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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太平间”：死亡医学化背景下的遗体意义潘天舒唐沈琦摘要：在当代社会，遗体的流动范围正不断超出亲属组织的界限，被更庞大且陌生的社会组织接管。在死亡医学化的趋势之下，死亡图景愈发集中在医院。作为医学知识的空间装置以及医院制度的构成部分，医院太平间成为接管患者遗体的场所。在医院太平间内，存在两种遗体观念：一种是西方医学体系中将遗体客体化并加以切割凝视的知识与文化传统，另一种则是中国社会思想脉络中情感的、伦理的、互渗的遗体观念。田野研究显示，两者间虽存在一定的张力，但又能在太平间的商业活动中被加以弥合。关键词：太平间；遗体观念；死亡医学化DOI:10.16382/ki.1000-5579.2023.04.009 一问 题 的 提 出（一）亲属组织中的遗体早期人类学对丧仪中的遗体意义多有探讨。基于古典文献，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对古希腊、罗马的祭祀与信仰传统进行过讨论，他指出古希腊、罗马人将逝去的亲属埋葬于屋舍近旁的家族墓地中，旨在延续一个象征性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家庭”实体，人们在家中祭祀死者、礼敬祖先，构建原初的家庭性宗教。在涂尔干（Emile Durkheim）有关丧仪禁忌的论述中，澳大利亚的瓦克尔布拉人在失去胞族亲属后，将对其遗体的停放方式进行限制，遗体只能停放于用所属胞族的物料制成的停尸架上，以示对逝者的区分，从而神圣化逝者，彰显胞族的特殊性。罗伯特赫尔兹（Robert Hertz）对婆罗洲达雅克人的二次葬习俗进行分析，指出当地人延迟下葬逝者，是为了等待遗体腐化成白骨，这一过程象征社会性的剥落与生命形式的转变。在这段时间内，遗体将被暂置于家宅中，或是社区的厝屋中，甚至是远离人群的森林深处。不论停放于何处，亲属通常都会照料、看顾遗体，直至埋葬，这被视作重要的责任与义务。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指出，初民社会中 【作者简介】潘天舒，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上海，200433）；唐沈琦，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公共卫生安全视域下的灾害文化与强韧社会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ZD152）。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4，2023 法 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3132 页。法 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416 页。法 罗伯特赫尔兹：死亡与右手，吴凤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693 页。96的遗体停灵方式往往在死者的房间、房前过道等空间进行，死者与守丧的亲属形成特殊的仪式群体，两者都从社会的日常情境中抽离，被仪式所规范。因而，上述论述表明，诸多初民社会的丧仪空间往往映射血缘且界限分明，多为家庭、部落、村落、社区等整体性的、关系紧密的社会结构；遗体在亲属、族属等初级群体间仪式性地流转，被最亲密的亲人照料，或被最直接的责任人照管；遗体的流动范围也相对封闭，通常不会超出血缘的空间界限，即便超出，也会受到连续的照料与看顾；遗体通常被赋予超越日常的意义，诸多宗教性的仪式围绕遗体而展开，遗体被悼念、祭飨，或被视作禁忌，从而展现生者对死者的情感与态度，表达生者的集体道德与规范，并成为凝聚与整合整个社群的惯习与风俗。同样，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与文化中，丧仪空间的亲属化或“拟亲属化”特征，控制了遗体的流动范围，限制了遗体的照管者，赋予了遗体超越日常的仪式与祭祀意义。新石器时代初期，长江流域已出现在居室或居室近旁埋葬死者的习惯，被称为“居室葬”。同一时期，氏族墓地也开始在村落近旁出现，形成生时同居、死后聚葬的村落格局。先秦时期，宗族组织渐次形成，宗法制度逐步确立，氏族墓地转变为族坟墓，死者按照宗法关系在制度与政权所规范与指定的墓地中同族而葬。诸多考古资料显示，这一葬法主要流行于当时的统治者与贵族之间。