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帝之威”到“皇帝之贵”：秦至汉初的集议与政治变迁.pdf

第 卷第 期 年 月河 南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史海钩沉】:./.从“皇帝之威”到“皇帝之贵”:秦至汉初的集议与政治变迁胡文进薛小林(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兰州)摘 要:集议是君臣通过合议的方式对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和决议的政治形式 君臣在一套固定的集议程序或仪式下完成对主题性话语的讨论 这时集议程序就变成了一个呈现和强化君臣秩序的舞台其核心便是“尊君卑臣”秦朝集议无处不显现出皇帝的绝对权威秦朝试图建立的乃是绝对的专制皇权 汉初统治者则采取温和的方式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将“礼”大规模引入集议中突出“皇帝之贵”侧重的是君臣之间等级区别和身份高低关键词:秦汉时期集议制度皇权建构尊君卑臣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作者简介:胡文进()男安徽岳西人硕士生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薛小林()男湖北钟祥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集议是指君臣通过合议的方式对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和决议的政治形式君臣在一套固定的集议程序或仪式下完成主题性话语讨论 其中涉及各种各样的话题或封建礼法或人事刑狱或民政军事这些大大小小的话题也反映着当时的统治思想和政治变迁 集议过程始终是以皇帝为主导可看作是一个不断呈现和强化君臣秩序的舞台其核心内容便是“尊君卑臣”因此集议对于构建皇权认同、塑造政治权威的重要作用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拟从秦至汉初具有代表意义的集议出发揭示统治者是如何利用集议来建构皇权认同塑造政治权威为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的 另一方面秦至汉初的集议发生了由注重塑造“皇帝之威”向突出“皇帝之贵”的转变这一转变背后也暗含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一、“皇帝之威”:秦朝集议风格的塑造秦王政一统六合“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于是他自定名号为“皇帝”建立起一套皇帝制度但皇权的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从制度、思想文化和礼仪等方面不断构建和强化 集议提供了一个塑造和强化皇权的好机会君臣双方在一种相对固定的程序中进行政务活动完成各自的政治表演这时集议的仪式性功能往往大于其实体性功能“尊君卑臣”的观念通过集议被反复呈现和强化直抵人心 本文从始皇帝一朝两次集议入手挖掘集议背后所蕴含的皇权运作方式揭示秦始皇通过集议塑造其“皇帝之威”的苦心孤诣始皇二十六年(前)秦初并天下黔首康定疆域空前辽阔秦王政感慨道:“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 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 其议帝号”他认为自己的功绩已远超前人“王”的称号已经不能和他的功业相匹配故要更新“名号”新的“名号”将会涉及执政合法性问题“其议帝号”也表现出秦王政对“帝”字的倾向性这是秦王政对其“名号”质的规定 因为他认识到自战国以来人们在心里已经越来越能接受“帝”是一个比“王”更高的存在人们习惯于将“帝”置于“王”之上的做法如果名号中缺少“帝”字那将是极不完美的 但丞相王绾和廷尉李斯等认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故建议尊号为“泰皇”王绾、李斯等似乎没有领会到秦王政“议帝号”的深意 最后秦王 年第 期胡文进 等:从“皇帝之威”到“皇帝之贵”:秦至汉初的集议与政治变迁政作出裁决:“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三皇的具体人物有多种说法透露出更多的“神化”色彩 此时秦王政所取得的胜利已把其置于历史之巅 他对自己所成就的事业有着无比的自信和绝对的自负对自己权力的质的规定绝不会满足于“帝”所具备的世俗的绝对权威性同时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神圣性“皇”就是这样一个能超越世俗意义的称号 故秦王政便自定名号为“皇帝”将世俗的绝对权威与神圣性合二为一将最尊崇的名号与最高权力结合为 一 体 实 现 了“圣 人”和 君 主 的 合 而为一在这次集议中除了定“皇帝”号秦王政还接受群臣建议改“命为制令为诏”自称为“朕”由“制”“诏”的确定可以看出秦王政有意将自己的权力予以仪式化和符号化 而“朕”原本是上下共称现在却成为皇帝独称表现出皇权的至高无上性 