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者笔下的苏维埃革命——以《赤匪反动文件汇编》为中心.pdf

新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围剿”者笔下的苏维埃革命以赤匪反动文件汇编为中心黄江军摘要：1 9 3 5 年，参与“围剿”中央苏区的陈诚及其部下编辑的赤匪反动文件汇编问世，刚刚遭遇重挫的中共苏维埃革命的文献,得以首次大规模向公众刊布。是书之编纂，同陈诚个人注重资料收集相关，也是此前国民政府从宣传领域对中共实施“围剿”的产物。编辑者以文献匹配评论的文本结构，意图向读者传递苏维埃革命走向失败的“必然”逻辑。此一文本结构对于认识中共革命有着有双重意义：就史料一面言之，书中编排的文献同中共自身经典化的党史叙事截然有别，对手方关注点的错位，恰为研究者深入认识苏维埃革命留下空间；就宣传一面言之，书中评论虚实相间，贴合当时政论议题，影响到彼时读者对苏维埃革命的认知，进而反向推动中共革命理论的突破。关键词：苏维埃革命；陈诚；赤匪反动文件汇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0I:10.16623/ki.36-1341/c.2023.04.008作者简介：黄江军，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北京100871)本世纪以来，作为前一世纪中国史重要组成部分的革命史研究成就斐然。随着史料扩充、视野转变,革命者的不同革命传统、革命失败者的革命史以及各种意义的被革命对象的被革命史,正越来越多地被研究者注意到。此外,革命固然离不开革命者的理念蓝图,却更基于具体时空环境的影响及革命者与被革命者的各方互动。从革命者的对手方考察革命,即是理解某一革命主体的理念及实践的一种可能路径。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革命道路开启一次重大调整，并于数年后实现局部建政。例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 0 年版；美裴宜理（ElizabethJ.Per-ry）著，阎小骏译：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香港大学出版社2 0 1 4 年版；李金铮：重访革命：中共“新革命史”的转向，（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2 0 2 1 年版。113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中共将自身革命目标广泛付诸实践的首次尝试,革命的头绪更多,革命者直面的资源限制更大，积累的经验教训亦更丰富。这样一个对其后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的时期,却于中共革命史的表述中长期处于近乎“失语”的状态。近些年，苏维埃革命的研究渐成热点，专业刊物和学人均自觉从多维视野考察这段历史，突破路线斗争与军事层面的单一视角,并注意从中共革命的源流中考察苏维埃革命。本文亦循此思路，尝试从对手方的记述考察苏维埃革命。本文聚焦的苏维埃革命的对手方，是2 0 世纪3 0 年代前期国民政府“围剿”红军的主要将领陈诚及其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陈诚于1 9 3 1 年2 月率部人赣，亲历对中央苏区的四次“围剿”,且于后两次“围剿”中担任主力部队总指挥；期间,陈诚由大败到再起，与蒋介石互动密切并获其信任。陈诚部深人中央苏区数年，留心搜集中共资料，更于1 9 3 5 年编印6 大本有述有评的文献集赤匪反动文件汇编。本文即以此为中心,辅以陈诚家书、往来函电及同时期其他相关材料，考述此书编纂动因、文本特点及其宣传策略，尝试从虚实相间的对手方的记述中,挖掘认知苏维埃革命的一种可能方向。一、借文献传播行政治围剿：文件汇编的编纂动因编辑文件汇编的首要动因，是陈诚个人的意愿。从2 0 世纪3 0 年代开始，陈诚就陆续担任军政要职，同时留意搜集生活事业中的文献资料。至1 9 6 5 年陈诚逝世，数十年积累的文献数量相当可观。4 0 年代,陈诚特设“石叟资料室”，并于生前整理出石叟丛书7 2 册。1 9 6 0年,石叟资料室藏中共文献获陈诚同意,经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制成缩微胶片2 1 卷。这批文献以3 0 年代前期中央苏区的报刊及其他资料为主，是了解中共苏维埃革命的直接史料，早为海外学界瞩目。此胶卷摄制完成后，广被利用。不过,这套胶卷的拷贝价格较高，摄制行为也引得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的陶希圣向陈诚写信表达不满。到8 0年代,这套资料已成为欧美、日本学界研究中共历史的基础文献,并被中国大陆学术机构引进，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 9 3 3 1 9 3 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例见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一一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 0 0 3 年第5 期；黄道炫：苏维埃革命一一抗战时期的回望，苏区研究2 0 2 0 年第3 期；以及2 0 1 5 年创刊的苏区研究登载的相关论文（不俱引）。