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鄂西武陵山区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实践及社会网络重构.pdf

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97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在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鄂西武陵山区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实践及社会网络重构解素蔓摘 要：本文通过对鄂西武陵山区农村的田野调查发现，熟人社会网络主要依靠传统儒家伦理来维持，呈现出关系化的社会网络状态，这种社会网络呈现单一和发展规模有限等特点。随着人口城乡流动剧增，特别是大批农民工进城以及返乡以后，原本相对单一的重构方式趋于多元化，并呈现着关系化和类别化等多重社会网络并置的状况。多重社会网络并置现象既是城乡流动的体现，也是不同人群基于生存选择而将乡土性和城市性编入日常生活实践的结果。其生成对于重新理解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以及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差序格局及公私边界等问题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关键词：返乡农民工；社会网络；关系化；类别化；并置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24）01-0097-106在 乡土中国 中，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传统中国社会联系的两种方式a：一种是血缘，即人与人的权利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另一种是地缘，即人们的联系受“出生地”“祖籍”等社会化了的空间来决定；血缘和地缘在多数情况下密不可分，两者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随着人口不断繁衍，不同人群移居到某个区域并结成地方社群，血缘和地缘开始分离。那么，不同人群在新的村落共同体中如何共处？费先生基于江村和禄村的调查认为大概有两个条件：一是在村里获得土地，二是藉由通婚构拟亲属关系网络b。通过这两种渠道，使得不同人群被团结在某亲密社群里。费先生还指出，“亲密社群的团结性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c。与此同时，基于熟人社会及其无法明了的人情关系，费先生还断言，“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d因为商业社会的市场贸易和熟人社会的人情馈赠不一样，虽然都是互通有无，但清算方式存在差别。由此他认为，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在血缘关系之外去建立其商业基础”e。收稿日期：2023-08-10作者简介：解素蔓，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a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57-58 页。b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 59 页。c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 60 页。d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 61 页。e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 61 页。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98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应当承认，费先生关于血缘和地缘作为乡土中国社会结群方式的主张富有洞见，但他认为熟人社会以及血缘和地缘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则的看法却有失偏颇。随着农村人口的高频流动，商业社会和熟人社会的界限不再分明，市场贸易和人情馈赠相互参杂，原有的社会网络在悄然变化。那么，人们的结群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血缘和地缘之外又生发了何种结群可能？这种结群方式内含何种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它们对市场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又如何形塑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这些问题尚待深入调查和研究。人类结群方式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既有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一种是社会网络“关系化”的凝聚机制。“关系化”凝聚机制及相关探讨可以追溯到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对传统社会亲属制度的研究。滕尼斯认为，传统社会具有“共同体”性质，共同体成员拥有亲属关系或类亲属关系，过着共同的排外的精神生活，构成紧密的关系网络。a拥有亲属关系的成员，他们之间的互动依照的不是结构性身份类别，而是具体情境中的“关系”。关系成为凝聚社会网络的重要纽带，而互惠交换是关系运作的关键手段。莫斯、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萨林斯等人类学家分别从“礼物之灵”、功能、结构以及道德规范等角度探讨了互惠交换对社会网络的凝聚作用，并就“人与物是否可分”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b梁漱溟、费孝通等先生则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整个社会关系与结构都是依据伦理关系及其“拟制”展开的，传统人格的本质是一个“伦理关系体”c。