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贵州丹平、丹行二司区位献疑.pdf

【历史文化】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贵州丹平、丹行二司 区位献疑 王浩淼，王大宁（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摘 要：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明代部分中，丹平、丹行二司的实际位置应交换，二者治所也都要更北一些，在都匀县正西偏南方位，且与新添卫的把平寨司间相隔龙里卫所辖之平伐司和大平伐司。地图集出现二司标注错误与明志标注舆图、地理图模糊，以及在万历十九年至清后期期间二司不断被废设、移改、分割有很大关系。关键词：中国历史地图集；丹平司；丹行司；新添卫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2023)04-0064-12 中国历史地图集（下文简称地图集）第七册元、明部分为贵州政区地图，其中，拥有狭长地段的新添卫尤其引人注目，该军民指挥使司标注有五个长官司，其中最南端靠近广西的区域标注有丹行、丹平，前者在北，与新添卫城相差甚远（见图 1）。仔细对照明代贵州地图和明、清贵州方志，将会发现以“万历十年”为准的丹平、丹行二司区位及新添卫的政区界限无法与明清方志相关信息相合。本文拟从明代方志入手，对丹平、丹行二司在明前中期的治所进行考辨，继而探寻新添卫的大致政区界限，并考寻地图集标注错误的原因。不实之处，请方家指正。因新添卫、龙里卫建置变化较繁，尤其是在万历十九年（1591）在两卫的基础上新设新贵县，复于万历三十六年析新贵县、龙里卫、定番州置贵定县，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地图集明代贵州部分的年段为万历十年，因此，如嘉靖贵州通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天顺大明一统志等修于明 前中期的方志可直接被利用，以及以清初之前贵州版图信息为主要内容的读史方舆纪要亦是本文重点的运用资料之一。万历以后所修撰的方志内容则需谨慎对待，其建置演变信息和大事纪可被借鉴。一、丹平司和丹行司的相互位置 天顺大明一统志11360、弘治贵州图经新志2124-125均载丹平长官司距离新添卫城西南一百里，丹行长官司为一百二十里。读史方舆纪要承之，但称丹平长官司在卫城西南百里，丹行长官司在府城西南百二十里。按丹行长官司隶属新添卫，故此处“府”当为“卫”35336。如此，丹平长官司纵使不在丹行长官司之正北方，也应在以新添卫-丹行司为半径的圆的内围中。尽管万历贵州通志所附之新添卫图中，卫城东部即为丹平司，在丹平司南部的翁黄山附近设有丹行司4248。新添卫图抄自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丹平、丹行司本在卫城西南，但在图例中却 收稿日期：2023-04-10 作者简介：王浩淼（1994-），男，江苏无锡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王大宁（1998-），男，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第25卷 第4期 铜 仁 学 院 学 报 Vol.25,No.4 2023 年 8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Aug.2023 位于卫城东部，翁黄山北部。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山川的记载，翁黄山在把平寨司北十五里，与丹行、丹平二司无关。弘治志是最先编修贵州图例的方志之一，错漏较多，然此图例很可能是为了说明丹平司在丹行司的北部。又，诸书称丹平长官司在元属南丹州，丹行长官司在元属南宁州，读史方舆纪要将后者改写为“属南丹州”35336，以上著作所载之“南丹州”和“南宁州”均在广西，下文将详述“南宁州”的书写对丹平、丹行二司区位的影响。元明时期，广西南丹州在整个贵州区域的南部，南宁路（明为府）之北，地图集元朝部分有所体现，明属庆远府51157-1158。不管丹行、丹平二长官司在元时隶属情况如何，方志作者皆是想借助南丹州和“南宁州”的区位关系来阐明丹平司在丹行司之北的观点。按照方志所记载的山川参照物也能大体展现丹平、丹行二司之间的位置。读史方舆纪要所载内容最为具体直观，其言丹平司南有陇黄山、东有摆铺山（三十里）和甲港溪（十五里），东北有洞得山（三十五里），丹行司西为睹虎山（十里），西南有藤茶山，为东南方位的滕茶河的发源。此外，我们还能得知两司的距离为四十里左右，据此可推知丹平、丹行二司的相对位置。在满足相距适中的基础上，因丹平司的西部和丹行司的北部没有明显的山川参照物（尤其是山脉），可知丹平司可能在丹行司正北、正东和东北方位。