因此雷戈认为:“皇帝制度是一种对社会成员身体、思想以及话语的全面管制体系它因此而特别设计出一整套象征和专用符号仪式来体现这一点”秦王政还废除了谥号“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 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 甚 无 谓 朕 弗 取 焉 自 今 已 来 除 谥法”一般认为谥法起源于周朝周人尊天敬祖在祭祀时为避讳称扬其德会另起美称这就是谥号 至春秋战国时期受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一般诸侯、卿大夫都会有谥号且强调根据在世行为来给予谥号有美恶之分 秦始皇为了防止“子议父臣议君”那样有损皇帝威严行为的出现果断废止了谥法 他完全不顾谥法是出于尊祖敬宗的合乎礼制的行为而强加废止也可能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谥号的大范围使用不符合皇帝至上和独尊的理念不利于保证其绝对权威故果断废止代之以毫无评价色彩的数序来计算世代自称“始皇帝”并希望“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此刻“皇帝成了认识的禁区只能服从而不能进行评论”臣民完全被笼罩在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巨大专制统治的压力感之中只顾埋头服从于绝对权威而失去任何评论乃至思考的机会这也是秦始皇乃至后世历代君主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秦朝另外一次影响较大的集议就是封建郡县之争大臣们围绕这一问题前后讨论了两次 第一次丞相王绾“请立诸子”始皇帝“下其议于群臣”群臣大都赞同封建之意但廷尉李斯持不同意见认为周文王武王分封的同姓子弟众多到最后还是与周王室逐渐疏远诸侯相互攻伐连周天子也不能禁止 这种看法得到秦始皇的支持第一次封建郡县之争暂时告一段落 三十四年秦始皇摆酒咸阳宫周青臣和博士淳于越再次就封建郡县问题争论起来“始皇下其议”同样李斯再次代皇帝发言批判“愚儒”对当下政治体制的反动:“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于是李斯有意将这次事件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领域提出了“焚书”的主张上述分析主要着墨于两次集议所蕴含的皇权因素和思想史意义但秦始皇在集议中所表现出的主导地位及集议程序之于皇权建构的意义更应得到重视 从集议程序来看这两次集议都是由皇帝主动抛出议题后交由臣下讨论随后将讨论的结果上报皇帝由皇帝作出决断裁决的结果可能会立即成为法律予以执行 从指定议题到一锤定音整个集议程序都是围绕着皇帝进行显示出皇帝在整个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也有学者认为在集议中臣下被赋予了广泛讨论议题的权力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甚至可能会对皇帝权力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但臣下讨论的议题是皇帝制定的最终仍交由皇帝决定臣下只是在皇权政体的框架内拥有有限的议政空间 换言之皇帝在集议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集议本身就已经成为显示乃至强化皇权的一种重要方式和具体表现非但不会使皇权受损反而使其愈益强化 从另一方面讲群臣参与集议并不意味着政权向群臣开放因为权力的行使方式始终是皇帝乾纲独断群臣参与集议只能表明其在皇权运作中拥有一定的空间 并且只有让群臣参与其中皇权的效能才会更高 因为一方面集议在此时可以看作是一个政治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尊君卑臣的秩序得以反复呈现和不断强化故群臣就成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另一方面臣下的有限议政空间已经足够使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政治事务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这个角色使他们乐在其中并对皇帝感恩戴德这无形中就把群臣编织进了皇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权体制的大网中提高了皇权的效能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议封建郡县时秦始皇都不着急表态皆是“下其议”让群臣讨论最后也都是由李斯代为发言皇帝或“廷尉议是”或简单一“可”字 不得不说秦始皇炉火纯青的帝王之术再加上李斯敏锐的政治嗅觉整个集议的走向被二者的默契配合牢牢掌握着 集议的核心始终是君臣秩序即“尊君卑臣”皇帝通过集议所体现出的一套程序最大限度地确立起绝对化的君臣秩序“从而使皇帝在这种集议程序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和身份认同”臣下对皇权的认同和顺从也在集议程序中得以加强综上所述秦始皇非常注重集议的重要政治功能希图通过集议来塑造自己的威严加强皇权 