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婚仪的再检讨.docx

唐代婚仪的再检讨唐代婚姻礼俗是涉及唐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前辈学者对此有过不少研究，已故赵守俨先生唐代婚姻礼俗考略和周一良先生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两文，尤结合传世史料和敦煌书仪，对婚礼方式、仪程作过详细的考论。鉴於此，笔者在撰写唐礼摭遗一书讨论婚礼时，大多也只是重复前人之说。近日在读书和向前人学习的过程中，却发现某些细节和相关程式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唐人虽然套用古婚姻“六礼”的名目，实际不过吸收汉魏以来大家制度，并以现实生活中的内容相比附杂糅之，从而简化步骤并形成自身的特色。故是文名以“再检讨”，是想就这些问题再提出一些看法以作补充。一、通婚函书与纳采婚礼古名“六礼”，即仪礼士婚礼疏所说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和亲迎，是婚事进行过程中的六个程式。按照礼经规定，在行六礼之前应先遣媒人通辞，称爲“下达”，获得准许後才能依此程式按部就班地进行。六礼各有不同作用，据艺文类聚卷四礼部下婚引郑氏婚礼谒文采用较通俗的解释说：“纳采，始相与言语，采择可否之时。问名，谓问女名，将归卜之也。纳吉，谓归卜吉，往告之也。纳徵，用束帛，征，成也。请期，谓吉日将至？，亲迎谓成礼也。”尽管说得不够清楚，但总的看来不过是婚姻之家从初达成协定後不断往来接触，直至婚姻完成的一些名目。且六礼虽始终被列入历代朝廷正礼，在後世看来却并不完全实用，所以有些便不免空存其名，有些却被充实以不同内容，书仪中的通婚书便是其中之一。通婚书又称通婚函书，在赵守俨先生的文章中曾经有过介绍，并认爲颇似後世的庚贴，但对其与古婚姻六礼的关系语焉未详。敦煌书仪中出现的通婚书，其具体样式如杜友晋吉凶书仪所示 通婚书 皆两纸真书，往来并以函封。(内左右名白书，亦云号，亦云次第娘，所以敬礼。)月日，名顿首顿首。阔叙既久，(未久，虽近。)倾属良深。(若未相识云；藉甚徽猷，每深倾属。)孟春犹寒，体履如何？愿馆舍清休。名诸疹少理，言展未即，惟增翘轸。愿敬德 厚，谨遣白书不具。姓名顿首顿首。名白：名第某息某乙，(弟云弟某乙，侄云 弟第?某兄弟某子。未有伉俪。承贤若干女(妹侄孙随言之。)令淑有闻？，愿托高媛，谨因姓某官位，敢以礼请。姓名白。相对通婚书，女家也有答婚书与之对应：月日，名顿首顿首：乖展稍久，倾仰唯积。辱某月日书，用慰延伫。(若未相识云，久藉甚德，音问批展，忽辱荣问，慰沃逾深。)孟春犹寒，体内何如？愿馆舍休宜，名诸疹弊，言叙尚余，唯增眷仰。愿敬重。谨还白书不具。姓名顿首顿首。名白：第某女(妹侄孙 )随言之)四德无闻，未闲礼则；承贤某息(随来书。)顾存姻好，不敢敬违。(亦云不敢承命，又云敬承来命。)姓名白。通婚书从内容而言即是求婚书，所说“皆两纸真书，往来并以函封”，据赵和平指出，乃是采用月日在前，一书两纸，每纸都有开头和结尾的复书形式。答婚书亦然，其两纸之分即依上分段所示。赵守俨先生指出，通婚书“一幅是男方家长给女方家长通问候的短函，另附别纸，才是婚礼的主体”；是非常正确的。但之所以这样做却是礼仪格式的要求。据同是杜氏所作的新定书仪镜引卢藏用仪例一卷说明，“古今书仪皆有单复两体”，但唐朝经过改革，只有“通婚书和重丧吊答量留复体”。相对於一书一纸、月日一般放在後面的单书，以真书也即楷书书写、有着函封的婚书采用复体形式显然是爲了表示尊敬和郑重。後来吉凶复书的形式越来越少，唐後期婚书仪也常常改用单体，如晚唐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但只是去掉两纸中间的尾语和开头，词句略简单一些，基本层次和内容并没有变，这样寒暄和求婚答婚实际也就和到了一起。婚书往来的措辞自然都要用敬语，而且要用对等的关系。例如通婚书的信封封题写成“郡姓名白书 谨谨通某姓位公”两行，其“郡姓名白书”下，还注明“若尊前人，即云某郡官姓名”。前人是指收书人即女方家长，郡指郡望，意思是说，爲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男方家长不但要称自己的郡望，还要加上官名。这样官族并重，一方面与称对方“姓位公”相当，一方面也表示自己身份配得上对方，给了对方足够的面子。但是答婚书却在封题“某官郡姓名白答 谨谨还某姓位公阁下封”的“某官郡姓名白答”下，注明“前人卑不用某官”，这个前人自然是指原来求婚的男方，意思是如果男方家长官小或无官，女方家长不能自署官名，以免显得以势压人。这样的署名方式除了刻意尊重对方外，似乎也暗含着门当户对的意思。