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何以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历史方位、问题指向与时代创造.pdf

24中图分类号：B27/81文章编号：1 0 0 20292(2023)04-0024-07文献标志码：ANo.42023Gen.No.240NINGXIA SOCIAL SCIENCES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4 期总第2 4 0 期“第二个结合”何以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历史方位、问题指向与时代创造莫凡（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扬州2 2 5 0 0 9）摘要：从思想史视角解读“思想解放”，是在打破思维定式中推动历史进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解放”增添了新的内涵，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这一内涵与特征来审视，“第二个结合”无疑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就历史方位而言，“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进取精神的续，是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无畏品格的传承，是中华民族“走自己的路”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坚守；就问题指向而言，“第二个结合”所要解决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的“古”与“今 之关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与“外”之关系、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未来探索中的“破”与“立”之关系等问题；就时代创造而言，“第二个结合”以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推动精神创造，以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文化创造，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文明创造关键词：第二个结合；思想解放；文化自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1 那么，如何理解这一重要论断？第二个结合”何以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只有通过必要的学理分析，才能学深悟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刻内涵，增强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的自觉性。从学界的相关研究来看，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第二个结合”在认识水平提升中的突出作用，如辛向阳认为其有利于我们总结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面向未来的观念、体制、制度 2 。二是“第二个结合”展示出的思想解放特性，如张梧认为“第二个结合”包含理论原创性、文化主体性、文明再创造等鲜明特征 3 由此可见，学界尽管对于“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特性及其实践作用已有一定研究，但是在历次思想解放的发展流变中，其历史方位如何？是指向何种问题作出的思想解放？在问题的解答中，又具有怎样的时代创造？对于这些问题，学界的作者简介：莫凡，男，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问题基金项目：2 0 2 2 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宣传史研究（1 9 2 1 一2 0 2 1）（项目编号：2 2 DJB002）25研究尚有不足。因此，笔者拟从历史方位、问题指向与时代创造三个维度出发展开阐释，深化该领域的探索。一、“思想解放”的内涵与特征（一）“思想解放”的思想史解读：在打破思维定势中推动历史进步思想解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动力。思想解放意味着人类的思想观念、价值诉求及行为方式挣脱旧的束缚，获得新的释放。思想解放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深度发掘社会发展的已有潜能，让“可能”化为“现实”，从而在理论、实践、文化等多个维度实现创新与变革。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思想解放的内涵与特征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区别与差异。从人类社会的演进变迁来看，历史大道上的每一块里程碑，往往都包含着思想解放的实践标识。在西方社会，深刻改变西方历史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挣脱了中世纪神学在人们思想层面的禁与奴役，为后来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生成奠定了文化基石。接而至的欧洲启蒙运动，则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制度化”打下了思维方式的基础。在中国古代，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百家争鸣”，在约5 0 0 年内，立足广阔的时空背景，“儒、墨、道、法以及阴阳、杂家等，既固守本已之一域，于学派传统之内自说自话，又以开放的态度，公开立场，相互对峙、争鸣，以独立执着阐释，努力争取承认”4 。由此，在继承春秋时期以前中华民族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新价值、新观念、新文化，从而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打下了扎实的文明根基。从思想史角度解读“思想解放”的内涵与特征，可以看到，思想解放本质上是在打破思维定式中推动历史进步，用思维方式的转换在哲学认识论上寻求突破，超越那些落后于时代的、相对僵化的思想观念，从而在反思中推动文明创造，在创新中更新知识信念与知识储备。简言之，思想史形态的“思想解放”，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扬弃，既肯定前人的创造与发现，又洞察这些创造与发现中的不足与缺陷，从而保留旧事物当中的积极因素，同时剔除旧事物当中的消极因素，实现历史车轮的实质性前进（二）“思想解放 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形态的“思想解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思想解放”具有独特而鲜明的内涵与特征。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划时代的价值与意义。马克思主义科学而明确地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方向，在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人的解放的一系列观点、理论、主张，指导着人民群众改变世界的历史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够深刻地改变世界，而且也能深刻地改变中国。但是，这种“改变”并不是一而就的，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反复的“思想解放”实现的。