康熙年间，在二司故地设外委土舍，寻隶属于定番州所辖之大塘州（长官为定番州州判），可还原二司在明时的区位。道光贵阳府志附有大塘图，在该图中，大塘州的正东方为丹行（二司归定番州部分寻降为外委土舍），在丹行的东北部为丹平，丹平毗邻贵定县、龙里县和都匀府，这不仅说明了原丹平司在丹行司的北面，而且实际的丹平、丹行二司远比地图集所标位置更北，明代丹平司在程番司的东北，而丹行司则在程番司东南，二司均在龙里卫的东南面、大平伐司的南面。据明世宗实录记载，丹行司长官罗继袖与卧龙司争夺楺平等寨，后朝廷分予大龙司6，这就表明三司应毗邻，成锐三角，大塘图完全符合这一点。而地图集中丹行、卧龙二司相距竟达六十公里之多，与明代方志、实录所述不合。道光贵阳府志在贵阳全图戊一、戊二两图设丹平为北、丹行为南，与大塘图相矛盾，很可能是作者在编补两图时混淆了都匀府所辖二司区位，从而出现错漏。我们可根据民国都匀县志稿和贵阳全图戊二作对比即可指出戊图的错误。第一，原丹行司最为靠近滕茶河（二司在都匀府部分经过多次裁设，而定番州部分并未有显著改变），而滕茶河也确实在罗斛厅、大塘州和都匀府交界处72354。第二，民国都匀县志稿称雍正八年在原丹行司区域设牙州汛，丹平司地设六洞8，而贵阳全图戊二中滕茶河的东南方即为“都匀牙舟汛之王宋塘”9374，毗邻丹行。第三，道光贵阳府志载丹平外委土舍距大塘州城一百二十里，丹行外委土舍为六十里9415，而县城在整个区划的南部，这说明更靠近县城的丹行外委土舍需偏南。第四，乾隆贵州通志附有都匀府舆图即标注丹平司在丹行司的北部，平川司的西北1027。如此可推出丹行在南，丹平在北。又，方志关于所辖地理行政单位的叙述顺序一般是依据区位，新添卫军民指挥使司所辖政区恰是南北纵向的狭长区域（割裂为两块），诸方志在记述新添卫五司的顺序是：新添司、小平伐司、把平寨司、丹平司和丹行司，以呼应与卫城间距的长短关系2124-125。但在涉及钱粮、户口方面，叙述顺序会因数量而发生改变，如万历贵州通志在叙述户口、土田时依照数量多寡往往将丹行司置于前4250。然唯有明史贵州土司传或借鉴明末方志和清初政区（详见后文），称述时将丹行放于丹平之前，从而引起一连串的误导。雍正后都匀府所辖丹平、丹行二司虽发生了地理上的迁移，但清末方志在叙述明时情况仍置丹平于前，甚至因明志舆图只标记丹平司而称新添卫仅辖有丹平11112；关于清初情况，因丹平司曾被废，故言都匀县仅辖有丹行司1190，将二司分置。可见区位也影响叙述的顺序，间接证明 第 4 期 王浩淼，王大宁：中国历史地图集 明代贵州丹平、丹行二司区位献疑 65 明前中期丹平司在北。综上，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卷贵州关于丹平司与丹行司的相对位置标注错误，丹平司应在丹行司之北（见图 1、图 2）。图 1 明万历十二年（1584）贵州中部政区原图例（底图采自谭其骧所撰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贵州）图 2 本文认为的明万历十二年贵州中部政区示意图 66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二、丹行、丹平二司在黔南的区位 在万历贵州通志和黔记中，附有完整的万历年间贵州地图，前者标明引用罗文恭公所制之图。罗文恭公本名罗洪先（15041564），江西临川人，是著名的理学家和地图学专家，黔记所引用的正是广舆图中在嘉靖二十年（1541）增补完成的明清舆图底本12。然而仔细比较将会发现万历贵州通志几乎完全沿用广舆图，而黔记相应增添了贵定县的信息。在两张舆图中，丹平司均位于龙里和平伐二司之间，新添之南、大平伐司之北，有力证明了丹平司在龙里卫附近（见图 3）。图 3 黔中舆图（摘自罗洪先广舆图贵州部分，图中每一方格百里）探究贵定县成立以前新添卫的区划可以从天顺大明一统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和嘉靖贵州通志三本方志入手。与黔记等万历中后期所撰史书不同的是，三书均载丹平司在新添卫城西南的一百里，丹行司在一百二十里，与把平寨司距离新添卫六十里相比较，丹平司应靠近于把平寨司，这与弘治志和广舆图所展舆图大体接近。根据广舆图所示，万历初年的丹平、丹行二司在瓮首河南部，由于龙里卫和新添卫犬牙交错，以至于二司在龙里卫、平伐司和大平伐司的合围之中。若分析方志所标地理图的描述，可知明制舆图所示非确。据民国贵定县志稿所附舆图所示，贵定县内无丹平、丹行二司的山川参照物，而都匀县、大塘州境内则分别有丹平、丹行的山川参照物。据志稿所载，谷峡山在贵定县城南九十里，为平伐司和大平伐司的分界线，再往南十里为大平伐司所辖牛鼻洞。冗刀山、龙山等均在城西南九十里，属平伐司境，而丹平、丹行则在新添卫西南一百一十里左右，表明二司在平伐司外围，甚至在大平伐司的南面。从丹平、丹行二司的山川参照物也可得出二司在大平伐司附近。