通婚书之所以又称函书是因爲有木质的“函”作包装，且其规格很不寻常。张敖新集吉凶书仪称通婚书“切须好纸，谨楷书，紧卷於函中。函用梓木、黄杨木、楠木等爲之。函长一尺二寸，函阔一寸二分，函板厚二分，函盖厚三分，函内阔八分”。尺寸有象徵意义的木函盖好後，“即于中心解作三道路子，以五色线缚”。写在面上的“封题函样”是“谨谨上 厶官阁下全厶官卫郡姓名封白”，三条竖线大概就代表了五色丝线分割成的三行。其中用了“谨谨上”的最高规格，对对方加以官名阁下敬称，自己也署明官衔郡望。中间有一个“全”字，意义不详，但封题署“全”字者书仪中只见有给皇帝的题表函面、婚书及下面将要提到的纳徵版，其隆重性可知。通婚书爲何要用黄杨木等上好的木质包装并用最高规格的礼函呢？如赵文所说，“通婚书不是议婚，而是婚事既定後的一种形式上的礼节”，其内容虽然似乎尚属求婚性质，但是婚书中都写明是男方的第几子配女方的第几女，且有来有往，有求有报，显然已不存在下达後还被女方拒绝的可能，这样的婚书不会是写在通媒的一开始，而是在谈婚论嫁已经有了一定眉目之後。唐律书仪卷一三户婚律有“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此条疏议曰：“许嫁女已报婚书者，谓男家致书礼请，女氏答书许啓。”可见婚书是被作爲双方正式缔结婚姻的凭证和必须遵守的婚约，甚至可以作爲法律依据，这样的婚书恐怕是须男女双方慎重保存的。正因爲如此，所以据敦煌书仪的记载，婚书的递交还应有一个正式仪式。张敖新集吉凶书仪记通婚书要由男方“亲族中拣两儿郎有官及有才貌者充使及副使”，骑着不着鞍辔、青丝作笼头、红绿缠騣尾的细马两匹递送，并带二细婢随同函轝，附之以五色彩、束帛、钱轝、猪羊、酒面、野味、果子、酥、油盐、酱醋、椒姜葱蒜等各色礼品，送至女家。而女家也有“受函仪”。须先於堂前铺床置案，安置香炉、水椀、刀子各一。待礼物列於中庭，宾主双方依位立好，遂有一套跪送跪接通婚书函之仪。然後“主人升堂，案上取刀子开函取书读，读了，如无父母则微泣三声”。等到一切仪式结束，主人才与函使相见庆贺，并设酒饭款待，送衣服匹段给函使。婚书的往来既然是在求婚已被接受之後采用这样隆重的仪式，那麽，通婚书的往来具体应在什麽时间，属於婚礼的哪一个程式呢？司马光书仪卷三婚仪上在“纳采”条“宾授雁，主人受之，以授执事者，乃交授书”下注曰：书者，别书纳采问名之辞於纸後，系年月日、婚主官位姓名止，宾主各怀之。既授雁，因交相授书，婿家考藏女家，女家书藏婿家，以代今之世俗行礼书。从注文所说，“婿家考藏女家，女家书藏婿家”、交相授受的礼书就是通婚书，而通婚书应当在纳采时就递送。联系前揭郑氏婚礼谒文“纳采，始相与言语，采择可否之时”，则“相与言语”者，也就是正式接触和送婚书。宋张纲华阳集卷三三答丁宅求婚书称：“大婚爲万世之嗣，具载格言；纳采居六礼之先，遽承华翰。”也说明正式的求婚书名义上是与纳采结合在一起。按纳采在婚礼中的意义是“纳其采择之礼”，古礼的纳采是要派使者送去雁。这是男家得到女家许婚後所表示的第一次礼敬和谢意，通婚书和纳采结合在一起，说明这是婚礼实施的第一个步骤。按通婚书并不在古礼规定的内容中，建中中顔真卿提到它只说是“出自近代，事无经据”，具体时间语焉未详。很值得注意的是杜氏吉凶书仪在提到通婚书时又称爲“论婚报答书”，论婚即谈婚论嫁。旧五代史卷五四王都传：“都有爱女十余岁，庄宗与之论婚，许爲皇子继岌之妻。”宋陆游也有“比邻渐熟约论婚”之句。在这个意义上讲，东晋王羲之与郗家论婚书可能就是现今保存最早的求婚书了。此书爲王献之求亲郗昙女，以“十一月四日右将军会稽内史琅邪王羲之敢致书司空高平郗公足下”开头，先历数高祖以下五世阀阅，及子献之等身名官爵，然後表示求婚之意，有“仰与公宿旧通家，宅阴相接。承公贤女淑质直亮，确懿纯美，敢欲使子敬爲门闾之宾，故具书祖宗职讳，可否之言，进退惟命，羲之再拜”语。有意思的是这件论婚书还称赞王献之“少有清誉，善隶书，咄咄逼人”；这种从自诩家门到夸耀儿子的作法，似乎不免显得骄傲，且与後世婚书的含蓄大异其趣，所以宋人宣和书谱说其“深自许，非徒语也”。不过此或当时风尚。太平广记卷一六朱显称东晋彭州掾朱显娶妻王氏，“朱因与话，昔欲婚杜氏，尝记得有通婚廻书，云但惭南阮之贫，曷称东床之美”，则相形之下就比较谦虚了，然家世之比照似乎仍暗寓其中。同书同卷秀师言记载唐时崔氏曾使人“以家状历抵士人门”，爲孤女求“秦晋之匹”，可见讲究家世仍是大族遗风。此外无独有偶，从史料所记王氏後代子孙王彪之所定皇帝婚书版文也能找到类似痕迹。据宋书卷一四礼一载晋穆帝升平元年，“将纳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始更大引经传及诸故事，以正其礼，深非公羊不称主人之意”，“其告庙六礼版文等仪，皆彪之所定也”。所谓主人，是指女方家长。六礼版文，是自纳采至亲迎所用的礼文。