秦至两汉，庄园经济发展，地方家族崛起，家族墓地大量涌现，并延续至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时期。尽管上述观点大多基于丧葬制度与考古挖掘，更多地呈现出社会上层葬制实践的物质痕迹，缺少对民间社会丧仪过程的经验性表述，但依然勾勒出汉人丧葬中亲属组织的力量：遗体在入葬前后，始终处于氏族或家族的控制之中。宋代以后，异姓杂居的村落逐渐增多，除了家族墓地，村落墓地也开始流行，遗体的流动范围开始由家族扩大至村落。明清时期，宗族被乡约化，协助参与地方事务治理，并成为接管、照料族人丧葬事务的重要主体。此时，通过设立义庄、置办公共墓地，宗族将遗体控制在族产的空间范围内。诸多 20 世纪初期的汉人村落民族志显示，家庭、家族、宗族等亲属组织对遗体流动的控制是具有历史延续性的社会惯习。在费孝通所调查的开弦弓村中，家庭是亲属为逝者举行丧仪、祭祀的仪式场所，后代须时时修缮祖先的坟屋，维持祖先在家庭中尊崇的祭祀地位。杨懋春在对山东台头村的研究中指出，丧仪是以家庭为核心的、彰显家庭的独立性与排他性的仪式。杨庆堃也指出，丧仪是围绕家庭的仪式，具有维系亲属纽带、凝聚家族力量、重申家庭的社区地位的功能。林耀华基于对义序宗族的考察，指出宗族是一项整合个体的社会机制，个体的死丧与葬祭都受到宗族的伦理与道德的约束与规范。此外，传统社会中潘天舒等：“孤独的太平间”：死亡医学化背景下的遗体意义 法 阿诺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 147148 页。于海广、李慧竹、钱益汇、陈以凤：中国殡葬史（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89 页；第 25 页；第 6166 页。路则权：中国殡葬史（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2223 页。陈华文、陈淑君：中国殡葬史（第三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157167 页。闵祥鹏：中国殡葬史（第四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177178 页；第 209 页。徐吉军：中国殡葬史（第五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290299 页。陈华文：丧葬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134 页。余新忠、张传勇、张田生、王静、刘小朦：中国殡葬史（第七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198207 页。费孝通：江村经济，戴可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6667 页。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8690 页。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4849 页。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第 151177 页。97也存在“拟血缘化”的丧仪空间。明清时期，施棺助葬会兴起，向贫苦丧家施予棺材，设立义冢，掩埋无主尸骨，并且宣扬符合礼制与孝道的丧仪，维系社会的道德秩序。作为一种善会的类型，施棺助葬会虽然是地方慈善组织，但其丧仪理念与秩序观念与亲属组织较为接近。同时，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流动频繁，会馆、公所兴起，纷纷设立殡舍、寄柩所等丧仪空间，为客居他乡的同乡者、同业者提供施棺、寄柩以及运柩返乡的服务，而这些基于地缘或业缘的组织，遵循的是以文化与乡土为中心的准儒家观念（quasi-Confucian ideas），代行的是逝者亲属的义务与职责，并一直延续存留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美国人类学者华琛（James Watson）和华如璧（Rubie Watson）自 20 世纪 60 年始在中国香港新界地区的文氏和邓氏族人中进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田野研究表明，包括祖宗崇拜和丧葬仪式在内的一系列“传统”习俗，在城市化和国际移民等大背景下，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家族中得以代代相传和呵护。在华琛夫妇的民族志记录中，祭祀仪式赋予了祖宗丰富文化意义，使其与生者形成了紧密的道义互惠关系。