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与日常生活史研究.pdf

摘要日常生活史研究旨在揭示生活细节背后的制度，与礼制研究殊途同归。目前关于中国古代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对“三礼”等经学材料关注不够。礼记中包含丰富的日常生活史内容，记载着古人一天的生活安排、一生的人生节律和一年的时令行事，正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记忆。在礼记中，曲礼篇尤其重要，其内容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自汉代以来曲礼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童蒙教育，汉唐之间存在少儿诵读曲礼的传统。后来唐代的太公家教和清代的弟子规接续了这个传统，都有大量直接袭自曲礼的内容。这些从少儿时代就口诵心惟的生活规范，影响人的一生乃至整个民族的日常生活。关键词日常生活史研究;礼记；曲礼；太公家教；弟子规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021）作者简介杨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图分类号K8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23）04-0194-10杨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思想文化史研究】日常生活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学界并不缺乏相关理论。1然而，其研究史料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段，对于早期经学文献中的相关记载重视不够。2在“三礼”文献尤其是礼记中，记载着丰富的古代日常生活史内容；其中的曲礼篇尤其值得重视，它以童蒙读物的形式教育了历代少年儿童，其日常社会生活的种种细节影响了无数中国人。深入梳理这些经学文献，有助于拓展与深化古代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一、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礼制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常生活史研究成为西方史学研究的一大趋势。与此前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传统学术研究不同，日常生活史研究在史料范围、问题意识、方法和边界等方面并未形成定型的理论范式，但这并未减弱它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影响。大致说来，它具有以下一些学术理路和研究方法：一是研究视角的转变。此前的研究注重“宏大叙事”（长时段、大跨度、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等），较少聚焦民间社会生活；同时，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历史学过于追求“科学化”（数据化），力图由之揭示人类社会的某种规律，这种研究被批评为“见物不见人”，忽略了个人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历史发展应当是鲜活的人和事，而不礼记 与日常生活史研究194是貌似科学的冰冷模型。二是研究对象的转变。从此前政治史、经济史等研究的“主流”对象，转向研究下层社会，包括基层民众的社会结构、人际网络、日常生活、家庭关系、个人情感和需求之类，可以说是“向下”的历史、“形而下”的历史。三是研究方法的转变。日常生活史研究借用了文化人类学用以调查原住民的方法，只不过将调查对象换成古人，人类学的方法与历史学的史料相结合，便产生了化学反应。例如，在中国出现了以华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导的“历史人类学”这一分支。日常生活史的兴起与西方现代史学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不无关系，与西方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的潮流也有关联。它意味着对现代化“铁律”的解构，是对长期以来史学模式的质疑，是对“历史本体”的质疑。正如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我们发掘琐闻轶事和游记，便能显露社会的面目。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行方式决不是无关紧要的。3在年鉴学派看来，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成为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实际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梁启超开创的“新史学”体系，并不注重日常生活史研究。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评道，以往的二十四史都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是“帝王中心论”和“正统观”的产物。