其纳采版文玺书曰：“皇帝咨前太尉参军何琦，混元资始，肇经人伦，爰及夫妇以奉天地宗庙社稷，谋於公卿，咸以爲宜率由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彪之、宗正综以礼纳采。”其作爲女方回书的“主人曰”：“皇帝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从祖弟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未闲教训，衣履若而人，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前太尉参军都乡侯粪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承制诏。”此两件书实即相当於民间的求答婚书。其间虽与前揭论婚书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女方在回答皇帝“必俟令族，重章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问名”的问名版文时，却有“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诏，问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娄侯桢之遗玄孙，先臣故豫州刺史关中侯恽之曾孙，先臣安丰太守关中侯叡之孙，先臣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外出自先臣故尚书左丞胄之外曾孙，先臣故侍中关内侯夷之外孙女。年十七。钦承旧章，肃奉典制”之答语。可见“问名”亦爲大族嫁女炫耀家世提供了机会，此乃魏晋大族重门望的共同风尚所须。史称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旧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谓之王氏青箱学。”故所作礼版继承乃祖乃宗，犹有大族家法之遗意。唐五代传世史料中尚未见有婚书，所以除书仪外，我们只可从後世宋人婚书略窥其一二。宋人婚书如黄干知斋集卷二四有代刘氏女嫁郑氏、大儿娶舅氏女等婚书七首，魏齐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也列有问亲书、回问亲书、求婚书、许婚姻书、送定书等婚书数十首。当然其中并不用通婚书之名，亦不都是相同性质，但仍以通婚书爲最多，其问亲、回问亲或求婚、答婚即皆同於上述通婚往来。又二程文集卷十有答求婚书云颐啓：族望非高，声猷弗兢，猥蒙谦眷，屡致勤诚，爰稽合姓之文，将卜宜家之庆。伏承某人性质挺立，器蕴夙成。以颐第几女子年已及笄，义当有适，特枉缄题之，及俾交秦晋之欢，仰以深诚，敢言非偶。在姆师之训，虽愧未闲；而箕帚之勤，愿俾恭事。婚书也可以倩人代作，例如前揭华阳集中答丁宅求婚书及丁宅求婚书两首，显然都是张纲代人之作。山谷外集卷十也有代求婚书一首，内称男某早闻诗礼，逮及有家，言采苹繁，犹虚中馈。伏承贤第几小娘子，令德成于保傅，善声发于幽闲，属将有行，敢议合好。以上所举两首求答婚书，显然都有唐人通婚函书之遗意。宋人作家礼卷三谓纳采“即今世俗所谓言定也”，言定乃言论之定，而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交换婚书。如家礼所言，即“使者盛服如女氏从者以书进,使者以书授主人”，“主人出延使者，升堂授以复书，使者受之谓退，主人请礼宾，乃以酒馔礼使者。使者至是始与主人交拜，揖如常曰宾客之礼，其从者亦礼之别室。”内复书即答复之书，其授书过程与张敖书仪所见极爲相似，唯书仪未言及交换之事。可见纳采与婚书两者合一，婚书的交换已成爲纳采一事的主要节目。尚存疑问的是，古礼和司马光书仪既然都说纳采用雁，张敖书仪中的婚书却是由“函使”带同各种礼物送去的。这些礼物，赵守俨先生认爲就是聘礼，那麽通婚书爲什麽要和聘礼一起送到女家，其作法又是否合乎婚礼程式呢？关於这一点，则只能是在了解了唐代的纳徵礼後再作说明。二、“六礼”与纳徵敦煌书仪中提到婚仪虽然很多地方仍沿袭礼经，但是唐前期书仪在解释“何名六礼”时却出现了“雁第一，羊第二，酒第三，黄白米第四，玄纁第五，束帛第六”的说法，即完全以礼物之名代之。这一说法自然是代表唐人俗称的六礼。唐会要卷八三嫁娶，记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上表，称“士庶亲迎之礼，备诸六礼，所以承宗庙，事舅姑”；以下批评障车之俗“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遂使障车礼贶，过於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感”，将障车的邀致财物与婚礼的“备诸六礼”相比较，认爲是“过於聘财”，可见六礼实指聘财或聘礼。