五四运动主张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让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逐渐由传统走向现代，在革命的历史洪流中不断深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的早期发端奠定了“思想解放”的文化基础。1 9 7 8 年，刊登于光明日报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这场讨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解放，让人们走出了教条主义的观念禁，回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从而引导中国社会进人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就此而言，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实践进程的理论先导，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又反过来进一步提升了思想解放的水平和程度，二者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激荡中，不断推动历史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由此，邓小平给“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思想解放”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5 2 7 9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思想解放”，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形态的“思想解放”，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是思维定式的打破，而且是在研究新情况与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观点，构建一系列原创性理论，从而实现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正是基于“思想解放”的这一内涵与特征，我们可26以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在历史方位、问题指向与时代创造等维度的考察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与科学性。二、“第二个结合 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历史方位（一）“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进取精神的续历史方位的确证，对于历史进程中的人们把握历史规律、认识现实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 历史的方位，是历史时空当中的明确坐标，其以“过去”的回溯和“未来”的展望来标示“现在”，可以让人们避免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迷雾中迷失方向，规避“弯路”“邪路”与“回头路”。对于“第二个结合”而言，主要是明确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具体位置，在何种意义上续、传承、坚守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与信心，从而在“大历史观”的宏大视野中审视这一论断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更深刻地领会“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蕴。具体而言，“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进取精神的续。这一精神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的生动体现，“创新”并不是对旧事物的完全抛弃，而是在传承、取、借鉴基础上的“再创造”。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并不冲突，是在历史发展中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文明既在创新力的驱动下得以延续，也在连续性的积淀中不断创新。从历史来看，中华文明的历次创新，常常都与某种“复古”思潮相伴随，但是，这里的“复古”，并不是照抄照搬地返回古代，而是在与时代特点相结合的前提下，通过取古代的相关优秀思想成果来推进自身的文化创新。例如，孔子极力主张当时的社会状态要回到西周，而墨子则主张返回到夏代，庄子更进一步，主张社会要回到更遥远的伏羲时代，这些都是“复古”思潮的表现，内在包含的是“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以“回到西周”为价值牵引，孔子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到一个全新的时期，创立的儒家学说也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墨子以“回到夏代”为牵引，庄子以“回到伏羲”为导向，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格局的形成，在诸子百家的长期论争中不断提出新观点、论证新主张，在“百花齐放”的氛围中实现着文化创新。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进取精神的续，在守正中创新、在尊重历史中开创未来（二）“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无畏品格的传承能否有效应对时代挑战，在创新中实现自身的历史延续，是考验各类文明形态的重要实践问题。在此意义上，“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无畏品格的传承。在中华文明的传统典籍诗经中，这一无畏品格得到了较早的表达：“周虽旧邦，其命维新。”6 1 5 0 7 旧邦”是特定的文化传统，“新命”则是这一文化传统的新追求与新发展。一些曾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如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等，很大程度上是有“旧邦”而无“新命”，在新的时代挑战中缺乏新的文明发展，而出现了一定的文化断层与此同时，一些近代以来逐步崛起的文化强国，以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一定程度上是有“新命”而无“旧邦”，缺乏古代文明那样的历史传统。因此，中华文明在“旧邦”基础上致力“新命”，是创新特性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不仅有“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文化表达，更有践行这一表达的实践道路。近代以来，以“鸦片战争”为发端，西方列强的人侵严重威胁着中华文明的生存与延续，从而构成了这一文明形态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通过“新事物”的接受、批判、扬弃，一步步更新自身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洋务运动”力图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技术创新，失败后，“辛亥革命 转而在制度层面学习西方的政治理念，再次失败后，“新文化运动”力图在文化观念层面探寻“德先生”与“赛先生”。