他认为古代史书存在四大弊端：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4。梁氏主张新史学区别于旧史学，是要反对英雄史观，反对以朝廷为中心的正统史观，研究国家和群体要为现实服务，同时反对单纯的事实还原。梁氏的史学理论影响了中国100年来的史学研究趋势，例如研究国家、民族，主张史学为现实服务等。然而，新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部分地否定了梁氏的某些史学见解。例如，日常生活研究注重的就是个人和细节，并非国家和民族；而描述史学、口述史学注重的仅仅是事实还原，采取的就是中立的“他者”立场，这与梁氏呼吁的“有理想”并不合拍。日常生活史研究并没有在中国现代史学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救亡图存、保国保种，使得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理念和话语居于主流，家庭亲情、个人行为成为次要的内容。正如冯尔康先生所说，“五四运动后个人主义让位集体主义”，这在社会史研究中是一种“现实观念的本能反映”5。梁漱溟早年也说过，所谓“文化”归根到底也就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6。李泽厚也曾指出，“生活就是历史本体”7。但是总体而言，日常生活史研究在20世纪并未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近年来，一大批学者开始加强日常生活史研究。提倡最力的常建华教授主张，社会史要从“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他说，日常生活史研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生活的“日常性”，即重视重复进行的“日常”活动；二是一定要以“人”为中心，不能以“物”为中心；三是“综合性”，单独研究某人的个别活动不能反映当时人的整体生活面貌。8总体而言，就是“从群体史深入到个人史研究”（冯尔康语）。其他一些学者，如侯旭东、罗新、鲁西奇、王笛、王振忠、卞利等的研究都有此种倾向。9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与“非日常生活史”的内涵，即文化、制度、经济等方面，是完全可以打通的。常建华先生认为，制度往往内化于生活，需要“从生活理解制度，从生活史的角度促进制度史的研究，同时注意生活与制度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由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所折射出的制度，就是礼制研究的内容；他主张的“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化领域打通”10，实际上就是将“俗”与“礼”打通。简而言之，日常生活是俗，“非日常生活”背后所蕴藏的制度性结构，就是礼。一般认为，关于礼与俗之间存在这样几重关系：第一，礼是上层社会的制度和规则，是精英文化的表现；而俗则是大众文化，即下层庶民的195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第二，礼起源于俗，但下层庶民的生活习惯一旦被上层社会吸收并赋予国家意志，则成为礼制、礼典之类，具有指导性和强制力；而俗则多源于自发，所谓“习惯成自然”。第三，礼的影响范围更大，可以视为文化的大传统，即雅文化；而俗的影响范围可能是区域性的，只是文化的小传统，即俗文化。11实际上，礼与俗互动频繁，并且可以相互转化。这包括两种转化：一是同时代的上下阶层的转化，即自上而下的“移风易俗”“礼下为俗”，或者自下而上的“因俗治礼”；二是异时代的变化，前代之俗可演化为后代之礼，前代之礼也可能演化为后代之俗。正由于此，礼俗之间实难区分，古今学者常常称某一时代的“礼俗”，或者某一地区的“礼俗”，用以概括彼时彼地的文化。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俗社会”，中国历代正史中都有礼仪志，但却没有风俗志，这并不表明礼与俗的割裂，恰恰说明二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中国的25部历代正史中，有17部专门列有 礼志乐志 或 礼乐志；有 15 部列有律历志（或历志），其中有8部专门讨论过乐律。还有一些正史，另外列有记载专门礼仪活动的祭祀志郊祀志舆服志等名目。但是没有一部正式的风俗志，为什么？按照儒家王道教化的理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老百姓才会“免而无耻”。地方风俗的改造和民间人伦的建设，必须通过礼制的推行才能够完成。所以礼记曲礼上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成俗，非礼不备。”统治者和士大夫都认为，风俗是从属于礼制的，主张以礼化俗，礼质俗表，二者不能绝然分开。12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强调“敦励风俗”，历代受过儒家教育的政府官员分布到全国各地，“化民成俗”（礼记学记），教化地方，于是各地的婚丧嫁娶、衣食住行便“整齐”起来。总之，日常生活史是下层社会的民间习俗，离不开上层社会的礼制教化；日常生活史的细节研究只不过是礼制研究的一种视角转换而已，二者可谓殊途同归。