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严”的概念研究.pdf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严”的概念研究*周睿志*摘 要：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严”是题眼。作为一个严肃概念，“严”是在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具有反思性、基调性、定量性等特征，具有明显的方法论属性。就内涵而言，“严”在时间、空间、程度、阶段、层级、实施标准等方面有自身专门的要求，一旦偏离这些要求，就会导致行为出现偏差。在实践中，人们对“严”这一概念存在诸多误解，例如，将“严”理解为“惩罚主义”、“大水漫灌”、“越俎代庖”、盲目求速求快、片面突进不顾全局等。只有系统理解“严”这一概念，才能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内涵。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严”的概念；方法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实施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为了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效实施腐败治理，我们需要在理论层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深度研究。通过细致分析可以发现，在“全面从严治党”理念中，作为关键要素的“严”*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国家监察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19ZDA134）、北京市教委基本科研项目“当代中国腐败治理的逻辑与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周睿志，北方工业大学讲师，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担任北方工业大学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并不单纯是一个程度副词，而是一个包含丰富内涵的严肃概念。只有对“严”的概念进行系统理解，才能深入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完整内容。一 全面从严治党：“严”的概念演变“严”是“全面从严治党”理念的关键要素，其概念的生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具体来说，“严”的概念是在“管党治党”这一政治主题中生成的。“管党治党”主题对应的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期。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管党治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必要性论述为中心的“党要管党”阶段。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逐渐趋于稳定，党开始从“管党治党”的角度思考党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邓小平围绕“党要管党”进行了大量的论述。比如，20 世纪 70 年代051“管党治党”和“党的建设”是一对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就联系而言，前者属于后者的一个部分。“党的建设（建党），是一个大的概念。它既包括党组织的设置和发展党员等建党工作，也包括党员干部的培训和管理、开展党内组织生活和政治生活，还包括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和处分 从严治党 或 全面从严治党，显然属于 党的建设 这一范畴（然而，）从严治党 或 全面从严治党 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李君如，2020：844 845）就区别而言，二者是相互独立的概念。其一，就层次性而言，“党的建设”强调的是体系完备化的问题，而“管党治党”强调的是体系如何健康运行的问题。体系建设和体系运行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以军事为喻，“党的建设”好比组建和训练部队，而“管党治党”好比选帅择将、挂帅出征。其二，就阶段性而言，“党的建设”主要对应党的“成长发育期”，而“管党治党”主要对应党的“成熟期”。在“成长发育期”，关键的问题是通过建设使党拥有一个完备的自我形态；而在“成熟期”，关键的问题则是使党不断克服自身在实践中的问题、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进而维持和巩固党的机体健康，不断挖掘和释放它的治理效能。其三，就指向性而言，“党的建设”指向的是党自身的发展演进，而“管党治党”指向的是党在执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风险。“党的建设”包含一种强烈的目标导向，具有明显的建构性特征；而“管党治党”包含一种强烈的问题导向，它以处置问题、排除隐患为志职。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党的建设”是一个相对普泛的概念，贯穿百年党史；而“管党治党”是一个相对集中的概念，对应的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阶段。“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严”的概念研究末，面对党内出现的干部特殊化（尤其是高级干部特殊化）问题，邓小平（1994）严厉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要讲特殊化，恐怕首先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应该看到，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由于“文革”和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复杂环境的影响，党内出现的特殊化、腐化失序现象让邓小平忧心忡忡。他在不同的场合说了很多严肃而语重心长的话。20 世纪 80 年代末，邓小平（2008）把“党要管党”放到了极高的政治位阶进行阐述：“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如果不解决好“管党治党”问题，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就无法贯彻落实。他要求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成为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榜样。