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兼顾”——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建构.pdf

“公私兼顾”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建构高谦【摘要】作为一名政治家，毛泽东没有将公与私视为孤立的道德命题。从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经济实践经验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公私兼顾”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公私兼顾”的话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公私双方“兼顾合作”发展生产的经验，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再到社会主义制度下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源于经济生活的公私“相兼顾”突破了“相对立”的传统认知，这不仅表达出毛泽东对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思考，也为实现公私兼融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思想契机和行动指向。【关键词】“公私兼顾”；毛泽东；政治经济学；话语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作者简介：高谦，海南五指山人，（广州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生。公私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个经典母题，论者往往从政治、道德和经济等维度展开论述。在 年阅读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曾说：“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对于毛泽东的“公私兼顾”观念，有学者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提前完成三大改造，倡导和推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公私兼顾原则，体现了崇公抑私的传统观念；也有学者注意到毛泽东“公私兼顾”观念中蕴含的社会主义伦理内涵，认为其兼顾价值建设与物质利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伦理思想。这些观点或关注公与私的表达形式，把毛泽东的“公私兼顾”视为中国公私观念演变的一个环节；或寻找“公私兼顾”观念与经济伦理的结合点，使之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要求。但在观念的变化之外，还应看到毛泽东在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公私兼顾”的政治经济学话语。毛泽东“公私兼顾”的话语首先是在解决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形成的，因此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中去解释”，在经济实践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这个观念。其次，“公私兼顾”是在解决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是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话语表达。而中国话语的逻辑起点是中国问题，“本质上是中国 毛泽东文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陈先初：“公”、“私”观念与中国历史的演进，刘泽华、张荣明等：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李文云：弘扬毛泽东的公私对立统一观，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年第 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公私兼顾”道路的理论表达，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中国理论的话语呈现”。循着“公私兼顾”的发展脉络也可以发现这样的特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为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而提出“公私兼顾”，并在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形成相应的经济伦理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话语体系。阐发毛泽东“公私兼顾”的话语内涵，需从社会经济建设和价值观建设角度，在实践经验与具体论述中探寻这一话语的建构过程。一、“公私兼顾”“互助合作”：基于边区社会经济建设的话语生成“公私兼顾”成为一种明确的政策话语，见诸 年毛泽东的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他提出，当前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这是对 年大生产运动以来公私因素共同参与经济建设的已有成果的确认，强调保护合法的私人所有，鼓励公私双方都参与到农工商业生产中来。但这一话语的生成有着复杂的历史情景和政治经济考量。（一）“公私兼顾”话语的生成情境：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困局“公私兼顾”经济方针是在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困难问题中形成的。从 年起，边区不仅要面对来自侵华日军的战争威胁，还要承受国民党政府持续不断的政治和军事高压。由于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对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形成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私人行商难以正常开展商业贸易活动，边区的财政经济和物资供给陷于困境。在此情况下，军队以及政府机关等公营单位的经费供给，大都转移为农民身上的过重税赋。在这一背景下，甚至出现边区农民抱怨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事件。经过毛泽东详细了解后，才发现这个农民的怨言并非恶意谩骂，而是由于边区财政危机没能得到妥善解决，从而导致农民征粮负担过重。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边区政府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调动公私双方力量来解决经济难题，“一切公用的生活资料与事业经费，只能完全从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来解决”。在经济发展语境中，公与私首先指的是作为市场主体而存在的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因此“公私兼顾”意味着既要照顾公营企业的发展，也要照顾私营企业的发展。经过大生产运动，机关单位实现经费自给，但是政府的集中投资扩大了公营经济的规模，在日常经营中，公营商店和贸易公司没能照顾好私营商业的物资分销需求，在事实上挤压了个体商业经营空间。以盐的统销为例，其购入与售出差价太大，甚至使广大运盐脚户和合作社商队赔本。有的公营商店未能起到稳定金融、平抑物价的作用，反而以获取商业利润为目的，造成“与民争利”的后果。因此，不与国民党金融买办、大资产阶级及边区内部的投机商人做斗争，就无法保护边区军民经济利益。调动私营经济的积极性，保护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活动，看似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相违，实则不然，从苏联新经济政策中，毛泽东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年初，他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设想，为边区政府的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在同年 月所作的 时局与边区问题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应加以节制地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发展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使其有益于国民经济生活，这是较早提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资本主义，由此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战略构想。