赤匪反动文件汇编，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1 9 3 5 年编印。限于资料，目前还无法考证出此书的具体编辑者。陈诚时任第三路军总指挥，亲为此书作序，可视为此书的主编者。此书评论文字与同时期陈诚的其他记述、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表述多有呼应。为省篇幅，下文引述此书时，简称“文件汇编”。何智霖：陈诚“副总统”文物移转经过，“国史馆”馆刊复刊第3 9 期（2 0 0 5 年1 2 月），第7 3 页。有说法称，石叟资料室设立于1 9 3 0 年代，是陈诚为搜集红军情报设立的机构。单三娅：涂通今：长征中走出的医学博士，光明日报2 0 0 6 年8 月13日,第5 版。吴文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中国共产党早期档案始末，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 0 1 8 年1 1 月2 2 日，澎湃新闻网：https:/ 9 6 1 年5 月3 0 日），石叟丛书续编：友声集下，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 0 8-0 1 0 1 0 9-0 0 0 1 1-0 1 2。114“围剿”者笔下的苏维埃革命各地编辑的资料目录至少有五六种。这是陈诚收藏文献中最为人熟知的部分。文件汇编成书于1 9 3 5 年,其时国民政府已完成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陈诚曾提及：其部队初到江西时,获取的中共文件都被付之一炬；他知晓后下令禁止，要求部队将所获文件一律上交；率部占领瑞金后，复得更多资料。这些资料即是“石叟资料室拍摄共匪资料”的主体部分。文件汇编则是陈诚及其部下搜集的中央苏区资料中最早刊布的部分。陈诚这一时期的日记、书信,时有关于其阅读中共文献之记载。如读到苏区识字课本中关于工人苦的内容,评道“虽然很简单的几句话，实在是中国工人的写真”；读到中共的宣传大纲，其中提到国民政府军队“官长贪默、财政黑暗、主官骄纵游治、嗜好多端”的诸种问题,认为“甚可注意”；读到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下称“二苏大会”）的报告，将其中关于适婚年龄的主张分享给夫人。可见陈诚并非盲目搜集资料，而是时有批览，知晓这批资料对于认识中共与反思已方的意义。文件汇编正文总计1 9 9 8 页，转录与节选文献超过2 2 0 种。“石叟资料室拍摄共匪资料”收录文献约1 5 0 0 种，为编辑文件汇编提供足够丰富的素材。（当然，两者不是单纯的先后关系。）文件汇编亦收录若干胶卷资料以外的文献，如变节者杨岳彬所写的赤祸始末及赤匪构乱始末及其内部倾轧情形、被俘女干部孔祥播交代的匪区婚姻的实际情形等。“石叟资料室拍摄共匪资料”并非全是陈诚部队搜集的一手文献，其中一部分是经国民政府各有关机构重新编辑的中共文献集，包括赤匪机密文件汇编6 辑、赤匪文件汇编7 册。赤匪机密文件汇编由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第一剿匪宣传处于1 9 3 1 年6 至1 0 月编印。时任宣传处长的贺衷寒,其后数年皆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工作。赤匪文件汇编第1、2、3 册，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第四厅于1 9 3 3 年7 至8 月编印；第7、8、1 0、1 1 册，由南昌行营第二厅于1 9 3 4 年2 至1 0 月编印。（“石叟资料室拍摄共匪资料”未收第4、5、6、9 册。）南昌行营于1 9 3 3 年5 月组建，蒋介石亲任行营主任，其下第四厅负责一一以赤匪反动文件汇编为中心国外利用 石叟资料的情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党史资料通讯1 9 8 7 年第1 期，第4 1 一4 2 页。关于这套资料最重要的两份目录是：石叟资料室于1 9 6 1 年4 月编辑的石资料室拍摄共匪资料目录（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 0 8-0 1 0 7 0 2-0 0 0 1 1-0 0 1），哈佛燕京图书馆吴天威（Tien-weiWu）编辑的TheKiangsiSovietRe-public,1931-1934: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Chen Cheng Collection(Cambridge,MA:Harvard-Yenching Li-brary,1981)。