经营和管理得当的祖产也为祭祖提供了物质条件。在年复一年的祭祀实践中，祖宗的社会生命得以绵延，尽管其生物学意义上的肉身已经消失。（二）死亡医学化：意义模糊的遗体现代社会之中，遗体的流动范围正不断超出亲属组织的界限，被更庞大、陌生的社会组织接管。现代组织往往拒斥或回避死亡，并将死亡隐匿在庞大的现代制度之后，遗体原有的文化意义在生物医学话语的主导力量之下也变得模糊不清。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s）认为，17 世纪以来，欧洲的死亡图景逐渐从弥散的神学与信仰领域萎缩到具体的世俗与医学领域，死亡犹如“人的分泌物”，被纳入生理学领域，并被视为丑陋、肮脏、有碍观瞻的“不体面”之事。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死亡的情境开始从家中转移到医院，死亡由医学与卫生学的纪律所规范，医院成为临终者孤独死亡的地方。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诊断与治疗技术的精进，现代医学愈发熟练地应对各种身体内部的机能故障与外部的病原体侵犯，同时，随着公共卫生与家庭保健领域的铺展，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人群寿命显著增长，死亡被视作一种疾病，需要以医疗干预与克服，短寿便意味着“失败”。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一些社会学者与医生开始在医院内部观察临终者在觉知死亡将近之时的反应、情感与态度。基于对美国多家医院的实地调查，社会学者格拉瑟（Barney G.Glaser）与斯特劳斯（Anselm L.Strauss）总结了临终者觉察自身病况的四种情境：封闭（医生知道但病人不知道）；怀疑（病人怀疑但未经证实）；假装（医患双方都知道彼此知晓，但不约而同回避此事）；公开（双方都知晓了实情）。由此可见，在大部分情境中，医生与病人都倾向于避谈死亡。精神科医生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bler-Ross）延续格拉瑟等人的议题，归纳了病人在得知身患绝症后依次产生的五个反应阶段：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 第 4 期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03217 页。美 马士：中国行会考，参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79 页。美 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宋钻友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7 页。法 安克强：镰刀与城市：以上海为例的死亡社会史研究，刘喆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第 3738 页。Watson,James L.,and Watson,Rubie S.,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Politics,Gender,and Ritual in the New Territories,Hong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3.法 菲利普阿里耶斯：面对死亡的人（下册），王振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399401 页。Spellman,W.M.,A Brief History of Death,London:Reaktion Books Ltd,2014,pp.210-213.Glaser,Barney G.,Strauss,Anselm L.,Awareness of Dying,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74,pp.29-119.98否认与隔离；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尽管有学者批评库伯勒-罗斯忽视了临终者的个体特殊性和社会文化差异，但她的结论来自对医生与临终者的互动观察，呈现了医学知识与实践体系看待死亡的内部视角：拯救生命是医院的要务，医生常因拯救临终者而焦虑，需要斟字酌句告知临终者病情，既不能“直言不讳”，也不能“避而不谈”，并且要对临终者知晓病情后的反应有所预期，控制死亡对医患双方的影响。