太平广记卷一六杜子春也道：“卢生备六礼，亲迎爲妻。”“备六礼”是爲“亲迎”，可见亲迎已不属六礼，是唐人俗解的六礼也即书仪所说的聘财六礼。但是礼物之名毕竟不等於婚礼过程。如果将此“六礼”与古六礼相参照，应当属於哪一个程序呢？由於古六礼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各节都是“以雁爲贽”，只有纳徵才有“玄纁束帛俪皮”；而书仪在送礼时用纳徵版也表明，送此六礼者就是所谓纳徵。史书关於纳徵礼一般比较简要，但书仪卷中对於此礼记敍特详，不但说明依古礼纳徵礼物要由媒人在“旭日始出”的“大昕之时”送去，由主家向媒人先行“再拜”礼致谢，且说明送礼应“至女家门外，纳徵版先入，女家开看讫，始引六礼而进”的规矩。对於“玄纁束帛”诸物亦结合古今用意，详述其数量尺寸包装，作了尽量通俗的解释。例如解释爲何婚礼用雁说：“雁知避阴阳寒暑，似妇人之从夫，故婚礼用焉。所以知者，诗云：雍雍明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殆水未泮。注云：雁知逐寒暑，雍雍雁声，知取其和顺之意，上下和睦之家。又董仲舒曰：飞如有行列，参差作大小，以父下夫，是以婚礼用焉。”并说明雁“须竹笼盛之，三寸版子系着笼口，题云礼雁，安在舆中。”解释羊道：“汉末之後然始用。羊羔在母腹下胡跪饮乳之志。妇人産子，彼有恭敬之心，是故婚礼用羊。”羊“须用丝作笼头，槌栓覆之，三寸版子系着角门，题云礼羊。”解释酒说是“仙人造酒，唯许和婚姻，祭宗庙，今求婚礼是以用酒”，而黄白米由稷和稻米组成，“黄米拟作黄团琮，祭仙人之灵。”也各自有特别的包装和三寸版子题名。玄纁则是“玄纁三匹，皂色少浅，使如土紫赤黑色，纁三匹绯，玄与纁各卌尺。玄法天象，男也；纁仿地象，女也。阴阳之礼合，故男女交通也”。其包装是“玄纁二物同束一所，三寸版子系着附要，题云礼玄纁，安在轝中”。这种具有象徵意义的说法和作法虽试图比仿古礼，但不无牵强和民间杜撰成分，而从中也看得出来是兼采汉魏习俗。笔者在唐礼摭遗一书中业已指出，纳徵之“六礼”正式采用上述物品并不始于唐。察通典卷五八公侯士大夫婚礼称後汉郑衆有百官六礼辞，“大略因于周制“，并说明“其礼物，凡三十种”，内即有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五色丝等等，知某些礼物的采用东汉已然，这正符合书仪的说法。而据晋书卷二一礼下记晋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礼纳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马二驷。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并奏古者“诸侯加大璋。可依周礼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玄纁如故。诸侯婚礼，加纳采、告期、亲迎各帛五匹，及纳徵马四匹，皆令夫家自备。惟璋，官爲具致之”；则羊雁酒米等至少晋制已定。前揭宋书卷一四礼一记王彪之爲晋穆帝纳後定六礼版文，其纳徵版有“以玄纁皮帛马羊钱璧，以章典礼”语。晋孝武帝纳王皇后，“其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头，酒米各十二斛。唯纳徵羊一头，玄纁用帛三匹，绦二匹，绢二百匹，虎皮二枚，钱二百万，玉璧一枚，马六头，酒米各十二斛，郑玄所谓五雁六礼也。其珪马之制，备物之数，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官有其注。”此後宋制显然多沿其旧。另外隋书卷九礼仪四记後齐聘礼，“一曰纳采，二曰问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徵，五曰请期，六曰亲迎。皆用羔羊一口，雁一只，酒黍稷稻米麫各一斛。自皇子王已下，至於九品，皆同。”唯未言及玄纁，而且也不言六礼有别，是南北婚礼皆略同于晋制而有增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从郑衆始，六礼已与财物混同一处，并以财物作爲中心，当是唐人称聘财爲“六礼”的来源。唐代纳徵之礼继承魏晋南朝之制还可以“诞马”来说明。唐会要卷八三嫁娶和册府元龟卷五八九掌礼部奏议一七两处，记建中元年十一月敕令礼仪使顔真卿与博士及宗正卿李琬、汉中王瑀、光禄卿李涵“约古今旧仪，及开元礼，详定公主郡主县主出降觌见之仪”，时顔真卿等商定礼制提出：“又婚礼皆用诞马，在礼经无文。按周礼玉人有璋，诸侯以礼聘女；礼云玉以比德，今请驸马加以璋，郡主婿加以璧以代用马。