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行者：《隐匿者》对后物质时代的反思.pdf

隐匿者讲述了进城务工者范秋，因为一场意外被顶替为死者，获得赔款的同时被迫隐姓埋名，成为一名“隐匿者”，之后经过一系列的遭遇，结束了隐匿生活，走出边缘，重归社会。在胡学文看来，范秋的隐匿遭遇，并非其一人之事，而是社会百态。聚焦小人物的边缘化处境，一直是胡学文创作的主要题材，这些处于边缘化的小人物一直处于孤独之中，生活在被抛弃、被控制、被凝视之中，并且从自身角度而言，也迷失在后物质时代的洪流之下，后物质时代的基本表征即贫富差距的加大、城乡差距的持续上升，以及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城市迷失。这些小人物在城市中迷失，同时又丧失了原有的乡村属性，沦为城乡双重边缘人，胡学文着眼于小人物的精神重构与主体性回归，从隐匿到突围，从反抗中完成自我选择和自我再造，是每个小人物的价值重构与自我救赎之路。一“隐匿者”之路：小人物的边缘化与社会符号化隐匿者揭示了小人物的边缘化现状，以及其根源：社会符号化。和三叔进城务工的范秋，无疑是一个“小人物”，胡学文笔下的小人物的边缘边缘的行者：隐匿者对后物质时代的反思廉鹏摘要：胡学文一直聚焦于小人物的边缘化，隐匿者通过主人公范秋的生活和遭遇，呈现出后物质时代每一个“隐匿者”的真实状态，并深入思考社会符号化和人物边缘化问题。作品反思后物质时代边缘化人群的困境，主张回归自然，摆脱异化的后物质社会，从“隐匿”中“突围”，探求当代边缘化人群的出路。这展现了胡学文的人道主义关怀。关键词：隐匿者；胡学文；后物质时代；边缘边缘的行者：隐匿者对后物质时代的反思1912023年第4期化，同时也是弱者的曲折历程，小人物首先面对的，是永远处于孤独感之中，游离于“中心”之外。范秋追随三叔进城谋生，是作为边缘人的开始，之后被迫“死亡”，又加重了自身的边缘处境。合法的身份符号的丢失，预示着彻底沦为边缘人物，范秋不得不作为“隐匿者”生存在社会的角落，即便得到了二十万的“巨款”，也无法随意使用，并且面对有人给妻子重新介绍对象，反而因为自身的边缘身份无可奈何，被白荷用“问这干啥”搪塞过去，和女儿也无法相认，只能“叔叔长、叔叔短”地叫下去，即便是出门工作，也只能在家具城做一个守夜者，不能自由出入，如同“被关进封闭的箱子”。之后又被赵青抓到把柄，陷入被敲诈勒索的无尽深渊。而这一切，完全是因为其边缘化身份而处于被动之中，任人宰割。被迫隐匿之前，范秋就处于社会弱势之中，“小人物”的社会身份使其长期处于边缘的临界区。在事发之前即小说开头，范秋做着发财的美梦，在他心中，只有“发财”，才能改变边缘化的底层现状，“隐匿”却使他彻底变成了边缘人，被隐匿只是一个导火索，一个加重边缘的催化剂，因为即使没有被隐匿，范秋仍然是难以融入城市现代化社会的经济、社会边缘人，只不过仍能持有合法的社会身份而已，和范秋一样，因身份地位处于边缘化场景中的人不在少数，这些边缘小人物都长期被忽视。范秋的存在意义，是以点带面，胡学文通过其边缘化的悲惨经历，呼吁人们去关注这些难以融入繁华都市的边缘“小人物”。隐匿者中范秋的“死去”和隐匿，不仅隐喻着人的边缘化，也引向了社会的符号化的思考。在社会运作的巨大齿轮里，每一个人都成了“符号人”，例如在现代法律里，如果判处一个人死刑，必须先剥夺其政治权利，才能将其处死，这体现了“身体的符号能动性”。“身体”已不是一个生物范畴，而是一种符号范畴，每个人的身体已经脱离了其肉体性，从而组成一个身体政治集合。每个人都扮演其社会角色，都是社会齿轮的一部分，如果将其判处死刑，必须先将其政治性范畴的身份和权利抹杀，然后才能从生物性范畴将其处死，可见，每一个人都被迫“参与”社会运作，其身体早已被符号化。三叔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一旦开了头，便由不得他停止，一切都在按“规矩”进行，“他就像一只风轮，不转都不行”。符号化的社会使每个人都按照程序去行动，而且死去的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死了一个人，如三叔所说：“死的不过是你的名字，一个名字，白赚二十万。”范秋的社会身份已经死亡，即便是肉身完好无损，在社会上已经等同于死亡，只能在边缘中行走，处于隐匿状态，甚至不能因为口角和菜贩吵架，因为“不是不值得，而是想到自己的身份”。社会符号化使每个人不再真正拥有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肉身只能在符号身份完好无损时才具有使用权，否则如范秋一样，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被丢弃的乐器”。