黔记记载：自府小西门一路，七里至土地哨，七里至观音哨；自府大西门一路，九里至摆铺，一里至邦水大堡，四里至邦水司，一里至杨家铺，六里至一碗水哨铺七里至盐山铺，六里至龙里卫大道龙从铺1496-97。由摆铺的区位（邦水司附近）可知，在摆铺山迤西三十里的丹平司位于龙里卫附近。又丹平最为靠近龙里卫，也可佐证丹平在丹行之北。天顺大明一统志载：都匀府“东距播州，西达龙里，北通平越，南抵南丹，众山环绕，一水萦流，而本卫居其中焉”11362，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都匀府载：“（都匀府）西至龙里界三百三十里”293，同书新添卫地理之图载新添卫南部为大平伐司界，东南为都匀府2123，嘉靖贵州通志承之，亦称都匀府（卫）“西抵龙里卫平伐长官司”，而龙里卫东南为都匀府界15245。万历 贵州通志 龙里卫也称龙里卫东南抵都匀府，而本卫南部、东南部又恰是平伐司、大平伐司区域4241。而 黔记 新添卫地里图称新添卫南二十五里达都炉寨，五十里抵都匀府1484。据民国贵定县志稿载，县南三十五里有都炉场，附近有大小两寨，往西南约十五里为平伐场1319。由此可得都匀府的正西部当与龙里卫平伐司相接。黔记又称：“都匀卫北抵麻哈州；西北抵龙里卫界九十里；西抵新添平伐司界一百五十里；西南抵平州司界一百二十里。”1496黔记是明贵州巡抚郭子章在万历三十六年所撰，与地图集明 第 4 期 王浩淼，王大宁：中国历史地图集 明代贵州丹平、丹行二司区位献疑 67 代贵州部分的时间段相近，而就在该年贵定县成立，因此，黔志是研究贵定县初设前后重要的史料之一。万历十九年，废贵竹安抚司，于原平伐司地置新贵县，隶属于贵阳府。万历三十六年（1608），在原有平伐司、定番州的基础上设立贵定县，“在新县南四十五里，以其地接壤都匀，易于择卫苗疆，兼为平伐司属地，役民较便”135，这就解释了平伐司尽管不断改隶政区，仍能毗邻于都匀府的原因。黔记关于都匀卫的西部和西北交界的说法应是以新贵县的角度记载，所谓“新添”实指“新贵”，该著鉴抄前志，始终认定“都匀”的西部是平伐司，事实上前志的“都匀”指代“都匀府”，而此处为“都匀卫”。其西北和西部的信息应颠倒，以保证在平伐司并入新贵县后，龙里卫与都匀卫接壤的南部区域在新添卫（后属贵定县）平伐司的南部。这在道光贵阳府志所附贵阳府总图中有所体现。在该图中，平州司在定番州的东南，在都匀司的西南，贵定县在都匀司的西北，大平伐司则在正西9362。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293和万历贵州通志4295载，都匀府的西南部应以新添卫的丹平司接壤。这与乾隆贵州通志所附都匀府图的正西部分标有的丹平司相吻合。由此可以说明，都匀府的一部应与龙里卫的平伐司和大平伐司接壤，而丹平、丹行二司反而成为在大平伐司南面且隶属于新添卫的一块飞地。万历三十六年，新成立的贵定县是以新贵县的平伐司作为其中的一个基底，它的设立很大可能是为了连接南部的丹平、丹行二司，消除龙里卫平伐司所隔开的新添卫飞地。根据方志中关于新添卫南部和贵州宣慰司东南的信息可知，贵州宣慰司必然和都匀府相连，这在地图集是没有显示的。据明世宗实录记载，贵州宣慰司与都匀府交界的凯口囤曾在嘉靖十四年（1535）发生一次土司长官据囤谋叛事件，由巡抚陈克宅调发汉军平定16。嘉靖贵州通志疆域载：程番府东南毗邻都匀府凯口界15244，据乾隆 贵州通志都匀府图所示，丹平司在新添卫城西南的一百二十里，而在都匀县平浪司的西部恰有凯口囤，位于丹平司的东南部，与丹行司相通（见图 4），处于凯阳山之间，囤壁高四十丈，陡绝，中留一小径通囤外，有天池，“虽旱不竭”，明时有苗兵据囤叛乱1083。又，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所附程番府地里之图称程番府（后以其地改设定番州）的东北抵百纳长官司，东抵龙里卫界，东南抵黄平长官司界286，同书程番府长官司志又改称“东南到都匀府界二百八十里”287。黔记、万历贵州通志所采用的舆图显示从都匀府平州司出发有一条小道横径平伐司和丹平司，黔记所说的龙里大道当指此1496-97，此道与定番州相连，道路南端是广西南丹州。这就表明凯口囤是丹平司（应是丹行司，下文详述）、程番府、都匀府和南丹州的分界点。图 4 清初都匀府西北舆图（摘自乾隆贵州通志卷 2都匀府图）三、地图集丹平、丹行二司标注出错的原因 万历初期丹平、丹行二司显然要更靠北一些，但地图集将二司标注在都匀府平州司西南也是有其原因，可归结为明志舆图标注不明确，对南宁州、南丹州的误解和清朝频繁的政区变动。（一）明清方志中舆图标注被误读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都匀府称府西南抵新添卫丹平司293，而在贵州程番府地里之图又明 68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示程番府东南与黄平长官司毗邻286，图下文字改为都匀府287。如果仔细斟酌就可以注意到，该著是想将丹平司作为都匀府和程番府的交界区域。