同时，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消灭只是“限于党内”，也就是需要反对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同投机思想作斗参见陈曙光：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教学与研究 年第 期。毛泽东选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文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 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华北新华书店，年，第 页。现代哲学 年第 期争。此后，毛泽东就边区财经问题答复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指出投资应转向私营商业，鼓励私人开展合法商业活动，使边区政府与人民能够“公私交利”。年，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指出“在公私关系上，就是 公私兼顾，或叫 军民兼顾”。经过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持，至 年，边区的家庭及私营工厂拥有织机 架，生产大布 匹，占总产量的 以上，形成了公营工业、合作社工业和私营工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年初，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将“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确立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客观分析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后，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由此适应该时期的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等现实需求的结果。（二）“公私兼顾”话语的政治经济考量：在“公私合作”与“民办公助”原则下组织合作社，培育人民大众的主体意识在毛泽东的语境中，“公私兼顾”的对象还包括公家和个人、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除了解决财经问题，“公私兼顾”还具有组织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的功能。毛泽东批评了将经济工作视为“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的观点，指出发展经济不只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物资供给，还应当将经济工作与组织群众联系起来，将其视为“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以“组织起来”的合作方法变革分散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逐渐瓦解封建地主的统治基础，由此建立起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其中体现的是毛泽东将政治与经济问题综合起来考虑的意图。以合作社形式发展生产，既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未来社会合作制道路论述的理论基础，也有边区农民长期形成的共耕制度的实践基础。合作社既组织农民生产，也承担了公共资金积累与支出的职能，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新形式。毛泽东提出，应通过合作社兼顾公私需求，“使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公与私的利益，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在合作社发展方向上，毛泽东主张以自愿原则开展合作化运动，批评了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生产的观点，认为要学习延安县南区合作社，普遍发动群众性的生产运动，尽快转变到群众自愿结合、以私人土地入股合作社的轨道。他认为，要进一步推动经济、文化和卫生运动发展，“主要的办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与在自愿原则下（禁止任何强迫摊派）把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到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合作运动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务”。强调公私兼顾，是以自愿而不是代替包办的形式引导人民大众走上合作化道路，使他们真正认可合作社是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变为政府向下摊派的负担。在这一社会改造的过程中，既以合作的形式变革生产关系，也注意激发人民大众的生产积极性，培育其主动作为的主体意识。从毛泽东对“财政补救”观点的批评可以看出，“公私兼顾”还起到转变观念的思想教育作用。他批评一些干部在征收公粮时，“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 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这段论述在指出经济工作应以发展生产为根本，以生产解决税收问题的工作思路之外，还具有倡导整顿官僚主义作风和贴近群众需求的意味，有利于形成新的党群关系和社会治理关系。从这一时期经济政策与实践的互动可见，毛泽东在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凝练出了“公私兼顾”的基本话语。从这一时期看，这一基本话语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一，在经济方针上，“公私兼顾”是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 页。毛泽东文集第 卷，第 页。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参见李占才、张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年，第 页。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 页。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公私兼顾”以国计民生的持续发展为原则，引导私营经济从业者合理经营，这为公私双方合作共利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实践经验，纠正了“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第二，从生产关系来看，“公私兼顾”批评的是只知“顾公”而不知“顾私”，只知向农民征收粮款而不知全力帮助其发展生产的做法，强调保护人民群众的应得利益，改善因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紧张关系；第三，在合作社问题上，“公私兼顾”批评了将合作社视为公营商店，忽视动员群众开展互助生产的观点。“兼顾”要求党员干部发挥积极领导的作用，通过合作社组织群众的生产合作活动，并引导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安德鲁沃森（）认为，延安时期形成的经验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一种模式。该时期的社会经济实践赋予“公私兼顾”以丰富内涵，使之成为 年以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话语。二、“公私兼顾”“统筹兼顾”：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经济话语表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没有给缺乏大工业的落后国家提供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方案。