吴文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中国共产党早期档案始末，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 0 1 8 年1 1 月2 2 日，澎湃新闻网:https:/ 9 3 8 年1 0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1940年2 月出版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等等。将“石叟资料室拍摄共匪资料”等同于江西中央苏区时期的文献是不准确的。分见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校订：陈诚先生日记第1 册，1 9 3 1 年7 月1 8 日、1 9 3 1 年7 月2 6 日，（台北）“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 0 1 5 年版，第3 4、3 9 一4 0 页；何智霖、高明芳、周美华编：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台北）“国史馆”2 0 1 6 年版，第2 9 9 页。文件汇编第2 册，第4 5 2 页；文件汇编第5 册，第1 6 0 2 页。赤匪构乱始末及其内部倾轧情形首载于中国国民党陆军第十师特别党部1 9 3 5 年1 月编印的收复瑞金纪事；后三分之二的内容以匪军崩溃前之内部冲突史为题，分四期连载于社会新闻第1 0 卷第5、6 期合刊（1 9 3 5 年2 月2 1 日）、第7 期（1 9 3 5 年3 月1 日）、第8 期（1 9 3 5 年3 月1 1 日）、第9 期（1 9 3 5 年3 月2 1 日）；全文约半篇幅节选转载于澎湃杂志第1 卷第2 期（1 9 3 5 年5 月5 日）。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2 卷，中华书局2 0 1 1 年版，第1 0 9 4 页。115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党政事务；当年1 0 月，行营完成改组，第四厅撤销。行营改组，与蒋介石接受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主张相关，改组后的行营下设第一、二厅，分别负责军事、政治事务,杨永泰兼任第二厅厅长。第二厅下专设一组，负责军民之政治训练与宣传教育。?这两套书均为资料汇编（多数有明确专题），为非公开出版物，限“党军政各重要机关”或“军政高级官长”参考。以陈诚当时的身份，两书送达其案头并非难事。从书名看，文件汇编的编辑受到前述两套书的影响。不惟如此，文件汇编完成编印前，匪方近况与我们剿匪的对策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追悼阵亡将士纪念册赤匪党政军残酷实况及清剿方法特刊赤匪罪恶等等，类似的国民政府“围剿”宣传品亦多有印行。蒋介石则于更早前，两次申令各处注意中共文件与宣传品之搜集与汇报。1 9 3 1 年5 月举行的国民会议亦认为，中共力量壮大一靠物质接济，一赖主义宣传，欲阻断其思想言论和出版物之流传，传播三民主义与查禁中共宣传品当双管齐下。此外，陈诚亦接纳部下建议向蒋介石呈书，为扩大外界对苏区的认识，“延请国内贤达及各界声望素著之领袖，（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宜先用各界领袖）共同组织剿匪区视察团”，以“转移国内人士之视听”。国民政府相关各机构（包括陈诚任总指挥的第三路军）编印中共文献的先例，及为在宣传领域展开“围剿”而形成的编辑文献的风气,是文件汇编得以编辑的又一动因。史成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治剿共研究，南京大学2 0 1 3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 一9 页。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 辑，中华书局1 9 6 0 年版，第7 8 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组织大纲（1 9 3 3 年6 月2 0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安徽教育出版社1 9 9 4 年版，第4 6 7 页。赤匪机密文件汇编第1 辑，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第一剿匪宣传处组织科1 9 3 1 年印，凡例，第1 页；赤匪文件汇编第1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第四厅1 9 3 3 年印，汇编大意，第1 页。匪方近况与我们剿匪的对策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追悼阵亡将士纪念册均为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1 9 3 4 年印。（前者同时刊发于1 9 3 4 年出版的偕行季刊第1 卷第1 期。）赤匪党政军残酷实况及清剿方法特刊由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第二科1 9 3 2 年1 2 月编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编辑的赤匪罪恶，则经蒋介石授权，由中华书局于1 9 3 5 年2 月出版。