二、礼记中的日常生活史料到哪里去寻找古代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史料呢？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历代正史对之记载并不集中。首先，可从历代类书中查找，例如北堂书钞初学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类书中都有大量的古人日常生活史信息。它们有如当今的数据库，分类摘录了各种史料，极便检索。其次，可从古代尤其是宋元以来的文人笔记中考索古人的日常生活，如 世说新语酉阳杂俎唐语林武林旧事容斋随笔日知录阅微草堂笔记之类，都是很好的史料。其三，还可以从各种历代的方志、野史、文学作品中获取日常生活史料。现代学者瞿宣颖（兑之）先生对以上材料做过基础性的分类编辑工作。其中，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就是这些日常生活史的一个资料总汇，它分作衣饰、饮食、建筑、居处、器物、经济、民族、信仰、传说、婚姻制度、丧纪、娱乐、社交、交通、仪物、艺术、职业、语文、杂风俗制度等类，把历代文献中关于社会生活的原始文献都集于一书，极便于使用。正如顾颉刚的序言所说，该书可以使研究者“扩大其眼光于全民族之生活”13。有一类史料在此前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中重视不够，那就是“三礼”（加上大戴礼记实则为“四礼”）文献。中国的十三经总共约65万字，而仪礼 周礼和大小戴礼记就有约24万字。这些文本记载了大量的礼制活动。此前，囿于经与史的区隔，一般以为经学文献的价值仅在于阐发儒家义理，重点不在日常生活的细节，故而对之有所忽略。20世纪初经学被废除之后，传授和阅读甚少，其史料价值更是少有问津。其实，儒门经典都是上古史料，三礼文献对复原古人日常生活更有助益。仪礼十七篇记载贵族的冠、婚、丧祭、相见、乡射、乡饮酒诸礼。每一篇所载的礼仪活动实际上就是一部有场景、人物、情节的多幕戏剧，可以称之为“礼仪剧”（Ritual Opera）。小戴礼记49篇，大戴礼记40篇，除了一些解释仪礼的儒学论文（如 冠义昏义 之类）外，很多是直接反映上古贵族生活细节的记载，如曲礼内则少仪儒行文王世子 保傅 曾子事父母等篇，信息非常丰富。笔者以为所谓“日常生活”，至少包括以下三种时间安排，它们都是礼记中随处可见的内容。196第一，由一个人从早到晚“过日子”的节奏安排可以研究古人一天的生活史。礼记规定，早晨起来要向长者请安问候，“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曲礼）。内则篇记载，“鸡初鸣”时如何盥洗、梳妆、穿戴，然后到父母（或曰舅姑）处问安，贵族“昧爽而朝，日出而退，日入而夕”，都有相当具体的生活节奏。在周礼地官司市中，有大中小三种市场，分别在朝时（早晨）、日昃（日昳，太阳偏西）、夕时（晚上）三个时间段开放，购物交易依此节律。另外，礼制规定吉礼在白天、婚礼在夜晚，诸如此类，时间节点都非常明确。第二，由一个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周期可以研究古人一生的生活史。曲礼说：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待遇。比如70岁致仕，朝廷必赐之几、杖，要享受老年的待遇。学有学礼、冠有冠礼、婚有婚礼，诸如此类既是民间礼俗，也是官颁法律。了解以上的贵族人生设计，便对孔子所谓“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人生自述，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第三，由一个人所经历的全年岁时节令可以研究一个族群的生活史。亚热带季风气候使中国人在一年之中的四季轮回极具规律，每个季度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此种节律也属于礼制。祭义篇载，天子诸侯按照“岁时”举行祭礼，孔颖达疏说：“岁时，谓每岁依时也。”也就是说，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重复性决定了礼仪活动的重复性。月令篇把岁时的节律安排精确到每个月，每个月的日月星辰位置、物候现象，与贵族在当月的行事即应当做和不能做之事，都要密切配合，称为“布德和令”。违背这些“德”“令”而进行其他活动，将受到自然惩罚，被认为不合于“礼”。例如，孟春之月（夏历一月），“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月令）。这完全符合春天动植物萌芽生长的需要，所以“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曲礼）自是必然。而到了仲秋之月（夏历八月），其礼制完全不同了，“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月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行事原则，通过礼典制度得以固定下来。近年来，四川青川出土的秦朝木牍、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简二年律令、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的 四时月令诏条等材料，说明这些礼制在秦汉时期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官颁法律，即目前所知的多种 田律。