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与清廉：论政治安全视野中的反腐败斗争.pdf

安全与清廉：论政治安全视野中的反腐败斗争刘 林*摘 要：从政治安全的视野透视反腐败斗争，可以发现政治腐败隐含政治风险，政治安全和政治清廉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安全与清廉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终极价值相同、过程相似、需求共通的多重关系，从政治安全的认识高度来谋划新阶段的基本策略是外靠人民民主、内靠全面从严治党，从政治风险防范化解的战略高度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对策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和反对“运动式”反腐。关键词：政治安全；政治清廉；反腐败斗争政治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本，是指“一个国家由政权、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要素组成的政治体系，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以及面对风险和挑战时能够及时有效防范、应对，从而确保国家良好政治秩序的能力”（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2019）。政治清廉可以被理解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的理想状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作者简介：刘林，1989 年生，湖北大冶人，中共重庆市开州区委党校政治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基本理论、地方治理。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期率，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习近平，2020）。反腐败斗争攸关党的执政地位、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危。基于此，应该将反腐败斗争看作建构安全中国与清廉中国的复合领域。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关键时刻，从政治安全的宏大视角来透视反腐败斗争，探索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在价值导向、政治过程、共性需求等各个方面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揭示反腐败斗争在下一阶段的基本策略和重点举措，对保持中国共产党走在时代前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以政治安全为切入点来研究反腐败斗争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来，学界就已经意识到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安全中国与清廉中国、防范化解政治风险与反腐败斗争的深刻关联，并就相关问题发表了许多不同见解，产生了很多学术成果。由于文献众多，笔者仅对从政治安全视角论及反腐败斗争、建设清廉政治的相关文献作如下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一）从外国经验来论述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的相关性对于任何国家、任何社会而言，腐败都是“政治之癌”。它能削减政府的公信力，销蚀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侵害人民利益。每个国家都立足于自身的历史与实际，通过惩治腐败来维护政权安全、巩固政治秩序、推动政策执行，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反腐败斗争经验为我们深化认识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的相关性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周琪（2004）梳理了美国从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延续至今的反腐败斗争，认为美国先后通过文官改革运动和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设立道德标准的同时，还通过设立监督执行道德标准的机构、制定 政府道德法861安全与清廉：论政治安全视野中的反腐败斗争和 政府道德改革法、将法律约束扩大至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等行动才最终形成一套反腐败机制。有研究者以专题形式考察了苏共亡党亡国与政治腐败的关系，认为“苏共从兴盛到败亡，苏联从强大到解体，是多因素综合引起的复杂事件，但苏共内部的腐败无疑是大厦坍塌的重要导火索”（宋梁缘，2020）。另外，有研究者还从个别国家发展历程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清廉对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卢正涛（2007）在研究新加坡的“好政府主义”时指出，“新加坡在自治前政府的腐败相当严重，1959 年大选人民行动党获胜是林有福政府的腐败使选民深感失望，转而投了人民行动党票的结果。人民行动党政府领导人以身作则，在新加坡人民心目中树立了廉洁形象”，并认为廉洁政治对新加坡铸造民族国家和实现现代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二）政治系统中的安全与清廉伊斯顿（1999）认为政治是一个整体系统，无论是在价值层面还是在现实生活层面都无法分割开来，这一系统“处于自然的、生物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环境包围之中，并处于来自其他系统的影响之下”。从政治系统来看，安全和清廉是维持这个系统正常运行的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并且始终处于相互影响作用之中。亨廷顿（1989）说，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当腐败严重到一定程度时，经济行为的规则就将取代政治行为的原则，这是政治系统即将崩溃的前兆。虞崇胜、李舒婷（2012）从政治腐败损害国家政权根基、制度运行、政治信任、政党执政安全、政治秩序和国家利益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全方位地展示了政治腐败对政治安全的巨大危害。他们的研究也从侧面说明了安全与清廉是一个政治系统不可分割的价值追求，一方的缺少乃至消失都将威胁另一方的存在。相应地，一方的优化进步将对另一方产生积极影响。961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三）以党的建设来实现安全与清廉如果将安全与清廉看成是理想的状态和实现这种状态的能力，那么以党的建设来实现这种理想状态、强化这种能力是很好理解的。这类研究的基本逻辑如下：政治安全包括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安全，“打铁必须自身硬”，要在新时代持续实现政治安全的状态和能力，就必须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其中最有效、最常规的途径是加强党的建设，而推进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抓手和重要内容，实现海晏河清、朗朗乾坤是党的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申言之，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的重担最终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加强党的建设是一体实现安全与清廉最重要、最根本的共同途径。以党的建设来实现安全与清廉在应然层面具有顺畅的逻辑，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自动实现。