这是对中国差序式关系格局的深刻解释，凸显了社会网络“关系化”凝聚机制的内在逻辑。另一种是社会网络“类别化”凝聚机制。所谓“类别化”，指的是社会网络中的“分类结网”d凝聚机制，群体归属和网络成员身份是凝聚网络的关键纽带。“类别化”凝聚机制强调社会网络中不同行动主体的身份相同或行动意志的相似，具有同质性或同类性倾向。布劳发现上级和下属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网络，各自网络均有同质性倾向e；弗门特指出，作为理性的职业身份和作为文化与情感的民族身份对移民网络具有明显的凝聚作用f，并认为社会结构反映和影响人们的角色关系和社会交往，人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垂直分化（不平等）与人们在不同类别网络之间的水平分化（异质性）共同反映了社会结构g。劳曼则认为具有相同的民族、宗教信仰、性别、职业、社会身份的人们，容易彼此理解，有着共同的归属感和情感，更倾向于结成社会网络。h麦克弗森也指出种族和民族方面的同质性对流动人口社会a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b 参考马塞尔 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1 年；克洛德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三联书店，2009 年。c 参考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 年；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2006 年，第24-26 页。d Mc Pherson，J.M,Lynn Smith-Lovin and James Cook.“Birds of a Feather: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1:25.e Blau,Peter,M.“Social Mo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1.3（1956）：290-295.f Flament，Claude.Appltcattons of Graph Theory to Group Structure.London: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1963:142.g Blau,Peter,M.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7：240-291.h Laumann,Edward O.Bonds of Pluralism: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Urban Social Networks.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73：213-253.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99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网络的凝聚起到关键作用，紧随其后的依次是年龄、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职业和性别。a可以看到，“关系化”和“类别化”的提出背后存在假设前提，即它们似乎建立在“生/熟”或“静/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势之上。具体而言，熟人或流动性不高的社会往往通过血缘和地缘等关系结合，而陌生或高流动性的社会则通过行动者的身份、行动、价值等类别归属。关系化和类别化等社会网络凝聚机制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社会形态及其结群方式。然而，社会情势的多样性以及多元行动主体的能动性，使得关系化或类别化并非孤立存在于某个社会形态里，特别是随着人口跨界流动剧增，这两种社会网络凝聚机制彼此交织在一起。那么，它们如何并置于城乡流动的生活实践中并衍生出何种新的社会网络凝聚机制？有的研究者发现流动人口进城时往往优先将亲缘、地缘等先赋性关系编织成初级社会网络。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个体生存需求，人们又在亲缘和地缘基础上构建出业缘、趣缘等次级社会网络b。次级社会网络主要通过将先赋性社会关系转化为工具性社会关系以及“拉关系”等方式予以建构。学界将其生成归因为不同社会结构和文化规则之间的张力c以及行动主体的能动性d。返乡农民工是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先后经历从农村脱嵌、异地入嵌与本地再入嵌等阶段，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使其关系网络呈现出多重社会关系和文化规则相互编织的图景；彰显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宏观结构性要素和日常生活实践中主体能动意识的互构关系，为我们讨论流动社会中的关系网络构型提供案例参考。鉴于此，本文以鄂西武陵山区大支坪镇为田野调查点，主要考察返乡农民工在国家帮扶下成立茶叶合作社的具体过程，讨论社会网络重构中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笔者试图呈现返乡农民工藉由关系化和类别化重构社会网络的过程，把两种凝聚机制纳入到同一视野框架中，分析其从“关系化”转向“类别化”的动态过程，探究多种社会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行动力量协商和共谋过程，进而审视传统伦理道德在现代化背景下如何融入现代社会生活的路径，并思考其发展的可能模式。