如何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依据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来寻求解决方案。延安时期的实践经验表明，在一定时期内，私营工商业需要作为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在经济建设和保障就业等方面发挥作用。在 年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毛泽东说：“中国的私人资本及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都必须给以宽大的机会，以便扩大发展，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年，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又指出，城市经济工作应当“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此后，又正式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照顾公私、劳资、城乡、内外等多重关系，被称作“四面八方”经济政策。这是着眼于社会生产的可持续性发展，以有益于国计民生为条件来限制引导工商业者的行为。这样才能既促进国家和公共事业建设，又兼顾个人所得之私。可见，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公私兼顾”开始出现在解决劳资关系、城乡差别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论域，逐渐成为中国走自己现代化道路的一种经济话语表达。（一）“统筹兼顾”与“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经济话语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经过统一的财政经济管理，国家财经状况逐渐好转，但一些在长期通货膨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私营工商业却陷于困境。有的企业因缺乏及时有效的产销计划而停工歇业，部分企业家主动要求国家支持。毛泽东为此指示：“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事实上，设备和工人有余但任务和原料不足是私营工业生产中的突出困难，其生产潜力仍未完全释放。针对这一状况，陈云提出，如果不把许多私营企业的生产包括在内，全国经济计划就无法进行。因此，“公私兼顾”首先指向的是公私营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要求平等对待市场主体、既照顾好国营企业也照顾好私营企业的实践内涵。在处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问题时，毛泽东注意到走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道路的重要性。他认为，“苏联办法不见得完全好，生产低落，资产阶级进行破坏”，这里提到的苏联办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 页。毛泽东选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文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 陈云文选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第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现代哲学 年第 期法，指的是将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无偿收归国有的改造方法。与之相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公私合营的形式加强引导，“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现在的办法，不仅使资产阶级不搞破坏，还要使他们的生产力增长”。这里体现的仍是“公私兼顾”的思维。在审阅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报告时，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对待私营企业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一方面，国营工商业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占领导地位，不可与私营工商业混淆，要“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核算、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等方面，要“一视同仁”。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一视同仁”对于私营工商业仍然要求过高，若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则难以解决公私、劳资等矛盾。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不是不顾私营工商业者的生计，而是为了将私营企业与公方“拉在一起”，以国家计划指导私营企业生产，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作用。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力，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解决供求矛盾，更好服务于工业化积累等的需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公私兼顾”的提法还有利于构建资本家个人与国家的良好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对他们的坏的一面作斗争，而且还给他们利益，一是给他们工作，二是给他们选举权。”除此之外，还要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推动所有制变革，“取消他们的私有制，我们的办法是教育他们，给他们上课、开会，在他们中间开展自我批评，我们也给他们批评，鼓励他们积极的一面，打通他们的思想”。重视对资本家的思想改造既保障了社会生产效率，也教育他们“把个人的事情与国家的事情联系起来”，对于“顾公”的一面起到积极作用。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私合营是一个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创举。“公私合营”与“公私兼顾”，既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又保证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二）“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济话语在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思路下，“公私兼顾”话语还具有探讨消费和积累比例、调整公私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内涵。年，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 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同时，还应当重视研究消费和积累的比例问题，同农民商量合作社的公共积累比例，使集体和个人都能获利。在分配中体现公私兼顾原则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晋绥边区行署指示各机关人员都要参加农业生产、规定自给任务，提出实行公私兼顾的个人分红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组织军队生产时也提出，在劳动所得分配方面，“实行公私兼顾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生产红利，其中应有百分之四十为生产者个人所有，其余为该生产单位及国家所有，借以建立公私革命家务”。可见，“兼顾”并非不讲条件地拉平数值，而是使公共积累与个人所得保持合理比例，实现集体和个人的协调发展。毛泽东重视吸取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主张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调整生产关系。