在救亡图存的实践摸索中，中华民族最终找到了一条必由之路，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以“两个结合”的实践推进，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由此可27见，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在流血牺牲、百折不挠的奋斗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精神品质。“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是这一精神品质的传承和发展，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历史方位之一。（三）“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走自己的路”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坚守“思想解放内在地蕴含着“文化主体性”的意蕴，一个民族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夯实文化的主体基石，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方法，由此突破内在生成或外在引人的各种思维藩篱，实现自尊与自信。因此，“第二个结合”不仅体现着一种进取精神与无畏品格，更是中华民族“走自己的路”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坚守。在世界文明史的演进过程中，中华文明为何能够历经五千年风霜，在各种文明形态的兴衰激荡中独树一帜、屹立不倒，从而具有连续性的突出特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具有“走自己的路”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这条“自己的路”，有别于其他文明形态，是具有鲜明的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与价值内核，体现了从古到今的文化传承与价值坚守。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7 2 1 意思是周代通过借鉴夏商两代已有的礼仪制度，建立了极其多样的礼仪文化，因而孔子赞同周代的这一制度。这表面上是对周代文化形态的高度肯定，实质上体现了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坚守自己的路的自觉与自信。苟子说：“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8 2 6 在他看来，先王所制定的政治原则，是“仁德”理念的最高表现，是遵循中正之道加以实施的。在这里，暗含着人们的行为处事理应有一以贯之、比中而行的原则与标准的深层意蕴，这是坚持自己行事之路的文化表达。韩愈说：“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9 2 0 意思是如果看到一棵树的树根繁茂，那么其果实便必定结得饱满；如果看到一盏油灯的灯油充足那么其灯光便必定照得明亮。这事实上指出了事物的发展演进必定有其根本规律与逻辑，历史的发展便是沿着基本的主线前进的，而这条主线，如果放在“大历史”的宏大背景中考察，也就是中华民族所走出的一条不同于别的民族的自我发展之路。具体而言，在这条发展之路上，中华民族“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 0)。这种发展路径上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使得国家的社会安定与持续进步得以延续，同时也增进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特征。由此推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守着中华民族“走自己的路”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让现代中国乃至未来中国拥有自身独特的精神理路和文化血脉，在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中超越自我、实现突破。三、“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问题指向（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如何处理“古”与“今”之关系如果说，以马克思主义解读“思想解放”，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那么，“第二个结合 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问题指向又是什么呢？它要解决何种新问题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如何处理“古”与“今”之关系；二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处理“中”与“外”之关系；三是在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未来探索中，如何处理“破”与“立”之关系具体而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能否处理好“古今关系”，直接关系着能否在“继往”的基础上“开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思想解放。事实上，在世界学术史中，“古今关系”是长期探讨的学术话题，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思想家对这一关系的理解、评价与态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厚古薄今 还是厚今薄古，抑或古今一体”等多重争论。在西方，发端于1 7 世纪末的“怀古派”与“崇今派”论战，是思想史上法国学者在文化层面的知名学术事件。其中，以圣骚林、佩罗和丰特奈尔为代表的崇今派主张“厚今薄古”，认为现代文化是古代文化持续发展进步的结果，人类文明的演化方向是上升和前进的；以布瓦洛为代表的怀古派主张“厚古薄今”，认为在政治主张、法律制度、风俗习惯、道德水准、历史研究、文学创作、诗歌写作等方面，古代28的一定比现代的好，古代文化是现代文化无法企及的典范。这种争论在中国古代也长期存在，如老子面对道德经里所讲的“大道废”状态，试图返回“小国寡民”的治理方式；孔子面对论语里所讲的“天下无道”状态，认为人们的品德常常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但是力推改革的法家学派，却与老子和孔子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其提出“富国强兵”“重本抑末”等社会改革的主张，认为通过改革，现在会比过去好。总之，处理好“古今关系”，是我们在民族复兴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 打开了创新空间以及“结合 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I等思想，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角度科学解答了“古今关系”的理论难题，从而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之“古”，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今”，以思想解放的理论高度，突破了古今之争的历史性藩篱（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处理“中”与“外”之关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关系、环境、格局的整体性把握与综合性判断。在这一世界变局中，正确处理“中外关系”，成为了持续推动社会发展、文化进步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当代，“大变局 具体体现在安全环境之变、发展模式之变、气候治理之变、交往方式之变等多个方面，这种变化所波及的广度、深度与力度，在百年历史上，均属于前所未有。