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铭札记三则.pdf

180古文字研究古文字研究（34）：180184，2022读铭札记三则吴良宝一河北省易县燕下都文物保管所收藏的一件战国有铭铜戈，最早收录在赵荣等主编熠熠青铜 光耀四方秦晋豫冀两周诸侯国青铜文化一书（陕西旅游出版社2016年），命名为“十六年戈”（图1），年代标示为“东周（前770年前221年）”。据说明文字，该戈“长26.7厘米”，系“捐赠”品（第195页）。该书仅公布了铜戈的全形图，没有释文。将图片放大之后，只能看到一行銘文，可辨认出“十”“坵”“司寇韩”等字。图1图2赵其国主编、韩智慧编保定市可移动文物精品综合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 年）也收录了这件“十六年”铭文铜戈，编为第 94号，年代标示为“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书中专门给出了铭文照片及释文，“刻铭二行共二十字，一行十六年，邨（令）（刑）丘，司寇韩，一行 犬，左库工帀（师）成，冶”（第116页）。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4卷1489号收录了这件十六年戈，命名为“司寇韩戈（十六年戈）”，将 熠熠青铜 光耀四方 书中的彩图转为黑白照片，并将内部铭文截图、处理。据说明文字，“内部有铭文10字以上”，释作“十六181读铭札记三则年司寇倝（韩）”，年代则改定为“战国晚期”（第126页）。从铭文“令、司寇、工帀、冶”体现的监造制度来看，这件有铭铜戈应该是战国晚期韩桓惠王十六年时的兵器（1），唯一不确定的是铸造地名。从清晰图片（图2）（2）来看，戈铭共有2行21个字（其中“屯留”“工帀”作合文形式）：十六年，屯留=坵、司寇韩东、左库工帀=成、冶朔。其中，铸造地名的“屯”字很清楚，“留”字还能看出左半边。由此可知保定市可移动文物精品综合卷 给出的释文多数是准确的。澳门珍秦斋收藏一件二十二年屯留令戈（铭像17358），内部刻有 3 行 23 字铭文（“二十”“屯留”“工帀”作合文形式）：“二十=二年，屯留=坵、司寇奠含、右库工帀=、冶匋造。”整理者将此戈的铸造年代定为韩釐王二十二年（前 251）（3），实为韩桓惠王二十二年（前251）的兵器。这两件戈的铭文多有相同之处，比如监造制度、铸造城邑“屯留”、县令“邢丘附”等。两相比照可知，在桓惠王十六年到二十二年的七年时间里，韩国屯留县的县令大概率都是由邢丘附这个人担任的。二三晋文字内部的差异，裘锡圭、黄盛璋、李家浩等学者曾有涉及。即以“市”字为例，裘锡圭曾谈到部分三晋器铭中“市”字的国别，推测 古鉴藏印 收录的“上市”印、季木藏匋 31下“虖与市”陶印文可能是赵国之物，尊古斋古玺集林第一集216“阳市”印可能是韩国之物，簠斋古印集 49下“焦市”印（图3a）可能为两周印，后又提出河南荥阳故城发现的“匋亲市”印文（图3b）与“焦市”印文“市”字相近，“荥阳陶文当属韩国，焦市印也有可能属韩国”；从邢丘遗址陶文“郍”字所从的“舟”旁“有两种颇为不同的写法”来看，“三晋 市 字有两种颇为不同的写法并不奇怪”（4）。裘文的这些国别判断意见很少被学界注意、引用（5）。从出土地来看，“匋亲市”陶文出土于河南荥阳、郑州（据陶文图录第1780、1835页图注），应是韩国之物，裘文将“匋亲市”陶印文中的“市”字定为韩国文字的写法是可信的。韩国兵器宜阳戈（铭像 17214，图3d）中的“市”字也和上举陶文、兵器写法一致。由此也可以确定四年辛市令戈（铭像三1512，图3c）也是韩国之物，陶文“匋亲市”中的“亲市”实为地名（6）。目前能够确认的韩国文字“市”字的写法就是如此。182古文字研究abcd图3古玺汇编 332“阳市”印文（图4a）也见于 古陶文汇编 94陶文以及 盛世玺印录续壹16地名印文，裘文原释读为“汝阳”、在今河南商水县西北，战国时曾属韩，最新或改释作“原阳”、治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7），这是一方赵国官印。又，山西五寨县曾发现“市”陶文（图4b、c），“”治今山西五寨县境内（8），还见于赵国尖足小布（货系 1184）、元年令戈（铭像 17198戈）等，可见从土的“”是赵国“市”字写法之一。印陶文“邺市”（图 4d）中的邺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战国时期多数时间内属魏国。从赵世家 悼襄王六年（前239）“魏与赵邺”、九年“秦攻邺，拔之”来看，邺地短时间内曾属赵，不能排除陶文属于赵国的可能性。“邺市”陶印文是魏物的可能性很大。从 步黟堂古陶文集存“市斗”陶文的“斗”字来看，应是魏国之物。“郛市”“邺市”“市斗”陶文资料，说明魏、赵两国的“市”字都可以写作图4的“”。图4bcdea综上所述，韩国“市”字作图3所示之形，赵、魏两国“市”字作图4所示之形。这两种写法都是从裘文所考春秋晚期平肩弧足空首布币上的“市”继承而来的。三晋文字中还有“虖与市”（陶文图录 5862）、“上市”（古玺汇编 4224）、“青堵市”（古玺汇编3443）、“市”（盛世玺印录续壹9）以及“萀余市”（大风堂古印举）、183读铭札记三则“”（盛世玺印录续贰13）等资料。