另见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于1 9 3 4 年印行的军需法规上、下集。陈诚为此书题写书名，陈诚同乡和亲信赵志垚为此书作序。赵志垚或为前述第三路军相关文献（包括文件汇编）的主要编辑者。有论者提及，陈诚的另一位部下周至柔，对编辑文件汇编发挥过作用。参见宋毅：风云保定系：民国第一军校的十大将领，山西人民出版社2 0 1 5 年版，第2 6 6 页。训令各区分会据党务指导处呈请通令随时蔻罗赤匪阴谋文件及宣传品等以便编纂付印暴露赤匪罪恶等情仰遵办由（1 9 3 1 年9 月1 4 日），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党政委员会公报第9 至1 2 期合刊（1 9 3 1 年9 月3 0 日），第6 7 页；蒋中正电卫立煌（1 9 3 2 年9 月1 2 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 6 册，（台北）“国史馆”2 0 0 7 年版，第3 7 7 页。国民会议对剿灭赤匪报告决议案（1 9 3 1 年5 月1 4 日），剿灭赤匪应有的认识和努力，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无出版时间，第6 页。函呈组织视察团体视察匪区（1 9 3 3 年1 0 月2 4 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台北）“国史馆”2 0 0 7 年版，第1 1 3 一1 1 4 页。此外，同时期国民党特情机构亦收录并编印不少中共文献（包括变节者交代的文献）。参见林威杰：台湾法务部调查局皮藏中共档案及其史料价值，二十一世纪2 0 2 2 年4 月号，第1 2 9 一1 3 1 页。116“围剿”者笔下的苏维埃革命二、以虚饰评论带切实史料：文件汇编的文本特点一一以赤匪反动文件汇编为中心文件汇编受此前“围剿”宣传品之影响，不止于追随编纂此类读物的风气，还包括袭取资料文献与评论文本。从收录文献看，文件汇编与赤匪机密文件汇编赤匪文件汇编不乏重合者。如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一文，见于赤匪机密文件汇编和文件汇编；赤匪文件汇编和文件汇编则均收录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出版、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翻印的怎样分配土地？小册子。涉及评论文本，文件汇编同此前相关书籍一致或近似之处亦不在少数。如赤匪党政军残酷实况及清剿方法特刊与文件汇编均对红军的游击战术予以相当篇幅的介绍。前者归纳游击战术的原理为：“统一指挥,分开游击,势若（倚)【角,互相呼应;敌此我彼,避强攻弱,声东击西，袭魏救赵；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击，敌退我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预伏要隘,以逸待劳”;后者在此基础上增写一则“敌集我散,敌散我集，昼伏夜动，鬼神莫测”。两书并分别提及十余种具体的游击战术,战术命名如化整为零、集零为整、扰强扑弱、避实击虚、打圈子、跳出包围等及其评论皆如出一辙。又如赤匪罪恶与文件汇编评论中共经济政策时,都注意到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前者认为,共产主义要解决的经济问题是“分配问题”,而现今中国的经济问题“根本是生产问题，分配问题还在其次”，是患贫而非患不均,是谈怎样生产而非谈怎样分配。文件汇编遵循相同的逻辑,并在比较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的异同中说明这一问题。书中提到，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要节制资本，不过前者“是在发展生产之中,解决分配问题”，而后者“是在讲究分配之中,抑止了生产”，是“只讲分配，不讲生产”的经济政策。类似雷同的表述还有不少,不必一一坐实为文件汇编挪用自此前某些文献,其实呈现着那时“围剿”者对中共的一些基本看法。文件汇编虽为政治宣传品,却有其特殊之处。它不同于赤匪机密文件汇编赤匪文件汇编，只收文献而无评论；也有别于匪方近况与我们剿匪的对策赤匪罪恶，纯是宣传话语而乏文献支撑。预期读者的不同,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赤匪机密文件汇编赤匪文件汇编的阅读范围限于党政军上层，试图借原始文献传递更准确的对手方信息，进而给“围剿”提供参考。赤匪党政军残酷实况及清剿方法特刊匪方近况与我们剿匪的对策赤匪罪恶则面向中下层将士或公众，主要意图还是鼓动士气和污化中共，故多虚饰不实之辞。文件汇编的发行范围尚未得材料直接说明，但编印不久即被辗转公之于众。此书载录文献的数量虽不及此前两种内部文件汇编，却是中共苏维埃革命资料首度如此大规模集结刊布。对此前没有或较少接触苏维埃的读者来说,无异于打开一扇认知的大门。数年后，毛泽东等人编辑六大以来等党史文献集时以这套书为收录资料的“主要途径”，机缘亦得于此。