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乾隆%29天门县志》与章学诚方志编辑思想的发端.pdf

20237（下）科技传播56理论探索作者简介：尹晶晶，研究生在读，湖北民族大学，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斅。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戊戌（1778）进士。章学诚以中国古代学术史及目录学、校勘学、方志学等领域的研究著称。章学诚一生著述甚多，计文史通义九卷，校雠通义四卷，方志略例二卷，文集八卷，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检存稿 四卷及湖北通志未成稿 一卷，又有乙卯札记 丙辰札记 知非日札和永清县志和州志 等汇为 章学诚遗书外编 十八卷，在章氏去世 120 年后由刘承幹编为章学诚遗书五十卷得以传世。仓修良方志学通论认为，中国地方志的发展，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地记、隋唐五代的图经、体例趋于定型的宋元方志、迅速发展的明代方志、进入全盛时期的清代方志五个阶段的发展1。也有学者把中国方志学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汉唐为萌芽期、宋代为初创期、元明为发展期、清代为成熟期2。皆认为清代方志学发展进入了成熟和全盛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3。章学诚少不好科举，壮不乐考据，终生潦倒，于是把“纂修志乘”视为其实现理想施展才华的途径。其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云：“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4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自述称：“鄙人少长贫困，笔墨干人，屡膺志乘之聘，阅历志事多矣。”4叶瑛校注云：“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实斋省亲湖北，翌年，佐父骧衢先生（章镳）修天门县志；三十八年（1773 年），应和州知州刘长城之聘，修和州志；四十二年（1777 年），应永清县知县周震荣之请，修永清县志；五十四年（1789 年），为亳州知州裴振修亳州志；五十七年（1792 年），为湖广总督毕沅修湖北通志。”4可见，与修天门县志实为章学诚毕生著述事业之始。因此，要厘清章学诚方志编辑思想之发端，必从考察（乾隆）天门县志始（下文简称天门县志）。1 天门县志与章学诚的关系由于天门县志没有署章学诚的名字，具体分工名单中也没有章学诚的姓名出现。所以，很多目录在著录天门县志时并没有将其归入章学诚著作之中。比如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就著录为“（乾隆）天门县志二十四卷首一卷，（清）胡翼修，章镳鉴”，并没有署章学诚之名。只是在提要中明确表述了章学诚与该志的关系。“镳子学诚，是时写有吴天门胡明府修志十议。志以学诚修志十议所倡，力仿史体，分为五考、八表、十四（乾隆）天门县志与章学诚方志编辑思想的发端尹晶晶摘 要 （乾隆）天门县志虽未直接署名“章学诚纂”，但是章学诚曾深度参与并将自己早期的方志编辑思想融入其中。修志十议中的观点在天门县志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实践；方志立三书议的思想也从编纂天门县志的实践经验中萌发。因此，天门县志既是章学诚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其方志编辑思想的重要源头。关键词 章学诚；编辑思想；天门县志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3）335-0056-04科技传播57理论探索列传。其义例得宜，合乎体要，为学诚所倡。”5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则明确著录为：“（乾隆）天门县志二十四卷首一卷，（清）胡翼修，章镳章学诚纂。”6最早将天门县志直接署名为“章学诚”的当为张之洞书目答问：“和州志 亳州志永清县志天门县志，章学诚。”范希曾补正云：“天门县志乃其父励堂主撰，实斋佐其役。”7对于以上这种分歧，其实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早有定论：“乾隆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俱章实斋独撰；乾隆天门县志，石首县志，俱章实斋参与。”3所以，天门县志虽不能直接署名为“章学诚纂”，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章学诚曾经深度参与其中。正是这种参与，使其将自己的史学理论，方志学思想与撰志实践有了第一次相结合的机会。当然，今天所能见到的天门县志已与章学诚最初的设想及实践有了较大的出入。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天门志呈览，中为俗人所改，所存才十之六七。著作之事，必自己出，即此亦见一端。”8也就是章氏父子编成的 天门县志 在呈交上去之后，经过了大幅改动，所存不过百分之六七十。但是，今天从天门县志与同期其他县志截然不同的体例，仍然可以看得出，这是一部理念和体例全新的地方志。天门县志不仅与此前和此后其他县的方志完全不同，与章学诚十多年以后自主修成的永清县志也有不同。普通地方志一般分为地理志、建置志、田赋志、祠祀志、官师志、人物志、风俗志、艺文志、杂考等，而章学诚的理想中方志是四体：纪、谱、考、传。