因而，在库伯勒-罗斯的文本中，死亡是现代医院体系中的一片阴影，死亡被刻意隐藏或谨慎回避，这种氛围反而强化了临终者面对死亡的脆弱性。然而，否认、拒斥、回避死亡的态度与倾向，反而导致了现代医疗体系的死亡医学化局面。从临终（dying）到死亡（death），现代医学体系对死亡进行知识论层面的线性拆解，试图分阶段地认识、把握、干预死亡。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人类学开始关注医学知识与实践权力的扩大化趋势。彼得康拉德（Peter Conrad）明确了医学化（medicalization）的概念，是指非医学问题被定义、理解为医学问题，并被医学手段干预、解决的过程。死亡医学化则是医学化的子概念，在一些民族志与论著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临终的过度医疗。为了延迟死亡，临终者往往承受着过多的侵入性治疗，痛苦、疲惫乃至丧失尊严感。其二，设计死亡。医院与家属协商，对临终者“何时死亡”与“如何死亡”进行干预。其三，确定死亡（locating the death）。医学体系将死亡视作生物事项，搁置其社会意义，死亡的鉴定指征也随着医学知识与技术的嬗递而变化，最后定位于脑部。其四，死亡的医院化（hos-pitalization of death）。在医院死亡的人占大多数，在社区死亡的观念越来越淡薄。在死亡医学化过程中，出于对“死”的回避与对“生”的执著，在某些情境下，遗体的意义会变得很模糊。玛格丽特洛克（Margaret Lock）指出，即便脑死亡，人也可以通过各类人工的生命维持装置（life support）保持“死而不死”（dead but in state of artificial survival）的状态，这种“活尸”（living cada-vers）状态既模糊了二元的生死分类，也具有道德的模糊性。同时，这种法律层面已死、身体未全然死的状态，成为器官移植的理想节点，也使遗体具有类似于“商品”的属性，遗体本身也成为对抗疾病与死亡的资源，所谓“以死为生”。针对这一局面，洛克提出一系列诘问：死亡是事件还是过程？生命的原则是否取决于某一器官？如果有，是哪一个？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部分”的有机体何时死亡？由于这些问题悬而未决，遗体的意义也暧昧不明。当下，我国医学人类学界同样也关注到了死亡医学化现象。首先，在死亡地点的选择上，农村仍倾向于“在家中去世”，而城市则转向“在医院去世”，其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地位越高、受医疗保险支持力度更大、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更多的群体更倾向于在医院死亡。其次，在终末期治疗上，潘天舒等：“孤独的太平间”：死亡医学化背景下的遗体意义Kbler-Ross,Elisabeth.,On Death and Dying,Oxon:Routledge,2009,pp.31-91.Germain,Carol P.,“Nursing the Dying:Implications of Kbler-Ross Staging Theory”,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447,1980,pp.46-58.Kastenbaum,Robert.,“Is Death a Life Crisis?On the Confrontation with Dea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 Datan,N.,Ginsberg,L.H.,(eds)Life Span Development Psychology:Normative Life Crise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5,pp.19-50.Conrad,Peter.,The Medicalization of Society,Marylan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p.4.Kaufman,Sharon R.,And a Time to Die:How American Hospitals Shape the E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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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医院急诊病楼太平间的商业实践与业务操作进行实地观察。