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中，“管党治党”的必要性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阐释。它为党开辟中国化的“管党治党”道路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第二个阶段：从必要性论述到方法论探索拓展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党的领导人对“管党治党”高度重视，不仅反复强调“管党治党”的必要性，而且在如何进行“管党治党”方面进行了有力探索。江泽民（2006）指出：“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领导水平。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一论述指出了“管党治党”的方法路径：从严治党。它实现了从“管党治党”的必要性论述向方法论探索的拓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管党治党”面临的形势进一步严峻，出现了各种新的风险和挑战。胡锦涛（2016）进一步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理念：“在新的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强化思想理论武装和严格队伍管理相结合、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加强党性修养与党性锻炼相结合、坚持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败相结合、发挥监151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督作用和严肃党的纪律相结合。”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论述中，方法论的内容更加充实，四个“相结合”明确地指出了“管党治党”的方式和路径。党的领导人在这段时期内的论述拓展和丰富了中国化的“管党治党”道路。第三个阶段：以方法论为中心的“全面从严治党”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理念逐渐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理念的形成有两个关键背景。一是“管党治党”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内容，尤其是对如何管、如何治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二是“管党治党”的形势进一步严峻。习近平（2017）指出：“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中管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败、作风专横于一身这些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全的大问题有人说，如果这一次还是出现反弹、出现回潮，那人民就失望了。”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党中央直面严峻现实，专门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聚焦如何贯彻落实“管党治党”，从“管党治党”的战略、措施和方式方法的层面着力。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理念相比，“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全新的意义。首先，“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位阶得到极大提升，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一项核心战略部署。“全面从严治党”所面对的问题也不再被视为一般性问题，而是被视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习近平，2017）。其次，“全面从严治党”不再聚焦必要性论述，也不再进行一般性的立场宣示，而是聚焦“怎么办”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世界观，致力于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是一种方法论，最终落脚于改变世界。从这个角度看，着重于必要性论证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理念，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种“前史”。“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完成形态。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严”的概念内涵是不一样的。在“党要管党”阶段，“严”只是在经验层面被偶然提及。党的领导人在论述如何处理干部特殊化、干部腐化问题时，提出了诸如“坚251“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严”的概念研究决执行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严肃处理违法违纪干部”“处置腐败案件不能手软”等要求。在这些论述中，“严”还不是一个概念，它和具体零散的经验尚未分开。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阶段，“严”开始成为一个概念。然而，它还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首先，它总体上还只是一种态度宣示，表明“管党治党”有了一个基本方向；其次，它的内涵还比较单薄，所包含的行动策略和方式方法是零散的。到了“全面从严治党”阶段，“严”发展成一个具体而充实的概念。它包含着层次丰富、体系完备的内涵。它不仅具有战略层面的内涵，还具有战术层面的内涵；不仅具有思想层面的内涵，还具有制度层面的内涵；不仅具有“治标”层面的内涵，还具有“治本”层面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阐发“全面从严治党”理念时也对严的概念进行过多层次、多维度的解释。比如，“严”指涉行动意志的持久性：“这次活动之所以能取得明显成效，原因就在于我们坚持言必信、行必果，认认真真管，实实在在管严。