更为重要的是，文件汇编将文献与评论匹配起来，这一特殊结构带给读者潜在的强大说服赤匪机密文件汇编第3 辑，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第一剿匪宣传处组织科1 9 3 1 年印，第5 1 一5 5 页；文件汇编第4 册，第10321037页；赤匪文件汇编第1 册，第3 8 5 6 页；文件汇编第3 册，第9 3 4 9 4 6 页。赤匪党政军残酷实况及清剿方法特刊，第7 3 7 6 页；文件汇编第6 册，第1 8 4 3 1 8 4 6 页。赤匪罪恶，第1 1 一1 2 页；文件汇编第4 册，第1 0 8 1 一1 0 8 3 页。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 0 1 4 年版，第1 7 7 页。117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力。当时一位名为朱亦松的社会学家就读到此书,并撰文评价该书“本客观之态度”征引文献，同时还能做到“条理分明”，“诚为一部供学者以研究的材料之绝好书籍”。文件汇编刊载文献数不及陈诚搜集中共苏区文献总量的五分之一，乃经过编辑者特制的滤网过滤而来。朱亦松谓“客观之态度”自是言过其实的评价，然其提示之“条理分明”则相当中肯。盖“条理”本就可视为“滤网”的另一种表述，“分明”亦并非虚言。简言之，有别于此前其他宣传品，文件汇编是文献与评论的相遇。这个相遇，不是原始史料与宣传话语这两极的简单拼接，而是包装出一个借文献以正当化“围剿”的渠道。文件汇编全书分党务、政治、军事三编，编下设章，章下有节。这里的党政军结构，无疑是2 0 年代中期国共两党效法苏俄步入党治时代的体现。不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执政党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出现显著变化，“以党治国”“以党治军”演变为“以军治国”“以军治党”的局面，党治体制徒有其表。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则在武装斗争、苏维埃政权建设中步步发挥领导作用（部分时候也有争论）。因之，在组织形态分野之后，双方如何看待对方并反观各自的治理路径，就颇堪玩味。文件汇编对此多有着墨。该书绪言开宗明义,概括中共组织形态为“以党治军，以党治政，党是一切组织的核心”。文件汇编进而以此统摄全书框架,摘录关键文献,对中共组织结构作出详细论说。如概述中共组织形态特征时，编辑者分列如下小节摘引文献：“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有革命的理论”，“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是统一的意志党，切不容许有任何小组织存在”，以及“党因肃清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又如,编辑者注意到“党团”这一中共组织中的特殊形态,设专节摘引文献。其中谓，“党团是在非党团体中党的组织，在非党团体中发生党的政治影响”。在讨论群众运动的一章中，编辑者进一步对党团领导群众组织的作用有如下转述：“党经过参加这些组织的党员发生党团作用，使这些组织的工作，都接近党，都自愿的受党的政治领导，但是党的领导，不是要党去包办，仍是要民众自己去做，所谓民众的自发精神，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摘引还是转述，都说明编辑者对中共文献做了认真消化。相较之下,其他“围剿”书籍虽也注意于此,却有很不一样的表述。赤匪党政军残酷实况及清剿方法特刊就提到，中共的“党部”之于军队，“有领导之责任，但其能力异常薄弱，并乏正确明显之了解”。其理由是：党部对军队的领导责任，“一变而为管理一切之责任”，“所有军事政治机关之经常工作，皆由党部包办”；军中政治机关，因此“失去其独立系统之工作，变成不健全之残废机关”，而党部“变成事务主义之机关”；“党之组织，非常松散，党之生活，尤不健朱亦松：从 赤匪反动文件汇编中所见到的今日中国思想问题之严重，新粤周刊第1 卷第6 期（1 9 3 7 年8 月5 日），第28页。朱亦松此前曾批评国民党执政后仍如在野时那般坚持集权与强化宣传。见朱亦松：国民党的病源，再生第1卷第4 期（1 9 3 2 年8 月2 0 日），第1 一6 页。他对文件汇编的评价显非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简单附和。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 9 2 4 一1 9 4 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 0 0 9 年版。文件汇编第1 册，第1 6 页。文件汇编第1 册，第1 3 2 一1 4 6 页。文件汇编第1 册，第1 9 8 页。文件汇编第2 册，第4 5 3 页。118“围剿”者笔下的苏维埃革命-全。党员之领导作用,异常薄弱，党之发展,更形迟缓”。此一描述,本就有内在抵悟处,不必断其是否失真，然同文件汇编的表述基调大为不同。尤需留意的是，文件汇编多处对苏维埃革命有在其他宣传“围剿”书籍中几乎没有出现的正面评论。