14正如 礼器 所说，“作大事必顺天时”。以上这三种时间节奏安排在“三礼”文献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形成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礼俗系统。这正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必要内容。另外，礼记还详细记载了一个人平时行走坐卧和为人处事的细节。例如曲礼说，“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坐如尸，立如齐”，是指站立、坐席、睡觉时的身体姿势；“敛发毋髢，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要求平时戴冠，天气再热也要保持风度，不能袒胸露背；安排座位时，要“席间函丈”。曲礼的第一句话是“俨若思，安定辞”，儒家平时的状态应当是言辞短少，表情木讷而实践敏捷；反之，对于聒噪之人，非常痛恨，斥之为巧言佞色。曲礼还规定，吃饭时要讲究吃相，必须优雅而不能狼狈、难看，所以“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又如，“男女不杂坐，不同枷，不同巾栉”，很早就向孩子灌输性别意识。“临丧不笑，望柩不歌。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曲礼），指参加丧礼的种种细节。平时见面以下引用 礼记 只注篇目。197“无不答拜”（除了吊丧和见国君）。曲礼还规定，“幼子常示毋诳，童子不衣裘裳”，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诚实、勤俭、朴实。到别人家做客，“将上堂，声必扬”“入户奉扃，视瞻毋回”，指尊重对方，不窥探别人隐私。贵族死丧之时，“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指贵族会有上级部门专门派人（“丧胥”）来主持其体面的丧葬礼仪。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要“知礼”“懂礼”，所谓礼貌的文化资源主要来自“三礼”文献，尤其是礼记的记载。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俗学的开创者们，如顾颉刚、郑振铎、钟敬文、江绍原、李安宅、黄石等一大批学者，研究古代日常生活时都大量利用了礼记史料。顾颉刚平时非常留意礼制问题，顾颉刚读书笔记中关于“四礼”的笔记共103条，其中关于小戴 礼记 者54条，关于大戴礼记者16条。15如果把名物制度、民间信仰、民间习俗之类也计算在内，更是不计其数。在史林杂识初编中，顾颉刚在研究中霤、明堂、浮桥（“造舟为梁”）、披发和左祍等问题时，都用到礼记等文献。16与之同时的江绍原采用比较宗教学方法研究中国民俗，很多文献均来自礼书，尤其是 礼记。例如，他的礼部文件系列，包括催生、媒氏、血液（红血）、发须爪、天癸、盟诅、吐沫等多个篇目，非常注重民间社会的材料，他模仿贩夫走卒的口气写礼制文章，实为一大发明。周作人与江绍原是师生关系，二人的知识结构催生了江氏的“礼部文件”：由于江绍原始终对周作人执弟子礼，两人又都有诙谐幽默的性情和文风，江绍原索性就戏称周作人为“礼部总长”，周作人也顺势回封江绍原为“礼部次长”，两人间关于“礼”的探讨和研究文字，也被江绍原戏称为“礼部文件”。17如果不征引礼记等礼学文献，这些文章只能停留在历史现象的描述状态，根本不可能成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例如，江绍原关于成年礼的研究，就是将世界各民族关于成年礼的“官礼俗礼”加以综汇、比较的成果。他引证了西洋世界、非汉族的“发身仪式”（Puberty or Initiation Rites），如琉球、萨摩阿群岛、真腊、哈萨克、穆斯林等文化中的成人仪式，来与仪礼士冠礼、礼记的文王世子冠义曲礼相比较，再证以杜佑通典和黄以周礼书通故，从而得出中国“冠礼必甚早”“十二到十五以上就是古代的普遍通用的冠年”的结论。他认为，这个冠年是“从身体和性上着想的”，符合世界各民族“发身礼”的原则；士阶层的“晚冠”（二十而冠）是从教育及社会职责上着想的，是“牺牲了古代通行的冠年而伸长了成人礼的意义”，统治者的“早冠或补冠”更是出于政治目的。18江绍原在古代的“衅”（涂血）礼 一文中，研究古人涂血（衅）的场合和对象，包括卜器、祭器、礼器、乐器、军器、神主、学教用器、宝物古玩、厩、宗庙、神坛、藏府等。在讨论学教之地的衅礼时，他引证礼记文王世子中的“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幣”，同时引证郑注谓：“兴当是衅字之误也。礼乐之器成则衅之，又用幣告先圣先师以器成。”19同时期的民俗学家黄石也有类似的特点，他关于合卺（即交杯酒）的研究，主要依靠仪礼士昏礼 礼记昏义和历代三礼图等史料，再辅以部分人类学调查资料。20正如赵世瑜先生所说，江绍原、黄石等人研究民俗的切入点都是宗教，都集中在“礼俗迷信”方面。21李安宅的 仪礼 与 礼记 之社会学的研究更是整篇都采用仪礼和礼记的资料。他用社会学理论把礼书中的信息进行改装，大部分内容都与日常生活有关。例如，其中列举有衣饰、饮食、居住、游行、什物、职业、育子、冠笄、婚嫁、丧葬、祭祀、卜筮等类。每一事项下皆先讲仪式，再讲意义，这些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无法回避的细节。其书绪言说：中国的“礼”既包括日常所需要的物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超自然等关系的节文），又包括制度与态度。