一方面秦始皇精心设计集议主题引导群臣自己则主导集议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拟定“皇帝”名号将自己的权力符号化和礼仪化推行郡县制打击与自己政见相左的东方精英文化知识分子这些都是始皇帝通过集议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另一方面他通过集议不断建构和强化群臣对皇权的认同重视对“皇帝之威”的塑造二、“皇帝之贵”:汉初集议风格的转变及其背景 罗素将臣民只是出于恐惧的服从而非主动合作的权力称之为“赤裸的权力”单纯的暴力强制只能带来短暂的军事性“征服”且纯粹的暴力自身也因代价过于高昂而难以为继不可能维持长期的有效统治 秦朝这一军事征服性帝国之所以在历史舞台上来去匆匆原因或许也就在于其未能实现由“征服”向“统治”的转变 人们对于政治统治的认可和服从是一个政权得以稳定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与前提“溲溺其冠”的刘邦定鼎天下后对儒生不屑一顾认为汉帝国江山凭“力”获得而不是“诗书”他表现出对武力、暴力和“赤裸的权力”的迷信却没有意识到这不带任何修饰的赤裸裸的权力足以使其一手创建的经始大业迅速崩塌 陆贾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对之这也让汉高祖刘邦意识到逆取顺守、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术 统治者凭借“力”获得的权力是未经任何修饰的不能令人信服也缺少合法性迅速建立全社会对自己权力的认同为权力披上合法性的外衣也就成了统治者的当务之急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必须为自己的统治正当性提供理由而承担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任务以获得政治统治的基本尊严 三代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血缘认同商周时期的君主对民众来说天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秦始皇以武力吞并山东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 由于其出身贵族倒不存在什么血统问题 而相较于三代和秦朝的血缘贵族统治刘邦出身布衣以“力”夺天下全无血缘合法性且由于汉初统治基础的平民化“尊君卑臣”的秩序性往往被忽略 无序的君臣状态也更加坚定了刘邦想重新确定“尊君卑臣”为核心的统治秩序的决心 初并天下后刘邦宴请群臣面对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乱状开始“益厌之”汉初的从龙群臣皆出身布衣在礼法方面的缺失也就不可避免 这就使得高祖刘邦仅仅是身居帝位空享皇帝名号却未能真正体会到皇帝制度所内涵的至上性、权威性和秩序性 与其说刘邦对这种无序状态“益厌之”倒不如说其中隐含着他对汉帝国合法性和长久性的担心 如何防备并杜绝群臣染指西汉政权使江山长久稳固下去才更为刘邦所忧之、患之这揭示出由布衣而为天子的刘邦想整顿君臣关系的愿望重塑以“尊君卑臣”为核心的集议秩序刘邦此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就是通过规范君臣秩序来达到对刘氏家族统治合法性的论证在此背景下叔孙通的“起朝仪”应运而生在获得刘邦同意之后叔孙通征儒生 余人练习月余形成一套朝仪:首先朝堂内依次入殿设兵张旗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其次朝廷文武百官东西分列各守其序再次皇帝上殿百官以次奉贺井然有序最后皇帝赐宴百官上寿没有敢喧哗失礼的 如有举止不符合礼仪者可将其驱逐出去 从此大殿之上尊卑有次秩序井然群臣“莫不震恐肃静”刘邦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正如弗兰克帕金在解释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时所说:“在那些和谐与秩序明显占上风的地方权力的威慑性运用从未彻底消失过 天鹅绒的手套里面总是有一只铁拳”一方面叔孙通以“起朝仪”重正皇帝名号重塑皇权至上显示出“尊君卑臣”的实质内核 这也是对群臣姿态、行为和活动的一种精准控制通过对身体加以限 年第 期胡文进 等:从“皇帝之威”到“皇帝之贵”:秦至汉初的集议与政治变迁制形成一种“纪律”将每个人牢牢地固定在他们的位置上无意识中加强对皇权的认同使他们变得“更加驯从”另一方面这种“起朝仪”以儒家的面目出现相较于秦朝这种方式更加温和更具柔性仿佛一只套在“铁拳”上的“天鹅绒的手套”这样做当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是刘邦及其功臣集团手提三尺剑灭无道秦以“力”夺得天下加上统治基础的平民化缺乏血缘合法性全无“尺土之阶”“圣王之烈”可以凭借得天下相当程度上是坐收“孤秦之弊”产生的群众心理 那么在汉初反秦反法浪潮之下汉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就必然是建立在塑造与“暴秦”不同的形象之上 所以以“尊君卑臣”为核心的皇权建构必然不能似秦朝那样粗暴直接凸显绝对的“皇帝之威”而代之以温和的方式 