乾隆贵州通志载丹行司在康熙年间并入都匀府，但在舆图中丹平司在平州司西北，都匀司西南，如上文所述，丹平司在丹行司的北部。事实上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的部分信息是错误的。首先，该志在贵州都匀府地里之图中对都匀府西南地区的信息缺乏描述，尽管在下文称西南抵新添卫丹平司，但难免有缺漏的嫌疑。其次，该志在贵州程番府地里之图中将程番府的东南部记作黄平长官司，然而黄平千户所在平越卫以北、瓮安县偏东、偏桥卫迤西15224，与播州安抚司同城1488，并不与程番、新添、龙里及都匀等府卫接壤，此处的黄平长官司应指他司。综上，鉴于弘治志错漏较多，其所言程番府的东南、都匀卫的西南部当是丹行司，这在贵阳府、都匀府两处清修方志中均能有所体现。在广舆图撰成以前，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和嘉靖贵州通志等就贵州布政使司全境作地理图示时仅标注府、直隶州卫的大致位置。广舆图虽未完全标注出长官司，但尤其关注具有代表性的、决定府卫域界的长官司区位。黔记、万历贵州通志在广舆图的基础上进行简单修整，增补新设长官司的标注。丹平、丹行二司均在卫城的同一方向，如果二司与新添卫城同处一条直线上，则二司的中心相距二十里，又二司均编户四里（指范围），则二司实际距离仅十二里左右，加之二司名称可相互指代，以上两点使得作者未在舆图中将二者全部标注出，仅标有丹平司。部分方志将明代舆图中的丹平司认为是新添卫的南部界限。黔记在定番州地里图载：“东至白纳司界止，东南至通州里丹平司二百里”1453，白纳司在舆图中都没有过多体现。这里所记之区位实际是新贵县成立后新政区（特指新贵县的辖区）的情况。黔记增补的信息极多，且与前志多有冲突，如增补通州里与丹平司毗邻的信息，以及新添卫与丹平司的距离变更为“三百里”等，这表明丹平司兴许在这次行政变迁过程中更加靠近通州里，使后人误认为丹平司始终是新添卫的南部界限。此后少数清代方志受此影响，不仅认为丹平司在丹行司之南，更是误会了明志中的山川参照物。民国都匀县志稿所附清代都匀府亲辖舆图依据天顺大明一统志和读史方舆纪要，也标注有丹平、丹行二司的山川参照物137，其将丹行司附近的藤茶山、睹虎山置于都匀县正西，将丹平司附近的陇黄山、摆铺山置于县西南。如此，不仅无法将道光贵阳府志所附舆图中的滕茶河与其中的藤茶山相接，甚至在睹虎山旁又标记牙舟汛（一作牙州汛）。牙舟汛就是由丹行司改设而成，道光贵阳府志载：“（大塘州）自治东南至牙舟汛之王宋塘”9415，而王宋塘就在原平舟司附近的牙舟汛，显然志稿在标注方面存有自我矛盾之处：牙舟汛在都匀县西南（见图 5）而非县西（见图 6），今有牙舟镇。而道光贵阳府志有黔南实略相佐，实略称丹行司滕茶河入清河说明丹行司在滕茶河附近17405，下文又称由丹平改置的六洞司与定番州大塘滕茶河相接17406，这说明滕茶河在清时隶属于大塘州。且六洞司是由丹平司迁移而得，与原来的陇黄山等不再毗邻，反与滕茶河相近，民国都匀府志稿所附舆图完全违背以上信息。又乾隆贵州通志将二司的山川参照物设在都匀县的西南1083；上文也提到，根据黔记中摆铺的位置，摆铺山在都匀府西部，邦水司附近，靠近故龙里卫平伐司；加之丹平、丹行二司相距本来甚近，而志稿所附舆图中的山川相距过大，均无法与前志相合。二司附近的山川在志稿舆图中完全可以用平州、平浪二司来说明区位，如此就无法解释明志为何只用丹平、丹行二司。二司的山川参照物在志稿的山水志中均无体现，说明此舆图的标注直接抄鉴自明志和读史方舆纪要，但因参照的是清时二司的相对位置，从而造成标注与史实的冲突。综上，明清方志关于丹平、丹行二司的山川参照物多承抄天顺大明一统志，甚至在鉴抄过程中依照的是撰写者所处时代的二司区位。方志中也存 第 4 期 王浩淼，王大宁：中国历史地图集 明代贵州丹平、丹行二司区位献疑 69 有将丹平、丹行在字面上混淆的现象，如万历贵州通志一反大明一统志所载，将睹虎山置于丹平司词条之下4249，这是鉴抄黔记山川志所致。另，我们可以大胆假设，新贵县成立后丹行司在方志出现的频次远高于丹平司，兴许与黔记将丹平司置换成丹行司有关，甚至民国都匀县志稿也很可能受此影响，将借鉴于丹平司区位的睹虎山作为丹行司的关键参照物，从而颠倒丹平、丹行二司及其山川参照物的区位。图 5 清代都匀府境图（摘自民国都匀县志稿卷 1）图 6 清代都匀县境图（摘自民国都匀县志稿卷 1）70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二）明清方志误解南宁州、南丹州 天顺大明一统志云：“元置丹平等处蛮夷长官司，属广西南丹州，后废”；“元置丹行等处蛮夷长官司，属广西南宁州，后废。”11360道光贵阳府志意识到广西无南宁州，遂改南宁州为南宁府，这一修改着实似是而非1824。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在宋宜州的基础上分设南丹州安抚司和庆远安抚司，大德元年（1297）以二司较近，遂并设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19，位于元八番顺元宣慰等司、明都匀府的南部。