用常规武器进行“拒止性威慑”便成为主要的战略手段。为了使“拒止性威慑”具备足够的可信性,威慑方需要拥有远超或至少与对手相当的常规力量,如强大的、分散部署的以及机动的部队,在敌方核武器使用之前予以摧毁的限制受损能力,主动的反导、早期预警并组织战斗的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系统,拥有准确摧毁加固目标的导弹及弹头的武器库,以及实施第一次打击的政治意愿和心理准备。然而,常规武器的打击力不如核武器的确保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开发核武器能够以有限的资源实现心理上的威慑平衡。因此,对有地缘战略诉求的国家来说,自然不会放弃核威慑这一选项。除上述自强式威慑之外,他助式威慑也是重要选项。这对于缺乏有效威慑手段的国家尤其如此。他助式威慑的路径依赖与外部制衡大致相同,主要是通过与他国联盟的方式,来提升对对手威慑的可信性。在核武器出现后,追随国与核大国联盟的首要动机在于获得核安全保护,从而成为后者延伸威慑的受益者。当然,延伸威慑可信性的程度取决于安全保证的级别,从低到高分为口头或书面的承诺、制度化的磋商机制、前沿部署和核共享。随着联盟合作议题和合作方式的多样化,其威慑功能也日趋多元化。有研究按类型将其划分为信号功能、震慑功能、作战功能、信息和情报共享功能、军工合作功能。信号功能是指威慑方与盟友在国际秩序认知、规则理解、制度16日本对华安全战略转型:以威慑力构建为目标 Glenn H.Snyder,Deterrence and Defense: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p.14-15;Kevin Chilton and Greg Weaver,“Waging Deterre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Vol.3,No.1(2009),p.34.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392393 页。参见程志寰、李彬:导弹防御与美国延伸威慑政策,国际安全研究 2021 年第 6 期,第137138 页。参见兰江、姜文玉:进攻性联盟、模糊性威慑与 AUKUS 的战略性扩张,国际安全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6268 页。安排和行为规范判断等方面基于共同认识,发出针对被威慑方的一致性信号,对后者造成强有力的环境压力。震慑功能、作战功能和军工合作功能,都是联盟传统的军事安全合作的组成部分。由于现有的联盟一般都避讳明确的假想敌和打击对象,却潜意识地针对共同目标展现力量,因此实际上是一种武力展示功能,具体通过联合军演和训练、武器研发、物资提供、军队交流和安全利益声援等途径,以抱团“秀肌肉”的姿态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信息和情报共享功能对打赢现代信息化战争关系重大,这是基于信息和情报能够决定海空战的走向,而一国却无法做到全覆盖的现实矛盾。在联盟框架内开展合作,可以弥补国家在这方面的短板,互通有无地做到对对手的全监控以及所有核心目标和指挥系统的精准打击。随着大国从安全的视角来看待经济问题,经济议题自然成为联盟转型的新的驱动力。经济威慑手段,实际上是一种与上述威慑手段相联系的经济“断网”行动,而作为社会网络的联盟对这一目标的实现正好发挥了特别重要的功能。因此,联盟的威慑效用还体现为经济排外的功能。2.经济威慑经济威慑功能是在经济武器化被作为外交政策选项的情况下展现出来的。将经济与安全关联,以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对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进行安全化操作,是经济威慑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经济全球化时代形成的不对称相互依赖,为施展经济威慑提供了更便利也更能威胁对方的条件。占据不对称依赖中相对优势地位的威慑方,借助得自技术领先和全球价值链高端地位的网络性权力,通过重构制造业产业链和供应链,推动科技“脱钩”、实施贸易和投资管制,将对方隔绝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在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极大依赖于经济实力,尤其是科技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主题的背景下,经济威慑在制造经贸“围墙”,干扰对手的产业规划和布局,以迟滞其崛起的步伐,拖延双方实力差距保持的时间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霸权国及其盟友的重视。当然,这种威慑并不排除商业和金融的互动,否则经济相互依赖难保己方的利益不受损失,也无法让对手在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中做出取舍,从而产生威慑的功效。3.制度威慑制度威慑是指威慑方利用制度主导国的地位,通过制度设计减少甚至切断26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3 年第 5 期参见任琳: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的网络化权力,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 年第 6 期,第 84 页。