二是汉初帝国的政治结构“具有一种以汉朝宫廷皇权、诸侯王国王权和各级政府权力为代表的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这就使得皇权被限定于宫廷之内“有限皇权”也就决定了汉初皇帝加强皇权的方式必须是小心翼翼的、温和的叔孙通“起朝仪”为皇帝绝对权威这只“铁拳”套上了一只名叫“礼”的“天鹅绒手套”让刘邦感受到“为皇帝之贵”的同时也反映出其现实的必要性还展现出叔孙通对秦速亡的深刻反思叔孙通通过“起朝仪”获得高祖刘邦赞赏官拜奉常赐金五百随从叔孙通的诸弟子儒生“悉以为郎”诸 生 喜 曰:“叔 孙 生 圣 人 知 当世务”集议礼仪作为集议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化君臣身份认同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一旦集议礼仪被破坏那么尊君的目的自然就不能达成集议也会失去应有的意义 文帝时丞相周勃“朝罢趋出意得甚 上礼之恭常目送之”可见周勃傲慢无礼全不顾君臣尊卑秩序 袁盎认为:“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弗取也”这使得文帝意识到礼仪作为集议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应得到体现“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可以看出集议礼仪与君臣身份紧密连接集议为礼仪展示提供了一个合法空间随着礼仪的展示其中蕴含的“君尊臣卑”的观念也得以展示并强化皇权得以加强集议的部分意义也就达到了综上所述汉初统治者已充分认识到集议对于皇权建构的重要作用对其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囿于汉初皇权的“有限性”和统治基础的平民化统治者吸收秦速亡的教训认识到皇权的建构绝不能似秦朝那样毫无修饰霸气十足 转而以礼仪作为修饰突出“皇帝之贵”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强化皇权 可以看出汉初统治者建构皇权的态度是积极的而处理方式却是深谋远虑和小心翼翼的三、结语三代以降“名号”作为社会地位的规定和抽象成为权力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王政认识到“名号”所包含的重要政治意义召集群臣“议帝号”最终确定了蕴含着世俗权威性和神圣性的“皇帝”这一被后世一直沿用的称号 自此“皇帝”作为专制集权体制下的名号与制度成为凌驾于所有臣民之上的、超越的、绝对的、最高的主宰者 并通过集议来达到其想达到的目的无处不显示着“皇帝之威”鉴于暴秦速亡的教训汉初似乎注重采用一些柔性、温和的方式来建构群臣对皇权的认同叔孙通“起朝仪”则是用传统的礼乐为建构皇权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使得布衣天子初识“皇帝之贵”为皇权建设提供了天然的嫁衣甘怀真指出:“汉代以来中国的皇帝制度持续礼仪化 这种礼仪化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是配合皇权的扩张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皇权的危机”就本文而言集议程序或者集议礼仪此时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彰显着“尊君卑臣”的实质内核秦始皇和刘邦也都在试图利用这一符号来建构皇权认同只是两者在运用这一符号时的风格有所不同 相较于秦朝汉初集议突出的已不再是“皇帝之威”而是通过礼仪来塑造“皇帝之贵”这种转变也显示出汉初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即统治基础的平民化和血缘合法性的缺失 这就使得其身份等差不像秦朝那样理所当然更具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故刘邦需要借由礼仪这一温和的方式对皇权加以确认并强化从秦朝集议注重“皇帝之威”的塑造转向汉初重视“皇帝之贵”这一转变显示出两朝皇权论证方式的不同更体现出了二者治国方式的迥异秦朝集议反映出的是秦始皇对于“力”“刑罚”和“威严”的执着对自己功绩无比的自信甚至自负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但由布衣而为天子的刘邦受到统治基础平民化的限制吸取秦速亡的教训选择了以“礼”来建构皇帝威严为皇权带上一只更具弹性和柔性的“天鹅绒手套”显示出汉初皇帝建构皇权认同的自觉性“朝仪”是以儒家的面目出现的儒者地位随之提升自不待言 早期刘邦“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 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但在叔孙通“起朝仪”的过程中刘邦也就自然接受了“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的观点看到了儒生集团的重要作用 从此儒生开始在西汉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汉初有大量的集议主题涉及礼法这就说明汉初帝王比较注重构建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儒生独有的优势他们将与政权展开合作跻身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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