笔者对太平间的日常工作、空间、气味、光线乃至给人的感官直觉进行记录，理解医院太平间在医学知识与实践体系中的含义与位置，以及暂置于太平间中的遗体所隐含的意义。二被孤独放置的遗体上海 S 殡仪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最初是一家小型的物业公司，后来转型为护理中介公司，并与医院、养老院等医疗与护理机构合作。2011 年左右，公司将业务集中到殡仪行业。在公开披露的公司信息中，S 殡仪公司自定义为一家主营“礼仪指导”与“生命关怀”的“生命礼仪服务公司”。公司创始人桑颐，是一位 50 多岁女性，早年曾在某南方城市创业，尝尽百苦，精明强干，现担任公司总经理。在公司里，业务部所负责的“太平间业务”是利润最多的核心项目，部门经理是一位从业多年、正值壮年的 30 多岁男性，他几乎是整个公司最忙的人，经常出外勤、谈项目，试图承包更多的医院太平间，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 第 4 期景军、王健、冷安丽：生命代价之重与优逝善终之难一项有关晚期癌症患者调查研究的启示，社会学评论 2020 年，第 4 期，第 6276 页。景军：基于死亡叙事的医疗社会生态分析，思想战线 2022 年第 1 期，第 105117 页。景军：大渐弥留之痛与临终关怀之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第 121129 页；景军：尊严死之辨，开放时代 2022 年第 4 期，第 162178 页。余成普、袁栩、李鹏：生命的礼物器官捐赠中的身体让渡、分配与回馈，社会学研究 2014 年第 3 期，第121144 页。余成普：器官捐赠的文化敏感性与中国实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第 131144 页。余成普：器官移植病人的后移植生活：一项身体研究，开放时代 2011 年第 11 期，第 130152 页。余成普：身体、文化与自我：一项关于器官移植者自我认同的研究，思想战线 2014 年第 4 期，第 6268 页。近十年国内有关遗体法律属性的探讨颇多，部分参见徐英倩：论自然人死后身体权利与人身权的完善，学习与探索2014 年第 3 期，第 7578 页；陈国军：死者有形人身遗存的法律属性辨析，政治与法律 2015 年第 11 期，第 111123 页；申卫星：论遗体在民法教义学体系中的地位兼谈民法总则相关条文的立法建议，法学家 2016 年第 6 期，第 162174 页；高丽丽：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罪疑难问题研析兼谈刑法修正案（九）对民族习俗的特殊保护，政法论丛 2016 年第4 期，第 153160 页；张峰铭：为法律道德主义辩护从侮辱尸体罪切入，交大法学 2018 年第 2 期，第 6684 页。因疫情影响，部分是对殡葬从业者的线上访谈，以及对殡葬业务课程的线上学习。基于研究伦理，本文对田野涉及的殡仪公司、医院、社区、殡仪馆、“殡葬一条龙”等机构、场所或经营主体，以及各报道人，作匿名或化名处理。Sarah Pink,Doing Sensory Ethnography,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9,pp.53-54.100是到养老院、社区等临终者较多的场所踩点，试图建立业务联系。上海市殡葬管理规定，亲属应在“知道死者死亡之时”的 24 小时内办理死亡证明，并通知殡仪馆转运遗体，殡仪馆则应在接到通知的 12 小时内接运遗体。如果逝者在医院死亡，通常由医院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作为法律凭据。然而，病人的死亡时间并不固定，可能在深夜或凌晨去世，部分殡仪馆的接尸车可能无法及时调度或衔接，家属也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办理死亡手续，由此形成一个制度性的时间差，医院便将逝者从病房挪出，暂置于医院太平间里。太平间，又名停尸房，望文生义，是停放遗体的地方，而“太平”两字，又隐含秩序的指向。因而，在医院看来，太平间也需要有人管理，以维持医院日常的生死秩序。很多医院选择将太平间“外包”出去。所谓“太平间业务”，指医院将太平间委托给第三方机构管理。程序上，医院通过招标、采购，从市场上挑选符合要求的外部供方去承包医院太平间，给在医院去世的逝者及逝者家属提供服务。在 Y 医院所公开的招标信息里，并未提及太平间业务具体的服务内容，这也给承包者留下了“自由发挥”余地。