参见刘丰、董柞壮:联盟网络与军事冲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6 期,第 6580 页。参见刘洪钟:霸权护持与超越 高科技产业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3 年第 2 期,第 128154 页。对手得自制度的“红利”,以达到规范和约束后者的目的。制度得以被用作威慑的一种战略手段,是基于国际制度特有的属性和运作特征。首先,国际制度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成员国从中享受制度的“红利”,但也必须严格遵约。这意味着成员国从一开始就受到制度的羁縻。而如果威慑方同时又是制度主导国,作为制度成员国的被威慑方,将会面对制度权威的特别监视和限制。其次,国际制度是基于成员国的共识,也就形成了相应的国际关系网络,并进而产生了关系性权力。这种权力在成员关系中造成的震慑甚至超过了物质性权力。最后,制度具有非中性属性,国际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塑造了成员国的权力等级,给予不同成员国不同授权。掌握主导权的威慑方为使被慑方就范,把制度从“全球模式”变成“俱乐部模式”,由此迫使后者为加入制度付出高昂的成本:一方面要与初始国进行漫长的艰苦谈判,做出各种让步和妥协,另一方面则要接受针对自己的苛刻条件,进而让渡部分主权。制度威慑主要通过两种路径来实现:一是改制,二是创制。前者主要倾向于制度内威慑,以羁绊对手为目标,采取的方式包括改变参与国的构成和规则条款来捆住对手、升级制度加入门槛以迫使对手就范;后者则以制度外威慑为主,旨在打击对手。其方式也有两种,即创建围困对手的排他性制度、展开减弱对手制度影响力的制度竞争。4.意识形态威慑意识形态威慑是指威慑方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问题上对对手实施“污名化”,使其失去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地位。以意识形态作为威慑的手段,是二战后西方大国用于围堵竞争对手的一贯做法。意识形态威慑实际上是一种叙事之争,它主要是通过污名化对手来实现的。首先,威慑方使用权力关系,将对手置于“他者”的位置上,以“异己者”和“竞争者”等标签与自我相区隔。其次,基于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身份,威慑方通过操弄人权和政治制度等话题,将对手妖魔化为与人类文明相对立的“威权”“专制”的渊薮,是主流国际秩序的“威胁”,同时又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置换成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和利益,以彰显其优越感、使命感与正义感。最后,威36日本对华安全战略转型:以威慑力构建为目标 参见魏玲:关系、网络与合作实践:清谈如何产生效力,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 年第 10 期,第 3958 页;魏玲:关系平衡、东盟中心与地区秩序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 年第 7 期,第3964 页。参见任琳:“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 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9 年第 1 期,第 93 页。参见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 第 12 期,第 8197 页。关于“污名化”的详细讨论,参见王翠梅: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及其应对:框架理论的视角,外交评论 2022 年第 1 期,第 124148 页。慑方以现代性的想象诉诸社会动员,制造“政治正确”的国际动员环境,诱使广大受众成为这种叙事的追随者,从而形成围堵被威慑方之势。而对追随国来说,不仅可借以强化联盟内部凝聚力来减轻“被抛弃”的风险,也可增加攻击对手的手段选项,从而弥补硬威慑力的不足,因而可能更加倚重意识形态的威慑效用。(三)威慑手段的新取向和威慑力使用特点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手段的使用,是全球化时代威慑战略新的取向和特征。面对被威慑方在各方面带来的“威胁”,仅靠传统的军事威慑显然无法平衡手段单一性和目标多样性之间张力,更何况由于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过高的使用门槛和被威慑方拥有强大的二次核打击能力,其功效的局限性越发显露。而在相互依赖的国际关系中,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手段便有了用武之地,它们能给被威慑方造成重大损失,改变其对成本收益的认知,从而收敛原有的扩张计划。而且,还有可能产生对其他领域的外溢效应,并根据不同情况混合性地采用上述手段,使威慑的可信性和功效最大化。可以说,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与传统的军事手段所要达到的威慑效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而日益成为有效的威慑工具。