因此，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面对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拷问，这种拷问不仅是实践层面的，同时也是文化层面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诸多实践冲突，内在地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追逐资本增殖的本质属性与中国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内心憧憬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构成了处理“中外关系”的现实症结。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处理其与别国的关系，一直沿用着通过强化技术霸权、掌控世界资源，掠取超额利润、压制别国发展的霸权思路，这种思路以占有其他国家人民的劳动成果为手段，实现自身的财富积累，从而构成一种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关系秩序。实践层面的“中外关系之困”就是这种旧的国际关系秩序的必然延伸。在文化层面，西方资本主义试图对其霸权、剥削的行径进行美化与遮盖，企图用意识形态的幻象迷惑与欺骗世界各国人民，让其接受压制与剥削，这种消极状况无疑构成了当代中国处理中外文化关系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面对良莠不齐的外来文化，是否仍然应该保持学习借鉴的心态？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学习借鉴？对于中外关系的“实践之困”与“文化之困”，“第二个结合”在思想解放的意义上，通过传承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与包容性，为解答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 的小圈子”。和平性，意味着中国人民始终遵循合作、共赢的理念处理中外关系；包容性，意味着中国人民始终以开放的胸怀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由此，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断探寻对外交往的客观规律与有效方法（三）在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未来探索中，如何处理“破”与“立”之关系正确处理“破”与“立”之间的关系，是实现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方法论前提。从历史来看，近代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思想文化领域经历了“破”与“立”的演进发展。1 8 4 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逐渐意识到需要探索一种新的理论和制度，实现救亡图存。然而，以“传统”之“破”为标识的辛亥革命，将当时西方国家常用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三权分立、制宪立法、政党政治等在中国一一实行，但结果却南北辙，水土不服”1 2 1 6。这次理论和制度探索的失败，对于中国的仁人志士是一次巨大的打击。“破”的结果，不是出现了“立”的新气象，而只是浮现出一种“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的理论和制度。中国向何处去？人们的困惑不但没有消解，反而愈加深化。这一状况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先前主张西学的一批知识分子，如康有为、严复等人，此时重新陷人封建主义的误区之29中。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当时的危机状态，主要的原因在于封建礼俗、儒学传统之“破”。因此，在这一观点主张的驱使下，各种尊孔怀旧的思潮在社会上得以浮现，最终演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五四运动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之“破”并不是最终目的，“破后之立”才是关键，主要的问题在于“立什么”、“怎么立”。对此，1 9 1 6 年，李大钊率先表达出其对于“第三种”文明的向往，他指出：“第三者，理想之境，复活之境，日新之境，向上之境，中庸之境，独立之境。1 3 J184这本质上是要寻求对中西方文化的双重超越，从而立”出一种指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正是在这种“破立”之道的驱动下，中国革命者的目光开始转向俄国，他们的实践探索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正途。由此可见，只有处理好“破”与“立”之关系，才能更好地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与制度。在这里，“第二个结合”本质上为“破”提供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更宽阔的文化视野，从而增强“破”的自觉性；同时，为“立”提供了更充裕的文化资源、更丰富的文化经验，从而增强“立”的自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门四、“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时代创造（一）“第二个结合”的精神创造：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针对“古今”“中外”“破立”等问题指向，“第二个结合力图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而不断推进思想解放进行时代创造。从“第二个结合”的精神创造来看，致力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可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构建原创性的“中国理论”。理论的原创，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与提升。“第二个结合”主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文化视角与文明视野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考察历史规律，进而上升为中国道理与中国理论。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割断历史的文脉，对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宝贵历史财富，理应予以深刻总结与提炼。正是基于这一方法论原则，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尽管取自古代典籍汉书，但却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是“第二个结合 的生动体现。在此之后，邓小平以“小康社会 概念表述阶段性的国家建设蓝图，江泽民以“两个先锋队”概念表述党的性质问题，胡锦涛以“和谐社会”概念表述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目标，都是“第二个结合”基础上的理论创造。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将“第二个结合 看作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在提升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实现了精神创造。