又其函书，出自近代，事无经据，请罢勿用。”帝“皆从之”。函书即前所论通婚函书。诞马晋、宋以来多见於皇家卤簿。据程大昌演繁露卷三称“宣和卤簿图有诞马，其制用色帛，周裹一方。毡盖覆马脊，更不施鞍”，认爲诞马就是不施鞍辔的袒马，也称但马。这里顔真卿所说诞马自然是用作婚礼所送礼马。和晋制王侯纳徵用马一致。据大唐开元礼卷一一六嘉礼公主降嫁纳徵条称使者有“以玉帛乘马请纳徵”之语，还有“主人还阼阶东，左右受玉帛於序端，受马者自左受之以东，牵马者既授马，自前西出”的一套仪式。此礼也见於同书太子、亲王纳妃和官员婚礼，是开元礼对纳徵用马也有正式规定，而如果用“周裹一方”色帛装饰的诞马一定是爲了使婚礼显得更加体面。除了说明礼物内容及其含义外，书仪还特别指示要有秋木制作的纳徵版两块，“长尺二，广五寸，厚三分”，象徵千秋、十二月、五行、天地人。一块版上书明“君有嘉命则某室也，厶婿父名敬依先曲，玄纁束帛羊雁旨酒”、“谨遣某官姓某乙再拜”及“纳徵”三行字；其包装“须青一尺二寸，裹其版子，背头向字”。另一版却要“半肠之内，凿作卯头，裹三道白线缠之，如蜡封其线上，注作全字，题云某官大门下合姓顿首叩头，或云白书。”如前所述有蜡封和“全”字封题是函封的最高规格，而版的尺寸和象徵含义也与前之通婚书函相应。据通典记郑衆百官六礼辞道：“六礼文皆封之，先以纸封表，又加以皁囊，着箧中。又以皁衣箧表讫，以大囊表之。题检文言：谒箧某君门下。”此外三十种礼物“各内有谒文，外有赞文各一首。封如礼文，箧表讫，蜡封题，用皁帔盖於箱中，无大囊表，便题检文言：谒箧某君门下。便书赞文，通共在检上”。东晋王堪也有六礼辞，“并爲赞颂”。其仪则是“於版上各方书礼文、婿父名、媒人名正版中，纳采于版左方。裹以皁囊，白绳缠之，如封章，某官某君大门下封，某官甲乙白奏，无官言贱子。礼版奉案承之。酒羊雁缯采钱米，别版书之，裹以白缯，同着案上。羊则牵之，豕雁以笼盛，缯以笥盛，采以匳盛，米以黄绢囊盛。米称斛数，酒称器，脯腊以斤数”。此称纳采，实亦纳徵。可见六礼辞也好，六礼仪也好，从送礼的角度就是纳徵，而且从汉至晋，其仪有渐。史睿敦煌吉凶书仪与东晋南朝礼俗一文已指出，书仪无论是纳徵两版及分三行书写的内容方式，抑或是礼物及其包装等都与之几近一致，而且称“大门”是东晋南朝以来的称谓，官族和门族并称体现了士大夫婚宦并重的观念。敦煌杜友晋新定书仪镜也有“下函六礼仪”残目，此“下函六礼仪”不同於同卷婚书，可以知道其婚礼仪注大都是吸收采用东汉魏晋以降大族创立的制度。纳徵书直到宋人仍有继承。如前揭送定书或者二程文集中之定亲书从内容看都是爲纳徵所用，宋人又改称纳徵爲纳币，故华阳集也有丁宅纳币书、答钱宅请期书，说明纳币、请期宋人也有用书的。纳徵或云纳聘财是婚礼的进一步确定。前揭唐律书仪卷一三户婚律“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条下，又规定“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疏议解释此条谓：“婚礼先以娉财爲信，故礼云：娉则爲妻。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也即即使没有婚书，只要收聘财也不得反悔，而且聘财不以收多少爲限。所以白居易在“得乙女将嫁于丁，既纳币而乙悔，丁诉之，乙云未立婚书”一判中有“婚书未立，徒引以爲辞；聘财已交，亦悔而无及”语，说明聘财可以和婚书起到同等作用。太平广记卷三四二华州参军记华州参军柳氏“自备数百千财礼”偷娶崔氏，但崔氏先已许婚王氏，尽管柳氏与崔已成婚，讼於官後仍然“公断王家先下财礼，合归王家”；是爲一例。又按礼经规定，问女子名的问名和占卜婚姻的纳吉者本应在纳采以後进行，据司马光书仪解释问名乃是宾礼节性地问“女爲谁氏”，而女方家长答曰“某不敢辞，女氏第几”；纳吉则是“归卜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於是定计”。但既有通婚书，则女子之名、行第等应当早已打听到了，而如果不卜得吉兆，婚约又怎能缔结？於是司马光又解释说“前已卜矣，於此告女家已成六礼也”，说明两者其实已徒有虚名。所以家礼卷三有曰：“古礼有问名纳吉，今不能尽用，止用纳采纳币以从简便。”而从前引汉魏制度的六礼仪，及敦煌书仪强调纳徵的“六礼”和张敖书仪对於送婚书过程的细致描述，足可证明纳采与纳徵早已是婚礼最实质性的内容，同时也说明婚礼简化的倾向从东汉至唐代已很明显。另外前揭东晋王堪既已将纳徵版写作纳采，而司马光书仪和宋代的礼书虽然都明确将两者区分爲两项内容，但从张敖书仪中大事渲染随同婚书的礼物却不另言纳徵看，民间也可能早已将送婚书的“纳采”和送财礼的“纳徵”合在一道，所以纳采纳徵实际常常不分，甚至纳徵有时也被混称爲纳采。而且唐律疏议既说聘财可以取代婚书，可见一些普通百姓本来就是没有婚书的。聘财遂成爲婚姻唯一的证据和最重要的保障，所以才会出现前揭唐人完全将纳徵中的六种礼物称作“六礼”的情况。