这也是当今大国为决胜战略竞争而重建威慑战略体系的重要考量。近年来,美国产生的“跨域威慑”“复合型威慑”“订制威慑”等理念,就是基于对上述手段所具有的威慑功能的再发现。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基于威慑的概念和内核,威慑力的使用呈现以下的特点:第一,手段的混合性。由于现代大国竞争方式的混合性和灰色性,单一手段失去了针对性和有效性。综合使用各种威慑工具,对威慑方来说,不仅可以形成联动效应,也能弥补某些领域威慑力的不足。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常规威慑的手段日趋多样化,其作用也更加凸显,但核威慑依然是最后手段,这需要实现“拒止性威慑”和“惩罚性威慑”的“链接”(耦合)。第二,目标的模糊性。威慑是否有效,不仅受到双方实力对比的左右,还取决于对手的意志。因此,威慑方基于维护战略声誉的考虑,会给威慑的战略目标设定富有弹性的空间,将推回、迟滞、规锁和诋毁等纳入其中,以这些短期的行为效应来模糊遥不可及的慑止乃至强制改变对手行动的目标。第三,效果的悖论性。威慑产生效用的核心逻辑之一,是让对手切实感受到威慑方具有决定己方损益的实力和决心,这离不开双方互动的场景,因此保持一定程度的接触和合作必不可少。然而,威慑所展现的强硬立场和有力威胁,极易引发对方的不信任和敌意,使双方陷入难以自拔的安全困境。这就与威慑要求的同对手保持互动(甚至是较大程度的合作),以避免对手在无法得到己方战略再保证的情况下铤46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3 年第 5 期参见夏立平、祝宇雷:贸易何以成为威慑手段?,东北亚论坛 2019 年第 6 期,第 2133 页。平田英俊山下愛仁 包括的抑止戦略策定防衛力整備方、航空自衛隊幹部学校 研究、7 号、2021 年、85 頁。而走险产生了悖论。其结果,既不能通过扩大对手继续行动的成本,也难以通过提升对手停止行动的收益来实现威慑的目标。二、应对中国崛起的威慑力构建逻辑:日本政策精英的评估早在 2014 年,由船桥洋一主持的“日本重建倡议”组织日本各大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知名学者共同撰写的 安静的威慑力,首次系统提出了威慑力的战略构想,之后经 PHP 综合研究所等著名智库和自民党政调会等决策中枢的反复论证,直至 2022 年末日本政府通过新的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 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才形成正式的政策表达。这一过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逻辑的自我强化。(一)威慑力构建的必要性威慑力构建的必要性是从中国崛起的性质、中美相对实力变化的趋势和日本自身的现状这三个视角着眼的。首先,日本政策精英层笃信权力转移和大国政治的理论预期,认为中国作为新兴国家,对权力分配未反映新的实力关系日益感到不满,挑战现有国际体系是必然选择。他们的前提假设是中国在广泛领域带来的所谓如下“威胁”。军事上,中国以庞大的军费支出为支撑,以近海防御取代沿岸防御进而发展远海防卫为长期战略目标,推行三阶段的发展计划,即在 2010 年前确保第一岛链内的制海权,在 2020 年前拥有航母,确保第二岛链内的制海权,在其后至2040 年间,实现阻止美军对亚太的绝对控制、进而建成与美军对等的外洋海军。中国与周边各国围绕“核心利益”存在对立,为此,中国以海洋为中心,通过显示军事力量和海上执法机构的能力威慑对方国家。在东海推进“海洋权益”的“扩大”,2012 年9 月以后,中国海上执法机构的公务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活动常态化。在南海建造人工岛,设立军事设施等,“威胁”以“航行自由”为象征的现有海洋秩序。中国还加强经由东海和南海进出西太平洋的行动,着眼于提高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制约美军在该海空域的行动。56日本对华安全战略转型:以威慑力构建为目标 日本再建 日米戦略 静抑止力、日本再建、2014 年、https:/apinitiative.org/GaIeyudaTuFo/wp-content/uploads/2014/08/NSS_jp.pdf 2023-08-05。日本抑止力安定研究会 日本抑止力安定考、政策 PHP 総 研、2021 年、1 頁、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21/12/2ca2e12767c3c607e06ff27d36fceef3.pdf;自民党政務調査会 国民守抑止力向上関提言(2020 年 8月 4 日)、https:/jimin.jp-east- 2023-08-05。柿原国治 安定鍵対中柔軟反応同盟抑止実効性向上向一考察、研究 6 巻 4 号、2014 年、1516 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中国安全保障2019、212 頁、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hinareport/pdf/china_report_jp_web_2019_A01.pdf 2023-07-30。