那么，虽然以前没有说过，我们也可以说，“礼”就是人类学上的“文化”，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22谈到礼的功能性理论时，他说：“礼是日常行为所198必需，有如布帛菽粟，并非怎样高远。”23他引用 中庸 之句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日常生活史研究与礼学研究具有天然的联系。关于“礼”的本义，究竟是翻译成“生活的艺术”（Art of Living），还是翻译成“生活的礼”（Rite ofLiving），周作人与江绍原二人存在不同的理解。周作人说：“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他说，“辜鸿铭先生批评英文礼记译名的不妥当，以为礼不是Rite而是Art”24。这说明，他们大致上都认同礼是生活的艺术，是深嵌于日常生活中的。顾颉刚与礼学大家沈文倬关系密切，很多学术交流便集中在古代的礼制方面。251951年5月11日，顾颉刚向执掌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写信介绍沈文倬：“沈凤笙先生精于礼学，现拟编纂古代生活图，欲常到尊处参考资料，特为绍介，乞给以便利，是为至祷。”26沈文倬当时正在编纂的就是后来并未完成的周代城市生活图。其编绘计划说：三礼里有许多资料，是对研究周代城市生活情况有很大用处的。关于古代人生活情况的研究，是古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历史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27他把这部关于周代生活史的图录分为 12个门类，即宫室、衣服、饮食、交通、冠婚、丧葬、娱乐（包括音乐、舞踏、投壶）、交际、狩猎、军事、祭祀、卜筮等。这个计划并未实现，但由此可见礼学家心中的日常生活所包括的内容。在20世纪后半叶的学科划分中，早年研究礼制的一些学者及其成果常常被划入民俗学学科之中，恐非偶然。三、曲礼对童蒙读物的影响据王锷先生 三礼论著提要 统计，中国历史上（截至 2004年）关于 周礼 的专著有 551部，关于仪礼的有542部，关于礼记的有932部。28显然，历代研究礼记的论著更多。另据潘斌先生礼记学术史统计，从汉代到清代的礼记学文献约为800种，流传至今的不到200种。29数据表明，礼记的流传数量居于三礼文献之首。而在礼记中，对中国古代民众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内容莫过于曲礼。曲礼是礼记的首篇，成书于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其名或说源于上古名为曲礼的文本，或说指礼之微文细节，或说因汉代礼学大师后苍传授礼经于曲台而得名。不论如何，这篇散乱的文献记载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则是不争的事实。它包括行走坐卧的礼仪、雅言措辞的礼仪、侍奉长者的礼仪、为人孝子的礼仪、冠婚的礼仪、取名的礼仪、避讳的礼仪、君子一生各个阶段的礼仪、到朋友家中做客的礼仪、递送物品的礼仪、居丧的礼仪、驾车和乘车的礼仪、出入君门的礼仪，等等，以及如何进行辞让、应对、设席、答拜、进食、饮酒、穿鞋、洒扫等，都是非常具体的动作、姿势等细节。由于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农业文明的生产生活状态，礼仪制度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所以曲礼中那些礼仪细节也很少变异，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无数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礼记得到官方的学统支撑，对中国社会发挥着巨大作用。由汉至唐的700多年间，以礼学大师庆普的后代（东汉时庆氏因避讳而改姓贺氏）为主的实践性礼学发挥了重要作用。30史料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北方还是南方社会对 礼记都比较熟悉。例如，南朝刘宋大明七年（463），太学博士虞和引证檀弓 曲礼 昏义等篇，为死去的宣贵妃“加殊礼”。南朝萧梁时期，许懋曾经引证曲礼的“天子祭天地”来反对皇帝封禅。31永明五年（487），梁武帝的太子曾经就曲礼之句“无不敬”的问题，与少傅王俭进行辩论。32后梁天保（562585）年间，邢子才曾引用曲礼“大夫士之子，不与世子同名”的礼义，强令将宫吏之姓与太子之名相同者逐出宫廷。33隋朝时魏澹受命重撰 魏史，以别于魏收的魏书，魏澹在新撰体例中引曲礼之语“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确见于今本曲参见 梁 沈约：宋书 卷17 礼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77页。虞和引证的句子“天子有后，有夫人”，确实出自 礼记 曲礼。199礼。34魏澹还曾受命使聘于陈，他在外交上引用曲礼“主敬客”之句；其实曲礼经文中并无此句，这只是该篇首句“毋不敬”下的郑玄注文（“礼主于敬”35）。以上记载表明，曲礼篇是当时南北双方普遍熟悉的知识话语，其中蕴含的道德原则也为南北双方共同遵守。最值得注意的是，曲礼篇是当时少儿童蒙教育的基本读物。北魏时期房法寿的族子房景先“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 毛诗、曲礼”36，此事在他12岁之前。