而落实到天门县志最终呈现的是：八考、十三传、五表和余编。其中“五表”相当于修志十议中的“谱”，所以，天门县志实际上是四体已备其三，即谱、考、传。最后的“余编”相当于其他县志中的“艺文志”。应该说，天门县志这种前所未有的全新体例，正是章学诚方志编辑思想深刻影响的结果，也是其方志编辑理念的具象呈现。2 修志十议在天门县志中的实践天门县志卷首刊印了章学诚修志十议。修志十议可以视为章学诚方志编辑理念的集中阐述与最早公开发表。此文系统提出了著名的“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而立四体，以归四要”的主张，又从“职掌”“考证”“征信”“征文”“传例”“书法”“援引”“裁制”“标题”“外编”十大方面详实阐述自己的修志主张。而这些主张中，最引人注意的当属“四体说”。“有四体：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4明确提出方志应有“纪”“谱”“考”“传”四体。这个观点最早的系统表述是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窃思志为全书总名，皇恩庆典当录为外纪；官师铨除当画为年谱；典籍法制则为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则为传以列之。”4天门县志虽然在实际执行中并没有完全按章学诚的设想编纂，但无疑仍是修志十义最早的实践成果。首先，修志十议“立四体”的主张，在天门县志中基本上初具其三。天门县志中的“地理考”等“八考”可视为对“典籍法制宜作考”的具体实践；天门县志中的“五表”（封建 官师等）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对“官师科甲宜作谱”的践行；天门县志中的“循良列传”等“十三传”完全是对“名宦人物宜作传”的诠释。唯有“皇恩庆典宜作纪”没有在天门县志得到体现。其次，修志十议“议征文”在天门县志中得到了很好贯彻。最能体现章学诚方志编辑思想的正是在“艺文志”中。一般的地方志（特别是县志）的“艺文志”基本上都是抄录本县文人的作品甚至碑刻铭文。特别是一些偏远小县，基本没有多少可供抄录的艺文作品。而天门县志则别具一格，“艺文考”模仿的是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这样的史家目录，只是按类排列著作目录，不抄录作品原文。而一般的普通县志在“艺文志”中重点抄录的本地诗文著作，则被章学诚全部纳入了天门县志最后的余编之中。具体来说，天门县志艺文考将古今天门士人著作“爰分列其门五，曰：经、史、子、集、杂著，勒为一卷，考艺文五部著述”，即将古代以来的天门士人的著作按经、史、子、集、杂五类，著录其书名卷数与作者。天门县志余编则完整抄录了姜绾正本堂记 仕学堂铭 邻里亭记，张崇德广运仓记，程大夏常平仓记等与本县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文章以及当地一些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可能是最早的天门民间故事的收集与整理。之所以这样处理，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说：“人物之次，艺文为要。近世志艺文者，类辑诗文记序，其体直如 文选；而一邑著述目录，作者源流始末，俱无稽考，非志体也。今拟更定凡例，一仿班志刘略；标分部集，删芜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斯则有裨文献耳。”4明确表明反对传统县志中“艺文志”20237（下）科技传播58理论探索通行的“类辑诗文记序”的做法，要模仿班固汉书艺文志、刘歆七略等著名史家目录学著作，来编一部全新的“艺文志”。再次，修志十议“议标题”在天门县志中有非常明确和具体的呈现。章学诚以前的方志，总名为“志”，各部分仍然叫“志”。例如（康熙）大冶县志各部分仍然叫地舆志、建置志、田赋志等。不同层级的概念使用了同一个名词，这会造成逻辑的混乱。所以，天门县志一改旧规，全志下列 24 篇分别题为“地理考”“建置考”“食货考”，或题为“儒林列传”“忠义列传”，或题为“表”“余编”，无一复称志者。对此，章学诚修志十议议标题云：“近行志乘，去取失伦，芜陋不足观采者，不特文无体要，即其标题，先已不得史法也。如采典故而作考，则天文、地理、礼仪、食货数大端，本足以该一切细目。而今人每好分析，于是天文则分星野、占候为两志，于地理又分疆域、山川为数篇，连编累牍，动分几十门类。”4又说：“故志体坏于标题不得史法，标题坏于艺文不合史例；而艺文不合史例之原，则又原于创修郡县志时误做名山图志之广载诗文也。”4章学诚层层递进，把史体之坏的根由归结为误将县志当作名山图志，收录了太多的诗文作品。这样的观点，可以视为后来成为方志编辑史上“章戴之争”的最早渊源。在修天门县志 七八年之后，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章学诚与戴震相遇于宁波道署。这是“清代中叶学术思想史上的两个高峰”第二次会面。而这次“宁波之会”则主要是就方志编辑进行思想交锋。戴震属于清代方志学中的考据派（或称地理派），主张修志只用详于地理沿革就够了。而章学诚则属于清代地理学中的文献派（或称史学派，新派）1，则主张方志要明确体例，广收文献。最早在天门县志中刊布的修志十议 反对把县志写成“名山图志”，也是认为方志不是单纯的地理学著作，而应该是具体而微的史学著作。3 方志立三书议在天门县志中的萌发章学诚的方志编撰思想早期的理论表述是在修志十议，对应的实践成果则是天门县志；而晚期的理论表述则是方志立三书议，其对应的实践成果则是湖北方志检存稿。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曾自述：“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别识心裁，勒为三家之学。”