2012 年，S 殡仪公司开始承包Y 医院住院部大楼的太平间，每次的承包期限为 3 年，期满后，医院会重新招标采购。S 殡仪公司非常重视太平间业务，公司曾以物业、护理行业起家，和医疗卫生机构的关系比较密切，有进入市场的资质。在上海市区，殡葬行业的关键，在于稳定衔接死亡场所，尤其是医院太平间、社区、各类养老机构等持续产生死亡人口的场所，行业竞争也异常激烈。在竞争社区的殡葬业务时，私人殡葬中介纷纷“各显神通”：有的通过楼组长、居委会等社区基层人员与组织打探重症患者、临终者的消息；有的则向附近医院的重症科室打探；有的则另辟蹊径，大力开发线上业务，由点到面，按市辖区部署上门服务的车队，以便“随叫随到”。在养老院、护理院、安养院、老年公寓等各类养老机构，一些殡葬中介会向护工等人员打听临终老人的消息，以便“提前部署”。有的殡葬中介甚至会在接尸环节上“下功夫”：在转运遗体时，接尸车上的工作人员一句话就能让家属选定某家殡葬中介，因为，大多数人都对白事流程知之甚少，或是心情哀痛无暇顾及，并且，在亲人丧事上斤斤计较、锱铢必究，会遭人非议，面子上过不去。然而，医院太平间的殡仪业务则简单许多，太平间和病房的关系较为单一、垂直、固定，“稳据”太平间便是生意不衰之关键。S 殡仪公司的一位业务员曾告诉我：“殡葬是一个很原始的行业，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在可能有人死亡的地方蹲点。”其所谓的“原始”，描述的反而是当代社会中死亡场所医学化、机构化所导致的单一、固定、重复、机械的死亡图景。为了长期、稳定地承包 Y 医院的太平间，公司上层以及负责维护甲、乙方关系的员工都压力极大。每当医院太平间业务的合同到期时，总经理桑颐都会为合同续期的事四处奔走，调查竞争对手底细，甚至向“风水大师”求助，希图稳操胜券。这种“迷信”行为，恰恰说明太平间业务在殡葬行业是一桩“谁都能做”的、只和死亡场所的控制权有关的生意，S 殡仪公司并不具备“不可替代性”。所谓的“迷信”行为，是公司面对巨大的行业风险、却又无力改变自身“原始”的业务模式的回应。一位负责和医院领导沟通、接洽的老员工经常向我抱怨：医院的人可不是好打发的。现在殡仪公司那么多，竞争很激烈，维持合作很难，需要时刻吊着心眼，不能走错一步，尤其是，服务不能出错。太平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我们的人在里面工作，不能有任何投诉，不能出半点错。殡葬业的试错成本很高，如果一线人员操作失误，家属的潘天舒等：“孤独的太平间”：死亡医学化背景下的遗体意义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见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网站。在 S 殡仪公司，此类“迷信”做法比比皆是，例如，在招聘员工时，会测算应聘者的“生辰八字”，推断对方是否适合殡葬行业，这也是公司对行业风险的回应，希望找到“命格较硬”、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员工。101体验就会很差，轻则被骂两句，严重的话，整个（丧葬礼仪）都办不成，最后可能会耽误遗体火化。一旦有这些错误，下一次再和医院合作就很难了。（2022 年 1 月 5 日，上海）S 殡仪公司所承包的太平间位于 Y 医院某住院部的地下一层，地面入口位于一楼的背阴角落，只见一扇没有任何标识的不锈钢大门，门边一列排风扇“呼呼”地吹着风，风的气味很特殊，某位公司员工曾告诉我：“这是福尔马林的气味，很浑浊，不太好闻。”乘坐宽大的、可容纳一张医用担架的厢式电梯，径直向下，就来到地下一层。太平间门口挂着 S 殡仪公司的招牌，距离门口较近的区域曾被公司装修过，有比较“正规”、商务的办公室风格，如今却已老旧。由于在地下，且没有窗，太平间显得格外阴暗、逼仄、沉闷。太平间的日常工作主要为接运、停放、看管遗体，墙上贴着工作时间表，从上午9 点开始，至夜里 12 点结束，一张标语上写着：“工作人员坚决不收受红包。”公司派驻了 2 位男性员工，阿发与阿财，两人是师徒。阿发 40 多岁，是 S 殡仪公司的老员工，从业经历丰富：“我待过很多医院的太平间，三甲、二甲都有。Y 医院的太平间条件最差，在地下，闷得透不过气，又脏又乱。有些医院的太平间在地面上，有空气透进来，有光线照进来，就没那么难受。”阿财 20 多岁，是总经理的远亲，深受信任，近来刚涉足太平间业务，由经验老到的阿发带教，准备好好“历练”一番。在 Y 医院，太平间属物业部门管辖，阿发和阿财是医院的“外包人员”，但他们也需要在着装上体现出专业性和秩序感，平时也穿白大褂，戴橡胶手套和医用口罩，形象与医生一般无二。阿发有次笑着告诉我：“我们跑到楼上干业务的时候，总有人把我们错认成医生。不过，在太平间里，衣服很容易弄脏，一到夏天还很闷，所以我们只有在转运遗体、做业务的时候穿。”