由此可知：其一，曲礼有可能在礼记之外，是一篇单独传授的文献；其二，曲礼传授的对象是少年儿童。如上所言，曲礼中的种种规定细致入微，简便易行，非常适于孩童的诵习和熏染，所以汉唐之间应当一直存在以曲礼教育儿童的传统。例如梁书记载，梁元帝萧绎年轻时“聪悟俊朗，天才英发”，五岁时就“能诵曲礼”。在梁武帝萧衍的要求下，他“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37。这里不仅提到曲礼是五岁儿童就能诵读的文本，而且分为上下篇，与当今礼记曲礼分为上下篇差不多。另外，魏书和北史都记载了北魏时期祖莹幼读曲礼的故事：时中书博士张天龙讲 尚书，选为都讲。生徒悉集，（祖）莹夜读书劳倦，不觉天晓。催讲既切，遂误持同房生赵郡李孝怡曲礼卷上座。博士严毅，不敢还取，乃置礼于前，诵尚书三篇，不遗一字。讲罢，孝怡异之，向博士说，举学尽惊。38北魏时期中书博士张天龙前来主讲尚书，要求学生们讲诵尚书，但是祖莹由于夜读劳倦，天亮后竟然拿错了文本，误将室友李孝怡的曲礼拿到讲台。结果他居然面对着曲礼把尚书讲得头头是道，“尚书三篇，不遗一字”。其时，祖莹与李孝怡等人都是“生徒”，因博闻强识而被惊为天人。可知南北朝时期幼儿诵读曲礼是必要的教育内容。汉唐之间使用 曲礼 教育儿童的传统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的发现使之更加真实明确。太公家教 全篇约 1500 余字，四言叶韵，作者自称“讨论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据周凤五先生研究，“约礼时宜”是该家礼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其与曲礼 篇完全雷同的句子有 4处，文意相近的有 11处。39兹先将完全雷同的句子列举如下：1.礼尚往来。2.往而不来，非成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3.礼闻来学，不闻往教。4.倍年以长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其次将文意基本相同或相似者，也采列如下，其中括号内为曲礼原文：1.孝子事亲，晨省暮参，知饮知渴，知暖知寒。（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2.路逢尊者，齐脚敛手。（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3.尊者赐酒，必须拜受。（侍饮于长者，酒进，则拜受于尊所。）4.尊者赐肉，骨不与狗。（毋投与狗骨。）5.尊者赐果，怀核在手。（赐果于君前，其有核者怀其核。）6.对客之前，不得叱狗。（尊客之前不叱狗。）7.养子之法，莫听诳语。（幼子常视毋诳。）8.行不当路，坐不背堂。（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9.路适尊者，侧立道旁，有问善对，必须审详。（遭先生于道，趋而进，侧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10.子从外来，必须省堂。（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11.法不加于君子，礼不下于小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两相对照，曲礼与太公家教的联系是非常清楚的。“太公”未必确指曾高祖，当是对老人、长辈200的泛称。所谓太公之教，即老人教育儿童的一般性生活常识，只不过该书以警句格言的形式表现而已。40此书在唐代非常流行，向达曾说“太公家教 是唐末五代流行民间的一部通俗书。当时民间的人生观或者说实用的道德观念的轮廓，也可以从这部 家教 里反映出来。”41其礼教意义不言自明。它是除佛经之外敦煌写本中流传最广、刊刻数量最多的一种书。其内容在王梵志诗等敦煌文献中也有所反映，应是当时社会的普遍价值理念。王重民也说，它是“中唐到北宋初年最盛行的一种童蒙读物”42。此前研究大都认为，太公家教成书于中唐以后，但郑阿财等学者发现，在吐鲁番文书中也有太公家教的残句。43张娜丽、刘安志等学者通过比对也发现，在相对隔绝的吐鲁番地区也存在太公家教的传播。那么，太公家教序言中的“生逢乱代，长值危时，亡乡失土，波进流离”，可能并不是指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而是隋末唐初的社会大动乱。其书当成文于公元七世纪下半叶的唐朝前期。44这也说明陈寅恪先生对此书“当不能后于唐初”的判断是正确的。45如果联系上文所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儿童必须诵读曲礼的传统，则太公家教的来源可能更加明确。周凤五先生认为它渊源有自，可能袭自两汉流传的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即后来的武王家教。这种浅近押韵的句子极有利于童蒙教育，所以长期传习不绝。在中唐之后的五代、两宋、元、明各代，均仍见存，在唐代李翱答朱载言书、宋代朱熹朱子家语、元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书中均有记载，并且向东亚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传播。46在长达千年的时间中，礼记的礼教内容通过太公家教广泛传播，影响了整个东亚的少年儿童。最近300多年来，对少年儿童的行为规则影响最大的童蒙读物是弟子规，该书也处处透露出曲礼的印记。弟子规于清朝前期由李毓秀编纂、贾存仁改定47，共360句，1080字，其中讲到100多件为人处世的细节。