4这句话表明，方志立三书议是在修湖北通志时期正式提出的理论。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一文写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是章学诚晚年（55岁）方志编辑心得的集中体现。此文开篇云：“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 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惧人以谓有意创奇，因假推或问以尽其义。”4一套志书当由三部分构成：志，掌故，文征。将一部县志变为三部书，这种大胆想法虽然是章学诚晚年才公开提出。而且他仍然担心世人无法接受，所以在方志立三书议第二部分马上以自问自答的形式进行了解释。章学诚将自己的三书分别比附于 周礼中的“外史掌四方之志”（对应“志”）、“行人又献五书”（对应“掌故”）、“太师又陈风诗”（对应“文征”）三种史官的职守。其实方志立三书议的基本想法，在天门县志中已经见其雏形。天门县志卷九表其实就相当于“掌故”。因为在章学诚眼中，律令典章制度科举这些其实都不是志书该有内容，于是他将这些全部放进了表 中。表 后来形成了“掌故”这一大类。这一理念，从 天门县志 开始萌生，历经和州志政略 永清县志政略的演变，再到 亳州志 掌故。多年的思考和实践，才将 天门县志中表的内涵逐步发展为“掌故”。“掌故”像章氏的“三书”理论那样完全独立出来，则是在章学诚裁定的麻城县志（乾隆六十年刊印）才实现的。方志立三书议中的“文征”则是由天门县志的“余编”演变而来。前面说过，章学诚方志编辑思想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对“艺文志”的处理。章氏在天门县志艺文考中放的不是传统县志艺文类的内容，而是一县之士人全部著作的目录，那么一县士人的诗文作品，反而无处安放。对此，年轻的章学诚在天门县志中似乎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处理办法，只能将其放入全志最后，称为“余编”。这个尴尬的“余编”不久就在和州志文征得到妥善安置。也就是将一县之士人诗文作品全部纳入“文征”，而著作目录则归入“艺文”。和州志今天已失传，所以文征是否独立成书则不得而知了。但是今天仍然存世的章学诚编纂的永清县志和麻城县志则已经将“文征”独立出来了。方志立三书议中的“志”则是传统方志的主体部分。“志”对应的就是天门县志的“八考”和“十三列传”中的内容。此不赘述。而方志立三书议一文最后其实还提出了科技传播59理论探索http:/ 3 江 苏 省 新 闻 出 版 局.浅 论 新 时 代 的 乡土文化出版EB/OL.（2022-06-23）.https:/ 余编前半部分诗文著作可以归入“文征”，后半部分的民间传说之类的则仍无可归。因此章学诚在方志立三书议 最后加了一个“丛谈”专收此类材料。方志立三书议作为章学诚方志编辑思想的终极理想（将一套方志分为志 掌故 文征三书），最终是否在湖北通志完全实现，由于章氏湖北通志并没有完整保留下来，我们无法确知。但是从章学诚遗书中保留下来的几篇文献，如湖北掌故叙例 湖北掌故目录 湖北文征叙例8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不是由于毕沅中途调离湖北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应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甚至是有可能已经实现了，只是今天没有见到而已。至于湖北文征在章氏生前虽未编成，但是民国学人王葆心、甘鹏云、张国淦、石荣暲等人却替他最终完成了。总之，天门县志作为章学诚学术生涯的第一部成果，方志编辑思想的第一次实践，其中包含了很多贯穿他一生的学术思想的最初形态。或者可以说，章学诚晚年关于方志编辑的很多理念，都能在天门县志中找到投射点。代表章学诚方志编辑思想最重要的两篇文献修志十议与方志立三书议，分别写于 27 岁和 55 岁，是他早年和晚年方志编辑思想的最集中体现。而这两篇文献都与天门县志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说天门县志在章学诚方志编辑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天门县志各卷前后都有序和论，虽未直接署名为章学诚，但从行文风格和思想观念上来考察，当为章学诚手笔。这些应当成为今后研究章学诚方志编辑思想不可忽视的材料。参考文献1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韩章训.论方志学发展历程J.新疆地方志，2016（3）：14-18.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2020.4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5金恩辉，胡述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M.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17-44.6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624.7张之洞，来新夏.书目答问汇补M.北京：中华书局，2011：413.8章学诚.章学诚遗书Z.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上接第 5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