这说明，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而不是管一阵放一阵，严一阵松一阵，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1）再如，“严”指涉行动广度，包含了全过程和全要素：“从严治党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贯穿于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各方面，真正做到要求严、措施严、对上严、对下严，对事严、对人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1）又如，“严”指涉治党领域的普遍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四项从严、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正本清源、拨正船头，保证全党沿着正确航向前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1）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关于“严”的重要论述。总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理念的关键要素，“严”的概念已经非常具体充实。351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二 全面从严治党：“严”的概念属性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40 多年的发展，“严”的概念不仅在内容上丰富起来，而且在属性上展现出自己的独特性。通过细致分析这些属性，我们可以进一步把握“严”的概念。（一）“严”是一个反思性概念“严”的反思性，是指“严”不是凭空构建的，而是在反思既有问题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换句话说，“严”的概念是在一系列问题和教训的语境中生长出来的。没有遭遇这些问题和教训，就不会形成“严”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全面从严治党”理念时，对管党治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教训有过细致的说明。它们可以被概括为“五不”。一是“不知”。所谓“不知”，是指承担管党治党责任的党员干部在主观层面上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峻性，也没有认识到从严治党的必要性。比如，“有一些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严治党面临两难选择，过宽没有威慑力，会导致越来越多人闯 红线，最终法不责众；过严会束缚手脚，影响工作活力，干不成事，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选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1）；甚至还有人认为，管党治党的工作是一件很难出成绩的事，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所以不必那么用心；等等。具有这些认知的领导干部没有理解管党治党的重要价值，会导致相关行动层面缺乏积极性。二是“不敢”。所谓“不敢”，是指虽然认识到管党治党的必要性和重要价值，但出于个体利益盘算，在行动上犹犹豫豫、畏首畏尾。比如，“有的领导干部不敢抓不敢管，抱着 鸵鸟心态，唯恐得罪人、丢选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1）。有的领导干部因为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管党治党上不硬气，害怕引火烧身。还有的则是害怕遭到打击报复、诬告陷害，给自己带来不451“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严”的概念研究必要的麻烦。这些“不敢”的情形，抑制了正气、助长了邪气，使党纪国法被践踏而无人理会。三是“不愿”。所谓“不愿”，是指管党治党责任主体对管党治党事务保持一种冷漠态度，对各种问题和消极现象放任不管。比如，“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党的观念淡薄，把经济建设和党的领导割裂开来，对管党治党心不在焉；有的只顾抓权力，不去抓监督，任命干部时当仁不让，平时对干部却很放任自流，出了事就撂挑子给纪委有的地方党委不抓总、不统筹，党的建设部门化，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1）。相比于“不敢”管，“不愿”管主要是责任主体缺乏积极的担当意识，守土而不尽责。它经常表现为一种麻木不仁、不作为。四是“不会”。所谓“不会”，是指管党治党主体在方法上老套、在策略上笨拙，虽然有了管党治党行为，但效果不彰。比如，“有的满足于开会、发文件，只有一般性要求而缺乏针对性措施有的管工作不管人头、管人头不管思想，不注重咬耳朵、扯袖子；有的只管八小时以内不管八小时以外，对党员、干部业余情况的了解一片空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1）。深究“不会”管党治党情形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管党治党主体的能力不足。五是“不力”。所谓“不力”，是指责任主体虽然实施了管党治党的行为，但是行为的力度不够、深度不够。比如，“有的党委对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力，有的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事，每年开个会、讲个话，或签个责任书就万事大吉了；有的对错误思想和作风放弃了批评和斗争，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疏于教育，疏于管理和监督还有的领导只表态、不行动，说一套、做一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1）。这类“不力”现象，其实就是“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很多时候表现为消极敷衍、应付差事。以上这些问题和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严”为基调的管党治党战略，并使“严”的概念充实和发展起来。可以说，“严”的概念是在反思这些问题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551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二）“严”是一个方法论概念“严”的方法论属性，是指“严”作为一个概念，聚焦的不再是要不要管党治党，而是如何管党治党。在党的发展史上，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如何解决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党先后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四清”运动以解决其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然而，这些轰轰烈烈的运动并没有带来理想的效果。