南丹州在元明期间的区位和名称变化并不大，因此较易识别。我们需要注意明志所载丹行司在元时所隶的“南宁州”属“广西”，这是有误的。元承宋制，设邕州安抚司，至元十六年（1279）改总管府，至泰定元年（1324）始改为南宁路，仅辖武缘、宣化二县，与宋朝相比管辖区域大为缩减，且不与顺元宣慰司相接。因此，从时间与称呼间的关系、区位两个角度来看，广西南宁路绝非明志所言至元年间的“南宁州”。又查贵州境内恰有“南宁”，宋时属夔州路黔州，为羁縻州，元时为顺元宣抚司所辖，为安抚司，后废，位于明朝程番府东部区域（后属定番州），明清方志亦有程番府曾属南宁州的零星记载，符合丹平、丹行二司的区位。因此明志所言的“广西南宁州”实为贵州中部的“南宁州”。弘治贵州图经新志 黔记、万历贵州通志注意到此点，删南宁州前的“广西”二字。顾祖禹虽然也意识到元明时期南宁路（府）距离贵州较远而不取，但仍不察，因南丹州毗邻贵州，于是在不改变“广西”的基础上换“南宁州”为“南丹州”，这一改修似是为了呼应二司毗邻南丹州的区位特点，然在贵州本土的确曾出现过“南宁州”，为丹行司在元时的上级行政单位。出现丹平司属广西南丹州、丹行司属广西南宁州的记载与土舍祖籍相关。荆梁外境之都匀等处酋长在五代时期率领部众“附于楚，宋为羁縻合江州、陈蒙州”293。据民国贵州通志记载，丹平外委土舍为莫氏，祖籍柳城人，元至正年间以功授长官，丹行外委土舍罗氏，其先亦为莫氏，南宁府人，与柳城莫氏同授官20256，故所谓“贵州土官世系，悉皆楚豫秦晋之人，时因有功分封袭职，世守其地，并非本地之土苗也”21。两者相较，柳城属柳州府，因府邻南丹，而明初南丹土知州亦为莫氏，故莫氏所在的丹平司被方志记载为曾隶属于广西南丹。柳州府辖境有卢氏，曾在宋元间跟从龙德寿戍守南宁州，明初世袭长官司1817，若莫氏有相似经历，也当如此。事实上，早在五代时期，莫氏就曾世袭南宁州刺史1813，这也是断定莫氏甚至可能早于广西南宁罗氏成为南宁州土酋的重要佐证之一，但也不排除丹行司与南丹土酋莫氏存有一定关系。而大明一统志所记之“广西南宁州”是受“祖籍南宁府”和“南宁州土酋”两个因素综合影响下的谬误，后世方志也只重其一，遂出现多种不同的说法。因此，不管丹平在元时是否隶属于广西南丹，二者间的区位与土舍祖籍无直接关系，不能因莫氏祖籍在毗邻于南丹州的柳州而认为明代丹平司在南。顾氏的地理学影响较大，以致后世学者在分析明代政区地图时往往借用该著，如民国贵州通志直言丹平、丹行二司直隶南丹，称“有显迹可寻者耳”11593，因此，地图集将二司置于毗邻南丹州的黔南地区并出现区位交换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三）明清时期对丹平、丹行二司移迁和分割 据大明一统志11360、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2124-125，把平寨长官司在新添卫城南六十里，而丹平长官司在西南一百里，丹行长官司在西南一百二十里，如此，丹平长官司到把平寨长官司的距离在四十（同一直线上）到一百二十里（呈直角）之间。地图集中把平寨长官司到最近的丹行司的距离被设置为约三点五个标尺，按照比例尺计算，即至少八十五公里，这与史籍记载相矛盾。万历以后的方志提到三百里，如黔记卷五所言三百里是从新添卫城西门出发，走小路三百里到达丹平、丹行二司1484，万历 贵州通志 承之。根据道光 贵阳府志贵阳府总图所示9362，按照丹平、丹行二司间距为二十里计算，一个标尺约为三十五里，则新添卫城到丹行司的距离约是 3.2（即10）个标尺，第 4 期 王浩淼，王大宁：中国历史地图集 明代贵州丹平、丹行二司区位献疑 71 约一百一十里，与大明一统志相符，而三百里之处在广西境内，万历贵州通志记载贵州府南到广西仅二百二十里459。我们不排除该舆图本身的精确度较差以及明清定番州的边界发生变化等因素，因为黔记曾载都匀府城至南丹州的距离是二百三十里，北至平越卫界为六十里，则三百里几乎是平越卫界到南丹州的总距离4297，地图集并没有呈现出两组参照物的间距都是三百里。如果 黔记所言“三百里”是准确的，那么丹行、丹平二长官司在新贵县成立后有南移至贵州南部边界的可能。读史方舆纪要也称在定番州西南一百七十里处的通州关与丹平、丹行二司毗邻35259。顾氏这一记载很可能是承接发微于嘉靖志地理图的万历志。然而，它在记载二司与新添卫的距离时复取“一百里”和“一百二十里35336。以此推之，丹平、丹行二司在贵定县成立至清初这段时间内当恢复到原来都匀县西南靠近大平伐司的区域，有方志称二司曾随贵定县和新添卫改隶平越军民府，仍待考。22清朝方志或不言里数，或承接读史方舆纪要之“一百里”，逐渐忽视了丹平、丹行二司的具体位置，这与丹平、丹行二司随后被不断移迁和分割有关。洪武三十年（1397），将丹平、丹行二司归隶于新成立的新添卫军民指挥使司。此后，丹平、丹行二司设废不定，民国贵定县志稿称隆庆以前丹平、丹行二司就有被“省”的经历135。万历十九年，在龙里卫平伐司的基础上合并贵竹置新贵县，改隶于新设立的贵阳府。