这一创造充分展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文化主体性塑造的重大贡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中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基因，为推进实现中国人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提供了强劲的文化驱动力（二）“第二个结合”的文化创造：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第二个结合”在文化创造上的重要体现。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产生愈发强烈的亲和力、感染力与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源自中华民族所经历的千年磨砺与淬炼，是中华文明深厚历史积淀的当代成果。因此，“第二个结合”拓展了文化建设纵深程度，筑牢了文化自信的坚实底座，为推动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提供了胸襟与底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时代元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土壤。“第二个结合”，并不是二者之间的简单拼接，而是具有严密逻辑的“化学反应”，由此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培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I可见，“第二个结合 所塑造的，是一种内在统一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自党的30刘家俊）（责任编辑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和而不同”的精神和理念，汲取古今、中外不同形态及多元样式的文化成果，不断推进着新时代的文化创造。一方面，巩固自身悠久的文化根脉，在自觉的文明定位中认识自我；另一方面，疏通“古今”“中外”“破立”之间的壁垒与障碍，通过兼收并蓄、兼容并包，“走出去”与“引进来 相结合，在文化的融通中推动文化创新。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中华文化也是自我超越、不断创新的文化形态，因而二者具有彼此契合、互为支撑、互相成就的逻辑关联。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决不是剥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后的“无魂”之举，也决不是脱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后的“无根”之为，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实实在在、扎扎实实地推进新时代的文化创造，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三）“第二个结合”的文明创造：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第二个结合”所蕴含的创造性的又一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文化成果、社会成果、生态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进程。在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基础上，新时代必将在文化层面有更大作为，创造一种具有历史超越性的新的文明形态。这一文明创造的关键，在于“第二个结合”的深刻把握与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人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实现“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重要一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激活着中华文明，让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成为可能。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在近代曾遭遇危机与挫折，而在开启了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进程之后，逐步拓展了创新空间，不断展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深厚包容性、契合性，为马克思主义走进人民群众的内心，化作人民群众的实践，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成为其施展实践力量的重要舞台。这种互相成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提和保障。因此，如果说，“两个结合”本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理路，那么，“第二个结合则是对文明发展规律的创造性把握，其力争在更高程度的文化自觉基础上，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总之，“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具有明确的历史方位、鲜明的问题指向与显著的时代创造，是针对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领域的一系列思想困惑所作的科学解答，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其政治内涵、思想意蕴、战略功能、指导作用，值得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断深化解读、探索运用。参考文献：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N.人民日报，2023-06-03.2辛向阳.“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N.中国社会科学报，2 0 2 3-0 6-0 8.3张梧“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N.中国社会科学报，2 0 2 3-0 6-1 5.【4 张江.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 J.江海学刊,2 0 2 3(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4.6孔子.四书五经（二：全新校勘精注今译本【M.徐寒，编译.北京：线装书局，2 0 1 7.7孔子.四书五经：上 M.陈戊国，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 0 1 4.8宛志文.荀子 M.叶绍钧，选注，武汉：崇文书局，2014.9韩愈.韩愈集 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 0 0 2.10夏静.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N.中国社会科学报，2 0 2 3-0 6-0 9.11张小平.传统古今观的思想内涵及其扬弃 N.中国社会科学报，2 0 1 9-0 7-3 0.12陈留根.历史选择与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 9 2 1-1 9 2 7 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 0 2 0.13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8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