一、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中的社会网络重构及其策略与乡土中国多数乡村社会相类似，鄂西武陵山区的农村同样以村落共同体的面貌呈现。村民们长期生活在低流动性的村落空间中，他们相互了解，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亦大致趋同。依赖于血缘与地缘关系，村民们的关系网络重合度极高，信仰关系、亲属关系以及生产劳动关系互相糅杂，密不可分。在这种向内讲究合作，向外强调边界的“熟人社会”，村民们热衷于维持既有社会网络，在交往互动过程中，习惯“留人情”“讲面子”，若是违反这一原a Mc Pherson，J.M，Lynn Smith-Lovin and James.P.27b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 1996年第4期；王毅杰，童星：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社会学研究 2004 年第 2 期；张文宏：网络社群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影响，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1 年第 4 期；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 2001 年第 2 期。c 王毅杰，王微：国内流动农民研究述评，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符平，江立华：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局限与突破，调研世界 2007 年第 6 期。d 曹子玮：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社会学研究 2003年第3期；文军：从季节性流动到劳动力移民：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分化及其系统构成，探索与争鸣 2006 年第 1 期；宋秀波：社会网络视野下的农民工转移与关系再建构分析平阳坝村的个案研究，现代交际 2010 年第 6 期。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100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则，往往被排除在集体合作之外。嵌入在“关系化”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源可以有效降低村民生活中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各种风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幅提高，原本需要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的农业生产在单个家庭内就能自如应对，再加上大量劳动力流动至东南沿海地区的都市，村民之间的劳动合作机会骤减。再加上农民工在闯世界的过程中，变得精明起来，逐渐养成了按市场经济办事的习惯，最典型的表现是村民支付货币购买农业机械化生产服务。原初的乡土社会的结合方式貌似变得不再重要，人们开始投入到以利益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主导的类别化社会网络中。但是受金融危机、疫情和乡村振兴战略等因素影响的农民工纷纷选择返回家乡，乡村社会再适应问题使得两种社会网络结群方式纠缠在一起，农村社会网络重构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在鄂西武陵山区，国家自 2015 年以来扶贫力度逐年加大。巴东县大支坪镇按照上级要求，大力扶持农民发展茶产业。由此，吸引那些常年在外务工的年轻人的目光。其中，三个年轻人因为共同的生活趣向而走到了一起。一位名叫谭德宇，曾长年在福建打工的年轻人。因近年“外贸不好做，单子少，不赚钱”，无法维持家庭开支，生活甚感迷茫而选择加入茶叶产业开发。一位名叫谭平的年轻人，此前在北京打工，因文化程度低而被迫下岗，加上要赡养老人而尝试响应政府的号召返乡。另外一名叫田明的年轻人，高中毕业后前往广东打工，但所在工厂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而倒闭，他不愿“重新开始”而选择返乡并加入茶产业。三个年轻人的经历大同小异，都是将其在城乡流动的生活经验作为个体行动的出发点，选择与乡村振兴等国家理念关联起来。据谭德宇回忆，2020 年春节过后，他便感到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出去继续打工，不好干；不出去打工，在家种田又不现实，根本养不活一家人”。这个时候，他遇见了同为亲戚的谭平和田明，发现他们的处境和自己特别相似。于是，三人试图在春节聚会时商议相应对策。但“三个臭皮匠还是抵不过一个诸葛亮”，三人虽然常年在外谋生，但都是为人打工，从未想过如何自行决策与自主创业，因此当他们面临如何抉择时，费尽脑汁仍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谭海是他们村的支书，也是谭德宇的亲戚。当他了解到三个年轻人的情况后，建议他们说：“现在国家扶贫力度大。村里原建有一座茶厂，厂房和设备都有，但目前处于闲置状态。你们几个外出打工多年，见多识广，不如承包下来。厂房不需要交纳租金，只需收成时，按照市场价格收购茶叶，交纳些管理费就可以了。”刚开始，三个年轻人觉得自己既不懂技术也不熟悉茶叶销售，左右为难。村支书谭海告知他们，说技术和市场销售由浙江杭州萧山区对口援助，只需要他们“认真搞肯定没有问题”。谭德宇等人经过再三思考后，觉得风险不大，特别是当他们听到不需缴纳巨额资金后，武陵山区的第一家“茶叶合作社”悄悄诞生了。茶叶合作社成立后，除了制定相关管理制度，还进行了大致分工：谭平主要负责茶叶生产工作，谭德宇收购鲜叶和销售环节，田明则进行财务管理。问及这些创业感想，谭德宇无比满足：“这两年下来，总体情况还可以，比打工强。”他还说，“有对口帮扶政策后，自己确实少操心不少”。原因是茶叶一产出，就被杭州萧山区按照市场价格包销了大部分，如此销售压力减少了许多。