在种种遭遇之下，范秋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边缘化，根本原因并不是自己和三叔，而是“巨物的存在”，即这种社会符号化：“造成我从这个世界消失的并不只是三叔、我和白荷。还有我感觉到巨物的存在，总之，那是三叔、我和白荷难以操控的力量。”这种“巨物”即社会符号化的强制力量，它剥夺了每个人正常生存的权利，也是“隐匿者”存在的根源，这种力量一直存在，就一直会有“隐匿者”，今天是范秋，明天就可能是别人，无论有没有“被死亡”这种特殊事件，被“隐匿”也将一直存在，如有学者评价：“社会的黑洞通过主人公的被隐匿而显现出冰山一角，一个卑微生命的被死亡照亮了社会人生中的某种荒诞无形却无法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即社会符号化所加剧的人物边缘化，质言之，人人都可能成为隐匿者，无论小人物，还是大人物，只不过小人物背后所能依靠的资源很少，所掌握的出路有限，因此更容易作为隐匿者被显现出来。胡学文在采访时说，隐匿者 的创作初衷，并非强调范秋的真实遭遇，而是关注他的视角，“被死亡了，但又活着，还不能让人知道他活着。这样死去的一个人，和我们活着的人，看到的世界会迥然不同。”只有这样，才能有一个独立于社会体系之外的“大他者”视角来理解这种社会符号化，用边缘人的视角来看待中心和边缘，才能彻底192理解小人物乃至某个社会群体的迷失与困境。之后范秋对于逝者以及其他隐匿者的寻找，看似是一种非理智的心血来潮之举，实际上是一种抗争隐喻，代表了对符号社会的挑战。当真正的死者被找到时，两个符号身份开始重叠，这代表了范秋自身的主体性觉醒和对符号社会的挑衅，因此，范秋的“隐匿者”身份具有高度象征意义，范秋能否成功突围隐匿身份，关系到这一群体的抗争成败。命运的残忍和戏谑，吞噬着俗世洪流的小人物，但这些小人物们并没有屈服于命运的作弄，而是不断抗争，即便身处边缘，也努力奋斗成为自我的中心。有学者指出：“在面对危机时，胡学文表现出矛盾而复杂的心态，他让小说中的人物义无反顾地前行，但是前行又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只好无奈地返回，但返回之后还是要决绝地前行，去抵达一个看似明确实则虚幻的目标。”“小人物”被忽视，被隐匿，但在胡学文看来，这些边缘化小人物的存在价值和反抗之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意义重大。“小人物”的奋斗与去边缘化之路，具有一种质朴的历史厚重感。胡学文将“历史中的人”内化成“人的历史”，赋予他们历史的主体性，使这些小人物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演绎着平凡的悲喜剧；用“以轻击重的方式，折射了生活和生命之重”，对忽视边缘群体的宏大叙事进行反思。如卢欢在与胡学文的访谈中谈道：“人物虽小，人心却大。生活暗淡。精神却亮。”每一个小人物虽然处于社会边缘化，但仍是家庭的主心骨和顶梁柱，仍然具备高尚的社会责任感，即便是被迫已经失去社会身份的范秋，也仍然竭力守护着整个家庭；在遇见疯子砍人时，并不畏惧，也并不因为自己的符号身份缺失而不理世间不平，勇敢地见义勇为，没有“玷污那个身份”。如陈富民所言，胡学文从没丧失对人性的信念，具有与艰难时世同等的深重情怀，因此生命不息的日子才有了熬下去的理由。小人物范秋承受了突如其来的隐匿，对其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悲剧，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一个机遇，范秋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深层力量被挖掘出来，并得到了自我选择的机会，这都是正常状态下所不具有的机会，“隐匿”打乱了原有的符号属性，使范秋敢于做平日不敢做的事，并在特殊的视角下重新审视社会整体与自己的人生价值。二后物质时代下的困境与城市迷失随着胡学文自身的人生轨迹转变，其小说场域也随之迁移，从营盘镇到皮城、石市，从质朴的乡村到繁华的都市，从关注原生乡村人物到混杂性城乡结合人物，是胡学文边缘人创作的视角迁移，而都市边缘人创作，背景即为后物质时代。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其静悄悄的革命 中提出了“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这一概念，指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的欲望开始膨胀，开始出现对于物质的极端追求和主体性异化。