在办公区域的尽头，便是三间储藏室，铁门紧闭，门上着锁。储藏室里非常阴暗，其中最大的一间里放着几列不锈钢遗体冷冻柜，每列有 30 多个的抽屉，储藏了病房里去世的病人的遗体，以及来自急诊部的死于意外事故的伤者遗体。每天，冷冻柜或开或阖，水分散发，室内便略显潮湿。大部分的柜子都贴有“尸箱卡”，标明逝者的身份信息、所患疾病、死亡时间、死因等，其余的柜子里，则另有两三具常年无人认领的遗体，有的无法联系到亲属，有的干脆连姓名、身份信息都没有。在遗体储藏室旁，两间小储藏室放置“医务废料”，平时都锁着。阿发说：“这里都是些断手断脚，还有人体的其他部位。”这些“医务废料”外观呈黄褐色，已难以辨认是哪种人体组织，被装在一个个透明的塑料桶里，塞得满满当当，密集地堆放在一起。这些塑料桶上蒙上了灰尘，周围的环境也比较凌乱，且并不干燥，塑料桶旁的地面上留有渗液的痕迹。阿发私下里曾感叹：其实，这里环境挺差的。第一眼看过去，这些塑料桶还真有点像垃圾场上堆着的残渣，也有点像菜市场上一桶桶的腌物，走近些，还能闻到一股难以形容的味道。人走后，就放在这种乱糟糟的地方，其实也挺可悲的。（2022 年 2 月 3 日，上海）装柜冷藏的遗体、零散桶装的身体组织，它们处于无人在意、无人照料的状态，仅仅是被放置、收纳、掩藏。如遗体尚且有“尸箱卡”来标记其社会属性，“医务废料”则完全无任何社会标记，呈现出一种与日常生活割裂的、破碎的、“去社会性”乃至“去人化”的遗体、人体处置方式。遗体与“医务废料”被转运进来后，放置好，锁上门，阿发和阿财就躲得远远的，平时就在办公区域活动，偶尔也会回到地面上，抽根烟解闷。阿财告诉我：我第一天来这里（太平间）的时候，看到这些东西，只觉得后背一凉，鸡皮疙瘩一下子冒出来。我从小在乡下长大，乡下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我看到过河里淹死人，尸体发胀漂上来，也不觉得有什么。人家办丧事，我也去，也看到过遗体，从来不害怕。但那回，我真的害怕了。从出生到现在，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能不怕吗？起初那几天，我每天都想溜出去，怕待久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 第 4 期102精神出问题。这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但这也是份工作吧，给的钱也不算少，忍忍算了，混口饭吃，就这么一直忍到现在。（2022 年 2 月 10 日，上海）太平间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对遗体的回避、隔离与忌惮。阿财中专毕业后来上海闯荡，由于找工作屡屡受挫，他投靠了远亲桑颐，进了她的殡仪公司：“不管怎么样，先赚钱，让自己稳定下来。在上海生活，每天眼睛一睁开就得花钱，这个工作还解决了食宿。”阿发和阿财住在距离太平间出口较近的员工宿舍里，在这下沉、密闭、晦暗隔绝的空间里，距离出口越近，似乎意味着距离地面、阳光、日常生活更近。宿舍不仅是员工休息的地方，也是日常办公的地方，里面放着一组办公桌，有两个工位，配有电脑、打印机、计算器、刷卡机等设备。靠里的地方放着两张二层的单人床，下铺铺着褥子，上铺堆放生活杂物，床旁边挂着医用大褂，两张床中间有个大排气扇，整日“轰隆”作响，但收效甚微，宿舍空气依然很浑浊。阿发和阿财在宿舍里囤了好几箱矿泉水，偶尔会去医院食堂吃饭，但为了随时待命，平时大多点外卖。阿财说：“刚来的时候，我都没法在这里吃饭，一吃到肉、内脏、鸡爪之类的，就想到那些医务废料，心里就犯恶心。过了半年左右我才习惯。那段时间，我瘦了 20 斤。”阿发有次看着我说：“你一个女人，以后少来，这里空气不好。”我问他“空气不好”的含义，他指了指自己手腕上的黄金貔貅转运手串，以及阿财所戴的菩提手串，回答道：“在这种地方，就连我们两个大男人，都得戴点金器或者佛珠辟邪。你怎么知道那些人生前都遭了什么事呢？别说我们了，公司里平时不碰遗体的人，也很忌讳，你看老阎（公司某部门经理）那么凶，手机铃声还是大悲咒呢。”三暗处的礼仪：对遗体的情感尽管遗体被隐蔽、孤独地放置于太平间中，遗体的社会属性却尚未剥落。很多家属对遗体的情感非常深厚，也会对太平间的环境感到惊诧与不满，不忍将亲人遗体以如此“去人化”的方式放置于此，由此产生礼仪需求。在做“太平间业务”时，S 殡仪公司会设法提前了解临终者的家庭情况，根据逝者的死亡情境来推荐相应礼仪。公司曾以物业和护理起家，从业资质仍在，便设法承包了 Y 医院住院部的护理服务。护工在照护病人时，如若遇到临终者，会对其家庭关系、经济状况加以留意，并反馈给楼下的阿发，阿发以此揣摩逝者与家属的关系，提前预备好“话术”，避免触碰到关系的“雷区”。通常情况下，死亡会引发家庭关系的断裂与重组，这种隐秘而微妙的变化，容易由外部的“最后一根稻草”牵引而出。