在这样好政策下，合作社又吸纳了村里 11 户人家，其中包括 4 户贫困户，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101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茶叶合作社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茶叶合作社从无到有的过程交织着关系化和类别化等结群方式。首先，从关系化向类别化转化。谭平、田明和谭德宇同在一个村，是亲戚，且都有积极进取、发家致富、改变人生的相同志向。三人的社会网络既属于亲缘关系网络，又属于业缘关系网络。两种关系网络叠加，他们相互信赖，合作顺畅，携手成立了一个经济共同体茶叶合作社。其核心联结纽带最初主要依托创办人之间的亲缘关系所维系，随着合作社业务逐步展开，专业分工细化，不同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向业缘扩展与强化，体现出一个从关系化逐渐向类别化转化的过程。其次，关系化和类别化并置于同一社会网络中。比如，合作社成立初就面临茶园开发问题。此前，茶园已被村民承包达三十年之久，土地流转能否得到村民支持是合作社亟待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村民耽虑茶园流转出去之后，自己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是茶园流转之后，土地性质也改变了，依附其上的各种补贴也随之消失。合作社的做法是从三位发起人的亲戚入手，说服自己亲戚们先签订茶园流转合同，让其他村民减少耽虑。先向村民支付租金，一般茶园每年租金 400 元每亩，优质茶园每年租金 500 元。合作社还给村民提供化肥农药，雇佣他们修剪、施肥。村民经过计算，发现自己经营茶园的收益并不比合作社给的高。村民们慢慢接受并自愿流转茶园土地，参与合作社。可见，在茶叶合作社这一经济利益共同体当中，既存在以亲戚为基础的关系化社会网络，也存在着以股东为表征的类别化社会网络。最后，多重社会网络边界模糊化。随着茶叶合作社发展，资金等问题凸显，这时，来自亲缘关系网络的支持是合作社最坚实的根基和最可靠的力量。作为茶叶合作社的灵魂人物，谭德宇创立茶叶合作社的过程中离不开亲朋的大力协助。比如，谭德宇的姐夫在深圳经营外贸业务多年，家境殷实。在茶叶合作社资金困难时，姐夫曾慷慨借出 50 万元帮助合作社度过难关。且姐夫有极其丰富的经营理念和营销技术，合作社特意聘请他为技术顾问，并予以其分红。但姐夫婉拒分红，说“亲戚之间应相互扶持”。之后，随着茶叶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加上受到疫情影响，茶叶积压严重，销售出去的茶叶尾款迟迟到不了账。茶叶合作社资金变得异常紧张，甚至还出现拖欠租金和工资的现象。负责人只能又动之以“亲情”以求理解，利用亲戚关系缓解潜在矛盾。综上对茶叶合作社运作的深入考察，可以看到返乡农民工维系和重构社会关系网络所采用的主要策略。首先，“敲开大门”，建立志趣一致的关系，这是生成网络的第一步。所谓“万事开头难”，如何打开交往的大门很重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内外有别，从“不是外人”“不要见外”等日常用语可见一斑。在田野中，谭平就经常说：“我们几个都是在经营合作社的过程中更加了解彼此的。那时候我们一起到市场上卖货，彼此没什么实质交往，只是能说到一块去，投脾气，家庭的事情啊，什么的，都能相互分享，相互理解，觉得彼此心离的很近”。从“门外人”变成“门内人”，其实是“外人”转化为“熟人”“自己人”的过程，实际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102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上是人与人之间身份认同的过程。a但是这还不够，想要建立一致的关系，关系双方必须进入同一个社会网络。可以是受社会网络成员邀请加入，也可以因为认可或向往某社会网络，主动要求加入。田明就曾说：“我没有专门学过财务，所有关于茶叶合作社财务管理问题都需要向经验丰富的人员请教。后来，随着人际交往深入，我才逐渐融入到当地的财税圈子。”其次，通过“过渡仪式”正式加入某社会网络。这种仪式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正式的主要是举办迎新会。多数是非正式的，有时候只需一次饭局或者一句简单的介绍，就能起到过渡仪式的表征作用，完成成员身份的转化。经过仪式之后，新成员内化了网络的规则和成员的权利义务，老成员也认同了新成员。谭平的回忆可以说明这一点，“我在深圳跑市场的过程中，通过一个酒会，在客户的引荐下，加入了当地的养生俱乐部，每周参加养生分享会，借此推销合作社的有机茶叶，得到俱乐部成员认可和喜爱后，茶叶销售就很顺畅了”。最后，交换与契约是维持社会关系网络长久的关键。因为认同合作社的发展理念与运行规则，成员之间保持长期契约关系。交换包括信息资源，也含情感道德，既是自愿，也是义务性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在一次次交换中得到强化。有时候这种交换还会延伸到共同体之外，比如，合作社成员经常在日常生活中“随礼”或“帮工”，其社会网络便在物的流动或互助中缔结。不同于现代公司制度，合作社成员们的关系颇具莫斯提出的“送取相宜，一切如意”。b二、多重社会网络重构方式生成的内生逻辑（一）多重社会网络生成的社会基础：“城-乡”空间流动费孝通先生曾从社会文化角度讨论乡土性c，探讨其内在的生活观念及文化逻辑，鄂西武陵山区的乡村同样兼具乡土性。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乡土性并非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部写照，常态的定居只是一种生活理想，而看似变态的迁徙（流动）才是较为客观的生活事实。这意味着，作为方法的乡土性只是理解乡土中国之一种，而流动及流动性可提供更多讨论空间，特别是城乡流动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关系导致乡土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有研究者提出“新乡土性”或“后乡土性”等概念，以描述转型时期的中国乡村及其社会特质。它表明这种关系和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人们重构社会网络的方式，并以此组织日常生活实践。