经济上,中国凭借制度优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和本国的“国家主义理念下的不对称开放”,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其结果使西方国家陷入了经济发展日益依赖于中国市场的境地,供应链面临受制于中国的风险,技术上则造就了强劲的竞争对手,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优势。而日本还在资源、旅游和留学生等方面受到中国的压力。对东盟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基础设施建设、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为中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提供了便利,从而加剧了东亚权力优势向中国的倾斜。制度规则上,中国通过塑造新的国际规则来谋求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并掌握主导权。一方面,通过改制,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进行份额权改革,提升中国在这两大组织中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并批准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另一方面,通过创制,推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构筑人民币通货圈,并与加入 SDR 相结合,使美元基础通货体制逐渐失去主导地位,最终建立中国的“国际金融霸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借助在全球金融经济治理领域获得的影响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抗西方主导的既存秩序”。意识形态上,中国改变了近代历史上经济发展只能建立在高度政治发展之上的传统模式,创造了实现国力昌盛的新模式,确立了空前的制度自信,并积极地向非西方国家推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价值观,又在部分国家形成了支持中国意识形态的政治势力,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中国模式不断外溢,成为西方民主和西方规范的替代性选择。日本政策精英判断,中国全面性崛起以及对现状的改变,涉及国际政治广泛领域。要削弱中国成功推进权益扩张的预期和趋势,很有必要构建能够产生军事推回、经济迟滞、制度规锁和意识形态诋毁等效用的综合威慑力。其次,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加剧了日本构建威慑力的必要性。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盟友,日本一直享受美国延伸威慑带来的安全红利。然而,随着中国常规战斗力的提高,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压倒性优势正逐渐丧失,建66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3 年第 5 期平和政策研究所 中国脅威分析日本対中国基本戦略、2019 年、3134 頁、https:/ippjapan.org/pdf/policy16.pdf 2023-07-30。星野三喜夫 投資銀行(AIIB)何問題、新潟産業大学経済学部 紀要 第 45 号、119 頁、https:/www.nsu.ac.jp/wp-content/uploads/2017/01/dp41.pdf 2023-07-30。政策PHP 総研 2018 年版 PHP 分析、2017 年、9 頁、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7/12/risk2018.pdf 2023-07-30。田中明彦 貿易戦争 新冷戦、中央公論 2018 年 11 月号、3435 頁。立在美国优势实力基础上的东亚稳定的威慑架构存在着重大隐忧。一旦中美之间回避核战争的相互威慑关系确定下来,就将使美国的延伸威慑战略受到限制,中国在一定区域有限的军事行动或吓阻性的强制行动极有可能不受约束,引发地区不稳定。美国相对实力的衰退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的后遗症是,其转向本国优先政策,与大国权力转移相结合,导致现有国际制度、规则发生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保持军事力量的均衡,还是从维护国际秩序的需要出发,都必须全面提升能够拒止中国等新兴国家“攻势”的力量,以实现维持现状的目标。最后,日本防卫战略的现状增强了开发威慑力的紧迫感。从威慑的效用来说,首先倚重的无疑是传统的威慑手段,提升军事威慑力自然是日本决策层议程中的重中之重。然而,现有“基础防卫力”的安全理念造成:对朝鲜,需要美国延伸威慑的承诺,“惩罚性威慑”的效用很难直接发挥出来;对中国,囿于威慑战略的静态性,无法向对手施加高昂的成本让其知难而退。