其中的“虖与”，裘文读为“阏与”，在今山西和顺县西北，战国时为赵邑。今按，赵国三孔布币地名“疋与”（货系 2480），或读为“阏与”（9），或读为“夷舆”、治今北京市延庆区东北（10）。由于这几个地名不能确考，其国别待定。再比如，施谢捷根据五年郑令戈、五年郑令矛（铭像 17334、17691）等韩国兵器“长”字写作，将鹤庐印存 中国玺印集萃 赫连泉馆古印续存等谱录中的几方姓名私玺（图5a、b）定为韩国之物（11）。从后来公布的二年梁令矛、十年汝阳令戈（铭像 17703、17353）、阳令戈（铭像三1520）等韩兵刻铭“长”字写作、来看，其说当是。由此也可知，从“长”字写法来看，“长安”方足小布（货系 15351537，图5c）旧定为赵币，实为韩国之物。赵国四年相邦春平侯铍（铭像18047）、上城氏铍（铭像三1616）刻铭的“长”字作、，据此，古玺汇编716、719等姓名私玺（图5d、e）可能是赵国之物（铭像14788的韩器长陵盉“长”字与此写法也很相似）。魏国文字中的“长”也有特殊写法，见于铭像17231五年龚令戈，作形。图5bcdea三近见一件私家收藏的有铭残戈，仅存的内部一面刻有 3 行 18 字（其中“工帀”作合文形式）：“十二年，大梁司寇緎、左库工帀=、眂事看、冶。”从地名“大梁”判断，应是一件魏国兵器。这是兵器刻铭中首次出现“眂事”一职。职官“眂事”还见于三十五年虒令鼎（铭像 2163）、十七年坪阴鼎盖（铭像 2162）等魏国铜器，分别实行“令、眂事、冶”和“工帀、眂事、冶”的监造制度。高纪年数字的虒令鼎是魏惠王前元时（前335）器（12），坪阴鼎盖可能是魏襄王或魏昭王时器。另外，实行“眂事、冶”二级制的信安君鼎（铭像2421），信安君是魏襄王时的封君，该鼎最有可能是魏襄王十二年（前307）或魏昭王十二年（前284）时器。可见，带有“眂事”一职的魏器年代不出魏惠王、襄王之时，最晚也就是昭王之世。184古文字研究魏兵三十三年大梁左库工帀戈（铭像 17151）实行“工帀、冶”二级监造制，七年大梁司寇戈（铭像17195）实行的是“司寇、工帀、冶”。十二年大梁司寇戈实行“司寇、工帀、眂事、冶”的监造制，比这二者都要复杂，因此有可能是魏惠王后元十二年（前323），或者魏襄王十二年铸造的。这为研究战国中期魏国兵器的监造制度提供了新史料。附记：本文是吉林大学青年学术培育计划资助项目“战国古玺资料整理与研究”（2019 FRLX0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先秦文献地理资料整理与研究及地图编绘”（18ZDA176）的阶段性成果。引书简称：铭像 吴镇烽编著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铭像三 吴镇烽编著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货系 汪庆正主编，马承源审校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 1先秦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籍研究所）注：（1）黄茂琳 新郑出土战国兵器中的一些问题，考古 1973年第6期第377页。（2）承严志斌先生帮助，谨此致谢。（3）萧春源 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 第240245页，澳门基金会。（4）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第293294页；战国文字中的“市”“编校追记”，古文字论集 第467页，中华书局1992年。（5）陈光田战国玺印分域研究第24页，岳麓书社2009年；刘刚晋系文字的范围及内部差异研究第2425页，复旦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汤志彪编著 三晋文字编 第778页，作家出版社2013年；萧毅 古玺文分域研究 第189、191页，崇文书局2018年。（6）孟娇、虞同 战国兵器铭文札记五则，出土文献研究 第17辑第4748页，中西书局2018年。（7）邬可晶、郭永秉从楚文字“原”的异体谈到三晋的原地与原姓，出土文献第11辑第228234页，中西书局2017年。（8）郭效生、朱和森 古“埒”置县新考与“五王城”建城考略，山西文博网2018年6月1日。（9）裘锡圭 战国货币考（十二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第76页。（10）黄锡全 新见三孔布简释，中国钱币 2005年第2期第6页。（11）施谢捷 古玺汇考 第251、288页，安徽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12）裘锡圭 武功县出土平安君鼎 读后记，考古与文物 1982年第2期第53页；李学勤 论梁十九年鼎及有关青铜器，古文字论集（一）（考古与文物 丛刊第二号）第23页，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