以大支坪镇谭村的土地征用为例，村民们不再像传统时期那样全盘接受分配和安排，而是组成多个团体与国家协商，体现为频繁的家国互动过程。总之，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及其网络重构呈现出不同个体或家庭与他群、国家以及诸现代性交织的图景。随着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民们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纷纷前往各大城市务工，尽管乡土性仍对其生活有重要影响，但这些进城农民工为更好生存，主动投入现代都市生活，不免面临城市融入、市民化以及公共资源竞争诸问题。他们身上所呈现出来的“流动a 杨宜音、张曙光: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社会 2012 年第 6 期。b 马赛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第 120 页。c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 5-9 页。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103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性”严重挑战“乡土性”“后乡土性”等特质，农民生活及行动也因不断跨界而被赋予诸多城市性或都市性特征。进而导致多重行动主体将关系化、类别化等关系网络交织在一起，情境性地调用他们认为合适的结群策略。总之，乡村社会空间及特质从乡土性到后乡土性再到流动性转变给不同社会行动者构筑关系网络提供了坚实基础，人们正是基于特定时空转换与现实诉求，策略性地选择相应的结群方式，从而更好地与他群、社会、国家结合在一起。可以说，选择“关系化”“类别化”抑或其他结群方式既是不同行动主体能动意识的结果，也是社会空间转变的产物。（二）将乡土性和都市性编织入社会网络重构中上述案例，一方面，茶叶合作社创办显然不是两三个人的集合体，而是交织着各种亲缘关系的共同体，因此在创办、动员和缓发工资等环节，启动乡土性所表征的关系化方式可以更好地达到目的。比如，来自于村支书谭海的鼓励和动员，前提是他作为谭德宇亲戚的身份。茶叶合作社三位发起人扩大茶叶合作社的规模所使用的策略则直接从亲戚入手。当合作社遭遇到资金困难，更是得到谭德宇姐夫的慷慨援助。此后，合作社的日常运行及组织架构也是以熟人社会的相处方式和模式展开。可以说，依托乡土性所延展出来的关系化模式成为合作社社会网络重构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这些人又曾在都市务工生活多年，他们对于城市性的习得又被运用到社会网络重构实践中。比如，田明就曾开玩笑说他们几个人之所以“走到一起”，那是“臭味相投”。他的话反映了不同个体藉由趣缘缔结成为共同体的事实，是不同行动个体基于共同利益等结成的类别化社会关系网络。他们在茶叶合作社的日常运行中，遵循市场规律，追求经济效益，有时候甚至“不讲情面”，有时候他们是亲戚关系，有时候他们又是老板、股东和员工的关系，由此在合作社内部呈现出各种社会关系。谭德宇的姐夫曾借给合作社 50 万以解燃眉之急，但偿还本钱之外，还按银行利率支付给他利息。从合作社借贷一事可以看出社会网络重构过程中关系化和类别化交织在一起，它既依托亲缘关系来维系，也依托现代社会公司制度来约束。总之，茶叶合作社内部可以看到不同行动主体将乡土性和城市性都编织入具体日常生活之中，并根据不同情境策略性重构关系化或类别化的社会网络。一方面，他们若要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更好发展，必须遵循现行制度，遵守市场规律，并结合当下社会要求来调整发展战略，以类别化方式去重构自身与社会的关系网络。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游移于城乡之间且深谙不同的生存之道，使得他们在重构社会网络时不拘泥于都市社会看似严谨却没有温度的规则，而是更注重熟人社会里“讲人情、留面子”的人际关系，并利用这些乡土特性进行社会动员，实现价值目标。（三）共同体建设逻辑及转换：从“理性”到“意义”涂尔干曾主张将社会各部分之间的结合方式按紧密程度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并认为两种社会团结的精神和物质基础是人们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分工a。涂尔干关a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第 33-92 页。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104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于社会结合过程中能动性、团结类型及其机制的强调为本研究提供诸多启迪，但其着力点在于剖析欧洲工业社会之结合方式且陷入社会决定论的桎梏，社会主义制度下，游移于城乡之间的流动人群及结合方式是否存在如涂尔干所说的类型与边界？还是呈现更多团结可能。回到上述返乡农民工重构社会网络的个案，茶叶合作社的创立得益于他们的身份、趣向以及国家提倡的乡村振兴战略，但这种共同体的建立显然不是简单的机械团结，而是多种要素交织在一起。首先，他们本身具有较为亲密的亲缘关系，在成立合作社之前，就相互认识的、知根知底，而非陌生人社会中人们建立临时的契约关系。其次，这群常年在外务工的人们还有着大致相似的经历，都是历经漂泊之后回到故乡，并感到前路无比迷茫，最终在国家的帮扶政策下“走到一起”。最后，在茶叶合作社成立和运行的过程中，他们又适时隐藏亲缘关系，遵循现代市场规律予以日常管理。也就是说，茶叶合作社所缔结出来的不同社会关系网络凝聚机制的边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人们根据不同场景与需求进行的策略性选择。但不管是依托关系化还是类别化建立出来的社会网络，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团结基础共同利益，即人们可以基于共同的日常生活需求而走到了一起。这显然有别于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分工，共同的亲缘关系固然让他们有更多的亲近基础，但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生产实践及其社会分工可长期维持他们生活于同一共同体之下。