有研究者严肃指出了它们存在的弊端，“虽然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反腐败斗争中可以取得快速和普遍的效果，但它在准确性和适当性方面是不够的，而且如果总是依靠这种手段来反腐，制度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体制也不能建立，因为人们没有从这个方面去思考如何防范腐败现象”（王沪宁，1990）。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致力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和贪污腐化的诸多措施异化成破坏党纪国法、损害党的组织体系的消极因素。事实上，这是党在克服自身问题，保持自我先进性、纯洁性过程中遭遇的重大挫折。改革开放以后，党的领导人转换思路，从另外的角度寻找出路。于是，“管党治党”的思路开始形成。“管党治党”这种全新的思路着眼于“管”和“治”，它放弃了“三反五反”和“四清”运动中的那种疾风暴雨的方式方法，而是采取一种有条理、有耐心、精准精细的方式方法。“管党治党”的关键在于找到一套对症下药、“副作用”小、具有可持续性的方法体系。“严”的概念是“管党治党”话语体系的题眼，也是“管党治党”话语体系的最终落脚点。“严”的概念回答了“管党治党”之“怎么办”的问题，并提供了思路、原则、方法和策略。从这个层面看，只有当“严”的概念丰富充实起来之后，改革开放以来“管党治党”的全新思路才算实现了可操作化。“全面从严治党”作为“管党治党”的成熟形态，关键就在于在“严”的层面形成了具体丰富的内容。651“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严”的概念研究（三）“严”是一个“量”的概念所谓“量”，是指它是一个定量的、表达多少与程度的概念。“质”和“量”是一组对应的概念，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理论中细致分析过这一对概念。“质，作为存在着的规定性，就是实在性。”（黑格尔，2009）“质”发挥着一种标示存在与否的功能，也发挥着一种标示此物区别于彼物的功能。“量”则首先表现为数量，“在数里，定量达到它的发展和完善的规定性”（黑格尔，2009）。“量”发挥着一种标示内容多寡、内涵厚薄的功能，标示着事物本身的发育程度。从“管党治党”40 多年的发展史来看，“党要管党”属于一种“质”的论述，它提出了“管党治党”本身的必要性；而“全面从严治党”因为其中包含的“严”的关系，属于一种“量”的论述，它对“管党治党”的程度、力度、深度提出了要求。回顾 40 多年“管党治党”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之前，党也采取了诸多措施处置各种风险问题，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充分发挥预期作用，导致实践效果不理想。其中的原因不在于“做没做”，而在于“做的程度和力度”，即失之于“宽、松、软”。有研究者对党的十八大之前的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进行了细致分析。一是规章制度总量不足，该有的没有到位，导致一些方面无章可循、制度漏洞不少；二是制定的一些制度过于原则、过于笼统，大而化之，不健全、不配套，不具有可操作性，导致“牛栏关不住猫”；三是缺乏严格的监督检查和刚性执行力，没有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导致制度规则缺乏权威（石仲泉，2018）。因为此类原因，党的领导人在阐发“全面从严治党”理念时，反复强调深度和力度。比如，在制定规则时，强调规则本身的针对性和约束力：“定规矩，就要落实一些已经有明确规范的事情，就要约束一些不合规范的事情，就要规范一些没有规范的事情。规矩是起束缚作用的，所以要紧一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1）在执行规则时，强调要有劲头和力度：“发布八项规定只是开端、只是破题，751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还需要下很大功夫。我们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防止虎头蛇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1）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在“治标”层面取得了对腐败的压倒性势头，在“治本”层面建立了系统的监督体系、形成了长管长严的可持续态势，重要的原因在于保持了管党治党的必要深度和力度。“严”作为一个“量”的概念，着重强调管党治党的深度和力度。如果缺乏深度和力度，“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就会走虚、走空。“严”的概念本身也就会停留于抽象、空洞的层次，从而失去其真义。在具体实践中，“严”的“量”属性也提醒我们，管党治党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采取措施，而在于有没有采取充分、有力、有效的措施。“不严”的措施等于零。（四）“严”是一个基调性概念“严”是一个基调性概念，主要是指“严”包含着一种原则性、概括性和方向性的指引。它不黏附于某个具体事物，而是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延展性和可变性。把握“严”的基调性，对避免一些认识误区、实践偏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上文所说，“严”的概念不是一次性地主观建构起来的，而是在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 40 多年的管党治党发展历程中，“严”最初还只存在纯经验形态，尚未具有明确的概念形态。等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理念提出后，“严”才初步具备了自己的概念形态。到了“全面从严治党”时期，“严”才发展成一个充实、具体的概念。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使“严”的概念对具体经验始终保持一定的超越性。换句话说，“严”的概念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形而上学品格，它来源于经验，但又不黏附于具体经验。从话语的层面看，“严”作为一个基调性概念，宽、松、软、泛、虚等是它的对立面，起反衬、对照作用；而硬、紧、实、细、深等是它851“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严”的概念研究的同义性话语，起诠释、说明作用。细致审视可以发现，围绕“严”的概念已经形成了一个话语集群。