而这一点和民间重财礼的风尚也是颇相一致的。事实上所谓六礼只有象徵意义，真正的财礼并不一定止於此六物，这一点，东汉以来就是如此。前揭张敖书仪送礼亦与此不同。德宗时以寿安公主降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元逵遣段氏姑诣阙纳聘礼。段氏进食二千盘，并御衣战马、公主妆奁及私白身女口等，其从如云，朝野荣之。”这又不是一般百姓比得了的。关於财礼传世史料与其他敦煌文献多有记载，此处无须赘述，因此所谓纳采纳徵不过是取其名而已。从书仪关於通婚书和“六礼”的记载可知，东汉以来大族和朝廷是根据其时需要和实际应用而定礼的，因此与礼经的规定已有很大不同。唐代的婚姻礼俗也主要是继承汉晋南北朝，从更换、折衷古礼内容，到进一步将一些仪目简化、合并。不久前见有学者撰文，对周代是否实行仪礼和礼记所规定的六礼提出质疑，指出西周春秋所真正实行的是所谓“聘”、“纳币”和“逆女”三礼，并爲战国两汉所沿袭，而六礼不过是东汉末年儒者设计的繁琐婚礼模式，西晋以後才成爲帝王婚礼。所说三礼内容与唐代主要行纳采、纳徵和本文下面要论的亲迎基本一致，这说明社会实际生活中的礼俗是相延续的。不过六礼毕竟是公认的古礼正仪，所以至少东晋士大夫已采用含混折衷的说法。唐书仪承袭这一倾向，撰述礼仪也采取了将古“今”、正“俗”相融一体的方式。即一方面以礼经作爲纲领指导，使当时所行礼仪尽量用礼经来约束和规范；另一方面立足於当代，在套用和照般礼经词句的同时，更多展示地却是吸收大族家法而变革了的制度和民间实用性的内容。结合书仪与其他史料，给人的印象是中古婚姻礼俗的变化实可谓“旧瓶装新酒”，而礼与俗其实也是不可分的。三、亲迎的程式和“男到女家”纳彩纳徵确定了婚姻关系，再经过占卜和商量吉日的“请期”，婚礼便到了“亲迎”的高潮。亲迎一般是男方到女家迎娶，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男女两家都有各自的节目。首先是亲迎之前的祭祖。这一程式开元礼称爲告庙，是吉凶书仪中“嫁娶祭文”的由来。嫁娶祭祖也是古制，礼记曲礼上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书月日以告君，斋戒以告鬼神。”据卷的“成礼法”，男家斋祭先人的仪式在亲迎以前举行，於中庭置席安祭盘，宣读祭文，将某子年已成立，要迎娶某氏成礼的情况“昭告先灵”，大约意在对祖先有个交代。“三献讫，再拜，辞先灵了，即於堂前北面辞父母，如偏露，微哭三五声。”女家祭祖和宣读祭文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周一良先生指出卷和张敖书仪因保留了告庙的具体内容，而爲开元礼补充了细节。书仪说明“亲迎用昏”，周一良先生也指出唐代礼制是“婚合以夜”。但是酉阳杂俎贬误称：“礼，婚礼必用昏，以其阳往而阴来也。今行礼於晓祭，质明行事。今俗祭先又用昏，谬之大者矣。”可见中晚唐以後婚礼也有在早晨的，甚至影响到告庙的具体时间也不一致。开元礼卷一二三三品以上婚规定“婿之父、女之父各服其服，告於祢庙”是在亲迎“其日大昕”也即旭日初升之时，书仪祭文说是“礼就朝吉，设祭家庭”，又紧接着祭後“父告子：自往迎汝妻，承奉宗庙。子答约：唯，不敢辞”之下，就是“再拜而出，往达妇家门外”；可以推测大概和开元礼相同。因爲祭告後还有到女家和在女家的节目，接回到家再行婚礼也就是晚上了。但是张敖书仪有“成礼夜儿家祭先灵文”，则祭告是在亲迎之夜，似乎合于段成式所说“俗祭先又用昏”。两者时间似乎相反，但总之告庙是在亲迎之前。与此不同的是司马光书仪亲迎无先告庙礼，告庙礼是在纳采之後。其书卷三於纳采条下略曰：“前一日，主人以香酒脯醢先告於影堂。主人北向立，焚香酹酒，俛伏兴立，祝怀辞。由主人之左进，东向，搢笏出辞，跪读之，曰：某之子某敢告祝兴。主人再拜出，撤，关影堂门，乃命使者如女氏。”而女方也有“某之女某将嫁於某氏”的告庙辞。其中主人即男方或女方家长。而“俛伏兴立祝怀辞”中的“祝怀辞”乃是“以家之子弟爲之，後准此辞爲写祝文於纸”，显然也即张敖书仪所见的“祭先灵文”。司马光注文并说明：“士婚礼无先告庙之文，而六礼皆行之於祢庙。春秋传郑忽先配而後祖，陈钺子曰，是不爲夫妇，诬其祖矣。楚公子围娶于郑，曰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然则古之婚姻皆先告于祖祢也，夫婚姻家之大事，其义不可不告。”是司马光以左传记事正仪礼，故祭祖时辰与传统不同。男子出发到女家後要向女父行拜礼并举行“奠雁”之仪。而在奠雁仪式结束後，便可以“遮女出堂”，在父母的一番嘱咐下，由男方接走，举行婚礼，也即在“青庐”中举行“合卺”之仪。而在亲迎和举办婚礼过程中又有不少插曲花絮。如女婿到丈人家有所谓“下婿”，即俗所谓弄女婿。新妇上车以後，又有前揭唐绍所说娘家亲邻“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的“障车”。