阅读者无论后来是否通过科举考试成为社会精英，在年少时都对此口诵心惟，烂熟于心。以下是 弟子规 中与 礼记 相同或相近的句子，括号内为曲礼原文。1.冬则温，夏则凊。晨则省，昏则定。（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2.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3.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不有私财。）4.身有伤，贻亲忧。（不登高，不临深。）5.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6.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7.将上堂，声必扬。（将上堂，声必扬。）8.父母呼，应勿缓。（毋噭应。）9.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10.路遇长，疾趋揖。长无言，退恭立。（遭先生于道，趋而进，侧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11.冠必正，纽必结。（冠毋免，劳毋袒。）12.对饮食，勿拣择。（毋固获。）13.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不践阈，立毋跛，坐毋箕。）14.宽转弯，勿触棱。（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15.将入门，问孰存。（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16.人问谁，对以名。（父前子名，君前臣名。）17.凡出言，信为先。（交游称其信也。）18.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必慎唯诺。）无疑，这并非曲礼转化为弟子规的全部。而且，弟子规的文本还有其他多种来源，例如礼记的其他篇章（如内则 少仪 檀弓 文王世子等），以及唐宋以后的书院学则，如白鹿洞书院的 程董二先生学则、朱熹的 童蒙须知等，但是曲礼中的细节规定应是这些礼仪规201范中最基本的初源之一。总之，从曲礼到太公家教，再到弟子规，存在一条中国童蒙教育的传统线索。它与“三百千”等其他童蒙文献，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儿童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受到此种教育的儿童成年后，为人处世必然合礼中节。这对于中国2000多年来日常生活的塑造，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四、结论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向，日常生活史研究所重视的“非日常生活史”，即日常生活背后的结构和制度史与中国古代礼制研究存在相通之处。其实质就是礼文化与俗文化之间互相转化的关系。在研究日常生活史的诸史料中，此前对“三礼”文献尤其是礼记不够重视。它们不只是经书，也是重要的史书。礼记中很多内容具有稳定性、重复性和连续性，甚至可以超越时代。其中包含的三种时间安排对于日常生活史研究尤其重要：其一，一个人从早到晚“过日子”的节奏安排，由之可以研究古人一天的生活史；其二，一个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周期，由之可以研究古人一生的生活史；其三，一个人所经历的全年岁时节令，由之可以研究一个族群的生活史。中国民俗学的开创者们，如顾颉刚、郑振铎、钟敬文、江绍原、李安宅、黄石等一大批学者，都十分重视利用“三礼”文献。民俗学研究日常生活，与礼制研究具有天然的联系。礼记曲礼篇是二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基本童蒙读物，它通过太公家教 弟子规等载体，影响了古代儿童的行为规范。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历史信息。参考文献1 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光明日报 2006年2月14日，第12版；杨峰：中国新文化史研究进展及特点，光明日报 2013年4月3日，第11版；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周兵：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学术研究 2006年第6期；周兵：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江海学刊 2007年第4期；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 2004年第6期。2吴柳财：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意义：礼记曲礼 的社会学研究，社会 2018年第1期。3 法 费尔南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26-27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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