后物质时代的困境即极端的物质追求使人丧失主体性价值。物质和金钱对人的异化，对人构成另一种隐匿，表现方式为城市迷失与沉迷于消费社会。城市代表着物质和机遇的集聚，对于范秋和三叔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因此当范秋想离开城市，回村过平淡日子之时，三叔斥责他，问他为什么回村，成为城市人一直是叔侄二人的梦想。无论是范秋，还是三叔、赵青，都用尽手段在城市里生存，完成自己的角色转换，不惜任何代价都要留在城市、在城市中扎根，即使被隐匿，也被其接受。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也是胡学文所思索的：为何城市、物质能让人迷失到如此地步？为什么人的淳朴和悠久的乡村秩序敌不过短暂的物质侵蚀？因此，胡学文将目光集聚到小人物范秋身上，通过对小人物的边缘叙事，来深究后物质时代下的人性异化之状，与人性回归之策。胡学文边缘叙事的对象多为从乡村进城务工的小人物，他们虽然都具有劣根性，但都纯朴、厚道，即便是深处生存艰难的底层世界，仍选择坚守自身的道德底线。但城市使这些原本善良淳朴的人开始迷失，又使本来恶劣的人更加恶劣。三叔以前是一个善良的乡村人，将范秋视如己出，不仅将范秋养大，还为了范秋不曾娶妻，后来却在交通事故之后本能地想出了假死的主意；赵青本来就是一个小偷小摸的地痞，而到了城市之后“如鱼得水”，边缘的行者：隐匿者对后物质时代的反思1932023年第4期开始攒下了钱。胡学文既对未来的城市发展抱有极大的憧憬，又对目前面临的城市现代化问题产生极大的忧虑，在这种忧虑之下，胡学文重新开始怀念乡村生活，并陷入了城乡何从的两难思想矛盾之中。中国的乡土秩序和乡土人情，往往带有深刻的历史纵深感，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关系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但城市生活打破了这种历史纵深感，人与人之间变得淡漠，每一个小人物都患上了城市眩晕症，小人物既因为灯红酒绿的物质诱惑产生了精神异化，又彼此之间变得疏离，失去了往日乡村生活中的互相扶持与互相关心。三叔面对范秋对假死一事被发现的后果的担忧之时，呵斥道：“失踪的人多了，这么大的城市，谁知道失踪的人哪去了？咋会找到咱头上？”可见城市眩晕症使每个人如蝼蚁一般，逐利性使每个个体的主体价值消减。在后物质时代下的城市迷失之中，人们陷入消费社会的陷阱，人的主体性再次面临风险。在小说开头，范秋还并未“死去”的时候，他就做过一个暴富的梦，梦见自己在有钱之后将摊位上的丝巾全部买去，并在街道上豪掷，并说：“我不在乎钱，要的就是这个气派。”可见每个人都被困在了消费社会之中，即便是小人物，也在自己的生活范畴里被消费捆绑。如鲍德里亚所言：“一旦人们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动，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不由自主地相互牵连。”人们自以为可以独立生活，不受群体干扰，事实上，人只能在表面上独立，人们的社会性使人们永远受他人影响，被捆绑在社会这个集体之中。商品已经开始支配商品生产者，甚至是消费者。人们的日常消费，日常穿戴，早已被烙上不同的符号，无论是“小人物”，或者“大人物”，还是“死去”的隐匿者，都沦为消费社会的俘虏。虽然范秋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二十万，但他并未过上满意的生活，反而“没了过去的轻松”，即便是在三叔的秘密安排下，见到了心心念念的白荷和女儿，范秋也并感到团聚的快感，而是“满灌我皮囊的不是兴奋，而是悲凉”。物质的执念带来的不是生活的前进，而是边缘化的进一步加重。因此，城市迷失的真正表现方式并不是物质上的贫穷，使得自身边缘化加重，而是精神主体性的消亡，使每个“小人物”，乃至整个城乡混杂身份的群体，迷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在后物质时代逐渐沦为精神上的奴隶，缺乏物质的时候，可以为了金钱做任何事，如三叔和赵青，即便物质满足，也被迫隐匿；又如范秋，即使能坚守住物质的诱惑，也要面临精神上的无所适从，因为身份符号的缺失，即便掌握“巨款”，也无法重归社会。这一切的根源，始于城乡的文化碰撞，及其所带来的思想冲击，后物质时代如本雅明所言，是“一个大规模工业化的不适于人居住的眼花缭乱的时代”，进城务工的“小人物”在巨大的视域落差下，开始产生一种晕眩感，而后物质时代恰恰加重了这种冲击的力度，经济的高速发展，眼花缭乱的物欲世界加大了这种城乡落差。