这个话语集群包括真管真严、长管长严、敢管敢严；严字当头、实字托底、步步深入、善作善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逆水行舟用力撑、一蒿松劲退千寻；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螺栓越拧越紧；扎紧制度笼子；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使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扭住不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深化整治、见底见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1）。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管党治党”新问题的涌现，这个话语集群还会不断地变化和延展。话语集群越大，它的指涉范围越广，内涵层次越丰富。“严”作为一个基调性概念，保持着本体稳定与内涵变迁二者之间的均衡。换句话说，“严”是一个内核稳定但又动态发展的概念。“严”的基调性产生了一系列实践要求。首先，应当把“严”理解为管党治党的工作原则，应当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贯彻“严”的要求，避免只在单一方面或单一维度用力。其次，应当立足具体的工作领域，结合实际情况去贯彻“严”的要求，采取那些针对性强、能见实效的管党治党措施，避免僵化理解、机械执行。最后，应当根据本地区本领域的具体情况，不断反思管党治党得失，积极优化工作方法，为“全面从严治党”创造新的经验。三 全面从严治党：“严”的实践诉求“严”作为一个概念具有自身的丰富内涵。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理念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实践，可以把“严”的概念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第一，从时间上看，“严”的概念要求管党治党的持久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成为在相对和平环境中长期执政的党。这样一种环境使管党治党始终存在问题和挑战，始终面临由党员干部腐化堕落、违纪违法带来的压力。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领导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951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胡锦涛，2016）。这表明，违纪违法和正风肃纪、腐败和反腐败是一对长期存在的矛盾，需要建立打“持久战”的决心。“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而不是管一阵放一阵、严一阵松一阵，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至于使小矛盾积重难返、小问题酿成大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1）通过持久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一种新常态。第二，从空间上看，“严”的概念要求从严治党的全覆盖。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对违法违纪、贪污腐化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发力点单一，则会造成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的被动局面。只有采取系统化的措施，才能对违法违纪、贪污腐化现象实现持续遏制和深度治理。换句话说，管党治党不是一个战役级别的工程，而是一个战略级别的工程。只有从战略层面规划部署、贯彻落实，才能赢得腐败治理的胜利。根据现有经验，在推进从严治党全覆盖的过程中，应当着力于思想从严，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武装，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着力于管理从严，强化各级各类主体的管党治党责任；着力于执纪从严，使党的纪律和规矩成为切实有效的行为规范；着力于治吏从严，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优化选人用人环境；着力于作风从严，把作风改进当作重大任务来抓，优化党风政风；着力于反腐从严，对腐败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断扎紧制度的笼子。作为一个战略级别的工程，从严治党需要各种措施、各个环节的有机协同。第三，从程度上看，“严”的概念要求从“治标”深入“治本”。所谓“治标”，是指通过严厉的反腐败行动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通过处置一些重大、典型的腐败案件树立党的权威。所谓“治本”，是指在“治标”的基础上，不断深入推进管党治党工作，在党纪国法、制度机制、理念思想等层面建立综合体系，以不断改进党的作风、清除诱发腐061“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严”的概念研究败的各种土壤，优化整体的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它是一个典型的从“治标”到“治本”不断深入的机制。由此可以看出，“严”并不单纯指行动上的反应快、手段硬，还包括诸多致力于深层治理的努力。形象说来，要贯彻“严”的要求，既需要“猛火煮”的强度，也需要“细火烹”的耐心。第四，从阶段上看，“严”的概念要求抓早抓小。为什么要“抓早抓小”？习近平总书记做过细致论述：“禁微则易，救末者难 干部有问题就要批评、教育、处理，多积尺寸之功，常咬耳朵、常扯袖子；对属于一般性问题、能如实说明的予以了结，向本人反馈澄清，帮助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被谈话函询的党员、干部，要在民主生活会上把情况讲清楚、说明白，体现党内整治生活的严肃性。”（习近平，2020）抓早抓小，一是能够及时挽救有轻微问题的党员干部，避免当事人自己走向腐化堕落；二是能防微杜渐，避免小问题发展成大问题，给党和人民造成更多的损失；三是能提升管党治党的总体效能，从“治”走向“防”。管党治党的根本目的不是处置多少大案要案，不是惩罚多少腐败分子，而是保持党的机体健康。为此，防病甚于治病，在问题的萌芽阶段就展开处理，将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往往成本最小、损失最小而效能最大。实践中，应当将管党治党的措施向前端延伸、向小问题延伸、向问题的萌芽阶段延伸。第五，从层级上看，“严”的概念要求管党治党无禁区，上不封顶。