如概述工农检察部等监督机构时提及，“只有法的关系，绝无私的情面”确是中共的长处,因此可以做到“政治上贪污腐化的现象比较少”；又说“各种组织监督政权机关”之设,有助于“防止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官僚主义”。针对苏区的教育文化，文件汇编更有数度赞誉。如谈及苏区识字运动时表示，中共对此非常看重，教育政策中除“推行义务教育的列宁小学外”,最注重在机关民众团体和军队中普遍设立识字班，且“确有相当的成绩”。编辑者附言：“对于识字班怎样的工作，我们有仔细探讨的必要，不独为保存史料，兼可供我们的参考。”在苏区教育文化一章的总结部分，编辑者再次表示，“就教育为实现主义的工具一点去观察”，中共的教育是“有相当的成功”。书中举例论证这一说法，谓苏区“年纪已经上了六十多的老太婆”都能“纯熟”运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封建”等名词。文件汇编中的评论,整体较为谨慎,这与陈诚的态度一致。该书编辑之目的，自是前述的论证对中共实施“围剿”的正当性。亦如陈诚序中所言,是书将中共文件同其“行动措施相质证”，达到“证明谬妄”“暴露真相”的意图。充分认识对手，作为国民党自身各项事业之资鉴,则是编辑者的又一考量。仍如陈诚后来谈到的，中共“有主义，有原则,有作法，无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各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这一套的文本载体，即是6 本文件汇编;因为中共有一套，使国民政府的“围剿”，“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陈诚自参与“围剿”以来,即对中共抱持着严肃的思考态度，自视有别于同僚。他同友人批评道，“政府诸公尚在醉生梦死中”，“其视共匪 还如满清时代大皇帝之视国民党也”。进人苏区，更亲见亲闻民众对中共的亲近与信仰。其日记载：黎川至龙安镇三十里沿途民众对中共抱有好感，中共来“仅土豪劣绅倒霉”，国民党军队到则“连穷苦老百姓均遭殃”；“赣南的人民”称中共为红军，“称国军为白军，并说红军、白军均好”；更有被俘红军战士，“求死不屈”。这些观感，使其对上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多了几分认同，“不能专（持）【恃】军队进剿，须实行吏治，从事建设”“非从政治着手不可”遂被陈诚反复强调。其后，陈诚积极响应蒋介石的“心理建设”政略，协助其举办庐山训练团。即连陈诚部队编辑的匪方近况与我们剿匪的对策，也清晰表出对中共经验的借鉴：凡中共军队到达一地，“其政治的设施，即普遍于某一地”；“围剿”部队必注意于此，“克复”一地即须跟着以实际的设施，“随着军事进展,并周密筹谋地方善后”,如此基础乃得稳固。一一以赤匪反动文件汇编为中心赤匪党政军残酷实况及清剿方法特刊，第1 3 一1 4 页。文件汇编第3 册，第7 9 4 页。文件汇编第5 册，第1 4 9 7 页。文件汇编第5 册，第1 5 9 0 页。文件汇编第1 册，序，第1 页。吴淑凤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 0 0 5 年版，第2 2 页。陈诚先生日记第1 册，1 9 3 1 年3 月1 日、7 月6 日、7 月1 2 日、7 月1 8 日，第9、2 7、3 2、3 4 页。陈诚先生日记第1 册，1 9 3 1 年7 月5 日、7 月1 0 日、7 月1 9 日，第2 6 2 7、3 1、3 5 页。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第2 2 一2 5 页。匪方近况与我们剿匪的对策,第1 5 页。119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文件汇编共1 3 0 余节，涉及苏维埃革命的各个方面，大多是就材料设置节次。如第1 编第1 章“列宁主义”,第1 节“概述”之后的9 节照录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基础一文。又如第2编第3 章第6 节“怎样分析阶级”，整节抄录毛泽东撰写的怎样分析阶级（此文被收录进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 卷，改题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编辑者加按语说，“不仅在土地革命分配土地,要以阶级做唯一的标准,即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犯罪时刑罚之轻重，皆因阶级而有不同”,更谓怎样分析阶级实是苏维埃革命中“一切法令的根本法”文件汇编的编辑者亦着力呈现苏维埃革命的历时状况。除有专章专节叙述中共组织与路线斗争史外，在材料满足的情况下，文件汇编通常会以时间顺序编入各个专题的核心文献。如谈及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纲领,该书收录李立三时期与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下称“一苏大会”）通过的两个纲领，同时概述其变化与原因。编辑者称，“两次政纲,内容颇不相同,其对土地问题一点,分歧尤甚”,这与党内不同派别对“中国政治情势之估量”的差异直接相关。