有研究者就依靠反腐败斗争来推进党的建设提出了“治本”的建议：一是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增强制度的执行力；二是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制度；三是加强决策与权力的运行监督；四是摆脱“运动式”管党治党的影响（李景治，2016）。（四）基层政权中的安全与清廉有论者将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分为两大类，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出“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刘普、林毅，2011）。这种理性思考得到了经验研究的证实，有课题组于 2012 2015 年对全国 28 个省区市 602 名基层干部进行了社会调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调查所涉干部认为干群矛盾是当前我国突出的矛盾之一”（朱力、汪小红，2017）。就基层政权中的安全与清廉关系问题也有相关实证研究，于建嵘在对湘南 40 个“失控村”进行调查之后发现，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入侵已相当严重，其手段主要包括宗派控制的民主选举、经济能人的利益诱惑和政治精英的红黑蜕变071安全与清廉：论政治安全视野中的反腐败斗争（于建嵘，2007）。按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基层政权分为农村基层政权和城市基层政权。在农村，是指乡、民族乡、镇一级；在城市，是指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街道。这些都是与人民群众接触十分密切、利益直接相关的政权组织，它们的任何弱化、虚化和黑化都直接削弱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最终毁坏国家政治安全的基石。回顾相关文献，通过政治安全这个较为新颖的视角来研究政治清廉问题，初步获得了以下认识和观点：一是安全与清廉都是政治系统得以维持和发展的价值依托，并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相互交叉缠绕；二是通过古今中外的事实可知，腐败是危及政治安全的导火索，腐败能够削弱国家力量、腐蚀政权合法性以及为国外势力颠覆政权提供借口，所以反腐败斗争是同时获致政治安全和政治清廉的重要工作；三是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加强党的建设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路径，也是实现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的题中应有之义。立足于前文提出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现状，较为合理的研究思路是：其一，从价值旨归、过程特征和共性需求三个方面论述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的纠缠交叉，对二者的关系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其二，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新起点和政治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论述下一阶段反腐败斗争的策略；其三，站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新起点，围绕维护和塑造政治安全、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反腐败斗争的措施建议，以期实现由压倒性胜利向彻底胜利的巩固发展。二 对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关系的多维考察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的纠缠重合是多维度、多方面、多环节的，真理总是被裹在重重面纱之中，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揭开面纱，才能看到真相。171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一）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的终极价值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古希腊政治文明诞生之初就有一种“政治崇拜”认为政治是人类生活最高的善、终极的价值体现，亚里士多德（1965）更是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与之相类似，诗经 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对政治的极端崇拜将个人完全奉献给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城邦还是国家），个人的存在是为了达致政治上的团结、富强以及安全有序。这种政治观明显扭曲了人与政治的正常关系，而这种扭曲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极致。黑格尔（2009）在论证政治国家合于精神发展的规律时提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它在被提升至普遍性的特殊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出现之后，这种扭曲的关系才恢复到正常 “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1972）。在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中，政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阶级关系的集中体现，政治与国家都不具有终极价值，终极价值是人 个体的人和作为群体的人民。值得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中的人必须区别于启蒙思想家们的天赋人权、自然权利思想，因为后者只是从其中引申出国家的目的是保护人的权利和财产，而没有推导出人通过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实现自身的解放。申言之，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政治的终极价值是人，而不是相反。因此，安全与清廉都是政治的重要价值，但是政治本身不具有终极价值，终极价值是人，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最终都是以人民为中心来支撑的。这个结论在现实中也可以找到直接证据，无论是清廉还是安全，最坚固、最有效的实现路径还是依靠人民，只有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发动蕴含在亿万人民之中的力量，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清廉与安全。271安全与清廉：论政治安全视野中的反腐败斗争（二）安全与清廉在政治过程中都表现为破立并举安全与清廉不仅是政治的价值目标、理想状态，而且必须表现为活生生的政治行为，并且这些行为在时间向度中具有连续性，以破立并举的形式贯穿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过程。一方面，为了维护和塑造政治安全，必须综合运用政治力量、法治力量、思想理论来打击那些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妄图颠覆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同时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通过发展强大自身来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塑造持久政治安全的根本之路；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政治生态的清正廉洁，必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依法打击行贿受贿，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这既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力，也要通过扎紧制度的笼子来推进不能腐，还要通过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培厚良好的政治生态土壤来增强不想腐的自觉。