在管党治党尤其是反腐败过程中，要管到哪个层级，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观点认为，反腐败的层级过高，虽然有利于清除腐败，但会造成较大的政治影响，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根据“全面从严治党”理念，在管党治党尤其是反腐败过程中不设禁区，上不封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查处腐败，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让那些想搞腐败的人断了念161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头、搞了腐败的人付出代价反腐败斗争没有禁区，没有特区，也不能有盲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1）事实上，如果管党治党有了禁区，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出现了腐败行为而不被惩治，将会造成其他人产生侥幸心理，那么管党治党的权威就无法树立起来。中国法文化有“法不阿贵”“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念，在管党治党的过程中，我们也应当贯彻这种理念。第六，从贯彻标准上看，“严”的概念要求管党治党从实从细。所谓“实”，是指管党治党的措施应当扎实、有针对性；所谓“细”，是指管党治党的措施应当具体、便于操作。在管党治党过程中，我们曾出现管党治党责任主体执行不实、工作不细的情形。例如，“有的党委对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力，有的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事，每年开个会、讲个话，或签个责任书就万事大吉了还有的领导只表态、不行动，说一套、做一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1）。又如，“有的管工作不管人头、管人头不管思想，不注重咬耳朵、扯袖子；有的只管八小时以内不管八小时以外，对党员、干部业余情况的了解一片空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1）。管党治党是一种约束型治理，它意在对党员干部的行为进行限制。如果治理措施抽象空洞、大而化之，那么就无法形成真正的约束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具体的方法措施上从实从细，解决了以往存在的“抓而不紧、管而不严”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制度优化，解决了由制度规范过于笼统导致的“牛栏关不住猫”的问题。第七，从实施结果上看，“严”的概念要求管党治党坚持“绩效思维”。管党治党是一个战略级工程，它涉及反腐败、制度建设、思想教育等各个环节。从以往的实践看，部分环节容易滋生表面应付、“走过场”等形式主义问题。另外，管党治党和一般的民事治理不同，虽付出了工作努力但未必能够看到所谓的“政绩”，所以很多责任主体不愿意付出努力。由于存在以上这些特殊性，我们就需要坚持“绩效思维”，通过绩效考核来反向推进管党治党。具体说来，一则要细化管党261“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严”的概念研究治党责任，把责任分配到每个部门、每个岗位和每个人头；二则要优化绩效考核，确立科学、可操作化的考核标准，严格依照标准问责，以减少管而不严、治而不力、监督无效的现象（桑学成，2019）。通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严”的概念形成了以上这些内涵。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不断推进，“严”的内涵还将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四 全面从严治党：“严”的认识误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需要以准确理解“严”的概念为前提。如果对“严”这一概念的理解出现偏差，则会造成“全面从严治党”在实践中遭遇挫折。通过认真回顾党的发展历史，以及严肃审视当前管党治党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梳理出六种对“严”的认识误区。第一，将“严”误解为“惩罚主义”。所谓“惩罚主义”，是指把从严治党错误地理解为一种惩罚和“报复”，进而将犯了错的党员干部视作“敌人”。在党的历史上，由于王明路线的统治，我们在处理党内问题时出现了很多过火行为，使党的事业遭受重大损失。直到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才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并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理念（李君如，2014）。在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严”不等同于手段越严厉越好，打击越残酷越好，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科学合理地使用“四种形态”。同时，在采取惩戒措施的时候，除了极少数严重违法违纪且负隅顽抗者，一般都要做好思想工作，对其进行教育和挽救（习近平，2020）。第二，将“严”误解为大水漫灌、主次不分。“严”既是一个讲究方式方法的概念，也是一个讲究精细治理的概念。它的展开是有条理、有主次和讲策略的。不能一提到“严”，就理解为要实施大水漫灌，“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事实上，贯彻落实“严”的要求不能追求361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形式上的面面俱到，而是要在正风肃纪和反腐败过程中找准突出问题、抓住主要矛盾，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反腐败过程中，要实施“靶向治疗”、精准惩治，保证问题处置的稳和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21）。第三，将“严”误解为越俎代庖、越界干涉。管党治党的大部分活动可归属为“监督”范畴。在监督实践中，很多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分属不同的业务口径，这就要求监督者一方面要积极监督，密切跟进被监督者的业务活动；另一方面不能混淆双方界限、越俎代庖，毫无章法地介入被监督者的具体业务。在践行“严”的要求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准问题的着力点和发力点。第四，将“严”误解为层层加码、上纲上线。中央对管党治党进行严格要求，主要目的是防止相关部署在贯彻落实过程中被虚化，导致管而不严、治而无效。然而，在当前实践中，有的责任主体没有认真理解中央部署的真实意图，没有全面把握监督活动的内在目的，一味提高问责目标，一味升级惩罚手段，一味扩大追究范围，造成了层层加码、上纲上线的现象（蒋来用，2019）。事实上，在处理具体的事务时，“严”有自身的客观要求，即需要措施和目标相匹配。如果执行人层层加码、上纲上线，则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行为。第五，将“严”误解为只求速度、不讲规则。