又如,讨论中共的土地政策时，该书注意到不同时期颁布的三部土地法,并指出其区别。第一部土地法“除了地主豪绅反动外,其余的人,均得分配土地，近于计口授田”；第二部土地法“禁止土地买卖出租典押制度，主张组织集体农场，国有农场，实行土地国有”;第三部土地法则“主张土地小农私有，土地可以买卖出租典押”，“依靠贫农,联合中农,打击富农,以雇农为领导，消灭地主”，“对土地国有的主张，现时只能宣传,不能实行”。少数缺乏关键文献的节次，编辑者亦作相应说明。如一苏大会通过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失收，编辑者说明“暂付缺略”，同时附录二苏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改件并解释道，“据项英之报告”，两部宪法“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惟二苏大会通过之宪法“经详细研究，较为精密而已”。涉密程度较高的苏区银行材料，文件汇编亦未收录。编辑者仍设一节，表示“此方面之材料,搜获甚少,故于其组织,及发行纸币数目，均无由得悉”,转而从变节者的记述中挖掘一二信息。不必讳言，文件汇编的编辑者试图呈现一个更完整、更精准的苏维埃革命图景。从这个角度说，文件汇编不一部时人了解苏维埃革命的百科全书。不过,初衷是一回事,是否真能起到资鉴或百科的作用则另当别论。文件汇编编印于中共败走中央苏区之际,毋宁说成了一本“围剿”者的功劳簿（陈诚为此书撰写的序言即是最直接的证明）。十年之后,尤其国共政争形势倒转时,昔日的“围剿”者复开始重新检视对手方文件汇编第3 册，第9 4 6 页。文件汇编第3 册，第6 5 5 页。文件汇编第3 册，第1 0 2 4 一1 0 2 5 页。文件汇编第3 册，第6 7 2 页。文件汇编第4 册，第1 2 9 8 页。一些记述认为，文件汇编为国民政府“剿共”提供重要依据。例见宋毅：风云保定系：民国第一军校的十大将领，第2 6 6页；郭大风：陈诚为何能飞黄腾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鄂西土家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鄂西文史资料第2 辑，内部发行，1 9 8 5 年版，第2 8 页。不过，笔者暂未于蒋介石等国民党中高层的日记和相关文献中找到文件汇编的阅读记录，前引重要依据一类的话未必能坐实。120“围剿”者笔下的苏维埃革命的革命经验。一一以赤匪反动文件汇编为中心三、视革命困境为逻辑必然：文件汇编的叙事策略文件汇编半数章节均有编辑者的评论（部分章节有明确的概述或结论），无评论的章节亦略写数语以起到连缀文献的作用。这些评论有着特定的叙事策略和逻辑。就认识中共的苏维埃革命而言,其评论不能被认为是客观信实的描述,然可视为他者眼光的遗存。本节从该书评论运用的三种主要叙事策略切入，讨论编辑者施用的政治表述与思想资源,进而略述他者眼光对于了解苏维埃革命的可能意义。其一，呈现言说与实践之间的落差，是文件汇编及其他“围剿”宣传品塑造中共形象的相同策略。其中不乏歪曲污蔑之处,却提示着思考苏维埃革命的实践取向。更确切地说，仅从中共颁布的制度性文本考察苏维埃革命,较难理解革命的实况及其逻辑；“围剿”者的歪曲污被书写出来,则同编辑者有意借此道出苏维埃革命的困境不无关系。革命固然需要理想作为指引,然缺乏经济支援则难以为继,这一面向于此前很长时期的革命史书写中并不占优势（近来讨论渐多），却在文件汇编中被频繁提及（该书处理经济政策、财政两章即占一册篇幅，其他相关者如土地革命、劳动问题亦接近半册）。国共合作北伐时的农民运动，已同步从政治和经济上打击地主。其后中共走向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打击地主土豪遂进一步成为革命的动员资源和经济基础。文件汇编指出，苏维埃政府成立前，打土豪这一“就地筹款”方式，是中共军队“完全”的经济来源；政权建立后，“虽（没）有各种税捐，但这个筹款方法，仍是同时采用”。此书进而全文载录筹款须知小册子,着意突显中共筹款技术之成熟。筹款须知确对“技术”有着相当自觉，近半篇幅都直接谈到各种筹款方法，,且谓“筹款技术是能否筹得多、筹得快的实际问题及有效的技术。若徒有正确的策略，而没有好的技术，是不能得到结果的”。册子作者并自道，这些技术乃是“历来许多同志艰苦斗争经验所得”。换言之,册子中的筹款方法并非向壁虚构，而是经过有效运用，这是文件汇编引为论述的关键。不过要注意，文件汇编的评论有意无意间对筹款须知自道的逻辑有相当程度的回避。册子一再强调，筹款不是“简单的解决经济问题,如像土匪式的行为”，而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除解决红军经济问题外，更重要的是“摧毁豪绅地主的封建经济基础”与“发动群众斗争”。这一逻辑，自然不见于文件汇编的评论中。随着中共局部建政的展开，苏维埃政权的财政税收制度逐步形成。毛泽东的二苏大会见李廷芳：解放战争期间的南京政府国防部新闻局（政工局）见闻点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4 8 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 9 8 6 年版，第9 3 9 7 页；蒋介石电邓文仪（1 9 4 9 年8 月1 4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 0 2-0 1 0 4 0 0-0 0 0 1 3-0 3 6。