综合来看，实现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都需要审时度势、有的放矢地运用综合举措，都是破立并举的复杂政治行为，这是二者在过程中体现的共性特征。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破立并举的属性也传递给反腐败斗争，“反腐败工作破立并举的过程，也是反腐败工作标本兼治的过程”（光明日报，2015）。破立并举的本质是破坏和建设统筹进行，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的直接体现。（三）安全与清廉的政治共性需求是权力受到监督制约无论是作为政治价值，还是体现为政治行为，实现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对我们党和国家提出了很多改革需求，这些需求部分地呈现共通且多样化的特征。然而，其中最为突出、最为集中的共性需求是权力受到监督制约。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政治危机的爆发首先起源于国家政权和国家制度的自我损毁，这在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中已经得到无可辩驳的证实；而政治腐败的多发也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党的自身建设出现了“宽松软”之后的可见性病症。为了从371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源头上为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构筑起一道坚强防线，并且实现被动维护与主动塑造的良性互动，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政治权力受到监督制约。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权力是政治关系形成和得以维系的关键。权力在不同政治主客体间的作用是达致政治目的的抽象表现，政治目的永远指向良善政治，自然也就包括安全与清廉。抽象的政治权力运动必定在现实中体现为具体的形式，如指令、规制、教育、惩罚、暴力等。另一方面，政治权力先天带有扩展性，天然趋向于腐败。也正是因为如此，亨廷顿为政治腐败下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义 “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亨廷顿，1989）。既然政治权力如此关键，而个人谋利的冲动又使其如此易坏，就必须让其接受监督制约。这包括“在权力配置方面，要求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基本权力得到合理配置；在权力运行方面，要求实现权力赋予、权力使用、权力监控相互分工又相互衔接，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虞崇胜、李舒婷，2012）。三 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基本策略如前所述，政治清廉有助于促进政治安全，对应地，政治腐败也极可能转化为政治风险，这就决定了我们有必要从政治风险防范化解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反腐败斗争的基本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沿着这样一条线索螺旋推进 从“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状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6）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人民日报，2016），到“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习近平，2020），再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人民日报，2021）。这条线索既表明了反腐败斗争的艰难复杂，也表明了随着深层次腐败问题的不断暴露和解决，“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反腐败斗争也将越来越指向国家政治安全的战略高度。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反腐败斗争新的阶段性特征讲了四个471安全与清廉：论政治安全视野中的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新华日报，2022）。循此论断，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阶段性新特征也提出了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基本策略 “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新华日报，2022）。也就是说，从政治风险防范化解的战略高度出发，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基本策略是“双核驱动，内外兼修”：外靠人民民主，内靠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新阶段的反腐败斗争基本策略内涵深刻、意义重大，本文简要作一些阐释。（一）聚内外之力合而为一虽然是外靠人民民主，内靠全面从严治党，但这个内外只是力量集聚和作用的场域之分，不是力量作用方向的分隔，这两个“动力内核”发出的磅礴伟力最终都要聚合为一，清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这个理论内涵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反腐败斗争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毛泽东和黄炎培早在“窑中对”中就提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6）。然而，人民当家作主不能空有口号和理念，还必须有管用的制度机制，当前我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新形态（张君，2021）。还在发展完善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会不断发挥人民在反腐败中的主人翁和主体作用。与人民民主相匹配的必然是全面从严治党，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的党背离了初心使命，人民也将不会选择我们。这一认识具有世界意义，亨廷顿（1989）研究发现，“在缺少有效政党的国家，在个人、家族、派系或小集团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腐败最盛行。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体中，政党越弱小，越是不被社会所承认，腐化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只有把人民民主和全面从严治党深度结合起来，打通节点、理顺脉络，新阶段反腐败斗争才能取得彻底胜利。571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腐败的本质是极其简单的 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不正当的私人利益，但是今天其发生的社会土壤和手段途径是千变万化、极其复杂的。