胡学文的原乡建构和城市与乡村的精神碰撞，正是其自身经历的真实写照。1960年代，胡学文出身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黄盖淖村，随后在县中学任教，之后在城市工作，一步一步从乡村走向城市，双重文化的碰撞，两种文化逻辑的转换，使其时常面临城乡抉择的迟疑和延宕，而“文化情感与历史理性的冲撞本是文学与永恒的困惑”。胡学文赋予了小人物探求主体性的使命，并非让其安于城市的物质生活，而是在寻根中找到自我价值，不仅在物质世界中得到立足之地，更要在文化秩序中得以生存，因为“人既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文化的存在，又是一种个体的存在，生命的存在”。因此，范秋在都市中的隐匿之旅，如前文所言，更是一个契机，一个重新审视自身灵魂根基的契机，从城乡冲击中觉醒，找到自己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归宿。从乡村题材突破到城市题材，也是胡学文对人性拷问的必经之路，城乡碰撞给予胡学文灵感，只有挖掘双重身份的城乡隐匿者，才能更为客观地找到人们现代化语境下的精神迷失根源，唯有碰撞，方显症候。人与人的关系失衡，社会价值的逐渐失范，是现代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后物质时代下的城市迷失是现代人经常需要面临的挑战，作为194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胡学文对现代城市发展的病症诊断，以及社会伦理的重构呼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现代化既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物质的富足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等同于生活的幸福，但胡学文用药喻人，隐晦地表明，优渥的生活同时伴随着精神的迷失，后物质时代的主体性消亡使人成为一个符号，而并非人类本身，红月亮中的药典是一种深刻隐喻，良药既能济世救人，又可伤人性命。后物质时代的城市迷失在胡学文心中，又是不可避免的，乡村的小人物进城之后，想融入进去很难，现实的困境和边缘化的身份使小人物被迫丧失主体性和纯朴的心境，因为很多小人物如果还用纯朴善良的乡村心态去工作和处事，很可能陷入更为艰难地境地，抛却良心，疯狂逐利或许是一种捷径，如地痞赵青，其厚颜无耻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本该令同村人不耻，但这种“放得开”的心态却使他成为同村人在城里混得最好的人，因此，不随波逐流、不忘初心、坚守善良，更为难能可贵，这也是胡学文笔下的隐匿者们最为光辉的品质，“小人物”并不小，他们面临的是大人物所不能理解的苦难、坚守的是大人物所不能坚守的信念、克服的是大人物克服不了的困难，如金赫楠所言：“世道在变，人心也在变人心的堕落与提升，有着怎样的过程？存在着怎样的距离？惟有小说才能丈量。”胡学文的小人物隐匿史，正是一部丈量社会与人心的标杆。三冲破后物质时代困境：欲望消解与主体性回归面对后物质时代，胡学文认为首先要做的是欲望的消解。欲望本身没有问题，欲望是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但胡学文致力于求索欲望如何产生，如何与欲望达到和解与共存，如其所言：“重点在于审视欲望是怎么来的；在和欲望的对峙、抵御或在欲望的追赶中，人物如何处理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他人、自己与世界的关系。”面对自身的欲望，胡学文的解决方案就是把控自己的精神领地，具体而言就是以读书构建自己的精神乌托邦。范秋并不同于一般的务工者，即便是在搜寻其他隐匿者的同时，也不忘去书店买书，所买之书也恰恰是贴合自己处境的罪与罚。范秋通过阅读，构建自己的精神领地，阅读使他认识了海明威，并从中汲取了力量，范秋最后领悟到，从符号社会中突围，并不是要消灭符号，而是控制自己的符号身份，使自己与另外一个自己合二为一。无论是面对凶狠的三个男人，还是后来对赵青实现反客为主的压制，都代表了一种对“另外一个自己”的绝对掌控，如范秋在回答白荷为何赵青如此畏惧时所言：“赵青怕我绝不仅仅是因为那顿打。另外一个人指挥着我，赵青其实怕的是另外一个人。”在自己的精神乌托邦中，实现主体回归，达到一种从“边缘”到“中心”，从“隐匿”到“照亮”的救赎之路。