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战士第3 8 期（1 9 2 7 年3 月2 7 日），第5 7 页；战士第3 9 期（1 9 2 7 年4 月3日）,第3 页。文件汇编第4 册，第1 3 0 5 页。文件汇编第4 册，第1 3 1 6、1 3 2 6 页。文件汇编第4 册，第1 3 0 6、1 3 2 4 页。121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报告即谓,苏维埃财政来源包括没收和征发封建剥削者、税收、国民经济事业三大块。文件汇编转录这一表述，并摘引同一报告中关于商业税、营业税、农业税的说明，表出苏维埃政权基于阶级分析的累进征税和废除苟捐杂税的主张。文件汇编另摘录一篇作者不详（实为张闻天)的论文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呈现苏维埃政权对待商人老板富农从“没收与征发”到“利用”“利诱”与“让步”的态度变化，并说明背后是苏区“经济的实际情形及其转变”。平心而论，苏区资源本就相对局限,加以政权机器运转、国民政府封锁等内外因素，苏维埃政权的财政压力不可避免地加重。“围剿”者对此了然于胸。匪方近况与我们剿匪的对策已先道，“严密执行经济封锁”确是苏区的“致命伤”，自国民政府实施封锁以来,苏维埃政权“对于生活和给养上已感受重大的困难”。更早的1 9 3 1 年，针对蒋介石杜绝苏区粮食及食盐办法，陈诚就感，此举有关“人道”，“对于民众足置之死命”。文件汇编抓住此点，随即罗列十余种苏区“临时捐税”名目，复提及摊派公债、借谷运动及其后推行的退还公债票运动、退还谷票运动。其中的表述自待商榷，然其提示的苏区财政压力及其继发举措的形成逻辑值得关注。其他苏区的经济状况同样有着复杂交错的逻辑。如文件汇编提及过去较少被人讨论的苏区罢工,并注意到工人问题与农村经济状况的关联。编辑者谓：工人的生活“跟着农村经济的状况为转移”,其工资高下，“不能以法规的力量去勉强规定”；工人失业问题，又很难以分田的方式解决，因农民会起而反对，即便工人分得田地，“也不能耕种自给”；苏维埃政权以“手艺工人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名义降低工价，则引发工人不满，遂依劳动法规定选择罢工。又如该书谈到红军家属优待的困境。基于政权汲取资源的需要，红军家属免缴土地税等优待政策很难全面执行，同样要购买公债、给红军借谷。而苏区扩红运动的一个结果是，红军家属群体亦同步扩大（文件汇编谓“红军家属人口一般的占全人口的一半，兴国等地已达三分之二”），如全面落实优待政策则只能进一步限制资源汲取。故此，针对红军家属的运动被广泛推动，塑造其“苏维埃模范公民的地位”。从中不难体会，人力、物资均处匮乏境地时,精神动员就变得格外重要。其二,前文提及，文件汇编多以时间顺序编排某一论题的关键文献,这为了解苏维埃革命思想与实践的变动提供了一条线索。不过,该书载录文献并不完善,其刻意呈现的历史叙事亦往往较为偏狭。通过排列各时期的文献，文件汇编试图传递一个朝令夕改、脱离实际并注定失败的苏维埃政权形象。陈诚的序言就认为，中共“或则放言高论，而不计事势是否可能,或则暮四朝三，而不顾实际究为何若”,其失败结果，“不问可知”。又如该书称中共颁布文件汇编第4 册，第1 0 8 5 页。文件汇编第4 册，第1 0 4 1 页。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 9 3 3 1 9 3 4），第2 8 1 2 9 2 页。匪方近况与我们剿匪的对策，第1 6 页。陈诚先生日记第1 册，1 9 3 1 年8 月1 6 日，第4 9 页。文件汇编第4 册，第1 0 8 5、1 3 2 7 1 3 2 8 页。文件汇编第5 册，第1 1 4 2 1 1 4 3 页。文件汇编第6 册，第1 9 5 8、1 9 7 2 页。文件汇编第1 册，序，第1 页。122“围剿”者笔下的苏维埃革命-数部土地法，均有着“对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认识错误”，可说是“完全失败”。谈到实施两部劳动法及农村劳动暂行法令时，认为中共并未意识到农村经济中缺乏新式工业成分，原有劳动法规“欲勉强实施”亦不可能，故不得不“降低条件”。其实同样的转变，恰恰折射出中共不断调整建政策略的灵活面向。如果不拘泥于其中的偏狭表述与目的论，此书关于中共历史的表述实为认识中共早期革命提供一个特殊的参照。文件汇编第1 编第4 章整章介绍中共从建党到建政（苏维埃政权）十余年间的历史，以派别斗争为其主线。这一书写方式不是文件汇编的原创，乃承袭自该章抄录的文献,即前文提到的杨岳彬所撰赤祸始末与赤匪构乱始末及其内部倾轧情形。杨岳彬于1 9 2 5 年前后加人中国共产党,1 9 2 7 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暴动，此后一直在中共军队中任职，1 9 3 3 年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动员武装部部长。杨岳彬的经历使其对中共武装斗争史相对熟悉，赤匪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