等到行合卺礼时又有去花、去扇、去襆头等节目，娶妇之家也有弄新妇之俗，而无论是哪一个环节都有诗文对答凑趣。不过民间的有些婚俗後来就弄成一些低级趣味，以致影响宫廷。所以册府元龟卷五八九掌礼部奏议一七记德宗时礼仪使顔真卿奏改某些婚姻陋俗，便称“故事：朝廷三品以上清望官，定名赴婚会，谓之观花烛；又有障车、下婿，及咏扇之诗，非宜也，请皆去之”。咏扇，唐会要卷八三嫁娶作“却扇”，称郡县主婚行拜舅姑和婿之伯叔兄弟姊妹礼後，“便赴光顺门谢恩，婿之亲族，次第奉谢讫，赴十六王宅观花烛。”知所谓观花烛与郡县主婚嫁有关。但观花烛很可能就相当於世俗所谓弄新妇。其内容可能也包括却扇。张敖书仪记在合卺礼後，“女以花扇遮面，傧相前咏除花去扇诗。”但是书仪却说是在婚姻成礼的次日晨拜舅姑之後，“引新妇入房，舍钗花。宾客诸亲，聚集坐定，量分新妇出扇，在庭前正南立，拜见宾客。拜一人，诸亲长宿遣宣言一人于新妇前，可行一二步，侧立曰：诸族亲：新妇新妇，可谓高门贵族，积代人伦，令淑有闻。退席还房，新妇更设日拜，回返入室。”两者时间不同，但提到了新妇“出扇”和有一人唱念打油诗的情况，我怀疑顔真卿所说却扇就是这样的场景，是当着衆人面的。因爲却扇显然和障车、下婿作诗一样，是衆人集合在一起调笑新郎新妇的行径，却由於常常弄得不成体统，所以才被顔真卿用“伏以婚礼主敬，窃恐非宜”的名义奏改取消。对於以上奠雁、青庐“合卺”之制以及婚礼过程中的细节民俗，周、赵二文大都作过详细讨论，本文不拟重复。但是有些问题尚须结合书仪进一步探讨。例如书仪所反映的婚姻形式，一种固然是男娶女嫁，亲迎以後都在男家。书仪即明确说婚礼是要在“父诫女曰：敬之慎之，宫室无违。母诫女曰：敬之慎之，夙夜无违”也即进行婚前教育以後，“引女出门外，扶上车中。举烛，整顿衣服。男家从内抱烛出，女家烛灭。扶妇下车，於门西畔设同牢盘。”这种婚姻形式比较传统。但是同卷书仪解释“妇人书疏”时也提到“近代之人，多不亲迎入室，即是遂就父家成礼，累积寒暑，不向夫家”，和“妇人虽已成礼，即於夫党元不相识”的问题。周一良先生文中曾因此结合传世小说游仙窟等指出唐代婚礼有“男到女家”的另一种婚姻形式，并认爲敦煌下女夫词描述从新婚扣门到婚礼过程各细节结束，“整个婚礼过程都在女家，丝毫不见男子亲迎，新妇到男家交拜合卺的痕迹”。那麽这种“男到女家”的婚姻形式在书仪有否反映呢？值得注意的是张敖书仪在“成礼夜儿家祭先灵文”和男儿“三献讫，再拜，辞先灵了，即於堂前北面辞父母。如偏露，微哭三五声”接下曰：“即侍从傧相引出，向女家戏舞，如夜深即作催妆诗”。这里催妆诗明显是在女家作，本是催女妆扮行礼起程的。但“夜深”应当是成礼入青庐的时候，即使如段成式所说是“质明”举行婚礼，则夜深似也不应当还在女家。进一步引起疑问的是书仪下面的“女家铺设帐仪”，说明“凡成礼，须於宅上西南角吉地安帐，铺设了，儿郎索果子金钱撒帐，呪愿”云云。此处之安帐，固即前所谓青庐。周一良先生解释书仪此处记载，指出酉阳杂俎贬误中关於礼仪紊乱、不合制度的几条中有“铺母卺童”一语，认爲“铺母当指婚礼前一天到男家铺房亦即铺设房幄的妇女”。据司马光书仪，女家具物派人去男家铺设有特别意义。其书卷三於“亲迎”条下称：“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张陈其婿之室。”并注曰：“俗谓之铺房。古虽无之，然今世俗所用，不可废也。床榻荐席椅桌之类，婿家当具之。所张陈者，但毡褥帐幔帷幕之类应用之物。其衣服袜履等不用者皆锁之箧笥，世俗尽陈之，欲矜夸富多。此乃婢妾小人之态，不足爲也。文中子曰：昏娶而论财，鄙俗之道也。夫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後世也。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至於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女者。”由此而言之，铺房之俗与纳财礼相对，实际是女家爲展示嫁妆摆阔，“矜夸富多”之意，难怪段成式酉阳杂俎不以爲然。总之“女家铺设帐仪”应分两步骤，即首先是铺设也即周先生所说的铺房，然後才是撒帐。但张敖书仪对於铺房没有细说，似乎并不着重於铺的过程，更没有显示是由女家到男家去铺设房幄，反而是在祝愿语之下，便有“撒帐了，即以扇及行障遮女家堂中，令女婿傧相行礼。礼毕，升堂奠雁“诸语。这个紧接的过程说明，撒帐的“帐”也即安於宅“西南角吉地”的帐是在女家而不是男家。张敖书仪关於这方面的第三点疑问是不但在“奠雁讫，遮女出堂，父母诫之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後直接叙“同牢盘，合卺杯，帐中夫妻左右坐”的合卺礼，中间不再有迎回男家的过程；而且述合卺礼本身又有：“令童子对坐，云：一盏奉上女婿，一盏奉上新妇。