欲望不仅来源于自己的贪婪，也来自他人的投射。符号化的社会使每个人都成为舞台上的演员、机器上的螺丝，如果能完成自己的符号使命，便能生存在中心，如果不能，则将游离于边缘，被迫成为隐匿者，为了迎合来自外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为了满足消费社会的强制渗透，每个人都戴着面具生活，自身存在的真正价值被抹杀，因此把控自己的精神领地更为重要。后物质时代下的价值观逐渐演变成对金钱的推崇，这是一种不容侵犯的社会力量，甚至成为自觉的心理认同，主体性让位于“成功”规范，欲望的消解是唯一对抗这种成功规范的力量。为了不沦为边缘人，每个人都掩饰着自己的真实面貌，如胡学文所感慨：“人有日常的一面，也有非常的一面。日常的一面我们能看到，非常的一面往往看不到。”打破社会符号化，解构这种成功规范，就要将这种“非常的一面”展示出来，勇敢地做一个“格格不入”的人。逃离后物质时代的另一种方式，则是主体性回归。隐匿者找回自己的精神主体，拒绝妥协、拒绝做精神懦夫，才能从被动变主动，逐步从边缘移位到中心。范秋在艰难地隐匿之时，便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与外界的依靠全靠三叔的安排，“他那张总也洗不干净的脸成了平安的信号旗”。范秋重拾边缘的行者：隐匿者对后物质时代的反思1952023年第4期自己的主体性，从反抗三叔开始，面对三叔对其出门赚钱的阻拦，范秋开始反抗，开始逐步和三叔对峙：“但在这个事上，我不想听，我突然想和三叔拧着干。我不能对不起墙上那束硬扎扎的目光，我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听三叔的？”墙上的海明威海报则是一个有意义的隐喻，海明威喻示着硬汉，而成为一个敢于直面阳光，从“隐匿”中走出的硬汉，一直是范秋自隐匿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海明威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死去”的第一时间，需要搬家时，首先并不是自己仅有的些许财物，而是墙上的海明威海报。和三叔翻脸之后，范秋并不感到沮丧，而是“奇怪的快意涨满胸口”。随后和三叔一系列的冲突，范秋都不曾主动认错，反而每次都是三叔来为自己的冒失言语道歉，甚至当三叔被讹钱之后，也是范秋帮忙解决。大小事都是范秋做主，范秋与三叔的关系开始“倒置”，这种关系重置，代表着范秋主体性的初步回归。在被迫隐匿后，范秋最终选择了用硬汉的姿态结束隐匿，他开始反抗多次勒索他的赵青，并在忍无可忍之下殴打了赵青，开始不再被动。面对赵青要去告发他的威胁，范秋愤怒之下的“你去告”并非仅仅是一种愤怒到极点的回应，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那样说并不是愤怒得失去理智，而是真的萌生了那样的念头。”因为隐匿的生活并没有三叔承诺的那么轻松，所承受的代价远大于预期。结束隐匿，无论付出任何代价，是范秋多日来的思索结果，而这一酝酿终于在这一契机下爆发。范秋开始明白每一个隐匿者为何无法突围，因为他们包括范秋自己，都对中心世界抱有幻想，认为只要与中心世界妥协，总会有一天脱离边缘，步入中心，而与赵青的纠葛彻底使范秋醒悟：边缘或许是天意，但从隐匿中突围，结束边缘只能靠自己，与现实妥协只能使自己的处境愈发悲惨，当范秋开始逼迫赵青去告发他后，赵青不仅不去揭发范秋，反而态度大变，按期将勒索之财还给了范秋，并开始畏惧范秋，之前的颐指气使荡然无存。醒悟的了范秋开始竭力寻找真正的死者，只有找到真正的死者，自己的隐匿者身份才能够瓦解，死者是结束自己隐匿者身份的证据。寻找死者，是范秋突围隐匿的升华之路，即是开始自己也无法确定，为什么要寻找，但之后随着被发现的失踪者越来越多，范秋开始醒悟，隐匿者并非只有自己一人，或许真正的死者也并未死去，也许和范秋一样，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在社会盲区艰难地隐匿。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城市里，隐匿者、失踪者数不胜数：“失踪者竟然这么多，超出我的想象。有男有女，有老人也有孩子想来从什么地方消失的还是个谜。”而这些隐匿者到底是“自己的选择，还是迫不得已”？有的隐匿者和范秋一样，深处阴谋的漩涡之中；而有的则是自行隐匿，如叫“陈雷”的那个男人，沉迷于后物质时代的灯红酒绿，抛家弃子选择隐匿。去探寻每个人隐匿的原因，正视这一社会问题，帮助更多的人从隐匿中突围，才是隐匿者最为高贵的价值。