也就是说，共同的利益与追求使茶叶合作社的成立与运行成为可能。有研究者将这种利益追求归咎于个体的理性选择，认为“人类行动均基于精打细算，都是尽量扩大个人的幸福或利益，尽量减少个人的痛苦或代价”a。然而，从谭德宇、谭平等人的行动实践中，却又看到不同行动主体在理性选择过程中的超越性他们实际行动中附带个人喜好，比如田明因“心理落差太大，无法从头开始”才陷入迷茫的，但在决择时，又可能超越个体而更多考虑家庭层面的因素。比如，谭德宇就因为“无法维持家庭生活开支”，谭平也因为“家里老人需要照顾”才返乡谋出路，三人在村支书的动员（国家帮扶政策）下创办合作社。可见，基于理性选择而建立的共同体内部交织着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家庭层面的规约性以及国家层面的导向性，是不同行动主体能动意识的结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看到人们在理性选择之外有更为多元的“意义选择”，不可能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有非经济的，甚至非个人主义的掺杂，基于社会行动者的情感心态以及关于家庭的情愫等诸多要素所表现出来的合力，它们同样深刻地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结合方式。三、多重社会网络并置的意义及可能性萨林斯曾就夏威夷社会体系中的历史与实践提出了并接结构的概念，并认为它是系列a 候钧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材，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8 页。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105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历史关系，可生产传统文化范畴，又可根据特定情境赋予新价值。a他指出使用概念尤其要侧重其本身的字面意义，即有不同情境的遭遇所产生的一种状态，无疑比布罗代尔的运用更为强调事件对情境结构化的作用。b萨林斯所谓的并接结构指涉的是两种或多种文化接触中的互动关系。返乡农民工藉由关系化和类别化所重构出来的社会关系网络虽然不应该被视为两种社会体系或文化系统，也并未具备萨林斯所说的偶然性情境化关系，但二者并置于某种情境下的状态同样赋予特定行动实践以新的意义及可能性。（一）重新思考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就重构主体层面而言，阎云翔c指出，社会主义传统下的国家力量已全面渗透到社会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然而，不能单方面看到国家的作用，还应该在此互动关系中看到地方及不同行动者的主体性。回到上述个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来自国家政策层面的扶持和鼓励是在场的，以谭海村支书为代表的行动者的动员，可以说是国家行政力量得以顺利下渗的主要推动力，但谭德宇、谭平、田明等返工创业者以及其他村民们的鼎力配合也同样重要。这些创业主体并不是被制度所安排，而是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与国家共享“乡村振兴”等发展理念，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本重构关系网络。张应强在讨论清水江木材贸易时曾使用“因应”一词概述国家行政力量渐次渗入地方社会以及行动主体所呈现出来的能动性d，但这种“应”似乎更多强调其在此过程中的“地方性”“差异性”，隐藏着地方知识和经验的乌托邦书写。事实上，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或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行动个体，他们的反应除了来自个体层面的主体能动意识之外，还来自市场经济、乡村振兴战略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交织着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从茶叶合作社及其所缔结的社会网络来看，谭平等人在乡村振兴战略扶持下得以顺利创业，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也因此得以顺利推行，这显然有别于“地方性”的“应”，而是国家、社会与个人相互协商最后达成共识的结果，有助于我们提炼更为有效的互动模式。（二）重新理解差序格局及公私边界就重构方式及内容层面而言，茶叶合作社及其社会网络显示出一个较为有趣的现象，即公私领域的交错以及差序格局在特定情境中的运用。为顺利创办合作社，不同创业主体可藉由业缘和亲缘组合成为利益共同体。为有效管理合作社，他们既可以充分调动亲缘关系，也可以参照和引介现代市场经济相关制度予以直接管理。总之，他们可以自如将“生”“熟”两种社会体系的管理方式策略性地运用到同一生活场景当中，由此将关系化和类别化等方式所凝聚出来的社会网络交织在一起。那么，如何理解人口流动投射到社会空间转变所引发的公私边界模糊现象？费先生曾在论述“乡土性”时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用以指涉那些基于乡土中国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总和，并认为在流动性a 马歇尔 萨林斯：历史之岛，兰达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63 页；马歇尔 萨林斯：“土著”如何思考，张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77 页。b 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第 175-176 页。c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 252-257 页。