如女婿饮酒，女家人制之三酌。三制讫，则女婿起。侧近脱礼衣冠，清剑履等，具襴笏入去扇讫，女婿以笏约女花钗，于傧相夹侍俱出，去烛成礼。”整个过程，女方只有一次被称爲是“新妇”，而男方则多次被称女婿，且特别提到饮酒由女家人“奉之三酌”，是仍然以女家爲主，男家爲客。所以书仪虽然下面也引礼记说，“嫁女之家三日不熄烛，心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动乐，思嗣亲也”，把婚姻说成是嫁女取妇，但其描述的婚礼给人印象仍是在女家而不是男家。婚姻的举办爲什麽会在女家呢？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与赘婿的风俗有关。赘婿在唐朝并不少见。太平广记卷三一五吴延瑫记广陵豆仓官吴延瑫家爲弟求婚，有张司空女托邻媪议婚，并具酒食请延瑫妻。“女即出红罗二匹曰：以此爲礼。其他赠遗甚多。至暮，邀邻媪具归其家，留数宿。谓媪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日皆吴郎所有也。庭中系朱鬣白马，傍有一豕，曰：此皆礼物也。厅之西复有广厦，百工制作必备，曰：此亦造礼物也。”赘婿使得一些本来应在男家进行的事，包括财礼就由女家备办了。而如果是这种情况，上面所说用铺帐来显示女家之富大概也就不必要了。另外据知东汉魏晋之际，还有一种男到女家的情况，这就是通典卷五九嘉礼四中所记当时流行的“拜时婚”。陈鹏中国婚姻史稿根据杜佑所说，解释爲“拜时，可称简易结婚，其制以纱縠蒙女首，送至婿家，婿亲发之，男女交拜讫，并拜舅姑，便成伉俪，此制蒙于东汉，至魏晋而盛”，是故然也。但古礼嫁娶有时，遇到丧事或者因成婚之年不吉等原因却不能大事铺张地婚娶，拜时婚就是遇有这种特殊变故而采取的变通之法。艺文类聚卷四载刘恢与范注论婚事曰：“礼无拜时，拜时出於末世耳。将以世族多虚，吉事宜速，故以好岁拜时，新年便可婚也。”通典前揭卷已拜时而後各有周丧迎妇遣女议一节称东晋废帝太和中，因“功曹魏隲周丧内迎拜时妇，乡曲以违礼讥之”问题，谢奉与郄愔笺称：“夫拜时之礼，诚非旧典，盖由季代多难，男女宜各及时，故爲此制，以固婚姻之义也。虽未入婿门，今年吉辰拜後，岁俗无忌，便得以成妇迎之，正以策名委质有定故也。”与上所说义正同。谢安也议曰：“拜时虽非正典，代所共行久矣。将以三族多虞，岁有吉忌，故逆成其礼。”“三族多虞”就是指父母妻族中有丧事。由於当时士人中既有嫁女拜时，也有娶妇拜时的，也即男家、女家有丧的情况都有，所以有时会有到女家成婚的情况。但这种婚礼并不是男子真的不亲迎，而是先由男子到女子家行交拜之礼，然後等到适当时候再去迎娶。通典同卷拜时妇三日妇轻重议“自後汉魏晋以来，或爲拜时之妇，或爲三日之婚”的“三日之婚”和谢奉“虽未入婿门”云云均指此也。拜时、三日的说法虽然都不见於古礼，对於这种服丧期间的成婚世俗也议论不一，但是王肃、锺毓、毓弟会、陈群、群子泰等礼家却都取赞同态度，说明魏晋之礼更重人情。拜时婚的婚姻形式可能啓迪了後世的“借吉成婚”，不过据杜佑说，“宋齐之後，斯制遂息”，是唐朝已经没有。所以以上张敖书仪对於婚礼模棱两可的含糊记载，可能还是与赘婿有关。它进一步说明男到女家的婚姻形式是存在的。特别是这件书仪出自归义军河西掌书记张敖之手，应很能适应敦煌地区的民俗，而此点与敦煌所出下女夫词也是相应的。但是这些内容与书仪上面由男方纳采送通婚书的情况却很不一致。那麽，爲什麽书仪本身会有这种模棱两可、前後矛盾的内容呢？我以爲应与它的来源有关。张敖在序言部分特别说明，他的书仪是从郑余庆元和新定书仪采其的要，编其吉凶”而来。我们不能想象，原来出自中朝、并刻意用“士大夫之家吉凶轻重”校正民间礼仪的郑氏书仪是以“男到女家”作爲婚姻正统来宣传的。所以，张敖在纂集书仪的过程中可能既吸收了原书仪中男家纳采送通婚书的内容，使之符合古礼和儒家传统婚式，又由於结合敦煌地区的需要，将婚礼实际设计在女家，使得这种含糊其辞的说法在两种婚姻形式下都可以使用。四、拜舅姑礼在朝廷的落实和母系意识的消亡婚姻如果是男到女家，那麽有些原在男家的仪式自然就会省略。如所说，妇女如“就父家成礼”，其结果必然是“累积寒暑，不向夫家，或逢诞育男女，非止一二，道途或远，不可日别通参舅姑”，这样古礼经所规定的新妇拜舅姑之仪当然也无从实现。拜舅姑要在婚礼次日晨。在行合卺礼及“引妇入青庐”下记此礼曰：“至晓，新妇整顿钗花，拜见舅姑大人翁于北堂南阶前东畔铺席，面向西坐；妪北堂户西畔，面向南坐；新妇在中庭正南铺席，面向北，立中庭近东，铺席，面向北，立中庭近东铺”庭置脯机及果各一。令新妇直北质方行，先将脯合大人翁前，再拜讫，互跪，献脯，合向本处。大人翁寻後答，再拜。新妇又将果合质方行，至大家前再拜。互跪献果，廽向本处。大家寻後答，再拜。”根据礼经的规定，妇女在拜舅姑後便正式成爲男家的一员，拜舅姑和如果舅姑已死的三月“庙见”意义等同，所以拜舅姑是很重要的一项礼仪。