对此,PHP 综合研究所的报告批评道,长期以来日本持有的“专守防卫”和“基础防卫力”等思考方式,对于现在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不发出信息,让中国意识到力量空白,对方就会利用这一点扩大影响圈。这实际上是在向决策层进言,必须将战略重心转向开发军事等方面威慑力,以拒止中国影响力不断由“点”向“面”扩大。(二)威慑力构建的可能性由于威慑不以改变对手的行动为最终目标,也不追求与对手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它仅是为慑止对手的行动,或者使对手感知目标代价远超出目标本身价值。因此,构建威慑力对实力劣势不断扩大的日本来说,不仅非常必要,也在现实中较为可行。坚固的日美同盟以及美国提供的“延伸威慑”,是日本最重要的资产,与将中国视为主要地缘政治对手的国家共同推进的双多边联盟,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获得有利于日本的势力均衡提供保障。除此之外,日本政策精英对本国先进经济体制和优势产业链、价值链以及西方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自信,更激发了这种可能性的想象。他们认为,尽管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被中国超越,但到 2050 年,与美国、欧盟国家等西方国家加在一起的经济总量依然是中国的 1.3 倍,因而凭借经济手段创造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环境,进而通过设定基于本国经济利益和政治立场的规范、规则和创建地区性集团,形成有利于76日本对华安全战略转型:以威慑力构建为目标 高見澤将林村野将 抑止力何?日本直面安全保障環境、公研 2021 年 11 月号 対話、https:/koken- 2023-08-10。柿原国治 安定鍵対中柔軟反応同盟抑止実効性向上向一考察、研究 6 巻 4 号、2014 年、26 頁。政策PHP 総研 新世界秩序 研究会 自由主義的国際秩序危機再生秩序再編期羅針盤求提言報告書、政策PHP 総研、2018 年、12 頁、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 2023-07-30。政策PHP 総研 日本抑止力安定考、55 頁。日本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是完全可行的。如此,则能够遏制中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行动,弥补日本用军事实力在实现地缘政治目标上受限制的缺陷。日本政策精英对开发意识形态威慑力可能性的自信,除了美欧国家因感知到新兴国家崛起引发的“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威胁而强化意识形态对抗这一国际大背景之外,还在于日本自 21 世纪以来推行“价值观外交”的经历和首倡“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带来的道义优势。换言之,日本在构筑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由此确立了构建软威慑力的基础。(三)威慑力构建的有效性日本政策精英对威慑力构建有效性的评估,是建立在夸大本国的优势和长处、放大中国等对手的弱点和缺陷的基础上的。具体而言,军事上,认为中国为走向深蓝确定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第一岛链的内海化和建立在第二岛链内的霸权。防卫第一岛链的海空域,就是否定中国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既可以阻止中国海空力量进出西太平洋,也能限制其在东海的活动。这就赋予西南诸岛对拒止中国走向深蓝的重大意义。根据该地区周边的地理特点和各方军事力量的优劣,日本政策精英认为有效慑止中国行动的关键取决于以下几方面:其一,确保量的平衡。储备、紧急筹措和推进补给能够与中国的实力相抗衡的武器和弹药是关键。即使中国实施弹道导弹等饱和攻击,只要确保来自美国的紧急筹措能力,至少通过显示日美协同后方支援,就能够发出让中国对量的优势失去自信的信号。其二,诉诸灰色区域。一方面,提升海上保安厅和警察的能力和权限(自下而上),解除对其武器使用的限制;另一方面,扩大自卫队对行使警察权的适用范围(自上而下),使军事力量的功效在打破时空界限的情况下实现最大化。其三,提升全领域统合作战能力。鉴于和平宪法和国防经费的双重制约,在对个别领域能力的质与量进行提升的同时,需要有机地融合全领86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3 年第 5 期自民党政務調査会 外交部会 国人権外交方検討第一次提言(2021 年 5 月 27 日)、https:/jimin.jp-east- 日米戦略 静抑止力、日本再建、2014 年、25 頁。荒木淳一 南西地域現状等、航空自衛隊幹部学校 研究 3号、2016 年 12 月、https:/www.mod.go.jp/asdf/meguro/center/AirPower3rd/001tokubetsu01.pdf 2022-08-13;鹿島平和研究所 南西諸島防衛関提言、2019 年、http:/www.kiip.or.jp/societystudy/doc/2019/20190718_gaikourejume-Sakamoto%20Masahiro-hoka.pdf 2023-08-13。柿原国治 安定鍵対中柔軟反応同盟抑止実効性向上向一考察、研究 6 巻 4 号、2014 年、27 頁。