当前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方向是夺取“彻底胜利”，“彻底胜利”就意味着必须“彻底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实现海晏河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权力崇拜、特权地位、官本位、规则变通等腐朽思想在旧世界被摧毁后遗留下来，并和西方流入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腐朽堕落思想杂交，不断改头换面潜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肥沃腐败土壤的毒素。因此，为了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美国政治学家斯考切波（2015）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区分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政治革命所改造政权结构而非社会结构，而且并不必然要经由阶级冲突来实现”，“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相比，斯考切波对社会革命的认识还不够彻底，因为社会结构转变是显性的社会革命，更深层次的社会革命是人们脑海中思想观念的更新。马克思在论及法国雾月革命时也觉察到历史传统的遗传性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1972）。尽管当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近现代革命极大地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但更主要的还是一场政治革命和阶级革命，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现代化更新还没有彻底完成。因此，继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包括变革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伟大社会革命，反腐败斗争是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战役之一。671安全与清廉：论政治安全视野中的反腐败斗争四 从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高度来坚持反腐败斗争对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关系进行多维考察只是达到了理性的认识，对新阶段反腐败斗争基本策略的思考也只是一个总体认识。“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为了在现实中一体化塑造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就必须结合已有的理性总体的认识和反腐败斗争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建议。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虽然关系密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但毕竟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在现实治理中，不适宜将所有政治腐败问题都扩大化为危害政治安全的问题。有论者认为，“政治安全不是由固定的要素支撑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会受到政治生态的影响而调整变化，同时，影响政治安全的具体要素的影响力也会不断调整”（舒刚，2012）。由此可见，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向“彻底胜利”巩固发展的今天，政治腐败直接危害政治安全的情况已经大大减少，但腐败问题潜移默化地转换为政治风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做到居安思危，增强政治风险防范化解的意识和能力。从政治风险防范化解的高度来谋划推进反腐败斗争，不仅是治根本强基础，也是主动出招，对一体化实现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具有特殊意义。要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做到“两发展一反对”，简述如下。（一）继续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对政治权力的全过程监督 腐败产生于权力的腐化，防止权力腐化需要人民的监督，完善人民的监督需要继续发展民主政治，这个逻辑链条极为清晰。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民主政治以及民主监督的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什么？我们要发展完善的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要进行的监督是全过程监督。有论者认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要着力点是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表明，公共政策771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过程的民主化是我国形成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要着力点，同时也是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之一”（张君，2021）。虽然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健全完善制度反腐，但是在制度执行过程中仍存在制度虚置、制度剪切、制度置换、制度溢出四个问题（张旭、田雪梅，2019）。为了提高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和制度的执行力，压缩权力任性的空间，消减权力腐化的机会，就要用“全过程”这个理念来推进反腐败斗争，这和有些学者提出的“过程防腐”不谋而合 “应将权力监督的重心转向权力运行过程，将监督工作由主要依靠控制结果转向主要控制过程在政务过程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对权力运行过程进行制约和监督是过程防腐的核心内容”（朱光磊、盛林，2006）。我们的民主和监督屡屡在执行过程中落空走样，不仅会为腐败滋长留下空间，而且会让人民怀疑中国共产党人搞民主和监督的真实性，为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埋下风险隐患。为了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对政治权力的全过程监督，我们需要做的是：其一，通过调查研究、座谈会、征询会、听证会、恳谈会、网络问政、智库问政等多样化形式，在公共政策过程的议题设置、执行、评估、调整、监督等全链条全时态中广泛接受人民的意见建议，让人民群众充分参与其中；其二，要下定决心和力气解决专门机构力量不足、人民监督不便的问题，“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使政府管理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有机结合，拓宽和畅通人民群众参与监督政府尤其是参与过程防腐监督的渠道，保证人民群众可以便捷地实现对政府权力运行的监督”（朱光磊、盛林，2006）。（二）继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权力监督不足、制度执行不力除了外在条件有问题之外，还有人的精神力量发挥不足的问题。历史学家钱穆（2001）曾说道：“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托克维尔（2009）在考察美国建国初期的民主时也认为“民情”是美国政治制度稳固有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871安全与清廉：论政治安全视野中的反腐败斗争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为了让政治安全拥有牢不可破的思想基础，让政治清廉成为人们的生活日常，让二者的相关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就必须发展壮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廉洁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下属范畴，内容主要包括廉洁政府与廉洁社会，总目标是建设清廉中国。