“全面从严治党”包含的一项重要要求是“依规而治”，无论是正风肃纪还是反腐败，都要求严格遵循党纪国法、制度程序。然而，在当前实践中，有的责任主体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只求从快从速处理问题，完全不顾程序、脱离制度要求，以处置速度的“快”来彰显所谓的“严”（蒋来用，2019）。事实上，不遵守制度规范、忽视党纪国法的“严”，只能“严”一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严”。这和“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真正的“严”应当是遵守制度程序、合乎法治精神的“严”。同时，只有这种“严”才具有权威性，才能令人信服。第六，将“严”误解为攻其一点、不顾全局。在“四个全面”战461“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严”的概念研究略部局中，“全面从严治党”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党服务于治国。为此，在管党治党过程中，相关的措施需要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相协同，要使管党治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能把管党治党和社会经济建设割裂开来，不能在监督问责过程中不顾社会效果。责任主体在管党治党过程中应当心怀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找准自我工作的定位，把治党和治国密切协同。回顾党的百年历史，党在自我建设和自我治理中留下了很多重大教训。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需要认真学习党的历史，积极从历史中寻求智慧，这对避开如上这些误区是非常有价值的。五 结语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围绕管党治党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经验。可以说，有效遏制腐败并且形成一套常态化的腐败治理体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光辉成就。然而，在这个领域中，基础性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还不足以有效支撑实践的可持续发展，不足以支撑中国在国际层面获得充分的话语权。学界应当立足鲜活的管党治党和腐败治理实践，抓住关键问题和关键概念，展开扎实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参考文献邓小平，199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邓小平，200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黑格尔，2009，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胡锦涛，2016，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江泽民，2006，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蒋来用，2019，问责异化的形成与矫正机制研究，河南社会科学 第 7 期。李君如，2014，毛泽东与近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李君如，202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福建人民出版社。561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桑学成，2019，全面从严治党的难点及对策研究，人民出版社。石仲泉，2012，我观党史四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石仲泉，2018，党的建设理论热点今日谈，广东教育出版社。王沪宁，1990，反腐败 中国的实验，三环出版社。习近平，20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习近平，20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21，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661英文目录及摘要tamper-proofing，whi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al-time sharing of infor-mation，alleviat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ensure that grassroots governmentinformation is truly traceable.In view of this，this paper improves the microcorruption formula based on the three elements of discretion，responsibilityand monopoly contained in the macro corruption formula，reveals the internalmechanism of blockchain regulation of small and micro power，and providessystematic institutional suggestions on its implementation path.Keywords：Grassroots Governance；Power Restriction；Blockchain；Distributed Structure；Big Data CollaborationOn“Strictly”in the Strategy of“Strictly Governing the Party in anAll-round Way”Zhou Ruizhi/149Abstract：In the strategy of“Strictly governing the party in an all-roundway”，“Strictly”is the key word.The concept of“strictly”is developed inthe history of self-governance of the CPC.It is a reflective，keynote，quanti-tative and methodological concept.In particular，in time，space，degree，stage，level and so on，“Strictly”has special requirements.Any deviationfrom these requirements will 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