民国贵州通志作者认为此时丹平司划归于定番州，把平寨司划归于龙里卫，并认为贵定县由丹行、把平、平伐和大平伐四司构成，以此推翻读史方舆纪要中关于贵定县仅由大平伐司和平伐司构成的说法1178。民国贵定县志稿称贵定县是由新贵县之平伐司和定番州地合置，其名也取自二地9362。丹平司和把平寨司本属承接新添卫的新贵县，且雍正以后丹平司部分属地随即划属定番州，如此将丹平司置于定番州的论证是合理的，但称把平寨司复隶属于龙里卫则不妥。万历贵州通志记载了龙里卫在新贵县成立后的情况，其称龙里卫仅“领千户所五、长官司一”4240，除了本司外，该志并未记载平伐司以说明所载内容为新贵县设立之后的情况，同时未载把平寨司，表明此时的龙里卫并未辖有把平寨司，把平寨司很可能仍属新贵县。事实上顾祖禹顾及丹行司，却忘记丹平司，丹平、丹行二司均靠近定番州。除上文提及的丹行司长官罗继袖与卧龙司争夺楺平寨事件外，清初丹平司长官莫之廉响应明将刘鼎，率部合围定番州948。又，定番州（万历十四年，1586）、新贵县（万历十九年）成立的时间十分接近，因此二司在新贵县成立后并入定番州是合乎常理的，随后复改入贵定县。万历贵州通志在记载万历二十五年的徭役、户口时仍按照原新添卫区域框架进行统计4250，乾隆贵州通志将丹平司在顺治年间被裁废的信息记载在贵定县词条下1043，均能说明丹平、丹行二司与新贵县、贵定县始终保持着经济和政区上的联系。万历三十六年，贵定县成立，丹平、丹行二司复并之。清朝方志仅记丹行司的情况，是因为丹平司在清初被裁撤，同时也间接表明丹行司为新添卫、贵定县最南部的边界区域。清前中期对丹平、丹行二司实行了更为具体的迁移方针。顺治十八年（1661），丹平司因与南明政权保持合作关系，其地在康熙年间省入都匀府都匀县994。康熙二十六年（1687），在贵定县移治原新添卫的同时，割贵定县所属丹行司入都匀县，五十二年（1713）长官罗拱辰卒，继承者不愿袭，清廷改土归流，遂革953。五十六年（1717），二司降为外委土舍20256。雍正年间改原丹平司为六洞司，设土舍一员，莫氏犹能承袭，又裁撤丹行司，设牙州汛17406，前者有迁移之意，后者在原处进行。乾隆贵州通志在描述陇黄山、藤茶山的区位时运用了“旧丹平司”“旧丹行司”的词条1083，同书中存在丹平司从大平伐司南部向平州县南部迁移的信息，而大塘州的丹行司在牙州汛东北三个标尺，即三十里，反映了二司均曾发生过区位上和名称上的变化，这种区位变迁可能是仿照明时新贵县成立之际的格局。清史稿亦有记载，其言六洞司和平州司均在72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都匀府西南，清初的丹平司在正西，这说明原丹行司在平州司的北面，至清中后期方迁至南面72356。雍乾年间，改置后的六洞司在平州司南三十里17406，而牙州汛在平州司的西南三十里138，则六洞司在牙州汛的南方。今平塘县（原平舟县治所）正西为牙舟镇，是民国初年（1912）大塘县丹行土舍与牙州汛合并而成的结果。牙舟镇西南有丹平大寨，取自于六洞司，二者均隶属平塘县，这与地图集对丹行、丹平二司所标注的位置相同。尽管如此，这并非是明时二司的区位，因此不可鉴抄。与此同时，在都匀县丹行司被废除后，乾隆三年（1738），另割丹行、丹平二司故地予定番州所辖之大塘州，降为外委土舍994。其中丹行外委土舍在道光年间由罗艳廷承袭1824。此时二土舍的相对位置应与明前中期和清初相似，丹平外委土舍在北，靠近大平伐司，丹行外委土舍稍南（见图 7、图 8）。因在都匀府之丹平等二司已发生名称与区位的变化，使得民国方志认定大塘州所辖之二司是政区变迁的最终产物20256。道光贵阳府志所示疆里图对于我们探讨丹平等二司在明前中期的大致区位起了关键作用。图 7 清代贵阳府总图（摘自道光贵阳府志卷24，图中每一方格约 35 里）图 8 清代大塘州图（摘自道光贵阳府志卷 24，图中每一方格约 15 里）由上可知，明万历前中期的丹平司当在丹行司之北，二者应在都匀县正西偏南方位，因龙里卫的隔断，丹平、丹行二司成为新添卫的一块飞地。至万历十九年，二司改属定番州，寻改隶贵定县，有南迁之可能。地图集所标注的丹行二司区位极大可能是依据读史方舆纪要和明史地理志，两著部分内容鉴抄黔记和万历贵州通志，而黔记与万历志是记载万历十九年以后（此时新添卫主要辖区与平伐司、金筑司合置新贵县）的贵州政区，与地图集所要借用的时间段不同。此外地图集关于二司明时的相对位置借鉴了当今行政区位，而丹行司在平州司西南、丹平司在南的区位是雍乾年间政区变迁、土寨迁移后的结果。贵阳府定番州所辖之大塘州存有丹平、丹行二司部分区域，清朝仍以二司之名冠之，结合清初方志舆图信息，可解明时二司区位之惑。注释：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称新添卫的北部、东北、东部和东南均属平越卫界，这与黔记不同，这是因为麻哈州在 第 4 期 王浩淼，王大宁：中国历史地图集 明代贵州丹平、丹行二司区位献疑 73 明前中期隶属于平越军，直至弘治初年都匀少数族叛明，朝廷于是升麻哈司为州，辖平定、乐平两司以专治境内诸少数族。