“公私兼顾”话语由此从讨论公私营企业关系，到更多地聚焦于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由于“一五”计划确定了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建设目标，这要求形成一定的资金和人力物力等积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干部对实现“两个过渡”产生理解偏差，认为建立人民公社就实现了共产主义，原先归农民和生产队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都应当收归公社。甚至有的公社宣布已经实现全民所有制，取消货币和商品流通，造成无偿占有农民劳动所得的后果。为抵制这种不合理举措，不少地方的农民瞒产私分，造成粮食征购未达标、粮食供应紧张等问题，继而引发地方干部针对瞒产行为的反“本位主义”活动，造成干群关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紧张。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第 卷，第 页。同上，第 页。同上，第 页。同上，第 页。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第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文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文集第 卷，第 页。“公私兼顾”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多次讲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隐含着国家利益优先、集体利益次之、个人利益又次之的意思，这种推断可能缺乏足够的依据。实际上，毛泽东极为重视保护农民所得，他在北戴河会议提出：“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在反“本位主义”的过程中，他甚至多次表示“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 本位主义的”，“不要反五亿农民和所有基层干部的本位主义”；强调当前的“一盘棋”应该首先考虑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将农民的问题摆在首位，承认农民的产品所有权，“必须使每一个公社，并且使每一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从小的集体所有制向大的集体所有制过渡是一种“合私于公”的过程，但在还没有变为全民所有制的情况下，“目前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做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在毛泽东这里，以等价交换的关系处理农产品，是尊重生产队和农民的部分所有权，有利于促进农业增产、提高农民收入和公共积累，农民也会反过来回馈国家。可见，在生产领域提倡公私兼顾有利于从所有制角度分析矛盾，从而纠正过急作风，鼓励农民发挥生产积极性，推动形成国家、集体与个人的良性关系。这种以兼顾各方应得利益来调节公私紧张关系的思维，反映的正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伦理。三、“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社会主义条件下“公私兼顾”话语的深层逻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确定下来。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始终贯穿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为使生产力能够持续发展，毛泽东认为在所有制关系基本确定后，还需要继续调节生产关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成为“公私兼顾”话语的新表述。在这一时期，“公私兼顾”话语不仅反映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规律，还反映出从经济和价值观角度来解决公私矛盾的思路，具有寻找利益协调的结合点和扭转公私对立思维模式的内涵。（一）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公私利益相统一的经济基础“存公去私”式的话语宣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厚的思想根源，但由于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限制，这种话语宣教无疑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到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张自由资本主义，认为公私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对立，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便能使全社会普遍实现公共利益，这种“公寓于私”的表述扭转了传统“存公去私”“大公小私”的认知，把公私矛盾置于经济伦理的重要论域。这种观念源于西方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的设想中，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机制能够解决个人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并为此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在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社会整体利益寓于个人利益的追求之中，追求私利的“经济人”“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去促进社会的利益，往往比他真正有意识地去促进社会利益更加有效”。但他在 道德情操论中又提出“道德人”假设，倡导关爱他人和社会的利他行为，这种道德行为与主张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之间产生矛盾。从亚当斯密这里可以发现一种问题意识，即市场经济的实践活动并不是无条件的，它始终伴随着一定的伦理观念，始终需要解决个人与国家、集体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个公私伦理与经济活动的难题不独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中。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的“公私兼顾”论对解决公私双方的利益与矛盾问题有重大意义，不仅发挥了“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根本一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社会主义制度参见王向清、陈素平：毛泽东的公私观及其现实价值，求索 年第 期。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第 卷，第 页。同上，第 、页。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现代哲学 年第 期优越性，而且能够体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利于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的经济利益矛盾，更好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应该看到，毛泽东的“公私兼顾”话语首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只有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才能实现分配公平，并且坚持从所有制问题去理解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公私关系的变革应当适应于现存的生产力和所有制结构。他认为，三大改造后还未建成完全的全民所有制，但可以利用商品生产引导农民逐步走向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要有步骤，向两方面扩大。一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面发展商品生产”。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评一平二调三收款“完全破坏经济秩序”，“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并且教育干部要从所有制方面分析问题，不能剥夺农民的合法所有，“现在的所有制只能是基本的队有，部分的社有，经过一个过程，逐步发展到反过来，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没有这个过程不行”；他认为“懂得等价交换，不能拦路抢劫，这样公社才能发展比较快。