在对死者身份追寻的过程中，胡学文借范秋之思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生活在中心的人就一定与“边缘”二字毫无瓜葛吗？处在社会的阳面之中，有着完善的符号身份和交际系统，就一定不是一个“隐匿者”吗？如胡学文在小说的丈量一文所言：“在这个舞台上，人往往是戴着面具的。一脸春风，也许心在哭泣；愁眉不展，也许转身就乐了。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为什么会犯罪？一个杀人犯为什么会有似水柔情？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触摸心灵的轨迹，非小说莫属。”因此，胡学文创作了隐匿者，用小说的方式进行了介入，从多重视角分析边缘人物，不仅去探求范秋这样的隐匿者，更由表及里，去关注每一个看似生活在艳阳之处的“正常人”，因为胡学文明白，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隐匿者，甚至每一个人都已经是隐匿者。结语不同于胡学文其他作品中的小人物书写，隐匿者的范秋最终成长为一个“硬汉”，而非其他小人物的悲剧结局，可见胡学文已经摸索到小人物的精神、社会进阶之路，不再只专注于描写小人物的处境，而是有目的性地为小人物指出一条突围边缘化的道路。范秋不仅找到了自己的隐匿突围之196路，还战胜了后物质时代的诱惑，将钱还给了死者妻子，这一举动代表了人性的真善美永远能战胜消费社会对人性带来的负面冲击，体现了胡学文对后物质时代下的人性之美怀有美好愿景和坚定信心。“隐匿者”的核心，并非“隐匿”，而是“人”，因为社会中各个角落都还有隐匿者，无论是主动隐匿，还是被迫失去身份，他们都潜行在边缘化的轨迹之中。范秋本人及其遭遇，只是隐匿者世界中的冰山一角，胡学文用文学介入的方式探寻整个社会内部的隐匿者世界，剖析人性远不能达到胡学文的目标，探求整个社会的病状，觉察常人难以觉察的社会症候，才是隐匿者最为升华的理想衷求。“小人物”范秋并不为小人物代言，而是由小及大，为整个社会人的另一面代言，每一个人都能坦然露出真实的一面，摘下面具生活，才是胡学文心中的理想人间。注释：胡学文：隐匿者，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1年第8期。张显凤：隐匿与照亮胡学文的 隐匿者 及其启示，当代文坛2014年第4期。卢欢：胡学文：小人物是我持久开掘的矿脉，长江文艺2016年第9期。周雪花：命运的魔咒与存在之思评胡学文小说集我们为她做点儿什么吧，小说评论2014年第5期。洪治纲：论新世纪小说的轻逸化审美追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第4期。韩海涛：欧美新民粹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探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王铭铭、杨清媚：费孝通与乡土中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4期。王纵横：哲学与当代中国的消费社会问题，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黄华新、陈宗明、林志猛：符号学导论，中国哲学年鉴2017年第1期。徐日君：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及其他，理论界2007 年第12期。丁帆、李兴阳：中国乡土小说：世纪之交的转型，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洪治纲：伦理与情感的双重纠缠，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4 年第3期。金赫楠、胡学文：独特的底层叙事，黄河文学2010年第6期。胡学文、姜广平：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学地域，西湖2013年第4期。彭明伟：失去了远景之后读胡学文我们为她做点儿什么吧，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2期。胡学文：命案高悬，作品与争鸣2006年第10期。（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实习编辑：孙旭江责任编辑：杨青边缘的行者：隐匿者对后物质时代的反思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