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安全保障政策、2016 年、3133 頁、37 頁、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H28_Security_Policy/H28_Security_Policy_fulltext.pdf 2023-08-13;中曽根康弘世界平和研究所 海空事態対処問題対策、2018 年、911 頁、http:/www.iips.org/research/grayzone_teigen.pdf 2023-08-13。域的能力,以两者的相乘效应,推动整体能力的增幅。经济上,日本政策精英认为,全球化造成的经济上相互依存使非对称优势的武器化有了“用武之地”。比起军事力量,更倾向于经济制裁的动向正在扩大。经济力量日益成为平衡势力、构建威慑力的有效工具。为实现地缘政治的目的,将经济用作手段的“地缘经济”战略的时代已经到来。日本利用自身在国际分工体系尚存的优势地位,可以通过“出口限制”式的技术封锁和“进口限制”式的供应链重构,两条路径的共同作用,最终实现迟滞中国经济发展和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目标。制度上,由于制度的非中性,使得掌握制度性话语权的威慑方能够借用制度战略“规锁”对手的行为,而后者则因顾忌“伙伴压力”或顾及“制度红利”不得已做出让步甚至改变。自由贸易受益者和亚洲价值链领先者的地位,刺激日本不断向高门槛的规则迈进,其制度性话语权由此逐渐增强。日本选择以下四种做法来提升制度威慑的有效性:一是在确保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规则的捆绑,力图对中国等参与国的行为规范实施监管和治理;二是制定高门槛的规则,拉利益相关者“入盟”,并把中国排除在规则创始国之外,再以扩大成员国为诱饵,迫使中国接受高标准的条件;三是采取“跟踪”战术,提出针对中国的竞争性规则,谋求快速实现规则间的替代;四是与欧美国家一道在数字经济、网络、太空等领域形成“俱乐部式规则”,以剥夺中国等新兴国家在这些领域规则拥有的“合法性”。前两者属于制度内威慑,而后两者代表了制度外威慑,都非常明确地反映出日本“规锁”中国的用意。意识形态上,日本缺乏将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化的传统和道义优势,但基于对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和自身硬实力不足的评估,为节省威慑力在资源投入上的成本和实现各种威慑工具的相互支援,日本政策精英愈加重视意识形态的杀伤力,并开始将其作为威慑手段的重要选项。他们认为,一旦中美战略博弈滑向“新冷战”,最终必然发展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诋毁中国的效用会极大地发挥出来,这对于处于大国身份认同重塑和强化期的日本来说具有多重意义:其一,在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实施“污名化”,有助于削弱中国所持价值观和全球治理理念的优势和合法性,阻止其发展模式的迅速外溢;其二,通过抹黑中国,凸显日本价值观的正统性和道义优势,推动中日在价值观争论问题上的范式转换,即从历史认识的正义与非96日本对华安全战略转型:以威慑力构建为目标 今井和昌丹下綾 統合機動防衛力 多次元統合防衛力 新防衛大綱新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概要、立法調査 409 号、2019 年、77 頁。船橋洋一 新世界地政学地経学時代、文藝春秋 2021 年 3 月号。川島真 佐橋亮 米中対立激化行方読(上):闘争様相、2020 年 6 月 22 日、https:/ 年度的 防卫计划大纲 决定将国防战略由“基础防卫力”转向“联合机动防卫力”。该文件出现了 17 次“威慑”字样。很显然,促成日本战后防卫战略这一转折性变化的,就是基于构建威慑力的动机。考虑到在应对灰色地带和混合战情形下威慑力存在的“盲区”,2018 年度的 防卫计划大纲又提出了“多次元统合防卫力”的概念,旨在全领域、全时段有效实施战略性的威慑行动。2022 年底新修订的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更明确表示,为实现安全目标,将有机、高效地运用日本的综合国力作为手段,实施战略构想,这些手段包括外交力、防卫力、经济力、技术力、情报力。同时公布的 国家防卫战略 和 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则将“多次元统合防卫力”构想升级为七大领域的军力建设。岸田首相在阐述上述三个文件重新修订的意义时直言不讳道,构建以“反击能力”为核心威慑力,极大地改变了日本战后的安保战略。日本防卫战略开始向注重打造威慑力的调整,与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从基07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3 年第 5 期岩田修一郎 日本防衛政策抑止韓国及比較考察、防衛大学校総合情報図書館、2017 年、6 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東戦略概観 2019、2019 年、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