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武昌会议是搞清楚了的，现在我们要坚决执行这个决议，人力、物力、财力不能不等价交换”。这些话清楚地表明，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并不是超越所有制的发展水平，建立“存公去私”的公私关系，而是要兼顾各方，以当前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利用商品交换发展生产力，逐步变革物质条件，使农民收入和公共积累都能够合理增长。因此，调节公私对立的紧张关系，根本在于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掌握商品所有权，进而在经济民主基础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种扭转公私对立的经济伦理逻辑，使得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具有更坚实的基础。（二）重视长远和全局利益：公私兼顾的价值引领作用毛泽东的“公私兼顾”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只为个人利益考虑的“理性人”假设，“公私兼顾”一方面确认了经济建设等物质交往活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呈现出引导人民群众积极作为、投身公共事业的理论思考，使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有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把私有制、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综合起来考虑，注意从观念上理解公私关系，重视对人的思想改造，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教育的内涵。但毛泽东所论述的社会主义价值教育层面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层面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是一致的，他肯定物质利益的基础性作用，但也反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将物质利益与个人消费挂钩的观点。他说：“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这里的服从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即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形式实现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的统一。由于生产资料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公有化，经济民主相应地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保障，所以个人利益实现与集体利益实现便具有一致性，个人利益蕴于集体利益之中。当然，毛泽东也承认公与私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差异性，强调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集体利益增加了，作为集体一分子的个人的利益也随着改善了。因此，公与私不是相互对立、有此无彼的关系，这不同于过去“崇公抑私”的理解模式。在毛泽东看来，劳动者改善个人生活条件并非完全取决于工资收入，其应纳税额会以公共积累的形式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为个人收入的增长预期提供保障。因此，在价值观念上要“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讲兼顾国家、参见苏伟：“亚当斯密之谜”的破解：毛泽东开创的“公私兼顾论”，毛泽东思想研究 年第 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年，第 、页。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第 卷，第 、页。参见韩平、吴怀友：毛泽东认识和处理公与私关系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求索 年第 期。毛泽东文集第 卷，第 页。“公私兼顾”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社会福利等公共事业保证了个人的占有使用权利，这个过程体现了生产资料分配决定消费资料分配的规律。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公共医疗、体育等设备，以及如像西湖这样的游览地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会愈来愈多。当然，这一部分也归劳动者享受，但它不是个人财产。”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利益不仅表现为个人的工资性收入，还表现为文教体卫、交通邮电等社会公共服务，个人在公共的消费资料上也实现了占有。总的来说，“公私兼顾”不是一种“有公无私”的空想，而是与社会主义生产实践活动相适应，具有引导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在经济层面具有一致性，在价值追求方面，为个人前途奋斗与为公共事业奋斗也具有一致性。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并不意味其价值优先，而要以集体利益的持续发展逐步改善个体境况，以更高的价值理念来引领个体行为。四、结语毛泽东的“公私兼顾”话语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实践，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进一步成为鲜明表达。毛泽东视野中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正向变动，始终以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为轴。他不仅重视价值规律的基础作用，还注意激活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改革生产关系释放潜在的生产力。“公私兼顾”与调整积累与消费比例、发挥公私双方的积极性等方针政策相适应，是在有益于国家经济大局的前提下支持公私营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在思想教育方面引导私营企业主体，使他们承担起社会责任。这是中国走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所有制变革的理论。应该说，毛泽东的论述具有从兼顾公私营企业到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变化，但他的“公私兼顾”话语并不是一种孤立的道德呼吁，而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本条件的一次公私伦理重建，在经济实践的理性背后还能见其价值关怀。回到当时，毛泽东并不是在对农业和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就要求完全地“存公去私”，而是在反思这段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后，承认个人所有的正当性与商品交换的必要性，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形式保障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作为从鲜活的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凝练出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公私兼顾”突破了公私之间只能是对立关系的认知，不仅反映了从保护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动到构建人民主体性的经济实践，还展现出引导个人从只顾一己之私的“小我”到谋求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大我”的深邃考量，这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程中形成的重要话语资源。（责任编辑司维）毛泽东文集第 卷，第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第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