其基本路径是“要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机关、社区、学校、企业、农村和家庭，促进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努力形成党风政风与社会风气的良性互动局面”（习近平，2006）。其具体措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继续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廉政思想和理论，将其时代化、大众化；二是挖掘我国传统廉政思想文化资源，精准祛除糟粕成分；三是整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等不同时期的廉洁典型故事，凝聚起清廉中国的感人力量。发展廉洁文化志在“养心”，既是专项工程也是配套工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必须将其纳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三）反对部分存在的“运动式”反腐思维和行为方式尽管党中央多次强调反腐败斗争要“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但是一些领导干部仍将反腐败斗争看成是一场“运动”，讲话动员等前期准备工作做得足，较真碰硬的工作做得少，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存在走过场的危险。“运动式”反腐思维的典型特征是认为反腐败就是“一阵风”，如果被查处了算倒霉，运气好就可以平平安安，并且“这阵风”终将过去；“运动式”反腐行为方式的典型特征是“运动中一切从严，但运动过后，一切又恢复原样。政策、措施、规矩，要么被淡忘，要么名存实亡”（李景治，2016）。深刻来看，“运动式”反腐思维和行为方式在一些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存在，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政治意识淡薄相结合的怪异产物，它的存在埋下了多方面的政治隐患，必须坚决反对。整治“运动式”反腐思维和行为方式的重要途径是优971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化上级对下级的反腐败考核方式，减少考核过程中的文山会海、过度留痕、看文字材料厚度等外在形式的考核比重，增加更多的实质性考核内容。五 结论和反思总而言之，从政治安全的视角来思考和推进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最终目的是一体化建设安全中国和清廉中国，是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和腐败风险，是解决问题而不仅是认识问题。这也是本文可以与哥本哈根学派所谓“安全化理论”对话的地方。巴里布赞（Ba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aver）、杰普德王尔德（Jaap de Wilde）在他们共同完成的 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一书中提出，安全化是把问题塑造成一种要么是属于某一特殊政治类型的，要么是高于政治之上的（Buzan etal.，1998）。这种“安全化理论”看似非常符合一些国家治理艾滋病传播、跨国毒品犯罪、贫困等问题的现实，与本文的研究思路粗看之下也很类似，但是二者有着根本区别。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是从纯事实描述的层面来谈论是谁把这个议题安全化和安全化过程是怎么产生的，但没有说明安全化过程为何会发生，也不探究这一过程背后的价值关怀。正是因为缺少价值关怀，这种安全化过程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官僚团体和利益集团共谋决定的，其实质是碎片化的利益博弈和利益再平衡。而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必须要在政治安全视野中来透视反腐败斗争，是因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清晰地洞察到二者的内在关联，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所不能解释和涵盖的现实。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的联系丰富而深刻，这既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从维护和塑造政治安全的认识高度来把握新阶段反腐败斗争策略，从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战略高度来推进反腐败斗争，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又081安全与清廉：论政治安全视野中的反腐败斗争要求精准施策，避免将所有腐败问题都上升为“政治安全问题”，否则只会使二者之间的联系变得泛化而空洞。值得说明的是，一体化推进安全中国和清廉中国建设，除了理论推演和抽象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将二者放置在一个具体场景中来考察研究，获取更多的经验材料，检验对策的有效性，做到理论结合实践、实践发展理论，这也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方向。参考文献光明日报，2015，立破并举 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1 月 15 日，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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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issolving political risks，theimportant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include todevelop the peoples democracy in the whole process and the clean socialist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in addition，opposing the“movement-style”anti-corruptionKeywords：Political Security；Political Incorruptibility；Combat Cor-ruptionCultural Anti-corruption：Functional Orientation，Situational Descrip-t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Ren Jianming Wang Pu/183Abstract：“Corruption”generally refers to a social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stability caused by improper work style and abuse of publicpower by some public officials.The breeding and spread of corruption arelargely influenced by cultural factors，such as the shackling of official ideolo-gy，rent-seeking space hidden in human culture，“indifference”of supervi-sion culture and value anomy.These factors hinder the in-depth development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