d 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106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乡村振兴研究不高的熟人社会里存在公私边界明晰的状况。然而，时至今日，乡村社会已被卷入变迁急剧的全球化浪潮，那么，以差序格局及公私边界等特质为表征的乡土性将随跨界流动而面临新的阐释。以茶叶合作社及其社会网络重构的个案为例，因茶叶合作社是多元行动主体努力创办，而他们在共同体的日常运行中会被排列在不同身份的类别归属里：他们既是亲戚关系，又是同事关系；他们既是兄弟姐妹关系，又是领导和下属的关系；他们既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竞争博弈的生意伙伴。因此，差序格局及公私边界在茶叶合作社及其社会网络中变得异常暧昧，它不再作为一种特质存在，而是情境性地出现在不同行动主体及其特定诉求中，他们的调适和选择既淡化了公私之间的意识，也模糊了公私之间的边界。一方面是跨界流动促使来自不同社会和文化的行动主体搅合在一起，原本身份、利益有别的个体差异在共生共荣的现实诉求下被人为遮蔽了。另一方面是生存环境优化在流动社会中的不可比拟性，迫使不同个体往往优先以生活需求而非道德伦理为导向来构建身边的社会关系网络。四、结语在村落共同体中，亲缘、地缘等关系嵌入在同一个地方，多重关系网络交织在一起，构成难以割裂的关系化社会网络。在市场经济和劳动力流动的推动下，类别化的社会网络在现代制度和生活方式中逐渐凸显。由于多种身份置于同一个空间，人们很难通过类别化来分辨彼此关系远近，只能通过具体情境的互动程度来区分。本文对“关系化”社会网络和“类别化”社会网络生成逻辑进行解读，认为人们通过“关系化”社会网络扩大自我边界形成与新的类别范畴的联系，而“类别化”社会网络则是形成个体直接与新的社会类别范畴的联系，二者是同心圆，都以自我为核心。“类别化”社会网络主要采取同质性或类属性原则，而“关系化”社会网络则在同心圆背后有一个远近亲疏的框架，规定着人们的判断和选择。生活在差序格局社会结构中的人们，在社会认知上很容易带有关系网的图式，他们即使表现出个体化的倾向，也很容易趋于费孝通所言说的差序格局下的“自我主义”而非“个体主义”。鄂西武陵山区返乡农民工在茶叶合作社实践中对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表明即使是在传统村落中，社会网络并不只有是差序格局一种表现形态，而是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并存。这两种社会网络格局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而是反映了人们生活中的多重关系及其并置状况。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对城乡流动和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动态关系作出的一种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反应。有时会带来公私边界模糊等问题，甚至陷入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与矛盾，但这并不是对费先生差序格局理论的否定，而是对其一定程度上的拓展与深化。责任编辑：唐巧娟 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155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英文摘要intervention.Theories of evolutionism and biomedical science thus resulted in such a change in perception which has shaped current urban funeral practices:after a persons death,the“scientific”fact of death is quickly established and incorporated into an accelerated process of organization and control.The way in which people coped with the complex emotions generated by death,such as fear,pain,and anxiety,in the fast and finely segmented funeral process,remains an issue for further observation and discussion.Key words:Death;City,Funerals,Time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ponsible Behavior of Residents in Ethnic Tourism CommunitiesTaking Three Miao Villages in Leishan County as an Example LV Wanqing,YANG Junyi(86)Abstract: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thnic tourism community residen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ponsible behavio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ICH.The article applies the rooting theory to refin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ICH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of residents in ethnic tourism communities 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It is f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