故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所载内容当是弘治以前。明志中多附有各个府卫的图例，图例中心为府卫，四周标注重要的山川和公署，图框八个方位标注相邻区域名称，有时也补入间距。一般图例方位按照上北下南的原则，但也存在方位交错的现象，从而使标注物、相邻区域名称与方位不合。黔记所附新添卫地里图的方位交错，万历贵州通志所附新添卫图的标注物错误。（明）李贤：天顺大明一统志卷 88新添卫军民指挥使司，三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60 页。明志关于“南宁州”的上级行政单位存有争议，但对“南宁州”“南丹州”无异议，下文详述。明志中在各长官司下标注的山川，包括位置、距离等，清志将之置入完整的山脉、河流系统，脱离各行政单位。根据余弦定理，新添卫到两司的夹角在 0-30 度之间，可得两司间距约为 20-60 里。此处两个参照物（尤其是山）不放在一起以保证两司间距的适中。（清）张廷玉：明史卷 306贵州土司传，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 8195 页。然该著之地理志部分仍将丹平司置于前，说明两部分之间存在称述上的冲突。民国贵定县采访处：民国贵定县志稿，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27 册，民国八年抄呈本，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7-8 页。冗刀山、谷峡山在天顺大明一统志均有记载，见天顺大明一统志卷 88龙里卫军民指挥使司，第 1361 页。各舆图中仅标有程番府所辖小龙番司而无大龙番司（两司相距十里），可相佐证。（明）郭子章：黔记卷 9山川志中，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2 册，万历三十六年刻本，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214 页。需注意，黔记和万历通志虽修撰于新贵县成立之后，但所载内容多是新添卫都指挥使司存在时的信息，使得内容在时间方面较显杂糅。而 黔记出现名词置换现象兴许与丹平、丹行二司南移使新添卫失去现实的山川参考有一定关联，后二司还属，顾氏纠正之。八番顺元宣慰司曾先后归隶于四川、（云南、四川、湖广）三省交替、湖广行省管辖。参见伍磊：元初八番顺元地区管辖权变动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11-21 页。程番府、贵阳府均曾隶属南宁州，参见（明）沈庠修，赵瓒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 8程番府，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 册，弘治刻本，巴蜀书社2006 年版，第 86 页；（清）鄂尔泰等修，靖道谟、杜诠纂：乾隆贵州通志（一）卷 3建置，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4 册，乾隆六年刻本、嘉庆修补本，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42 页。据民国贵州通志载，光绪年间莫氏仍不断承袭，管理所辖区域，但在域之汉人已不再受其管束。参见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民国贵州通志（六）卷土司志五，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1 册，民国三十七年贵阳书局铅印本，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256 页。参考文献：1 李贤大明一统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2 沈庠弘治贵州图经新志M弘治刻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 3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4 王来贤贵州通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5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1197 7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 窦全曾都匀县志稿M一九二六年铅印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32 9 周作楫 贵阳府志（一）M 