阿发告诉我，提前探听、准备，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也是为了避免引发家庭矛盾：我的经验告诉我，人一旦去世，家里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尤其是老人去世以后，子女之间的纽带就削弱了，以前的积怨，就会压不住，被放到台面上。所以一定要对逝者的家庭关系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不然说错话做错事，所有的责任都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时候就是替罪羊，家属把火撒在我们身上，其实是出别的气。所以，办起事情来，我们主要和家里说话最有分量的那个人商量。（2022 年 3 月 19 日，上海）因而，遗体承载了逝者家庭内部的情感联系与关系互动。在推荐礼仪、推销产品时，阿发与阿财需要对遗体表达尊重与敬畏的姿态，照顾逝者亲属的丧亲之痛与情感体验。有一次，阿发和阿财接到任务，病房里一位 74 岁的上海本地阿婆去世了。透过照料阿婆的护工，阿发了解到，阿婆有一子二女，长子在事业单位上班，收入比较稳定；二女儿是下岗工人，平时以打零工为生，经济拮据；三女儿是知青，数十年前就嫁到外地去了，女婿也没有陪着过来。阿婆缠绵病榻两年多，平时都是儿子和二女儿潘天舒等：“孤独的太平间”：死亡医学化背景下的遗体意义103照顾。医院账单也大都是儿子支付，人也比较好说话。听到这番描述，阿发顿时放心了：“家里有一个肯花钱、好说话的儿子，这单生意就肯定能做下去。”接着，阿发找到阿婆的儿子，告诉他：“阿姨走了，一会儿要被送到太平间。太平间这种地方，不干净，也冷清。我们干这一行也有年头了，本着良心，给你提个建议：在阿姨下到太平间之前，最好换一身寿衣，这样也是尊重老人。”阿婆的儿子脸色凝重，并未怎么犹豫，便答应了。阿发连忙拿出寿衣款式图册，让阿婆的子女一起挑，挑好后，阿婆的儿子付款。寿衣取来后，护工拉上病床的帘子，给阿婆擦身、换衣。在接运遗体时，员工不仅要礼待遗体，还要表现出对遗体的悲悯之心，才能获得家属的信任。待阿婆换好寿衣后，阿发和阿财推着担架车去接尸。进入病房前，阿财拿出一个新的白色裹尸袋，铺在担架上，袋子的四个角翻过来，反套在担架的四个角上，做好准备工作。这样的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将逝者抬到担架上时，任何一个“失手”或磕碰，都会招致家属的强烈反感。进入病房时，阿婆已换上红色中式寿衣，头戴红色寿帽。阿财核对了尸体登记卡，上面有阿婆的身份信息、所患疾病、死亡时间、死因等，他提醒家属，这张卡片很重要，是殡仪馆接尸的凭据。之后，阿财肃立：“我们一起给逝者三鞠躬。”言毕，所有人都毕恭毕敬地给阿婆三鞠躬。之后，阿财下指令：“儿子抱头，女儿抱脚，我和师傅在中间托好逝者，抱到担架上。”在上海地区，腾挪父母的遗体时，“抱头”和“抱脚”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头在前，脚在后，意味着儿子的继承序列和家庭地位普遍高于女儿，儿子大多也是主理父母丧事的丧主，是父母故去后的一家之主，起到“主轴”与“顶梁柱”的作用。在腾挪阿婆的遗体时，大家的动作都很拘束，小心翼翼，似乎深怕磕痛她。阿婆躺到裹尸袋里后，阿财再把反套在担架上的袋子翻回去，包裹好遗体，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轻柔无阻滞。阿财告诉家属，裹尸袋是防水、防潮材质，能防止寿衣和遗体被冷冻柜里的水分浸湿，让他们放宽心。当裹尸袋拉上拉链时，大女儿不禁哭泣起来，哭喊着：“姆妈呀，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啊”一旁的二女儿安慰道：“阿姐，你别太伤心了，姆妈病了这么久，也是解脱了。”阿婆的儿子则是面无表情，沉默不语。阿发和阿财推着车，也是不说话。大家都很安静。在乘上通往太平间的电梯后，大女儿又禁不住哭起来，二女儿又安慰道：“阿姐，你再这么哭，姆妈也走不前啊。”进入太平间以后，阿婆的儿子突然拿出几张百元钞：“谢谢你们把我妈送到这里来，你们很尽心。”阿财连忙摇头，指了指墙上“工作人员坚决不收受红包”的标语，婉拒了。在遗体储藏室，打开冷冻柜，一如之前，儿子抱头，女儿抱脚，阿发和阿财托底，将阿婆小心挪进了冷冻柜。关闭柜门的那一瞬，大女儿又哭了，大家连忙安慰她。最后，大家又恭敬地给阿婆三鞠躬。随后，阿财把阿婆的子女请到业务洽谈室，推荐他们购买了一套治丧礼仪用品，包括灵堂布置、骨灰盒、鲜花、锡箔等。在阿婆的例子中，家属对遗体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