咸丰二年朱德璲绶堂刻本 成都：巴蜀书社，2006 10 鄂尔泰贵州通志（一）M乾隆六年刻本、嘉庆修补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 11 谷正伦贵州通志（一）M贵阳书局铅印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 12 朱思本广舆图M罗洪先，增补上海：上海古籍 74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出版社，2002：468 13 民国贵定县采访处贵定县志稿M一九二零年抄呈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 14 郭子章黔记M万历三十六年刻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 15 谢东山贵州通志M嘉靖三十四年刻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 16 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3960 17 爱必达，张凤孙，等黔南实略M道光二十七年罗氏刻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 18 周作楫贵阳府志（三）M咸丰二年朱德璲绶堂刻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 19 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534 20 谷正伦贵州通志（六）M贵阳书局铅印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 21 鄂尔泰贵州通志（二）M乾隆六年刻本、嘉庆修补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100 22 瞿鸿锡平越直隶州志M光绪三十三年刻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40Questions about the Location of Danping and Danxing in Gui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WANG Haomiao,WANG Daning(School of History,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00,Anhui,China)Abstract:In the Ming part of Volume VII of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the actual positions of the two divisions of Danping and Danxing should be exchanged,and their offices should also be farther north,in the area of Duyun County due west by south,and separated from the Baping Division of Longliwei and Daping Division of Xintianwei.The mistakes of the second division in the atla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mbiguity of the map and geographical map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the Ming Dynasty,and the continuous abolition,southward movement and allocation of the second division from the 14th year of Wanli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Key words: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Danpingsi,Danxing Division,Xintianwei （责任编辑 车越川）（责任校对 黎 帅）（英文编辑 田兴斌）第 4 期 王浩淼，王大宁：中国历史地图集 明代贵州丹平、丹行二司区位献疑 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